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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思想」重新導向至此。關於華夷秩序中的一個層級，請見「小中華思想」。中國民族主義，也稱為大中華主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個各自宣稱代表全中國的政權的民族主義政治主張與意識型態等，主張全中國境內的民族，包括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以共同國族認同，形成中華民族，將中國建立這些民族共同的民族國家，以民族主義促進全中國人民的文化和民族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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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主義的主張不同於大漢族主義及其他主張單一民族建國的地方民族主義或分離主義等。中國民族主義主張在凡擁有中國國籍的各民族人民都為中華民族一員，由各民族共同組成之中華民族建立一統一之民族國家的國族認同。根據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的概念，中國民族主義應該是一種建立在統一價值觀之上的公民民族主義形式，但這並沒有得到後人的充分承認或在實踐中得到應用。
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於清朝末期，以應對甲午戰爭的慘敗和八國同盟對北京的入侵和掠奪。在這兩種情況下，後果都迫使中國支付經濟賠償並給予外國人特權。中國作為宇宙中心優越的天朝帝國的形象破滅，舊體制現代化的最後努力沒有成功。這些最後一刻的努力最好的例證是晚清改革者梁啟超，他在 1896 年改革清政府失敗，後來被驅逐到日本，在那裏他開始研究其中國民族主義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不斷塑造著中國的民族主義。儘管加入了協約國，但中國再次受到 1919 年凡爾賽條約的嚴重羞辱，該條約將給予德國的特權轉移給了日本帝國。這導致了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它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抗議活動，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軍閥時代，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壓倒了地方軍閥，大幅降低了外國人的特權，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各地民眾的國族認同感。
日本帝國在二戰中戰敗後，隨着中國收復先前遭日本奪去的領土，包括滿洲地區和臺灣島等，中國民族主義再次獲得支持與關注。然而，國共內戰（因日本入侵而暫停）隨後全面恢復，破壞了中國統一之形象。隨着中國國民黨政權撤退至臺灣，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成功奪取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繼續將中國民族主義作為政治理念及工具。後來，中國共產黨也以貫徹中國民族主義等為理據，控制中國境內各地分離主義運動等。由於中美關係之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回覆有關該主題的媒體問題時，經常引用中國民族主義之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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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民族主義思想核心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最重「華夷之辨」；20世紀初，中國知識精英開始有「中華民族」概念，漸漸形成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為核心之近代民族主義；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十月革命，中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或稱世界主義）聯繫；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更自覺用世界眼光觀察中國，以民族主義應付近代中國危機和挑戰[1]:2-3。
清末新政期間興起的國民教育風潮，強調於教育中灌輸國民觀念，啟發愛國情懷。以地理教科書為例，編者常對中國優越的地理環境倍加稱讚。比如1906年經清朝學部審定發行的《蒙學中國地理教科書》對中國的地理情勢有如下讚譽：「亞洲之中，國以十數，惟我中國，版圖寥闊，民庶殷繁，雄踞其東南部，蓋世界著名之大國也」。同時期的《初等小學中國地理教科書》中，同樣將中國置於亞洲範圍內加以考察：「亞細亞洲……中凡十數國，惟中國版圖最廣，氣候適宜，民庶尤眾，為四千年來文化發達、世界著名之大國。余國或為藩屬，或與互市，皆環處東北西三部而分治焉」。這種關於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觀點能激發學生的民族情感。而京師大學堂所編《本國中等教科地理志》，則將中國與英、俄兩國相比較，稱中國的國土面積雖不如英、俄兩國為大，但有其獨特的優越性。這些從整體上夸譽中國地理條件之優越的文字，大多出自地理課本最開始的章節，便於引導學生在接觸中國地理之初就能產生對祖國的愛護之情。[2]再以歷史教科書為例，1910年同樣經清朝學部審定發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名本朝史講義）》一開篇即表示：「本朝史者，中國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長之歷史。又有其文化為古來東洋諸國之冠。其疆域奄有東方亞細亞之什九，其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故中國史之範圍，實佔東洋史全體之太半」。[3]這是以「中國」為名，包括各民族主導中國歷史內容的通史書寫的歷史教科書的典型例子。[4]
此外，漢民族主義亦是清末中國有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思潮，特別是革命黨的大漢族主義之「排滿」民族主義主張。如1907年在日本東京發行的《民報》刊同盟會章炳麟《天討》之「今日之討滿，乃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者也」，同盟會亦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大漢民族主義主張，甚至有人主張排滿重於排洋——在目睹1911年辛亥革命中武昌城內屠殺滿人的慘境後，梁鼎芬語黎元洪「謂滿洲為異種人，西洋各國獨同種乎？何以於此則殺惟恐不盡，於彼則待之惟恐不親」，而後來的國民黨原來胡漢民也承認：「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5]
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運動促進了西方民族觀念在中國進一步傳播，而1905年的「抵制美國華工禁約」運動、1915年的「抵制二十一條」運動、1918年的「抵制中日密約」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等一些列事件也給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帶來了發展機遇，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這種變化，促成了中國近代意義上民族主義的萌生[6]。
自1895年以來，隨着西方列強持續入侵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到民族危機迫在眉睫，對舊有的政治制度感到不滿，意圖改造中國的傳統體制。雖然如梁啓超在內的早期民族主義者支持維護傳統儒家，但是在191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陳獨秀等新民族主義者則開始將危機歸咎於民族文化的缺陷，猛烈抨擊舊的文化制度。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如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倒台，各色基於民族自決原則建立的國家在歐洲湧現，而後日本也迅速崛起，取代西方成為侵略中國的主要列強，同樣刺激了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民族救亡思想在隨後的1919年五四運動中達到了高潮，中國在凡爾賽和會的外交失敗將民眾導向到全國性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民眾不再相信西方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帝國主義，中國民族主義也由此崛起[7]。
五四運動後的1920年代，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已成為中國政治人士的共識，促使中國國內所有的政治派別聯合起來[8]。李大釗、陳獨秀在內的五四運動領導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而另外一些領導人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國共雙方聯合起來對抗北洋政府。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中國國民黨在1927年與蘇俄、共產黨決裂，前者指責後者在外蒙古等地煽動民族獨立，最終中國國民黨在1928年獨自完成了中國統一。在1930年代，國民黨還組織「民族文藝主義」以對抗共產黨組織之左聯，反對鼓吹階級鬥爭之文藝，提倡文藝發揮民族精神、喚醒民族意識。[9]國民政府對外還面臨着日本的嚴重威脅，日本在滿洲、熱河、上海持續侵略中國，日本的侵略與反日情緒的流行也促成中國民族主義的流行。[10]雖然中國國民黨自己認為已經完成了其純粹的民族主義革命使命，但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國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統一中國，所謂的「國家統一」不過是建立在與北方較強大的各股軍閥武裝結成的脆弱聯盟的基礎之上，所謂「民族獨立」也不過是與帝國主義列強握手言和，讓外國經濟繼續左右本身民族經濟的發展，而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因為其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全面抗戰的主張贏得了民族的信任，中國共產黨所在的延安不僅是共產主義者的發源地，也逐漸成為了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徵，中國共產黨將其抗日的民族主義主張灌輸給全國的農民，將他們對日本的抵抗意識轉化為現代民族意識，從而動員了更多農民參與革命，同時也擴大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傳播[8]。
1945年抗戰結束後，中國戰勝了日本並躋身聯合國五大國之列，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宣稱是自己結束了民族的「百年國恥」；而在隨後到來的內戰中，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國民黨宣傳為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將內戰宣揚為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並最終推翻了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1949年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講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也是中國結束「百年國恥」的標誌之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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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許多中國共產黨建立者是在救亡圖存的中國民族主義價值驅動下接受共產主義，托洛茨基語之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義精神」，例如李大釗將中國之命運歸咎於資本主義世界，在資本主義壓迫下中華民族全體都屬於世界無產階級一員，中國的解放亦為人類解放事業的一部分，因而支持各種民族自決運動。莫里斯·邁斯納在《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如此評價民族主義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作用：「民族主義提供了通過統一戰線開展群眾運動的條件，並最終促使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農村和農民起義爭取革命的勝利。」毛澤東也同李大釗一樣，論證了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一致性，將民族主義融入到他自己的思想中。[12]毛澤東本人的民族主義意識不僅體現在他對共產國際的敵視上，還體現在他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進程的中心」的認知上，他認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潛在的革命者，可以通過激發民眾的民族情感來達成自己的共產主義目標。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成功利用民眾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情緒構建了基於社會主義的新的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強調國家的所有人民，不再區分民族成分。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話語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飛躍」，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真正贏得了民族獨立[13]。
在毛澤東時代，毛本人對於國家統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韓戰、中印戰爭、中蘇衝突以及後來的中越戰爭都對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4]雖然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國國民黨關於「中華民族」的論述，當更多的強調「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而不是孫中山所講的「民族的統一」，這主要是因為而在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中，民族主義只是一種過渡階段，因此不論是大漢族主義還是其它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都沒有政治空間，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加強調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人民與公敵之間的階級鬥爭，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從來就沒有被中國政府公開肯定過，而這一壓制民族主義的「民族平等」也促成了中國大陸前30年的民族融合[15][16][5]。而強大的傳統地方勢力和地方觀念同樣阻礙着現代民族意識（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的發展，就如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內容所言：[原創研究？]
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將領土統一作為一項繼續解決的使命，中國共產黨迅速掃清了中國大陸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並在1951年駐軍西藏拉薩，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最大的問題莫過於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中國共產黨在1950年夏季進攻台灣的計劃由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而被迫終止，而俄國在中國北方旅大等地的佔領也阻礙着中國共產黨完成其民族主義使命。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驅逐外國人動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中國民眾的歡迎，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享受較好的社會待遇，但在1957年雙百運動中人們開始批評蘇聯對於中國東北的破壞時，中國共產黨痛斥這些人為「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分子」——1958年，毛澤東又開始擔憂中國過度依賴蘇聯，提出了大躍進的「自力更生」原則，還在廬山大會上批評彭德懷「背着祖國，裏通外國」與赫魯曉夫一道干涉中國內政，晚年的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可以確保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正如他在1930年預測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進程的中心」，他將蘇聯作為其革命民族主義的主要攻擊對象，最終促成了中美關係緩和。在毛澤東死後，作為「中華民族解放者」，仍舊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正面肯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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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1980年代開始全面改革開放，中國思想界進入繁榮。同時，面對中國經濟水平落後，與港台及西方國家差距巨大的現實，除對中國政治現狀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外，中國社會和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及中華文明進行全面批判，全盤西化論興起[17]。1988年，劉曉波在接受採訪時稱，中國應當接受全盤西化，並提出中國需成為西方國家「三百年殖民地」的觀點。他認為「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當年中國官方媒體製作的《河殤》更直接表達了對西方文明的嚮往，被視為全盤否定中國及中華文明的典型，是為六四事件前奏，1989年亦被視為全盤西化論的頂峰[17]。但由於示威者衝擊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最終中國政府將這波民主、自由派思潮以武力清場方式收尾[18]。
與六四事件同一時間開始的東歐劇變，開啟了1990年代一系列共產主義政權倒台的序幕。蘇聯解體之後，共產主義政權式微。[19]中國與越南、老撾、古巴三國，成為僅剩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反和平演變是1990年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心。此後，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國家實力提升，中國民眾可能因經濟差距巨大而倒向「西方懷抱」的擔憂被銷解[20]，並導致全盤西化論衰退[17]。
中國政府在進入1990年代後，除將先前的學潮歸咎於崇洋媚外，強調用歷史和國情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並在1990年代頒佈了《愛國主義實施綱要》，而後來的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的澳門回歸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也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推向高潮[21]。在另一方面，長期奉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馬列主義在六四後逐漸失去了吸引力，中國共產黨轉而擁抱其一直反對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新左派知識分子也以愛國主義者的形象抨擊自由主義[22]，文化上的保守性與「反激進」與1980年代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民族本位與中國文化被放在與西方文化霸權的對立面——1993年的文明衝突論也衝擊了中國的知識界，而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開始明確而狂熱地宣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在這些進程中逐漸成為了中國大陸社會凝聚力的核心，為「維穩壓倒一切」提供了必要的精神紐帶，至今仍然影響者中國政治、外交和社會生活[23]。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執掌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首先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他執政的核心思想。在文化上，中國的民主主義則體現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這不僅體現在他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推崇上，也體現在他對「文化自信」的更廣泛的宣傳上。與此同時，亦發起對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上的批判，以此證明中國文化的優越性。[24]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習近平採取更加進取的手段，甚至發起「戰狼外交」，傳言稱習近平視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25]。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出席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說，習近平將統一台灣作為其中一個優先考慮策略，在2019年向台灣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遭抵制和反對，在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習近平又積極部署「武統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空前緊張。據部分新聞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很可能會在6年內攻打台灣，並企圖在亞洲地區取代美國影響力[26][27]。吉迪恩‧拉赫曼指出，為了鞏固統治，拋棄辯證看待西方好與壞的思維，加強愛國主義建設、教育以及控制外部資訊下，同時與自我審查的言論環境等共同作用，會形成不理智的中國反西方情緒，年輕世代漸漸趨於極端[28]。近年來中國經濟與市場快速提升，即使是移民和留學生民族主義也非常強烈，美國之音報導，中國民族主義正從過去的防衛和屈辱意識，隨着軍力與工業技術力的爆發式發展，思想轉移到擴張與推進的形式，如果不加以控制，民族主義有趨於極端的傾向，那給中國帶來民主反而可能會激化這種情緒，從而導致更大的危害性[29]。
不過當局亦對此有其他看法，如2024年春節前夕，江蘇南京一間商場被指控，新裝修擁有日之丸、旭日旗等元素，引發網絡論戰，更被發現該愛國博主「戰馬行動」（已封禁）有多次誣告前科。《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批中國應該開放自信，不該太過極端，而此次事件動用公共資源偵查不屬實，後證實圖案只是指煙花，官方媒體央視罕有特評「愛國不是生意」，過往主張愛國無罪，但是有些好事者已經破壞正常秩序和社會生活，不能總是和稀泥，也不必動輒封殺誰，更不可對博眼球、刷「存在感」一味的妥協，相關單位或受害人要挺直腰骨，面對這種任意誹謗敢於提訴。律師指追究的話，像此類為個人牟利濫用舉報的不法行為，可按犯尋釁滋事罪紀錄，更是需要依擾亂程度罰以拘禁並求償責任的[3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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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敗退的中國國民黨在臺灣仍以中華正統自居，這也將中國民族主義帶到臺灣，蔣中正在臺灣長期主張反共復國，為建立「中華文化認同」、確立以「中華民國」為核心的「一個中國認同」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個階段，灌輸「中國意識」，教導學生要繼承「中華文化道統」，在1960年代開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促成了臺灣人的「中國認同」或「中華民國認同」。[33]從1970年代開始，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國民黨所堅持的中國正統意識陷入了危機，台灣出現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台灣意識論戰等有關於民族主義的討論，台灣獨立運動或台灣主體意識的支持者開始持續挑戰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而在保釣運動中，台灣大學中堅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保釣師生一直受到台獨派、自由派以及國民黨派學生與校方乃至「國府」的聯合圍剿。[34]
在台灣民主化後，代表「中國民族主義」或「中華民國認同」的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和代表台灣民族主義和台灣認同的以台灣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在民族意識上一直存在交鋒，而根據國立政治大學的自1992年開啟的有關國族認同的民意調查，自2007年後台灣島內民眾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超過「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35][36]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被認為[誰？]是臺灣民間對馬英九政府長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傾向之反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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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概念最早是由清末立憲派提出，用於對抗革命黨人的排滿主張。
針對於革命派主張之大漢族主義，君主立憲派的楊度、梁啓超、嚴復等人則反對漢族單一建國的觀點，主張「合五族之人民為中國之人民，合五族之土地為中國之土地」。梁啓超是最早把現代民族主義概念引入中國的人。在1901年，梁啓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向中國人第一次介紹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民族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區別，更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明確「中國民族」的概念，爾後在1902年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創造出「中華民族」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認為中國亟需整合全國之人力、物力，建立起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但在梁氏早期論述中，「中國民族」或者「中華民族」或指漢族、或指國族[38]。楊度在1907年的《金鐵主義》中則用「國家主義」指代國族觀念，提出了「五族合一」、「五族一家」，並認為「五族分立」是「亡國之政策」。而嚴復也在《天演論》中稱「今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也。由是言之，則中國者，遂古以還，固一種之所君也」。這些觀點最終演化了辛亥初年的「五族共和」口號，也影響了後來的中國民族主義。[39]
晚清亦初次引入近代的國籍觀念，於1909年3月28日頒佈的《大清國籍條例》是中國第一部國籍法，也是中國第一部有關國籍的法律。《大清國籍條例》將中國各個民族包括滿、漢、回、蒙等統轄於中國中華大「血脈」之中，亦認同了不同於大漢族主義的國族觀念，採用血統主義原則認定國籍[40]。而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原本主張大漢族主義的孫中山等人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稱「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為民族之統一」，由此「五族共和」成為了民國初年的官方民族觀念。[39]後來的中國政府都採納了「中華民族」作為官方民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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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明將1990年至2006年間的中國民族主義分為三個階段：1990年至1995年為民族主義醞釀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1995年至2001年為第一個高潮，2002至2005年為第二個高潮。1990年代與民族主義相關的事件，主要聚焦於中美關係。2000年後，多聚焦於中日關係[41]。
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是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重新崛起、萌芽階段的標誌。也有研究者將它視為1990年代以來，中國反西方主義的第三波。第一波是，1990年代初何新的反西方言論。第二波是，1994年後，張頤武、陳曉明的後殖民文化批評，甘陽、崔之元的制度創新說和盛洪的文明比較論[41]。
研究者將民族主義重新崛起，概括為三個原因：一、綜合國力增長與西方國家打壓之間的矛盾；二、傳統意識形態（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功能弱化與重建政府合法性的需求；三、經濟全球化影響與國家戰略利益調整的選擇[41]。
有觀點認為，是中國政府開始主張和鼓動中國民族主義鞏固政權，宣揚中華民族文化，反對國家分裂，放棄階級鬥爭，並推動愛國主義教育鞏固政權。對於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力量，往往也上升到「反華」的民族主義高度來批判。[42][可疑][43][可疑]
對於1990年代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徵，有多種描述，它是中國社會自下而上自主式構建[20]；為應激性、非宗教、世俗性的民族主義，具有情緒傾向性和內容空洞性，理性與非理性雜糅；有中國社會進入網絡時代，互聯網言論影響的時代特性[41]。
鳳凰國際智庫研究員在金融時報撰稿，認為現在中國大陸官方推崇的民族主義則具有以下特點：
- 帶有濃重的儒家文化色彩。儒家作為一種倫理學說，它的核心之一是「禮」，包含一系列對群己關係和人際關係的規範，強調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部分中國大陸人常常會把台灣（人）、香港（人）矮化為兒女，台灣（人）、香港（人）的許多行為看作是對大陸「母親」的「不孝之舉」。這種將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放在家庭倫理中思考的視角就是儒家倫理規範的特點之一；
- 帶有濃重的工具色彩。作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補充，民族主義被官方當做一種整合社會意識的工具以及發泄民眾負面情緒的窗口。中國官方相信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使得民眾更加地擁護執政黨和國家。因為民族主義在政治訴求上主張「民族是國家存續唯一的合法基礎」。另一方面，在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下中國民眾缺乏表達政治訴求的渠道，而當前積累的社會矛盾又迫切需要一個發泄負面情緒的出口，那麼民族主義就能作為一個對官方來說是相對「安全的」發泄情緒的工具，而民眾也會默契地配合。這解釋了為什麼網絡上或者現實中民族主義表現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層民眾。由於受到的社會不公最多，因而他們的「負能量」也是在各個階層當中最大的[44]。
-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是很文明的民族」[45]，來主張應該把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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