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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批鬥，在目前的漢語語境裏，常指中國共產黨主導和推廣的一種群體政治運動形式，可理解為讓公衆對某些違反既定思想者所開展的「批判」加「鬥爭」。「批鬥」可對被批鬥者及親友帶來嚴重的精神侮辱，肉體折磨，甚至抄家對其資產進行暴力破壞，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時期到達頂峰[2][3][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建立前，中共在其統治區內實施土地改革運動時就鼓勵農民針對地主進行批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批鬥者常把其認為有違毛澤東思想及意旨的人或事公開，亦有同事甚至家人之間互相舉報，然後進行批判，當中包括文字批評、公開侮辱、傷害肢體等，甚至殺害[2][5][6][7][8]。受批鬥的對象有時包括父母、親人、朋友、老師等，導致人際關係及社會道德崩壞[5][9][10][11][12]。批鬥通常以團體形式進行，例如舉行批鬥大會或「鬥爭會」，而具體鬥爭方式常包括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噴氣式」、言語或肢體攻擊，有時伴隨着抄家和對相關文物古蹟的破壞（如曲阜孔廟）[3][7][8][13][14]。
一些評論認爲，自習近平2012年底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執政以來，文革式批鬥在中國社會出現回潮，主要體現為網絡上對部分人士的大規模言語攻擊，以及政府主導的全網抨擊甚至封殺[15][16][17][18][19]。
早在1940年代國共內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控制區內，中共主導的土地改革運動過程中就鼓動農民對地主進行批鬥，也被稱為「鬥地主」[20][21][22]。據學者研究，在土改初期，在大多數地方，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融洽，並沒有中共宣傳的那樣嚴重，因此中共鼓動農民舉辦「鬥爭大會」進行「訴苦」，以塑造階級意識，即「訴說自己被階級敵人迫害、剝削的歷史，因而激起別人的階級仇恨，同時也堅定了自己的階級立場」[22][23][24][25][26]。此後，農民在分得土地的同時，土改中的暴力事件亦愈演愈烈，仇恨升級，在各類批鬥大會上，地主常被帶高帽、掛牌子、遊街，遭到人格侮辱[23][25][24]。批鬥等暴力事件進一步引發對地主階級以及家屬的大規模殺戮，導致了大量人口遭處決或自殺，至1953年土地改革運動基本結束時[27]，中共官方數據顯示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約7億畝土地，與此同時據不同學者估計土改造成的死亡人數約在100萬-500萬之間[24][28][29][30]。
1957年，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在中國大陸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中共黨內外有大量人員被任意劃定了「右派」身份，遭到迫害和批鬥[31][32][33]。按照中共官方在撥亂反正時期的統計數據，反右運動期間中國大陸共有55萬餘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許多「右派」分子遭到反覆批鬥[33][34][35][36]。而依據已經解密的中共檔案，實際有317萬餘人被劃為右派，還有大約143萬餘人被列為「中右分子」[37][38][39]；此外，中共黨內於1959年發起的「反右傾運動」使得300多萬名共產黨黨員和幹部亦受到批判，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40]。其中許多人在遭到批鬥後，被處以黨內或行政處分，或遭到嚴格控制使用[37][41]。
1963年，毛澤東等人在中國大陸發動了「四清運動」，常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42][43][44]。在該運動過程中，許多人士遭到迫害批鬥，還有學者認為，四清運動「桃園經驗」中出現的所謂「燕飛」批鬥方式，後來演變成了文革時期的「噴氣式」批鬥[45][46][47][48]。另據相關研究人員，四清運動期間共有77,560人被逼死，城鄉共有超過530萬人遭到整肅[46][49]。
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及七千人大會（1962年）之後，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務[50][51][52]。為了打擊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敵、奪回權力，以及出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原因，毛澤東等人於1966年發動並領導了文化大革命[53][54][55][56]。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將時任學校副校長卞仲耘打死、將副校長胡志濤打成重傷，而卞仲耘也是第一個在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2][57][58][59][60]。北京「紅八月」期間，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全國逐漸陷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對學者及知識分子等實施暴力行為[2][5][61][62]。其中，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與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的對話，強烈暗示了暴力的「合理性」、「合法性」[2][5][63]。8月22日，毛澤東更以批轉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發出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明文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64][65]；隨後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也提出要保護紅衛兵、不要拘捕，從而為全國紅衛兵更大規模的打、砸、搶、抄、抓等行徑提供了政治保護及政策保障[59][60][62]。
「批鬥」行動主要發生於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經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肯定和默許，多由其支持者組成的紅衛兵、造反派等執行[6][62]。被批鬥對象無具體定義，但常包括：當時的政府官員幹部、前中國國民黨黨員、知識分子、地主、商人、道士、和尚、修女、教士等，甚至被後世統治者尊為「萬世師表」的孔子（「批林批孔運動」）[2][7][8][14][67]。被批鬥對象有時甚至包括父母、親人、朋友、老師等，導致親友反目[5][9][10][11][68][69]。
文革期間，中共中央當權派也遭到批鬥，包括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十大元帥」中的彭德懷和賀龍（「賀龍事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等等[67][70][71]。其中，鄧小平被打成劉少奇之後的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造反派開列了鄧小平的「十大罪狀」，包括：1. 作為黨的總書記有擅權的行為；2. 批判個人崇拜有褻瀆毛澤東的權威；3. 在1961年召開的一次黨的會議上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在農業政策中提出「白貓、黑貓能逮住耗子就是好貓」的口號；4. 1963年鼓吹要搞科學技術職稱和學位；5. 通過1961年的高教六十條「削弱黨的領導作用」，等等[70]。
宗教人士和有信仰的人士也是文革期間遭到廣泛批鬥的對象之一[3][72][73]。哈爾濱極樂寺是東北三省四大佛教寺院之一，1966年8月24日被大群紅衛兵搗毀，紅衛兵給佛像戴上高帽子示眾批鬥，並將那些無法搬來示眾的佛像就地砸毀，紅衛兵還勒令僧人們舉着「什麼佛經 盡放狗屁」的大橫幅在寺院門前示眾[74][75]。1966年8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範學院等校的紅衛兵砸了徐家匯天主堂，並對教會的主教等神職人員進行批鬥，他們被戴高帽子、被掛牌子、被遊街、被毆打，紅衛兵還把痰盂里的髒水倒在他們的臉上和身上[72][76]。1966年8月24日，北京「紅八月」期間，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等十餘所中學的紅衛兵，批鬥了位於市中心東單三條的瑪麗亞方濟格修女會的8名外國修女，以及那裏的其他中國人，修女們被強迫彎腰90度做「認罪」姿勢，此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佈驅逐出境[3][72][77]。
此外，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視為「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遭受到廣泛的迫害和批鬥[78][79]。據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回憶，文革時期「白天養豬、修豬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時間進行科研[80][81]。數學家陳景潤文革期間曾被關押、受到批判，他的研究草稿和手稿被批鬥他的人毀壞，他自己也被迫整天跪在毛主席像前請罪，脖子上掛了一個大木牌，上書「現行反革命、臭老九———陳景潤」[82][83][84]。文史類專家如老舍[85]、周作人[86]、梁思成[87]、傅雷[88]、翦伯贊[89]、吳晗[90]等人被批鬥迫害致死。
批鬥通常以團體形式進行，批鬥方式通常包括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噴氣式」、言語或肢體攻擊等，羞辱被批鬥者、剝奪人的基本尊嚴[3][7][8][13][14]。例如，在批鬥大會或「鬥爭會」，紅衛兵常把被批鬥者的頭按下去，彎腰90度角，把其手臂往後揪起來，使其身體成為「噴氣式飛機」的樣子，被稱為「噴氣式」批鬥[3][13][67]。
文革期間被批鬥的對象，一般不止被「鬥爭」過一兩次，據史料記載，1968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經當時「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批准的，針對北京市主要領導幹部和中央部門領導幹部的批鬥大會就有100場，其中批鬥彭真53次、劉仁40次、鄭天翔29次、萬里14次[67]。前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韓作黎被「鬥爭」了400多場，坐「噴氣式」400餘次、被打得昏死過去兩次[67]。
在批鬥過程中，有時還伴隨着對被批鬥者的抄家，以及對相關文物古蹟的破壞[92][86]。譬如，文革期間孔子亦遭到「批鬥」，1974年經毛澤東批准，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93][94]。而在文革早期的1966年，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譚厚蘭即親自率隊200多人前往山東曲阜，與曲阜師範學院的紅衛兵共同成立了「討孔聯絡站」，宣稱要「造孔家店的反」，並召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的萬人大會，孔子墓被剷平挖掘，「萬世師表」牌匾被焚毀、「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95][96][97][98][99]。期間，被摧毀的之前登記在冊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畫929幅，書籍2700餘本，石碑1000餘塊，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餘冊[95][99][100][101][102]。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即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間，受到批鬥和迫害的人不計其數，其中早期較為駭人聽聞的事件包括北京「紅八月」期間的大興事件[103][104]。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出生38天，有22戶被滅族[103][104]。
此外，有學者估計，僅文革初期因遭到批鬥迫害而自殺的就有10萬-20萬人[105][106]。譬如，北京1966年「紅八月」期間：知名作家老舍因在「八二三事件」中遭到批鬥羞辱進而投湖自盡[85][107]；考古學家、詩人陳夢家遭批鬥迫害，自縊而亡，死前說到「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108]；知名作家、魯迅之弟周作人在紅八月期間遭到紅衛兵抄家批鬥後，請求安樂死被拒，於次年因病身亡[86][109]。「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在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並遭到殘酷批鬥，最終於1968年自殺身亡[110][111]。還有許多知識分子文革期間在遭受批鬥迫害後，身心遭受重創，譬如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的葉企孫，文革期間被當作「牛鬼蛇神」遭到紅衛兵批鬥，此後又被關押審查，導致精神失常，患上嚴重丹毒症，在文革結束後不久離世[112][113]。
部分觀點認為，自2012年底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執政以來，尤其是2019年起，中國社會出現「文革式批鬥」回潮，集中體現在小粉紅、五毛黨等人在網絡上對部分人士進行大規模言語攻擊（譬如以「辱華」的名義進行「出征」），或者政府主導下對部分人士進行的全網抨擊甚至封殺[15][16][17][115]。香港輿論亦有類似現象出現[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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