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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造成的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紅八月，本意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8月，也可指文革初期在中國首都北京市發生的一系列屠殺事件，由於這些殺戮主要發生於1966年8月，故稱為「紅八月」或「八月殺戮」[1][6][7][8][9][10]。據1980年官方數據，在1966年8-9月間，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另有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1][5][6][11][12][13]；此外，受到北京市區紅衛兵殺戮的影響，北京大興縣從8月27日至9月1日爆發了「大興事件」，數天內先後有325人遭屠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到絕戶[2][3][14][15]。亦有學者指出，1985年北京市官方統計顯示，屠殺實際死亡人數達10275[5][16]。
1966年8月18日，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紅衛兵受到鼓舞，北京的文革屠殺以及「破四舊」運動逐漸展開[1][2][6]。殺戮方式包括打死、勒死、抽死、踩死、開水燙死、砍頭等等，對多數嬰幼兒則是摔死或踩住其一條腿，劈另一條腿，將人撕成兩半[1][2][3][4]。在此次文革屠殺中，亦有多人因遭到紅衛兵的批鬥和迫害而自殺[6][17]，譬如在針對知識分子的「八二三事件」後，知名作家老舍投湖自盡[18][19]。紅八月期間，毛澤東曾公開表示不要干涉學生文革、並多次接見紅衛兵，而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也提出要保護紅衛兵、不要拘捕[15][20][21][22][23]。但到了8月底、9月初，由於事態嚴重，中共中央進行了多次干預，大屠殺才逐漸結束[22][24]。
紅八月被認為是中國文革期間「紅色恐怖」的源頭，影響了上海、廣州、南京、廈門等地的紅衛兵運動，諸多地區均發生了領導幹部、知識分子、教師、黑五類等被紅衛兵批鬥甚至殺死的事件[7][10][25][26]。上海「紅八月」暴力行為盛行[27]，其中知名翻譯家傅雷夫婦因遭批鬥迫害，於9月3日在上海自縊而亡[28][29][30]。有人將北京紅八月的重要節點「8月18日」（「8.18」）與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開端「水晶之夜」相比較[31][32][33][34][35]，也有人將從紅八月開始的各地文革屠殺與日軍的「南京大屠殺」等行為相比較[32][33][34][36]；此外，在中蘇交惡的大背景下，當時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一些刊物，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同當年希特拉向數十萬支持者發表演講相提並論[37]。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發佈，毛澤東等人在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38][39][40]。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短時間內，由學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蜂擁而起，開始到處批鬥學校領導和教師，黨政機關也開始受到衝擊[41][42][43]。5月底6月初，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等人決定派出文革工作組，前往各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力圖穩定局勢，毛澤東最初表示同意[41][43][44][45]。但到了7月份，毛澤東點評批評劉、鄧，並認為工作組是「起壞作用，阻礙運動」，7月底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1][41][45][46]。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將時任學校副校長卞仲耘打死、將副校長胡志濤打成重傷，而卞仲耘也成為了第一個在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22][47][48][49][50]。同日，毛澤東發表了針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51][52]。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劉少奇在會上遭到批判，林彪接替劉少奇成為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41][53]。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宋彬彬，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之後說了一句「要武嘛」，宋隨後改名為「宋要武」[1][2][50]。但在2014年的一次採訪中，宋否認自己改名為「宋要武」[54]。該事件之後，紅衛兵名聲大振，開始在北京市區內進行屠殺，同時展開「破四舊」，給眾多街道、商店、商標、公共設施等進行改名[1][55]。
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轉了公安部的文件《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7][15][56] 8月23日，「八二三事件」爆發，同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干涉學生文革，支持紅衛兵運動[15][20]：
主要問題是對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要提倡文斗，不要武鬥。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出來，驚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團中央改組，原想開會改組，現在看不准，過幾個月再說。急急忙忙做出決定，吃了很多虧，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為什麼反對不得？我出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寫大字報上街有什麼要緊？外國人照相就照相，無非是照我們的落後面，讓帝國主義講我們的壞話有什麼要緊？！
8月24日，作家老舍因遭批鬥迫害，投湖自盡[18][19]。同日，81歲的知名學者、魯迅之弟周作人被紅衛兵拉到北京八道灣家裏院中大榆樹下，被皮鞭、棍子抽打，進行批鬥，家也被查封[57][58]。此後，周作人兩次向當地派出所遞交「呈文」，懇請恩准他服用安眠藥進行「安樂死」，但無人會理，周作人於次年5月逝世[57][58]。
8月25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成立，由陳小魯（陳毅之子）等人發起，自稱為紅衛兵中的「優秀分子」，開始陸續向外界發放各類《通令》[8][59][60][61]。而在同一天北京崇文區發生了「欖杆市事件」，紅衛兵將其稱為「欖杆市前灑碧血」，引發數千名紅衛兵在欖杆市一帶進行了為期約7天的大屠殺，一條街上的「黑五類」分子基本被殺光[1][2][62][63][64]。在該事件中，8月25日，欖杆市附近廣渠門內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在被紅衛兵抄家、毆打過程中，拿起菜刀抵抗（紅衛兵的說法），被紅衛兵活活打死[1][63][64][65]。此後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指出李文波是「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並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於次日槍決[1][63][65]。此後，周恩來又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人民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63]。
8月26日，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21][66] 此後，謝富治又在幾個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提道，「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着。」[15][21][22] 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的吧？」謝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15][21][66]
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8月27日，「大興事件」爆發，大興縣大批黑五類分子及家屬遭到屠殺[2][66]。北京昌平縣亦發生了類似的屠殺事件，提出「斬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號，連幾個月的男嬰也一併打死，各人民公社間甚至展開了殺人比賽[15][67]。依據昌平區委黨史辦公室編寫的《十年動亂中的昌平》，中越公社派出所8月27日召集的會議上曾經宣讀和印發「西糾」的「以血償血，以命抵命」的傳單，決定27日全公社統一行動[68]。
在8月28日的北京「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慘案」中，北京第38中的紅衛兵在抄家過程中，將黃煒班及其家人、男傭活活打死，並處理了殺人現場，後來受害人的親屬連遺體和骨灰也無法找到[63][69][70]。據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去抄家行兇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63]。
1966年8月底，由於事態嚴重，中共中央開始制止暴力行為[24]。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講話，提道[71]：
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斗，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其靈魂。只有文斗，進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徹底暴露他們的反革命面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斗臭，鬥垮，鬥倒。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組織，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後備力量。
而在同一天，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周恩來都戴上了「西糾」的袖章，照片刊登在了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72][73]。9月3日，考古學家、詩人陳夢家因遭批鬥迫害，在北京自縊而亡，死前說到「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17]。
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用文斗，不用武鬥》的社論[24][74]。此後，中共中央又連續發文、派人制止殺戮，死亡人數開始下降，大屠殺才逐漸結束[22][62]。但與此同時，據學者披露，中央文革小組於9月5日曾發出一期「內部」的「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纍纍》[1][6][17]。根據看到這份簡報的高級幹部說，這份簡報寫道，從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而這份「簡報」將此視為文革的「累累戰果」的一部分[1][6]。
9月15日，毛澤東等人在天門城樓上再次接見紅衛兵[23]。10月1日，部分北京紅衛兵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一起，檢閱廣場上走過的百萬人的國慶遊行隊伍[1][23]。
北京文革屠殺中，紅衛兵的殺戮方式包括用鈍器打死、勒死、用銅頭皮帶抽死、踩死、開水燙死，等等[1][2][6]。而在北京大興縣，殺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用鍘刀鍘死、用繩子勒死，對嬰幼兒更殘忍，除了摔死外，還對部分嬰幼兒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1][2][3][4][75][76]。
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報道，在1966年8-9月間，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其中很多為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另有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1][5][11][12][13][14][50]。也有學者指出，根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加強領導，再接再厲，全面做好二期整黨的核查工作》，北京屠殺事件中的實際死亡數為10,275人 ，另有92,000戶被抄家、125,000戶被驅逐出北京，但老舍、陳夢家等受迫害自殺者並不計算在內[5][16]。
紅八月被認為是中國文革期間「紅色恐怖」的源頭，北京六中的部分紅衛兵曾用受害者的鮮血在牆上書寫標語「紅色恐怖萬歲！」[7][10][25][78][79][80]。此期間的紅衛兵主力多為中國共產黨的高幹子弟，信奉「血統論」，被稱為「老紅衛兵」[81][82][83]。此外，紅八月期間，因父親習仲勛遭到迫害，當時還是北京市八一學校六年級學生的習近平淪為「黑五類」子弟，在學校被紅衛兵毆打、遊街[84]。
此後，紅色恐怖影響了中國大陸的其它地區，包括上海、廣州、南京、廈門等地均發生了紅衛兵打死老師及其它暴力事件[7][33][80][27]。 上海的「紅八月」期間，改名風盛行，破四舊導致大量文物古蹟毀損，黑五類、教職員、宗教人員等遭到批鬥甚至毆打[27]。據不完全統計，1966年9月1日-25日，上海市區489所中學，有361所學校紅衛兵發生打人行為，被打者達1萬餘人，其中11人被打死、961人被打傷[27]。8月底，知名翻譯家傅雷遭到紅衛兵抄家，受到連續四天三夜遭到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迫害，9月3日，傅雷夫婦自縊身亡，死後骨灰一度不敢寫真名[28][29][30]。9月4日，時任上海市長曹荻秋在一個講話上說，「上海的紅衛兵抄了五千家」[27]。9月15日，屬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十六縱隊的北京外國語學校學生11人，帶着照相機和手提擴音器來到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宣稱「北京運動轟轟烈烈，資產階級狗崽子已威風掃地」，與該校紅衛兵一起高呼「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16日清晨，該校紅衛兵營在校園裏貼出「實行紅色恐怖」的勒令佈告，此後共有31名老師遭到批鬥和迫害[26]。9月18日，曹荻秋又在全市區縣局以上幹部大會上提到，上海搜出黃金48萬兩，「是北京的10倍」、「北京好像動得比上海厲害，但上海成績比北京大」[27]。
在紅八月中紅衛兵曾向私房主發出通令，勒令交出私地和城市土地，「收歸國家所有」，當時私人業主們手上的《土地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所有證》是在一種非常恐怖的氣氛下、被逼着交到房管局去的。在北京當時紅衛兵是闖到市民家裏抄家，在老街巷裏大肆虐殺市民，其中就有不少是私房主。在這種恐怖當中的北京，多數業主為了保住性命，被迫向各區的房地局交出房地產證，同時有留下收據。「文革」後政府嘗試修補之前的錯誤，推動歸還當時被迫收繳的業權證明給業主們[85]。但是到了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並同日即時公佈《八二憲法》，當中橫空出世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至此在明文層面上開始轉向「沒收私地」、一步實現城市土地國有化。之後各地逐步拖延歸還業主業權證明和改變政策方向，其中在上海市政府批轉市建委《關於加強城市土地管理工作的請示》中就規定：「自憲法公佈之日起，本市城市土地已全部歸國家所有；私有土地產權證件一律作廢；原私地租賃關系自然終止。」[86] 國土管理局於1990年回覆法院的信件中將私人地權編造成「使用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再出一紙通知，實質剝奪了業主們法定追訴私人物業財產被侵害的權利[85]。此轉變是實際上將財產權利屬性中的所有權虛置，客觀導致往後土地權益變更所牽涉的糾紛爭議等無法解決，尤其是在公權力徵地或拆遷等情況中，均直接造成原有的對於地租之分享而形成的身份權利的破壞[87]。
有學者將紅八月的重要節點「8月18日」，與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開端「水晶之夜」以及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相比較[31][32][33][34][35][36][78][88]。王傳業認為，「紅八月的罪惡將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殺並列入史，任何辯解都無濟於事，後代人民將永不遺忘」[32]。王友琴認為，「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時代，死刑要經過審理，可以上訴，由專業劊子手執行。文革後有人把文革籠統解釋為『封建主義傳統』造成的。這種說法不能解釋1966年8月發生的紅衛兵暴力。」[6]
在中蘇交惡的大背景下，當時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一些刊物上，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同當年希特拉向數十萬支持者發表演講相提並論[37]。蘇聯當時出版了大批宣傳資料批判文革和毛澤東，蘇聯時代和蘇聯教科書中對毛和文革的批判影響了俄羅斯幾代人[37][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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