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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1920年代中国期刊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新青年》(法語:La Jeunesse)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雜志,後來成爲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面嚮青年,宣揚民主與科學[1][2]。開始名爲《青年雜誌》,一年後改爲《新青年》,1917年搬到北京,1918年編輯部進一步擴大,包括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從1920年9月第8卷第1號開始,成爲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1926年7月終刊,共出9卷54號。
該刊創始人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對中國時局進行了思考,認為政治革命無用,而「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民國四年(1915年)夏天陳獨秀從日本回上海後便開始籌備《青年雜誌》,先是同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商量,在得知亞東圖書館無法合作後又被介紹給群益書社的陳子沛、陳子壽兄弟。幾人商議後由群益書社出版《青年雜誌》,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圓。最初發行量為1000份。編輯部在陳獨秀家,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誼里21號。
在創刊號上,陳獨秀發表創刊詞《敬告青年》,對青年提出六點要求:
並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思想。
《青年雜誌》(法文刊名「La Jeunesse」)初期,並未引起社會注意,「銷售甚少,連贈送交換在內。期印一千份。」 [3]
1916年,群益書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來信抗議,信上說該雜誌同青年會雜誌《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雜誌》改名。為了避免訴訟麻煩,出版方陳氏兄弟與汪孟鄒和陳獨秀商議後,自第2捲起《青年雜誌》改為《新青年》(下文簡寫為《新》)[4]。最初由陳獨秀主編,刊登投稿。
1916年2月5日1卷6期後因護國戰爭停刊7個月。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復刊,後因北洋當局尊孔風起,1卷6號和《新》2卷1號上發表易白沙《孔子平議》,開始批孔。後陳自2卷2號至3卷6號(16年10月—17年6月)連續發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袁世凱復活》、《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尊孔與復辟》等文,推動批孔運動。
1916年11月陳獨秀與汪孟鄒為亞東書館和群益書社招股在京停留數月,後蔡元培聘請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陳在1917年1月將新青年總部遷往北京,辦公地點在東華門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點仍在上海。1月,《新》發表胡適給陳獨秀的回信,名為《文學改良芻議》,產生重大反響。1917年初四川吳虞響應,致陳獨秀數稿,支持批孔,文響一時,被稱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8月,《新》出齊3卷後因「不能廣行,書肆擬終止」停刊[5]。
1918年1月15日復刊出版第4卷1號,此時編委會經過改組由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高一涵、周樹人(魯迅)輪流編輯,不久魯迅也加入到編輯隊伍當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誌編輯部啟事》:「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誌?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後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號後改為同人編輯,不接受來稿。5月15日4卷5號發表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進一步推進批孔運動。
1917年秋,上海中華書局費逵、俞復等開設「盛德壇」,組織「靈學會」。並於1918年1月起出版宣傳靈學及研究鬼神的《靈學雜誌》,《新》對此展開激烈抨擊,同時與杜亞泉主編的《東方雜誌》展開了東西文化論戰,宣傳民主主義思想,批判傳統道德觀念。
到1919年初,群益書社翻印再版1—5號卷《新》,發售預約卷的廣告一經推出,即被搶購一空。《新》銷量日漸興旺,全國不少新式學堂設其代銷點。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新》又停刊5個月。此後陳獨秀辭去文科學長一職,前往上海。10月遷回上海,設立於原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但仍保留北京編輯部。1919年12月的第7捲起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號《新青年》刊登了《本誌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說明》指出「現在從7卷1號起,劃一標點符號和行款」。1920年末胡適提出《新青年》應「聲明不談政治」,遭到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的反對。
1920年中共發起組決定將《新》從9月1日出版的第8卷1號改組為機關宣傳刊物。封面也做改變:正中為一個地球,從東西兩半球分別伸出兩手相握。暗示中國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國團結,也暗示全球無產階級團結[6]。封面上隔着大西洋握手的圖案,是美國社會黨的黨徽。編輯部增加李漢俊、陳望道、袁振英等發起組成員,刊登啟示與群益書社解除關係,專門成立「新青年社」獨立印行。同時增《俄羅斯研究》專欄,到9卷3號止。胡適對此後《新》的變化提出質疑,認為「色彩過於鮮明」,「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7]。
1921年1月22日胡適寫信與北京同人李大釗、魯迅、錢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再次聲明其主張,指責《新》「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譯本」並給陳望道寄去明信片表示反對「將《新》所宣傳共產主義之用」[8]。同時《新》的變化也招致社會上的議論和批評,同時部分軍閥地區也禁止郵寄,《新》內部開始分裂。胡適主張另創哲學文學雜誌,將馬列理論分裂出《新》,同時將編輯部移回北京。但陳依舊堅持己見,並取消了北京的編輯部。
1921年2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查抄新青年社,處罰並勒令其遷移[為何?]。《新》從8卷6號起轉入地下編輯,假託遷移廣州,繼續由陳望道等人編輯。
1921年7月中共成立,《新》成為理論刊物。9月陳獨秀再任主編,只出一期後停刊。1922年7月又出一期(9卷6號)。
為借《新青年》的影響力,中共於1923年6月15日再刊《新青年》,改為季刊,由瞿秋白主持。中共四大決定改為月刊,由彭述之負責。1925年4月1日,第一期後,彭述之因病住院,復由瞿秋白主持。後因人力物力困難,難以為繼,1926年第5號後,終刊。
《新青年》宣傳民主與科學,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新青年》在後期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
許多高層共產黨員(如毛澤東)都受到過《新青年》的影響。
在中國大陸教科書中,以「四個反對」和「四個提倡」概括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其中首兩條即是「德先生」和「賽先生」:
《新青年》發行以後,受到《學衡》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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