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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介紹的是1957年針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異見人士的政治運動。關於1959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政治運動，請見「反右傾運動」。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於1957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是在「整風運動」過程中又掀起了「反右運動」[6][7][8]。「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整風，「反右運動」主要結果是給中共黨內外大量人員任意劃定了「右派」身份[8][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動並主導了反右運動，而鄧小平、彭真等中共高層也參與其中並扮演了重要角色[8][10][11]。但由於種種原因，反右運動被嚴重擴大化了。[12]
在反右運動中，按照中共官方在撥亂反正時期的統計數據，全中國大陸有55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1][13][14]，包括「三錢」之一的錢偉長[15]、知名經濟學家顧准[16]、以及後來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17]，等等。而據解密中央檔案，全國實際劃出右派分子超317萬人，還有143萬餘人被貼上「中右分子」的標籤而遭到批鬥和迫害[2][3][4][5]；此外，還有許多人被劃作「內控右派」、「疑似右派」、「右傾」等[3][13][18][19][20]。反右運動期間，被迫害的對象輕則遭撤職降職、開除黨籍團籍、被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進行勞教或勞改，重則開除公職、集中關押、判刑收監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殺、被處決或受折磨而死[1][3][6][21][22]。據不完全統計，反右運動造成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23]，而自反右運動起「右派」被歸為「黑五類」[24]。
反右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該運動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極大打擊，更因公器私用的利慾導致了諸多冤假錯案的產生[6][7][25][26][27][28]。此後，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甚至是毛澤東一人獨裁的時代，民主政治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為中國大陸此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爭議巨大的政治運動埋下了禍根[3][7][26][28][29]。
自1959年起，中國大陸政府曾分批給「錯劃右派」者予以「摘帽」，但此後因文革而中斷[30][31]。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了撥亂反正並開始改革開放，承認在反右運動的執行過程中犯有「擴大化」的錯誤（稱「反右擴大化」）[6]，在全部摘帽的基礎上對絕大多數右派及「中右分子」實行平反[30]，但最終有96人成為未獲改正的右派（「維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其中中央5人、地方支部91人[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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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談話，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可是到了1956年10月，正好匈牙利十月事件發生，毛澤東對於政權恐怕不穩固感到擔憂。同年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36]。
從1957年春開始，很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領導人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鼓舞下暢所欲言，批評的嚴重令毛澤東感到意外[37]:38。毛澤東怒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資本家雖然已被消滅，但他們還是脫不掉自己之階級本性[37]:38。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38]。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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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一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台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共產黨認為該言論出自章伯鈞[39]）；「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台」[6]，「一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40]，各個民主黨派，都有首腦人物向中共提出，既然是共同執政，中共有自己的武裝部隊，那麼民主黨派也要有自己獨立的武裝部隊等等。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政治中的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曾表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41]」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42]。
1957年6月1日，儲安平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批評中共存在黨天下思想[43]。1957年6月6日，毛澤東閱讀陸定一呈送的《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簡報中提及北京大學有學生寫文章表示中共黨中央已開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而在當天下午舉行的黨外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盧郁文當眾宣讀自己收到的匿名恐嚇信，恐嚇信作者在信中表示「我不理解有人為什麼只許說反面話不許說正面話，對講了正面話的人就這樣仇視」、「我們應當深思，我們對共產黨的批評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出發？要到什麼地方去呢？」李仲公也表示，自己因為批評了對中共提意見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匿名恐嚇信。同樣在當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6月7日，毛澤東在會見胡喬木和吳冷西時表示，盧郁文收到的匿名恐嚇信，給自己提供了一個反擊右派的絕好機會。毛澤東還表示，自己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發動反擊右派鬥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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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45]，其中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當天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提到給盧郁文的匿名信表明有人試圖借整風運動進行階級鬥爭，並指出「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44]。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46]一文，6月12日批發全黨。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颳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向頂點[40]。」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同年7月1日，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47]，其中寫道：「民盟在百家爭鳴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整個春季，中國天空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註：指章伯鈞、羅隆基）同盟……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40]。」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既然他的言行同黨外右派份子一樣，就沒有理由不根據一視同仁的原則，把他同樣劃為右派份子，並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因為這種黨內右派份子，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對那些同黨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 決不應該因為他們是黨員而有所寬容，決不應該漏掉真正的黨內右派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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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其中包括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 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 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 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 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主要政策的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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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它後來被中國共產黨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完全錯誤，撥亂反正至改革開放後，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分子[4][32][33]。但中共承認在反右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的問題，即「反右擴大化」[6]。故整場運動中不談是非對錯，僅從所謂「極少數」的未獲改正的右派數量來看，就被錯誤擴大化超5,700倍、錯劃比率達99.99%[1][4]。「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48] 實際操作中，許多人僅僅因為發表過「錯誤」言論而被劃分為右派[49]。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2,973，其中改正了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但學界認為此人數統計低於實際人數[1][14][19]。據解密的中央檔案顯示，全國實際劃出右派分子超317萬人，還有大約143萬餘人被列為「中右分子」（即中間偏右，類似「候補右派」）[2][3][4][5][48]。此外，還有「內控右派」、「右傾」、「疑似右派」等各類劃分[3][13][18][19][20]。中共官方承認[6]：
由於斷定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從而又導致了對他們的處罰過於嚴厲。凡是共產黨員的全部開除出黨，半數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職，相當多的人被撤職、降職、降薪，或被遣送勞動教養，或被監督勞動。少數在原單位留用的人也都學非所用，用非所長。不少人甚至家破人亡。使一大批無辜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屬遭受長期的委屈和打擊，失去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應有的作用的可能。這不僅對他們是極大的不幸，也是國家和民族的一場災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社會政治傷痕。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曾對右派分子進行分類：「作為右派的主體，我認為主要是這樣幾部分人：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第二是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的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分子；第三類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第四呢，是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界的領導和著名文藝家；第五類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學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國當時和未來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了中國。從此中國的民主黨派徒有虛名，完全淪為中共的附庸和政治花瓶，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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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反右運動逐漸停止。
1959年，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而遭到毛澤東的批判，引發了中共內部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及其支持者的「反右傾運動」，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300多萬人[50][51]。
1957年7月18日，毛澤東在青島會議期間的講話中提道[56][57]：
（談到打右派）北京打擊了一千五、全國要打出十個北京來。大樹是有根的。 （談到區、鄉、社整風問題）每個五年計劃搞兩次整風，一大一小。...... 整風範圍擴大，黨、團、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工商聯，學校，藝術界，經濟事業機關，合作社都要整。除了少數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 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調皮再給戴上。搞個勞動教養條例。死刑不要輕易廢除。地、富、反革命的選舉權，不要給得太早了。不搞大，只搞小，這些關口要卡住。唐僧這個集團，豬八戒較簡單，可以原諒；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反右傾思想，右派，極右派，合乎人情，順乎天理。各省市對民主黨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斬。
同年7月23日，鄧小平在其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關於右派問題，「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再說」，「但要積極做準備工作，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58]。7月2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核批准[59]。8月4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這個決定，同時發表社論解釋[60]：
對於這些壞分子，一般地用說服教育的辦法是無效的；採取簡單的懲罰措施也不行；在機關、團體、企業內部也決不能繼續留用；讓他們另行就業又沒人願意收留他們。因此，對於這些人，就需要有一個既能改造他們，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辦法。根據人民政府長期的研究和考慮，把他們收容起來，實行勞動教養，就是最適當的也是最好的辦法。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人民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譬如林昭[61][62]，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9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被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3][13][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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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後，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中共也不再允許來自黨外的批評，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也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造成了理論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63]，實際上是一黨專制，以及毛澤東一人獨裁的局面。[2][3][6][26]
經過反右運動後，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掛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它標誌着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內中國大陸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
自此，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造成一人專政的局面。反右運動中的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7][25][29][64][65]。在接下來的大躍進運動中，反右運動為有效地消除了中共可能面對的來自黨外或者農業專家的反對的聲音，而大躍進運動則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直接原因[7][29][65]。也有部分學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與反右運動有直接關係[25][64]。
反右運動起，「右派」被歸為「黑五類」分子[24]。1959年9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決定在新中國建立十周年的時候，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人數「以控制在全國右派分子的20％左右為好」[66][67]。官方數據顯示，1959年到1964年間，先後有大約30餘萬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這些人被稱為「摘帽右派」[30][31][67]。但此後摘帽工作陷於停滯，直至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結束[30]。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着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67]。撥亂反正期間，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的教師編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作為社論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這兩篇文章在全中國大陸取得了空前的反響，宣告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調任中組部部長。1978年春，統戰部、公安部、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東煙臺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在煙臺會議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幹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於右派的冤假錯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終保守派的意見佔據了上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覆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1978年5月2日，上海市對本市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471人全部摘掉了右派帽子。[68]
煙臺會議後，胡耀邦繼續推動對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因該文件編號為[1978]55號，有被簡稱為「55號文件」）的通知中指出：「對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方針。已經發現錯了的，儘管事隔多年，也應予改正。」相比於5個月前的請示報告，實施方案對落實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實施方案指出：「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1978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轉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統戰部、公安局、勞動局、民政局關於貫徹中共中央《貫徹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的通知的實施意見，要求各單位做好改正工作。1979年，中共上海市委先後批轉市委統戰部等5部門《關於錯劃右派改正後若干具體問題處理意見》和《關於對「中右分子」審查安置等問題的批覆》等文件。到1980年9月，複查改正工作基本結束，上海市共改正16,297人（1957年後，機構及人員變化很大，該數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上海市的與仍屬上海市管轄的人員中的複查改正數），其中市級愛國民主人士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有106人，改正104人（彭文應、陳仁炳2人未被改正）。[69]
至1981年，在全面複查的基礎上，對錯劃右派的改正和落實政策工作全部完成：全國共改正錯劃右派54萬多人，占原劃右派總數的98%；此外，對被劃為「中右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的31.5萬人，也一律給予平反[30][68]。最終，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4][32][33]。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70]。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在運動結束後，除了少部分被開除出隊，全部進行經濟處理。從發給每月十來元基本生活費到連降幾級工資，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經濟都受到重大打擊。家人因被牽連無法獲得安排工作，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長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子女在升學就業受到政治歧視，教育程度很少超過初中。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後對錯劃右派分子改正時，並沒有給與經濟補償或賠償。
- 右派平反過程中下發的部分文件
-
經由11號文件和55號文件所下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通知書。 -
經由55號文件所下發的改正通知書。 -
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後，撤銷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處理，恢復政治名譽和工資待遇的通知書。
1978年，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發佈《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對確實劃錯了的，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71]
撥亂反正時期，至1980年剩下5,000餘名右派，即當前還「未獲改正的右派」[72]。最終，根據中共中央的資料，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計96人未被改正[32][33][4]。
- 撥亂反正期間，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五中全會於1980年2月23-29日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講話時說[73][74]：
「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
- 1980年3月，鄧小平在討論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說到（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0][75][76]：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能改正。但是，對於沒有錯劃的那幾個原來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到[10][77][78]：
「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談論有關八六學潮的問題時再次提及此事。他說（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79]：
「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
-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秘書長劉政認為[26]：
「正當人民代表大會建設和工作健康發展之時，1957年夏季掀起了一場反擊右派的政治運動。從此民主政治建設的良好開端和有益探索中斷了。人民代表大會建設和工作受到嚴重損害。」他認為，「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實行反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於對右派分子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加上採取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鬥爭的方式，而不是主要依靠法制去進行，這就使這場鬥爭嚴重的擴大化了。......由於反右派鬥爭極嚴重地擴大化，同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以造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的主觀願望相反，給國家的政治生活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人民代表大會建設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嚴重損害。」
-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提到[80]：
「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
- 新華社原副總編穆廣仁認為，「反右運動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藝術界學術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毀了建設祖國急需的大量知識分子的前途，給中華民族、給共和國帶來沉痛的國殤。但它更加深遠的影響，是鑄成了階級的（嚴格地說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黨專政和領袖專政。」[2][3]
- 中共中央黨校原科研辦公室主任杜光認為，反右運動是「中國民主革命力量與新專制主義政權的第一次對決」、「是一場專制統治者為了撲滅民主力量而有意挑動起來的民主革命」。杜光認為，「當時，民主力量面對的是一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專制暴君。他仗恃着高度集權的政黨和一黨專政的國家機器，從誘使知識分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通過「整風」運動，一步一步地把知識分子推向「鳴放」的高潮，然後「聚而殲之」，把足以威脅專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網打盡。」而作為結果，反右運動「摧毀了中國的民主力量，造成了中國民主革命長達20年的沉寂。」[81]
- 徐賁教授認為，「在1949年以後發生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可有說是留下最深、最持久社會創傷的兩次災難。」[28][82]
- 學者高伐林認為，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精英的精神摧殘和扭曲、對中華民族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造成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元氣大傷，陰影籠罩幾代人」。[27]
- 學者朱正認為，「當年『右派分子』發表的言論，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法治的、民主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這些主張，如果1957年不是橫加批判，而是認真聽取，採納其中可以採納的部分，那麼，後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道德面貌都會有很大的不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會發生，這幾十年的歷史就會是另一番面貌 。既然「反右派」運動將這些言論作為打擊對象，那就不難判斷，這場運動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是必要的還是有害的。」[25]
- 學者劉賓雁認為，「反右派運動，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歷史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報復。二十餘年來連篇累牘的批判知識分子之軟弱的文章，忽視了一個巨大的事實，那就是廣大工農群眾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為毛澤東暴政的強大後盾......」[83]
- 學者傅國涌認為，「如果說，毛澤東是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鄧小平則是反右運動的前線總指揮、具體實施者，他的頭銜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因此，我們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號文件雖決定為錯劃的「右派」改正，卻最後保留了幾個標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確性」、「鄧小平心中一直有個揮之不去的『反右』情結，這件事的決策者雖是毛，而他本人就是執行者，他連毛都不願否定，何況否定自己。」[10]
- 《美國之音》認為，「就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人數來看，反右鬥爭成為中國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尤為不及的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鎮壓活動」、「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致命一擊，使得幾十年後這兩個群體基本上處於『集體失聲』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和中國後來發生的一系列災難，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14][84]
- 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提到，「當然，我實際上清楚地懂得『百花齊放』意味着什麼。它的意思是在文化和藝術領域讓各種不同傾向發展。但現在已很清楚這一口號只是一種挑撥，倡導它是為了讓人們更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從而剪除那些具有異色異味的花，並把它們踩入泥土。 」[85]
- 在中國居住十八年的日本共產黨黨員川口孝夫認為，「『整風』初期宣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然而等到讓人們充分發表意見後，負責此項運動的人就將當事人所發表的意見整理成材料，並將其定為『右派』。無論如何，當事者無法抹去蒙受欺騙而遭暗算的感覺。以後的運動大都蹈襲這種方法，並且愈演愈烈……從這時候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民主制度開始逐步喪失。」[86]
- 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認為：「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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