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運動，又稱四五天安門事件，是1976年4月4日—4月5日清明節期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各地（以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為主）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4][14][15]。大批群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悼念已故國務院總理兼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同時表達對四人幫和毛澤東的不滿情緒[3][4][6][5][7]。最終，北京出動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鎮壓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收場[4][7]。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認為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是事件總後台，撤銷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4][13][11]。
背景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打倒了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文革中期，毛澤東逼走了第二個接班人林彪。毛澤東只好對中國的領導層重新佈局。[18] 文革後期，文革所引發的社會動亂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19]，同時，毛澤東為平衡四人幫的勢力，重新起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鄧小平主持政務。於是，政府與經濟管理由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務實的舊官僚負責，而宣傳輿論與文化教育由毛夫人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四人幫負責，形成「左右」派系對峙共管的格局。[5]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夫人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的要求，由中共中央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於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20]。江青等人加入「批周公」，「批黨內大儒」口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20][5]。運動至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結束[21]。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期間周恩來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綱領。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宣佈：「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會議後周恩來即臥床不起，鄧小平開始代替重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19]在鄧小平進行了全面整頓後，全國秩序和經濟建設開始復甦[7]，但在整頓過程中觸及對文革政策的否定，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革的錯誤，毛在11月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11][5][16]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去世。[22]:1581月9日至1月14日，四人幫成員姚文元命令，不准報導首都北京市民對周恩來悼念活動。[22]:1591月15日下午3時起，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準備舉行追悼會。[22]:159從中午起，警察和軍隊禁止市民進入天安門廣場。[22]:159市民們匯集到廣場上弔唁。[22]:159靈車沿長安街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時，自發組織起來悼念周恩來的數十萬群眾聚集在道路兩邊表達哀思（即著名的「十里長街送總理」[7]），全國各地也舉行了廣泛的自發紀念活動。周去世後，遺體遵其遺囑火化。周恩來骨灰於1月15日由一架安-2運輸機機載着其夫人鄧穎超分三次分別撒在北京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及黃河入海口（山東濱州）。3月，北京市民悼念周恩來活動大規模開始。[22]:1633月19日，隨着清明節的臨近，北京市朝陽區牛坊小學的學生最先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許多群眾仿效，幾天內天安門廣場放滿了獻給周恩來的花圈。人們寫輓聯、祭文、大字報等表達哀悼，文體以詩歌居多，一時情緒激憤。
與群眾自發的紀念活動形成對比，在毛澤東「悼念虛，復辟實」的指示下[23]，「四人幫」控制的媒體刻意壓低對周恩來逝世紀念活動的報道規格。《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不報道從1月9日至14日首都和全國各地的悼念活動；《紅旗》雜誌不刊登周恩來遺像，不刊登訃告和悼詞[24]:2。這些做法引來全國範圍的不滿。3月5日，受「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轉發新華社紀念雷鋒的報道，但遺漏了周恩來為學習雷鋒的題詞，許多人認為這是刻意而為。3月25日，《文匯報》頭版顯著位置發文不點名批判鄧小平（代以「那個走資派」和「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文中「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一句本指鄧小平和周榮鑫，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被普遍理解為影射「周恩來要把鄧小平扶上台」。[25][26]幾天後，南京的學生、工人首先上街揭露和聲討《文匯報》刪去周恩來題詞和影射周恩來的事件。28日，南京大學400餘人抬着周恩來巨幅遺像和大花圈前往梅園新村悼念，途中大批群眾加入遊行隊伍，掀起了全國抗議《文匯報》和四人幫的第一次大規模遊行。29日，南京大學和其他學校數百名學生在街道張貼「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台」、「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臺」等大標語，30日在南京火車站工人幫助下，將標語刷在列車上，將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呼聲傳向全國。[27]
經過
南京三·二九事件後，警察開始少量逮捕天安門廣場的悼念者。4月1日，北京市革委會設立由民兵、警察、衛戍部隊組成的聯合指揮部，部署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一座三層小樓[7]。4月2日，警察累計已逮捕26人，包括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韓志雄（小字報《悲情悼總理，怒吼斬妖魔》作者）。4月3日，天安門廣場人數最多時達到10萬，並一直維持在數萬人以上，大約100萬人去過廣場。北京市的領導發出緊急通知說：「不要去天安門送花圈……送花圈是舊習俗」[13]。
4月4日（清明節），南京、鄭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現了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高潮[4]。同日早上，北京民眾不顧禁令，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演說、以詩歌悼念周恩來，廣場上出現了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詩海」，最多時約有200萬人[28][4]。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華國鋒認為「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認為「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政治局最後認為，多數人是悼念總理，少部分影射攻擊中央，個別非常惡毒，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說，會議決定從4日晚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批准[8][24]:6。
4月5日凌晨，大批軍人、警察、民兵及200輛卡車開到天安門廣場運走花圈，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園內[11][7]。上午，群眾繼續湧向天安門廣場，人數超過10萬[11][12][7]，當他們發現紀念碑前的花圈被清理後群情激憤，聚集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一部分群眾衝擊了人民大會堂，與民兵、警察、士兵發生嚴重衝突[4][12]。下午，憤怒的群眾砸毀自行車、追打外國攝影記者[29]、點燃了「工人民兵指揮部」小樓門前的四輛汽車（包括公安局的宣傳車）和小樓[7]，群眾、民兵和警察都有受傷者[4][11][13]。下午6時30分左右，天安門廣場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11][4][13]：「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講話在天安門廣場反覆播送，多數群眾逐漸離開[4]。
晚上8時，到了政治局決定出動民兵的時間，華國鋒和陳錫聯打電話催促吳德，但吳德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認為此時清場為時尚早，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有數萬人在場[11][13]。9時，集結的民兵從中山公園出來，悄悄包圍了天安門一側。前門通往天安門的道路被封鎖，人們只准離開廣場不准進入[7]。9時30分，一萬多民兵、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三千名公安人員前往天安門廣場[10][24]:2。10時半，吳忠命令天安門廣場的探照燈全部打開，並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11][7]。11時，天安門廣場上大部分群眾已散去，剩下大約一千人左右，吳德下令出動民兵。衛戍部隊先把廣場包圍起來，然後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皮帶進入廣場進行暴力清場，有數十人受傷[7]、二百多人被警察拘留，廣場上留下血跡，但無死亡的報告。[11][13]
4月6日，天安門廣場上已沒有花圈，天安門廣場持續戒嚴。北京市各單位傳達市革委會發出《緊急通知》：「天安門事件」是「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7]。《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30]
4月7日，天安門廣場繼續戒嚴，有清潔車和灑水車在廣場內清洗血跡[7]。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的匯報後，認為鄧小平的問題因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而性質變化[24]:6。當晚，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華國鋒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24]:7[4]。
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7]。
事後
時任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的朱亦農（事件的複檢小組負責人）警官，在事後兩年的1978年11月3日、11日上午，會見記者介紹案情，表示涉案共拘捕過近400人（羈押超過三日為準）。其中當時事件開頭的4月2日至4日，由便衣警員在廣場跟蹤抓捕了26人；4月5日圍捕時當場共有二百多人被捕，經審查而最後羈押的有98人。在4月7日中央發佈兩項決議後，公安再追查而抓捕了264人。而經過兩年來的審查，沒有一個被捕人士是「反革命分子」。在打倒四人幫前，有224人被釋放送回原單位進入學習班[31]。
4月7日，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匯報情況。聽取了匯報後，毛澤東同意公開發表《人民日報》記者關於事件的所謂「現場報道」[4]。
4月8日，《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姚文元[4]發表文章《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文章署名：「本報工農兵通訊員 本報記者」），姚文元亦因此被民眾稱為「戈培爾編輯」。[32] 文章寫道[24]:7。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着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明目張膽地發表反動演說，張貼反動詩、標語，散發反動傳單，煽動搞反革命組織。他們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語言，猖狂地叫囂『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
4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瞭什麼?》，將參加該運動的群眾定性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30][24]:7。
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梁效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寫道：[33]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這次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鄧小平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為旗幟的。……他們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原來他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日」，就是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之時！
5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梁效文章《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剖析》。
平反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四人幫在北京被拘捕，文化大革命結束[4]。因四五事件而倒台的鄧小平也得以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復出。1978年11月12日，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中的東北小組討論會上提出：「天安門事件是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因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提議「暢所欲言」，所以陳雲的發言得以在大會簡報上登出。全體出席者很快地知道了他在東北小組會上的「爆炸性發言」。
因為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和遼寧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表現積極，而吉林則是鄧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談話的省份，所以東北組勇於支持陳雲的發言。陳雲的提議引起了巨大的共鳴，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都堅決支持陳雲的發言。因此，依據黨內多數的意見，華國鋒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四五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受迫害及被捕入獄者獲得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上正式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9]。
影響
政府在平反此次活動後，將天安門廣場以及各地流傳的詩歌編輯出版，名《天安門詩抄》。山西太原塢城路鐵三局機電隊青年王立山的《揚眉劍出鞘》成為名作：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王立山，《揚眉劍出鞘》六首之一，第一輯，第11頁
相關文藝作品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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