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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鄉土文學論戰(1977年-1978年)是一場從1970年代初期(民國60年代)開始,關於台灣文學之寫作方向和路線的探討。特別是在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之間,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般稱之為「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這是一場關於文學之本質應否反映台灣現實社會的文壇論爭,但是在實質上,這場論戰卻是「台灣戰後歷史中一次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總檢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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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類似的論戰在1930年代日治時期的台灣也發生過,所以有人將1930年代的論戰稱之為「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而將1970年代的論戰稱之為「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依學者研究,「台灣話文論戰」通常用來指涉1930年代的那次論戰,而以「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來指涉1970年代的這次論戰。[2]
中華民國統治台灣之後,所大力推銷反共文學和中國舊文學。在這種情況下,以描寫鄉村生活的鄉土文學,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也就一直處於文壇的末流,其風格是質樸和寫實,但相對上缺乏批判精神[3]。
1960年代中期,所謂「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點開始出現在台灣的文壇上,而以尉天驄所主編的《文學季刊》作為最重要的作家集結園地。到了1970年代,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逐漸滲入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當中,而成為可以和當時文壇之主流 --- 「現代主義」文學 --- 分庭抗禮的一個文學主張。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像是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等人,都逐漸在文壇上漸露頭角[4]。
在「回歸現實」的思潮下,1970年代漸漸以描寫現實、思考社會問題的「鄉土文學」為主流。[1]一般的研究者都認為,由王健壯主編的《仙人掌雜誌》,該雜誌於1977年4月號上刊登的三篇文章,引爆了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這三篇是由王拓(1977)、銀正雄(1977)、及朱西甯(1977)所發表,為整個「鄉土文學論戰」正式揭開了序幕。[2]
在王拓題為〈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文章中,他認為鄉土文學的興盛是可喜的現象。至於鄉土文學的書寫對象,不應該僅包括所謂的農村文學,也還應該包括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所以他建議以「現實主義文學」這個稱謂,來取代「鄉土文學」這個標誌。銀正雄則大力批評,王拓以及其他所謂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5]朱西甯則從另一角度批判鄉土文學,認為:過於強調鄉土,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而且部分鄉土文學論者對台灣意識的過度強調,有分離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嫌疑。朱西甯雖然讚揚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但他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並以「氣度不夠恢弘活潑」評論日本統治遺留於鄉土文化中的負面影響(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6];此說相當程度反映出朱西甯以中華文化正宗的角度自居,對當代台灣意識及鄉土文學「忠誠度和精純度」的懷疑。
同年8月,《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彭歌 1977a,1977b,1977c),點名批判王拓、尉天聰及陳映真三人指責他們「不辨善惡,只講階級」、和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掛上鈎。[7]8月20日,余光中也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跟中國大陸強調階級鬥爭的工農兵文學「竟似有暗合之處」。[8]余光中的這篇〈狼來了〉發表以後,「一時之間,被喻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瀰漫着肅殺的血腥氣息」。[9]:40
於是,一場原本是關於文學和社會現實之關係的討論,終於引起國民黨官方的側目,而主動開始攻擊所謂的鄉土文學作家。根據楊碧川的資料,單單是國府官方以及當時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從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為止,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擊鄉土文學。[10]國民黨官方也曾將這些批評文章的部分整理出版,叫做《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11]
1977年8月29日,國民黨為此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共有270多人參加,而所有所謂「有問題」的作家都未被邀請參加該次座談。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並出面大聲疾呼,要作家們「堅持反共文學立場」。1978年1月,在台北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上,楚崧秋期待文學界要平心靜氣、求真求實,共同發揚中華民族文藝。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則強調要團結鄉土,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次大會意味着官方對鄉土文學之批判的終止,也為「鄉土文學論戰」畫上了一個暫時的休止符。[12]
事實上,和「鄉土文學論戰」相關的論述極為複雜,表面上雖然是以「現代主義 vs. 鄉土文學」的形式展開,但是,在這裏面流竄的相關論述非常多,至少包括了「右翼中國國族主義」、「左翼中國國族主義」、「現代化論」、「台灣本土論」等相互競爭的看法。後來的論戰形式主要是以「右翼中國國族主義 + 現代化論 vs. 左翼中國國族主義 + 台灣本土論」的結盟方式展開,或者用楊照(1991,134)的話來看,真正的論戰兩造是「官方意識型態 vs. 反官方意識型態」。[13]
在這種情形下,反官方意識型態的陣營這邊(主要以陳映真、王拓、尉天驄、高準等人為代表),其實在立場上並不是統整一致的,其中最重要的差異,莫過中國立場和台灣立場的歧異。也就是說,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本土』這個認知仍然隱約之間側身於『中國』符號之下,尚未正式浮顯為一種抗爭場域」(陳明成 2002,121)。造成這種現象的最基本原因,當然是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受限於當時國民黨對中國民族主義之雷厲風行的宣傳,知識份子早就習慣在言論上進行自我檢查,因此,比較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言論,並不敢正式浮上枱面。一直要到1980年代,由於黨外運動在政治場域上對民主自由的爭取,鄉土文學作家中這種中國立場和台灣立場的衝突,才正式爆發出來,而演變成從1983年開始的「台灣意識論戰」。[9]
楊照總結「鄉土文學論戰」的話來說,「環顧台灣戰後歷史,我們找不到另一個思想如此被重視的年代,我們也找不到另一個盛情如此真摯豐沛、地位如此關鍵重要的論戰了。」[14]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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