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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广东防城人（现属广西防城港），汉族[1]，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前广东省政府主席、海南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总统府资政，曾长期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颇有建树，有“南天王”之称。主政广东时，广州工商业和市政建设成绩卓著，为广州打下现代化基础[2]。
| 陈济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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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 |
| 任期 1949年3月1日—1950年5月1日 | |
| 继任 | 末任 |
|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1任农林部部长 | |
| 任期 1940年3月15日—1941年12月27日 | |
| 行政院院长 | 蒋中正 |
| 继任 | 沈鸿烈 |
| 第4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31年5月12日—1932年5月3日 | |
| 前任 | 陈铭枢 |
| 继任 | 林翼中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90年2月12日 大清广东省廉钦道廉州府防城县 |
| 逝世 | 1954年11月3日（64岁） 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市台北中心诊所 |
| 墓地 | 台湾北投陈济棠墓园（1992年8月28日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湛江市湛江湖陈济棠夫妇合葬墓（1993年4月后） 台湾新北市汐止区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衣冠冢）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华民国 |
| 服役 |  中华民国陆军 |
| 军衔 |  一级上将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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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陈谦世代务农，耕读传家。其五兄是曾任国民政府广州盐运高官及禁烟局局长陈维周[3]:29。其长兄济华早年曾在防城东兴干过星相业，陈六岁时入其叔金湘所设村塾启蒙，十七岁随五兄维周入防城小学攻读[3]:29。
1890年，陈济棠出生于广东省防城县[3]:29。自六岁起，陈济棠便入读村塾，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儒家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7），陈济棠17岁时考入广东省陆军小学堂，接受现代军事教育。在学期间，由该校教官邓仲元介绍与同班同学邓演达等秘密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陈济棠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次年毕业。毕业后曾在琼崖督办辖下苏汝森团任机关枪连排长，在二次革命广东省反袁世凯代理人龙济光的战役期间因广东地方部队战败遭到解体，脱队的陈济棠投靠在肇庆举兵的护国军，成为护国军林虎统率之广东陆军第二军第二团连长，后升任营长。
民国九年（1920），担任粤军参谋长的邓铿授命编成一支新部队，为粤军第一师，陈济棠受邓铿招揽脱离林虎部队，转入粤军第一师，担任下辖之第二旅第四团第一营营长，在民国十一年（1922）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陈济棠的直属上司，第四团团长陈铭枢因不愿配合陈炯明，决定辞职到南京学佛，第四团团长一职在此时由陈济棠所接掌。
在亲孙中山的广东实力派军阀的调度下，陈炯明部队遭到亲孙系广东部队与护国滇军、旧桂系等外省籍部队夹击战败，陈炯明被迫让步与孙中山和解。陈济棠在该段时间得到古应芬的推荐，于民国十二年（1923）春晋升粤军第一师所属第二旅旅长。
陈济棠所属粤军曾三次率部入广西省，协助新桂系对抗旧桂系势力，争取新桂系与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在肇庆兼任西江督办公署参谋长[3]:30。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于此时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为军长，陈济棠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1师，陈济棠续任该师师长之职。陈济棠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11师在同年年初因支援新桂系，因此未参加第一阶段东征战役，仅投入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役，颇著战功[3]:29。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陈济棠配合第四军留守广东，11师部队分驻高州、雷州、钦州、廉州。陈一面收编在钦县的邓本殷残部张瑞贵部成立补充团，一面对徐闻、合浦、茂名、阳江各属土匪进行清剿。陈济棠驻扎北海期间，对当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均不予支持；同时，又使其兄陈维周去承办各项捐务谋取厚利。陈济棠和他的亲信师参谋长李扬敬及师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挽救办法，决定请求赴苏联考察。1927年春，陈济棠终请得以国府名义到苏联洽商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员事宜，率林翼中暨空军及其他技术人员二十多人前往苏联考察[3]:29。
1927年4月，清党后不久，两广当局便将第十一师从钦、廉、高、雷调回广州担任警卫工作，陈济棠在苏联得知这个消息，便于是年6月由苏联回国。抵粤后，初时托病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留医，以观风色[3]:29。一面使他的亲信李扬敬、林翼中、林时清等四出活动，向各方疏通；一面请托当时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古应芬向李济深进言，给他复任第十一师师长职务[3]:29。由于古之力荐，陈顺利复职[3]:30。此时广东正在扩编军队，第三十三团团长黄镇球升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副师长，遗缺由叶肇升任，与陈有矛盾之第十一师副师长邓世增调任第八路军参谋长，其副师长职务由11师31团团长余汉谋继任[3]:30。
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南昌武装兵变。9月，共军南下入广东。李济深命陈济棠、薛岳、徐景唐分率国民革命军第11师、新编第4师、第13师共1.6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找共军主力决战。东路军官兵多为广东人，遂奋勇应敌。28日，双方首次交火，共军主力6,500余人在揭阳县山湖击溃东路军一部，随后进攻至汾水村，与东路军主力展开鏖战。至30日，共军主力伤亡近半，无力再战，乃向揭阳方向逃亡。四日后，他们又在普宁新安的莲花山遭东路军截击，大部溃散。10月，陈曾率部参加阻击南昌南下至潮梅由叶挺、贺龙所率领之军队，两军在丰顺相遇，当时战况极为激烈，叶、贺军因弹尽败退海陆丰，是即“汤坑之役”[3]:30。
不久，由前线回师的前方第四军首领张发奎、黄琪翔又和汪精卫联合起来，打着“护党救国”旗号，驱逐李济深，独占广东，一般人称为“张黄事变”[3]:30。陈济棠拥护李济深，率部在东江上游参加对张发奎部队作战[3]:30。陈济棠、钱大钧分别指挥驻闽粤籍将领陈铭枢指挥的第十一军共两个师，作为东路军。1928年1月1日，东路军进抵增城、花县，在东江上游参加对张发奎部队作战[3]:30。张发奎部队被驱逐出粤境后，李济深由南京回到广东，复任中央政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等职务[3]:30。陈在潮梅取得财政收入和扩编军队[3]:30。其后陈升任第四军军长，又兼任西区善后委员，统辖余汉谋第十一师、香翰屏第十二师、陈章甫第二十五师，驻扎广州[3]:30。陈修筑公路、发展珠三角洲航运业及改良各城镇、兴办学校、装设全区电话网等[3]:30。同时陈又在防地内征收烟、赌保护费；此外，他密结财政厅长冯祝万，与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紧密联系，互通声气[3]:30。并通过古取得胡汉民好感[3]:30。因此，在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得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3]:30。
1928年3月1日，李济深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办事处，各军改称为师，各师改称为旅，以陈为第一师师长，徐景唐为第二师师长，蒋光鼐为第三师师长、蔡廷锴为独立第一旅旅长、邓世增为第二独立旅旅长[3]:30。
李宗仁、白崇禧与李济深以广西同乡关系联合以武汉为对抗蒋介石的根据地。[3]:30蒋一面集结兵力向武汉进迫；同时派吴稚晖来广东，请李济深到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并商谈和平解决各军编遣问题。[3]:30
在蒋、桂关系恶化时，蒋中正便已派遣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赴粤，以考察为名策动粤籍干部反桂。古应棻在广州与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江防司令陈策及陈济棠三人频频接触，政界一时流传起“三陈倒李”的说法。当时陈铭枢从北伐后升任第十一军军长。[3]:30李济深于上一年8月把广东省政府主席职位让给陈铭枢。[3]:30
古应芬向蒋推荐陈济棠代李济深掌握军权[3]:30。李济深幕内冯祝万，也向蒋作同样之条陈[3]:30。陈济棠接到古应芬秘密传来讯息后，便故作镇静[3]:30。
1929年蒋桂战争起，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汤山。李济深被囚后，粤籍诸将陷入一片惊愕，有人主张联桂讨蒋。在此关键时刻，陈济棠于3月30日在白鹅潭的军舰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遵从蒋中正的命令，正式出任“广东编遣区特派员”，同时要求驻广州的三个桂军团立即撤走。桂军不敢强抗，撤走。次日，陈济棠离舰上岸，在广州城内设特派员办公室。之后，陈升任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驻扎广州，然后再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3]:31。至此，陈济棠表示支持蒋介石，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新桂系对广东的主宰，成为执掌广东军权的人物。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于汤山，胡亲信古应芬逃出南京到香港，即派人到梧州策动陈济棠反蒋；陈一面以巨款接济古应芬去联络各方反蒋，一面派香翰屏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讲和，重修旧好。4月下旬，古应芬和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等，公开联名打电报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案；陈济棠跟着将在广西军队撤返广东肇庆、韶关，由两广将领联名通电拥护弹劾案。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藉出巡为名，离职往上海，然后转到庐山去投蒋；陈济棠指定民政厅长许崇清暂行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职，面派兵收缴陈铭枢驻扎黄埔之翁照垣、黄固两个保安团枪械。5月中旬以后，汪精卫、孙科、李宗仁以及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邹鲁等陆续来到广州，于6月初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并另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出现宁粤分裂；陈济棠乘机将第八路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以缪培南为参谋长，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分任第一、二、三军军长，各辖2个师，另编教导师1个、独立师2个、独立旅2个、独立团8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很快扩充到15万人以上。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南京释放胡汉民（于10月初恢复自由），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11月初宁粤互派代表到上海议和，通过谈判协议宁粤复合。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接受胡汉民建议，决定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于1932年初成立，陈济棠和李宗仁均任常务委员[3]:32。
陈济棠、唐绍仪等在广州通电反蒋。在陈济棠统治广东5年间，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始终以陈济棠亲信林翼中、黄麟书分任主任，把持一切[3]:32。陈济棠两度派广东财政厅长区芳蒲偕广东合作事业局长温晋韩（温仲琦）北上与中央政府协商，1936年两方同意内定蒋介石为总统、陈济棠为副总统，但蒋介石因个人因素而拒绝与陈济棠合作[来源请求]。
之后数年，陈集广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人称“南天王”[3]:33。
陈济棠主政期间（1929年-1936年），对广东发展有建树，制订《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描绘了广东1932～1935年的发展大纲。先后兴建各类工厂、港口、公路、大学/中学/小学等。广州百业繁荣，市政建设成绩显著，海珠桥、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德明中学五山新校舍（陈亦曾任省立中山中学校长）、爱群大厦等等，以及30多条马路，皆是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兴建，被称为广州的黄金时代[4][3]:34。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2]
陈济棠主粤，由1932年到1935年内，开辟市内和郊区路线近30条，拓阔内街1300余条[5]，完成粤汉铁路建设，在广州珠江沿岸建码头数十座，建成天河机场[2]。
1933年建成广东第一条公路干线广汕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跃居全国第一。与广西合办西南航空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华资航空公司，除多条国内航线外，还开通了从广州到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线。设长途电话管理处，统一办理全省电话业务。到1935年，全省100个县、市中，除海南乐东等三县外，均有电话设置，“其规模之大，是以比拟先进之邦而无愧”[6]。
陈济棠通过时广州市长林云陔与其子林崇真，罗致大批留美学生与专业人士，帮助广东建立大批现代化工业，建起西村工业区、河南纺织区（现大元帅府纪念馆一带）、蔗糖工业等，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同时扩大了就业[6]。规划了市中心商业区，将惠爱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规划为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建成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据描述，当时“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商铺[2]。
1929年10月至次年6月，贫民教养院新院舍在石牌相继落成，老人陆续迁入。原东较场老人院改兴办平民居留所，解决市民特别是贫民的住屋困难，亦以辅助贫民教养院开销。1930年9月5日，平民居留所正式对外营业，时人叫它做“平民宫”。住屋占地面积32井（1井即2500平方米），四周园林景色，道路树木婆娑，住室平排，全部单人式，可住290人。室内有床帐、枕席、家私用具、电灯水池、浴室厕所等，还设有书报室、收音机等。截至1931年9月，平民居留所累计收留过过千小贩、工人等劳苦人士[7]。
1929年陈济棠将所截获桂系军阀走私罚款6万银元，给予广州市政府，划拨位于大南路与高第街之间的原广东省军事厅旧址，用于建设平民宫。1931年8月竣工，占地约1600平方米，分为前后两座，前座四层，设礼堂、会客厅与办公室；后座三层，除可容纳400多人的平民宿舍外，另设有夜校和图书室。平民宫投入使用后，配套设施不断完善，1934年底至1935年，这里增设了贸易部，还特意设立了小贩贷款处。平民宫每月开支约为900银元，由市政府核准划拨。[8]
1932年起，市工务局开始筹划兴建劳工安集所，建筑费用除市政府下拨之外，还向社会各界募捐。相继建成供来省城务工乡友的工人宿舍，有珠江铁桥（今海珠桥）南便桥脚与北便桥脚各一劳工安集所，法政南路八旗会馆旧址第一号与第二号劳工住宅，河南同庆路义居里第一号与第二号劳工住宅等[7]。
这段时间，陈济棠增设大批职业学校，扩充平民学校、补习学校，创办省立国医学院、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等，培养大批军医人才。国立中山大学在石牌建设新校，在建设资金无以为继时，陈济棠多方设法，除要求全省党政军官员“捐薪”，还多次向蒋介石及中央政府要求拨款。石牌新校建成后，中山大学获“世界第一大学校”美誉（梁漱溟语）。在广州国民党 “四大”上，陈济棠倡议设立省立勷勤大学，以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字勷勤）历年关照提携之恩，由时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亲任校长，分设师范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三所学院[9]。
陈济棠主张复兴中国的“固有道德”，要求中小学以读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为主要科目，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中等以上学校必修《孝经》；他重修孔庙，恢复了孔子、关羽、岳飞的官方祀典（清亡后停止）；并在姨太莫秀英影响下，参拜南海神庙等广州著名庙宇。这些举动被胡适等人视为复古倒退，遭到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批判。[10]
当时广东初小使用的政治教科书《新公民读本》，第一课便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培养个人崇拜。[11][10][2]
陈济棠响应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反对“奇装异服”的主张，认为短袖等女装“奇装异服”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表现，以“改良社会风化，挽救世道人心”为由，提议广东政治研究会制定服装标准。
此标准经议会通过，省政府得以执行，命省会公安局与广州市社会局协同办理。两局发出布告、传单，组织女子宣传队到公共场所演讲，十几天后未见收效，乃于1935年9月1日开始强制取缔“奇装异服”。
9月1日，省会公安局派大批休班武警分赴市内各裁缝店，发现奇装异服一律没收、焚毁，使得短袖等女装立时绝迹。但仍有些具备势力之人表示反对，不肯切实执行。
1936年初夏，广东当局公布妇女标准，规定衫腰之阔窄、衫裙之长短及衣袖是否过肘等方面。5月5日，省公安局派出三十多个“维持风纪队”，遇有衣着违反标准之妇女，即拘捕上车回局，在其袖上盖“违反标准服装”字样之印记；路人见状，往往趁机嘲弄这些妇女。[12]
陈济棠允许在广东公开设立烟馆；情况如下[13]：
陈济棠统治时期，广东赌风之盛，殊为惊人[14]：当时，赌博的种类很多，最普遍的有麻雀、番摊、牌九、山铺票、铺票、花会、骰宝等等；不但在城市中盛行，在乡村里也非常流行。
1935年冬至1936年4月，莫秀英曾在广州荔湾冲西岸办了一家非公开的俱乐部，人们称之为“文武赌场”[15]：内分“文德”、“武功”、“内教”三部分，名义上为清淡游乐的地方，实际上是供官僚赌博以及卖官、行贿论价的场所。
陈济棠统治时代，嫖妓风气，极其广泛[16]：政府当局设有“花捐”，以人为货；花捐还附加“国防”或“浚河”等费。这实际只是把卖淫通过“花捐”之征收而承认其“合法地位”。花捐招商投承，由广州市财政局定出每年花捐收入底额，定期公开招商投承水陆花捐，以价高者得。投得者由财政局发给一纸“公文”，承商便可挂出“承办广州市水陆花捐××公司”的招牌来收花捐，这个公司称为“总商”。“总商”又划分水陆或不同地段另行招商投承，这些人叫做“分商”。在“分商”投得后，按投额及利润分配于妓女身上，妓女实是最大的花捐承担者和受害者。
陈济棠还暗中收购中共苏区钨矿砂，在香港转手倒卖，帮助了红军度过经济封锁难关。1935年，陈晋任为一级上将 [17]。
到了1936年秋天，陈维周也破例被任命为警卫军军长。[3]:381936年6月，陈与新桂系联合，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两广事变[18]）。但陈手下空军大队为蒋介石重金收买，司令黄光锐于7月带领48架飞机飞往南昌投奔南京。陈手下其他大将，如余汉谋等，亦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陈济棠被迫出走香港，广东多年经营成果拱手让给蒋中正。[3]:41
陈济棠到香港后，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此后陈济棠即出洋考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会委员。1940年春，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1949年，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9月14日，海南特区军政联席会议开幕[19]:9009。1950年到台湾，被蒋介石聘为总统府资政。1954年11月3日卒于台北，获厚葬于新北投。
陈济棠将军墓园原址为台北市北投区奇岩路105号，墓园完成之初相当雄伟壮丽，然而在1992年，陈济棠将军的后代将其骨骸拣拾迁葬到广东湛江湖光岩，原址因长年缺乏维护目前已呈现颓倾荒废状。
家中一共有18个儿女。三子陈树桓是1950年代香港政界人物，1959年至1967年任香港市政局议员；十子陈树柏在1994年9月在美国硅谷成功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十二子陈树杰则现为香港利苑饮食集团主席；女儿陈宝馨则在台湾创立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陈济棠在广州东山梅花村兴建陈济棠公馆，作为个人府邸。[20]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从美国回国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令陈树柏意外的话：“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21]邓小平还亲笔书写鲁迅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赠与陈树柏。[22]
陈济棠于1937年抗战期间，以私产700万捐助政府抗战，此事刊于《良友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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