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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部队，后改称台湾民主联军。组成于二二八事件的二七部队，主要由谢雪红及锺逸人等人领导[3]。本部队为二二八事件里面，台湾中部地区活动的反中国政权的武装民兵组织之一[4]。“二七部队”的名称取自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2月27日傍晚发生在台北市的缉烟血案[5]。
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于1947年3月6日由谢雪红、锺逸人等人纠集台湾中部地方青年及学生共四百馀名，是为二七部队。谢雪红任总指挥，锺逸人任部队长，重要干部有古瑞云、黄金岛、蔡铁城、杨克煌、李乔松等人。3月12日，二七部队决定撤往埔里，作持久抗争的打算。二七部队到达埔里后，只剩下不到200人。当时因为在国军的进逼下，对外交通要道均遭封锁，情势甚为不利，二七部队发动夜袭，突击部署在日月潭方面的国军。并以警备队长黄金岛率一小队扼守乌牛澜桥，以防腹背受敌。3月16日，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436团第2、3营部分兵力又与扼守乌牛澜桥的黄金岛所率领二七部队主力发生激战，是为乌牛栏战役。最初该民兵因占地利之便，突袭国军，造成伤亡。但因火力远不及国军，且作战经验有所不足而渐处于劣势，最终四散。乌牛栏战役之后，国军占领埔里。
二七部队因武器弹药无法补给，埔里和雾社当地人不愿大力支持，再加上之前核心领导人锺逸人、谢雪红早已先后离队，二七部队士气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在国军强大兵力进逼下，二七部队宣布解散。之后队员各自逃散，有些投靠云林地区的陈篡地的武装游击队，有些则回家乡躲避。而主要领导人谢雪红与其他干部杨克煌、古瑞云等人则偷渡至中国大陆，其他一些干部后续则因涉入白色恐怖遭政府当局逮捕监禁、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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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民政府接管官员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军队纪律败坏，偷拐抢骗、开枪伤人，与民众冲突不绝。政府滥印钞票导致严重通货膨胀。陈仪本人大权独揽、颟顸刚愎。政府借由统制经济的实施，透过专卖局与贸易局垄断台湾的经济命脉，限制民间经济活动、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造成台湾失业问题严重。政府将台湾的各种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支应国共内战，导致台湾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台湾开始出现少见的饥荒，各地出现抢米浪潮，治安败坏、盗贼横行、民不聊生、路有饿莩[6][7]。外省人相对于台湾人在社会地位及工作职位上具高度优势的不平等待遇，同样的职位也呈现薪资上的差别待遇，掌握资源者又对台湾人民进行种种歧视与打压，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一年多以来累积了庞大的民怨，各地反抗之声频传[3]。
另一方面，随着抗战胜利与台湾民众对“台湾光复”的激情浪潮消退[8][9]，旧台湾共产党成员利用政府接收台湾的混乱，以及政府腐败贪污造成民怨的机会，大肆活动。1945年，中共由延安指派“旧台共中央派”蔡孝乾返台，开展工作，并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调派干部林英杰、洪幼樵、张志忠等三人来台协助。中共中央华东局设置对台工作联络站，派员专门负责与台共成员联系，其中原台共重要的干部如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廖瑞发，林良材等均被网罗与其合作，原则上中共并不吸收诸如谢学红、杨逵等之类身分公开的知名左翼人士，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政府当局逮捕[10]。旧台共成员策动外围组织，在台中成立谢雪红系统下的组织“台湾人民协会”，自1946年1月以后获得中共的支助与策动，旧台共左翼人士加强其对于台湾各部门的渗透，特别对当时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文教机构的渗透，如后来的二七部队部队长锺逸人就是出身三民主义青年团台中分团的干部[11]。因此，在很短的时间以内，左翼便渗透了台湾省各重要的民众团体，以及一部份新闻事业与出版事业的机构[12]。尤其是《和平日报》台湾分社，其中谢雪红的伴侣杨克煌他曾为台湾《和平日报》日文版编辑，而后来二七部队干部蔡铁城同样出身该报社[13]。
1947年2月27日晚间，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此即缉烟血案，二二八事件爆发。2月28日，民众前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请愿，但遭公署卫兵无预警开枪扫射，局势至此急遽恶化。下午三时，政府发布戒严令并出动武装军警开枪扫射台北市街头民众。群众占领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即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现址），并透过电台向全台湾广播说明2月27日晚间发生的缉烟血案，以及当天长官公署广场的流血事件，并控诉一年多来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与军警的暴行，呼吁全台湾民众驱逐各地贪官污吏以图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开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湾全岛，全台各地民众纷起抗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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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的3月1日，因事变突发时局混乱，谢雪红尚未能与工委会取得联系，她召集“台湾人民协会”主干林兑、谢富、李乔松等左翼成员研商对策，李乔松等人认为地下党的力量过于薄弱，不应介入，但谢雪红与杨克煌则认为事态会发展至全民性的武装斗争，要积极组织武装[14][15]。3月2日《和平日报》编辑杨逵和锺逸人广泛印制倡议召开市民大会的传单，在市民大会之中左翼人士推举谢雪红为大会主席，谢雪红等人在会中演讲强烈抨击国民党暴政，并鼓动参加群众游行示威，他们利用消防车鸣响警笛呼吁市民响应起义，群众很快夺下警察局。台中地区当地仕绅担心局势，也在同日成立“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来处理时局。当日，谢雪红和杨克煌再度把警察局的枪枝和武装发给响应青年，当天晚上青年队攻占邻近小型军事据点，夺取更多武装，此外还占领广播电台和和政府机构，一度攻占台中市大部。武装群众利用电台广播，向中部区域号召起义，并要求各地建立武装队伍[16]。鉴于时局骤然混乱，台中市区的知识分子及地方仕绅在“中尊寺”聚会，傍晚继续在“安安旅社”商讨对策[17]。
随著其他各地续组织自行的武装队伍，3月3日一早，谢雪红在台中市民馆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组织“人民大队”，统筹各路武装部队。而台中地方仕绅与谢雪红激进的理念不同，在林献堂的建议下，让吴振武在台中师范学校组织“民主保卫队”一来维持治安，二来牵制谢雪红的“作战本部”的力量[18]，台中市区形成两股主要的武装团体。同日上午八时许，国军从第三飞机场的仓库台中州教化会馆（空军后勤部供应分站）出动武装卡车企图夺回市区控制权，用机枪对空扫射示威，这激起群众暴怒，导致民兵与国军在市区展开激烈枪战，双方皆有死伤[19]。当日下午，各地民军自电台广播中获悉消息，纷纷赶赴台中并支援作战，有的与台湾中部地区多处国军的军事据点进行交战。各地民军的队伍计有彰化队、大甲队、丰原队、东势队、埔里队、员林队、田中队、太平队、独立治安队等等[20]。其中埔里队有雾社地区一百多名原住民下山参与台中作战本部。国军从市区败退出来，退守台中州教化会馆，民兵团团围住准备围攻教化会馆，自下午四时激战至晚上，夜雨中枪炮声震动全台中市，国军部队陷入重重包围，试图突围失败，国军部队于当日晚间十时许缴械投降，国军势力完全退出市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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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月4日，民军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县警察局、台中市宪兵队、台中团管区司令部、台中军械库六处、台中广播电台、台中电信局、专卖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机构。4日早上，谢雪红的“作战本部”派遣治安队去制止台中竞马场（今成功岭基地）的国军士兵侵扰[22]。另一方面，在台中仕绅组成的“处委会”委任下，吴振武担任“保安委员会”总指挥，起初“处委会”仕绅派打算把谢雪红的“作战本部”纳入管理，试图夺取该组织的民兵指挥权[23]，但谢雪红并不想跟他们合作。在中共台湾省工委张志忠以处委会的部分人士具有声望与影响力，可用于筹措物资为由，成功劝说谢雪红交出武装团体指挥权并加入“处委会”，成为委员之一。而谢雪红之后也透过“处委会”内部会议操作，防止“处委会”仕绅派进一步对国民党政府妥协[24]。最终吴振武兼管理学生武装的“治安队”总队长，并由谢雪红担任其参谋[25]，民兵武装部队司令部就设在吴振武所在的台中师范学校。3月4日上午10时，台中水湳“第三飞机制造厂”（台中水湳机场）少将厂长云铎与民军吴振武、谢雪红谈和协商，并约定在3月6日交出武器和营地，此时台中市区以及近郊悉数为民军控制[26]。
吴振武因为接受仕绅派洪炎秋建议，对于武装抗争持消极态度[27]，尽管他的“保安委员会”负责整合各路武装，但也没什么实质进展[28]。对于吴振武的不作为，本为其部下“民主保卫队”的参谋，且当时为左翼人士锺逸人很不满。随著4日埔里队占领了国军的“干城营区”，获得大量军资，锺逸人便与同为“民主保卫队”干部的吕焕章，率领一部份“民主保卫队”移往干城营区，准备进一步整合各路武装，而其他武装团体也为了指挥系统整合，以及方便整备武装，也开始逐步在干城营区集结[29]。而干城营区原本是日军第八部队营房，故当时这些民兵团体又被统称为“第八部队”[30]。而剩下一部分“民主保卫队”仍留守台中师范学校[31]。
处委会的台中仕绅们很快就与谢雪红等左翼人士发生路线冲突，处委会多数仕绅主张采用温和的方式处理时局，他们主要将武力作为治安维持，而非向政府抗争的手段，并试图透过妥协和解、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减少官民间的摩擦，这让谢雪红和其他激进派成员大感不满。3月5日上午虎尾、嘉义、高雄、台北各地的民军都向台中“处委会”寻求支援，但处委会并没有给予帮助，而谢雪红反让自己的“作战本部”提供帮助，没有多少兵力的谢雪红，只能将弹药交付支援给嘉义、台北等其他地区民兵作战[32]，甚至同日下午谢雪红另组“特别志愿队”支援虎尾机场的战斗[28]。吴振武、谢雪红两人对武装路线也发生冲突，谢雪红曾经多次找吴振武商谈之后作战规画，但吴振武都躲藏不见，对于吴振武的态度，谢雪红私下批评他是“怠工”[33]。6日上午谢雪红带著锺逸人前去找吴振武商谈借取枪枝来武装队伍一事，也被吴振武给断然拒绝[34]，这些冲突都使谢雪红后悔交出“作战本部”民兵指挥权[23]。根据杨克煌回忆，早在5日下午锺逸人就曾向谢雪红表达，说明自己想把干城营区的各路武装队伍整编为“二七部队”，扩大武装力量的意图，并希望谢雪红领导[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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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张志忠因嘉义5日向台中求援未果，亲自来到台中并建议谢雪红挑选最精良的自发群众，组织自治军[36]。而谢雪红在加入台中处委会之后，也不满对武装队伍“兵权”的影响力下降，决定另起炉灶。同日下午谢雪红将集结在干城营区的各队人马共四百馀名青年、学生，与二战后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组为“二七部队”，命名缘由是纪念2月27日台湾同胞被杀的日子[37]。谢雪红自任总指挥[38][39][40][41][42][43][44]，由锺逸人担任二七部队的部队长[45]，古瑞云为副官。其他职务分配上杨克煌、李乔松、林兑任参谋，蔡铁城为宣传部长、参谋长黄信卿负责管理钱及军粮[46][47]，何集淮负责秘书处，而石朝耀为联络官，黄金岛为警备队长，吴金灿任自动车队长，卢伯毅、吴崇雄、周秀靑、林大宜为中队长[48]，吴崇雄兼任军医救护[49]，吴盘铭担任炊事部长[50]。
6日晚上，发生了台中“治安队””总指挥吴振武枪击受伤事件，另一说这件事发在在5日或7日晚上，吴振武因伤弃职而退出武装机构，回避了与谢雪红在武装路线和“兵权”上的争议。处委会内部透漏是因为吴振武自己在擦枪时不小心误击而受伤。而当时左翼激进派，从吴振武手下吕焕章得知一些消息，认为此举是台中处委会的仕绅们有意透过吴振武暗杀谢雪红，但吴振武透过自残而退出“治安队”，来逃避这份暗杀谢雪红的指示[51]。而吴振武好友高两贵则是事后回忆中说，当时吴振武身兼台中民兵总指挥，但他知道继续领导民兵下去迟早发生问题，因此就决定自己打伤自己，让自己可以明哲保身从这困局脱离[52]。而随著吴振武的退出，他旗下“民主保卫队”原本的台中师范学生，由部下吕焕章带领下改编为“中师队”并入二七部队[18][53]。而吴振武名义下另一支武装队伍“台中农学院队”[54]，因为二七部队浓厚的左倾色彩而不愿加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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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部队的基本队伍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学生军，其中有建国工艺学校学生队，该校校长是谢雪红，该校学生队由教师李炳崑带领[56]。又根据李碧锵口述，谢雪红的兵力仅靠建国工艺学校的学生，年岁只有十四、五岁左右[57]，然而该校学生队是全部学生队人数中最多的[58]。此外还有此外还有何集淮与蔡伯埙的中商队（台中商业学校学生队）、吕焕章的中师队（台中师范学校学生队），台北延平学院南下的学生，以及包含后来加入的农学院陈明忠等人[55]。另一类是青年军，他们多数曾担任过台籍日本兵，其中有黄金岛的警备队（独立治安队）、黄信卿的埔里队馀部、黄文辉的嘉义队、林大宜从农村招募当过日军的农民。二七部队共设有五个中队、一个自动车队、一个警备队，二七部队旗下各小队各有二十二个，每一小队不过二十人左右，整个二七部队全队最多也只有四百多人[59]。
在这些队伍里头以何集淮、蔡伯埙为首的“中商队”、以吕焕章为首的“中师队”、以李炳昆为首的“建国工艺学校”、以及由张志忠特别派来支援谢雪红，而以黄文辉为首的“嘉义队”等几队被谢学红等人视为核心部队，这些干部或是领头老师不仅是谢雪红的核心团队成员，有些成员还是中共地下党党员或左翼支持者[55]，如曾永贤等人[60]。然而除了这些带头干部以外，谢学红和其他核心成员主要负责宣传、后勤等文职工作，随著后期二七部队进入埔里以后，军事工作比例越来越重要，谢雪红的文职核心人员的作用也跟著下降。甚至可能在谢雪红的特意下，她有意让自己的文职核心成员与二七部队等领导军官包持距离[61]。而尽管副队长古瑞云是她找来确保二七部队掌控权的人，属于谢雪红人马，但他并不是谢雪红的核心人员[62]。
二七部队里的各小队一开始都是群众自发成立，主要是一支青年、学生军，并不是共产党所组建的党军[63]。然而因为其中一些小队的领头干部具左倾色彩，且和谢雪红有密切关联，就算有些成员并无政治色彩，但他们多数也不反感左翼思想，因此二七部队就是左翼和一些不反感左翼的群众组成，他们在当时的多数台中市民眼中被视为“红军”[64]。锺逸人在回忆录也提到，当时二七部队被外人认为共产主义过于浓厚而被针对[65]，尤其是二七部队成员所戴的战斗帽帽徽是一枚红星[66]，还有不少人弄了红领巾披在脖子上，更让外人联想是支红军[67]。而当时台中仕绅林献堂也在3月8日的日记中，也认为二七部队就是谢雪红、锺逸人等人建立的“共产军”[68]。
| “ | 洪炎秋三时馀来，报告谢雪红、锺秋生等组织共产军，约有千馀名，枪枝三、四百，一旦暴动势甚难制。 | ” |
| ——林献堂《灌园先生日记》，1947-03-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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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本二七部队成立之前，各个小队在初期从学校、攻占的警察局、军营夺得不少武器，当“空军三厂”与民兵议和后，锺逸人与里面的军医勾结，偷偷把军械枪枝运出，武装二七部队[34]。根据当时的林献堂估计，二七部队拥有三、四百枝枪枝[68]，但锺逸人则回忆当时二七部队拥有长枪约有千馀支，手榴弹两万颗[69]。而锺逸人进一步说明，他过去曾经跟前日军“诚师团”第8飞行师团参谋长岸本重一认识，这位日本军官曾把标注日军武器储存位置的地图偷偷给了锺逸人[70]，因此后来二七部队成立后，身为队长的他派出直属的自动车队，由队长吴金灿依著地图分赴各地，一车车把武器运回二七部队，因此不仅让二七部队有足够武器，也有多馀的武器可以支援到板桥、虎尾、斗六和嘉义地区[71]，如3月6日嘉义张志忠来访，锺逸人就派部分人员和武器南下嘉义支援[72]。因为锺逸人过去因左翼思想而被日本政府特高警察盯上[73]，历史学者吴昆财推测日军军官故意留给锺逸人武器的地图，是有意在台湾引起国共内战[74]。
在拥有大量日式军械后，二七部队完全依照日本陆军制度分发，包含编制、军纪、口令都完全参照日本陆军的规定。因此二七部队穿著接收之日本军服、用日式三八式步枪、以日语传号令，因为这些青年们在二战时期多数受过日式学校的军事训练，也都能适应这些规定[1]。二七部队的青年们具有很高的士气，但他们几乎也没有实战经验，更缺乏组织的强制力，这点被视为致命的弱点。尤其是这些青年实际上没有从军过，不知军令的重要性，曾经就有卫兵站哨时擅离职守，跑去跟女生聊天[75]。二七部队的成员既是自由参加，也就可以自由离开，成员要不要听从命令，还要看个人有无意愿。因此撤退到埔里时，全军就四百馀人减员至不到两百人，一到战场上遇到紧要关头，减员就更为严重[55]。关于两军的评价，参与者陈明忠认为，在战斗时国军怕民军，而民军其实也怕国军，只是国军怕的程度比民军大而已[55]。
因为二七部队装备大量日械武器，成员有很多曾经是台籍日本兵。因国军在抗战时受到日军沉重的打击，对日军战力比较敬畏，二七部队利用这一点，主动散播部队内有大量残馀日军，潜伏在二七部队指导作战的谣言。加上二七部队的学生兵在二战后期受的军事训练，二七部队无论是口令、战术、操练都与日军无异，更加坐实谣言的真实性，企图加深国府官兵心中的恐惧。据黄金岛回忆，在移师埔里的时候，成员故意在理发店和市场散布二七部队内有日本军人的假消息。二七部队解散后，第一任部队长锺逸人被政府逮捕审问，其中就被问过“二七部队是否有日本军人的问题”[76]。
在台中期间，二七部队曾经试图操作机场的两门高射炮，但因无把握不敢发射，且炮弹锁在仓库里，时间匆忙也来不及打开，所以该炮就没用[47]。另外二七部队在台中女中校园发现一辆日军弃置许久的战车，部队长锺逸人曾经试图找人维修，但缺乏零件[77]。在台中机场也有留下飞机，属于练习机，都因无法修复而弃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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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雪红曾在6日上午因急需武器武装部队，与负责台中“义勇警察中队”何銮旗在“作战本部”办公室对于武器问题发生严重冲突，性格暴躁且有流氓背景的何銮旗盛怒下举枪瞄准谢雪红，幸好谢雪红身边的友人高两贵及时抢下手枪，救了谢学红一命。因为何銮旗放话要杀谢雪红的举动，让她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6日下午谢雪红来到干城营区后，便把办公地点从“作战本部”和大华酒家的居所[78]，都搬至干城营区并寻求二七部队保护。而之后谢雪红若出席一些会议场合，都会带著二七部队卫兵偕同[35]。同在6日下午，在谢雪红的要求下，二七部队埔里队的黄信卿成功逮捕以蔡志昌为首的军统特务份子四十多名，并将之拘禁于台中监狱，这件事也引发埔里当地不愿卷入政治斗争，而召回埔里队大部分成员解散，仅有少数成员如黄信卿等人留下[79]。
3月7日，二七部队正式成军消息传播开来，有其他的队伍前来加入，进驻“干城营区”，同时队员们整备弹药、机枪、迫击炮等，并整修机场，还布置岗哨和整备武器以备作战所需，准备大规模作战[80]。然而尽管此时台中地区的所有官方机构都在处委会的掌控之中，但针对下一步行动却陷入争执，仕绅一派主张静待台北处委会的指示，另一派左翼派则是认为应该扩大组织，彻底展开武装斗争[81]。同属左翼阵营却与谢雪红不同派系的杨逵，他在3月8日发表文章鼓吹下乡组训武装团体，借此开拓武装行动之兵源[82]，学者杨翠是杨逵的孙女，她认为尽管杨逵本身没有参与二七部队，但是他在背后协助推动，甚至印传单鼓励民众参与[83]。3月8日处委会选举“执行委员会”十五名，其中谢雪红和吴振武被选入执行委员之一。3月9日“执行委员会”开会，因吴振武受伤，结果当天谢雪红带著锺逸人和二七部队卫兵偕同开会，会中锺逸人与仕绅派委员庄垂胜因物资问题发生激烈冲突，两派不欢而散[84]。
根据当时担任警备队队长黄金岛的说法，在干城营区期间部队任务单纯，因为治安良好，仅是派员出来巡逻即可。当时部队主要负责发号的都是副队长古瑞云，因为锺逸人经常嘉义台中两地各处跑，一些干部都不清楚队长锺逸人都在负责什么[30][85]，黄金岛也曾在回忆录中批评锺逸人的部队长“有名无实”[86]。而在部队事务上，锺逸人又与谢雪红发生路线上的冲突，双方无法调和[87]，谢雪红坚决与国府武装对抗，而锺逸人则是主张以武装为后盾，迫使国府退让[88]，追求台湾自治[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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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这个时候频传国民党援军即将登陆来台的消息，因此处委会的组织活动逐渐减少，只剩下二七部队仍旧坚持武装斗争的路线[81]。而在吴振武伤退之后，仕绅派林献堂担心处委会内部因责权不清、力量分散会受左派势力所乘，准备选出一位市长统帅消防、警察、治安队等力量来维持治安，确保冲突不再升级。3月11日，在得知国军即将抵达台中后，台中处委会仕绅准备让前任市长黄克立再度出任市长，尽管谢雪红在会议中当场拍桌反对，但处委会仍就通过这项决议。甚至台中当地的仕绅，包括市参议会议长黄朝清等人，因为台北处理委员会已宣告解散，出于恐惧，对外也宣告把台中处委会与治安队解散[90]。
另一方面，二七部队不认同处委会的决策，为了寻求突破，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战略问题[81]。在会议中部队长锺逸人的战略是“派军驻守大安溪和大甲溪的隧洞口和铁桥下，主要在狙击乘火车南下的国军，并用飞机、战车发起攻击”[91]。在之前为了防止国军沿著铁路南下，部队长锺逸人已经事先派遣施部生、吕焕章、卢伯毅等人准备炸药，分别驻防在大安溪顶、纵贯线铁路山洞口前的铁桥下，准备待火车过桥时爆破[92]。然而警备队长黄金岛等人有不同看法，认为运用飞机、战车的战术无疑是意想天开，二七部队技术、维修能力不足，那些被遗弃的战车、飞机无法操作。黄金岛的看法则是“我们只有几百人，实力有限，如果继续留在平地与国民党军队对抗，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并可能殃及无辜乡亲。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保存实力，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地形地物，撤退到埔里继续打游击战”。二七部队属于合议制，经过主要干部开会的共识决，决定撤退至埔里，继续反抗事业[93]。
因得知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已进逼台中。而当时已全盘控制台中市警、政、军机关的二七部队为避免与国军于台中市区战斗而波及市民。3月12日早晨，古瑞云照例集合队伍点名,然后传达谢雪红撤退到埔里的命令[94]，在中午的时候谢雪红再度跟干部提起撤离之事，并预定下午三时出发，并要队员准备车辆。二七部队找来3辆公共汽车和多辆卡车运送二七部队一百多人，于傍晚来到埔里，并将武器、弹药、粮食、车辆等物资暂时集结于埔里国民小学。到了埔里后谢雪红对部队发表演说，鼓励士气。谢雪红还另外让李乔松找来两辆卡车，把干城营区和教化会馆内的军毯、军装、军鞋、蚊帐和袜子等物资带走[95]，带去埔里卖掉充作军资[96]。到了埔里后杨克煌请李韶东尽快返回台中找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谢富，求助军用资金与指示[97]。
3月13日上午，谢雪红对全部队员发表演讲，除了慰劳、鼓励外，她着重强调要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到底[98]。随后部队把指挥部从埔里国小移到埔里武德殿（现埔里镇公所位置）。谢雪红为了和嘉义地区张志忠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遥相呼应，在会议中宣布把二七部队改名为“台湾民主联军”[55][99]。对军事外行、没有军事经验的谢雪红，在二七部队之中对于军事行动很少发表意见，此时她主要忙于拉拢当地仕绅，一边忙于募兵。为了号召更多埔里当地人参加，谢雪红和蔡铁城等人分乘两辆卡车到埔里镇内各地四处去宣传演讲[100]。宣传部长蔡铁城原是和平日报台中总社采访主任，他在车上卖力演讲，说明该部队迁入埔里的任务，并号召埔里镇民同心协力抵抗国军第二十一师，结果群众反应热烈但募兵成效不佳，因当地人也深知当前二七部队前景黯淡[101]。部队进入埔里后局势有大变化，国军整编21师的接近，被迫撤退至埔里的部队人数仅有百来人，造成士气严重影响。而谢雪红此时留在埔里，让部队士气有个很大的稳定作用，让队员都产生“难道自己不如一个女流”的自省[100]。在武德殿时，当时陈明忠的床位睡在谢雪红和杨克煌床位旁边，他回忆那时很多二七部队干部都来找谢雪红和杨克煌讨论工作[102]。
因为原本二七部队很多学生都已经返家，真正跟二七部队进入埔里的学生并不多，合计起来约150以上，不到200人，其中多是中商、中师、中一中的学生[95]。3月13日下午五点半，国军二十一师先遣部队开抵台中[103]，并侵占民间店铺与住宅以为营舍。然而二七部队队长锺逸人13日不在埔里，根据他的说法，早上他带著三位在二七部队中从事医护的女学生前往草屯，让她们返回嘉义家乡，之后他还去一趟台中观察国军的入城状况[104]。对于队长锺逸人在紧要关头不在之事，部队不少人很不谅解[105]。
3月13日晚上，因二七部队属于合议制，队中干部对于之后的作战方针发起讨论，当时的讨论重点是要固守埔里，还是进一步退入更山区的雾社发展根据地。主张固守埔里的一派认为，利用乌牛栏桥有利地形坚守，真的守不住还可以往嘉南一带流窜，并认为退入雾社是利于防守，但补给和退路会有很大问题[106]。另外如果退入雾社，也要当地原住民愿意合作才有可能性，目前这点尚未确定。经过干部们讨论，逐渐多数同意先行固守埔里的战略。决定好战略后，因队长锺逸人一直不在，便由副队长古瑞云来安排防守线的布署，而警备队长黄金岛曾探查乌牛栏桥地形，随后由古瑞云与黄金岛两人研究下完成了该处的防线安排，守卫乌牛栏桥的任务也交给黄金岛[107]。
3月14日，谢雪红为了确认雾社这条退路是否可行，并评估雾社可否发展为根据地，她一大早就坐车带著曾永贤等共八人，亲自强往雾社与当地乡长相谈，希望可以获得协助，遭到拒绝[95]。同时谢雪红也求见下山家族的下山一及其弟下山宏，并劝请下山一等人以雾社事件的精神加入其反抗政府的行列，但也遭到拒绝[108]。
队长锺逸人从台中回来，他在同日八点召集部队干部开会，出席者除了锺逸人，还有古瑞云、杨克煌、蔡伯埙、吕焕章、何集淮等八、九个人，会中锺逸人表示国军太强大，提议解散二七部队，但遭到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锺逸人随即离开现场，自行离队，之后在场干部推选副队长古瑞云继任二七部队队长[109]。在锺逸人离队之后，他的亲信兼部队参谋长黄信卿也差不多时间离队[109]，而在之后的战事准备，皆是古瑞云他几乎负责实际的调度任务，成为部队领导者[62]，并由蔡铁城担任部队参谋长[110]。
谢雪红曾经把募款所得的十万元支票，交给锺逸人，要他去银行领钱作为军资买粮食。锺逸人13日前去台中时，也顺道领了这笔钱，但14日离开部队后并没有把这笔粮款交出。尽管事后锺逸人在回忆录提到他曾把五万元转给古瑞云，但古瑞云否认有这件事，并说当时二七部队粮食不足，只能拿谢雪红在埔理卖军袜军装的五万元军资款项应急，部队解散后这馀款四万元都还给谢雪红[111]。而幸存者黄金岛和陈明忠也都控诉锺逸人卷款的行为[112]，并证实当时二七部队缺钱买青菜，只能吃罐头[113]。这笔下落不明的十万元日后也被成为谢雪红在大陆被斗争的理由[114]。
同日中午谢雪红结束雾社的拜访开始回程，她们顺道回程考察了万大一带山区，评估撤退方案[95]。尽管谢雪红没有完成达到目的，但雾社有十多位原住民青年愿意下山响应参战[115]。然而，因为谢雪红这趟雾社之行并没有事先告知古瑞云等干部，在国军即将压境的阴影，以及不知谢雪红去向下，一些部队成员人心动摇而离队，如中队长周秀青、吴崇雄等人便先行离开[116]。
此时国军21师146旅436团之一部（兵力800人）进驻草屯，并继续前进至水里龟子头地方，企图向埔里推进，二七部队打算派兵伏击。下午四时，正当古瑞云召集全体队员，准备做战前动员士气时，恰好谢雪红等人从雾社、万大返回二七部队。谢雪红随即上台演说鼓舞士气，还提起雾社原住民青年已下山参战，大大振奋军心[117]，谢雪红让陈明忠带领这些原住民青年[113]。谢雪红演说完后不久，便收到中共工委会派联络员谢富前来埔里的消息，便与杨克煌在二七部队指挥部埔里武德殿与谢富会面，谢富当面向谢雪红传达工委会要求地下党员退出二七部队的运作，要求适当的时候把部队解散，来保存实力。谢雪红和杨克煌收到消息后，虽然尚未离开埔里，但两人搬离指挥部武德殿，开始打包行李做准备。部队长古瑞云目击到谢富与谢雪红的会面，但尚不知情的他对于谢雪红和杨克煌离开武德殿的行为感到不解[118]。
下午五时，二七部队黄文辉率领分队出击，打算中途埋伏截击国军，该夜晚二七部队黄文辉等人就在埔里“观音桥”两边的山腹埋伏了一夜，却不见国军前来，才知道己方行动已经泄漏。显示国军的搜集军情工作就做得比二七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对民军的行动、兵力布置了如指掌，而民军则否[55]。3月15日，另一路国军部队（兵力一个营）由二水经集集前进至水里坑（今南投县水里乡），并占领日月潭与门牌潭两发电厂。又一路国军部队（兵力一个连）试图经由鱼池地方包围埔里。国军分路夹击二七部队，并缩小包围圈，此时埔里对外通道均为国军封锁。，3月15日下午古瑞云指挥了何集淮带领的中商队，以及吕焕章带领的中师队继续攻占了埔里的能高区区公所、警察局和邮电区等[118]。
而在收到谢富指示的一天后，谢雪红和和杨克煌在3月15日傍晚也决定离开二七部队，她把工委会消息传达给部队长古瑞云，要求他在适时解散队伍，并说她们之后准备去竹山躲藏[109]。队长古瑞云对此大受震撼也很失望，但古瑞云并没有听从谢雪红指示解散二七部队，他仍对不知情的部下鼓舞士气，准备抗战到底[119]。谢雪红和和杨克煌没有与部队成员一起战到最后，也因为如此二七部队一些成员有感受到被“抛弃”的感觉[120]，如部队长古瑞云感觉顿时失去精神支柱，茫然不知所措[85]。而谢雪红从原来鼓舞青年士气、分析军事地形，为部队找后路，让青年们深刻信赖的领导者，因听从中共指示做出离弃正出生入死中的战友们的这个政治抉择，究竟是一个革命者需遵从党的指令的纪律表现？还是对青年民兵战士们的背叛？在几年后在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谢雪红因离队此事，被冠上“二二八逃兵”这个罪名而被批斗。另一方面，同样也是二七部队参与者的陈明忠认为：“如果是接到谢富通知才离开，她是英雄，如果之前就离开，她是逃兵。”而另一位二七部队成员蔡伯埙则说，当时不觉得自己被谢雪红“抛弃”，甚至认为在危急时刻“大家逃命是应该的，有了命才有办法继续做事”[121]。
学者林琼华认为，若从为人民尊严而战的战士立场而言，谢雪红确实是背弃士兵的将领，但站在集体作战政策中的秘密地下党一员的立场，忠于党的指令的谢雪红，则又无疑是被中共背叛[122]。学者林琼华进一步表示，当时中共研判二七部队人数无力对抗国民党军队，下令解散，谢雪红身为组织成员虽遵守上级指示离去，“但对之后行踪也有交代，并非如‘逃兵’一词所显示的胆怯与不负责任[121]。”
此时国军整编二十一师主力进攻埔里在即，又得到国军另一路已进驻日月潭涵碧楼，准备从鱼池夹击埔里的消息[55]。古瑞云和蔡铁城讨论后决定在决战前肃清后方的国军据点，以免背面受敌[107]。他们计画组织一场针对鱼池、日月潭的突袭行动，古瑞云计画由自己率领“中商队”、“中师队”、“嘉义队”和临时成立一个“突击队”发动攻击，“突击队”由台中农学院学生的陈明忠担任队长，副队长由“中师队”队长吕焕章兼任，其馀的“突击队”队员大都是从雾社下来的原住民[55]。“突击队”在当时原名“决死队”，因为队长陈明忠在数十年出狱后，在受访时考虑队名过于刺激，对外都宣称是“突击队”[123]。古瑞云把人员分成三队，一个队大概十多人。而准备离开谢雪红和和杨克煌，也跟著古瑞云进攻部队顺道前去鱼池，并从鱼池离开二七部队[124]。
于晚上十时古瑞云和蔡铁城率队四十馀人发动进攻，乘著两辆巴士前往。由吕焕章攻占鱼池警察所，古瑞云则徒步夜袭日月潭，但发现涵碧楼该地国军已经事先收到情资，而扑了空，随即转攻门牌潭，进攻戍守在门牌潭发电所的国军。凌晨二时，古瑞云和陈明忠在路途中，突遇国军21师146旅436团第2营第4连在桥梁、防堤设置好的警戒阵地，一当敌人的探照灯打开，二七部队随即及时卧倒，而免受到国军机枪的埋伏打击[55]。
两军发生激战，尽管进攻方人数多国军一倍[125]，但因为国军在机枪的火力压制下，二七部队无法动弹。因为桥面已被封锁，古瑞云和陈明忠从桥底下涉水迂回到敌军阵地左侧，古瑞云命陈明忠率领“突击队”发动突击，自己和其他队员则投持手榴弹进行火力支援[126]。因为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兵力，国军以为民兵人数高达三百馀人[76]，国军士兵一听到民兵“突击队”的冲锋声，以及在手榴弹的夹击下，连忙抛下阵地和机枪落荒而逃[127]。古瑞云和陈明忠带队追击好一阵子，最后因追赶敌兵不及又怕前方有埋伏，而收兵返回。此役国军小分队溃退回水里，在本次夜袭日月潭中，二七部队俘虏三个敌兵和一些战利品[118][125]。
当时如果要进军进入埔里只有三条路径，其中两条路径都会途经乌牛栏，尤其是车辆必须通过乌牛栏吊桥，吊桥桥面又窄。而在乌牛栏吊桥周围都有适合防守的山头可扼守该地区，可以夹击来犯的敌军，尤其是乌牛栏吊桥南侧的小山头更为重要，是个易守难攻的要点[100]。在二七部队进入埔里之后的3月13日晚上，古瑞云与黄金岛两人便对该处地形深入讨论，并判断国军将会从此处进军，两人便决定把埔里主防线设于此处。黄金岛受命负责领导并规划防御此地区，在他的防守方略中，认为国军必定在进军时因轻敌而缺乏警觉，二七部队守军将在乌牛栏吊桥南侧的山头布署主力和集结弹药，准备从吊桥南北两处小山，由高而下对过桥的敌军发动袭击[105]。随著3月16日凌晨三、四点古瑞云和陈明忠率兵从日月潭返回途经乌牛栏防线，陈明忠和其“突击队”十馀人并留在乌牛栏防线，并把吊桥北侧山头主要交由陈明忠防守[127]，其他还有一些部队如“嘉义队”也守在北侧山头。而黄金岛自己率领二十馀人于第一线的吊桥南侧山头坚守[107]。
3月16日凌晨五、六点左右天色刚亮[128]，二七部队在乌牛栏吊桥北侧山头的哨兵发现国军21师436团第2、3营约五百人大队的踪迹，立即鸣枪示警，开始乌牛栏之役[129]。国军的情资也显示乌牛栏吊桥有民兵驻守，因此进军到这里时就下车步行，采用战斗队形前进。因为国军对二七部队守军数量和布署缺乏情资，以为吊桥北侧山头的枪声是代表敌军重兵布署的位置，而疏忽对吊桥南侧山头的防备。枪响后一小时，国军先遣队近百人集结在南侧山头的北边洼地，小心翼翼的紧戒溪北的吊桥北侧山头，完全对身后缺乏警备[130]。二七部队防线指挥官黄金岛他率领十馀名部队成员偷偷潜伏过去等待时机，首先用手榴弹投向国军先遣队阵地，造成大量伤亡，再乘地利之便对国军发动突袭[131]。
国军突然遭到袭击后，开始分兵围攻南侧山头，而二七部队北侧山头的守军也向总部求援。另一方面，古瑞云返回指挥部武德殿后，没有发现何集淮、蔡伯埙等人踪迹，此时指挥部包含自己仅剩二十馀人[118]。然而根据曾永贤的回忆录，当时他与何集淮、蔡伯埙三人有去参加16日这场乌牛栏之役[132]，只是所属部队阵地不属于黄金岛溪南激战的阵地，所属防线也无什么战斗也没什么伤亡，连对峙都称不太上[133]，他们可能属于北侧山头的某处防线。随著战斗打响，当总部派遣十馀名民兵乘著卡车往溪南驶来增援时，却遭到国军部署的机枪火力袭击，二七部队增援的卡车因而失控墬入路沟，援兵也因为敌人火力强大而无法越过乌牛栏溪，来增援黄金岛所驻守的南侧山头[134]。因为二七部队组织松散，随著战况激烈起来，一些防线逐渐自行撤离，如北侧山头的“嘉义队”在中午之后就开始从阵地撤离[135]。
黄金岛所率的部队已经包围在吊桥南侧的山头上，情势危急，弹药也差不多用尽。国军士兵还把重机枪瞄准桥面，使溪北的二七部队友军无法通过桥面增援，溪南的黄金岛部队也无法通过此桥突围撤退。加上吊桥南北两侧山头上的二七部队阵地没有任何通信管道，黄金岛甚至不知道北侧山头的弟兄们是否还守在原处，而增援失败的援兵也不知去向，因为从一开始警示枪响之后以后就没有收到北侧山头防线任何动静，相反地南侧山头防线却激战连连。另一方面，二七部队是靠虚张声势才能跟国军对峙，若时间久了，国军会很快发现黄金岛人数稀少，那局势会更危险。在此绝望下，黄金岛决定带头冒死与另一人通过吊桥突围求援[136]。
下午接近三点，黄金岛两人拼死通过吊桥逃出国军的火力攻击，来到溪北的北侧山头的友军阵地，却没找到任何友军存在，以为他们都撤离了。在震惊和失望下，黄金岛和另一人在北侧山头朝敌军方向开火，打光子弹，假装有部队仍存在防守的假象。因为南侧山头的部队弟兄还在等待黄金岛带援兵救援，他随即赶往指挥部武德殿求救[137]。然而，黄金岛突围之后，溪南的国军部队派出分队继续进逼包围南侧山头的二七部队馀部，在巨大的兵力劣势下该处二七部队成员也被迫突围撤退，在撤离时有4人阵亡于该处[138]。
当时负责防守北侧山头的二七部队成员的陈明忠和旗下的“突击队”共十二人，他们防守北侧山头至下午四点左右，陈明忠发现国军子弹竟从自己侧翼射了过来，他自己还受了枪伤，这才发现国军已经从三面包围山头攻了过来，陈明忠这惊觉溪南山头的黄金岛部队馀部已经撤离防线，连忙率领自己的部队撤退，最后也只仅剩5人跟著他撤出，其他人都失散。同样也是下午四点左右，黄金岛返回武德殿总部，他找到古瑞云询问战情并要求增援，古瑞云表示他曾经派遣援兵去增援，但没有收到前线军情情报回馈。在黄金岛强烈要求下，部队长古瑞云组织最后剩下十馀名弟兄，携带著一挺轻机枪，让黄金岛再度赶赴战场[139]。而黄金岛因为担心北侧山头已失守，国军可能沿著大路进军，他与古瑞云率领的援军改走小路前往[140]，因而与撤退的陈明忠等人错开，当陈明忠返回武德殿总部时，发现指挥部已经空无一人[141]。
古瑞云陪同黄金岛和援兵来到乌牛栏溪溪北，交代黄金岛若救援失败就让剩下的队伍解散，目送最后的兵力渡溪后，古瑞云自知二七部队已无组织力了，返回埔里准备部队解散的善后工作[142]。因为黄金岛认为乌牛栏溪北侧山头已经没有友军了，他率领援军前往乌牛栏吊桥南侧山头东边的珠仔山一带，打算从该处对国军侧翼发起进攻，解救自己的部下。当黄金岛来到珠仔山一带时已经天黑[140]。在夜晚黄金岛与其他援军成员登高观察，不确定南侧山头自己部下是否还在，下山后听闻当地居民说二七部队都已突围逃离，就放弃救援计画[143]。这场战役随著陈明忠部队撤离，乌牛栏战役就已结束，因为二七部队组织松散，各防线各自为战且无互相联络，随著二七部队各防线自行撤退解散，国军肃清通往埔里的道路，此战最终以国军胜利告终，这也是二二八事件中最激烈的一场军事冲突[26]。
二七部队在乌牛栏以人数大幅劣势下的奋战精神，让国军以为二七部队在乌牛栏迎战之兵力有三百馀人，加上埔里增援百馀人，以为民兵兵力共四百馀人[144]。实际上乌牛栏战役民兵仅以四十馀人兵力与国军七百馀人作战[83]，然而因为二七部队英勇的激烈抵抗，让国军也小心谨慎起来，而没有在当天继续趁胜往埔里进军。此役传言国军伤亡皆近百人[75]，但学者洪敏麟翻查当年文献资料，认定这场战役二十一师造成十一死九伤的损失，而二七部队则有四人阵亡[145]。
二七部队因雾社当地原住民不支持游击作战，民军在埔里孤立无援，又无法与他处队伍联系，又两军兵力火力差距过大、腹背受敌，加上弹药用罄，于3月16日晚间遂行解散，结束了中部地区的武力抗争。乌牛栏之役战后，陈明忠等人，因为有不少是雾社原住民青年，便往逃往雾社退去[55]，而何集淮、蔡伯埙和曾永贤三人则是从战场上退出后逃往东势[132]。古瑞云晚上返回埔里后，释放二七部队之前所抓住的5位战俘，也释放前二七部队联络官石朝耀，他之前被怀疑是中统局特务而被关押[146]。古瑞云安排好善后工作后，便依循谢雪红离开前的指示，往竹山逃去。蔡铁城和吕焕章分别带两批人马，绕过水里往古坑樟湖与陈篡地部队会师[147]。随著黄金岛于17日早上潜回埔里确认指挥部已经解散的事实后，他也率领剩下的10多位民兵成员埋藏武器，分批逃离埔里[148]。
二七部队解散后，黄金岛和蔡铁城等人随后参加陈篡地领导的樟湖“半天山游击队”，由蔡铁城担任参谋，而黄金岛因为过往军事的经验和乌牛栏战役实绩，被邀请为实质“作战指挥”[149]。二七部队除了有部分人员参加由陈篡地领导的嘉义小梅地区游击队，其他人员则是开始逃亡[150]。其中成员谢雪红、杨克煌与古瑞云于事后逃亡中国大陆；成员锺逸人、黄金岛则陆续被捕，出狱后参与台湾民主化运动[151]。
随著二七部队在国军强大的兵力威压下四散，政府也开始发起通缉令，悬赏二七部队相关领导人，其中以谢雪红为首悬赏台币五万元，次要悬赏为杨克煌、锺逸人、林兑、蔡铁城各悬赏台币二万五千元[152]。另一方面针对二七部队多数的学生参与者，3月24日国军整编二十一师与台中省立中等以上学校发表联合通告，对于二二八事件中参与学生的处置作说明，要求参与暴动的学生，如“二七部队”等，自首后便不再追究，并要求学生藏有的武器尽快缴交给学校[153]。3月27日，来台宣慰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宣布中央政府针对全台二二八事件中的学生采取宽大处理，认为这些“盲从”学生应尽快返校上课并自新[154]。4月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布涉案学生的惩戒标准，针对首谋和情节严重的参与者仅是开除学籍，且明令务求开除者人数要少，以显示政府宽大处置。然而，尽管名面上政府不再追究，但这些自新者之后被列入黑名单，在之后的岁月中备受监视[155]。
尽管政府表面上宽大处置，但二二八事件后社会很多台湾青年的思想开始左倾，许多二七部队成员后续也被中共给吸收，参与地下党组织，因原先就是政府重点监控人物，不少人在白色恐怖中入狱、极刑，如蔡铁城、吕焕章、陈明忠等。学者苏瑞锵表示二七部队曾有数百名之众，但爬梳档案史料、情治机关文献、《二二八事件辞典》与相关学术著作后，仅能确知五十四人的姓名、经历与日后遭遇[156]，他们多为男性，少数几名女性从事医护工作[157]。在二七部队宣告解散后，据苏瑞锵整理，有些成员选择自首或自新保命、有些继续对抗当局、亦有逃亡异乡者，政治抉择大不相同，也有半数成员卷入白色恐怖遭捕下狱或被处死。部份成员可能担忧遭当局报复而选择自首或自新，代价是往后行动处处遭监控，甚至可能成为“抓耙子”，被迫与昔日同志成为敌人，如二七部队成员曾永贤因事件后参加中共省工委会遭调查局逮捕，自新后进入调查局工作[156]。
对于二七部队由谁组织，部队人数，以及是否属与红军，成立日期等议题都存在争议，众说纷纭各有理解诠释。学者林琼华认为谢雪红在台中主张武装抗争，由她在组织的“二七部队”过程中，不仅与中共地下党书记蔡孝乾和副书记兼武装部长的张志忠保持联系，队伍中也有谢雪红自己亲信的“红色子弟兵”，如何集淮、蔡伯埙、曾永贤、吕焕章等干部[158]。当时二七部队的结构松散，队员可自由加入及退出，很多成员甚至连古瑞云、锺逸人与黄金岛等干部阶级都是事后才知道二七部队里存在这些左翼成员[159]。
根据当时二七部队部队长锺逸人说法，二七部队绝不是“红军”，尽管他很尊重“欧巴桑”谢雪红，但他个人也不是由谢所领导，二七部队领导权与谢雪红无关连[160]。锺逸人进一步阐述二七部队是由他自己组织，命名缘由也出自自己，他在自传中提到，因原“民主保卫队”领导人吴振武消失，由他接管了部队，并以此为主干在干城营区与其他队伍重组为二七部队，由自己担任部队长，成立的时间是3月4日下午4点，而非多数主流观点认为的3月6日。关于此论述遭到其他二七部队幸存者的指责，直指这说法非史实，并说“我们这些熬著活过来的人都还在呢！锺逸人太性急了…”[161]。学者陈芳明也质疑该说法，并认为吴振武因枪击受伤而放弃部队指挥权是3月5日之后，时间不合[162]。当时是谢雪红和锺逸人好友的高两贵，则是认为“二七部队也许是他锺逸人发起，但还是谢雪红作主”[52]。而作家李乔则是否定上述说法，认为二七部队不是谢雪红也不是锺逸人组织，而是当时的民众和学生们大家共同组织起来的，是民众因缘际会“众志成城”共同聚合而揭竿起义[163]。
对于锺逸人曾提到二七部队人数有三、四千人的说法，这被其他幸存者给驳斥，如古瑞云就修正二七部队在台中点名时仅有四百馀人，进入埔里为两百馀人。而黄金岛甚至批评锺逸人，认为“历史怎么可以‘膨风’（夸大）”，并认为他编了一些不实的故事[164]。在数十年间锺逸人前后提供三次口述历史，但这三次访谈锺逸人对于二七部队人数都有不同的数字，因此学者锺起岱用这个例子阐述不同时空下的受访者，其记忆和理解会受不同立场影响，“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值得评估[165]。学者彭瑞金也批评过锺逸人回忆录可靠性，直指“缺乏足够的引经据典的第一手史料，作为说服的有力证据，使得全书最有利的支撑点建筑在作者的记忆和诚实上”[166]。
由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台湾中部地区有二七部队这一支本土武装部队以火力进行抵抗，并将开往台中市的大批国军增援部队吸引牵制转往南投山区追剿，使台中市得以成为平民未遭国军大规模滥杀的城市，如学者陈芳明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武装起义或武装抵抗已经发生正面作用，使民众死伤特别少”[167]。学者苏瑞锵指出，与当时期望透过政治交涉温和手段解决官民冲突的台中仕绅意见不同，二七部队代表的是主张号召民众武力对抗当局[157]。
二七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述中被当作共产党策动和控制的，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168]。另一方面，在过去台湾戒严时期国民党曾经主张二七部队是共产赤色份子组成，因此从国共内战的框架来看，国民党对二七部队的镇压就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一国政府在法理上都有权力动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颠覆政府的武装反叛[151]。随著台湾政治开放，社会对二七部队当时的历史有新的解读，民进党等泛绿政治阵营认为二七部队当年爱乡爱土，在乱局中站出来保乡卫民，彰显面对不义政权时，人民有抵抗权利[169]。
南投县埔里镇爱兰桥头（前乌牛栏桥所在地）有一纪念二七部队对抗国军的《乌牛栏战役纪念碑》。在2004年由时任南投县长林宗男，委请艺术家白沧沂设立“圆而不圆”纪念碑，希望在这块土地上的子民体谅当年环境特殊，宜引为殷鉴，放眼未来，用爱与宽恕，疗抚伤痕，追求公义，尊重人权，守护民主台湾，永远和平[170]。当年指挥二七部队进行乌牛栏战役的黄金岛，他曾经自豪表示“我们不是打输，我们是打赢！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个纪念碑出来！[76]”
2017年，台中市新文化协会认为二七部队当年爱乡爱土，在乱局中站出来保乡卫民，彰显面对不义政权时，人民有抵抗权利。为表彰二七部队爱乡护民，协会推动在台中市干城公园设立《二七部队纪念碑》，并捐赠给市政府，二七部队长锺逸人、警备队长黄金岛到场见证揭碑和捐赠仪式。当时的台中市长林佳龙更表示二七部队就是“台中精神”[171]。
2015年台湾偶像剧《灿烂时光》背景为日本战败撤离台湾开始，表达台湾对“祖国”的殷殷期盼、到破灭、泪水与压抑，在二二八事件的段落中郑文堂导演也参考了二七部队这段历史，以“二七部队”为参考蓝图，呈现反抗军对抗政府军的场景，尽管剧中出现一名类似谢雪红的女性角色，她与原住民有合作关系，但在剧中反抗军却改写成为以原住民为主力，错置了原住民族与平地汉人在乌牛栏之役这场战役中的角色与关系[172]。
闪灵乐团曾发表多首歌曲，来纪念二七部队，如《镇魂醒灵寺》、《暮沉武德殿》、《乌牛栏大护法》，用音乐唱出当年二七部队转进埔里武德殿、乌牛栏战役场景。对此，乐团主唱林昶佐提到这些创作是受到二七部队历史所启发，他曾在2020年当面与二七部队锺逸人会面，并亲口向他致敬[173]。《乌牛栏大护法》原始版是一首意欲激烈碰撞台湾血汗历史的抗议作品，闪灵与何韵诗联手谱出的《乌牛栏大护法—望天版》，就是一首低声夜语的慰灵曲，两者以不同曲风、不同视角，来交织那段鲜为人知的台湾过往[174]。闪灵也以二七部队“乌牛栏之役”为本，将歌曲剧情转化为文字故事，在与作家邱立崴合作下，发表小说《战后五七八天》，内容以虚构出少年潘正源，他为醒灵寺乩童并参加二七部队，当乌牛栏两军对峙时，主角其入地府偷生死簿试图扭转同伴命运[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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