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名為杜德的其他人物，請見「杜德」。杜潤生（1913年7月18日—2015年10月9日），原名杜德，男，漢族，山西太谷人，中國經濟學家，資深農村問題專家，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1][2]
| 杜潤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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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913年7月18日 中國山西省太谷縣陽邑村 |
| 逝世 | 2015年10月9日（102歲） 中國北京市北京醫院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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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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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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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杜潤生是山西省太谷縣陽邑村人，生於一個破落富農家庭。杜潤生的祖父、父親經商，後來轉為農民。5歲時，杜潤生喪母，13歲又喪父。因此，杜潤生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杜潤生幼年，家庭債務沉重，別人說「父親不會理家，以致越理越窮」。因此杜潤生一心讀書，準備將來整頓家業。[1]
小學畢業後，杜潤生當店員一年，不久辭退返回家鄉，準備上學。其間，他閱讀了《嚮導日報》和《共產主義ABC》。他雖未讀懂，但知道應當改造社會，並且悟出「家裏窮，不是父親不好，而是社會不好。」[1]
1927年，杜潤生獲得舅父幫助，考入太原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該校素有革命傳統。時逢北伐戰爭結束，三民主義未獲實現，各黨派紛紛宣傳各自主張。杜潤生曾經將希望寄托在中國國民黨改組派，但其成員當官後腐化，青年們十分失望。蒋介石鎮壓中共，九一八事變後對日本卻採取隱忍政策，杜潤生對此也很不滿。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杜潤生很想接近中國共產黨，但找不到中共黨組織，便和其他青年自行組織了「九一八讀書會」，抵制日貨，宣傳抗日。後來，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成立了學生會，杜潤生成為學生會骨幹。[1]
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太原的學生運動不再放任自流，而是將鬥爭矛頭直指中國國民黨。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校長梁先達和教育所所長苗培成均為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委員，壓制學生從事抗日運動，學生遂發動驅逐梁先達、苗培成的鬥爭，發動請願活動包圍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杜潤生為學生代表之一。軍警當場開槍，打死一人，打傷十多人，杜潤生受傷。杜潤生認為：「沒有共產黨這樣的組織，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就打不倒。」1932年10月，杜潤生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抗日反帝同盟會、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1]
驅梁學潮發展到反對閻錫山時，即慘遭鎮壓，杜潤生遭到通緝，被迫避往鄉下。1933年，杜潤生抵達北平，考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並繼續從事學生運動。1935年，因遭同鄉告密，杜潤生被逮捕，關押數月之後獲釋。一二·九運動中，杜潤生是學聯代表，後來擔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區隊長、總部宣傳部長。1936年夏，杜潤生加入中國共產黨。[1]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杜潤生在太行山區參加抗日游擊戰，歷任晉冀豫抗日義勇軍三支隊隊長，太行區黨委宣傳科科長，太行太岳冀南聯合辦事處教育處處長，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委員，教育廳秘書主任，太行山六分區專員、二分區專員，太原軍調小組軍事代表，太行區黨委城市部太原城委書記，太行行署副主任。[1]
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中共黨組織為杜潤生作出的鑑定中有「領導能力強，思想敏銳突出，有理論素養」的評語。[1]
第二次國共內戰中，1947年至1949年，杜潤生隨劉鄧大軍南下，參加挺進大別山的戰鬥，後來又參加淮海戰役，參與領導所在地的土地改革運動，歷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書長，中共中央華中局秘書長，淮西區工委書記，中共豫皖蘇地區四地委書記。[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杜潤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在領導中南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時，杜潤生提出分階段進行土地改革的主張，即首先普遍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建立好農會組織，隨後再轉入分配土地的階段。杜潤生還提倡幹部下鄉參加土地改革時，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肯定了杜潤生提出的分階段進行土地改革的主張。1951年2月，毛澤東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稱，「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改革的正確秩序，本來應當如此」。[1]
因在土地改革中表現出色，杜潤生獲中央領導賞識，於1953年初被調往北京，出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參與領導全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1]
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在按照中央決議推進農民互助合作的過程中，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和秘書長杜潤生提出的若干意見，起初獲得了毛澤東的接受和支持。後來，農村建立合作社的勢頭迅猛，鄧子恢、杜潤生與毛澤東出現意見分歧：第一，毛澤東主張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速度要快，他們則主張慢些；第二，中共中央中南局土改結束後，他們曾提議給農民經濟活動的自由，即商品交換自由、借貸自由、僱工自由、租佃關係自由，合稱「四大自由」，毛澤東則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主張；第三，合作社的形式，他們主張多樣化，不限於一種形式，毛澤東則主張一種形式。以上這些意見，毛澤東均不接受，並斥為右傾錯誤。[1]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會上，毛澤東及中央主要領導人點名批評鄧子恢、杜潤生，稱二人「在社會主義高潮到來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後來的會議及文章中則稱「小腳女人」）走路」。鄧子恢、杜潤生都作了檢討。當時，中共黨內有人提議要嚴究鄧子恢、杜潤生的責任，毛澤東稱，「杜某是一個好同志，土改是堅決的。對於合作化，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經驗，到下邊實踐一段就好了。」毛澤東為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還編寫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逐篇審校加按語。[1]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後，杜潤生被解除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職務。[3]按照毛澤東的意思，杜潤生本應調往地方任職。但1956年初，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找杜潤生談話稱，「先不要下去，國務院最近要成立一個科學規劃委員會，規劃委員會下設個辦公室，要幾個具體抓工作的負責同志去。」1956年3月14日，國務院正式成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為陳毅，副主任為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秘書長兼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張勁夫，辦公室副主任為范長江、杜潤生。杜潤生遂成為制定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的主筆。[1]
1956年5月，杜潤生任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1960年8月，杜潤生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任至1967年1月。[3][4]1957年反右運動時，張勁夫、杜潤生主持起草了文件《在反右鬥爭中如何對待自然科學家的政策界限》，提出保護自然科學家。該文件經中共中央批准下發。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地區，該文件貫徹良好。當時，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地區的自然科學家沒有一位被打成右派。[來源請求] 1957年，杜潤生訪問蘇聯，年底回國後即向中央寫報告，「認真地分析了蘇聯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教訓，指出列寧特別是斯大林，對知識分子大量的殘酷打擊，認為我國不應當照搬蘇聯的做法。」[3]
1961年，杜潤生在主持「科學工作十四條」的起草工作時，為了能為改變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的結論打開一個小口子，煞費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紅」的概念。這成為1962年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先聲。鑑於1958年、1959年的情況，杜潤生提出學術工作、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要區別開，不要隨意將學術問題、學術爭論上升為政治問題，甚至上升為敵我問題。[3]
文化大革命時期，杜潤生也挨整，但他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使科學家免遭批鬥。[3]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杜潤生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5]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中央對鄧子恢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工作進行了重新評價，認為鄧子恢、杜潤生的主張是對的，將不實之辭予以推倒，鄧子恢、杜潤生的舊案獲得平反。[1]1978年，杜潤生獲平反後復出。[6]
1979年，杜潤生出任新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排名在最後一個。主任是他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時期的老搭檔王任重。王任重不贊成「包產到戶」，當時中央高層領導華國鋒、李先念也不贊成「包產到戶」，胡耀邦和鄧小平沒有明確表態。杜潤生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產到戶」。有同志勸告杜潤生緊跟中共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產到戶。杜潤生則逐步尋找突破口，逐漸撕開了「包產到戶」的口子。[3][5][7][8]
杜潤生首先支持了萬里在安徽省的改革。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藉機提出首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該建議獲得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支持，隨後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也終於表態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讚揚安徽省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縣的「大包幹」。[3][5]
但在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除了池必卿、周惠、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書記外，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原則。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是曾和毛澤東共同戰鬥過的老同志，會議休息時，一位同志拉住杜潤生說：「包產到戶，關係晚節，我們有意見不能不提，留個記錄也好。」意見嚴重分歧使會議無法繼續進行，杜潤生便和胡耀邦、萬里商議對策，杜潤生巧妙改寫文件，最終形成了中發〔1980〕75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最重要的改寫是在前面加上了一段話：[3][7]
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可以包產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這份文件打破了多年形成的包產到戶等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舊觀念，在中國農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震動。[5]
1981年，中央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後不久，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到東北考察期間寫回信建議：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群眾自願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了[9]。杜潤生根據這個精神起草了1982年中央1號文件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發〔1982〕1號）。後來該文件被稱作農村改革的第一個「1號文件」。該文件間接導致中國大陸結束了就「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正式確立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杜潤生回憶說，「這個文件報送給中央，鄧小平看後說『完全同意』。陳雲看後叫秘書打來電話說『這是個好文件，可以得到幹部和群眾的擁護』。」[10][5]
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稱，就農村工作，中央每年要搞一個戰略性的「1號文件」。於是，從1982年到1986年的5年，每年中央「1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業問題。按照中央部署，杜潤生每年年初佈置調查題目，秋季總結，冬季起草，次年年初發出。這五份「1號文件」分別為：[5]
- 《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發〔1982〕1號）
-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的通知》（中發〔1983〕1號）
- 《中共中央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中發〔1984〕1號）
-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發〔1985〕1號）
-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中發〔1986〕1號）
1981年2月11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的支持下，一個自發組織的研究小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在北京大學專家招待所正式成立。小組成員有陳錫文、鄧英淘、周其仁、杜鷹、陳一諮、孫方明、張木生等人。在成立會上，杜潤生說：「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業還是落後的自然經濟，中國就不會有現代化。」並說，「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3]
1982年春，國家農業委員會撤銷，成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杜潤生任主任。[7]自此至1989年，杜潤生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後改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後改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他還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簡稱「中顧委」）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等職務。[6]
1985年初，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人員開始分流。一部分來到剛籌辦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包括陳一諮、王小強、楊冠三、白南風、宋國青等人。陳錫文、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白南生、羅小朋、高小蒙等人則表示繼續從事農村研究工作。1985年4月，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編制正式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轉到杜潤生領導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1986年，「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成立，王岐山任所長，由杜潤生直接領導。[3]
在19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杜潤生都未受到大的波及。[3]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中顧委委員李銳、杜潤生、于光遠、李昌因反對以開槍方式處理學生運動，在中央顧問委員會同時受到整肅，有人提出將四人清除出中國共產黨。1990年8月，中顧委主任陳雲批示稱，「他們四個人的意見都是在黨內的會議上講的，沒有違反組織原則。我們黨內過去這樣的教訓太多了，應該吸取，不應該把四個人開除出黨。」由此，這四人均未被開除出黨。[11]
2013年7月18日，杜潤生在北京紫竹橋附近的酒店慶祝百歲生日，出席慶生者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等人。[12]
言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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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最大錯誤是抗美援朝，中國參與韓戰，本身就是錯誤。更大的錯誤在於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澤東對建國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判斷失誤。認定階級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思想，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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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後，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書籍不准出現「趙紫陽」這三個字。趙紫陽當過總理、總書記，改革開放進程中居功甚偉，趙紫陽奠定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格局，大轟大嗡宣傳改革開放三十年，很多出版物實在是迴避不了，就用「國務院領導人」、「國務院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負責人」來曖昧，好像出現了「趙紫陽」，之前和當下領導人就會神光褪色，就不偉大、光榮、正確，天下就大不太平。......「六四」不平反，就談不上「社會和諧」與「和諧社會」。「六四」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歷史包袱，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歷史包袱。早平反，對共產黨、對民族都有百利而無一害。毛澤東早就講過，鎮壓學生的沒有好下場。不能壓制學生。......沒有「六四」，輪不到江澤民當總書記。2003年有個「六四真相」的光盤，是想為江澤民開脫，公佈了楊白冰是戒嚴總指揮，鄧小平、李鵬、趙紫陽、楊尚昆、李先念等人當時的談話，而恰恰沒有江澤民的事。但是，江也不是乾淨的。正是江澤民查封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撤消欽本立職務，導致由學潮演變為新聞記者參加、全社會各階層參加的群眾性反腐敗行動。因此，對「六四」的平反，實際上對江澤民執政權是一個否定，也就難於平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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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恐懼症，是特權勢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眾，歷史是群眾創造的，怕是沒有用的。......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學、不透明、不民主，遺留問題很多，將來也許改革要重來。......落後國家走向現代化，資本主義發育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資本主義也有好壞之別。中國要避免壞的資本主義發育方式，首先必須儘快遏制權貴資本主義。[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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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杜潤生，《深入發動群眾完成土地改革》，華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
- 杜潤生，《學習農民運動》，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
- 杜潤生，《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 杜潤生主編，《現代科學領導大全》，農村讀物出版社（北京），1988年
- 杜潤生，《中國農村的選擇》，農村讀物出版社（北京），1989年
- 杜潤生等，《思考與選擇：關於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問題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
- 杜潤生主編，《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 杜潤生，《杜潤生文集：1980～1998》，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
- 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杜潤生主編，《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
- 杜潤生，《中國農村制度變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杜潤生，《杜潤生改革論集》，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年
- 于光遠、杜潤生，《改革憶事》，人民出版社，2009年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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