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該組織成員所用）或「高自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用），是1989年北京各高校大學生運動中產生的自治性組織。前身為1989年4月23日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劉剛成立的北京市高校臨時學聯；1989年4月28日，組成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前期北高聯采常委會固定主席制，發起人是劉剛，歷任主席是周勇軍、吾爾開希、封從德，後期北高聯改為常委會輪值主席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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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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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始人 | 劉剛 |
| 成立 | 1989年4月28日 |
| 解散 | 1989年6月8日 |
| 前身 | 無（組織建立） |
| 繼承者 | 無（組織解散） |
| 口號 | 「抓住一切機會，進行新的啟蒙。」 |
成立背景
1985年，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開始了總體方案的醞釀和設計，嚴家其擔任要職。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原則同意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一設想的基本內容寫入十三大報告中。[2]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時起時伏，社會上熱烈議論政治體制改革，大學生開始轉向「參與熱」、「參政熱」、「文化熱」、「民主熱」。1986年6月和1988年6月對首都大學生思想狀況的調查數據：認為「靠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富強沒有希望，主張多黨制」的，1986年為20.5％，1988年為21.1％；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優劣之分，主張搞資本主義」的，1986年為16.8％，1988年為34.5％。1988年的「《河殤》熱」、「東歐、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熱」在大學生中擴散。一些高校政治性講座、討論、「民主沙龍」開始活躍起來。[3][4]
1988年5月4日，在方勵之和他的妻子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嫻的支持下，由物理系研究生劉剛（半年後由國政系一年級本科生王丹等人接替）在北京大學辦起了「民主沙龍」，從這天起到1989年5月12日，一共舉辦了17次「民主沙龍」主要由王丹等人主持，方、李充當軍師。[5]有人提出「如果各地高校都成立聯合組織，一下子就可以把全國學聯替代了。在共產黨體制下建立第一個自發的學生聯合組織，將對整個中國的政局有很大影響。折騰起來，一下子就是百萬大軍」。[6]1989年4月19日，在北大三角地一群學運活躍分子為骨幹的兩千人集會上，成立了「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來領導學生運動。這個「籌委會」由7人組成：丁小平、王丹、楊濤、楊丹濤、熊炎、封從德、常勁。「北高聯」就是在「團結學生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4月20日，由丁小平主持，召集各校300餘名學生開會，宣佈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直接組織了4月22日數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請願活動。4月23日，21個學校的「代表」在圓明園開會，會議由劉剛組織並在其圓明園附近的家裏進行，會議宣佈成立「北高聯」前身「北京市高校臨時委員會」（起初由劉剛建議名為團結青年聯合會），即北京高校臨時學聯，選舉政法大學周勇軍為第一任主席，成員有吾爾開希、馬少芳、臧凱等。4月28日，「臨時學聯」在政法大學開會，撤銷周勇軍的主席職務，由吾爾開希接任。同時，「臨時學聯」改名為「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北高聯」由此正式成立。[7]5月1日《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公告》出台。5月21日、22日，上海高校部分學生決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聯合會」。[8]4月29日，全國學聯和北京市學聯在共青團團中央會議室主持召開關於懲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設、發展教育、新聞報道和學生罷課、遊行等問題座談會。當一位政法大學的學生提出政府應同「北京大學生自治聯合會」對話時，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明確表示，我們是來同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的學生進行座談、對話的。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9]
活動的展開
北高聯組織了1989年4月22日天安門廣場的請願，24日開始組織全市高校罷課，組織了5月4日及其以後的各次遊行。5月3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遞交的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請願書」共有12條，稱絕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10]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組織了5月13日開始的絕食行動，而實際上後來流出的西班牙攝影隊拍攝的視頻顯示，廣場上的學生是唱着歌離開天安門廣場。而四君子之一，最後離開廣場的侯德健也表示沒有看到學生在廣場上被槍擊和死亡。四通公司集團總裁萬潤南，在5月21日到23日的3天裏，5次同王丹等人兩次召集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會和商談。5月25日，「北高聯」開會，制定了兩套方案，決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當局發起進攻，他們派出了5個宣傳團到全國各地串聯，在全國搞統一的行動。6月2日，他們在紀念碑前舉辦了「戰利品」展覽，主要是當局故意丟棄的軍用物品。與「工自聯」召開聯席會，制定了全國計劃。六四期間，萬潤南的四通公司出資20萬元向「北高聯」等組織運去大量食品、飲料和藥物外，還送去了供宣傳用的器材。《世界經濟導報》國內經濟部主任陳樂波「建議」上海「北高聯」和「中自聯」（中等學校自治聯合會）的學生代表「聚會研究下一步行動方向」。他向學生提出了三條行動綱領：
- 爭取公民的基本權利。這次取得了遊行權，我們還應有其他的權。
- 爭取高校學生自治會合法化。把陣地奪下來，報社、工會、黨支部、民主黨派，奪一個是一個，能改造一個就是一個。
- 要抓住一切機會，進行新的啟蒙。[11]
終止經過
1989年6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高自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即「工自聯」），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高自聯」、「工自聯」兩個非法組織的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高自聯」的頭頭、「工自聯」的頭頭是在首都煽動和組織這次反革命暴亂的重要分子。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以上兩種人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12][13]
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第九天即6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向全國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搜捕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逃分子21人。序言是：
非法組織「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在北京煽動，組織反革命暴亂，現決定對其在逃的頭頭和骨幹份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實施通緝（通緝名單及體貌特徵、照片附後），請接此通緝令後，立即部署查緝，發現後及予拘留，並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這份通緝令曾經在《人民日報》轉載。搜捕對象是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及熊焱。[14]
1989年6月12日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負責人發表談話支持取締「北高聯」。[15]
1989年之後，北高聯多位領導流亡西方國家從事中國民主化運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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