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有所记载的历史可远溯至荷属时期前的明朝，而高雄原名包括有打狗与打鼓等，在明代与清代两朝文献中上述二种用法都曾被采用；至于“高雄”一词，则是在日治时期所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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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历史、台湾历史年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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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时期 | |||||||||||
| 荷治 1624－1662 |
西治1626－1642 | 原住民政权及部落～1933 | |||||||||
| 明郑时期 1661－1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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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治时期 1683－1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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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时期 1895－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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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时期 1945 迄今 | |||||||||||
| 其他台湾系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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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以前，打狗屿本为台湾原住民族平埔族西拉雅（Siraya）族的分支马卡道（Makatau）族的居住地。15世纪左右，此地的马卡道族为抵御来犯的海盗，以遍植刺竹的方式作为防御工事，并将地名取为“竹林”（Ta-kao）。有学者认为马卡道语“Takau”一词应该是指“鸡”[1][2]。由于发音似汉人语言中的“打狗”（Ta-kau），故被汉化译称“打狗”或“打鼓”。荷兰东印度公司则称此地为Tankoya，称打狗港为Tancoia；此外日本古代称呼台湾为“高砂”，也与高雄的古称“打狗”有关。台湾日治时期后，因“打狗”（Ta-kau）音近京都附近的高雄山(たか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的日文发音，且台湾总督府官方觉得其原名不优雅，故当时的总督府总务长官下村宏将“打狗”改名为“高雄”。[3]
然而上述的说法并未受到著名的台湾史学者翁佳音所支持，他本人觉得“打狗”，跟日本学者猜测的“竹林”并没有关系，而是以荷兰语拼闽南语音的讹传，本来是Tancoija打鼓仔，是海浪声的拟声字，后来变成鼓山，再讹为打狗。这种地名的命名规则就跟“鼓浪屿”很类似。从清朝诗人形容打鼓山的诗句：“纵观鱼跃硫磺水，谛听潮来打鼓门。偏是怒涛风雨后，赤鳞金甲吼乾坤。”以及“打鼓山头石罅开，悬崖倒拍海潮回；雷声鼎沸浮空翠，万里风樯认影来”可以窥知一二。所以就上述可以推论，此地早期历史和闽粤渔民的活动关系密切。
据目前考古调查，打狗地区有人类活动的纪录可追溯到在约7000年前。而正式明文记载的文献则是出现在1603年（明神宗万历卅一年），当时明朝将军沈有容，率水师到澎湖台湾追剿倭寇，随军福建人陈第著《东番记》，称高雄为“打狗屿”。[4]
| “ | 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打狗屿、小淡水、双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帮坑、皆其居也。 | ” |
史前文化
高雄地区现阶段所发现最早的人类遗迹大概在4700到5200年前。已知的遗址多数围绕在古高雄湾四周的丘陵上，包含寿山、龙泉寺、桃子园、左营旧城、左营、后劲、覆鼎金、凤鼻头等多处。[5]其中龙泉寺遗址所测得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马卡道族的时间刚好相衔接，有相当高的渊源关系。而已发现的遗址多数都因开发而破坏，只有龙泉寺遗址保留较完整，凤鼻头遗址还有部份未破坏，左营旧城遗址城垣部份在国定古迹内尚保存著。[6][7]
在文化类型上，包括大坌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茑松文化、凤鼻头文化及近代的汉文化。其中凤鼻头文化是台湾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代表，接受大陆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凤鼻头文化延续的时间很长，为蕴藏多层位叠压的文化层，主要分布在台湾西海岸的中南部，又以林园区凤鼻头遗址为代表。由于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均出现于凤鼻头遗址，故称凤鼻头文化。
桃子园贝冢则位于北柴山西北侧旧桃子园聚落海边，是高雄市发现最早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包括陶器、石器等工具、器物，并有贝冢及棺廓墓葬的遗迹，属牛稠子文化层，后有大湖文化层，是一种夹杂农、渔、猎型态的人类文化社会。[8]在寿山地区还存在著小溪贝冢和后方山洞遗址，后山洞遗址则为茑松文化层，距今约2000年至400年，洞穴内发现成年男子骨架、砂锅，并有铁器出现。而龙泉寺遗址位于寿山东侧山腰，地势较为平坦开阔，是史前文化人主要的活动范围，也是高雄地区史前文化遗物分布最为丰富的区域。龙泉寺遗址属于茑松文化，距今约400年至2000年。是早期原住民食用贝类后堆积的遗迹，以多处贝冢为其特色，陶片数量亦多，亦有发现陶环、石斧、骨针等器物在文献上也被称为“小溪贝冢”。[9]
左营旧城遗址是位于左营旧城南门北侧、半屏山西南端与莲池潭西北岸间的水田田埂侧的史前遗址，所出土的汉人硬陶及瓷器，为目前所发现的近代汉人文化中内涵最丰富的遗址。由从几处遗址出土的遗物，可推测当时古高雄湾可能为潟湖状态，采集和渔猎是当时的最主要的维生方式。出土文物包括赤褐色的笼目纹、鱼纹、方格纹等陶器，也被学者们称为“左营贝冢”。其文化类型为大湖文化类型及清代汉文化。此外，亦有发现斧锄形器，故当时古高雄地区应该也有农业行为。
凤鼻头遗址所在为一处海升的台地，由上升的海岸和冲积平原所形成，是日治末期所发现的遗址，遗址中包含多个不同文化，为台湾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10]主要分为三个文化层：首先是大坌坑文化，出现典型的大坌式绳纹陶，质细含砂，其年代约在4700年至5200年前。第二为牛裯子文化，以绳纹红陶为主，并有部份夹砂红、灰陶和泥质红陶，其年代距今约3500年前。由出土文物中可以推测是一个此一文化层为农、渔、猎并重的生活型态。第三是凤鼻头文化，以出现贝冢和红褐素面夹砂陶为主要特色。其年代大致在3500～2000年前。生业型态表现出对农业依赖，聚落型态和前期大致一样，但从大量增加的陶器，可判定人口密度增加。
开垦时期（1624年之前）
约在2000年至400年前，柴山仍为四面环海，山脚一带属浅海地形，当时打狗地区的聚落是由马卡道族（Makatao）所形成的部落。一般认为（由小川尚义于1944年提出[11]）马卡道族为西拉雅族的一支，并同属于平埔族，原居凤山地方至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流域，部落分布在高雄一带地势较高的丘陵及河边一带，包括柴山、覆鼎金、桃子园及打狗港一带，后移至屏东平原之山麓地带（今屏东县新埤乡、内埔乡之老埤、高树乡泰山村一带），亦有移至恒春、台东方面。台湾府志中所提及的“凤山八社”，就是指马卡道族中势力最大的放索、阿猴、塔楼、加藤、武洛、力力、上淡水、下淡水社等八个社群。由于居地紧邻排湾族的分布范围，因此和附近排湾族有密切往来关系。[12]
由于早期高雄地区仍属潟湖状态，蕴藏著丰富的鱼虾贝类，以渔猎采集为主的先住民习惯将垃圾堆积，于是形成今日遗迹中所见的贝冢。贝冢中除许多兽骨和贝类之外，同时也发现许多陶质容器的碎片。而在十六及十七世纪时，打狗地区的马卡道族经常受到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海盗侵扰，这些先住民为了防御海盗入侵，住家四周围经常会种植刺竹林以作为防御之用，因此所住地方就直接以竹林的平埔语Takou命名。而竹林同时也提供先住民食、衣、住、行的需要，因此竹林在早期打狗的平原地区十分常见。有学者认为平埔语Takau是指“鸡”的意思，鸟居龙藏在1896年的调查，记录祖居旧凤山平埔语称“鸡”为“tak'ka”。[注 1]平埔语Takou音译近似于闽南语的“打狗”，于是汉人便以“打狗”称之，而附近的山就直接称做“打狗山”，此即为高雄旧称“打狗”的由来。
明朝海盗猖獗，常有来自中国、以林道干为首的中国海盗和来自日本、船上挂著八幡菩萨守护旗的日本倭寇。之后由于明朝官府的围剿，部分海盗便转往打狗发展。明朝末年，郑芝龙降伏朝廷，并以此为后盾屡败海盗，台湾海峡的海盗出没渐减。
在荷属时期之前，打狗地区最有名的中国海盗当属民间故事中的林道干[14]。相传明朝嘉靖年间，海盗林道干在海上劫掠许多财宝，并在打狗港停船时将劫掠来的金银珠宝分装在十八个半的竹篮中，并藏匿在打狗山中。而在滞台期间，听信风水师吴半仙的进言：只要将其父葬于萧垅（今 台南市佳里区）的龙穴，并将神箭祭于供案，口含百粒白米睡百天，之后在破晓时分向西北方的京城连发三箭，即可取得天下。之后某日林道干上打狗山打猎时，捕获一只栖宿于打狗山中的神鸡，鸣声可达三百里，神鸡啼时群鸡亦会跟著啼鸣。林道干捕获神鸡后交代甚妹金莲饲养，以待百日后报晓，发箭京师以取得大业。
百日前夜，林金莲整夜点灯守候神鸡不敢睡去。午夜时，林金莲抱出神鸡抚摸，但却将神鸡惊醒并误以为破晓时刻已到而高声啼鸣。一夜难眠的林道干听到鸡鸣认为时辰已到，便取出刻有“林道干”名字的三支神箭，向西北方的京城连发三箭。射毕后，林道干认为大功已成，便开始沉醉在帝王梦之中。但三支神箭虽射在京城金銮殿的龙椅上，但时属午夜，皇帝并未上朝。翌日五更，皇帝发现林道干射箭谋反，并发兵讨伐林道干。
林道干见事机败露，但仓促之间无法搬运埋在打狗山中的十八篮半金银，而林金莲又舍不得金银，坚持留下看守，以致延误林道干一行逃离，林道干情急之下，拔出腰间佩剑斩杀其妹并冲出重围。在逃离过程中，林道干将宝剑奋力一劈，将打狗山与旗后山山间的山谷劈出一处裂口使海水涌进，林道干便与手下从裂口由水路逃走，时为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15]
《凤山县采访册》亦载：
| “ | 埋金在打鼓山巅，相传明都督俞大猷讨海盗，林道干入台湾，舣舟打鼓山港，杀其妹，埋金山上，时有奇花异果，入山樵采者或见焉。若怀归，则迷失道；虽志其处，再往终失之。 | ” |
在林道干之后，万历年间水师曾三度征讨盘据台湾的倭寇（1574年、1603年及1617年）。其中1603年（明万历卅一年），将军沈有容率水师到澎湖和台湾追剿倭寇，随军福建人陈第曾记载文著“东番记”称高雄为打狗屿，这也是第一本记录当时台湾先住民生活状况的文献。
荷兰殖民时期（1624年—1661年）
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澎湖被明朝水师打退，转而退守台湾另组织东印度公司，并实施殖民主义。当时的打狗港已是台湾南部重要渔港，而荷兰人称当时的打狗为Tankoya，打狗港为Tancoia，而荷兰传教士华伦泰因在所著的《荷兰贸易志》地图上则称打狗山为“猿山”（Ape Berg），并常见于18世纪后的欧洲航海图上。荷兰殖民时期台湾共分为五个会议区，高雄地区当时隶属南部地方会议区。1630年（明崇祯三年）福建旱灾严重，当时接受明政府招抚的郑芝龙，建议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民数万至台湾开垦荒地，为近代汉族由政府大规模组织移民入台之始。[16]
明郑时期（1661年 — 1683年）
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征台驱走荷兰人后，郑氏改称台湾为东都，设一府二县，府曰承天府，县为天兴县、万年县。实施军屯制度。万年县辖境相当于今之高雄市、屏东县及台南市一部份区域。在打狗山下的东北南地区，分别有明郑军队的各路军队驻屯，有左营、前镇、后劲、前锋尾、右冲（今右昌）等，部分古地名沿用至今日。[17]
永历十六年（1662年），郑成功病逝，子郑经继位。永历十八年（1664年）改东都为东宁，改制天兴、万年两县为州，仍属承天府。永历卅五年（1681年），郑经病逝，其子郑克塽继位。
永历卅七年（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政府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兵征台，郑克塽降清，结束明郑时期。
清治时期（1683年 — 1895年）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平台之后，力主台湾应收归版图，同年七月，台湾划归为福建省管理，翌年设台湾府及凤山、台湾、诸罗三县。凤山县县治即设在兴隆庄埤仔头（左营旧城），首任知县为杨芳声，康熙廿三年（1684年），杨芳声兴建文庙于兴隆庄。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知县宋永清建县公署及崇圣祠于县治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又在兴隆里设学田九十甲，以筹教育经费。次年，建义学书院于文庙左侧，于是官学、私学并兴，文风日盛。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初修《凤山县志》完成。此一时期最著名的知县为曹谨，左营地区的曹公圳为期任内所建。
清治时期，清政府废承天府另建台湾府，分万年州为台湾、凤山二县，隶属台湾府。凤山县治设于埤仔头，高雄市地区遂由万年县辖改归凤山县辖。光绪十三年（1887年），再调整行政区域为三府一直隶州三厅十一县，高雄仍隶属凤山县。
光绪廿年（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翌年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
清治时期凤山知县最受后人缅怀的，为道光年间的曹谨。曹谨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上任时，凤山县旱灾频传，次年即大规模开凿水利圳渠，引下淡水溪（高屏溪）水源灌溉农田，为清治时期台湾的三大水利工程之一，任满离开当日，受惠农民群集县城送别，为纪念其开圳功业，取圳名为曹公圳，并建曹公祠（现已改名为曹公庙）。曹公圳目前仍有部分兼具灌溉与排水功能。曹公庙旁设农田水利会，庙前有曹公国小及曹公路。[18]
清政府统治台湾之后，仍以台南为行政中心所在，而贸易港口在安平，但因打狗地近台南，且腹地有渔、盐、糖、米之利，故有“南路米由打狗贩运”之说，使打狗在渔港机能外，又具有地区性商港的功能。清代中叶以后，由于安平港淤浅，以致于“海泊往来遂不赴鹿耳，而趋打狗”，遂使打狗的商业活动渐居重要性。咸丰五年（1855年），美国威廉安逊洋行（William, Anthon ＆ Co.）以建设打狗港为条件交换通商特权，并为此投资4万5千元，打狗港的近代化雏形渐具，并进入国际贸易之开端。
1860年（咸丰十年），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被迫开放淡水、鸡笼（今 基隆市）、安平、打狗四港。同治二年（1863年），打狗正式开港。翌年，打狗港设置海关，英领事馆自淡水迁至打狗。
汉人定居打狗正式的明文记载始自1673年（康熙十二年），第一批移民者（徐阿华等十馀家）先搭草寮，以后逐渐扩大，乃建庄住家，永久定居。至1691年（康熙卅年），已形成一有规模的汉人村落，户数达二十馀家，并建立妈祖宫（现今旗后天后宫之前身）以为精神寄托。雍正四年（1726年），荷兰传教士编纂的台湾地图，称旗后为汉德那斯岛（Handelarrs），称旗后半岛为沙拉生头（Saracen Head）。咸丰十年（1860年），订立北京条约后，旗后地区成为通商口岸，同治二年成立旗后海关分关，打狗港自此成为国际商港。旗后的通山里一带成为商贾聚集的交易场所，洋行、商店林列，形成当时打狗地区最繁荣的商业市街。今天后宫旁的通山巷，当时为外商云集之处，码头边的福聚楼是高雄酒家的滥觞。
在电信方面，牡丹社事件后，丁日昌巡视旗后，并于光绪三年奏准设立电报线二线，总长约九十五华里，且设旗后分局，是台湾电报局之创始。
日治时期（1895年 — 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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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期间，高雄港的开发始于1899年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南台湾巡视。1900年6月起，日治政府开始对打狗港进行探勘及调查，前后历时8个月，并花费7800日圆，使当时的日治政府对打狗港的气象、地形、地质、潮流等各方面详细的资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日本积极建设高雄，包括修筑铁路、建设高雄港、设火车站、城市规划，并引进炼油、机械、造船、水泥等工业，使高雄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一跃成为全台湾第二大都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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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驻台湾并设立台湾总督府，由于治台的政策尚未确立，因此参酌清政府旧制，1895年6月设三县（台北、台湾、台南）一厅（澎湖），在县、厅之下设12支厅，当时高雄地区隶属台南县凤山支厅，其后行政组织经多次变革。1897年5月27日，台湾总督府改正台湾地方制度为六县（台北、新竹、台湾、嘉义、台南、凤山）三厅（澎湖、宜兰、台东），在县、厅下设86个辨务署，辨务署下设街、庄、社，其中县、厅、及辨务署下设有参事，街、庄、社亦设有街庄社长。
1901年11月9日，台湾总督府废县及辨务署，将全台设置20厅（台北、基隆、宜兰、深坑、桃仔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斗六、嘉义、盐水港、台南、蕃薯寮、凤山、阿猴、恒春、台东、澎湖），厅底下设支厅，街、庄、社制仍因旧，厅仍设有厅参事，阿猴厅则今日高雄。1909年10月，并全台20厅为12厅（台北、宜兰、桃园、新竹、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阿缑、台东、花莲港、澎湖），仍置厅参事。
日治初期，日本人便开始有计画地将打狗建设成小具规模的港口都市，特别是自1908年起，大力整建高雄港成为现代化港口，为日本帝国势力向东南亚扩张作准备；另外，自1900年起，斗六至打狗纵贯线铁路渐次完工，打狗停车场为纵贯线铁路端点站所在地。接近港口的哈玛星（Hamasen，日文“滨线”之意）[20]与盐埕埔（今 盐埕区）一带成为当时发展最为快速的区域。大正三年（1912年）起，日治政府铁道部有感于业务增加，拟扩建车站，决定以疏濬打狗港的泥沙填筑盐田作为建筑用地。打狗港筑港工程全面施工后，将港内挖出的泥沙填平盐埕后，盐田变为新生地，人口激增，工商急速繁荣，成为高雄市的商业、政治中心。当时并设有“打狗整地株式会社”，专事收购土地。
而打狗港经过日治政府扩建后，已初具现代化港口的规模，最明显的成效，便是打狗港对外贸易营收的成长。1907年的对外贸易额首次突破一亿日圆，占全台贸易额的一半左右。1934年以后贸易额达到二亿日圆，而1937年更是突破三亿日圆。当时高雄港为台湾第二大港，仅次于基隆港，主要贸易对象为日本，输出货物以米、糖、香蕉、凤梨罐头等初级农产加工产品为主；输入的物品，则是以肥料为大宗。
在教育方面，日本人在1898年设立旗后地区打狗地区第一所台湾人就读的学校—打狗公学校，为目前旗津国小前身[21]。日治初期的旗津，在市政上亦占有重要一页。1909年，打狗区役场设在大竹里旗后街，管辖大竹里内的盐埕庄、乌松、旗津街、中洲及兴隆里内的哨船头街、盐埕埔等。至1920年成立高雄街，街役场移于哨船头，在此之前的10年间，旗后一直是打狗市政的重心。1925年，高雄市实施町名改正，市区划分成14町，今日的旗津区始设有旗津、平和、绿等三町[22]。
在工业方面，打狗工业原是以传统的糖业生产为主。日治初期，因建设高雄港及因应糖业制造而开始有现代化的机械工业。1915年，为了岛内的各项现代化建设，浅野洋灰株式会社开始开发寿山石灰岩（水泥矿），开启高雄地区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水泥工业。
1920年10月（大正九年），第八任总督田健治郎再次调整行政区，废厅设州，改西部十厅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五州，将高雄改制设州，并采用打狗的日语谐音（汉人以台语音译为“打狗”（ta-kao）。日语中的“高雄”两字发音为“taka-o”），译为高雄，“高雄”一名首次正式出现于行政区名上。高雄州下设高雄、凤山等八郡，共辖六街、四十四庄及一二六社（山地区），包括今天的高雄市、屏东县，州厅最早设于高雄街（今五福四路底与鼓山一路交叉口），1931年随著高雄市区东扩，高雄州厅迁至高雄川东岸的新州厅（今高雄地方法院）。[23]1921年，高雄都市计画扩大，日治政府将高雄市前镇三块厝以东的地区划为工业区，即是为了因应新增的工业发展。
1924年（大正13年），废高雄郡、街，改依台湾市制，设立高雄市，市役所设于现今鼓波街代天宫址，直属高雄州，此为高雄设市之始。1939年，市役所迁至盐埕埔荣町，即高雄市政府旧厅舍（现为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人口由设州的三万五千人，增加到1940年的16万人，为台湾的第二大城。1936年（昭和11年），公布以40万人口为目标的“大高雄都市计画”。
1937年，高雄港第二期工程完工之后，配合战争的需要，新建炼油厂、造船所、轧钢厂、硫酸铔厂、肥料厂、造纸厂等，完成高雄初步的重工业化。日本铝业株式会社、南日本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等新兴重工业是集中于高雄市，而冈山的武智铁工所及丰国铁工所，则是因日本海军航空器材之需而设立。这些日治末期的重工业建设，为后来高雄地区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
1940年，高雄市辖区扩张，并入左营庄和凤山街、小港庄、鸟松庄的五块厝、篱子内、草衙、佛公、本馆、狮头。1944年，又再并入楠梓庄的部分大字。
二战期间，高雄州境内有燕巢、高雄、左营、大岗山、东港等海军飞行场；以及屏东北、屏东南、里港北、里港南、旗山北、小港、小港东、凤山、平顶山、潮州、潮州东、佳冬与恒春等陆军飞行场。[24]另一方面，当时在凤山设有无线电信所，是日本当时最大的几座之一。[25]而高雄在当时也成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基地。[26]
1944年到1945年间，盟军对高雄地区展开多次空袭，使高雄港及其他设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仓库摧毁、船只沉没，以及包括日本铝业高雄工场[27]的工业和其它建筑受损等。[28]具体如1944年6月底一次针对高雄的攻击等。[29]
战后时期（1945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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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民国34年）11月8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指派连谋接管高雄市；12月6日，正式成立高雄市政府，市治仍设于旧市政府，连谋为首任市长。1946年1月，行政区合并缩编为盐埕、鼓山、左营、楠梓、三民、新兴、前金、连雅（1952年更名为苓雅）、前镇、旗津十区。1947年5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省政府，高雄市仍为省辖市。1950年台湾地方行政区划调整，屏东县从高雄县中划出，“高雄”的行政范围抵定至今。由于二战期间的严重破坏，高雄港务局于1945年到1952年间进行清港与码头重建的工作。由于清港费用过于庞大，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因而决定高雄港、市分治。
1946年时，市政府统计高雄市内有218家大小工厂，其中战后新设者有62家。战前受雇于工厂员工约有万名；战后初期则减少到不足六千，其中雇员较多的工厂包括台湾水泥高雄工厂、台湾机械、台湾窑业等。[31]同时，其他接收日本既有产业而来的台湾铝业、台湾制碱、台湾肥料与高雄炼油厂等也开始修复或生产。[32][33]
1953年起，中华民国政府开始第一期四年经建计画，高雄市工业经济发展及建设为此一时期经建计画的重心。1958年，继续拟订高雄港十二年扩建计画，高雄港临海工业区也在这一时期开辟完成。1962年后，为吸引外资进驻，高雄港开始实施“加工出口区设置条例”，高雄港清港工作也在1964年时渐近尾声。当时台湾产业开始起飞，钢铁需求增加，拆船业规模也随之急遽扩张。1966年，高雄临海工业区及高雄加工出口区第一期工程的完工，成为高雄港市变迁中最大的地标。1969年，高雄第二港口开始兴建，1970年代十大建设中有5项与高雄有关，分别为中山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大造船厂、炼钢厂、石化厂，都大幅加速高雄的发展，随著一批新的重工业设施相继落成，高雄作为台湾工业之都的角色从此确立；而由于重工业的高度扩张，加上1975年高雄第二港口完工启用，高雄港的货运量也逐年上升并开始进行另一波扩建；而高雄都市的发展区域亦以高雄车站为中心，持续向南、东、北三个方向发展。
民国64年（1975年）高雄市成为台北市之后第二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台湾都市，中华民国政府考虑平衡南北发展，于1979年7月1日起，高雄市升格为台湾的第二个直辖市，并将高雄县小港乡并入高雄市改为小港区。并于1994年12月3日选出第一任民选直辖市长。值得一提的是—发生于1979年12月10日的美丽岛事件，事件现场即为高雄市中心的新兴圆环、大港埔圆环与中山一路周围地带（原本党外人士申请的集会地点为扶轮公园，即现今中央公园的一部分），因此又被称为“高雄事件”；美丽岛事件的导火线之一“鼓山事件”亦于高雄市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渊源之下，高雄成为往后多数泛绿政治人物所认定的“民主圣地”之一。
2000年之后，随著爱河及前镇运河的整治成功，以及市政府对各项文化、休闲设施的修建转趋积极，高雄市逐渐摆脱多年来“工业重镇，文化沙漠”的刻板印象；之后更于2004年5月成功取得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主办权。都市发展上，除了范围较大的商圈（三多商圈、新堀江商圈等）陆续兴起外，位于爱河凹子底段北侧的农十六重划区，未来的开发动向亦颇受关注；各项观光景点及文化园区（城市光廊、高字塔文化园区等）的大力整建，也为高雄带来另一番不同于过去工业港市的风貌；陆续推动的交通建设（捷运、铁路地下化、环状轻轨）亦将带来交通纾解上的助益。
2010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政府调整台湾行政区划，高雄市与高雄县合并改制为高雄市，第一任民选市长由陈菊出任。
2018年11月24日，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为合并后首任国民党籍市长。也是自前高雄市20年与前高雄县33年来第一位国民党籍市长。
政治事件
明永历六年（1652年），郭怀一在台南起事反荷事败战死，其部众退至今高雄市冈山区后红仔一带，终被攻破，馀属逃到内门避难开垦。[34]
- 康熙六十年（1721年），由于清政府官方苛税扰民引起民乱，史称鸭母王朱一贵事件，义军取道冈山，攻占台南府城，号称中兴王，后因内部不和自相残杀，很快被敉平。[35]
- 雍正十年（1732年）彰化大甲西社的土蕃骚动，凤山吴福星乘清政府守兵赴北讨蕃之隙，于序头山、赤山各处高悬抗清旗帜，并意图攻陷凤山，起事者先焚烧冈山旧汎塘，接下来进攻旧县城埤头，守备张玉等战死，万丹巡检署亦被毁。翌年四月为总兵王郡及李荣等分三面夹攻，一路由高雄旗后，一路对凤山县城所在地进攻，而另一路由南部埤头登陆，攻破万丹抗清基地，平复民乱。
-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时，善化地区的黄教教徒起事，根据记载黄教原本为盗牛贼，但心怀大志，痛心台湾被清廷所占，于是乃广招亡命之徒并以兄弟相称。10月1日，以朱一德为军师，并与陈宗宽、郑纯石等共同起事，树旗于冈山，大肆歼杀附近官兵，翌年3月27日，当时台湾知府邹应元率兵平乱，黄教教徒败走，最后不知去向。此举清廷谓之“黄教之乱”。[36]
-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庄大田响应中部林爽文起义，攻陷设在左营的凤山县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战乱平息后，清政府将县治迁至埤头街另建新城，即今日凤山区，左营因此被称为旧城。[37]
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爆发。3月3日，高雄市区开始出现骚乱与攻击事件，中国军队以八门七五炮炮击高雄市体育场（今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并向鼓山一路一带扫射、封锁，[39]，随后高雄第一中学（今高雄中学）与其他学校的学生纷纷组成自卫队。[40]，受到连番袭击的市区驻军则撤退至寿山。市参议员与主要地方人士于3月5日成立“高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与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谈判，然而彭孟缉此时已开始下令军队于鼓山一带以机枪进行扫射，并向爱河河畔的高雄市体育场（今仁爱公园）炮击示威。
3月6日，包括市长黄仲图在内的谈判代表共七人，再度前往位于寿山上的高雄要塞司令部，但旋即遭到监禁，其中三人甚至被枪杀。不久之后，彭孟缉派遣何军章领导军队全面进入市区镇压[39]。军队兵分三路，于高雄车站、第一中学与附近区域大肆开枪扫射[41]。
当时处理委员会和民众因等待谈判结果守在高雄市政府礼堂，却遭到高雄要塞守备大队陈国儒包围后以手榴弹和扫射等手段屠杀，包含参议员黄赐、律师陈金能、参议员许秋粽、王定石等五、六十人遭到枪杀，躲藏在防空壕的民众被军队丢入手榴弹，民众跳入高雄爱河躲藏也遭军队开枪扫射。3月7日下午，部队在高雄市区开始抢劫民户、强暴妇女，造成高雄市区毁灭性的损害。[39][42]
当时的参议员郭万枝于之后受访时提到，在屠杀中死亡的王定石不仅为高雄市渔会理事长，更为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若未在这次事件中死亡，必能成为后来民选的高雄市市长。[43]（pp. 298）在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包含高雄市议长彭清靠等知识分子，皆不愿意再参与公共议题讨论。[43]（pp. 301）
11月30日时“台湾人权委员会”以世界人权日为由向高雄市第一分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在12月10日下午举行游行活动，但一直都未获高雄市警察局批准。在多次尝试失败后，非属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党外人士仍决定依原定计画在高雄举行游行。但在12月9日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以将举行演习为由，宣布将在翌日禁止任何示威游行活动。但当时的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为举办“人权座谈会”，仍出动两部宣传车进行宣传，在鼓山区被警方拦截，发生争执，二名义工邱胜雄、姚国建被捕。于是杂志社人员与支持者前往鼓山警局声援，并引发警民小规模冲突。邱胜雄与姚国建在12月10日凌晨被警方释放，此一事件也被称为鼓山事件。
而由于鼓山事件的爆发，使得不少原本无意参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活动的党外人士也纷纷前往高雄市参与活动，12月10日晚上6时，游行队伍出发前往集会地点，但由于原定集会地点扶轮公园已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封锁，游行队伍临时改变集会地点为中正路新兴分局前的大圆环。
游行队伍到达圆环集会地点后，首先由黄信介发表谈话，但游行队伍就随即被镇暴警察包围。总指挥施明德与姚嘉文出面与警方谈判，提出要求警方允许他们在原定地点集会到晚上11点，并撤回镇暴部队让警察可以到现场维护秩序，但要求被驳回。晚上8时30分，镇暴警察在游行现场开始喷射催泪气体，现场开始失去控制并爆发冲突。晚间10时许，警方继续增派警力，警民之间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12月13日起，蒋经国政府开始逮捕党外人士。1980年2月20日，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将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等人起诉，其他30多人则在一般法庭遭到起诉。在张德铭、陈继盛等人的协助下，被告方开始聘请辩护律师，最后组成了一个15人的律师团，每名被告有两名律师协助辩护。最后判决结果，8人全部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有期徒刑，其馀6人12年有期徒刑。[44]
家族与地方派系
陈氏家族为高雄市地区的重要望族，陈氏家族中最早在高雄地区发迹的为陈中和（1853年—1930年）为清治及日治时期台湾重要的企业家及富商。1904年时，陈中和因配合日本“米糖王国”政策设立“新兴制糖”，其为台湾最早的本土糖业，1920年时获利最高，达124.56％。1923年，成立“陈中和物产株式会社”，营业项目包括农产物种植买卖、土地与建物赁贷、碾米相关行业、海外贸易与其它投资事业等，涵盖范围之广，俨然称霸南台湾。
陈氏家族在高雄市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陈中和后代陈启川、陈启清、陈田锚等均从政。在高雄医学大学创办之初，陈家也曾捐地资助，其中一栋校舍落成后即以“启川楼”为名。陈启川在日治时期已活跃于当时的政坛并出任州议员，并曾于国民政府之后，自1960年起担任两届高雄市长。[45]另外，高雄市议会的前议长陈田锚，也是为出身陈家的政治人物，陈田锚总计共担任过五届议长，合计22年又2个月，担任过八届议员，长达32年1个月又8天，为高雄市议会中历任最久的议员及议长。[46]
除了陈家以外，包含彭明敏在内的凤山彭氏家族，在医疗界与基督教会也颇为活跃。其家族早期成员彭根是过去阿猴教会的首任传道师[47]。
包括延续自日治时代的陈家，在1990年代，另有两个家族在高雄市被连同称做“三大家族”，即王家（王玉云、王志雄、王世雄）；朱家（朱安雄）；后来的黄启川也被归类在家族政治之中。
原高雄县在五都改制前，政坛一般认为分为三大派系，其派系之分乃是来自第一届县长选举，当时参与竞选的候选人为获国民党提名的洪荣华，自行参选的陈新安，以及当时高雄区水利会的主任委员余登发。陈新安第一次投票时获得最多选票。但依照当时选举之规定，候选人需获得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选票方为当选，但陈新安在第二次投票时，虽然获得余登发势力的帮助，仍以二千多票的差距败给洪荣华。这一次的选举使得不同候选人的支持群众之间壁垒分明，为区别不同之阵营，洪荣华主导的势力被称为红派（洪派），而陈新安势力则被称为白派，并逐渐成为两大主导高雄县政坛之政治势力，但在1960年余登发当选第四届高雄县长后，余氏家族，即所谓的黑派，在高雄县政坛开始迅速崛起，高雄县势力便成三足鼎立的局面。[48][49]在14届高雄县长选举中，红派当选3届，白派当选4届，黑派当选7届。现在高雄红派的代表人物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还有曾担任两届凤山市（今日凤山区）市长，三届县议员的黄八野，以及他的儿子 黄玺文，黄玺文随父亲长期在地方经营，曾担任第十四届县议会副议长、第十五届县议员，担任白派的代表人物是立法院长王金平，黑派则以余登发后人的余政宪等为代表。
经济活动
早期台湾传统民间建筑的屋顶以红瓦为主要的材料，清治时期均由唐山海运抵台，直到清代末叶，人口激增台湾才有瓦窑的设立。南部的瓦窑大多分布在台南县六甲二镇、高雄县旗山镇溪洲及大树乡大树、竹寮两村。巅峰时期在大树乡部份曾达二十多座瓦窑，所产的红瓦等建筑材料销遍高雄、澎湖、屏东、台南四县市。但因建筑方式改变及建筑材料的革新，红瓦窑也逐渐没落。目前瓦窑仅剩高屏旧铁桥北方的三和瓦窑中的三座窑，所生产的砖瓦大多供作传统式建材与古迹修缮之用[50]。
高雄的盐田历史可以远溯自明郑时期。早期台湾所需食盐仰赖中国商人定期由中国进口，而在1661年后的明郑时期，清帝国开始对台湾实施经济封锁，使得盐源中断，于是参军陈永华首先于台南濑口地区教导台湾人民引海水制盐，为台湾盐业的开端。之后又分别于今日台南市永康区与高雄市盐埕区辟建洲仔尾盐田与打狗盐田，食盐由民间自由产销，官方仅就盐埕面积课征盐埕税。当时的濑口盐埕、洲子尾盐埕、打狗盐埕为台湾三大古盐场，直到1895年割让台湾后方告终止。在此近170年间，在高雄地区陆续又辟建濑西场（高雄弥陀盐田）、濑东场（高雄大林蒲盐田）。日治时期时高雄地区再新增北门中洲、蚵寮与高雄盐埕盐田等。
日治后期在台湾总督府之策划之下，于1930年代以改进台湾晒盐工业为由，有计画的引进日本财团资金，陆续新辟台南四草、布袋新塭、高雄竹沪、七股台区与中寮、顶山、后港等新式盐田，随即又由台湾制盐株式会社大举并购由台湾人所持有的盐田，台湾晒盐产业遂由民间自由生产与会社多元经营型态转变成台湾制盐、南日本盐业及钟渊曹达三大会社寡占之局面。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由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也自日治政府接收所有会社晒盐场，日本虽于1952年签署旧金山和约放弃台湾主权，但因当时的国民政府因内战失败迁台无暇接收盐业，乃成立台湾制盐总厂继续从事盐业生产，1947年3月12日订颁之盐政条例后盐业方始正式移植台湾。
但二战后所成立的台盐因受限于天候条件，始终无法与低廉的进口晒盐竞争，2002年5月台盐宣告停止晒盐，盐田土地移转台湾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接管，台湾之晒盐产业从此划下句点。[51]
打狗位于南台湾主要渔场之中心地区，从南洋北上而来的黑潮，到了台湾南端的鹅峦鼻后分流，一支顺著太平洋沿岸继续北上，另一支则由西部沿岸进入澎湖水道，与北来的中国沿岸流交会，导致鱼群大量聚集于此处。早期打狗近海海面盛产鲔鱼、旗鱼、鲤鱼、飞鱼等鱼类，冬季则以盛产乌鱼闻名。尤其是乌鱼，一到冬季便自北方南下，到温暖的海域产卵，许多闽粤居民也这样追逐乌鱼群来到打狗港。自荷属时期开始打狗即是台湾的渔业重镇。但初期打狗的渔民主要以筏或舢舨船，进行近海渔捞为主，所得之渔货主要运往红毛港及旗后等鱼市场拍卖。
日治时期大正元年（1912年）打狗港第一期筑港工程之后，哨船头运河周边开始提供宽广的渔船停泊船渠、鱼市场设施、整修铁工所、制冰厂、冷冻厂等，因此渔业基地便开始集中至哨船头运河口。大正8年（1919年），鼓山鱼市场和在哨船头对岸的哈玛星渡船场落成启用。昭和2年（1927年），可容纳50吨以下渔船150艘的鼓山渔港建设完成，哈玛星开始取代哨船头成为高雄渔业中心[52]。
在渔业发展方面，根据大正13年（1924年）统计，高雄地区有竹筏310馀只，帆船50馀艘，发动机渔船12艘，渔获量不多。于是台湾总督府、高雄州及水产会分别订定奖励及辅导措施，致力提升渔业发展，昭和8年统计时（1933年），共有动力渔船202艘，日本型帆船41艘，中国式帆船24艘，竹筏有643只。而中国式帆船、竹筏大多为台湾渔民所有，动力渔船及日本型帆船则大多为冲绳渔民所有。
1946年，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将日治时期的“高雄渔业会”改组为“高雄市渔会”。1948年设渔会信用部办理渔会会员个融资事宜，并鼓励渔民增购渔船设备及更新渔船，促进渔业现代化。1951年以后，随著各种经济外援的增加，台湾政府不断鼓励渔业界运用外援专业贷款建造新型钢壳渔船，并积极拓展国外渔业整补基地，使高雄渔业由近海渔业逐建迈向远洋渔业，并成为国际上鲔鱼、鱿鱼主要生产国之一。
但由于远洋渔业的发展、远洋渔船数量的不断增多及吨位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鼓山渔港与鱼市场的规模开始不敷使用。1963年至1967年之间，严家淦内阁乃于前镇地区另行辟建远洋渔船基地。1975年高雄港第二港口完工，远洋渔船纷纷改往前镇渔港停泊。1986年再在前镇渔港扩建新式渔业专用码头，可容纳100吨以上渔船600艘，区内画分为制冰、冷冻加工区、栈械修理区、渔产加工区、渔具供应区、仓库区、商业区、油库、鱼货拍卖场、渔民福利中心等，使前镇渔港成为台湾最大的渔业中心[54]。
而近海渔业则因过度捞捕使得近海渔源日渐枯萎，加上劳工短缺，使得渔获量日渐衰微，因此前来鼓山鱼市场停泊的近海渔船也日渐减少。1984年高雄区渔会迁移至前镇渔业大楼之后，渔业相关的产业如渔业公司、商行、五金行、照相馆、制冰厂等，亦随之迁移或没落，鼓山鱼市场也开始渐渐淡出历史。近年来，高雄市政府乃将哨船头码头重新规划为观光码头，以期能重新找回昔日的繁荣。
南台湾的砂糖贸易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便已十分兴盛，当时主要的贸易对象以中国为主，当时每年砂糖贸易总值约五十万墨西哥银币。罗宾内洋行（Robinet & Co.），是最先在打狗地区开港前最早登岸设立洋行的美商。1854年至1857年间，与香港美商Gideon Nye & Co合作，并由台湾府道台获得樟脑专卖权，在打狗设行，买卖樟脑、茶、糖、豆类。[55]
另一位美商Crosbie船长也于1855年早期进入高雄和当时的台湾府道台协商，并取得砂糖与稻米贸易的资格。根据1855年7月28日《旧金山每日前锋报》（San Francisco Daily Herald）的报导，他以稻米及砂糖每100袋1美元，鸦片每捆50分的价格，以及100美元的港口税购入一船货物。
日治时期，1901年日本总督府在总督后藤新平主导下，引进三井财团及铃木藤三郎等四百馀位技师，在桥仔头发展新糖厂，使台湾的糖业在最初设厂的十年之内便增产十倍，成为世界糖业经济的奇迹，加上当时欧洲大战前后的欧洲各国之间无法取得平衡的砂糖关税和补助问题，使得台湾砂糖在国际间的价格极被看好。而1920年代时由于国际糖价高涨，使得这个时期成为糖业黄金时期。1932年砂糖生产量高达九百六十万公担，成为日本帝国的重要经济支柱，也造成桥仔头当地土地、农业、工厂、交通、金融等产业大革命，但由于甘蔗的收购价格由糖厂决定，导致甘蔗的收购价长期低落，蔗农生活困苦，因此日治时期台湾蔗农流传一句俗谚：“第一戆，载甘蔗予会社磅”。[56]
1900年，桥仔头糖厂施工前，日治政府便开始设立火车站及邮便电信局等基础设施，开始为桥仔头地区带来交通活络的影响。1901年2月，糖厂开始于“台南县仁寿下里桥仔头庄大路墘”著手施工，除了完成工厂内货运铁路支线、进口制糖机器等硬体规划外，并开始与附近村落交涉收购甘蔗。桥仔头糖厂是目前所知全台湾首座钢架建筑。1903年，以耕牛来牵拉的牛牵轻便轨道在桥仔头铺设，这也是五分仔铁路的前身。4年后，载运甘蔗专用的五分仔铁路正式诞生。1904年时，高雄望族陈家也因配合日本“米糖王国”政策，设立新兴制糖，为台湾最早的本土糖业。1905年，桥仔头地区开始有电话线的架设。1907年，桥仔头的第二制糖工厂设立。隔年另成立桥仔头酒精工厂，蒸馏甘蔗制糖后酒精，这也是台湾第一座生产酒精的工厂。1909年，成立桥仔头铸物工厂（即台湾机械公司前身）。1910年，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陪同英国大使到桥仔头参观台湾糖业的发展成果。随著桥仔头经验的成功，新式糖厂在台湾如雨后春笋般设立。全台都以桥仔头模式经营，其中以现今屏东地区的阿缑糖厂规模最大。而除了桥仔头之外，旗山也是高雄地区制糖重镇，旗山糖厂成立于1908年，并成立日本高砂制糖株式会杜，成立初期压榨甘蔗能力为每日1,000公吨，隔年再与盐水港制糖株式会杜合并，并改名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旗尾制糖厂所，同时改制白砂糖，可日产1,800公吨，1910年时并设置旗山车站，并以俗称“铁笼车仔”的小火车来往于旗山、九曲堂、凤山和屏东之间运送糖料及搭载乘客。[57]此外，日治政府为满足砂糖贸易的需要，更废掉清治时期税收最丰富的濑南盐场（今盐埕区），全力发展高雄港以利砂糖外销，这也促成1924年高雄市的设立。
日治末期，随著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日治政府开始推展“工业化台湾”的策略。开始研发的制糖相关产业，诸如无水酒精、纸浆原料及酵母等副产品，原来的单纯的食品加工业开始转变为“甘蔗化学工业”。昭和19年（1944年），凤山小港成立东亚制纸株式会社，原计画利用台湾制糖会社后壁林厂提供的蔗渣为原料制造牛皮纸，但因二战遭盟军轰炸，故最后并未能正式动工。
二战后，由于台湾政府南糖北米的政策，砂糖出口仍继续为当时的台湾赚取巨额的外汇，对稳定战后的台湾经济深具意义，一直到1963年，蔗糖始终是外销产品的第一位。但1960年代开始的产业转型，加上1966年国际糖价爆跌，使得台湾的糖业地位渐渐为加工生产所取代。
高雄县的美浓及旗山为高雄地区的谷仓，早期栽种的稻作为在来米。在清治时期的美浓地区，水利设施共有龙庄水圳和中圳埤两个系统。龙肚水圳是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由龙肚庄锺丁伯率先捐资领众开凿，工程款由龙肚河边寮、横山庄等地的农民集资。灌溉受益田地约数百甲，期间曾与盐树脚等庄因争水厮打告到凤山街衙门。而中圳埤是在道光八年（1828年）时大雨时，邻近的羌仔寮溪与大坑溪水势暴涨所形成的湖泊，主要供应美浓庄至月光山下的田地。[58]
在清治时期美浓地区的水稻种植多是小地主拥地分配佃农种植。田租则采“分成制”，地主得稻作收成中的一成五至二成，而佃农则得八成至八成五，但到清治末期时，地主分配得六成，佃农仅得四成。且因耕地有限且移入的客家移民日渐增加，收益分配有限，以致光绪年间经常发生米粮短缺。
1904年时，日治政府对美浓地区进行土地丈量，在所做的基础普查资料中，龙肚庄共有“上田”116甲。明治32年（1898年），为增加税收及取消佃农制，日治政府公布《台湾地籍规则》和《土地调查规则》。明治41年（1908年）时，日治政府设立竹子门水力发电所，并计画利用发电后的馀水灌溉。于是在美浓境内开凿狮仔头圳路，灌溉附近一带44馀甲田地。后来历经数次延伸圳路，至今共分“导水干线”、“第一干线”、“第二干线”、“扩灌干线（竹头角干线）”、“农地重划圳路”等五个主要系统。而在建造狮仔头大圳的同时，日治政府也在荖浓溪北岸建设堤防1,300多公尺，以防美浓南隆地区田地水淹之苦。大正9年（1920年）美浓正式实施街庄制。大正十年（1921年）时，美浓水稻种植面积共有4,600甲，农户数达3,975户，比旗山高出二倍。大正15年（1926年）开始由日本引进蓬莱米，但因对病虫害抵抗力弱使得产量较低，因此种植面积不多。昭和6年（1931年），日治政府再开凿龟山圳以灌溉南隆农场区域内的540甲田地。而经由奖励水稻旱植、奖励箕干日晒法、蓬莱米的普及[59]、除草机的引进、和奖励直条法，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时，美浓庄的农业总额达1,901,624日圆，其中米的产量是1,726,692日圆，占总产额的90.8％。1950年之前，美浓地区水稻品种多为在来米，1956年之后蓬莱米的种植面积开始超越在来米。1949年之后，台湾政府开始实施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美浓地区高达74％的佃农，也因这一波土地改革，使得自耕农的数量增加到78％。
美浓的水稻栽种培面积在1940年时已有约7,000公顷，1976年最高时7,924公顷之谱。而传统耕作的动力为水牛，1950年代时，美浓水牛总数高达2,998头，但1970年代开始台湾水稻开始农机化，农户普遍使用俗称“铁牛”的个人式耕耘机，除用水牛耙犁田地四周边角之外，整地的工作均由大型曳引机取代，且因化肥也逐渐取代堆肥，使得牛粪的需求量减少，野外大量使用除草剂使得牛只的食草缺乏，以及工业化后农业劳动人力的流失，使得水牛逐渐自台湾农业社会中消失。
但二战后的台湾政府以低粮价政策控制整个粮食市场，意使稻米价格维持在低价，使工业化政策下大幅增多的劳工仍可以以低廉的粮食价格维持生活。但长期的低粮价政策，使得米价并未随经济增长而有所成长，这也使得稻农难以种植水稻维持家计。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区设置后，更使得美浓农业人口仅剩11,156人，且多以女性劳动人口为主，而男性人口逐渐往工业发展。加上稻米种植技术改进，孙运璿内阁为因应稻米生产过剩而在1984年开始实施稻田转作计画。美浓地区稻米种植面积因此逐年递减，至1994年时仅剩3860公顷。且随著2002年台湾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美浓地区传统稻作景观更加岌岌可危。
日治时代，日本在台湾引进烟草种植，主要栽种于高雄美浓及花莲地区，烟草种植除了引进大批日本移民外，也为这些地区引进移民式建筑，最为人所知的便是烟楼。“烟楼”主要有两种形式：大阪式与广岛式，建筑差别在天窗的设置位置，美浓地区都是大阪式烟楼。大阪式烟楼的天窗设于太子楼两面壁墙上，是极具地方历史的建筑物。烟楼主要用来熏烤烟叶，烟叶一年采收一次，时节约在农历春节前后，当烟叶收成后，将烟叶夹于竹竿，上架于楼层内，以低温火慢慢烘培，等到干透之后，再分等级、包装后送缴公卖局收购。烟叶鼎盛时期，美浓烟草产量可占台湾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相较于其他作物，高收入的烟草业也奠定了当时美浓的经济基础。[60]但1970年代时，由于产业变动使乡村地区人口外流，烟作也慢慢消逝。
而在美浓烟草产业中的代表人物当属美浓烟草大王林春雨。林春雨在昭和14年（1939年）开始种植当烟草，二战之后的巅峰时期曾拥有20甲土地，16甲烟叶种植面积及烟楼10栋而成为美浓当时的首富。
台湾香蕉原从中国大陆引进，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为台湾经济成长中的重要角色。日治时期，日治政府在台湾各地皆有种植香蕉，主要产地在台湾中南部地区，而高雄县的旗山地区香蕉生产密度与产量冠于全台湾，故有“香蕉王国”的美誉[61]。1909年（明治42年）时香蕉年产量6.322公吨，1935年（昭和10年）外销量达到117.30公吨。而到了1967年外销量为382.051公吨，占总产量的58%，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9.54%，1930年代与1960年代是台湾香蕉两次黄金时期，外汇曾达台湾输出的八分之一，但1967年黄叶病使台湾香蕉外销受极大的打击。[62][63]
1937年开幕的高雄银座曾是高雄市的主要商圈，1938年创立的吉井百货更是高雄第一家百货公司，1958年开幕的大新百货是第一间由台湾人开设的百货公司，也当时曾是南台湾最大的百货公司、全台湾第一间安装电动手扶梯的百货公司。越战期间（1964年—1969年），位于盐埕国小附近的“堀江商场”，舶来品充斥，顾客川流不息。堀江缘起自日治时期，高雄的爱河原有头前、后璧两条河道。高雄港筑港计划实施后，后壁港消失，但为疏通水量，便在现今七贤三路和濑南中街附近挖掘水道，称为堀江（贯穿联盐埕南北的小运河），堀江商场约崛起于1938年，当时这一带称为“堀江町”。二战之后，堀江加盖后称为大沟顶，并渐渐地汇集了来自南部地区的移民人口。当时的台湾物资缺乏，加上政府当局限制人民出国观光并实施贸易管制，一般商行很难取得舶来品。但堀江商场则因临近高雄港，且高雄港的三号码头至十一号码头几乎涵盖整个盐埕区，因此外籍船员常携带外国货品和当地人交易，于是各地的水货便渐渐集散于此，堀江地区也因而成为高雄及南台湾最有名的舶来品集散地。后来因为大沟顶一带违章建筑的拆除（五福路至大公路一段），使得部分商家迁徙到现在的商场，但随著高雄市行政中心由盐埕区移出，商业中心也由原本的大新百货为主的堀江商圈向东转移至新兴区以大统百货与新堀江购物中心为主的五福商圈。堀江商场已不复当年的荣景，盐埕区的人口日渐减少，繁华的景象也逐年没落。[64]
1978年，台湾第一座地下街购物商场高雄地下街在旧市政府对面成立，共计三层，占地共三万坪，原先被视做盐埕区恢复繁华的希望，但由于管理不易在1980年代中期成为治安死角而遭诟病，最后在1989年12月18日的一场空前大火中被烧毁，之后高雄市政府便开始回填地下街专作平面公园之用[65]。
位于盐埕区富野路一代，在1940至1950年代，为高雄地区赃物买卖的大本营，也是窃贼销赃最便捷的地方，遂有“贼仔市”之名。而贩卖的货物，多以衣物及脚踏车为主，偶尔也有电器、珠宝之类。由于赃物价格低廉，光顾于此地商家者不乏其人，但随著生活品质改善，高雄地区居民对于来历不明的二手物品已不感兴趣，也由于衣物及日常用品等赃物的来源渐渐中断，目前仅存贼仔市俗称而无实际销赃交易存在。[66]
1975年大统百货在高雄市新兴区开幕后，开始带动邻近玉竹街及新堀江的形成，但1995年的大统火灾之后，大统人气也随之消散，新堀江商场和玉竹街也曾陷入低潮。而新堀江商场原本依附于大统商圈，原本是对应盐埕区舶来品集散的堀江商场，商场内为许多一至二坪的营业门市。而新堀江商圈在大统百货因大火没落后并未随之没落，商场外围的商圈，包括有奥斯卡电影院(今已歇业)、及流行服装、饰品、小吃等摊贩。[67]
三凤中街座落于高雄市建国三路以北与纵贯画铁路以南之间，此地位在日治时期台湾话称为“三块厝”的地方，是一条集合南北杂货贩卖商的街道。为了因应华人过年时期办年货的习俗，每年过年前一个月至除夕夜是本街最热闹的时期，人潮拥挤、水泄不通，也是各家媒体采访的焦点，时有“北迪化，南中街”的称号。近几年来因各大卖场的竞争，买卖盛况已经大不如前，为此，各商家在与经济部配合协助下，成立“三凤商机促进会”，并整修改建街道的硬体景观与设施，以拉拢人潮回流。
水泥约在1867年传入台湾，当时被称作红毛土。1910年5月，浅野水泥株式会社在台北府前街设立台北出张所，由小田耕治出任首任所长，开发台湾方面事业，于1912年（大正元年）派人进行水泥原料调查，准备在台湾设厂制造水泥。经调查认为台南厅打狗山（即今日的高雄寿山，俗称柴山）有足够之石灰岩量可供制造水泥。1917年，高雄厂旋窑兴建，建于柴山东侧中间的区块，为台湾首座水泥厂，同年并试车运转，年产量为30,000公吨。
浅野水泥株式会社在高雄制造水泥的技术，原来采用原石Limestone烧成法，之后产量需求日增，所以改为生灰烧成法。1917年，经董事会之决议，编列八万馀日圆进行制程改良，但改良并未成功。但即便如此，高雄地区所产之水泥，不但驰名全岛，而且大量输往对岸的福州、厦门、汕头、香港，甚至远至南洋等地。为因应日渐增加的需求，1930年及1943年扩建两座干式竖窑，三座窑水泥年产量为36万吨。
二战之后的台湾政府接管日治时代的水泥厂合并成立台湾水泥公司，但因战乱产能降至90,000公吨[68]。台泥公司其生产所需的原料及成品，即藉著爱河河道及铁路铁道，运送水泥原料、与将成品输送到外地。1954年至1974年的廿年间，除将台湾水泥移转民营外，另外还有永康、嘉新、建台、东南、启信、亚洲、环球、正泰、信大、力霸、南华、欣欣、幸福等十三家加入民营水泥业的行列。1991年之后，为因应西部矿源枯竭，郝柏村内阁正式决定水泥业东移。也开启了花莲地区长达数年的环保抗争。
1937年6月，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开始投资成立台湾船渠株式会社。1946年5月，成立台湾机械造船公司，由台湾船渠株式会社与位于高雄的株式会社台湾铁工所、东光兴业株式会社进行合并。1973年7月，中国造船公司成立，座落于小港区的临海工业区内，是十大建设中第一个完成的重要建设，于1975年建厂同时，中船即承建美商44万5千载重吨超级油轮。1977年7月，中国造船公司改为国营。2007年3月3日更名为台湾国际造船公司。[69]
高雄市为台湾的重镇钢铁产业及工业重镇。1900年，台南府城到打狗的铁路开始通车，为打狗现代化的第一步。1901年，日本三井集团在高雄县桥仔头设立第一座新式机械制糖场—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由于制糖业的高利润是日本政府当时在台湾的重要经济来源。于是为因应由台湾各制糖工厂对制糖机械的维修、制造等需求的打狗铁工所便在1919年设立。1940年，唐荣在高雄成立了第一所由民间经营的唐荣铁工所，以废钢为原料，以电炉进行炼铁，是台湾首屈一指的钢铁厂，鼎盛时唐荣铁工所轧钢量曾占全台湾一半。[70]
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高雄港遭受美军猛烈轰炸。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时，高雄港内的沉船高达178艘。1946年，开始打捞港内沉船，也开始了高雄港拆船王国的一页。沉船拆解后的废钢材料，成为钢铁业原料的来源。1960年，高雄临海工业区设立，一贯作业的拆船业及炼钢厂成立。1973年，高雄市创下世界拆船量第一的纪录。
1975年，高雄港第二港口竣工，开始能通航十万吨以上大型矿砂的燃煤船，促成了台湾及高雄钢铁工业的成长。中钢公司于1977年起开始生产。[71]而民间传统的拆船业者，也发展至进口矿砂冶炼的一贯作业厂与电弧炉炼钢厂。大型钢铁厂如盛馀、烨兴、烨隆等钢铁公司相继成立，产品也由以往内需型转型出口贸易。高雄港的开发及台湾政府的政策，塑造了高雄为台湾的钢铁城市。
1941年，日治政府为因应二战所需，在后劲设置第一座炼油厂，提供冈山空军总部及左营海军总部的军需油料。1944年成立第六海军燃料厂，为今高雄炼油厂之前身。战后国民政府高雄地区重大的建设之一为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油），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合并日本海军第六燃料厂、帝国石油株式会社、日本石油株式会社高雄制油所、日本石油株式会社苗栗制油所、台拓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天然瓦斯研究所等单位，在楠梓后劲地区成立中油，占地约200公顷，曾带动石化相关工业发展与台湾经济成长。1968年4月10月，中油完成建设第一座轻油裂解工场。同年10月，高雄港扩建计画完成，并完成大林埔外海浮筒及海底油管，可供大型油轮卸油。
1970年代开始，蒋经国内阁开始推动十大建设，中油在林园成立林园厂，增产石化基本原料。随后二轻、三轻、四轻陆续开工；1975年底，完成林园、仁大（即仁武、大社）石化工业区后，石化业开始跃升为高雄县最重要的产业。台湾石化业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石化业区域，同时也带动下游塑胶、橡胶等工业的发展。1981年时，台湾石化业及其下游的产品（不包括纺织品）占台湾总出口金额的16.4％，生产毛额占制造业的总生产毛额12％。[72]
不过，中油也是楠梓区居民与民意代表抗争最激烈的议题，由于长期的排放废气，加上漏油等环保事件频传，后劲居民常以“地下水是黑的”，来形容中油对地方的危害，因此也面临居民抗争强烈要求迁厂的压力。1986年2月20日，行政院院会通过轻油裂解更新计画，预定1987年动工，1992年完成。1987年7月17日，第一场反五轻说明会在楠梓后劲夜市举办；7月24日，在西门围场；8月5日，反五轻自救会成立。此后，展开长达5年以上的后劲反五轻环保自救运动，是为台湾1970年年代环保理念萌芽到1980年代环保运动抗争的里程碑。[73]
加工出口区的构想形成于1960年代，当时台湾政府面临财政困难、外汇短缺及失业率偏高等问题，极需发展外销产业；时值欧、美、日等国家制造业外移，因此蒋经国政府及孙运璿内阁陆续施行“外国人投资条例”、“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及“奖励投资条例”等，并设立加工出口区。高雄港区的高雄加工区首创世界上此一类型之加工出口区，为兼具自由贸易区与工业区两者之长的综合园区，成立后仅2年馀区内已呈现饱和状态（80家投资厂商），于是1968年继续筹建楠梓加工出口区，于1973年建成。当时在加工出口区上下班时间皆可见到成群穿著作业服的男女作业员，创造出所谓的“台湾经济奇迹”。[74][75][76]
1987年间，受台币升值及国际市场分工的改变，台湾劳力密集产业面临产业升级转型的压力，许多加工出口区的工厂撤资关厂、迁厂至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继续留在台湾的工厂则在1990年代开始，大量引进女性外籍劳工替代本国劳工从事生产线的工作。而因引进外劳，近年使得使楠梓的后劲又成为“外劳国际村”，外劳大半在长老教会、天主教堂聚会，形成后劲另一类型的新聚落。
高雄地区的肥料工业基础是在日治时期所奠定。最初设立的肥料工厂为硫酸铔厂。二战后，成立台湾省高雄硫酸铔公司及台湾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硫酸铔公司设备是由中国汉阳兵工厂拆解运至高雄，1940年开始建厂，位于中山路与民权路交会，原址原为日治时期的高雄铁工所，为台湾首座自制肥料的工厂，主要生产无水氨、硫酸、硫酸铵等产品，在台湾农业发展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与台湾铝业公司并称两大，为重要人士参访高雄必定行程之一。不过，由于时代变迁及产业转移，公司经营亏损日大且设备老旧对当地污染甚钜，高雄硫酸铔公司已于2002年关厂结束营运。[77][78][79]
文化
日治时期自1910年代到1930年代间，创办于高雄地区的诗社有凤岗吟社、旗津吟社、鼓山吟社、苓州吟社、凤毛吟社、旗峯吟社、雄州吟社等，其中有八个诗社在1941年合组为高雄市吟会。[80]生于福建漳州的凤山人郑坤五是画家同时也是诗人与小说家，在新旧文学论战时属于旧文学阵营。[81]出身台南盐水的黄金川在1930年时与陈启清结婚而移居高雄，其诗〈偶作〉等描写苓雅寮景致。[82]
高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作家属锺理和。1915年时，锺理和随父亲移居美浓，从小爱好文学，在家庭的支持下，锺理和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锺理和在19岁时爱上比他年长数岁的锺台妹，但因不容于家族移居中国东北。1946年锺理和返台应聘内埔初中任教，后因肺疾恶化去职，返美浓定居。锺理和著名的著作有《笠山农场》、《奔逃》等，并常发表作品于《联合副刊》。1960年时，锺理和修订小说《雨》时，旧疾复发，嗑血而死，得年45岁，作家张良泽称锺理和为“倒在血泊的笔耕者”。1979年时，台湾文学界林海音、李乔等六人具名，在高雄美浓发起筹建“锺理和文学纪念馆”，馆内除了收藏锺理和个人手稿及作品外，也收藏台湾其他作家的手稿。[83]
1950年代后的著名诗人包括朱沉冬、庄金国、朱学恕及锺顺文等人，主要为强调台湾本土诗风。而小说家则以郭良蕙的小说《心锁》一书被禁而名噪一时，而德馨室出版社印行在台湾戒严期间印行王诗琅全集及其他许多文学作品，亦颇受文学界称许。其他著名的作家还包括1965年之后迁居高雄左营的叶石涛、1952年杨青矗、1985年由香港搬到高雄西子湾的余光中等人。
而高雄市政府则在2003年成立高雄文学馆，除建置高雄作家资料专区与高雄文学发展大事纪路外，也将作家资料数位化，包含照片、简历、手稿及著作等。
日治时期，曾以高雄景色为题材的画作有横山精一的“高雄哨船头街景”、[84]与松本光治的“高雄风景”等[85]。另外，在高雄读小学与高等女学校的柏尾鞠子曾以作品“惠み”（恩典）入选第一回台湾美术展览会，在第六回、第七回时也曾入选；后来早逝。[86]其他活动于高雄地区的画家还有水落光博、加藤不可止、斋藤岩太、岁田亨等。[87]另外，“高雄州产业美术协会”则在1938年时创立，主要的业务是工艺和商业性美术的调查、研究，以及工艺品、图案的受委托制作等。[88]
战后时期，在画家刘启祥的提倡下高雄当地的画家于1952年2月10日筹组了高雄美术研究会[89]。并且与台南和嘉义的画会联合，从1953年开始定期举办南部美术展览会（简称“南部展”）。
出身澎湖的洪根深是当代主要活动于高雄的画家之一，他在1972年时开始在高雄任教，曾经与其他本地艺术家创立“砂岛画会联展”与“心象画会”等。[90]张启华则出生于本地前镇，与刘启祥同为战前出身的画家，1960年代曾有一系列称为《高雄风景》的画作。[91]在1985年，由当地艺术家为主要作者，纯美术双月刊《艺术界》发行，以探讨与报导高雄文化活动为主。[92]
汉人带入南管音乐，在清朝时期高雄地区已有“清平阁”等馆阁。在茄萣，日治初期所成立的“集声社”、“顶茄萣振乐社”在当代仍有活动。在高雄地区共有过三十多个南管馆阁，这些馆阁除了多半与汉人的庙宇有关，南管、北管等传统音乐，在日治时期也曾参与神社祭典。[94]
1981年，高雄市成立了隶属市政府的“高雄市管弦乐团”，后来先后改名成为“高雄市交响乐团”与“高雄市实验交响乐团”。到了2000年，高雄市音乐馆成立，乐团名称也在同年改回高雄市交响乐团[95]，2009年“财团法人高雄市交响乐团文化艺术教育基金会”改名为“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并由文化局长史哲任董事长。
高雄市国乐团则是源于一个教师组成的乐团，在1989年改为“高雄市实验国乐团”。到了2000年，与交响乐团的改名相同，变更成为高雄市国乐团。
日本的电影先驱者高松丰次郎在1903年到台湾巡回放映，他在1907年为影片《台湾实况绍介》拍摄了一系列影像，其中在高雄的部分，共针对车站与打狗港等景点拍摄了三卷。1909年由高松丰次郎兴建的打狗座是高雄地区第一间戏院。在1930到40年代左右，高雄市区主要有六家电影院，包括1921年成立的高雄馆(高雄剧场)、1929年的兴隆座与青年馆、1930年的金鵄馆与寿星座，以及1940年的昭和馆[96][97]。1929年，高雄州映画协会创立[98]。1939年，凤山郡映画协会成立。这些协会从事映画教育、介绍、器材等业务[99]。
战后初期，则有国民党所接收的光复戏院（原金鵄馆）和青年戏院（原青年馆） 专门放映电影，以及其他一些包含京戏与歌仔戏演出的戏院。大舞台戏院则是成立于1947年[96]。
1963年的《高雄发的尾班车》是台语电影，其中入镜有大新百货等景色。1975年的《八百壮士》则以爱河和高雄港做为“上海滩”和“长江口”场景[100]。近年以高雄为主要场景的电影则有《天边一朵云》和《不能没有你》等。
高雄市有许多来自澎湖的建筑人才，例如早期有来自马公的蔡欲修，来自湖西的萧佛助。陈仁和则是深根于高雄、台湾战后第一代重要的建筑师。近年来高雄也有张玛龙、陈玉霖等著名建筑师。
彩绘的油纸伞为美浓特有的客家文化象征之一。在早期客家庄里，油纸伞除了是挡阳遮雨的日常用品外，也是嫁娶婚俗礼仪一项不可或缺的物品。由于“纸”与“子”谐音，故客家女性婚嫁时，女方通常会以两把纸伞为嫁妆，一含“早生贵子”的意思，且“伞”字里有四个人字，也象征著多子多孙。而纸伞伞面张开后形成圆形，为祝福新人生活美满圆满的意思。
美浓的油纸伞制作技术引进约在日治时期的大正年间，是由林阿贵和吴振兴延请中国制伞师父抵台传授技艺。1960年代时，美浓纸伞业达到最兴盛，美浓当地共有二十几家纸伞厂且每年生产约二万把以上。但之后由于台湾工业开始急速发展，机器所生产的洋伞价格低廉且耐用易于携带，使得洋伞逐渐取代油纸伞。但在1970年代之后，美浓旅游观光业渐渐兴盛，使得油纸伞逐渐由原本实用的目的变为与观光结合的地区文化[101]。
高雄冈山区的箩筐会每年举办3次，分别为农历3月23日的妈祖诞辰，农历8月14日中秋节前夕以及及农历9月15日的义民节。箩筐会的起源有两种传说，一是早期居民为便于交易，自然集市，二是为纪念乾隆年间削竹为武器平定黄教之乱的义民的节日，居民每年到冈山凭吊，砍竹编制器皿以示不忘，久而久之便演变为竹器交易市场，目前已有二百馀年历史[102]。
八家将
高雄市立高雄图书馆成立于1925年（其前身为“高雄州立民众教育馆”），1938年时已有藏书万册[103]。战后政府延续经营图书馆，1954年5月新馆落成并且改成现今的名字。
1970年代时高雄有“文化沙漠”之称。[104]后来在的硬体建设上设置了包括1980年代兴建的中正文化中心，一系列设立了美术馆、科学工艺博物馆等大型展览馆。高雄市议会在1995年通过成立文化局，到了2003年，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成立，许多原本隶属教育局的文化机构开始改隶文化局。
教育
日治时期高雄市有四座州立学校，分别是1922年创立于三块厝的高雄中学校、1924年在苓雅寮的高雄高等女学校、1937年在大港埔的高雄商业学校，以及1942年在湾仔内的高雄工业学校；市立学校则有1935年在戏狮甲创设的高雄商工专修学校、1936年的高雄淑德女学校，其中商工专修学校于战后并入高雄工业学校，馀各校续存至今。另外还有数所小学校及公学校等[103]。
相关条目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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