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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最高领导人（1893–197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人[3]:3813，中国近代马列主义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和诗人。自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1949年起终身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及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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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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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官方肖像（摄于1959年）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 |
| 第一副主席 | 刘少奇（1956－1966） 林彪（1966－1971） 周恩来（1973－1976） 华国锋（1976） |
| 继任 | 华国锋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37年8月25日—1949年10月1日 1954年9月8日－1976年9月9日 | |
| 第一副主席 | 朱德（1937－1949） 林彪（1959－1971） 叶剑英（1973－1976） |
| 继任 | 华国锋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
| 副主席 |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 |
| 继任 | 自己（国家主席） |
| 第1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 |
| 副主席 | 朱德 |
| 继任 | 刘少奇 |
 第1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 |
| 继任 | 周恩来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 | |
|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 |
| 主席 | 周恩来 |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
| 副主席 |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 |
| 继任 | 自己（中央军委主席） |
| 第1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 |
| 副主席 | 朱德、彭德怀、林彪等 |
| 继任 | 刘少奇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31年11月27日—1937年9月6日 | |
| 副主席 | 项英、张国焘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 | |
| 任期 1925年10月5日—1926年1月23日 1926年2月5日－1926年5月28日 |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字 | 润之 |
| 出生 | 1893年12月26日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 |
| 逝世 | 1976年9月9日（82岁）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202别墅 |
| 死因 | 心肌梗死 |
| 墓地 | 中国北京市毛主席纪念堂[注 1] 39.9010°N 116.3915°E |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 其他政党 | 中国国民党（1922年9月－1927年7月15日） |
| 配偶 | 罗一秀（1907年－1910年） 杨开慧（1920年－1930年） 贺子珍（1928年－1937年） 江青（1938年－1976年） |
| 儿女 | 6子4女 见子女 |
| 父母 | 毛贻昌（父） 文素勤（母） |
| 居住地 | 详见毛泽东居所列表 |
| 母校 |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
| 著作 | 详见毛泽东著作列表 |
| 宗教信仰 | 无神论（前为佛教[1]）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
| 服役 | |
| 服役时间 | 1911年、1927年－1949年 |
| 参战 | 第一次国共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 韩战 越南战争 中印边境战争 中苏边界冲突 西沙海战 |
毛泽东早年就读于私塾，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1927年至1949年主要参与第一次国共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并于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确立其领导地位[注 2]。1949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至195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外，毛泽东还先后兼任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暨名誉主席等职务。
毛泽东的一生对中国乃至亚洲影响重大，其思想亦随着输出革命而被毛主义者所传播。其曾被《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人之一[4]，世界各地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充满了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内推行计划经济、在农村发起了土地改革运动并广泛开展扫盲运动，主导修订了《五四宪法》，此后参与规划一五计划、三线建设等经济建设方针并大幅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包括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工程规划；与此同时，他也发动或主导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如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亦曾一度退居二线。据各方估计，毛泽东时代的各类政治运动及三年困难时期共造成约4,000万至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5][6][7][8][9][10][11]。外交上，毛泽东曾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和“不称霸”等思想[12]，介入了韩战、越南战争等冷战期间重大的历史事件。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注 3][13]:1，字咏芝（后改润之）[14]:9，为毛贻昌和文素勤的三子[注 4]。毛泽东从六岁起就要帮家里拔草、放牛、抬粪、砍柴，识字后还要帮父亲记账[14]:10。
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属于中农至富农[15]；根据1939年12月28日，弟弟毛泽民代毛泽东为共产国际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毛贻昌“三十岁以前，专为耕种；三十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13]:1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与堂弟毛泽连谈及毛贻昌向毛泽连之父毛菊生买进其赖以活命的7亩田，认为此事极不道德：“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你父亲是堂兄弟，买你家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识到这不光是个人与家庭问题，还是社会制度问题；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情，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13]:39-4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到长沙读书。在读期间，他首次看到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并因此知晓了孙中山、黄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中国同盟会的纲领，为黄花岗起义感动，进而开始支持革命党人[16]:10。为此，毛泽东公开在学校贴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提议请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14]:19。同年5月，国内掀起保路运动，毛泽东与同学一同投入其中；毛泽东和另一同学带头剪去辫子，随后又强制十几个同学也剪掉辫子[16]:10。同年10月24日，毛泽东入伍，于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14]:20。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中成立，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为干事[14]:45；不久萧子昇赴法国勤工俭学，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一批新型社团组织，最初强调个人修养；三个月后，毛泽东和蔡和森相商“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17]:15。同年10月，经恩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当了月薪8元的图书馆书记[18]。其工作除了负责登记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者姓名外，还包括打扫卫生，管理15种中外报纸。[14]:49。
1911年，毛泽东当兵时在中国社会党人创办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一词，接着又读了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写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逐渐开始拥护无政府主义[20]；在北大时，他还常与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21]。直到1920年夏天，毛泽东才开始接受、传播马列主义思想。[22]1956年，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提到：“当时（1900年代初期）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23]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14]:53。后湖南学联创办《湘江评论》，由毛泽东当主编；其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称：“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14]:54-55。同年8月中旬，湖南督军张敬尧查禁《湘江评论》[14]:57-58。
192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16]:59。同年9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新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1920年底，毛泽东先后参与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3]:3813。
1921年夏，中共一大召开，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参与此次会议，并负责记录工作。[16]:85。会后，毛泽东先后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3]:3813。
毛泽东参与了中共帮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行动，并于国民党一大、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3]:3813。
1922年9月，毛泽东加入中国国民党，直至1927年“七一五事变”爆发为止。胡汉民、汪精卫曾向孙中山举荐毛泽东[24]。
1923年6月，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局秘书[3]:3813。
1924年2月，毛泽东任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14]:99；5月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6]:126。同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劳累患病，回湖南疗养[16]:130。
1925年五卅运动后，毛泽东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二十多座村内建立雪耻会，以作为国民革命基础项目[14]:115。6月中旬，毛泽东等成立中共韶山支部[14]:114。同年8月28日，湖南省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14]:116。同年9月，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务繁忙，无力兼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便于10月5日荐举毛泽东为代理宣传部长[14]:103。
1926年1月28日，毛泽东和蒋介石于国民党二大首次近距离接触：毛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当选中央候补执委；蒋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当选中央执委[25]:97。同年3月19日，毛泽东任第六届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4]:118。任内，毛泽东为中共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3]:3813。同年5月25日，由于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14]:110。同年11月，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3]:3813。
1927年，毛泽东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3813；1月4日起，他考察湘潭县、湘乡县、衡山县、醴陵县、长沙县，三十二天内走了七百公里[14]:126。同年2月，毛泽东根据考察结果写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4]:127-128，回击了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3月7日开课，学员共七百余人，每位学员都需要接受定量的军事训练[14]:130-131。3月10日至3月17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14]:131。3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4月2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等5人组成土地委员会；4月4日，毛泽东等3人成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委[14]:130。4月18日，宁汉分裂；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193人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上[14]:133；4月27日至5月9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4]:133-134。6月24日，毛泽东成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4]:136。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于汉口秘密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4]:140，他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经典论断[14]:141；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让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14]:142。
1927年9月初，毛泽东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者们试图夺取长沙。但由于进攻受挫，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计划，下令各部队撤至文家市集中[14]:151；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其主张“议决退往湘南”获通过[14]:151-152。同年9月29日晚，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14]:155；10月3日，工农革命军抵达宁冈县古城，召开“古城会议”，该会议认为井冈山是理想的落脚点，且要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进行“团结改造”[14]:156-157；10月23日，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创立中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3]:3813
1928年初，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镇，打破了国军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14]:167-168；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批判毛泽东“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将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此外，周鲁还将毛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14]:169-170，毛泽东因而成为党外人士，只能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参与湘南暴动。后来，毛泽东被开除党籍一事被证实为谣传，于是他重新掌管了部队[14]:170。
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之朱德、陈毅部队会合[14]:171。后与朱德、陈毅率领之一部分部队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3]:3813。4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打破国军第二次“进剿”[14]:171-172。5月20日，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4]:174。6月4日，中共中央回信，确定毛泽东任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11月才送到[14]:172。井冈山根据地割据区域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共50多万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称：“是为边界全盛时期。”[14]:1747月中旬，湘赣两省国军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八月失败”[14]:180-181。9月至10月，打破湘赣两省国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14]:182。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在茨坪召开，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毛泽东，统辖边界和红四军军委[14]:183。从1928年开始，先后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之战略思想[3]:3813。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在长汀整编红四军，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原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各纵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支队、大队只设党代表不设政治部[14]:195-196。4月13日，毛泽东《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14]:193。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流寇思想和集权制领导原则之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中共中央指定之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14]:199。7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14]:200。经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多次讨论，陈毅执笔起草，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九月来信”，肯定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之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4]:203。12月28日、12月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会议，是红军发展史上十分重要会议，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指示[14]:206。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就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覆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国革命之发展前途[26]:3512。2月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二七会议”，任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之共同前委书记[14]:210。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4]:262。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任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14]:223-224。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4]:226。8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会合红三军团，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两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3万多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毛泽东；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毛泽东[14]:227。9、10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14]:204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彻30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14]:233。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预先设伏，于龙冈全歼第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14]:240。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向党中央写信指出其发现大量AB团分子“充塞领导机关”，故需要为肃清AB团分子“来一番根本改造”；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发动了半个多月的“快速整军”，在4万红军中肃清“AB团”四千多人；12月，富田事变爆发，反AB团运动持续展开[27]。据事后调查，苏区从1930年到1934年被肃清的“AB团”达七万多人[26]:3602。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兼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14]:242），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26]:3764。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同时撤销[14]:242。毛泽东、朱德、曾山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14]:242。
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会合中央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11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4]:258。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将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瑞金为中心，形成15座县城、28个县境、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14]:258-260。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出席会议[14]:264；会议根据临时中央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14]:265。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经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14]:266。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14]:266。11月11日，大会主席团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11月20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14]:267。11月25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15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14]:268。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26]:3997。
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14]:273。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14]:274。3月上旬，中革军委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14]:274。6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率东路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职务[14]:284。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体会议，会议根据临时中央之决议和指示，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反对打赣州等是“纯粹防御路线”、“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合围开始之前，粉碎敌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26]:4245-4246。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称，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4]:290。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4]:290。10月中旬，毛泽东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探视妻子贺子珍[14]:291。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连续粉碎国军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3]:3813。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职务，最终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丧失中央革命根据地[14]:291。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长汀时，有提议看望毛泽东，博古称﹕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14]:292。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26]:4316。2月中旬，毛泽东接到命令，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4]:293。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14]:296被补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3]:3813。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4]:311。1月22日起，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通过中共中央提议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4]:311。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诉苦，说到泪下，毛泽东静听着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14]:3124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会昌县视察并指导工作[14]:313-314。毛泽东先会见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稳定南线[14]:314。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两个多月，成绩显著[14]:317。10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部署，同陈济棠部谈判3天，达成“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道路[14]:317。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和南大门筠门岭相继失守[14]:313-314。6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4]:317。7月间，依据共产国际指示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中革军委布置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战争的小册子，约一个月写成《游击战争》约3万字，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任务、组织和如何发展成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战斗动作之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后方、对付敌人“围剿”和追击、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部队内的政治工作、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14]:318。毛泽东要求到赣南省视察，得到中央书记处同意；9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14]:319。10月初，中央“有特别任务”秘密通知毛泽东，要立刻回瑞金；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毛泽东宣布撤离苏区，强调：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14]:320-321。
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毛泽东处境十分艰难，接连遭受批判和不公正对待，被严斥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考验严峻；毛泽东信念坚强、胸襟宽阔、意志如铁，承受得住考验[14]:322。
但由于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3]:3813。1934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安排好后，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14]:321。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参加；毛泽东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14]:327。12月18日，在黎平城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张继续进军贵州西北，在川黔地区建立新根据地[14]:327。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在遵义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出席，李德、伍修权列席，共20人[14]:330-331。会议决定：“㈠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㈡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㈢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㈣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4]:332。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结束，确立新中央领导[3]:3813。6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之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红军会师大会[14]:344。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14]:345。9月12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第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会议同意毛泽东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之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14]:351。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14]:351-352。此后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国军围追堵截，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0月到达陕北[3]:3813。11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军队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任毛泽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5个师4个团，1万多人[14]:358。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10余人参加[14]:363。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路线和政策[3]:3813。
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14]:371会议经讨论，同意毛泽东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建红军大学[14]:373。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14]:373。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担任此职务直至逝世[3]:3813。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认识论和辨证法[3]:3813。7月13日，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28]:11。7月19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28]:12；毛泽东很快表示欢迎：“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29]:344据8月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28]:15。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会议召开，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报告[28]:19。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实际称主席[30]:15-16）[28]:21。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28]:23。洛川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全力指导八路军华北作战[28]:24。10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东[28]:24。11月29日，王明、康生和陈云同机到延安，毛泽东第一次会见王明[28]:60。
1938年1月，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间通宵达旦；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之意见强加于人[28]:83。9月至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讲话，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批判速胜论和悲观论两种错误思想[3]:3813。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陜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上讲话：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30]:103。3月2日，毛泽东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作序言：“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30]:114
1938年9月7日，关于和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郭洪涛：山东各党派军队与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好转，已使我们有可能开始在黄河以东建立大块抗日根据地；希望你们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开出面来做[30]:89。1940年2月3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对石友三部应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争取方针已不适用了[30]:165-166。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28]:76。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通常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28]:77。
1941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由于中国国民党不肯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7人拒绝出席会议[30]:278。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30]:311。
1942年号召开展全党范围之整风运动，统一思想、组织，从而为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基础[3]:3813。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3]:3813。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28]:269。建立起以毛泽东为核心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28]:269。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3]:1455。
1945年7月5日，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历史周期率问题，据黄炎培7月5日日记记载：“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6]:77538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31]:12。
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28]:278。8月22日，毛泽东复蒋介石8月20日第二次邀请赴重庆谈判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31]:9。8月28日下午，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28]:282。下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28]:28210月11日，毛泽东偕同张治中、王若飞回到延安[28]:290。11月中旬，毛泽东病倒，得神经系统疾病[28]:299。
1946年开春，毛泽东病好转，逐渐恢复工作[28]:300。2月1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蒋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26]:7970。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3月25日，毛泽东听任弼时说山西文水县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就义事迹，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28]:344-345。3月29日、3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枣林沟召开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4月11日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28]:345。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之化名，示意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28]:345。10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毛岸英：“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31]:241-24210月上旬，毛泽东在神泉堡，修改审定《土地法大纲》，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重新修订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8]:366。先是7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平共匪总动员令》；10月10日，毛泽东选定由新华社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立刻轰动国际[28]:367。10月下旬，经毛泽东自己调查研究，又听取任弼时汇报各区土改情况，毛泽东敏锐发现党内“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看重此问题，认为要坚决克服正在抬头“左”的倾向[28]:367。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与毛泽东商议后就实施许多重大战略决策；后来周恩来称：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28]:362。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28]:381。
1949年春，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并探讨建国方案，苏联援助等问题。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28]:465。4月21日，英舰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于镇江以东江中，其余3艘英舰逃走[26]:8883。4月30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之化名为英国军舰之暴行发表声明，要求英、美、法三国在中国之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之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之敌人打内战，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解放军发炮攻击之暴行辩护以及要武力报复之恫吓[26]:8897。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讲话[28]:481。会议选出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席[28]:482。9月3日，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问题，毛泽东致电饶漱石：“……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31]:5639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电，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报告，要求各地研究他们的经验：“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31]:5649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著，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8]:490-491。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32]:83。9月30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28]:493。会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28]:493。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于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33]:9。下午3时，开国大典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随后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33]:11升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33]:13。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这是他第一次出访外国。毛泽东在会谈中强调：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从总体上使国家稳定。[34]:896[35]:167-168
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谈话，表明其对统一战线的态度：“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33]:26
1950年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36]:103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韩战[37]。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由毛泽东致开幕词[33]:331；9月20日，会议通过“五四宪法”；9月27日，毛泽东在会上当选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33]:334。
1954年10月中下旬，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由于他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毛泽东对此事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32]:108。
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曾一度考虑要改变单一公有制为主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33]:447[38]:170-171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之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之汇报，实际听汇报时间为43天[32]:11。2月19日，毛泽东对中宣部2月1日报告苏联学者在中山大学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之论点看法不同，批语手稿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32]:272月21日，毛泽东听城市建设总局和二机部汇报时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32]:15。4月19日，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32]:21-22。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32]:23。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32]:31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32]:46-47。根据毛泽东建议，八大通过之党章增加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32]:57-61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32]:184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32]:1864月4日至4月6日，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插话：“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32]:188-196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书记会议期间写一篇文章名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39]:456-457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32]:255。
1958年7月，台湾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炮击国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封锁金门岛[40]:23。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军运输护航，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全面炮击[40]:23。
毛泽东起草〈郑州会议纪要〉：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5日结束，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到会，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讲意见，然后讨论几次，结果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规定14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之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40]:14-15。同年，毛泽东去韶山水库游泳，特意来到毛震公祠，听说烧了祖宗牌位和菩萨，走进“务本堂”，表情凝重地向原放牌位处三鞠躬，称：“你们这么没得柴啊，菩萨是迷信，应该打倒，烈士墓和祖宗牌位是纪念，应该保留。”[13]:9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三年余地，多么好啊！”[41]:28、“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获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41]:55按照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要求“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7月5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41]:56。
196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41]:233；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地位，但要跟调整工作平行[41]:229；毛泽东称：“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41]:234
毛泽东肯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技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从1960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大量成套设备；1963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之合同；随后，又从英、法、德、瑞典、意、瑞士、荷、比、奥等国进口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84项成套设备和技术[42]:31。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四清运动”[43]:9。这场运动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随着四清运动的展开，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事后，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对此答到：“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44]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43]:122；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43]:124-125；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43]:126；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43]:126-128，文化大革命开始进一步地展开，一系列动荡也油然而生。为此，《人民日报》于9月5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43]:133。经毛泽东批准，军方于8月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随后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43]:134。
1967年4月6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军委十条”上批示：“此件很好。”[43]:181。“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43]:181。
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同陈再道将军、锺汉华将军等人谈话，批评了“围困中南海事件”[43]:188；7月20日，相当多军人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向毛泽东写信，由邱会作将军送至武汉，毛泽东认为陈再道和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百万雄师”策动了暴乱，因此决定离开武汉。该事件被称为“七二〇事件”[43]:189-190。文革期间，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武斗频发。对此，毛泽东曾表示：“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43]:167
1970年11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之指示，同时印发《我的一点意见》，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43]:275。
1971年9月，林立果、江腾蛟等林彪派人马准备暗杀巡视途中的毛泽东；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指令；9月8日林立果下达一份据称是林彪亲笔写下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43]:288；9月10日，南巡中的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回到北京[43]:289。由于暗杀阴谋败露，林彪一家打算乘机外逃苏联。尽管周恩来下令开动雷达，下达全国禁空令；但林彪等人最终还是飞离出境，并于9月13日坠亡[43]:291。9月24日，毛泽东决定隔离审查林彪反党集团骨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上变故即九一三事件[43]:293。
1971年5月29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日中方向美国总统尼逊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秘密访华[43]:321。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告尼逊访华；10月26日，双方就“三个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43]:321。
同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日下午，毛泽东决定立即组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43]:321-323。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并于就职当日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泽东于是对中日恢复邦交一事采取积极态度[43]:328。同年9月，田中角荣等人应邀访华；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等人；9月29日，周恩来和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43]:328-329。
1974年8月，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45]:1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对此毛泽东仅平缓地说出“知道了”。以后几个月内，他同访华的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介石，并表明其对台湾问题的关切[43]:412。同年5月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43]:415-417。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血压开始下降，入夜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毛泽东；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43]:466。
尽管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表达且已签署过死后火葬的意愿，不过中共中央仍于毛泽东逝世当日，决定永久保留其遗体。[46]: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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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大陆的官方定义，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及社会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科学的指导思想[3]:3816，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是被实践证明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3]:3816”。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在1943年，由王稼祥提出的。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思想亦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此外，毛泽东思想亦被其他国家的人们称为“毛主义”。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决议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六个方面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独创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此外，决议认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经历史实践检验，已证明行之有效”。
毛泽东思想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艺、哲学等多方面内容，并对全球各地产生广泛影响，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农村包围城市”、“兵民是胜利之本”、“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妇女能顶半边天”、“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人民战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三个世界”等。
毛泽东生平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发行的《毛泽东选集》便收录了毛泽东建国前主要著作。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发行《毛泽东文集》，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此外，中国大陆还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系统整理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
毛泽东创作过不少诗词，仅经其本人手定正式发表的就有39首。此外还有一些未经他本人手定发表的诗词。中国大陆出版过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和注释赏析，其中著名的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67首诗词的《毛泽东诗词集》。
毛泽东的著名诗词有《沁园春·长沙》《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等。
毛泽东终生治学，被认为是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科与哲学著作，晚年读中外历史与传记著作等。1937年，他研读并详批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据此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就哲学专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47]。
毛泽东酷爱读史书，晚年几乎通读二十四史，且多读其重点史册或篇章。[48]毛泽东不仅自己研读，有时还会要求同僚读史书。例如他曾让周恩来读《史记·汲郑列传》和《晋书·桓伊传》，要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要江青读《后汉书》中黄琼与李固的列传，要姚文元读《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要许世友读《汉书·周勃传》等。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对中国及全球各地影响深重，而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充满了争议。 [50][51]
| 性质 | 名字 | 注释 |
|---|---|---|
| 名 | 泽东 | 亦为谱名[55]。 |
| 字 | 润之、润芝、咏芝 | 早年与蔡和森通信时常以此相称。亦作笔名，见署于《天问》、《向导》等刊物[56]。 |
| 乳名 | 石三、石三伢子 | |
| 号 | 子任 | 在1911年离开东山高等小学堂前，自己取号，意为以“救天下”为己任，表现崇拜梁任公[13]:44-49。 |
| 笔名 | 石山 | 1923年于《前锋》第1期发表《省宪下之湖南》所署，又见于《政治周报》第4期[56]。 |
| 子任 | 1925-1926年，在《政治周报》撰文时署用[56]。 | |
| 二十八画生 | 1915-1917年使用，“毛澤東”计二十八笔画，同时寓意“共”（廿八）[56][57]。 | |
| 化名 | 李德胜 |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曾化名李德胜[58]，其女（李敏、李讷）亦使用李姓。 |
| 尊称 | 毛主席 | 自1945年起至1976年逝世，毛泽东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并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国外提及毛时大多也用这一称呼。 |
| 润公 | 多为中共以外的民主人士使用，现代也有使用[59]。 | |
| 自称 | 教员 | 林彪、陈伯达和康生提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为毛泽东的称号。1971年，毛泽东与斯诺会谈时认为这是过分崇拜，“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60] |
| 贬称 | 毛匪、毛逆、共酋 | 中国国民党与毛泽东军事对抗时取的贬义蔑称[61]。 |
| 绰号 | 毛奇 | 毛泽东在长沙一师就读时同学所起的外号（毛奇为德意志帝国名将）[56]。 |
| 老毛 | 中国大陆民间有时用此称呼[62]。 | |
| 太祖 | 中国大多王朝的开国皇帝死后均冠以该庙号。 |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根据彭明道的说法：1980年代，毛泽东旧友易礼容指《贺新郎·别友》的赠送对象是陶毅。陶毅因此被认为与毛泽东有恋爱关系。有研究者曾批驳其他研究者据此词写作时间，“暗中作出毛在和杨开慧结婚后、与陶毅有婚外恋的结论”[69]:20。2004年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热播，受此剧影响，陶毅多被塑造为毛泽东的“初恋女友”。更有陶毅与毛泽东多次分手复合、陶毅出身地方富豪家庭，以及陶毅终身未婚等不实传闻[70][71]。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事物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以及同毛泽东相关的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邮、币、卡”等。
《毛泽东》（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开国大典》（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93年）、《秋收起义》（潇湘电影制片厂，1993年）《重庆谈判》（1993）、《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2001年）、《毛泽东去安源》（潇湘电影制片厂，2003年）、《走近毛泽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2003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少年毛泽东》（动画，2015年）、《建军大业》（2017年）、《觉醒年代》（2021年）等。
《遵义会议》（1996年）、《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长征》（2001年）、《青年毛泽东》（2003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井冈山》（2007年）、《东方》（2011年）、《毛泽东》（2013年）、《领袖》（2014年）[72]、《太行山上》（2015年）、《毛泽东三兄弟》（2016年）、《东方战场》（2016年）、《海棠依旧》（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2016年）、《建军大业》（2017年）、《换了人间》（2018年）、《跨过鸭绿江》（2020年）、《大决战》（2021年）等。
图书： 《毛泽东》、《统帅毛泽东》、《毛泽东画传》、《毛泽东家风》、《诗人毛泽东》等。
《浏阳河》、《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北京有个金太阳》、《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颂歌献给毛主席》、《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上太阳红彤彤》、《我爱北京天安门》等。
参见毛泽东居所列表
《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文革时期。2005年拍卖价格高达1012万元）、《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和《长征》（靳尚谊，1976年）
参见毛泽东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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