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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第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華國鋒（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原名蘇鑄，字成九，山西交城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曾任最高領導人，身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也曾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公安部部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曾經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2]。
| 華國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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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1979年時的華國鋒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 | |||||||||||||||||||||||||||||||||||||
| 任期 1976年10月7日—1981年6月28日 | |||||||||||||||||||||||||||||||||||||
| 秘書長 | 胡耀邦（1978－1980） | ||||||||||||||||||||||||||||||||||||
| 中央政治局常委 | |||||||||||||||||||||||||||||||||||||
| 前任 | 毛澤東 | ||||||||||||||||||||||||||||||||||||
| 繼任 | 胡耀邦 | ||||||||||||||||||||||||||||||||||||
 第2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 |||||||||||||||||||||||||||||||||||||
| 任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
| 任期 1976年2月2日—1980年9月10日 | |||||||||||||||||||||||||||||||||||||
| 秘書長 | 金明（1979—1980） | ||||||||||||||||||||||||||||||||||||
| 前任 | 周恩來 | ||||||||||||||||||||||||||||||||||||
| 繼任 | 趙紫陽 | ||||||||||||||||||||||||||||||||||||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 | |||||||||||||||||||||||||||||||||||||
| 任期 1976年10月7日—1981年6月28日 | |||||||||||||||||||||||||||||||||||||
| 秘書長 | 羅瑞卿 → 耿飈 | ||||||||||||||||||||||||||||||||||||
| 前任 | 毛澤東 | ||||||||||||||||||||||||||||||||||||
| 繼任 | 鄧小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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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 |||||||||||||||||||||||||||||||||||||
| 字 | 成九 | ||||||||||||||||||||||||||||||||||||
| 別名 | 蘇濤 | ||||||||||||||||||||||||||||||||||||
| 出生 | 1921年2月16日 中國山西省交城縣 | ||||||||||||||||||||||||||||||||||||
| 逝世 | 2008年8月20日（87歲） 中國北京市 | ||||||||||||||||||||||||||||||||||||
| 墓地 | 中國山西省交城縣華國鋒陵墓 |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 配偶 | 韓芝俊 （1949年結婚—2008年結束） | ||||||||||||||||||||||||||||||||||||
| 簽名 |  | ||||||||||||||||||||||||||||||||||||
華國鋒早年參加了抗日戰爭，並任中共交城縣、陽曲縣委書記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中共湖南湘陰縣、湘潭縣委書記。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短暫衝擊，後被「三結合」進湖南省革委會，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1969年參加中共九大，成為主席團成員，並被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0年晉升成為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湖南省革委會主任，經毛澤東提名兼任廣州軍區政委與湖南省軍區第一書記、第一政委。1971年3月經毛澤東提名進入中央，10月3日增補為國務院業務組成員並任副組長，分管農業、財貿。1972年1月通過國務院計委與李先念、余秋里聯名起草向周恩來上報《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最後形成1973年的「四三方案」。1972年3月經毛澤東提名，接任謝富治成為公安部部長。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選為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第四屆人大後成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2月起草《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和準備釋放的專案審查對象名單，3月17日在四屆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上代表公安部做說明，會議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犯實行特赦釋放，並給予公民權。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2月被毛澤東任命為國務院代總理，4月經天安門事件被毛澤東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第一副主席」為中共歷史上之首創，華國鋒在此之前於黨內並沒有排名，經此任命後直接躍升為黨內第二，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4月30日，毛澤東為華國鋒親筆寫下「你辦事，我放心」。7月，唐山大地震，身為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親率代表團趕赴救災現場[3]。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與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合作於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幫，並於當晚召開的政治局緊急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成為最高領導人，事實上結束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華國鋒在撥亂反正時期維持了毛澤東生前的一些政治路線，並被普遍認為是1977年「兩個凡是」的提出人[4]，與希望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5][6]。經歷真理標準大討論後，華國鋒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逐漸淡出中共核心領導集團[7]。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其領導核心地位被鄧小平事實上取代；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認為他提出的「兩個凡是」等觀點是完全錯誤的；1981年6月，在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在周恩來和毛澤東逝世後，先後繼承兩人的職務，是1949年以來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同時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黨政軍三大最高領導職務的領導人。[8]當時他兼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公安部部長、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湖南省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政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兼任高級職務最多的領導人。
華國鋒，原名蘇鑄，字成九，民國十年正月初九（1921年2月16日），出生於山西省交城縣南關街（今交城縣天寧鎮永寧南路46號[9]）的一個商人家庭，祖籍河南省范縣蘇家堡。父親蘇慶惠、母親王二女。蘇鑄是家中第四子，亦是最年幼的兒子。1928年，父親蘇慶惠去世，蘇鑄和三哥由母親王二女撫養長大。同年，入讀交城縣南關小學。1935年，就學交城縣商業職業學校[10]:108-109。
1938年，蘇鑄投身抗日戰爭，參加交城縣犧牲同盟抗日游擊隊，取意「中華抗日救國先鋒隊」而改名「華國鋒」，並於同年10月由李伯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1]。1939年，18歲的華國鋒擔任抗日根據地晉綏邊區第八專區汾陽縣犧盟會特派員[12]，在汾陽的峪道河、開恆莊、鱉坡一帶，開展抗日游擊工作[10]:110。1940年初，華國鋒擔任在交城縣工、農、青、婦、武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隨後任中共交城縣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治委員[13]。1945年，改任了中共陽曲縣委書記、縣武裝大隊政委[14]。
1948年冬，中共中央從華北抽調五萬名幹部隨軍南下接收南方城鄉，華國鋒隨軍南下。1949年1月，他擔任中共晉中第一地區委員會宣傳部長，並在此時與韓芝俊結婚[10]:110。8月2日，華國鋒被任命為中共湘陰縣委書記、縣武裝大隊政治委員[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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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華國鋒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因為湘潭是毛澤東的故鄉，這一調動直接影響到華國鋒的仕途和後續政治生涯[10]:113。上任後的他着手改善當地交通；1952年8月，他升任中共湘潭地委副書記兼專署專員，並組建韶山農村互助組。1954年2月，成立合作社。同年11月，他擔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兼任湘潭軍分區第一政委[10]:115。1955年6月，毛澤東乘火車到達湖南，華國鋒在長沙見到毛澤東，衣着純樸、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良好印象[10]:116。
當時毛澤東急於推廣農業生產合作社，而在中央受到了鄧子恢等人反對；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參加的中央會議，毛澤東希望通過此會討論合作社問題[10]:120。首次參加中共中央會議的華國鋒，在會上介紹了湘潭的農村合作社經驗，他撰寫的《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得到毛澤東賞識[10]:121。
1956年5月，他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主任。次年11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部長[10]:121。當時湖南正配合中央進行反右派運動，時任湖南第一省委書記的周小舟對此表示「很不理解」，不久借病去山東休養[10]:122；與此同時的華國鋒卻仍然堅持中共中央的指令，繼續推行運動[10]:123。1958年7月，華國鋒升任湖南省副省長、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10]:124[15]。
1959年的廬山會議直接改變了湖南政局、也直接影響了華國鋒[15]。會上因為彭德懷上書批評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彭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視為「彭德懷反黨集團」受到打壓[10]:124。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由張平化接任，華國鋒升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16]。雖然身為湖南省委領導，華國鋒仍然堅持堅持下鄉蹲點[10]:125，他組織「社會主義教育」，並率團到廣東參觀學習農業生產經驗，這些事情均受到毛澤東讚許。1964年7月1日，他主持韶山毛澤東陳列館建設，10月1日落成[10]:126。1965年，他還擔任總指揮主持修建韶山灌區工程[10]:127。在這期間，他重視湖南經濟建設，致力於發展煤炭、鋼鐵等基礎工業，並大力支持袁隆平團隊的雜交水稻研究[17][18]。
1966年5月，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六通知，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10月，湖南形勢開始大亂，省委、省人民政府基本癱瘓。華國鋒同其他省委領導人同樣受到衝擊，並被剝奪權力而「靠邊站」了。1967年上半年，在上海「一月風暴」影響下，全國各地掀起奪權風暴。當時在湖南佔主導地位的造反派組織「省紅聯」，即「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合籌備委員會」首先於1967年3月29日草擬了《奪權公告》，將華國鋒等5人列為幹部中的結合對象，但華國鋒對「省紅聯」的爭取並沒有給予回應。而當時另一派與「省紅聯」相對立的「工聯」實力大有超過「省紅聯」之勢。「工聯」為了主導奪權，於1967年5月將王延年、華國鋒等省委領導從省委大院揪出，軟禁在長沙汽車電器廠廠內，一方面批鬥王、華，一方面由其一號人物胡勇親自出面要求華國鋒表態支持「工聯」。華國鋒回答：「應該支持造反派，但具體支持哪個造反派組織，得聽從組織安排，個人不好隨便公開表態。」不論胡勇等人如何勸說和威脅，華國鋒皆不為所動。當時任四十七軍軍長黎原和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湖南的「文革」動態時，毛澤東表態：「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華國鋒。他就是一個老實人，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同志，基層工作經驗豐富，有頭腦，理論水平也行，這樣的人我看還是要結合進去，左中右，我看華國鋒還是左派嘛。」在毛澤東關注下，1967年9月5日，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成立時，華國鋒被指定為副組長，組長為黎原，另一副組長為章伯森。1968年4月6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黎原任主任，華國鋒任副主任，主管農業工作[19][10]:128。華國鋒組織新田縣和安鄉縣進行水利改造，並主持韶山革命紀念地擴建。1969年，主持湘區委員會紀念館[10]:129。
這些事情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好感，華國鋒的名字也因此出現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團、中共中央委員名單中[15]。1970年，他擔任湖南省革委會代主任，並隨後被選舉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10]:130，成為湖南的第一把手。兼任廣州軍區政委。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美國新聞記者斯諾時，讚賞華國鋒道：「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任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斯諾回國後將此事寫入文章並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後，華國鋒開始受到國外關注[10]:131。
1971年2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周恩來同華國鋒談話：主席提名，調你到國務院業務組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農業、財貿、值班室等工作。1971年3月3日至28日主持召開全國棉、油、糖會議，為糾正過去片面強調以糧為綱，提出「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的農業方針，得到周恩來與中央的同意。隨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華國鋒在一個多月時間裏走訪了全國六省17個縣18個公社19個大隊。7月底突發闌尾炎在上海華東醫院手術住院。
1971年毛澤東秘密訪問南方各省，並在武昌提醒華國鋒，暗示在中央內部中他與林彪的矛盾[10]:136。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出逃蘇聯時在蒙古墜機身亡。10月3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增補華國鋒為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成員。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長謝富治病逝，毛澤東藉此提名華國鋒[10]:137，此時王洪文、李德生也陸續進入中央，王、華、李形成新的黨、政、軍接班人[10]:138。1973年8月30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和李德生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華國鋒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10月，華國鋒兼任公安部部長[10]:139。
進入中央的華國鋒言語不多，不露鋒芒。在北京，他與四人幫沒有瓜葛，也未與周恩來、葉劍英有什麼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銳的鬥爭中他往往保持中立，只忠於毛澤東[10]:140[15]。1973年底，毛澤東提議調回鄧小平，並在次年提議鄧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10]:141。1974年10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長沙，然而中央政治局隨後陷入新的對抗，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以風慶輪事件與鄧小平發生激烈對抗。先是鄧小平佔領優勢，並進而取代李德生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並促使王洪文地位動搖；之後四人幫漸漸得勢，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促使鄧小平再次下野[10]:142。在這樣的雙方鬥爭中，始終中立的華國鋒逐漸脫穎而出[10]:142[20]。1975年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意見，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文化大革命」評價問題，並批評鄧小平[21]:281。此後，鄧小平被停止大部分工作，毛澤東讓他專管外事[21]:282。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與世長辭[21]:282。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三位副總理請求毛澤東指定一人牽頭主持國務院，三人輔佐具體工作。1月21日，毛澤東聽匯報，提出國務院工作「就請華國鋒帶個頭」[21]:284。1月28日，毛澤東再次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工作[21]:284。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21]:284。
華國鋒就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後，首先是按照毛澤東意圖，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21]:284。同時，勢力強大的葉劍英元帥被毛澤東勸去養病。4月4日晚，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員舉行緊急會議[21]:289。4月5日晚上10時30分，一萬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進入廣場，驅趕和逮捕滯留在廣場之群眾[21]:290。在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活動之群眾遭到鎮壓[22]:174。
隨即，華國鋒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聽取北京市委關於當天天安門事件經過情況之匯報，並研究下一步行動計劃[21]:290。四人幫攻擊鄧小平為幕後主使。4月7日，毛澤東聽取匯報後認為問題性質變了，據此建議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21]:290。當晚，中央政治局開會，宣讀並通過中共中央兩個決議[21]:290。決議稱：「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23][24]:24晚上廣播中共中央兩個決議後，華國鋒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1]:291。正式確定華國鋒為毛澤東的接班人[10]:144。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身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成為黨內排名第一的領導人，在治喪初期華國鋒就計劃解決「四人幫」問題[25]:672。9月11日，華國鋒向李先念交底，通過李居中聯繫，與葉劍英取得一致意見。華國鋒積極行動，又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央軍委負責人陳錫聯、北京市委和北京衛戍區負責人吳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對比上完全壓倒了「四人幫」。華國鋒考慮過開會解決和武力解決兩種方式，9月21日與葉劍英密談後初步確定以後者「隔離審查」的方式強硬解決。9月26日晚，華徵求李、吳的意見後一致認為，在政治局會議獲得多數票有把握，在中央全會則無把握，通過黨內鬥爭的正常程序已無法順利拿下「四人幫」，遂決定「先斬後奏」，待果斷處置「四人幫」之後再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葉劍英獲悉商議結果後表示完全同意[25]:695[26]。這種「半合法」的方式是特殊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特殊手段，得到陳雲「不可避免」、「下不為例」的表態支持[27]。汪東興負責抓捕行動，10月4日確定了具體行動計劃[25]:697-698。10月6日，抓捕行動按計劃展開，華國鋒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名義，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懷仁堂開會，晚8時左右，三人先後抵達，即由華、葉、汪宣佈對其「隔離審查」，幾乎同時，江青、毛遠新分別在住處被宣佈「隔離審查」和「就地監護」，謝靜宜、遲群等「四人幫」黨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10時許，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21]:301。在會上宣佈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的遺願、「四人幫」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10]:146。政治局會議一致同意推選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待召開中央全會時予以追認。[28]至此，華國鋒成為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解決「四人幫」後，華國鋒派耿飈等人連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社等機關。隨後，華國鋒又派中央工作組控制了「四人幫」的根據地上海，消除了「四人幫」餘黨發動民兵叛亂的隱患[29][30]。10月14日，中央公佈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全國歡聲沸騰，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沉悶局面一掃而空[31]。 10月24日，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背景音樂下，華國鋒首次在天安門城樓亮相，接見了百萬群眾慶祝粉碎四人幫遊行，被稱為「英明領袖」。
1976年10月6日，在逮捕四人幫當晚的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華國鋒臨危受命被一致推舉為中央主席與中央軍委主席，連同1976年以來一直擔任的國務院總理於一身，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兼任黨政軍一把手的領導人（國家主席職務已廢除）。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華國鋒被追認為黨的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鄧小平與葉劍英擔任副主席，並決定提前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32]
1977年8月，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華國鋒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33][24]:27-28。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宣佈「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10]:201，並指出各地要根據情況，在1977年內或稍長時間內分批基本查清四人幫影響。要抓綱治國[34]，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35]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在民間受到了普遍的擁戴，一方面文革形成的政策慣性也繼續延續，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開始形成：華國鋒的畫像與毛澤東並列懸掛，並享有級別不吝於毛澤東一樣的擁戴[36]。此前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出場時會演奏《東方紅》，而在華國鋒執政初期則轉而演奏《歌唱華主席》。而歌頌華國鋒的歌曲《交城山》也同《東方紅》一併播送，一時間全國把他視為了「偉大領袖」的化身[37]:42[38]。在各大媒體上，以「英明領袖」作為他的代稱[39]。華國鋒並未對這種風氣予以及時制止，這在日後成為了他在黨內遭到攻擊的把柄之一[40]。
華國鋒在延續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同時，策略性地繼承毛澤東的思想路線，維護毛澤東的權威以穩定民心。擁戴毛澤東成為華國鋒執政的主要合法性來源[15]。1976年10月8日，華國鋒主持修建了毛主席紀念堂，永遠保留遺體供後人瞻仰[37]:37。1977年3月，華國鋒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並準備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未出版）[41]。
政治上，華國鋒表面上堅持毛澤東生前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各個領域維護毛澤東的權威[10]:187，提出「抓綱治國」的治國方略。實際上，這裏的「綱」不再是毛澤東時代寬泛的「階級鬥爭」，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42]。1976年10月26日，在逮捕「四人幫」的當月，華國鋒即在中央宣傳口會議上明確強調了要「促生產」，力抓經濟[43]。經濟上，華國鋒一面延續了「工業學大慶」與「農業學大寨」的文革路線，繼續以大寨、大慶作為農、工業發展的模範，一面積極推動引進外國的資金、設備與技術發展經濟，同時親自出國考察，並大規模派遣幹部前往西歐、東歐等國學習先進經驗[44]。
1976年10月，在逮捕「四人幫」當月的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原則：一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二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三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鄧小平，表達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28]。12月14日，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查看中央文件的權力。12月16日，華國鋒親自批示為鄧小平進行前列腺炎手術治療。鄧在住院期間，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親自向鄧小平面陳，介紹粉碎「四人幫」情況。
1977年1月6日，華國鋒在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小平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 “ | 「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後，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麼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45] | ” |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明確告訴與會者，中央認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有步驟地解決，要有一個過程。「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比較適當。」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46]。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976年10月，「四人幫」遭到逮捕，自此中國便開始轉型。儘管華國鋒在政治表述上仍未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政治實踐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黨的關注重心開始轉向向「四個現代化」[43]。10月26日，華國鋒在中央宣傳會議中強調「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他們就說『唯生產力論』……我們現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11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報頭的毛主席語錄開始大規模引用毛澤東關於經濟的指示，如「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後面逐漸隱去後兩句）、「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等[47]。華國鋒藉助毛澤東過去的發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抓革命，促生產」作為其着手恢復經濟的依據[48]。
1976年12月10日，華國鋒指示在京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是「文革」後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主題是恢復和發展農業[49]。華國鋒在會上否定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正面肯定發展生產力：
| “ | 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粉碎「四人幫」這場大革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人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50] | ” |
1977年3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召開，會議肯定了1975年整頓，進一步鼓勵全黨放開手腳，抓經濟工作。同年8月，黨的十一大宣佈「文革」結束，重申「四個現代化」的任務[35]。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央於1977年編制經濟十年規劃。1978年2月，《1976至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 （草案）》經黨的十一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隨後提交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討論通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開幕式上華國鋒宣佈：「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51]。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正式確認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52]。
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經濟情況十分嚴峻：農業發展水平低下；工業技術水平與設備落後；產業結構畸形；管理方式落後，等等。面臨這種情況，以華國鋒為首的決策層普遍有一種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的急切心情[53]。中央決定實施大規模的引進政策，利用國外的技術、設備來恢復中國經濟[43]。
1977年7月，國家計委為解決工業生產困難，提出擴大進口成套裝備、單機和技術專利，總額為65億美元。7月26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匯報，鄧小平在會上提議擴大到100億美元，多出口石油、煤炭和輕工產品，換取外匯來增加設備和技術引進。華國鋒表示贊成[44]。1978年4月19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等五部委關於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匯報。華國鋒強調要解放思想：
| “ | 我們要經過23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真正動腦筋，想辦法，爭速度，這裏就有一個引進的問題。太急了不行，慢騰騰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見，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放手一點。[54] | ” |
7月11日，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國務院務虛會上匯報國家計委關於引進新技術的計劃。華國鋒對此予以肯定：
| “ | 關於引進國外新技術，原來我們提了一個65億美元的引進方案，以後看到形勢發展好，認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億美元。現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也是合乎認識規律的。[55] | ” |
中央決定由李先念、余秋里負責修訂1975年整頓時制定的十年規劃綱要，指定八年引進新技術和進口設備的規劃及23年的設想。其中提出到1985年要達到鋼產量6,000萬噸、糧食8,000億斤的高指標，要建設120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10個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10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5個重港口等過高計劃[56]。1978年2月，《1976至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 （草案）》經黨的十一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隨後提交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討論通過。這次的高速度計劃很大程度基於大規模引進的可能性，與過去的「大躍進」等運動有很大差異。中央領導人以華國鋒為首，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普遍存在着一種莫失良機的心情。1978年6月下旬，在聽取谷牧訪問歐洲5國的匯報後，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都表示到了下決心採取措施實行的時候了。華國鋒說：「原來認為23年很快就過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現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國、丹麥也是十幾年，我們可以趕上去」[57]。
華國鋒在引進問題上的積極態度在日後被攻擊為搞「洋冒進」[58]，他的經濟政策後來被鄧小平批評為「重複1958年的冒進錯誤」[59]。然而，當初積極推動引進規模擴張的並非華國鋒一人，鄧小平在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鄧小平後來又改口：「不要再提『洋躍進』了，與1958年的『大躍進』不是一碼事」[60]。
面對中國貧窮落後的局面，華國鋒一方面主導了上述的擴大對外引進，另一方面積極推動高層幹部的出國考察。華國鋒認為打開國門，開拓眼界，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十分重要。1975年，華在國務院副總理任上分管科技工作時便感嘆「科技人員不敢看外國書，思想有顧慮」[61]。1977年初，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兼農機局局長項南向華國鋒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並放映拍攝的紀錄片，韓丁一人種1,600多畝地、一年生產150萬斤糧食的事實給華國鋒留下深刻印象[62]。
1977年底，中國派出一些代表團出國出境考察，比較重要的有：谷牧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林乎加率領的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段雲率領的經濟貿易考察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領的中國共產黨工作者訪問團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63]。華國鋒認為：
| “ | 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時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要學習外國，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來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國外有什麼好東西，看看資本主義的弱點，聯繫自己作為借鑑。[64] | ” |
針對當時幹部普遍思想保守的現狀，華國鋒感慨道：
| “ | 現在有個問題，高幹思想跟不上，怎麼辦？多出國，多考察……我們是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中國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故鄉，也是夜郎自大的故鄉。[65] | ” |
在華國鋒、鄧小平和其他高層的推動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紛紛組團出國考察，1978年掀起中國當代最大一次出國考察潮[63]。1978年8月，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自1957年後首次出國訪問。華認為此訪開闊了眼界，有助於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差距，要爭取時間趕上去[66]。
本人的考察經歷與訪問團的考察結果深刻刺激到華國鋒，中國與發達國家，乃至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差距促使其思考進行改革。華認為：「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好經驗值得借鑑。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築確實不適應，非改革不可。」「上層建築，很多東西要改進。我們出個國，辦手續，快者三個月，慢者半年。這樣的上層建築不適應，要大膽改革。」但是國人尤其是幹部卻存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華指出：「這不是個別現象、局部現象，是帶普遍性的。這樣能加快速度？」華認為「問題是我們的指導思想落後」，「有個思想束縛」，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點」[67]。
基於以上認識，華主張改善行政效率，在企業管理、分配製度等領域進行改革。他主張精簡行政和管理人員，對企業幹部實行考核，在企業里實行政治掛帥和獎勵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華國鋒還指出了過分集中的問題，「要警惕我們的部片面強調集中統一，各部什麼事都想抓在自己手裏，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此外，他還強調「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能學，他們的技術、管理方面好的經驗可以學，洋為中用嘛！」因此「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計劃為主，也要利用價值法則」「要利用價值法則，加快資金周轉」。[67][63]。
以上結果直接促使華國鋒推動召開國務院務虛會。1978年7月至9月，華國鋒作為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務虛會，主題為研究加快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速度問題，討論了引進、改革和計劃等問題。華國鋒在會上再次強調「四個一點」，即「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44]，鼓勵與會者暢所欲言。這也是黨首次正視經濟發展中體制的問題，開始重視改革[68]。這場國務院務虛會一掃「文革」後的陰霾，會議的自由氣氛也直接影響到了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1979年初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
1979年6月18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華國鋒作為總理在政府報告中強調：
| “ | 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和企業管理體制都存在着明顯的缺陷，嚴重地妨礙着職工、企業、地方、中央部門積極性的發揮，妨礙着勞動力、設備、流動資金的使用效率的提高。……我們講改革，就是要對現行經濟管理體制堅決地有步驟地實行全面改革。[69] | ” |
華國鋒強調：要擴大各行業企業單位的自主權，按照社會需要自主安排生產經營活動；糾正平均主義傾向，落實按勞分配；有計劃地成立各種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改變過去效率低下的「大而全」情況；逐步改變臃腫、重疊、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機構管理經濟的落後情況；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擴大地方權限，使地方得以因地制宜發展國民經濟[69]。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對此他作出如下說明：
| “ | 為了吸取歷史教訓，避免權力過分集中和兼職過多，為了把黨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切實地明確地分開……使國務院以下各級政府能夠建立起從上到下的完善有效的工作系統。根據以上的原則，我向中共中央提出並經中共中央決定，我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這次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調整，是改革我國的政府領導制度的一個良好開端。我們相信，通過這次調整，必將有助於加強和改善政府的領導，提高政府的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促進現代化建設的發展。[70] | ” |
9月7日，華國鋒在會上發言指出「我們的經濟管理體制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主要表現為權力過於集中」，不承認企業活動必要的獨立性，中央和地方都濫用職權進行干預；管理中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使企業難以建立獨立的管理系統；不承認工會組織應有的獨立性和權利；不重用技術人才，致使瞎指揮盛行。針對以上問題，他提出：
| “ | 我們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總方向，是改變過於集中的國家（包括中央和地方）管理體制，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和企業職工參加管理的權力；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把主要依靠行政組織、行政辦法管理經濟，改為主要依靠經濟組織、經濟辦法和法律辦法管理經濟。一年多來的改革只是沿着上述方向邁出了一小步。[71] | ” |
在政治改革方面，他表示「要克服官僚主義，關鍵首先在於切實改革國家管理制度、機關工作制度、幹部制度和機構組成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具體辦法是：
| “ |
第一，要對企事業單位實行權力下放。要讓各個企業、各個事業單位擁有在國家統一領導下真正獨立經營和獨立活動的必要的自主權。……權力下放一定要同民主管理結合起來。各企業、事業單位要普遍成立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有權討論和決定自己職權範圍內的重大問題，有權選舉、建議任命和建議罷免本單位的行政領導人員。在日常工作中，凡是同廣大職工切身利害有關的問題，一定要取得工會的同意和合作。 第二，要用行政立法來明確規定各個行政機構和各機構內各單位各個人職責範圍。 第三，要努力改革幹部制度。 第四，要建立和健全檢查、監督制度。 [71] |
” |
1979年，在三中全會營造的寬鬆氛圍下，很多地方的農民與基層幹部自發搞起了「包工到組」、「包產到戶」、「包產到組」等責任制。華國鋒從技術和經驗角度不贊成「包產到戶」的做法，但在中央下發的文件中刻意保持了模糊，留下了操作空間。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國家農委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建立健全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主持會議，安徽省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禮介紹了安徽的責任制情況。會上圍繞聯產計酬，特別是包產到戶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各方都無法取得共識。在杜潤生授意下，國家農委與安徽省代表各起草了一份會議紀要稿。3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不同尋常地取消了原定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專程前往出席這個級別不高的座談會。華國鋒自稱是國務院副總理，農委會主任王任重建議他聽取會議情況，並沒有準備講話，然而一講就是2個小時，足見他對該問題的重視。華國鋒從頭到尾迴避對兩份會議紀要稿作出明確表態，但他以洞庭湖區農業生產的經驗來證明集體的優越性。他說：「全國各生產隊條件千差萬別，管理辦法不能一刀切，但分隊、分組過小都是不利的，更不用說包產到戶了。」他不反對個別百把戶的生產隊刻意分組作業，在落後地區的幾戶人家也可以到戶。規定產量、質量，可以獎勵，但堅持不能聯產計酬[72]。然而華國鋒是從經驗角度論證，也並未強調意識形態，給了與會者討論的餘地。當天，在聽取杜潤生的匯報後，華國鋒要求王任重打電話找萬里了解安徽的情況，萬里表示周曰禮完全代表省委的意見，王任重聽後讓萬里繼續幹下去，默認了萬里的實驗[73]。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農委黨組上報的會議紀要，即中共中央1979年第31號文件，紀要中提到：
目前多數地方，還是實行分組作業，小段包工，按定額計酬的辦法。對這種辦法，群眾滿意，沒有要求改變的，就要繼續實行，總結提高，把它進一步辦好。還有的地方，基層幹部和群眾不同意實行聯繫產量責任制的，也不要硬性推廣。……搞了包產到戶的地方、分田單幹的地方，要積極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也應當許可。現在春耕已到，不論採用什麼形式的責任制，都要很快定下來，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74]
華國鋒和王任重兩位領導人的講話並未作為文件下發，而這份紀要文件雖然側重強調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但並沒有硬性「糾偏」，無人受到批判。對於安徽的責任制試點也沒有要求強行糾正。原本不合法的「包產到組」半合法化，對於被長期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包產到戶也開啟了一個小小的口子，「偏僻地區」的「例外」也成為了後來農村改革潮流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華國鋒在1978年8月訪問南斯拉夫後，對其農工聯合企業非常感興趣。包產到戶事實上只是退回到過去的小農經營模式，不可能是中國農村長期的發展目標。華在看到南斯拉夫的農村的企業不僅搞農、牧、畜，而且還搞加工，有自己的營銷渠道，深有感觸，要求陪同他訪問南斯拉夫的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在四川、北京試點創辦這樣的企業[75]。這便是現代中國鄉鎮企業的起步。9月，趙紫陽帶領全省200多位地、縣委書記赴蘇南考察，學習發展社隊企業的經驗。回省後成立省社隊企業局，由省長魯大東牽頭兼任局長，在四川掀起發展鄉鎮企業的首輪高潮。如：重慶市郊區以26家國營小農場為基礎辦起長江農工商聯合企業，同47個水果隊、13個茶葉隊聯營加工、銷售，大部分利潤返還生產隊和農民；若爾蓋牧工商聯合企業，將氂牛肉遠銷甘肅、青海，建立牛奶加工廠，返利給牧民[76]。
1978年6月，赴港澳經濟考察組提出一個十分新穎的建議：利用寶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鄰香港和澳門的地域特點，把寶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生產基地和對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遊客的遊覽區，使其成為新型的邊防城市。華國鋒非常關注這個動議，他說：「有些意見我很贊成，有些要進一步探討。比如在寶安、珠海兩個縣搞出口基地，那裏的工資問題、工廠擺法問題要研究……加工訂貨，進料加工，來料加工，原則定下來，具體問題還要研究，最好搞個文件，經過討論，發下去執行，首先在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把來料加工搞起來。總的意見，參觀以後，看準了的東西，就要動手去干，不要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看準了，就要抓落實。比如來料加工，不要議論議論、熱鬧熱鬧就完了，要切實落實，把它辦起來。」[77][44]這實際上是後來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最早醞釀，也是對外開放實施「兩頭在外」戰略的最初萌芽[63]。
嚴格意義上的「兩個凡是」一共有三個版本。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天安門廣場出現了大量紀念周恩來的花圈、詩詞、標語等，很多內容涉及到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復出、天安門事件以及建國前17年（即文革前17年）的問題等。1月7日，汪東興指示中央理論學習組負責人李鑫組織編寫社論，轉移輿論注意力。1月14日，汪東興又要求李鑫轉而先起草華國鋒關於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問題的講話。1月21日，李鑫主持編寫的第二稿中出現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首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李鑫在解釋提出「兩個凡是」的原因中提到：
| “ | 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麼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 『兩個凡是』的提法。 [78] | ” |
這反映了 「兩個凡是 」最初是有着特定的指向，針對的是當時有關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而不是鄧小平復出本身。
1977年1月下旬，原定的會議遭到取消。2月3日，李鑫傳達汪東興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對第二稿中的「兩個凡是」稍作修改，後半句成為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2月5日，李鑫將定稿報送汪東興，得到認可。汪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清耿飆、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同志閱辦。」然而最終不知為何，只有李鑫在批件上畫圈，並沒有聽取其他人意見。李鑫後來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直接上報了汪東興。[78]華國鋒後來回憶，這篇社論曾經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不管是否經過了宣傳口，社論稿是中央高層集體審定的。[79]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即「二七社論」。社論末尾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80]這是「兩個凡是」的第二個版本，也是最「經典」的版本。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華國鋒傳達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工作的決定。3月14日，華國鋒在講話中提到：「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一定要高高舉起，不能丟掉。」[81]這是第三次提到「兩個凡是」，也是第三個版本。基本採用了初稿的說法，刪除了「不能違反」和「不能容忍」兩個詞組，使得語氣有所減輕。同樣，這一講話稿也得到了政治局的討論和傳閱同意。[79]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鄧小平於4月10日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央，強調：「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這面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82]。鄧小平後來提到這是他針對「兩個凡是」作的批評[83]。
事實上，華國鋒同樣很早就意識到「兩個凡是」過於絕對，1977年4月以後華國鋒便再未提過「兩個凡是」，而黨內文件、國內媒體也一律不再出現「兩個凡是」，主觀上有着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便到此終結。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採用鄧小平的提法，第一次在發言中提到「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此後「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便成為了全黨的正式語言[84]。
1978年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就「兩個凡是」問題做自我批評，宣佈會後將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在會上承認：
| “ | （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 [85] | ” |
外交上，華國鋒打破過去的保守思維，於1977年邀請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訪華。反對南斯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過去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1958年，中國共產黨率先中斷同南共聯盟的關係，因此黨內對此紛紛存在疑慮。而1977年8月鐵托的訪問獲得極大成功，1978年6月中南兩黨正式恢復關係，南共聯盟也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恢復關係的「修正主義政黨」，華國鋒亦於1978年8月21日回訪南斯拉夫，實現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對南斯拉夫的首次訪問[86]。鐵托逝世後，華國鋒於1980年5月6日親自率團赴南斯拉夫出席鐵托葬禮[87][88]。
華國鋒積極發展與美國、紅色高棉、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北韓的關係，繼續敵視蘇聯，奉行「三個世界」的外交路線[89]。華國鋒時期，中國與越南和阿爾巴尼亞開始交惡。期間華國鋒訪問了英國、法國、意大利、西德、日本、北韓、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伊朗等國，華國鋒也成為伊朗巴列維國王在1979年被推翻前接見的最後幾名外國領導人之一，巴列維在與華國鋒單獨會談時更表示自己的前途是個「未知數」，導致伊朗公眾認為華國鋒此訪是在給岌岌可危的巴列維政權「打氣」，伊斯蘭革命後的中伊關係因此一度冷淡，直至1984年中國外交部長吳學謙訪問伊朗才冰釋前嫌[90]。
他執政期間，相繼召開了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共十一大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五屆人大上，通過了197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繼續保留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自由，繼續了1975年憲法黨政不分的模式。同時期，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被填以新歌詞，歌詞以「我們萬眾一心高舉毛澤東旗幟」為主軸，為華國鋒「新長征」口號吶喊助威[91]。
1977年華國鋒再度簡化漢字，稱為二簡字，之後在鄧小平主政期間的1986年被國務院廢除，因而成為華國鋒時期的標誌符號[92]。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支持資歷深厚的鄧小平回到中共最高決策層以穩定局面；而局面穩定後，「求是派」與「凡是派」展開權力鬥爭[94]:45，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鄧小平漸漸在輿論和中共高層權力中獲勝，而毛澤東式的領袖崇拜逐漸失去了光環[37]:51[95]。鄧小平聯合陳雲、胡耀邦等指責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是「極左路線錯誤」，他的領導地位受到挑戰[96][97]，他的權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斷削弱[15]。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共中央書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趙紫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讓華國鋒親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以及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辭職，開始改變權力高度集中於華國鋒的格局。
8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很多人提出華不宜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98]:386-387。基於黨政分開的原則，在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辭去了兼任的國務院總理一職[99]，由趙紫陽接替。10月20日，胡耀邦掌控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在今後二三十年內，一律不准掛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像，以利於肅清個人迷信。10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轉發華國鋒同志的信的通知》。要求今後在公共場所不再懸掛華國鋒的像和題詞。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討論華國鋒過去四年的執政問題[10]:455。陳雲認為，華國鋒不適合當主席。胡耀邦認為，華國鋒對毛澤東晚年錯誤採取全盤繼承的態度，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肯定文化大革命，並要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同時李先念等人也在會上向華提出批評，華作了許多解釋和自我辯護，會議一再延長。葉劍英在會上檢討自己之前對華國鋒作了過高的讚譽，對華國鋒愚忠愚義，有「周公輔成王」的封建思想[100][98]:391，還說：「如果國鋒同志不願意承擔責任，那就由我承擔好了。」葉劍英此言既出，華不再辯解，表示接受批評並提出辭職[101][10]:458。會議最後決定，華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並決定將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會後中央政治局向黨內通報華國鋒犯下的五條錯誤：「一、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二、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觀點；三、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為老幹部恢復工作；四、製造新的個人崇拜；五、經濟冒進，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10]:459-460
1981年元旦，華國鋒拒絕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話會[102]。在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的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辭呈得到批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僅象徵性擔任排名最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02]。
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華國鋒當選中央委員，但不再列於中央政治局候選名單，完全退出中共中央領導層[12]:582[94]:46[15]。
從1982年到1997年的四次黨代表大會他都選進中央委員會，是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時間最長（第九屆到第十五屆）的領導人[10]:465。退休後的華國鋒居住在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號院。[103]儘管他很少露面，深居簡出，但在黨內仍然受到尊重，是唯一一個全票在中共十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在1997年產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裏，只有2名年齡過了70歲的，一個是華國鋒，另一個是江澤民[104]。2002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六大，由於年事過高，華國鋒沒有作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候選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華國鋒請了病假，沒有參加會議。2007年10月，華國鋒出席了中共十七大[102]。
2008年8月中旬，香港《明報》引述消息人士稱華國鋒病重入院[105]，8月20日12時50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15]。官方新華社發悼文指華國鋒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曾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華國鋒同志」[106][107][108]。追悼會在8月31日於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等時任和前任領導人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當天華國鋒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109]
1980年3月，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與副院長鄧力群組織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華國鋒作出了一正五負的官方評價：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110]
官方的這一歷史評價是在鄧小平促使華國鋒下台的歷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結論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如：「兩個凡是」並非華所推行，1977年4月以後華的任何發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現「兩個凡是」；華在粉碎「四人幫」當月即在會上要求請鄧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績偉等老幹部，也都是由華親自請他們出來工作的；著名的「內人黨」案以及毛澤東欽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皆為華國鋒親自批示平反翻案的；華從未壓制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反而一定程度上對討論保持包容開放，甚至是支持的態度；經濟上的「洋冒進」政策是和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共同決定的，並非華國鋒一人之過[48][63]。
決議的起草者鄧力群晚年在自述里對華國鋒表示了某種歉意：
| “ |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當時對華國鋒的評價，其中也有若干意見有失公允。這樣說吧：為了拱倒一個人，不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錯統統列上，其中有些並不是政策原則上的問題，講一下也可以，但講得過於上綱了。[111] | ” |
2008年，華國鋒逝世，在新華社發佈的《華國鋒同志生平》中，中共中央給予了華國鋒很高評價[112]，並未再提到兩個凡是[113]：
| “ | ……華國鋒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熱愛，始終以黨的事業為重，為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他黨性原則強，自覺維護團結，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風正派。……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務。他先後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等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開始複查、平反冤假錯案，逐步為一部分幹部落實政策。他提出要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在他的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華國鋒同志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14] | ” |
中共中央所發佈的《生平》實際上對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華國鋒的評價作出了修正，在《決議》基礎上肯定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的決定性作用，糾正了《決議》中一些較為片面的評價。
2021年2月20日，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並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王滬寧在講話中同樣高度評價了華國鋒。[115]
而對於華國鋒的評價，常常因時局和評論者立場不同而有所變化。就「粉碎四人幫」、「終止文化大革命動亂」的努力上，主流媒體和輿論認為他的功勞甚大，特別是在懷仁堂事變中的領導作用，並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後，獲得極高的政治聲譽[113]。然而，在認定文化大革命本質問題、中國發展的意識形態問題（比如繼續宣揚個人崇拜的思想和容許製造新的個人崇拜），他受到當時反對派的質疑和攻擊[116]；以及在黨內中央高層資歷上，華國鋒無法與鄧小平、陳雲[117]等為首的元老相匹[20]，最終選擇下野並低調度過晚年[116]。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談及華國鋒時，稱「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118]
華國鋒從地方到中央長期在政府工作，分管過文教、農業、財貿、科技等，意識形態色彩較淡，對理論問題並不熟悉。1970年代毛澤東南下視察湖南時曾批評華國鋒：「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麼。」[119]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的關注點也是經濟建設而非「階級鬥爭」，華主政的兩年內除了揭批「四人幫」外再無任何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運動。1978年11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自己的考量：
| “ | ……對於「雙打」也曾考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搞一下運動……對這個問題，考慮了多次，認為這樣做不好，因為一提要搞運動，領導精力又會集中到運動上去，就會影響各省各市抓現代化建設……各省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搞一下運動，打擊一批已經明確的分子……全國不採取這個辦法，不是半年就是一年，全黨還是應該集中精力搞好現代化。[85] | ” |
華國鋒對毛澤東路線的策略性繼承也是出於這一觀念[43]，其政治話語與政治實踐往往有很大偏差，胡耀邦後來批評華國鋒：
| “ | ……可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麼基本路線，什麼階級鬥爭為綱，什麼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麼「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會是真心話。這裏面就產生了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國鋒同志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是揀他需要的，只顧眼前，不顧後果，只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40] | ” |
對比毛澤東等其他中共歷史上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是較為開明的一位領袖。其在中央工作的短短幾年裏便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肯定。1976年10月6日，在逮捕「四人幫」當晚的政治局緊急會議上，華推舉葉劍英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葉推辭說：「你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志，你應該擔起轉折重任。」[120]
1978年初，理論界出現了大量不同的聲音，各種議論蜂起，中宣部希望華國鋒出面談一下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國鋒回應道：「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等理論問題，華認為講早了不好，應當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若是自己講早了，人們就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而不好說話了。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依然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 [121]。
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刊發，掀起了對「真理標準」的討論。7月4日，華國鋒與胡耀邦和譚啟龍進行談話，胡耀邦作為「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被反對者批評是在「砍旗」，華國鋒對此表示反感：「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麼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65]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122][123]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不僅包容了這場討論，同時對這場討論給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及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為民主的會議。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124]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便提出解決歷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兩個凡是」等問題提出批評，直指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同時也間接觸及華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對此並沒有採取壓制和對立的態度，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125]。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平反或重新處理，如毛澤東欽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陶鑄等，對康生和謝富治進行審查。而對於與會者意見較多的中央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他採納與會者意見，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而對於爭議最大的「兩個凡是」問題，華國鋒主動承擔責任，作出檢討：「（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85]。
對於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表現，當年的與會者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提到胡耀邦當時的感想：
| “ | 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 「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126] | ” |
1978年末至1979年初，以「西單民主牆」為代表，北京的民主運動開始興起。1979年新年後，「西單民主牆」和民辦刊物的政治抨擊愈發激進，且有利用上訪鬧事事件的趨勢，各地政府紛紛告急，中央領導層的擔憂越來越大。1979年1月2日，華國鋒找胡耀邦和胡喬木談「注意當前社會上的政治動向問題」，談話長達5個小時。此時華國鋒雖然關注當前的思想動向，但也擔心「翻燒餅」。華國鋒表示：
| “ | 要堅定不移地把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搞起來，這是三中全會決定的一條政治方針，是堅定不移的。這應當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前提。現在我們要避免出現1957年那種反覆（反右運動）。千萬要防止「翻燒餅」：當發揚民主時，號召大家鳴放，出了問題，接着又來個反無政府主義。要很好地引導黨員和幹部，各級黨委、報刊要引導我們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發展，避免走彎路。[127] | ” |
第二天（1月3日），胡耀邦、胡喬木在中宣部例會上傳達了華國鋒的談話內容。胡耀邦在會上強調華國鋒極力反對「反右」：
| “ | 昨天在華主席那裏談了五個小時，是交談的方式。……華主席特別要求，掌握全國的政治、思想動態，看出總趨勢。……現在形勢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環節發生誤解、錯覺、偏差。……華主席特別強調說，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128] | ” |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同時舉行了五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8月28日至9月12日）。會裏會外透漏着前所未有的民主、開放的新氣象。會議之前，一直樹立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被拆除移走；會前，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連續三天舉行民主協商會，由華國鋒通報即將召開的五屆三次人大會議的各項議程，介紹人事變動的考慮，徵詢黨外人士的意見，凸顯民主協商的色彩；大會副秘書長曾濤舉行會前記者會，各項議程都公開。駐京的外國記者和二百多名各國外交官以及幾千名國內旁聽者參加了8月28日和8月30日召開的政協和人大開幕式，這是16年來的第一次。此外，主席台上並列懸掛的毛澤東與華國鋒的領袖像被換成了國徽；中央領導不再在代表的掌聲中步入會場。會議的民主氣氛集中表現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就政府工作中一系列問題直言不諱地質詢、批評和建議。例如與會者對1977年特別是1978年的「洋冒進」政策的進行了抨擊。此外與會者對寶鋼的集中質詢也值得注意，9月4日，冶金部部長唐克、副部長葉志強、周傳典到北京代表團當面接受質詢並作出說明，唐克承認寶鋼建設有教訓[129]。這場質詢會引起很大反響，後續又在代表要求下召開了多場質詢會。代表們當面批評和質詢政府官員反映了代表們民主意識的高漲，而人民日報將各場質詢會的細節披露，也是中國政治少有的透明。這些改變甚至得到了外國記者的紛紛肯定。
「實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時任人民日報主編胡績偉晚年在自述中稱：
| “ | 他（華國鋒）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兩個凡是」問題）是在黨內做了自我批評的……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130] | ” |
華國鋒為人謙虛謹慎、廉潔親民[131]。無論是擔任縣委書記，還是中共中央主席，他總是保持與生俱來的「平民情節」，普通百姓對他往往持好感[132]。據中央警衛部隊退役士兵回憶，他在擔任主席時，仍經常自己洗衣服、並帶領戰士進行大掃除[133]。對下屬不亂發脾氣、保持和藹可親；對工作人員簽字合影總是有求必應[10]:134。唐山大地震時，身為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率先親臨救災現場[10]:133。
1977年9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陪同下來到北京紅星養雞場和實驗豬場視察。1978年11月間，中共中央黨校二部組織第二期50多名學員前往該廠參觀機械化養豬。在該廠的會議室內，華國鋒在前段時間視察時用過的熱水瓶、茶杯等物品被陳列在一個特別的玻璃櫥櫃中讓人參觀。回校後，中央黨校學員、上海第二醫學院副院長王立本經過反覆考慮，於12月29日致信華國鋒，認為這種做法不利於恢復、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華國鋒在收到信後立馬讓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林乎加處理此事。養豬場的有些同志一開始並不同意撤去，但經過學習後都同意了撤去陳列品。隨後華國鋒親筆給王立本回信：「……今後遇有類似情況都照此辦理，以繼承發揚我黨的優良傳統。」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的結業會上向大家宣讀了此事的經過和兩封信的內容，告誡所有人應當糾正這種過去封建的做法。1979年9月28日，光明日報在頭版以「此風大可長」為標題刊登了此事[134]。
而華國鋒在晚年中，更閉口不談政治，非常低調[116]。華國鋒酷愛書法，寫得一手過硬的顏體。毛主席紀念堂匾名、交城城內小學校名均為華題寫。晚年隱居的他潛心研究鍛煉筆墨，並與書法家李鐵梁、姚俊卿為友[116]。
按照華國鋒「魂歸故里、不佔耕地」的遺願，在山西省交城縣風景區卦山南麓建立其墓地。始建於2009年4月，2011年11月落成，屬於交城生態公園的一部分。華國鋒陵墓原來由華國鋒陵園、華國鋒紀念廣場、華國鋒紀念館三部分組成。但因媒體稱華陵鋪張浪費，引起了政府重視[136]。華國鋒紀念廣場改為呂梁人民英雄紀念廣場，華國鋒紀念館也改成了晉綏八分區革命歷史紀念館[137][138]。華國鋒陵墓設計參仿為孫中山建設的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臨下，俯視交城。花崗岩石級共365級，兩側白玉欄杆相護。最頂墓碑為花崗大石鼎，正看如H，取「華」字漢語拼音開頭大寫字母，既喻華國鋒，也有中華之意；鼎高5.5米，寓意華國鋒55歲成為中共中央主席。在建築陵墓時，當地政府承認承擔巨大壓力，一方面建造奢侈有悖華國鋒一貫儉樸作風；另一方面也希望陵墓能夠為交城帶動旅遊、提高城市品牌和地位。呂梁革命紀念廣場上有華國鋒巨型塑像。[139]。
隨着對華國鋒的紀念逐漸公開化，2014年8月8日開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中國影視作品中首次出現了華國鋒的形象。劇中曾紅生飾演華國鋒[140]。
2011年2月16日，華國鋒誕辰90周年時，人民日報發表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紀念文章。[141]
2021年2月20日，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並講話[14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143]。
華國鋒的父親蘇慶惠原為山西省交城縣隆盛裕皮坊的學徒，成為東家王酋的二女婿後，升為二掌柜。蘇慶惠和王二女共育有四子，長大成人的只有三子和四子[10]:109。
華國鋒的夫人為韓芝俊（1930年2月21日—），兩人於1949年1月結婚。育有四名子女。韓芝俊1975年出任中國輕工業進出口公司政治部主任，1980年離休[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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