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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加入日军参战的台湾本土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台籍日本兵，亦称台裔日本兵、日本籍台湾兵，一般是指太平洋战争后期（1942年至1945年）被大日本帝国招募和征召服役的台湾军人，广义上或是指所有曾加入日本军队系统的台湾人。日籍台湾兵在文献中也有“台湾人日本兵”、“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呼。日治前期在台征召不多，有非正规军的“军属、军夫”，其次是1942年开始招募“特别志愿兵”，再至1945年初战况吃紧，台湾的全面征兵制度正式实施，所以也有“台湾特别志愿兵”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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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脱离日本统治，改由属于同盟国的中华民国接管，导致原台籍日本兵备受争议，也为此权益与历史定位都长期受到漠视，且补偿问题亦出现很大落差。
台湾总督府基于统治与招募需要，使用种种的方法，包括推广皇民化运动提升对日本的认同，用舆论形成不当兵非男人的社会氛围，及提高从军召员的薪饷等。（当时日本警察收入30圆，通常军属则为30－150圆，且日本军人志愿役待遇远高于义务役，故招募特别志愿兵时得到积极响应。）曾经出现日本帝国陆军及日本帝国海军在台湾定期招募的特别志愿兵，总人数分别为5,550人及11,000人，居然每期都有十馀万人踊跃报名应征的情况。大多数愿意为日本作战的台湾兵，初期并未获日本政府青睐，仅少数能担任“帝国军人”，多半以军属名义派遣到各地从事粗活为主；不过，战争后期征召兵员已经同“帝国军人”无异。此后，由于战事波及台湾，尤其当盟军大轰炸台湾开始，全岛皆沦为浴火战场之中，也引发台湾人奋起保乡卫民的守土决心。
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显示，从台湾兵征召起讫，当军人则有80,433人，为军属多达126,750人，总数共207,183人。但这数目是依公开招募纪录的人员为准，其他如：军部以任何型态的临时用人、日企外派人员被现地动员者等，多半未计算在内；又因为不少人是使用日本名，在辨别上也会有落差。此外，基于总动员的情况下，不分男女皆纳入编组，还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必须参加学徒兵担任预备队，民间防卫亦有警防团（防空避难）、国民义勇队（防御工事）等组织，以因应美军轰炸和反登陆作战，所以广义的台籍日本兵，肯定是超过统计数字。[1]
战死与失踪者根据厚生省统计，有30,304名台湾人死亡，不完全统计下落不明者22,671名，共有2万8千名战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但在台湾新竹县北埔乡的济化宫里，供奉3万3千多名台籍日本兵牌位（东京靖国神社与北埔济化宫的台籍日本兵有重叠）[2]。此外，亦有台籍日本兵被依战犯受审判，判死刑而处决者达26人（皆被奉在靖国神社）。
残留海外者根据战后台湾总督府编纂《台湾统治概要》，有南方各地92,748名，日本内地兵工厂8,419名。另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中国各地37,700名（其中海南岛20,335名、广东9,618名，尤其在海南岛的台籍日本兵集中营，而生活条件最为艰苦，且遣返作业更是被刁难拖延），海外共近15万名的台湾籍的军民，均在集中营等待遣返。[a]除少部分遗留于南洋当地打拼，如印尼建国英雄李柏青等。刚复员的台籍日本兵回到台湾不久，即遭逢二二八事件，参与民军者如黄金岛等。另外，国民政府为因应国共内战，在台湾招募近2万人，加入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军队，其中原台籍日本兵为数众多，旋即投入国共内战，又因国民政府各战线失利而节节败退，故约1万5000名在中国战场上牺牲。[b]尔后，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重用了台籍日本兵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前总统李登辉等来协助重建台湾。但亦有部分人在后来的白色恐怖期间，不幸遭蒙冤狱受难。[3]
日治之初，由于殖民地法制与日本内地不完全相同，因此日本对台湾统治政策，经历特别统治主义（1895年－1915年）和内地延长主义（1915年－1937年）等两阶段的实施后，使得台湾人慢慢自我认同为日本国民，及至总督小林跻造于1936年9月2日上任，进一步的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1945年），明令统治台湾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总督府即开始制定相关政策，亦在社会上宣导皇国思想和奉公观念，且加强各级学校的精神教育，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让台湾人的认知思想、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能够和日本人完全一致。[4]。
当时大日本帝国的政经局势来说，受到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大恐慌”的影响，使日本经济困难导致社会动荡与政局不安（刺杀政要事件频传），人们不满文人内阁应对困境无能，且传统上日本重视传武士道精神，富国强兵的思想弥漫，孕育出军国主义气焰高张，故普遍对日本军部寄以厚望（乃军部有迳向天皇的帷幄上奏权、亦能回避国会监督、更可以技术性倒阁）能来领导改革，所以自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后，政党政治的体制被破坏，内阁几乎由军部主导。不过军部刚开始由温和派上台，却在1936年又遭遇到更激烈的“二二六事件”，至此军部的激进派全面掌控政权，推展对外扩张拓殖的政策，陆续实行相关法案，以消除对现况经济凋敝的不满。
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尚未军事上大幅扩张，维持员额约30万人兵力，虽然采用义务役征兵制，但是专业人士和学生可办缓征，体检标准严谨亦有相应的补充兵制度，还以地区征兵的模式（同袍皆是同乡更利向心力）来组编基层部队，又征兵制度没在所谓“外地”实行，所以台湾人并无服兵役的义务。不过早在1937年秋天，随著日本对中国战争不断的升高与扩大，当时内阁于1937年8月24日宣告国民精神总动员后，也意味的日本全国将预备进入战时体制，又因为上海的战事胶著而派遣台湾军出征支援，且已开始征用千名台湾人以军属身分担任辎重部队从征。小林总督更于1937年12月8日向总理和内阁各大臣提出了〈关于支那事变收拾方法之件〉的意见书，以凸显台湾在供给人员和物资与战略位置的重要，隔年随从台湾派遣千名军农夫的农业生产团，前往中国战地支援军队供应食用。另外台湾人也被征募为通译，尤其是能说闽南语、粤语与北京官话等语言的人员，来支援中国战地工作；在战争期间以军属任用的通译，由于常负责情报任务，因此人员皆被列为军事机密，所以从一般资料中无法得知总数有多少人[4]。
随著对中国战局的扩张，投入的动员兵力膨胀到60万人，在所需求的资源不断增加之下，乃于1938年2月发布“陆军特别志愿兵令”，日本首先在朝鲜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接著日本政府又于1938年4月1日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共50条）后，5月4日再以敕令第316号公布该法，并适用于朝鲜、台湾及桦太（库页岛）等地，且在5月5日全帝国同步实施。台湾总督府即以动员法律为依据，开始强化台湾防务的调配（扩编台湾军），启建各种前进基地（飞行场和港口要塞）、国防装备的生产（设置各类军需工厂）、战略物资与器材的征用（含土地、船舶）等，而这些岛内的军事建设皆是招募台湾人去建造（劳动力）。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第四条，1939年7月8日颁布施行细则的敕令第451条〈国民征用令〉（共26条），规定适用于有专业的职业能力证明者的被“征用”。第24条适用为日本“内地”，第25条适用范围为“外地”朝鲜、台湾、桦太及南洋群岛。然而有这些法令为依据，能征调各种资源以供需求，并配合军事建设和生产工作，且人才除了现有征召运用外，重要的是在于培养更多广大的新生力军[4]。
当时台湾人在皇民化运动之前，基于认同等因素影响下，既需要日本国民的身份，又不愿意得罪反日份子，往往变得很尴尬又摇摆，立场就耐人寻味。[5]因此，总督府开始著重于施行的教育训练，旨在彻底落实日本皇民化思想，强调报国的挺身实践，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从1938年起，总督府先于台北开设“国民精神研修所”，又陆续在各地成立“青年道场”、“国民道场”，这类从事皇民化的组训单位，各地青年都会被要求参加，为期1－3个月的精神教育养成，并将基层的保甲组织做民防编组，以达全面皇民化和动员准备的执行落实。又于1940年3月接著创设“勤行报国青年队”，且于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莲等地设置训练所，各地青年先在训练道场集训一个月后，再经挑选进入“勤行报国青年队”，接受有系统的3至6个月军事化教育，作为军夫干部培训班，内容包含军事训练（含打靶）、学科教育、精神训话、体力劳动等。
在1940年7月日本趁机攻占越南后，国际局势对日本转趋严峻，所以遂展开诸多举措作为对应，故1940年10月成立了大政翼赞会来推动“新体制运动”。台湾总督府为呼应内地的模式，亦于1941年4月9日在台湾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由总督长谷川清担任总裁。旋即在全台开办了66处“军事训练场”，对役龄的台湾青年施以短期军事训练。更推广了青年学校162所，让未就学的青少年不分男女，都受基本教练和护理训练。接著1941年12月30日，由长谷川总督颁布〈台湾青少年团设置要纲〉，将“台湾联合青年团”与“少年团”合并，改编为“台湾青少年团”，使其聚集在一元化的组织下，施予统制的训练，有利于总督府战时动员的方便。又皇民奉公会在1942年间，先后成立海洋训练所、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与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培养南方建设人员。到了1942年迄，除了加强先前皇民化的推动，健全组织体系暨多元开展，搭配既有行政系统的政策实施，又透过社会团体的脉络深入群众，使台湾人民全面配合支援前线战争，亦为战时的动员制度做好整备，以达全民皆兵的防卫能量。[4]。
自从太平洋战争开打后，日军因战线延绵相对人员需求骤增，故急征广招筹集战备人员派遣至各前线，而台湾经过皇民化运动与战时动员整备，尚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供利用，除了动员征召以军属名义支援作战外，与朝鲜同性质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即1942年1月份实施与同年开始招募，还为了南洋的丛林作战需求，另对原住民招募高砂义勇队和特别志愿兵。由于中途岛海战战败后，开始受到美军猛烈攻击，使得整个战局反转直下，因此全帝国总动员如火如荼的展开，如“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也在1943年5月宣布台湾与朝鲜同时实施，1943年10月台湾亦同步举办“学生出阵”欢送会。当日军于1944年10月份“台湾空战”失利，台湾陆续蒙受美军大量空袭重创，所以台湾男女老少都纳入全民防卫编组，并在本岛各地大量建构防御工事，且规划疏散作业来减少损失；然后1945年1月在台湾实施征兵制，接著于3月份成立不分男女的国民义勇队来准备本岛自卫战斗。天皇又在1945年4月1日颁布《朝鲜及台湾住民政治参与相关诏书》，赋予两外地的住民参与国政的权利，这时台湾人才等同日本人的权利义务。到了6月份冲绳岛战役后，日本当局实行《义勇兵役法》，几乎彻底全面动员誓死奋战的“亿人玉碎”方案，尽可能地给美国军方造成重大伤亡，用惨烈代价来抵御美军登陆的作战计画。
自1896年4月6日，成立台湾守备混成旅团以来，采用“静态守备”的特殊军队编制，并无辎重部队（若要成为外征军，就招募军夫充之）。早在1898年，总督儿玉源太郎即颁布〈府令一百七十号愿充军役章程〉，计4章33条；文中规定愿充军役者，入营后须受各项必备的军事教育，全台招募约300人于1900年1月起入营服役，此为台籍日本兵之起源。而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即在台湾招募军夫从征，且有台湾军夫立过战功的纪录。不过此时台湾绥靖治理工作，也慢慢改以警察为主力的方式，乃1907年8月，重新缩编成台湾守备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于台湾招募军夫转战各地，亦有少数台湾军夫受军功嘉奖。
至1919年台湾进入文官总督时代，军事行动的招募进入休眠期。陆军部门改隶属台湾军的编制，同时维持为台北的“第一步兵联队”、台南的“第二步兵联队”，配驻各地的炮兵联队，并设置于基隆要塞、澎湖岛要塞，与在屏东的飞行第8联队和“陆军第5野战空修厂”（终战时有工员5,540人），及各地军医院、后勤学、基地等；以上所列各军事驻地，亦因其部分后勤业务关系，一直有雇用有台湾人担任军属从事。另外，海军部门则早在领台初期，于澎湖成立马公要港部，开设海军基地。1930年代日本为贯彻南进政策，除了发展高雄港，还在旁边开始建设左营军港，并于1931年选定高雄冈山为海军飞行场，隔邻设置“第61海军航空厂”（终战时有员工8,880人），以上海军机关也开始招募台湾人当军属的技术工员。
这时期台湾人若有意愿从军者，尚有极少数报考军校当干部，还许多人应聘为担任“嘱托”或通译，前往满州和租界等地工作。代表性人物如黄南鹏192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官拜汪精卫政权陆军中将，战后流亡日本；蓝家精1931年京都帝大毕业，曾任日本陆军预备军官，亦官拜汪精卫政权陆军参赞中将，战后回到台湾被赦免。（当时司法院院解字第3133 号解释：台湾人因国籍自不适用惩治汉奸条例，但涉及战争罪刑则依国际法战犯审判。）
二战时期台籍日本兵经历了从“军属”[c]、“军夫”[d]身份到“军人”身份的演变。而由于传统日军观念中，并不认为非战斗人员为正规军，故有一说“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样的俗话，与其说这是军属与军夫在其军中的地位，倒不如说是因为战斗人员必要时须冲锋陷阵，所以被相对被重视，在军功论赏也会比较高。[e]不过从昭和初年已取消“军夫”的用词，乃将“军属”身分区分为：嘱托（比照军官待遇）、雇员（士官待遇）、佣人（士兵待遇）。又台湾总督府基于统治需要，自1937年9月份招募的第一批“军夫”开始，即以“军属”的名义跟待遇去招募。且1943年7月31日，陆军省颁布的“陆普第三八０五号”文，发给所属单位的“台湾人军夫ノ身份取扱ニ关スル件陆军一般ヘ通牒”中，通告所属之台湾人军夫，其身分虽然为“佣人”，但是一般可视为军属处理。也就是说，台湾人当军夫是个俗称，其身分是“军属”，更非以往的军伕，若充当苦力仅需征发占领地的民工便可，何必另千里外高待遇招募呢。再者，军夫又是各种类别的人力需求俗称，工作内容包罗万象类似替代役；因征召名目与回合梯次的不同，招募的对象专长要求也会有差异，且各战地的环境要求不一样，都会再从事任务编组作业，当战况危急时往往全团现地征召，故说军夫们有军人身分亦没错。基于此，相对各种军夫有其独特性，并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下列各种类别的专门条目，会对不同性质的军夫团作大略介绍。
总督府遵照军部的人力需求来办理，来招募各种类别的军属，如勤劳团、农业团、海军工员、高砂义勇队等；当时社会背景是尚武精神的风气，且战时种种措施，在乡青年皆必须编组受军事教练，又物资供需采配给制，还要面对盟军无情的轰炸威胁，使生活和心理倍受压抑，所以总督府在招募军夫的宣传，都是强调爱国和真男儿作为，并有高工资高福利的诱因下，立即吸引了台湾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然而每回的征召名目类别不一样，除了专业类别需求另行招募外，皆由各州厅分摊所需的征集名额，尽量以同乡为同单位为原则。基本上团部成员，会选派日本人有高等官身分者担任团长（比叙相当校级军官），其他成员为补佐官、配属军官、技官、嘱托等幕僚若干名，除了配属军官为军事参谋外，一般是技术顾问为主，乃军部聘用派至战地支援的各类技师，从事战地各项计画案的规划并指导。又因每回的团员招募人数也不一，如特设勤劳团为例，若是2千人的团，将区分成2个大队，每个大队下分5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2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4个分队，各分队下设2个班。（依人数多寡，约1,000人亦有直接团部下设5个中队，500人则团部下设5个100人的编制队，其下再设小队、班等。）通常台湾人为青年团职事、教育程度高、受训优秀者，还是参加过勤行报国青年队者，可为军夫干部（取缔役）。[f]但军夫与军人在军国主义下是不能相提并论，从开始的位阶、功奖、升迁都有明显差异，不过比起一般日本兵的薪饷反而高很多。
军夫的征召作业跟征兵制度很雷同，技术性高的海军工员相对志愿报名众多，反之志愿者较不踊跃的勤劳团，就会出现半推半就的情境，由基层行政单位会对役龄青年做所谓的身家调查，一般青年都会收到征集令的兵单，接著至指定地点进行体检，审核合乎规定的军夫役男。当通过体检的役男收到入伍通知书，此时乡里间亦举办盛大欢送会，随即报到开始约3个月的军事训练，使其具有相关基本知识与战技的能力，受训合格者才入选为军夫。结训有的团队会放假回家，也有则在营区等候船期，不久全员依照规定到港口集合出发；有些人还要继续受专长教育（车辆驾驶、重机具操作、农事栽培等）后再行分发各地，多半直接整团前往海外各驻地，也有整团编入台湾军跟随移防转战各地。当军夫团到战地后，整团视任务而进行展开，亦会配属于驻防师团或联队之下，常见采联合战地的部队与当地民工苦力一起编组作业。通常担任各项后勤作业的支援，诸如工程队从事建筑飞行跑道、港口要塞、碉堡掩体等设施，勤劳团的兵站补给作业、货物仓储担负搬运等工作，以及农业团的栽培和畜牧等屯田养兵计画。无奈日军败相显现，军夫团来到了战地后，却因战情变化而调整工作内容，除了从事防御工事的整备外，并为因应战局和弥补战损，往往即在战场现地征召，挑选精壮转服特别志愿兵，以利补充兵员；部分状况危急的前线，整团直接编入作战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然而，最终也因日军屈居劣势，随著部队四处溃散败亡，蒙受战火荼毒的命运。[6]
1937年9月7日因应中国战事，成立“重藤支队”出征驰援，但台湾军并没有辎重部队，故招募军属充任，第一批军属（含佣人850名）约一千名。此次的招募是很匆促，仅能不分年纪或资格，以优厚的薪饷与福利，吸引不知情台湾人上前线。（薪饷以邮政储金方式发给，分成战地领取20－30圆，一份由家属领取30－60圆，部分提拨为退伍金和军人保险，家属还可以每月可领配给品；而当时警察月俸才30圆，日军义务役士兵仅10圆。）因为这是第一批军夫，所以格外受总督府重视，一切都高规格待遇，规定日本兵不能歧视台湾军夫，还选台湾人当军夫长（取缔役）自行内部管理。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亦随军采访，除了报导中国战况，也把台湾军夫的战地生活点滴刊登宣传，若遇有台湾军夫战地死亡，就大幅宣扬其爱国悲壮牺牲，先给遗属安慰和抚恤，又在家乡举办盛大的丧礼，灵位入祀靖国神社供奉，并将其事迹纳入小学教材。若有受伤或生病的台湾军夫，也比照日本军人待遇治疗，甚至后送至九州小仓卫戍病院，且家乡所属市（郡）长还亲至家里慰问家属（代表总督府送慰问金）。而战场的军夫也英勇表现，无惧枪林弹雨下达成任务，深得长官的赞赏，故每个参战的军夫都获军功嘉奖，且加给退伍金。[g]如此一切细节经过贴心安排，从出征前的欢送会，直到退伍复员的欢迎会，都让军夫们有衣锦还乡之感。再透过精心营造的宣传，继以皇民化的教育，使日后台湾人从军意愿高涨，每次征召皆大批志愿者报名，但也造成众多魂断异乡的憾事。请参阅安平十二军夫墓。[7]
1938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成立“农业义勇团”，每期签契约一年，总督府委派农业技师熊泽三郎担任团长，团部成员为补佐官、军官、技官、嘱托等幕僚若干名；并依各州名额分配编成五个队，各队下设有小队及班，派遣队职员、军农夫共约一千馀名。军农夫招募条件是年龄约20岁左右，具备农业经验的青年，公学校毕业以上学历，其中多是农业传习所的毕业生。先到上海附近开发农场栽种军用蔬菜，随著占领区的扩大，散布到南京、安庆、南昌、武汉等地，亦都设置多处农场，并技术指导方式和当地农民定约契作，以扩大生产面积。1939年第二期依旧招募军农夫定额1,000人，不过其中留用原来的300多人，多是升任指导助手、事务员、生产班长；又另雇用大量当地中国人，充实增设农场的人力。而生产项目日趋多元，稻米、杂粮、蔬菜与经济作物，还有养殖家畜、家禽、水产等，且设农产品加工厂生产罐头和口粮等。除了供应占领区的日本军人食用之需，更派农业指导员到各地，指导当地住民耕作技术，增进产量达到战地自产自足。1940年由于占领地区的政策改变，让中国农民慢慢承担生产事宜，所以“农业义勇团”从1940年中起陆续撤离，至1941事业完全移交给沦陷区政府，不过还有200多名台湾人在农场留用，另有不少团员留在中国转任其他单位。在二回的农业义勇团之外，总督府也因应华南日军之要求，1939年3月至1942年7月派遣七回，每回150名由技术员与指导助手组成的“南支派遣农业指导员”，以支应军用粮食补给任务等。1942年又前后派遣“农业义勇团”与“农业指导挺身团”各120名前往海南岛，以配合军方米粮增产计画。 [8]
日本政府在制订绝对国防圈的防御机制时，设定以航空兵力为作战主轴，建立机场遂成为当务之急。日本军方将机场的建筑部队，以乙型部队半机械半人工方式，为最主要的机场建设队，成员以当地住民为主。然而，因为机场预定地的人口较少，无法供给充分的劳力，日军于南洋各地的作战部队、军需工厂，以及在当地的基础建设，也都需大量人力支援，派遣台湾劳务团遂势在必行。到了当地后，整个勤劳团再行任务编组，通常会全团打散分发至各用人单位，由日本人将兵、台湾人军夫、当地人苦力，以混合形态的任务工作队，每一队依照各分配的工程去执行，这些计画或施设虽已完成，但往往遭美军摧毁殆尽，日军最终也被迫撤离，无法形成实质且有效的作用，对江河日下的日军而言，派遣的最终结果只是徒增伤亡。
自从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与纳粹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后，日本就开始欲染指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双方发生冲突展开了中南半岛争夺战，在1941年9月爆发了越南战争，尔后日本控制了法属印度支那，此举却引来了英美盟国的仇视和禁运，但日本急需各种经济物资供应，因此日本军部拟定战略，除了远征夏威夷，并同步实施南方作战。所以日军向台湾总督府请求军夫支援作战勤务。每回由1000名20－30岁的青年，是以“勤行报国青年队”为骨干组编，成立的“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1941年10月直到1942年10月结束，前后约一年的时间，总共招募六回，约6000馀人。第一回于1941年10月份前往西贡驻留，先修筑飞行跑道的工事，做好日军战机前进打击准备，再随日军从征参加马来亚战役。
第二、三、四回军夫约3000人是派往参加菲律宾战役，配合日本军队登陆进攻菲律宾的前进支援，此役第二回军夫41年12月份先行配合登陆马尼拉作战，不幸战死约百馀名，接著二回和三回也于42年1月份上陆支援。第五回500多名于1942年2月派往参加荷兰东印度群岛战役，支援日军进攻爪哇岛作战。可知“特设劳务奉公团”是配合南方作战，随军征战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从事武器弹药运输和补给工作，担负了辎重兵和工兵任务，顺利达成军需物资运补作业。其中有极少数者更被指派特殊情报任务，如担任通译、宣抚华侨、侦察民情等，就整体而言，通常每一回军夫都圆满达成派遣的目的，鼓舞了后进者的投入，可悲是接下来的每次派遣，无奈因战事翻转而成了牺牲者。前五回都1942年10月前结束任务返乡复员，但是当特设劳务奉公团成员期限到期后，不少人又继续留在当地工作，其中回到台湾者亦有人又为了高待遇诱因，再度投入其他军夫团转战他处，重蹈了悲惨烽火馀生。而第六回1500多名于1942年10月派往新机内亚的拉包尔驻扎屯兵，并参加新几内亚战役勤务支援，其结局因拉包尔战况危急，整团军夫现地征召作战，并随著日军部队溃败下场凄凉。
“特设勤劳团”据现今所知的资料，自1943年5月至1944年7月间，前后不到15个月，共派出30回，约为28,000馀人；是日本帝国政府与台湾总督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组织且最大规模的军夫派遣计画，是为回数与人数最多，且分布最广的派遣团体，多半被派往新几内亚与菲律宾。台湾青年派赴南方战地的目的，主要是以劳力支援的方式协助日军作战，工作内容除替日人兴建机场外，亦派至货物厂、船只碇泊场、野战货物厂、自动车厂等地，进行杂役或是农业种植的工作。不过往后战情危急，几乎都被编入部队一起做战备训练，直接拿起武器加入战局。一般而言，勤劳团派遣地多为战事吃紧的区域，诸如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当盟军开始登陆进攻时，该地的军夫全部现地征召编入战斗员，却受到美军的优势火力压制下，日军皆不敌溃败而撤离转进。但由于补所有后勤支援都被美军切断封锁下，在粮食和药品缺乏加上丛林与高地等恶劣环境，且台湾兵往往担负起危险又吃重的侧翼掩护任务，常常是与美军交锋对战的殿后部队，造成勤劳团成员大量饿死、病死、战死。所以战后遣返复员，能回到台湾者仅有11,982人，死于异乡数目相对最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皇民奉公会在1942年起相继成立所谓“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队”，开始培训前往东南亚地区支援的技术人才，来达到开发南洋丰厚的资源，暨战地屯兵自养之目的。
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系培养工业技术人力专业训练机构，招收工业学校（中学）毕业的青年，前后招募4期，每期受训6个月共约700人。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位在台北市马场町231番地，学科教习所则是在台北市幸町的私立开南工业学校[3]。皆以军属的雇员资格候用，协助当年日本在南洋有关石油探勘、开采、提炼的工作。其中第二期都到婆罗洲岛探勘开采石油，1945年5月的婆罗洲战役，日本失利导致婆罗洲被围，此时其属拓南工业战士被迫全部就地编入作战，七月起遭遇盟军的登陆攻击，由于拓南工业战士并未受完整的军事训练，仓皇应战的结果是泰半阵亡，死亡率超过50%几乎是军属单一招募名目中最高，亦因战争损失了一群工科的专业人才。
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是在继农业义勇团后成立，招收农林学校毕业（中学）的青年，生每期招募人数在500人左右，在各地训练所为期3个月的基本教育，乃是招募期数和人数最多。团员结训后，并搭配总督府“热地农业技术员炼成所”，再进入训练所为期3个月，接著才派往海外工作，皆以军属的雇员资格候用，为农业指导助手、事务员、生产班长等职务。
事实上不少是由海军工员送训，可能学员先前就先接受驾驶训练3个月，军事训练3个月后，才再来受“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受训3个月，又去“热地农业技术员炼成所”又3个月的训练，前后一年多的养成教育，才足以在战地担当适任，也因扎实农业技能的养成，而能达到战地屯兵就养供给，但也因为分发前往南洋各战地做农业栽培，无奈战况危急严峻陷于险境，使的很多台湾军夫再也无法回到故乡[8]。1942年8月设置的七所拓南农业第一训练所如下[7]：
海洋训练队系为集训台湾青年，培育其具备海事基础能力，所成立之具体组织。招募海事学校毕业（中学）的青年，前后5期队员，每期受训3至4个月总计组训了350人，拓南海洋训练队位在台北市圆山町147番地（今花博公园圆山园区内）[3]。海洋训练队进行的训练内容，是和海军新兵训练无异，例如体操、手旗与短艇操作，以培养队员的船艇操作能力与临战反应。训练队队长宣称仅就游泳一项，在第一期队员甫入所时能游5、6公尺者仅有5人，经严格训练后，全员平均能游1公里，突显出海洋训练队极佳的特训成果。观察队员分派统计资料，除第五期队员派遣状况不明之外，前4期结训的225人，皆已军属的雇员资格候用。其中33人投入岛内海军军务、24人被派任为船员、留用助手或从事其他实业则有19人。而有高达149人被派至东南亚，显示在海洋训练队在组训完毕后，队员主要做为支援日军海外占领地军务之用。 [9]
在台湾的医师，就是菁英的代表。自日本殖民台湾开始，就很重视现代医疗体系（西医）的建立，因此也培养了大批的男女医师，至1940年代已有数千名合格医师在台执业。二战时，基于前线军队及占领区的卫生医疗需要，急需医疗专业人员的支援，所以台湾总督府亦于1943年8月7日颁布“南方医务要员炼成所规程”，然后在各州设立炼成所，以招募有执照的男医师，经过1－3个月的受训，即分发前往东南亚各地为军医。不过总督府召募的医务要员，其身分还是军属，尚非正统军人但比叙军官的待遇，并依照医师的养成学历、训练经历、公医官等、执业年资而去叙任相当的军职，（例如大学医科毕业者为中尉、医学专门学校毕业者为少尉、医师检定及格者为准尉。）且最高可以授予至中佐的阶级。（医务要员一般为非指挥职系，日本军制重视指挥职，就算非指挥职的上官，依旧要听从指挥职的下官领导。）这些军医们秉持著勇气与爱心前往战地，遍布于东南亚各区域，几乎都是要担负火线救护的任务，且往往是当地的卫生医疗主力，故很受当地人所敬仰。
1944年盟军逐渐取得制海权，南方医务要员第5期结训分发，当中的59名医师学员、80名医务助手、200名农业生产工员等，于1944年12月1日一起搭乘货轮神靖丸号，自高雄港出发前往南海地区。1945年1月12日，美国海军快速航母特遣舰队突袭南海，神靖丸停泊在越南圣雀岬港（Port Saint Jacques）内遇袭沉没，全船约95人获救，其中18人是医师，船上约共247位台湾籍人士罹难。此乃台湾医界史上单一事件丧生最多的医务人员，同时台湾也损失了难以弥补的众多菁英。[10][11]
中日战争开打后，由于占领区迅速扩张，即陆续成立的海军根据地部队，所谓日本海军特别海军陆战队并非现在美式编制的陆战队，而是将海军警卫部队（含特种部队和防空部队）为主，结合海军训练中心（海兵团）、海军基地的作业人员（含港务、通信）、海军陆上后勤人员（含海军工员）为辅的战斗任务编组，因此在占领区负责战地管理和治安工作，原本海军并无如此驻守的人力规划，所以成立的海军警备队（含陆上警备科、水上警备科、法务科，类似海巡署的工作）。即采向同属海军的台湾总督请求人力支援，由于当时台湾还未实施特别自愿兵制，所以总督府用军属名义征募海军巡警。因此招考高等小学以上程度、体检合格的青年，施予为期半年的养成（包含军事训练和警察教育），派遣到占领区先以巡查补任职（薪饷每月90元），担任警察工作负责维持治安，满两年经考核可晋升为巡查（判任官）；又聘募海军通辩比照下士官待遇，担任翻译来协助处理民事。
其中台籍海军巡警队主要部署在海南岛，乃是日本参谋本部视海南岛为其南进枢纽之一，故先派遣台湾混成旅占领海南岛，后移交给海军转由的镇守府来负责战地管理，所以在台湾的招募大批海军工员和各种名目的军夫团亦进驻，支援当地建设和各种后勤需求，到现地后又挑选不少精壮转服特别海军志愿兵，以补实驻守海南岛的特别海军陆战队缺额不足。当时海南岛游击队势力庞大时，相对巡警队的人力需求也就更多，另为了清剿游击队，巡警队常与其他的驻守部队搭配编组成讨伐队，通常由三分之一的日本军人（除了干部外多数是40岁国民兵），三分之二是台籍军人（包含巡警和军夫一般是20岁青年），而台籍军人配备火炮机枪等武器负责攻坚，是实际作战任务的主力，其战力却是不折不扣的陆战队。
战后，其中海南岛及广东一带，共有台籍日本兵约3万名，全部被关入集中营处置，当时国民政府想纳编为其效力，（注：盟军总部规定台湾兵非伪军，不得就地纳编为国军，须同日本人作业遣返）但中国民间的认知对台湾兵并不友善，反使台湾人所受待遇低于日本人，尤其在海南岛的台籍日本兵集中营，除了权益被漠视外，生活条件最为艰苦，且整个遣返作业更是被刁难拖延；幸而盟军总部介入处理，让这台籍日本兵得以脱离，陆续分批搭美军的舰艇返台，但都已战争结束两年后了。
海军除了战斗人员和勤务人员以外，尚需其他支援人力，如海军设营队的负责工程构筑（含港口与机场）、海军装备保养厂（含舰艇和飞机）的修理维护、各后勤学的后勤补给业务、海外基地的军农屯田（因为补给线太长，制海权又被美军掌握，故部分粮秣需要当地自养）等，都需要招募大量海军工员来充当。即大量透过台湾总督府招募海军工员，跟特设勤劳团相异之处，在于其军种不同，且所需的技能养成训练较高。一般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三个月的专业教育（依各专业去受训），通常都要受训半年才分发派遣，到了派遣地实习后，还有各种专业技能升等考核，即技能检定及格，职务和工资都可升等。虽然明知要派往前线战地工作，但薪水高于军人福利又佳，故也吸引大批台湾青年报考加入。其中海军设营队参加者众，因在海外需要大批从事建设的技术人员，几乎被派往南方战区各前线驻地（尤其是前往新几内亚），由于海权的控制被美军掌握，补给缺乏造成生活待遇每况愈下，在战地又基于防卫任务需要，直接将设营队授编番号为海军特别陆战队之一，当面临太平洋逐岛作战中，遭遇美军猛烈火力打击，受到崩溃式的惨败，因此战损率很高牺牲重大。
1942年10月起台湾总督府以海军军属（工员）名义，招募公学校、高等科（共8000馀名）与中学毕业（400馀名）的13～18岁青少年，用半工半读方式为号召，以能赚钱又可取得中学或高校的学历，吸引许多优秀的青少年人报考；前后两年招募七期学生，共约八千四百多名，称为“台湾少年工”。先在台湾冈山海军飞行基地报到开训，再至日本神奈川的“海军航空技术厂相模野出张所”，受三个月的养成教育，然后以实习的名义分发。根据少年工口述历史得知，分发后起薪每月工资是80圆，若有出差勤可外加120圆津贴，每月最高可领到200圆，相较当时在台湾一般工资对比，算是很优厚的高待遇。次年相模野出张所（空C厂）扩充后，改名为“高座海军工厂”，除了一半的人留在本厂协助组装生产外，其馀4000人派到日本各地兵工厂作业，专门制造生产各式军用飞机的零组件。由少年造飞机报国的传奇，总计战争期间共制造了一百多架雷电战斗机，及众多各式飞机零组件等备料；但约50多人遭到美军空袭，而魂断异乡的悲剧。战后，这群台湾少年工们，在1946年初，除了少数人留下外，分别六批次（米山丸等）陆续回台。
自1941年末日军攻打南洋后，位处热带地区幅员广袤，且具扼守澳军北上的新几内亚诸岛，即成为日人重要的占领地与军事基地，日本军部在此地派遣大量驻军。当然新几内亚岛附近，也成了台湾军夫们的主要派遣地。总之，1942年10月至1944年7月，日本海陆军透过台湾军征调台湾人，最频繁的1943年10、11月，几乎连日送出，一个接一个被投掷到这个绞肉机般的战场，高砂族称为“义勇队”，本岛人称为“勤劳团”、“农业团”，或者施设要员、卫生要员等，生命的危险度绝对不亚于日本兵。当盟军轰炸或是登陆进攻时，他们直接就暴露在盟军攻击的危险之下，加上生活环境艰辛等诸多因素，最终使新几内亚战死率如此之高。其中拉包尔乃兵家必争之地，首先于1943年8月17、18日攻击日军在新几内亚岛上最大的航空基地韦瓦克，继之以空袭的方式轰炸拉包尔 (1943年11月)，大规模破坏拉包尔港口、农场及各种设施，使岛上陷于瘫痪。
1944年3月，盟军占领新不列颠岛的西部，控制新不列颠岛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海峡，同月20日，再占领新爱尔兰岛北面的艾米劳群岛，孤立拉包尔10馀万日本的海陆军部队；至此对于日军的新几内亚战线全面崩溃，日军败阵被退入穿越高山丛林后，因补给不继造成饥饿和疾病而陷入绝境，导致万馀名的台湾兵都魂断于新几内亚。及至战争结束，幸盟军仅围困轰炸拉包尔，并不像新几内亚其他诸岛那样惨烈的登陆作战，所以台湾人尚存有近万名，在拉包尔集中营等待返乡复员，可是亦不少人因管理拉包尔战俘营关系，而被视为战犯处理。
日本自古武家深信英雄出少年，所以自幕府时代即广置藩校，以培育年幼的新生代武士，此风转化成日后的各地军官幼校和少年兵学校,以培养未来军官和下士官，学生多以青少年为主故称之少年兵。当时日本陆海军各兵种少年兵学校，招募年纪仅15～20岁，资格是高等小学毕业、中学肄业、同等的补习学校者，体检和身家调查皆合格的有志军旅青少年，其学习两年和一年实习后，以下士任官并授同中学的学历，为日军专业的基层下士官干部。（但到了战争后期日本露败相时，曾大肆招收在校的中学生亦将年纪下降至14岁，且学习一年即以实习名义下部队候用。）诸少年兵学校的招募海报一发布，对于当时的台湾少年可说是造成一股风潮，在台湾因为中学生皆要被编入学徒兵担任预备队，日常在校除了学习外，尚要受军事教练，还要去建构防御工事的劳动。此时学校师长则鼓励优秀学生报考军校，又有高待遇能改善家计的诱因，况且当时连缓征都取消了，相较于当“军夫”或“特别志愿兵”，不如报考少年兵学校，日后凭努力亦是可能升迁为将校，更是凸显为精英高人一等的表征。虽然各校录取率偏低，但报考少年兵诸校依然都很踊跃，就算明知要被编入特别攻击队，还是络绎不绝的前仆后继跃跃欲试，其中如船王张荣发可说典型的写照。
“陆军少年飞行兵”于1933年4月奉敕令68号的建立，为当时日本陆军招募航空兵，以及培养航空人材的正式管道与制度之一，经一连串的筛选与试验后，取得复试合格的人会被分发到“航空基本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飞行基本训练。分科后，再依各学生所属的科目分派到各个“航空上级学校”受训一至二年，并在此接受各科的专业航空训练，训练课程结束后，再以实习名义分配到各个航空基地训练。共招收20期，到战争结束为止，曾招募了台籍百馀名向往飞行青少年加入，但若毕业者不少都被编入特别攻击队，不过多数幸受训未结业就终战而免于其难。台籍少数上阵者皆是战功彪炳，如击落盟军战机的许仑墩、参加特别攻击队牺牲的刘志宏最著名。除了航空学校的少年飞行兵募集以外，其他少年志愿兵的项目及学校，则另有陆军少年战车兵学校、陆军少年通信兵学校、陆军野炮兵学校、陆军重炮兵学校、陆军防空学校、陆军兵器学校等，均有台籍青少年加入其中。
海军是技术的兵种，相对各类专业需求量大，人员都要长时间的教育养成；因此在台湾也招募数百人青少年，加入日本海军的各种术科学校，包括普通科培训生、高等科练习生、特修科练习生等教育班队；而招募条件和学习模式，基本上与陆军少年兵大同小异。此外，海军飞行予科练习生于1930年开办招收学生，亦曾1944年10月顷，开办“特别丙种飞行预科练习生（特丙飞）”班队，成员乃从朝鲜和台湾所招募的海军特别志愿兵，选拔在高雄海兵团基础教育受训成绩优秀者，参加第1期练习生（朝鲜出身者50人・台湾出身者50人）共100人，并与“海军乙种预科练习生”第24期班队，同于44年12月1日一起在鹿儿岛基地受初级飞行教育，然后1945年6月转往至土浦基地受进阶飞行训练到终战。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引进西方的军事制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兵役规划，经历多次的沿革调整后，并演发出类似台湾预官和预士的考选方式，入选者称为干部候补生，通常高等学校毕业可考选为甲种干部（军官）候补生，中等学校毕业可考选为乙种干部（下士官）候补生。1938年4月的新制，不管甲乙种的干部候补生，入伍后一律受训为期9个月的养成教育，甲种干部候补生的军阶，依递等级从二等兵进升至军曹（中士），受训不及格者即为军曹派用，受训及格者为曹长（上士）待遇的见习军官，而在部队见习中经长官推荐，才能正式实授为少尉，任职一年后大学毕业者或表现优秀者可升中尉；至于乙种干部候补生的军阶，也依递等级从二等兵进升至伍长（下士），一年后表现优秀者可升军曹。其中各军种比较有代表性台籍军官，如担任关东军大队长的陆军少佐锺谦顺、海军舰队船副的海军大尉刘元孝、海军陆战队的海军大尉吴振武、航发试飞员的陆军中尉许清卿、陆航飞行员的陆军中尉邱锦春。
学生出阵 日文乃称为学徒出阵（大学生称为学生、中学生称为生徒），即原本20岁以上可以办理缓征的学生，因为战事不断的扩大，需要大量的基层干部，先是以缩短修业年限，其次取消高等学校生（文科和一部分理科学生）的缓征，后来所有中等学校以上的在校学生，都动员编入学徒兵担任预备队。为了鼓励大学生投笔从戎，各地（含朝鲜、台湾、满州国与沦陷区）皆陆续举办大型欢送会，在台湾所举行出阵的壮行会，于1943年10月21日以台北为集合地，1944年多了台南集合地。可惜这群高学历的菁英份子投入战场，很多担任神风特攻队员而牺牲，因此日本高教学校都立纪念碑，以纪念受征召而阵亡的学生。台籍学生只要是在日本统治区读书（含朝鲜、台湾、满州国与沦陷区），几乎都会被征集到，此外这些出阵的学生，也是台籍日本军官的来源之一。当中前总统李登辉为最具代表性，其在干部班队同一起受训者的资料显示，另有12名台籍的大学生，日后皆为受重任者。
日本在未宣战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7日，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拉启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旋即1942年1月（昭和17年），在台湾公布“陆军特别志愿兵令”，限定台湾籍人员自17岁至30岁，均可参加应募。选取合格者即可入台北六张犁“陆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受六个月入伍训练，结训后始有被采为陆军志愿兵的资格。1942年度第一期“陆军特别志愿兵”召募，有425,921人应募，取1,020名，分前后两期各508人与512人，进入“陆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受训，前期训生入营充现役兵，后期结训生作第一补充兵；，在第一年结训后，多补入为48师团，派往南洋作战。1943年2月12日召募第二期陆军特别志愿兵，当时有601,147人前来应募，取1,030人受训。1944年应募陆、海军者，共759,000馀人，而第三期陆军受训人数则增为2,200人。第二、三期结训者，除为现役兵外，馀为第一补充兵守备台湾。另外陆军特别志愿兵也于1943年10月与44年10月，先后两期专门召募高砂族的志愿兵，各为500名及800名。据统计日军召募台湾人充当“陆军特别志愿兵”者，约有5,550馀人。
1943年（昭和18年）5月11日，日本通过阁议，颁定敕令608号〈海军特别志愿兵令〉，宣布在台湾和朝鲜同时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台湾总督府在7月17日公告“海军特别志愿兵令”，于8月1日正式招募。应募者资格：凡年满16岁至20岁者（翌年修改为14岁至20岁），须国民学校六年毕业者以上学历者，体检合格均可应募，服役年限为3年，预备役为12年。第一期提出申请者高达316097名，应募合格者1,000人，在10月1日到台湾总督府设立“海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受入伍训练6个月，接著再入高雄海兵团受专长教育3个月。海兵团是海军训练机构，内有六个兵科包括水兵分队、机关兵分队、通信兵分队、工作兵分队、主计兵分队、卫生兵分队等，有别于训练所阶段授予的基本军人训练，进入海兵团后分别编入所属兵科，并依其专业施行训练课程。结训后为一等兵，其被分派地点大略归结为三处：一、派往东南亚各海军根据地驻防；二、纳入台湾本岛各海军部队留守；三、优秀者送往日本海军诸学校（丙种练习生班）进修，待结业后再依受训专长分发部队实习，满一年表现良好者可以晋升为兵长（准下士官）。
随著战事的进展急需大量人员，第二期1944年4月1日召募入选者2,000人；并于1944年5月9日，日本内阁发布敕令第340号〈海军特别志愿兵令改正令〉，原本志愿者需先入训练所，受一定训育后，经认定符合资格者，方可进入海兵团之规定，现根据此改正令废除训练所，改为直接入高雄海兵团受基础教育6个月训练，且每3个月即招募一批次兵员送训。所以第二期即1944年8月1日提前进入高雄海兵团受训3个月，第三期也一起同日直接进入高雄海兵团，不过要在海兵团受基础教育6个月训练。第二期结训后，成绩优秀者则被送至日本内地海军诸学校进修，其中有一批300名的台湾籍士兵，则在1944年11月7日被安排登上特设巡洋舰护国丸，由基隆港出发航往吴军港；不幸却在1944年11月10日凌晨，护国丸航行至九州外海古志岐岛灯塔海域附近时，遭盟军潜舰Barb号以鱼雷击沉，事后清点乘员名单，有台湾籍士兵212名就此失踪判定阵亡。
由于雷伊泰湾海战大败后，日本海军的制海权与制空权旁落，终导致台湾各港口机能的丧失与海域遭受封锁，因此第三期结训后已无法进行外派，全部均留在台湾战区的海军各部队服役。日本当局面临即使如此，对台湾籍海军特别志愿兵的组训工作仍然持续不辍，紧接著第四期在11月之际召募入伍，又1945年2月又有第五期召募入伍，至1945年5月间则有第六期的召募入伍，总计六期共召募11,000馀人。另外，台湾籍的“海军特别志愿兵”，除了在本岛征募之外，于海外的占领地，台湾人亦可经由一定程序，办理申请转服特别志愿兵，如海南岛驻守的部分台湾籍海军特别志愿兵；但在太平洋前线战地情况危急下，往往是现地征召转服志愿兵的方式，直接纳入特别陆战队的战斗编组。
依照目前资料显示，早在1937年9月台湾守备混成旅团派遣部队出征时，所招募的军夫即有高砂族去应征从征，且立下军功的记录。不过专门以高砂族为对象组成的部队，乃台湾军参谋长和知鹰二观察理蕃事务心得提出的建议，由台湾总督府从1942年初开始招募起，通常每3个月招募一回，以“高砂义勇队”名义共招募了七回，高砂族“特别志愿兵”招了两回。（注：在日本时代的户籍属原住民，尚有多个平埔族群登记，而且人数也多于高砂族群，却仅由高砂各族群成立高砂义勇队，可见日本人对高砂族的资质特性评价很高，不是受汉化的平埔族可以比拟。）第一回招收各部落的菁英500名，经短期的基本教练和编组，在1942年3月12日以“高砂挺身报国队”的原名授旗成军；3月23日到达菲律宾马尼拉上岸后，本该是担任辎重工作和勤务支援的军夫，但在丛林绝径里能开路前进，又可从崖岭峭壁攀越通过，善潜伏默行并能观辨敌踪，且个个都是英勇善战的神枪手，因此不久改编成称为“高砂义勇队”的战斗支援部队；其适合担任特攻奇袭的任务，先后在4月份的菲律宾巴丹半岛战役，及5月份的科雷吉多岛战役 (1942年)，都立下奇功深受日本人赞赏。所以当第一回成员回归乡里，全获得日本当局以优厚的条件安置。
自第二回起所招募的成员，开始要先受3－6个月的军事训练和专长教育，通常高砂义勇队在受训期间，品行忠忱及学科术科测验绩优者，都会提报为代理班长或军夫主管任用，结训后全员（含日本人在内的队职干部）才搭船分发至前线各地。第二回招募1000人，于42年7月份前进菲律宾担任绥靖的工作。第三回招募600人，在42年10月份前进200名到索罗门群岛，其他414名转往新几内亚岛。第四回招募1000人，1943年3月以后陆续分几批前往新几内亚。第五回的高砂义勇队，共有516名队员于43年7月被派遣到新几内亚。通常队员们到了战地后，先安排位在各地的陆军野战货物厂服务，从事担任搬运物资补给的军夫工作一阵子，接著派遣到各据点部队开垦屯驻；然而这些高砂义勇队，本来就天生的丛林战士，并都有再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当新几内亚战况危急时，即全部以现地征召的方式，编到战斗部队的特别行动队。如赫赫有名的“猛第2689部队”，“猛”字部队任务是为掩护日皇军转进顺利，而扮演阻扰美澳联军展开突击的游击战部队，但也因此付出惨痛的高伤亡代价；其他留在新几内亚的高砂义勇队，亦同样纷纷被编成立特别行动队，如“斋藤特别义勇队”、“大高搜索队”、“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神林部队”等，皆是属于陆军特种部队番号。
接著第六回和第七回是各招募约1000人，由海军向台湾总督府提出的员额，皆在台中基地受3个月基础军事训练，然后以“海军工员”任用并到高雄再加予3个月专长教育，但到了战地全被编入海军特别陆战队驻守。第六回4月15日入伍，结训后于10月份高雄搭船派去拉包尔，战后能回到台湾者仅有280名；而第七回7月15日入伍，结训后则12月份高雄搭船前往新几内亚。可由前仁爱乡长布农族的高聪义回忆得知概况，其在1943年7月自愿加入第七回的高砂义勇队，据他的访问录记载：“高砂义勇队的行动，在那时是秘密、不公开的；他们在战场从事的工作，是同军人参与作战的任务，但身份并不是军人，也不是军属（有点像廓尔喀雇佣兵军团）。由于高砂义勇队是被征调的（不像日本人，当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国民义务），工作危险性也较高，因此薪津要比一般军人月俸高。一般军人月俸17圆，高砂义勇队是40多圆。调去海外者另有加给，且前线再加成，每年还有奖赏和升等，这一切都有明文规定。我进入第七回高砂义勇队后，到台中的旧军用飞行场（不是清泉岗）受训六个月，属于第三中队。第七回高砂义勇队有五个中队，将近1000人；每个中队有四小队，每个小队一位小队长和一位指挥班长（类似副小队长，战时执行小队长的职责）；一个小队长带四个班（一个班即一个分队），一个班有13名使用步枪的队员，另外再由两个队员负责一支机关枪，等于一个班有15个人。我们在昭和18年（1943）12月时由高雄出发，前往新几内亚。抵达新几内亚后，高砂义勇队的五个中队与当地的日本海军独立队混编，我的部队属于佐世保镇守府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
另外，在台湾所招募的一般“陆军特别志愿兵”里，也有不少是高砂族出身，乃从中再挑选出高砂族战士约160名，并同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结业的干部40名，共200名一起编成的特种部队，分为“台湾军游撃第1中队”、“台湾军游撃第2中队”。由于日军参谋本部计画把这批的兵员施以特训，全留在新竹湖口基地接受专业教育，期能担任陆海空三栖作战的特种部队，因此跳伞训练也是重点之一。
尔后，改以“高砂族陆军特别志愿兵”的名义独自招募，第一回高砂特别志愿兵于1943年10月招募500人，11月15日亦在台湾军第一联队所属的湖口基地入伍，由南机关出身的川岛威伸少佐担任大队长，大队下设队部和4个中队，中队下设队部下和2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5个班（分队），干部和士兵一起全员施以特种作战训练6个月。第一回高砂特别志愿兵结训后，于1944年5月28日与“台湾军游撃第1中队”从高雄港同船出发，6月初经马尼拉驻泊补给，此时“台湾军游撃第1中队”则下船进驻菲律宾支援。第一回高砂特别志愿兵大队作短暂停留再启航，至7月12日开到印尼摩罗泰岛，随即全部被编入“辉第二游击队”备战。不久9月15日美军发起摩罗泰岛战役的攻击行动，凭借海空优势猛烈火力重创日军，又在美军强袭登陆扫荡下，高砂兵虽奋勇却不敌而战死泰半，战后仅173人回到台湾，且遗有残留日本兵中村辉夫的憾事。
缘自1944年10月份，美军势如破竹欲进攻菲律宾，爆发雷伊泰岛战役，当时日军为了打击美军的航空基地，策划了以运输机搭载特战部队，强行降落敌机场突袭，几乎形同自杀的战术。此次行动称为“义号作戦”，部分行动交付“台湾军游撃第1中队”实施，暨“飞行208战队”派4架零式运输机支援，由桐村浩三中尉等8名飞行员驾驶；故编组四个特遣小队去分别突击，每一个小队有军官1人、士官2人、高砂族士兵12人，以支队长中重夫中尉为首共60名成员，成立代号“薰”空挺队来执行此任务；于11月7日，他们如同神风特攻队般壮行出发，前往雷伊泰岛突袭。搭载“薰”空挺队的1号机，先在日本军控制的巴伦西亚机场着陆，与第日本26师团会合后一起行动，担任前锋开路侦察危险的任务，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台湾。“薰”空挺队2号机，趁著黑夜奇袭美军占领的布拉文（Burauen）机场，破坏机场上的美军战机与设施；“薰”空挺队员对著飞机丢“手榴弹”、“炸药”，布拉文机场的美军一时混乱，却发现日军数量太少，即开始包围歼灭“薰”空挺队员。根据美军记录在布拉文东方16公里塔克洛班海岸，发现2架日本军大型机消失于黑暗之中的报告，可能的下场是搭载3号和4号机的“薰”空挺队员，亦袭击了附近的塔克洛班(Dulag)机场，但也因“玉碎”行动而战死异乡。
至于第二回高砂特别自愿兵在1944年10月招募800人，44年11月入伍编进台湾军，亦是干部和士兵全员一起在新竹湖口基地，同样施以特种部队训练6个月后，因美军的海上封锁导致部队无法顺利外调，另也为了防御美军可能登陆台湾，幸而全部留守本岛至终战。
战后，众多跟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退役日本官兵皆感念不已，更赞叹高砂义勇队的精神、能力远远高于日本内地军人，使日本军的行动往往极度依赖高砂义勇队。其中有回忆说道：“该队人员能于无道路之丛林穿梭自如，也可以分辨远处声音来从事侦察，凭借一把番刀遮伏痛击敌人。由于队员精于狩猎采集的野外求生技能，对丛林内的动植物可分辨可食或不可食，并传授其他日军在丛林生活的方法，使日军同僚被围困在缺粮下得以补给。”又有原日本同僚亦说“日本兵罹患疟疾，高砂队员能冒险摘椰子取水解热。”另有共事过的日本部队长感叹道：“高砂队员的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连内地出身的将兵也难望其项背。”[h]另外，相较于其他日本殖民地征召的军队，战时的日本精神锻炼也同样遍地雷厉风行开展，但却没有如同高砂义勇队受到深深的影响，从新几内亚战场的表现可看出端倪，朝鲜籍部队就显得散漫的多，更别提其他东南亚籍部队杂乱无章，高砂义勇队奋战不懈的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的称赞不已。因此，高砂义勇队不少战功彪炳被破格晋升者（很悲情多半是殉职追晋），不过也有如阿里山乡邹族的汤守仁，被派至中国战场因有特殊战功，破格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晋升为军官。
1944年（昭和19年）4月19日敕令公布台湾实施征兵，9月1日起执行预备作业，此举也是台籍日本兵以军人职称的大宗。从1945年1月开始对台湾全岛19岁至40岁的壮丁，第一梯共45,726人施行身体检查，分甲种体位4,647人，乙种体位18,033人，皆直接入营为现役兵。2月再检查合格壮丁7,000人，征送入营为现役兵，另外7,000合格壮丁为补充兵。因战况危急至此，征兵召集众多的义务役，皆编入驻守在台湾的第10方面军辖区内，包含所属日籍与台籍的军人号称20馀万部队，大都派在台湾本岛巡弋海岸与戍卫军事要地，准备抵御盟军来袭的登陆作战。
日本陆军在俘虏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安排上，主要是以雇用朝鲜、台湾等殖民地人为军属，分为相当于下士官的雇员及兵卒的佣人两种级别，使其担任收容所相关戒护管理。在1942年5月，军方即委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在台湾募集美、英俘虏监视员，其招募同样以福利和条件较佳为号召，且语言能力好者都能充当通译，报名资格为18岁以上、未满30岁，国民学校毕业程度以上之本岛人与高砂族男性，尚须检附履历书及医师开立之身体检查证明书；第一批的报名至5月24日截止，全岛共有5,737人应募，在6月1日至3日间于各州厅实施甄选，经录取共850人，往后亦循此模式招聘各梯次的监视员。录取者绝大多数是来各地自青年团成员，已在青年学校完成基础军事训练，因此在训练所受3个月的专长教育，即结训分发各地战俘收容所，除了部分留在台湾本土外（台湾战俘营），多数远渡南洋各地看管战俘。由于日军对战俘待遇很苛刻，每天使其不勘负荷的劳动，又任处于饥饿疾病而不顾，尤其战场失利补给被切断下，常执行诸多非人道命令（注：英属婆罗洲日占时期）。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台湾）日双方开始协商二战时期，原有台籍日本兵之赔偿事宜，但当时日本政府坚持，因为台湾已经被中华民国统治，在不具有日本国籍身分的情况下，这些原台籍日本兵（军人与军属）不能与日本人等同享有，由日本政府所订之《恩给法》及《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援护法》之权利。再加上《中日和约》〈第三条〉中明订──“关于日本国及国民在台湾及澎湖之财产，及其对于在台湾及澎湖之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所作要求（包括债权在内）之处置，及该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在日本国之财产，及其对于日本国及日本国国民所作要求（包括债权在内）之处置，应由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间另商特别处理办法。本约任何条款所用‘国民’及‘居民’等名词，均包括法人在内。”因此，要整合求偿有相当难度。[来源请求]
直到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2年9月27日建交之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口头终止与中华民国所签订的《中日和约》后，反倒比较容易展开对日求偿的作业，但求偿的工作结果仍旧是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有求偿的项目相当繁多，诸如：台湾人被征服兵役或劳役伤亡者之抚恤金、应领未领之薪金、军邮储金、驻外银行存款、现今引换证（兑换券）在台之保险金…各种公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德国马克）、邮政储金、补偿费等。而日本政府除了搬出法令阻挡外，也反过头来要求我们[谁？]必须协商赔偿，当时原居住于台湾地区日本人，在遣返日本之后所留财产之补偿。[来源请求]
1977年，由台湾的5个民间团体，如“台湾前国军退伍军人及遗族协会”、“台日和平友好促进会”等组织，开始对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包括当年的“军事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金”以及“海外日本兵军饷”等。迫使日本政府编列预算，于1987年9月11日在众议院，18日在参议院相继通过，支给台湾人原日本兵死亡及重伤者遗族《特别吊慰金支给法》，除了发放每位阵亡者遗族“吊慰金200万日圆”外，日本政府还另加拨事务费4,700万日圆，作为委托中（台）日两国红十字会之发放作业金，发放作业原本计画自1988年起开始发放，预计以3年的时间完成所有发放作业，不过实际上却拖至1995年才开始发放。（当时120日元可兑换1美元；美元与新台币的平均汇率为27.37元；200万日币约等于45～46万台币。）[来源请求]
依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战死和失踪的日籍台湾兵有30,304名，但最初中华民国内政部所记载之阵亡台湾兵人数却高达42,678人，之后经亚东关系协会和日方仔细比对后，删除部分重复登记的名字后，最后确认实际阵亡应为32,806人，重伤者有327人，伤亡总数共为33,133人。遗属经过多年争取，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币200万圆的吊慰金。日本政府却对日籍台湾兵有差别待遇，比起日本军的慰问金数目，相差数十倍。（但战后日圆的狂贬，到回升至稳定值间的波动倍率，这方面也是要去评估；不过当时1980年代，国军义务役死亡抚慰金不到台币20万元相比，可以客观比较。）[来源请求]
“原日本军人军眷之未付薪金”、“军事邮政储金”、“外地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金”、“邮政年金”等五项给付，又以“军人军眷之未付薪金”与“军事邮政储金”两项金额为最高。军人薪资积欠部分共有八万四千件，在民国89年（2000年）1月底前计有五万五千件提出申请，占总数的66％，而实际领钱的有四万三千件，约占总数的51％，己支付61亿日币。军事邮政储金方面，全部件数约是六万件，己提出申请者为五万三千件，占总数的98％，己受理支付者共二万九千件，约达总数的48％，己支付34亿9千圆日币，日本政府共编列353亿日圆预算来偿还债务，但到民国89年（2000年）2月底约仅发还110亿，显示因为补偿金额过低，日本政府付给日本内地军人的是原金额的7,000倍，至于补偿付给台籍日本兵则仅有“120倍”，（平均每个帐户补偿金额约12万日圆，折合约新台币2～3万元。）许多老兵认为受到重大侮辱，气得拒绝领取，声称：“要让日本政府永远欠我们！”。[来源请求]
战后，盟军对日本战犯以及台籍日本兵，作出ＢＣ级战犯的审判。（注：Ｂ 级属战争罪，于战争期间对敌国民众的犯罪、Ｃ 级属违反人道罪，非仅于战时，包括平常时期对人民所犯下的违反人道之罪。）经日本史学者茶园义男编著《ＢＣ级战犯关系资料集成》整理，ＢＣ级战犯判刑的台籍日本兵计173名，其中26名被判死刑、几乎为宪兵、通译、战俘监视员；馀被判20年以下的徒刑（大部分也为战俘营的监视员）；这些战犯，先分别关在南洋各地集中营，后来再移押至东京巢鸭监狱统一监禁，于1952年旧金山和谈后，才陆续被释放。当日方宣布台湾人丧失日本国籍，因此更不负履行为其效命的赔偿责任，所以这些代过受罪的监视员，即面临到身份认同和权益受损的危机，犹如战败弃子般自生自灭可谓下场凄惨；之后，虽说战犯们归属中华民国籍，但接收的国民政府态度消极，认为他们对祖国认同及忠诚度有问题，并因228事件后加深其误解，返台后皆被加强监管，常面临到警总的跟踪与监视，生活不宁或被歧视，多半过著艰苦的生活。[来源请求]
邓盛担任原台湾籍日本兵对日讨债团团长，以战伤重残伤兵之平民身份，代表战死家属与重残伤兵状告日本政府，与日本政府缠讼多年。促成日本于其身故后，以民间名义赔偿，原台湾籍日本兵，战死战伤重残每人200万之慰问金赔偿，及后续之邮储金赔偿。
许昭荣担任全国原国军日籍台湾老兵暨遗族协会会长，因抗议当时的台湾政府对日籍台湾老兵及遗族不闻不问，而于2008年5月20日自焚而死。
史尼育唔在日治时期叫“中村辉夫”，汉名叫“李光辉”，是属于阿美族的台湾原住民。1943年10月15日入选高砂族“陆军特别志愿兵”，而离开家乡台东厅新港郡都兰庄（今台东县东河乡），先在新竹湖口基地（当时加入台湾军第一联队），接受陆海空三栖特种作战训练6个月后，以陆军一等兵的身分，于1944年5月28日从高雄港出发，前往印尼摩罗泰岛驻守，在7月12上岸，旋即被日本军编入“辉第2游撃队”，不久美军于9月15日发起海空攻击行动，随后采取登陆作战，在美军猛烈的攻击下，此时担任侦查兵的中村辉夫和部队离散了，就深入丛林中潜伏伺机行动，利用野外求生的技能继续支撑著，并不知道日本已经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所以仍然一直坚守奋战不懈，在丛林中独自顽抗度过了31年。
虽然1956年在这个岛，发现了其他9个日本兵（3个日本人，6个台湾人），但依旧遗漏了中村辉夫，尔后期间有所听闻却都不以为意。直到1974年11月中，“辉第2游撃队”前队长、陆上自卫队退役陆将补（少将）川岛威伸带团前往摩罗泰岛吊祭时，听闻到还有日本兵残留，就坚持印尼政府要协助搜寻；印尼政府马上派遣11人组成的搜寻队，终于在12月17日发现其踪迹，隔日早晨一行人唱著日本国歌君之代，中村辉夫听到歌声就惊讶的出来探望，随后被搜索团带回基地。1974年12月25日，日本驻印尼大使馆接获“寻获日本兵”通报，28日大使馆防卫驻在官（武官）汤野正雄飞赴摩罗泰岛基地，会见在医院中接受体检的中村辉夫。面对武官的询问，中村极为清晰的以日语一一回答。当武官告知中村，30年来的世局变化，同时台湾与日本已经一分为二时，中村依然冷静回答：“日本没有输，我要回日本！”（日本は负けてはおりません，自分は日本に帰りたい。）12月29日，日本大使馆为中村辉夫于雅加达举行国际记者会，会中虽备有台湾语翻译，但中村坚持使用日语全程回答。
在双方政府角力下，“最后的帝国军人”中村辉夫兵长（准下士官），还是以“李光辉”的新身份送返台湾。当时获得日本政府补偿金和民间捐款及台湾政府的救助金共约100万台币（800万日圆）。于1975年1月8日回到台湾，可惜造化弄人，在机场的欢迎会中，得知妻子改嫁时还暴怒，当时出生仅一个月的儿子，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虽然部落乡亲亦在泰源小学举办盛大的欢迎会，但毕竟离开故乡31年了，还是相对非常生疏，更何况回家乡后，他的心理和生活都受了巨大转变，自此在心情、作息、饮食都不健康的情况下，罹患肺癌并于1979年6月病逝于台大医学院[12]。
由于印尼人的观念，认为是日本帮助了印尼独立建国，所以对日本很友善，摩罗泰岛特别也建立了二战博物园区，并于2012年9月14日，建造了中村辉夫的纪念铜像，且巂文说道：“一个守护印尼摩罗泰岛而对抗殖民者奋战不懈的战士”。
李柏青（1922年－2013年10月16日），日本名宫原永治，印尼名Umar Hartono（乌玛尔·哈托诺）。为日治台湾的台南州人（今为云林县），乃是第一期陆军特别志愿兵，从征东南亚各地，有战绩且实战经验丰富者，战后和同袍为认同大东亚共荣圈理念，即参与印尼独立革命而浴血奋战，终成为印尼建国英雄之一。并在2005年，出席印尼建国60周年庆典，获印尼总统尤多约诺颁赠印尼建国英雄勋章，为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台湾人。
陈智雄（1916年2月18日－1963年5月28日），台湾阿缑厅人（今屏东县中北部）。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因精通多国语言，被派至印尼担任外交官，随日军担任通译，战后参与印尼独立革命，并娶印尼当地的印荷混血女子为妻，又透过妻儿的掩护，将原日军的军火供应给印尼独立军，独立后首任总统苏卡诺待他如国宾，且授以荣誉国民的最高荣誉。
之后，因参与台湾独立运动而抛家弃子，离婚后欲回台湾，却被护照撤销成为无国籍者。为了进入日本，在飞机上巧遇瑞士外交官，受其协助取得瑞士国籍。曾经担任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东南亚巡回大使，中华民国政府视为眼中钉，把他由日本诱捕回台，在无情凌虐皆坚定不屈，惨遭枪决处死，身后由其妹处理，奉安于宜兰白莲寺，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
刘志宏（1923年－1944年），日文名泉川正宏，新竹州苗栗郡铜锣庄人，于日本东京陆军航空学校、所泽陆军飞行学校接受飞行训练，在参加菲律宾特攻出击时，被美军高射炮火打下身亡，死时年仅21岁，之后入祀日本靖国神社。是目前记录可证实的台湾籍神风特攻队队员。[13]
董长雄（日本名：玉峯长雄）因成为战犯而被判绞刑所写的遗书，一直被放于日本靖国神社，未交到遗属手上。2003年，台湾“全国原台籍老兵暨遗族协会”会长许昭荣被日本人告知此事，并经由他将遗书影印本带回台湾，交给董长雄家属。
台籍日本兵董长雄，二战期间离开妻子和年幼的独子，被日本政府征召到印尼管理战俘营。日本投降后，这名宪兵队通译被盟军国际审判庭视为战犯，并判处绞刑，当时有26名管理员被处死，但只有两人被处绞刑。 临刑之前写了遗嘱。这份遗嘱，日本政府并没有交给遗族，而是存放于日本靖国神社。他临死前遗愿，希望死后独子董英明能接受日本教育。但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多年，终其一生，不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顾。
董长雄遗书中写著：
| “ | 我是台湾人，因故我奉献我的身体，牺牲了妻子，在法庭上力争，最后失败而赴死地。我是为了日本，遵守始终一贯的信念来战斗。如今国籍虽有变更，但我仍想以日本军人身分走向那另一个国度。若是这法庭不是为正义，而是为报复而进行裁判，那我被判处死刑也毫无怨言。 | ” |
在遗书中为独子董英明请求：
| “ | 大日本帝国若能复兴，期望日本政府能给我那一个儿子有接受日本教育的机会。 | ” |
只是日本政府没有依照其遗愿（大日本帝国并无复兴），让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让董长雄的遗书留在日本靖国神社五十多年。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长刘峰松、编纂李展平到屏东县做战后史田野调查，在枫港找到董长雄的儿媳孙素珠。她说，房租两千块钱，一年顶多三个月有工作。这日籍台湾兵的后代家徒四壁，日本政府从未关照他们家。2003年日本政府曾请许昭荣代为探视董英明，了解其近况，但知道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后，即不再闻问。
简传枝，于2005年84岁的宜兰县民，60年前志愿从军当日本兵，日本名“竹内传一”。简传枝花了五年时间，以日文、中文完成“日籍台湾兵手记”，并提供给在台湾的国史馆参考。简传枝说：“当年自愿当日本兵的台湾囡仔（台湾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没有侵犯他国的意图！”他透露说：“日本时代的台湾人，可说是二等、甚至三等国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湾人供给量少的下等猪肉。因为只有当兵才能不被歧视，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因此，许多台湾人就志愿从军。”“1942年，42万多名台湾人自愿当日本兵，但经过严格筛选后，只录取502人；有台湾人未获录取当日本兵者，甚至想不开去自杀。他那年21岁，在七堵乡公所畜产课课员，志愿从军并获录取。”“当时日籍台湾志愿兵可说是“男人中的男人”，极为风光。那时自愿进入日本陆军，将生命奉献给日本的日籍台湾兵，为的只是表现台湾人也有资格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根本没有要侵犯中国或他国的意图。”
简传枝问：“如果当年日本没有战败，台湾现在还可能是日本的领土，何来背叛之说？”当年他争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现在还以曾身为日本兵为荣，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国神社参拜过。简传枝同时保存一个“大东亚从军记章”，是参加战争，日军送的纪念品。简传枝说：“但在反日宣传教育下，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往往对上一代曾为日本兵的长者，误会是侵害中国人、帮助仇敌、当成背叛者！这应该是60年来日籍台湾兵共同的沈郁吧！”
吴连义，1943年毕业于嘉义农林（今嘉义大学），翌年被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派到越南的日本军农业试验场工作，战后成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弃民”。吴连义后来滞留越南在当地娶妻生子，居于宁平省，2006年辞世，遗愿望落叶归根。[14] 此外相同经历者，尚有黄灿铢（乃台南市长黄伟哲的叔公），1922年出生，北门农工毕业，二战时亦被日本军部派到越南拓殖，战后因错过返乡机会，而加入越南共和国（南越）军队，暨娶了当地世家女子落地生根，且官拜陆军中校退伍，1974年3月时曾返乡，并曾被当时的《联合报》报导过。却也基于此，在统一后的越南被监禁劳改11年，出狱后侨居丹麦10年，等越南改革开放才再回胡志明市定居终老，于2016年初辞世，其内心始终惦记台湾故乡的社会脉动。[15]
李登钦（日本名：岩里武则）为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之兄，1921年2月19日出生在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淡水高等小学毕业，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任警察，官阶为巡查。1943年报考海军特别志愿兵第一期，当时提出申请者高达316,097名的竞争下，通过体检、笔试、口试才获得录取。并在高雄海兵团受训完后，1944年7月前往驻地服役，被编入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海军根据地队“第31特别根据部队”，任职舰艇轮机兵。于1945年2月15日在军舰上战殁，随即与军舰同沈入海，得年仅24岁，因尸骨无存，李父始终不信爱子战死，后来以阵亡军人的身分，灵位入祀靖国神社供奉。
| 地域 | 分类 | 动员 | 复员 | 不明及战死 | 不明及战死率 |
|---|---|---|---|---|---|
| 朝鲜半岛[16] | 全体 | 242,341人 | 240,159人 | 22,182人 | 9.2% |
| 军人 | 116,294人 | 110,116人 | 6,178人 | 5.3% | |
| 军属 | 126,047人 | 110,043人 | 16,004人 | 12.7% | |
| 台湾 | 全体 | 207,183人 | 176,879人 | 30,304人 | 14.6% |
| 军人 | 80,433人 | 78,287人 | 2,146人 | 2.7% | |
| 军属 | 126,750人 | 98,590人 | 28,160人 | 22.2% | |
| 日本本土 | 全体 | 781.4万人 | 551.4万人 | 230万人 | 29.43% |
| 年度 | 志愿者 | 入所者数 | 竞争率 |
|---|---|---|---|
| 1938年 | 2496人 | 406人 | 16% |
| 1939年 | 12,348人 | 613人 | 4% |
| 1940年 | 84,443人 | 3,060人 | 3% |
| 1941年 | 144,743人 | 3,208人 | 2% |
| 1942年 | 254,273人 | 4,077人 | 1% |
| 1943年 | 303,394人 | 6,000人 | 1% |
1987年日本政府用特别立法的方式，以“吊慰金”的名义补偿台籍日本兵[k]。惟“吊慰金”不是日本政府给付日本军人之“抚恤金”，且“吊慰金”与日本军人的“抚恤金”有较大的差距。日本政府给付给旧日本军人的“抚恤金”约为台籍日本兵的“吊慰金”的58倍。
| 对象 | 名目 | 金额 | 给付者 |
|---|---|---|---|
| 战没者遗族 | 特定吊慰金（一时金） | 200万日元 | 遗族 |
| 重度战伤病者 | 特定吊慰金（一时金） | 200万日元 | 本人･遗族 |
日本赤十字社审查、裁定（总理大臣裁定权限委任）：
总额：529亿9,000万日元
除了日文军歌如《台湾军之歌》等以外，还有别的元素添入军歌。台湾在日本的皇民化运动下，台湾语流行歌谣被禁，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召集台湾人前去南洋当军夫，将《望春风》、《雨夜花》、《月夜愁》等流行歌曲改填日语歌词，成为《大地在召唤》、《荣誉的军夫》、《军夫之妻》，此举使得当时台语词曲创作遭压抑，因而在二次大战最后几年完全被日本军歌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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