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文革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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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被評論者稱為發生在1966年的一場「文字獄」。1966年5月19日，經毛澤東同意，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之《評「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誌之「三家村札記」專欄所寫之雜文[1]:108。
三家村，本義是鄉間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闢了一個專欄《三家村札記》。該專欄邀請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合寫。他們約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作者由三人取一個共同的筆名：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合稱「吳南星」。
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吳南星在《前線》雜誌上共發表67篇雜文。這些文章的內容大部分以說古論今、談天說地的形式，談論思想修養、藝術欣賞等問題，個別篇章亦會應讀者點題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評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對時弊有所諷喻。但這種批評與諷喻後來被認為是當作了「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的政治行為，遭到批判。
《三家村札記》當中有幾篇雜文可能隱含地批評當時毛的個人崇拜，在《專治「健忘症」》中，他們隱含地批判到毛澤東患了精神錯亂症，批評毛因為特殊的「健忘」而食言，「得了這種病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變成喜怒無常……容易發火，最後就發展為瘋狂」[2]，他們最後給出的藥方是讓健忘症病人趕緊休息，否則會出大亂子」[3]。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動下，通過《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關鋒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報》）和《評「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三家村札記」遭到批判，該專欄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為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的」。一般人認為，批判者的真實動機意在指向這三人身後的北京市黨政系統。從此之後「三家村」被認定為是「反黨集團」。鄧拓被認為是「黑店的掌柜和總管」，吳晗是「急先鋒」。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寫道：「剝削階級的槍桿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還存在着」，「他們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戰線上連續不斷的鬥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 一 場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更是以最高權威從政治上定調，一個思想治罪的網羅因此在全國範圍內撒開：所有對現實稍有意見，或被領導、群眾認為有不滿情緒、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發表賺額外稿費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歡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愛好者，在當時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參考資料：《紅旗》雜誌1966年第7、8期）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寫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4]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開頭寫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採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那些什麼「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5]
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及其隨後一系列的政治變動終致劉少奇、鄧小平的倒台。鄧拓、吳晗也在不斷升級的批判與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國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鬥爭矛頭轉而指向黨政軍領導幹部和文藝、理論、新聞、出版界的知識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代名詞，並流行一時，形成恐怖氣氛。因此罹禍者甚眾。連與文化無關的小單位，也要揪個「三家村」出來；否則就是「不抓階級鬥爭」。
1978年8月，經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鄧、吳、廖三人所作的結論，恢復他們的政治名譽，為鄧拓、吳晗舉行追悼會，廖沫沙後曾任北京政協副主席。
1966年，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朱劭天、常務副校長何定華被認為是武大的「三家村」，並予以批判。
1964年，朱劭天被調離武大，湖北省省委另派莊果擔任武大黨委書記一職，並主持工作。莊果任武大黨委書記時，參與領導批鬥中共元老、校長李達，並且在1966年7月19日私拆李達寫給毛澤東的「救命信」。1966年8月25日，李達於武漢不治身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李達於1978年得到平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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