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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國後發生的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倡導普世價值觀及呼籲政府進行民主化改革並平反政治活動不合理判案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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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運動」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其他用法，請見「中國民主運動 (消歧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大型民主運動包括1976年的四五運動[1]、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1986－1987年的八六學潮、1989年的八九民運、2000年代初至今各種公民運動及維權活動和2022年的白紙運動。
自2012年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當局不理會國際的反對聲音，進一步推行維穩措施[2][3]。而習近平提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的中國民族主義觀念，加強了大陸民眾尤其是青年世代對現有體制的擁護，使運動在內外夾擊下備受打擊[4][5]。
習近平2014年訪歐時表示，多黨制不適合中國，中國過去曾嘗試過各種政治制度，包括多黨民主，並警告說，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和社會條件[6]，複製外國政治或發展模式可能是災難性的。儘管中國政府一直是專制的，但中共對人口和國家的控製程度在過去幾十年中時有起伏。
目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被一些人描述為極權主義，他公開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由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進一步加強了中共對政府的控制。2017年，習近平牽頭修改黨章，宣佈習近平思想是對共產主義的唯一正確解釋。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修改了憲法，取消了任期限制，允許習近平終身執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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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1887—1975）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次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清帝宣統下退位詔書，大清帝國覆滅。後經政治變動，北洋政府實際上行使統治權。但由於北洋政府虛弱腐敗以及軍閥混戰，統治者並無傳播民主理念並健全民主憲政制度的能力。
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蔣中正當權的南京國民政府名義統一全國，但因政治腐敗且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該時期內民主制度並未有效運作。[8]
1945年9月2日，大日本帝國舉行投降儀式並簽署降伏文書。次年6月，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基本控制了大陸地區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末，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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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1893—1976）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長期執政至1976年，並發起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使得大量公民受到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9]據各方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四千萬至八千萬人，[10][11]亦有數千萬人遭到批鬥和迫害。其中，反右運動嚴重破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制度建設。[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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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到1957年4月又開展整風運動[註 1]，與百花運動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註 2]，並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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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二班的一群學生在北大大飯廳[註 3]的南牆上張貼了一張大字報，內容是關於青年團全國第三屆代表大會代表的問題：
我們懷着激動的心情，注視着團三大的召開。我們有如下問題需要校團委答覆：
- 一、我校的代表是誰？
- 二、他是怎麼產生的？
- 三、我們有意見向何處反映？
歷史系二年級二班一群團員和青年[14]
接着又有人貼大字報，提出「一個大膽的倡議」：建議開闢「民主牆」。這很快引起眾多學生的反響。至19日晚間，以大小飯廳為中心的牆壁、報欄上已經貼滿了大字報。截至次日下午5時20分，共計有大字報162張。[15]
江隆基（1905—1966）
20日晚間，時任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代表黨委宣佈支持大字報。22日大字報更是大量增加，到處是辯論會、演講台，學生們熱情參與。26日，北京市高校學校運動會在清華大學召開，許多北京大學的學生去清華大學作宣傳，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開展起來，並進一步擴展到北京各大學。此後，天津的南開大學也參與進來。29日，北大一些學生成立「百花學社」，並於31日發表宣言，表示在擁護社會主義前提下對任何問題都可以自由爭鳴，並創辦「廣場」刊物，發表學生們的文章。整風運動開始後，江隆基被降職並於1959年調離北大；同時大量的五一九運動參與者被打成右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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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李一哲事件可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的先驅[1][17][18]。
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志化名「李一哲」（還有幾十人參與大字報的寫作、分發和複印），在廣東廣州的鬧市中山五路—北京路口張貼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19]，成千上萬的人日夜圍觀與抄寫，道路塞車[20][18]，在國內外引起轟動和爭論[21][22][23][24]。大字報共二萬六千多字，長達六十七張白報紙，內容呼籲民主和對法制的建議，以批判「林彪體系」為形式，矛頭直指中共建國以來極左運動踐踏民主法制的種種弊病。大字報還未點名地指出了當權者的許多罪行，並且聯繫這些現象，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存在的嚴重問題[25][26]。廣東方面將大字報呈送中央，要求定性，「四人幫」成員江青說它是「解放後最反動的文章」[27]。
同年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將《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定性為「反動大字報」，並迅速組織全省批判[27]。12月3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以「宣集文」為筆名對大字報進行批判[27]，稱其為「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及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惡意攻擊」。這批判文件被發送至全國的黨員幹部（據說印刷了10萬份），並附有大字報原文，因此「李一哲」的文章在全國各地幹部中廣泛流傳[28][27][26]。
針對「宣集文」的屢次批判，「李一哲」先後發表了《反批判書》、《嚇人戰術——評某些權威的批判》、《請君入甕——二評某些權威的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嗎？——三評某些權威的批判》、《杜崗的把戲——四評某些權威的批判》、《論無產階級中的特權階層》、《二十五個問答》等一系列大字報，以諷刺的手法反擊官方的批判[28][29][30][31]。
1975年，廣東省委對李正天開展了多達數百場的批判會，其中面對面的辯論大會就達一百多場，常常是萬人大會[32]。當中有七十多場成了武鬥會，李正天剛上台，就因為不低頭遭到暴打，還有人衝上台對他拳打腳踢。[33]由於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指示允許李正天答辯，在這些批鬥會中，會場氣氛激烈，發生了戲劇性的情況：批鬥會變成了被批鬥者與批鬥者的辯論會。據說由於「李一哲」有一定理論水平，也掌握了一定的事實，辯才也不錯，他們利用這種批鬥會，作為表達自己意見的論壇，常常使得批判他們的人，反而受他們質問。[27]同年8月，李正天和陳一陽分別被押往粵北石人嶂鎢礦和九佛農場勞動，王希哲留廣東水產製品廠勞動[28][34]。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後，在清查「四人幫」運動中，「李一哲」的問題不但沒有平反反而升級了。[27]
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志四人同時被捕[34][22]。同年12月中旬舉行的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公開宣佈「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其罪名為「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後來，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分別被判有期徒刑。一批與「李一哲」有牽連的幹部和青年，也受到隔離審查和內部批判。[27]
1978年8、9月，在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省委數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問題，並數次報告黨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開常委會討論此案，開始為「李一哲」平反，並於12月30日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等人。[27]
1979年2月6日下午，廣東省委在廣州友誼劇院召開了「李一哲反革命集團」平反大會，有一千多名群眾參加。會上，省委常委寇慶延宣讀了《中共廣東省委員會關於處理「李一哲」案件的決定》。[27][33]
周恩來（1898—1976）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逝世。「四人幫」等人以簡化治喪禮儀為名，作出種種規定壓制和阻撓群眾的悼念活動，除了禁止自發的悼念活動外，「四人幫」還控制媒體，不准報導全國的悼念活動和指責周恩來，激起群眾的強烈憤怒。[35][36]
同年4月4日（清明節），南京、鄭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現了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高潮[35]。同日早上，北京民眾不顧禁令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演說，並以詩歌悼念周恩來，廣場上出現了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詩海」，最多時約有200萬人[37][35]。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華國鋒認為「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認為「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政治局最後認為，多數人是悼念總理，少部分影射攻擊中央，個別非常惡毒，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說，會議決定從4日晚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批准[38][39]:6。
同年4月5日凌晨，大批軍人、警察、民兵及200輛卡車開到天安門廣場運走花圈，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園內[40][41]。上午，群眾繼續湧向天安門廣場，人數超過10萬[40][42][41]，當他們發現紀念碑前的花圈被清理後群情激憤，聚集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一部分群眾衝擊了人民大會堂，與民兵、警察、士兵發生嚴重衝突[35][42]。下午，憤怒的群眾砸毀自行車、追打外國攝影記者[42]、點燃了「工人民兵指揮部」小樓門前的四輛汽車（包括公安局的宣傳車）和小樓[41]，群眾、民兵和警察都有受傷者[35][40][43]。下午6時30分左右，天安門廣場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40][35][43]：「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講話在天安門廣場反覆播送，多數群眾逐漸離開[35]。
晚上8時，到了政治局決定出動民兵的時間，華國鋒和陳錫聯打電話催促吳德，但吳德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認為此時清場為時尚早，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有數萬人在場[40][43]。9時，集結的民兵從中山公園出來，悄悄包圍了天安門一側。前門通往天安門的道路被封鎖，人們只准離開廣場不准進入[41]。9時30分，一萬多民兵、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三千名公安人員前往天安門廣場[44][39]:2。10時半，吳忠命令天安門廣場的探照燈全部打開，並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40][41]。11時，天安門廣場上大部分群眾已散去，剩下大約一千人左右，吳德下令出動民兵。衛戍部隊先把廣場包圍起來，然後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皮帶進入廣場進行暴力清場，有數十人受傷[41]、二百多人被警察拘留，廣場上留下血跡，但無死亡的報告。[40][43]
同年4月6日，天安門廣場上已沒有花圈，天安門廣場持續戒嚴。北京市各單位傳達市革委會發出《緊急通知》：「天安門事件」是「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41]。《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45]
同年4月7日，天安門廣場繼續戒嚴，有清潔車和灑水車在廣場內清洗血跡[41]。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的匯報後，認為鄧小平的問題因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而性質變化[39]:6。當晚，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華國鋒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39]:7[35]。
同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41]。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同年10月6日，四人幫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46]，華國鋒成為最高領導人。
1978年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受迫害者獲得平反。同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上正式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47]
魏京生（1950—）
什麼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按他們自己的意願選擇為他們辦事的代理人，按照他們的意願和利益去辦事，這才談得上民主，並且他們必須有權力隨時撤換這些代理人，以避免這些代理人以他們的名義欺壓人民。這是可能的嗎？歐美各國人民就在享受着這種民主，他們可以按自己的願望把尼克遜、戴高樂、田中等人趕下台，如果他們需要，還可以再讓他們上台，誰也干涉不了他們的民主權力。
「
」
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悼念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拆除了，人們就把大字報貼到了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因此西單的那面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徵，被人們稱作「民主牆」。一開始，大字報表達了人們對文革以來亂局的不滿，之後發展到對時政的批評，最後進一步演變為獨立民間社團的定期非正式刊物。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僅北京就有50餘種非官方刊物出版。[50]
1977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與會代表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正式復出[51]。
1978年12月5日，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魏京生以「金生」為筆名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48][49]。
1979年1月8日，魏京生編輯出版了《探索》雜誌，並將這次運動命名為「北京之春」。這個名字源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從那時起，自1978年秋季以來興起的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的行為被稱為「北京之春」。
同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
同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52]。
同年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佈《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稱：
凡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泄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一律禁止。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發佈六條通告，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通告》發出後，北京市公安局當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國人權同盟」對外聯絡人陳旅。
同年10月16日，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49]
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強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和為了爭取奧運會主辦權，釋放了一批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於9月14日獲假釋出獄。1994年2月，魏京生會見訪問北京的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助理國務卿約翰·沙特克，4月1日，他被北京警方以「收容審查」名義關押。1995年11月21日魏京生被正式逮捕，12月13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和剝奪政治權利3年。[49]1997年11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為了爭取奧運會主辦權，將魏京生以「保外就醫」名義直接押送機場流放到美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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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1904—1997）
全會認為，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在兩個會議的整個過程中，大家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增強了團結。…… 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根本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
「
」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53][54]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55]，並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56][57]。此後，鄧小平等人花費數年時間主導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糾正了國內因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並推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58]。
1984年，中共中央決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59] 。1986年，經濟體制改革在城市中推行時遇到了障礙。原有的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在國家體改委推行簡政放權的情況下陽奉陰違，這樣的雙重決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行政效率。鄧小平認為，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必須同時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為繼。[60]此外，改革開放雖然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但同時衍生不少的問題如官倒、腐敗、特權、普世價值的衝擊、社會貧富差距和通貨膨脹等，使民眾強烈不滿[61]。
改革派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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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191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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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1919—2005）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下官僚主義的「總病根」[62][63][64]。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65][66]。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第四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收入了許多符合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67][68]。
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並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他強調：
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 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69][70][71]
1986年上半年，因配合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重提政治體制改革[60]。當時的國際民主化浪潮和1980年代東方集團的民主化改革對理論界研討政改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72]部分人士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69]。
同年下半年，鄧小平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在國內掀起了政改研究熱潮[73]。9月，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鄧小平點名，主持政改方案的設計工作[60]。10月，趙紫陽提議的中央政改小組辦公室成立，具體負責人包括鮑彤、嚴家其、賀光輝、周杰[74]。在當時國內寬鬆的政治氣氛和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衝擊下，知識界和學生們政治熱情高昂，他們擁護政治改革，並以實際行動推動這場改革，把握發展民主的機會[75][73]。在年底的基層選舉中，許多學生要求舉行自由選舉，並自薦參加競選。然而選舉的諸多限制和違反普選原則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們的極度不滿和憤怒[73]。
同年12月4日，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在校內競選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發言稱：「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76]。
同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其他高校共4,000餘名學生遊行爭取民主選舉。由此，八六學潮爆發[76]。學潮蔓延全國的城市，學生們要求加快民主化進程[77]。
同年12月27日，保守派高層七人一起到鄧小平家裏，分析了學潮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將學潮的爆發歸咎為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縱容，認為胡耀邦應該為當前局勢負責[78]。鄧小平認為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的重大失誤[79]。
1987年1月2日凌晨，政府釋放了全部被捕的北京學生，學潮徹底平息[77]。
同年1月16日，胡耀邦因受到保守派的施壓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由一致推選的趙紫陽代理[80]；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同年1月28日開始[81]，直到當年夏天才結束。
同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鄧小平主持了開幕式，趙紫陽作了題為《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提出並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念[82][83]。該報告的第五部分詳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作為改革的指導性文件，闡述了許多符合憲政主義的內容，其中包括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完善選舉制度等。[84]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85]於北京逝世。隨後數日，大學校園裏陸續出現許多歌頌胡耀邦的宣傳海報，呼籲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86]。幾天過後，大多數海報開始提到更加廣泛的政治問題，包括有新聞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員貪污問題等[87]。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
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單純悼念的活動轉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88][89]。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製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90]。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後來自不同背景的演講者舉辦公開演說，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眾的聚會，並試圖說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了遊行。隨着活動規模的增大，聚會活動逐漸演變成為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起草並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
由於胡耀邦曾經出任最高領導人的職務，中共中央決定為其舉行國葬。葬禮儀式最終確定於4月22日舉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時下令封閉廣場。約有十萬名學生則在前一天晚上無視命令，遊行進駐至天安門廣場[93]。
4月22日上午10點，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領導高層皆前往人民大會堂參加葬禮儀式。這次葬禮由楊尚昆主持，趙紫陽發表悼念詞。儘管整個國葬過程向學生直接播出，然而由於紀念活動時間短，學生們到11點也沒有看到胡耀邦的靈車，這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情緒更為高漲。這時學生們開始越過天安門廣場西邊的路，涌到人民大會堂前靜坐。他們要求胡耀邦的靈車繞着天安門開過，與總理李鵬會面，並希望官方媒體能夠公開報道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但政府沒有接受學生的要求，也沒有派官員與學生見面[94][95][96]。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間，學生們開始籌劃成立真正的活動組織。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不承認官方的北京大學學生會並且自己組織學生會，名字暫定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與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97]。在4月23日，另一個學生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98]。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99]。
然而在4月22日黃昏，長沙市和西安市爆發了嚴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縱火焚燒車輛、房子，並且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100][101]；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搶劫，最終共有超過350人遭到了逮捕[102]。隨着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盪，趙紫陽立即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多次會議。儘管領導高層就回應學生運動的方式意見分歧，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也建議趙紫陽繼續留在北京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但趙紫陽仍然依照原計劃，應朝鮮國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請，於4月23日飛往朝鮮進行國事訪問[103]。趙紫陽前往朝鮮訪問後，便由留在北京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代理領導各項機關。4月24日，李鵬和國務委員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陳希同等人會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在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採取態度堅決的行動[103]。同日，北京35所大學全面罷課，上海、天津、長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紛紛響應[104]。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約6萬餘名學生繼續罷課。北高聯向政府提出三項要求，要求政府答應才會複課。這三項要求是：
4月25日上午，楊尚昆和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佈「警告」，藉此抑制因為不斷傳播而擴大的示威活動[106]。李鵬隨後依照鄧小平的意見下令起草一份公報，並向中國共產黨各個機構和高階官員要求應該設法對付示威群眾[107]。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108][109]。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110]。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111][112]，有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113]。這次示威遊行迫使中國政府做出讓步，同意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會見由政府批准的學生社團代表[114]。
4月30日，趙紫陽結束國事訪問並回國。隨着外界要求中國政府對學生示威活動的態度更為軟化後，內部相關的討論衝突反而更為加劇。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應該強硬地反對抗議活動繼續進行。5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一議題有所衝突。趙紫陽認為政府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一的選擇[115]。
1989年5月10日，浦志強（1965—）參加北京學運遊行，要求辦報和結社自由
正當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準備和政府展開對話之際[107]，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等人要求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他們認為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116]。最後學生決定在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的前兩天展開絕食抗議[117][118]。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119]。
5月14日，以戴晴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許可之下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呼籲學生應該要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許多學生拒絕做出讓步。當天晚間，以閻明復為首的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隔天，閻明復向李鵬詢問是否願意應學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論的內容、並且將學生運動定調「愛國民主運動」，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駁回。
5月16日至18日，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此次遊行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北京市最大規模遊行人數紀錄，一些媒體報道人數達300萬，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對5月17日當天的不完全統計稱有120萬左右的各界民眾參加了遊行。北京1000多名知識分子聯署發表了《五一六聲明》，聲援學生，批評政府對學運的動亂定性，簽名者包括巴金、艾青、季羨林等人。四個民主黨派中央委員會主席向趙紫陽致函公開呼籲信，信中肯定學生訴求，並「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註 4]亦分別發出緊急呼籲，並被人民日報刊登。全國政協委員、一級教授侯建群和趙敏順走在遊行示威的最前面，他們的橫幅是：「強烈要求政府立即答應學生三點要求」「救人更要救國」。[120][121]而據新華社報道，季羨林親身前往廣場探望學生，在學生的攙扶下一步一顛地走進絕食學生中，擁抱着仰臥在地上的弟子，老淚縱橫。冰心的橫幅寫着「學生愛國，我愛學生！」陳景潤和王元共同疾呼「學生們的負擔太重了，讓我們承擔一些吧！」[122]李谷一和陳愛蓮等人來到紀念碑下學生的指揮中心，呼籲李先念主席督促政府儘快對話。[123]
| 外部圖片連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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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報對大遊行及絕食的報道 | |
 人民日報(國內版)頭版[124] | |
| 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二版面部分新聞1 | |
| 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二版面部分新聞2 |
隨着媒體報道限制的打破，廣播電視報紙在這一刻開始刊登社會各界的聲援，5月17日到19日這段日子也被評價為「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125]中國中央電視台首次在新聞節目中播出了天安門廣場上情況的如實報道；1989年5月18日發行的《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 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註 5]為標題的新聞，以極大的篇幅詳細報道了北京市各行各業的人在遊行中的訴求和對絕食學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遊行中出現的部分反政府標語，並統計列出了多個參與聲援的工廠和醫院等單位組織的名稱，成為該報歷史上「最具政治開放性」的版面。《工人日報》連續刊登《北京電子管廠萬名職工發出呼籲》等工人階級層面表態和參與民運的報道以及各總工會幹部對工人呼籲的積極回應。[127]
在戈爾巴喬夫訪華當日，學生仍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使得戈爾巴喬夫的歡迎儀式改在北京首都機場內舉行。隨後，當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高峰會時，學生依然在廣場上集會示威，使得這次國事訪問舉行得頗為尷尬。由是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願意實施「強硬派」的作法[128]。
來自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了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等機關都遭到了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一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129]。
李鵬（1928—2019）
5月18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首次與學生代表會面，並且希望能夠安撫受到大眾關注的絕食行為。在會談中學生領袖再次要求中國政府撤銷《四二六社論》並且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舉動」，但對此李鵬則表示政府主要關切的是因為絕食而送往醫院診治的患者。儘管這次討論僅取得了少數實質成果，但是學生領袖也因此得以在國家電視臺重要節目上有了出現的機會[130]。次日凌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凌晨4時50分時藉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那一天[131]。
5月23日，北京再次舉行了百萬人大遊行，遊行隊伍喊出讓李鵬下台的口號。[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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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爲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採取果斷行動。5月20日，政府正式宣佈實施戒嚴[133][134]。隨後，在鄧小平和李鵬等人指揮下，6月3日至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天安門廣場學生進行武力鎮壓清場，強制結束了近兩個月的示威，衝突導致數百至數萬名學生市民[135]和數十名解放軍死傷（至今仍沒有軍民死傷的確切統計數字）。事後，政府對參與示威的群眾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136]，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在6月13日發表通緝令，通緝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21名成員，他們被迫以政治避難或保外就醫等原因流亡海外[137]；而趙紫陽等改革派被罷免，政治體制改革亦因而中止。這是在國際間極具代表性與知名度的一場民主運動，至今仍然是中國大陸最敏感的話題[138]。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因此事件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政策，武器禁運政策延續至今[139]。
江澤民及其任期內總理（1993—2003）
江澤民（1926—2022）
李鵬（1928—2019）
朱鎔基（1928—）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全會表決通過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嚴厲批評了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採取的軟弱應對舉措[註 6][140]，並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同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表決通過《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並增選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41]，鄧小平時代結束。1993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任命李鵬為國務院總理。[142]1998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任命朱鎔基為國務院總理。[143]
八九民運後，西方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實行經濟制裁政策。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外貿出口額下滑，資金外逃，大量外商停止投資，種種因素令經濟嚴重衰退。這些事件使得保守派開始質疑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導致改革開放政策放緩甚至停滯。直到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重申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不動搖，中國大陸經濟才得以重新提速發展[144][145]，但政治體制改革並無因此重啟[58]。
1998年6月，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訪華，一眾民運人士便開始籌建中國民主黨。最先組成的是「浙江省籌委會」，於6月25日由王有才、王東海、林輝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廳公開申請註冊，其後北京、上海、山東、湖北、遼寧及四川等地先後成立籌委會。11月6日，徐文立連同北京其他四位異議人士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和張暉等人，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由徐文立擔任總召集人，準備在21世紀初召開中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此事由於事先沒有經過與其它地區充分協商，遭到反彈。
同年11月9日，徐文立對外宣佈「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成立，徐文立擔任主席，查建國、高洪明、呂洪來擔任副主席，使組黨運動進入實質階段。組黨運動中，呂洪來放棄原承諾，第一個公開對實質性組黨提出質疑，並為此於11月18日向國內組黨人士發出「不主張在現階段進行實質性的全國組黨活動，不主張以反對黨取代政治反對派，不主張以政黨運動取代民主運動」的公開信。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到訪時，表面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這個時候未公開對組黨者展開行動，個別地方政府最初詢問過申請詳細資料。但在克林頓離開中國後，政府便對民主黨作出打壓，包括逮捕組黨人士。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對此非常關心，表示「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着什麼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146]有數以百計的中國民主黨成員被拘留，逮捕和判刑。
胡錦濤及其任期內總理（2003—2013）
胡錦濤（1942—）
溫家寶（1942—）
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47]在隨後舉行的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胡錦濤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148]，江澤民當選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3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江澤民為國家軍委主席，任命溫家寶為國務院總理。[149]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胡錦濤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50]2005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同意江澤民辭去國家軍委主席職務，推選胡錦濤為國家軍委主席。[151]
2000年代後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貪污腐敗、社會治安、環境污染等問題成為國家難題，公權力無序擴張並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時有發生。此外，由於政府對社會投入的資源較少、社會微觀管理能力較弱，導致民眾普遍不滿，每年都會出現規模不一的民眾抗議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然而，依託於中國大陸經濟相對穩定的發展以及中國大陸當局強大的維穩力量，雖然此類群體性事件多發，但民眾對政府及其執政能力大多持積極看法[152]。
2008年12月8日，作家、人權活動家劉曉波發起並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並與300多名各界人士一同簽署，該憲章於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時發表。《零八憲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風格寫成，主要是呼籲言論自由、人權和自由選舉[153]。
同年12月8日，劉曉波被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
2009年6月23日，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經檢察機關批准逮捕[154]。
同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155]。
習近平及其任期內總理（2013—2023）
習近平（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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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1955—2023）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隨後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習近平為國家主席，任命李克強為國務院總理。
從1979年到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實現了年均增長率為9.9%的經濟高增長。自2010年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直至2022年，年均增長率已降至6.2%。[156]在此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進構建新發展格局[註 7]，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時採取措施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升級轉型。
周永康（1942—）
在政治方面，習近平通過加強反腐力度，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等措施建立個人權威。[157][158]2013年1月，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要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從嚴治黨」，隨後展開了一系列黨內反腐運動。2014年12月5日，前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被開除黨籍、公職並被判處無期徒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腐敗被捕的最高級別官員。[159]
憲法修正案的部分內容
廣州站關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
習近平還打破鄧小平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度，並塑造圍繞習近平的個人崇拜。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160]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2958票贊成、2票反對、3票棄權及1票無效的投票結果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同日15時52分，大會主持人宣佈憲法修正案通過[161]。新修正案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162]。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以非暴力方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取基本人權[163]，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該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習近平及其任期內總理（現任）
習近平（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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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1959—）
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
」
20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隨後舉行的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64][165][166]次年3月10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習近平為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任命李強為國務院總理。由此，習近平三度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任期超過兩屆的國家主席。[167]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取封鎖疫區與隔離治療的防疫措施。此類措施於初期取得成效，遏制了疫情在中國大陸的蔓延並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恢復增長。[168]自2021年末始，新型毒株的傳播使得疫情防控措施不斷加碼收緊。20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總量增速出現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二低的水平[169]。
2022年1月14日，一位身穿西裝的男子在深圳羅湖口岸附近街頭手持橫幅標語，高呼「打倒習近平！反對修改憲法！」隨即一群警察將其按倒，西裝男子被按倒時還掙扎着呼喊，「如果習近平連任，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完了。」[170]
部分爆發反對動態清零政策抗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發生住宅樓火災事件，導致10人死亡，9人受傷。此事件成為白紙運動的導火索。[173]
11月26日，南京傳媒學院學生在校內自發聚集，悼念新疆烏魯木齊大火的死難者，並舉白紙喊出「人民萬歲，逝者安息」口號。現場，一位女學生手舉空白紙張站在階梯前表達抗議，然而紙張被迅速搶走。[174]活動影像隨即在中國大陸互聯網廣泛傳播，引起全國範圍反對動態清零政策的學潮[175][176][177][178]。同日，北京海淀清棠灣社區有民眾拆開封控鐵皮，官方回應高風險區會及時解封[179]。
11月27日，北京市朝陽區多名市民在亮馬橋一帶高舉白紙，悼念火災死者，[180]並高喊「我們要普世價值」「我們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我們不要獨裁」「我們不想要個人崇拜」等口號；民眾則在河邊放置鮮花並點燃許多燭火，為新疆烏魯木齊火災罹難者哀悼。現場亦有人士發言稱運動參與者中「有境外反華勢力」，即遭多名民眾駁斥反問。[181][182]也有抗議者喊着「繼續封控，全部關死；我要做核酸，我要被封控」、「我要進方艙」等反串話語[183]。同日，上海民眾聚集在烏魯木齊中路的匯賢居和亦園門外，呼籲摘掉口罩、結束「動態清零」政策、結束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184]有民眾在「烏魯木齊中路」路標下點起白色蠟燭，以此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有民眾高呼「新疆解封！」、「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185][186][187]同日夜間，廣州海珠橋和海珠廣場一帶發生民眾集會，警察在晚上10時許將海珠廣場圍封，有畫面顯示有人被警察抓走，而在警察的包圈外還有人高喊「放人」。[188]有抗議者叫喊「不要圍觀請加入，不要封控要自由」和粵語「廣州加油，自由萬歲」、「廣州人，企起身」口號，又有民眾高唱香港樂隊Beyond名曲《海闊天空》和《光輝歲月》。[189][190]
11月28日，在廣州瀝滘牌坊一帶，民眾深夜集會，要求解封，並掀翻原本用來做核酸檢測的核酸亭；期間還可看到民眾不斷丟擲相關物品，藉此表達對長期封控的不滿。[191]次日晚間11時左右，海珠區後滘再次發生集會事件。[192][193]
12月5日，南京工業大學發生學生抗議。由於4日在該校內發現一例新冠陽性患者，學校宣佈封校5天。學生反對，並希望校方領導立刻給出方案，允許自願返鄉，並與校方和警方發生對峙。學生喊出校方人員「要為學生服務」，並警告校方警務「動手就是第二個富士康」[194]。
12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195]，實質性放棄了動態清零政策，標誌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最終向白紙運動抗議者作出讓步。[196]
2023年2月8日，湖北省武漢市退休人員因不滿政府推行醫保改革中減少每月個人賬戶補貼金額之政策，進而發起示威遊行。2月15日，遼寧省大連市的退休人員亦發起示威。[197]
香港的泛民主派政黨及政治團體曾發起多次民主運動，包括2014年的雨傘革命和2019年至2020年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以往每年6月4日前支聯會均會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曾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八九民運悼念活動；以往每年7月1日前民陣均會舉辦七一大遊行，曾與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並稱為香港兩大民主活動。
2024年7月30日，網絡視頻顯示在湖南婁底一人行天橋上再次出現北京四通橋抗議的橫幅與錄音，視頻中抗議者未出現。[202]
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幾乎是成為公務員必經之路。在大學期間，成為一名學生黨員亦是常見現象。但實際上，現在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並不意味着完全接受其政治理念。而這其中，部分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部分的做法持有異議。而有些人甚至持反共立場。而對於不忠於中國共產黨理念的黨員，多以兩面人稱呼。無論是學生黨員或擔任公職的黨員，持有反共或反華思想者不在少數。黨員公開表達反共情緒亦非個案，其中就有畢福劍酒桌唱戲事件以及任志強事件。香港《東方日報》認為，「兩面人」的問題，不僅表明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眾多的「隱性兩面人」，同時也表明不少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只為前途投機，甚至表示黨內到底有多少「兩面人」「只有神知道」。[203]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化運動，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直以「摸着石頭過河」理論為基礎，認為政治改革沒有現成道路，反對西方的政治模式，同時對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風險因素採取反制措施。
- 熊光清在《中國政治改革面臨的困境及路徑選擇》一文寫道：
| “ | 對於執政者而言，他們要推動政治改革，必須對改革的風險進行評估，沒有誰有決心去推動一項風險極大、不確定性很強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退一步講，即便西方民主制度很好，也未必在中國就能推行，因為有不少發展中國家搞了西方的民主，也並沒有變得像西方那樣政治廉潔、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從世界範圍看，選擇了西方民主制度，又能搞得比較好的國家，除了東亞的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以及少數幾個靠資源（例如石油資源）發展起來的國家（當然，未必所有這類國家運用西方民主制度都是成功的，成功的國家也有不是採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幾乎就沒有了。而這幾個國家搞的民主，與西方式的民主，實際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都帶有自身明顯的痕跡。所以，在現有狀況下，推動變革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可能性不大，漸進的改革是首要選擇。[204] | ” |
- 《環球時報》在趙紫陽逝世十周年（2015年）時發表社評稱：
| “ | 25年來中國按照趙和他智囊們在重大關頭所反對的政治路線和哲學，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最敏感的問題，中國奉行『不爭論』政策，中國把行動和不斷取得的成就作為了對那些問題的回答。」該評論還稱未來修改這一評價的空間，很可能遠遠小於因時過境遷事情被淡化、人們更多記住一位老同志曾經所做好事的空間。[20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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