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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争议极大，褒贬不一。
文革初期，林彪、陈伯达和康生提出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作为毛泽东的称号，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也采用了“四个伟大”的口号，但毛泽东本人并不接受，曾在文件和新闻稿中删去“四个伟大”[注 1]，并多次表达对此口号的厌恶之情[注 2]，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会谈时称“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这个口号遂停止使用[1][2][3]。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后和1973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和政治局委员说，他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4]:463[注 3]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执政集体在革命实践中积累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有效实践，是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其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的指南方针，将其本人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也是同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政军界人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抗日战争）、冷战时期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
1981年，中国共产党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认为他在文革与先前的一段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认为其对党、人民、军队、国家、世界等都作出了贡献。2013年，中国共产党官方又评价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6]。
202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对其评价增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7]
犁、耙、栽、割，全套农活，毛泽东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疾苦也体会很深[8]:10。父亲期望毛泽东将来成为生财有道之精明人，一旦发现毛泽东行为不合自己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最初反抗心理[8]:10。母亲平时虔诚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信念灌输给孩子；当时毛泽东未必懂得多少佛教道理，但母亲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8]:11。
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分析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确有其不同流浴之处，也许是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重要契机[8]:53。
毛泽东最富特色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之重要，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之动力和目标；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中国有影响之农民运动权威[8]:121。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朱德率领之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之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有2,000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大大增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力[8]:171。毛泽东和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结果使井冈山斗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都是宝贵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之新起点[8]:183。毛泽东在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解决枝节，而力求从本原探索[8]:213。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周密调查实际事实，坚持从时地情况充分考虑客观事物各方面复杂因素和变动，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办法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之第二手材料，轻率决定政策；科学工作方法贯穿中国革命全过程，在实践中发展心，教育全党和人民；是中国革命能取胜之极重要原因；离此则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8]:221。
面对复杂局势，毛泽东态度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总揽全局考虑和部署[9]:10。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之本事[9]:12。太原失守后几个月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消灭大量日军，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在山西战略目标，奠定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9]:37。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之估计上面，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9]:39。毛泽东付出超乎常人之艰辛劳动，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丰富之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之问题[9]:53。毛泽东之讲话有很强之感染力[9]:77。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之工作[9]:79。
毛泽东重视并采纳党外人士建议，充分展示宽阔胸怀和谦虚风格[10]:14。在民族团结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之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之主要代表人物[10]:32。毛泽东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而获得解放，成为中华大地真正主人，是翻天覆地之大事变，中国各族人民铭记在心[10]:33。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之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国际共运领袖斯大林，也不例外[10]:56。毛泽东在坚持原则之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之妥协和让步[10]:56。当时连西方国家舆论也承认，签订中苏条约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最重要事件，是苏联和中国重大外交胜利[10]:60。毛泽东把注意重点逐渐移到经济，关心国民经济能否迅速恢复发展，能否尽快渡过严重经济困难[10]:63。1950年7月，毛泽东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是具有远见卓识之战略决策[10]:111。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之口号[10]:102。批判电影《武训传》，毛泽东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同时也片面、粗暴和政治上纲过高，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方法，在思想文化界用政治批判学术争论之不好先例[10]:107。思想改造运动出现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一些知识分子，发生过错误用教条主义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称：“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10]:109毛泽东本人始终生活简朴，自己要求十分严格[10]:219。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争取一个和平之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之经济建设创造有利之外部条件[11]:83。
1954年7月7日和7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两次讲话，表明毛泽东发展和完善中国之国际战略及独立自主之和平外交政策，有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有具体可行之措施和步骤[11]:101。
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毛泽东之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转移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11]:9。《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11]:44。毛泽东多年来抓住不放反对党内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毛泽东集中批评脱离实际和群众之思想作风；此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后，于1957年春提出全党整风之初衷[11]:72。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之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之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11]:73。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之斗争；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但是，如何正确领导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之形势、对整个阶级斗争之形势作过分严重之估计；反右派斗争之严重扩大化，就是在此情况下发展起来[11]:242。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之后果；大批正直之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之缺点错误提出尖锐之批评，甚至只是对党之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批判，并作为根据划为右派分子；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之政治局面之主观愿望相反，严重消极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极大妨碍党之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之贯彻；教训令人痛心[11]:243-244。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之思想也急剧向“左”发展[11]:246。
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之提高，毛泽东强烈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之压力和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处境；访苏更加激发毛泽东只争朝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之决心[11]:291。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之决策，无疑是正确；但它是在不断革命之思想指导下提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基本观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社会主义之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着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之新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那样[11]:306-308。《工作方法六十条》提出之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之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之情况下确定，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大跃进”，这是在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之口号激励下，在过高过急之任务压力下，逐步发动起来；为实现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之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之积累等，助长工作中之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之滋长；《六十条》有许多规定是正确，有理论意义和长远指导作用；正碓、包含着真理之思想观点，都应当作为一份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加以研究和应用[11]:308-311。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之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在建设速度；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之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直接导致“大跃进”开始发动[11]:311。毛泽东一贯做法，当认为党内出现重大错误或偏差时，大声疾呼；待犯错者作自我批评后，毛泽东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在以后党内生活中，类似情况出现过多次；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之历史进程产生严重消极影响[11]:319-320。成都会议毛泽东之批评，提出见解，从道理上讲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学习要结合独创，但由于指导思想上之“左”，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盲目蛮干情绪，把许多必要、合理之规章制度当作迷信废除，造成无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当之规定，破坏正常经济秩序[11]:323。毛泽东之话传达下去，使得整风运动增加“左”之做法，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曾产生过消极影响[11]:347。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之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时，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之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11]:365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创立者，调查研究之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毛泽东背离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之政策，片面夸大主观动性和人之意志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情况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调查研究大多是走马观花式之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之汇报中得到很多不真实和虚假，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多么危险，是严重教训；在“大跃进”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20年之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来[11]:370。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之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过分自信，由于听到赞扬越来越多，毛泽东就逐渐难以听不同意见，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导致毛泽东轻率发动“大跃进”，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之经验教训[11]:371。当时杜勒斯一再散布“战争边缘”政策；毛泽东告诫台湾不要跟美国人跑到底，不要相信美国人不会抛弃他们[11]:390-402。逢单日炮击使金门成为美国之绞索；也使蒋介石有充分理由拒绝从金门、马祖等外岛撤军，以利于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边缘政策[11]:410。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之“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之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12]:22。毛泽东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之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问题[12]:32。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做大量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主张，包括纠正自己曾经认可之看法[12]:45。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之全局形势估计为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12]:93。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此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之初始[12]:119。毛泽东把党内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大概在党的历史是第一次；把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之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12]:122。“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之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运动破坏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12]:133。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历史背景下，发生“左”之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极端；但无论如何，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重大贡献[12]:146-147。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之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也没有经受住实践检验，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价值规律[12]:160。〈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生命力[12]:166。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实行之一个重要国际战略[12]:191。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实事求是之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不符合实情之报告，因而对高指标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12]:196。主观上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超越实际可能，搞背经济规律，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12]:210。
在毛泽东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总想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之发展；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之发展[12]:351。尽管毛泽东重申延安整风时期对待犯错同志之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前提搞错，甚至是颠倒，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分岐，错误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或叫做“修正主义”批判；不可能做到正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分岐，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党蒙受重大损失[12]:357。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上之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之斗争看，是带有规律之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小说《刘志丹》也确有缺点或错误；但是毛泽东把上述论断用到当时文艺界，用到习仲勋等人身上，则是用错；而且给中国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损害，导致后来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严重后果[12]:358-359。对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是一种进步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之直接导火索[12]:362。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之根源[12]:363。苏联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之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之指挥捧转，保持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之地位[12]:410。
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性质、基层干部状况之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之直接原因之一[4]:9。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4]:25。毛泽东很重视和喜欢自然科学，更重视和喜欢社会科学[4]:35。以后文化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毛泽东之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此，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之发动[4]:85。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之估计，严重混淆是非、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之建设社会主义之主张一直受到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4]:106。社会上原有之错综复杂之矛盾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集中大爆发，所造成之恶果远超毛泽东原来之预料，反映出他想法严重脱离实际[4]:136。“全面阶级斗争”即将来临，重大决断只是由毛泽东个人来决定和宣布[4]:157。毛泽东决定对“王、关、戚事件”采取隔离审查之断然措施，沉重打击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对遏制局势恶化产生积极影响[4]:197。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之民族自尊和自信[4]:252-254。“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之震动和打击极大，是“文化大革命”之重要转折，宣告“文化大革命”之理论和实践之失败[4]:293-294；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沉重打击，毛泽东之健康迅速恶化[4]:299。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赢得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钦佩和赞誉[4]:316。1972年尼克逊访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引起后来《中日联合声明》[4]:328。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错误，但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之指导思想，以后几年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4]:335。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之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对“文化大革命”翻案[4]:437-438。毛泽东谈话主题仍是“斗争”，使毛泽东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4]:445在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给“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对后来党顺利粉碎“四人帮”极为重要[4]:451。《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之多次谈话，继续从错误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等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不属于阶级斗争之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又沿用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4]:451。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之意见，多少反映出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之复杂心态；毛泽东还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加以保护邓，以免遭受不测[4]:459。中国各族人民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之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阔步前进[4]:47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毛泽东先后以不同理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先后使社会形势陷入乱局，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具体表现为：
- 国家宪法及法律、党内的党章条例和民主集中制失去约束力，公民、党员的合法人身权利失去保障和维护；工农业生产在快速追赶指标的过程中求快求量而不保质，导致大量次品被生产，无效消耗巨量资源及产能，并出现大幅度夸大实际产量的“放卫星”现象，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底层劳动人口不堪重负、丧失劳动积极性从而重挫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发展指标，使经济倒退，出现饥荒。
- 教育业废弛，高考停摆，各学段学校罢课，教师、知识分子群体被停职批斗折磨。一大批适龄的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阶层被迫失去正常接受教育的机会，参与“红卫兵”、“造反派”等组织或被勒令“上山下乡”至农村、工厂等地参与劳动以及到全国各地参与“串联”，造成人才断层，严重影响这一群体在日后到来的高科技、知识化、信息化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国内高等院校破格招收学业水平不够格的“工农兵学员”令教育资源严重浪费。
- 一些国家物质及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遭受折损，国内一些寺庙、古迹、诗书古籍等与当局主张相悖的遗存遭到不可修复的巨大破坏甚至损毁。一些艺术家及宗教界人士遭受残酷批斗与迫害。
- 针对其本人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伟大的领袖及导师”、“大海航行的舵手”、“红太阳”等称谓集中出现，引领了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歌剧歌曲、文学诗歌、电影等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并且为“四人帮”一类别有用心的政界人士所利用，包括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的彭德怀和贺龙等在内的一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在其间蒙冤遭受批判、折磨甚至因此殒命。
这些运动产生的消极后果均重创了彼时国力尚有限的中国正常的发展和建设。也因此国际历史学界在研究讨论此段历史时多对其具有争议或批评意见，包括中国官方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时亦承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相关决策上犯有错误评估形势时局的历史错误。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称毛泽东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1980年3月，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反右运动以及毛泽东作出评价（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3][14][15]：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说[16]:344-345：
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与此同时，在回答法拉奇关于文革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17][18]：
我可总结地说，毛主席的过错是政治性的过错，这样讲并不减低他所犯过失的严重性，更不能说是为这些错误有所辩护；可是，讲到政治过错是一回事，讲到林彪或者四人帮的罪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确纵容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利用他的政治过错来篡夺权力……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4]:470。《决议》如此评价和总结毛泽东之历史地位和毛思想[4]:470-471：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4]:472“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4]:473“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4]:474[19]
中国两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习近平通过公开讲话，对毛泽东形成了下列官方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20][21]。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价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时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价毛泽东时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3]
- 杨昌济1920年致信章士钊：“吾郑重语君，二子（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24]
- 杨树达1950年12月31日日记：“阅报载毛泽东《认识论》（编者按：系《实践论》之误），说详审致密，余谓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君不唯有政治才，亦富于学识，我国古来君师合一之象，今日见之矣。”[25]
-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曾评价毛泽东说：“伟大毛主席，光明如红日，普照各民族，永世照不息，谁敢来侵略，消灭侵略者，确保和平福，十方得光泽。”[26][27][28]
- 傅雷在写给傅聪的信件中评价毛泽东说：“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29]
- 习仲勋在195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写〈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没有十大军事原则，没有历次重大战役中毛泽东的亲切指导，我们能够胜利吗？是绝对不能的。”[30]:168
-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前成员戚本禹：“一代伟人，他一生战胜了多少强敌，可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仍然经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小学生。他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并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他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过特殊的利益。他一心只想着如何巩固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怎样让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思想深邃，聪明睿智，目光远大；他的理论造诣和文化功底极其深厚，这些不仅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无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就是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其匹。”[31]
-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评价毛泽东“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喜欢聊天，海阔天空，无边无际”[32]。
- 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在毛泽东逝世后说：“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33]他又在2002年说：“回国后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他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34]
- 姜文评价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个极有魅力的艺术家，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他的作品。从他的诗词里，可以看出他人生的气魄和浪漫主义情怀”“他是成功的反抗者，他又是一个HOLD得住的统治者，这在历史中，这种人物是很少的，我是从这个角度，因为喜欢看历史，我是从历史角度来谈这个人”[35][36]。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评价毛泽东“就是一个神”、“九分功一分错，或至少是八二”、“对中国的遗产太丰富了。首先是这个政权，今天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就是毛泽东最大的遗产。其次，毛泽东还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并表示“我们要去议论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就如同在山脚下一个人想去议论泰山一样，很困难”[37]。
- 历史学家周谷城评价道：“毛泽东主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我有幸在大革命前夕结识了毛泽东同志，他鼓励我参加农民运动，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多帮助；解放后，他对我以诤友相待，我受到他的关心和信任，深情厚谊，终生难忘。”[38]
-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中说：“历史大概会认为，毛泽东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中共对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的控制。”[39]“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40][41]，在吊唁致电中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42]
- 据美国政府文献，当时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发表声明说：“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其行动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国家的发展的领导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43]杰拉尔德·福特在致毛泽东唁电中称：“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42][44]
-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41][45][46][47][48]，“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49]
- 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菲利普·戴维逊[50]：“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44][45][46][47][48]
- 《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是个精通中国旧学的学者，是一个无所不谈的读书家，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和历史的研究员，是一个完美的演说家，是一个具有非常记忆力和特殊集中力的人，是一个有才能的著作家。他对个人本身的习惯也漫不经意，似乎还有一种中国式的责任式的惊人地注意琐事的样子，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有精力的人，是一个具有极大天才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战略家。”“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被马克•吐温称之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亚洲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我在1936年写道：在这个人的身上，‘你会觉得有一种天赋的力量，一种强大的自然活力。’”[51]
- 为共产国际工作[52]的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44][45][46][47][48]
- 毛泽东去世时，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评价毛泽东“是历史上伟大革命人物之一”，“让中国重回大国的传统位置”，“发动了一连串全面、有时是破坏性的运动，将一个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1/5人口的半封建、基本上是文盲和农业的国家，变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53]
- 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毛泽东是意志坚强的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想法都是他自己的原创，发展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54]“毛是20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 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卡尔·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55]:461[45][46][47][48]
- 中国问题专家德里克发表《全球化与毛泽东的发展理论》的文章，认为毛泽东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发展理论，能够避免当前世界上主导性的发展模式的很多弊病。这种理论关注自力更生、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的建立。没有这种革命传统及其实践，随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56]
- 拳王迈克·泰森的手臂雕刻着毛泽东像，他在狱中读毛语录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留给他深刻印象[57][45][46][47][48]。
- 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后来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寒春评价：“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解放了所有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恶魔。”[58]
- 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毛泽东是一位进取者，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最善于采取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慢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可是他是重实际的，对于逐步实现一个目标有着极大的耐心……在1949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毛泽东仍是一个革命者，毛泽东不希望这一工作妨碍他所理解的继续革命的事业。毛泽东是一个极富想象力，而又受想象力驱使的人物，对中国大众来讲，他是诗人、预言家、学者……毛泽东不只是一个人，而至少是五个人：他是在全中国点燃起义烈火的农民组织者、军队的统帅、喜爱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道德规范的哲学家、一个作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政治领袖。”[59]
- 1929年，毛泽东病重，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听到毛泽东病故之误传，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讣告1,000多字，对毛泽东评价很高：“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8]:201-202
- 亚历山大·潘佐夫评价毛泽东“不仅是个敢于冒险的政治家，也是个民族主义革命家”，“毛泽东不仅推动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他也给中国这个从前的半殖民地带来了民族革命。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最终能够成为世界的主要地缘政治中心，政治上同苏美两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并因此受到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60]
- 英国作家韩素音评价毛泽东说：“他的领导艺术在于以理服人。他读书极多，他是一个擅长辩论的辩证法家……他的想象力十分生动……毛泽东还是一位艺术家，在独特的意义上说是一位革命的艺术家。他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冲动，一种艺术家的苛求；对己，对人毫不留情。他以一种永恒的激情从事工作，而这种达到忘我境界的激情就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美来。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词更加精美绝伦，清晰之极，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艺术创作……毛泽东的伟大，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的透彻了解。他懂得农民在中国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清楚农民渴望什么，怨恨什么，并懂得怎样把这种渴望和怨恨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他的哲理像大地一样，深厚、实在，而且是绝对的中国特色，连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一听就懂。这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更在于他的天赋。”[62]
- 罗思义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个特殊作品——他的遗产是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成就和他的分析方法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63]
- 巴基斯坦前总统乔德里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42]
- 巴基斯坦前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毛泽东逝世后发表声明称：“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64][41][44][45]
- 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42]
-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45][46][47][48][44]
- 秘鲁共产党领导人贡萨罗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分析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对秘鲁共产主义革命的意义，并说：“……我喜欢诗歌。这是我钦佩毛主席的另一件事，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虽然我没能受毛泽东接见）但我看到了人民对一位伟大领袖，一位非凡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座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的认可和深厚爱戴。”[65]
- 蒋介石评价毛泽东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67] 1945年重庆谈判前，蒋介石在阅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评价：“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68]
- 林彪在笔记中记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69][70][71] 林彪集团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评价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72]
- 聂绀弩评价毛泽东“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73]
- 杨奎松认为，在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当中，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是“你一国，我一国”，国军的损失与中共无关。“毛泽东曾电告彭德怀：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要团结对敌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本报纸的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同时，杨奎松说明了中共中央当时的基本军事方针：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以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74][75]
- 著名学者傅斯年曾与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一行六人，在1945年7月1日乘专机到达延安会见毛泽东，共商国共合作事宜，其中傅斯年更因为其学术上的崇高地位，获毛泽东邀请夜谈，之后返回重庆。不过与同行成员称誉中共不同，傅斯年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提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夜谈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内容都相当熟悉，而毛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76]
- 1980年四千老干部大讨论如何评议毛泽东功过时，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泽东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7.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9.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77]
- 陈一咨说，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前大谈民主，为的是争取人心；成功夺权后，中国大陆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宗亲组织和经济组织，并且还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清除中共党内外有不同思想的人，使民主发展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大大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78]
-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称毛泽东为“混世魔王”，他评价“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但是，如果就整个世界的范围而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毛泽东彻底失败了。他没能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推向世界，没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没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政治领袖。他仅仅是在重复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陷入那个轮回式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无奈他野心有余而能力不足。他没有力量和智慧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与美苏对抗，也就自然没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国际领袖的位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传统中国独裁者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走向现代世界的迹象。他被人类的先进文化抛到远远的地方，只能封闭起来，龟缩在自己的躯壳内，在对内的整肃中发泄他的无限权力占有欲。玩中国，毛泽东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却像个只知道死守二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唯恐被什么人抢去。这完全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性格。 ”[79]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评价其“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并不否定该评价的字面意义，反而借此阐述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80]
-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曾评价毛泽东“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81]
- 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在日记中评价毛泽东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82]
- 《高中新课标历史教材（人教版）》编写者之一袁腾飞评价毛泽东“干什么什么不灵，有一样东西他特别会，就是打仗，整人呐，他斗人的功夫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见过他这么会斗人的，你让他治国抓经济那完了，这国家非让他抓到原始社会去不可！据说毛泽东会写诗，要是李白是一的话，毛泽东是负一亿。据说毛泽东会写字，反正比的能强点！据无耻文人们说，像郭沫若这样的！……蒋介石政府是一党独裁政府，毛其实也一样，两个独裁者是一回事。国民党当年失败的原因就不好多说了，你说了容易对今天的政局产生影响”“毛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是你要记住那是什么？那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治国无方，扰民有术”。[83][84][85]
- 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评价毛泽东“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功劳的，但对老百姓来讲我想不出他有什么功劳。我看到的记载都是他所带来的灾难”“是一个最迷恋权力，最喜欢玩弄权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自私的人……毛泽东也是一个最无情的人”“甚至还不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开国君主”。[86]
- 金钟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认为毛泽东有“十大罪”：“谋杀国家主席刘少奇”、“复辟家天下，操纵江青篡党祸国”、“煽动仇恨，教唆青少年搞红色恐怖”、“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与科技教育”、“勾结日寇，里通汉奸，叛国有罪”、“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人”、“诽谤赫鲁晓夫的改革”、“输出暴政支持红色高棉杀人300万”、“享受超级特权，贪污腐败”。[87]
- 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委员赵克罗评论毛泽东说：“毛=党=国家=人民？老毛贼搞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穷兵黩武，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为什么不能反？”[88]
-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认为，毛泽东的强烈意志所追求的是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而每一次实现的秩序则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因此一再变成否定和破坏的对象。这是毛说“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无事”的深层意义[93]。自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客观趋势，是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中共的领导人都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正确与否是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新中国”这个名词。如果说“新中国”是指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那么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如果所谓“新中国”涵蕴著一种价值判断，以为没有毛泽东则中国今天将仍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这个论断就很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迅速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多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独立建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而且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94]:291-294。以毛泽东为领导主体的中共继承了一种中国传统，即社会边缘人的造反传统。中共这个“边缘人集团”的特点和做事习惯是：鄙弃社会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规范和价值，因而行事肆无忌惮。在造反时期不惜运用任何手段夺权，在夺权以后则千方百计地保权[95]:36-38。毛泽东的成功是时代造成的，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侵华。毛泽东严格上讲没有遗产，唯一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96]。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20世纪世界史上，他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93]。
-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白鲁恂写过《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分析毛泽东的心理[97][98]。他认为毛可能是自恋(narcissism)与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syndrome)。这能解释毛一方面善于了解别人心理并加以操纵，一方面对别人漠不关心。又说毛不是以现代方式领导政府；政策不是专业的评估事实与证据，系统的研究不同政策的后果来决定，而是靠毛的本能与直觉随性决定[99]:107-112。
- 美国学者艾瑞克·周就在《毛泽东：人与神话》一书中指出：“在靠愚昧和迷信生活的普通老百姓眼里，毛的出现就像全能的上帝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与各种神话联系在一起……如果神话和传说比原则口号更能激励民众，毛泽东当然也会使用这些东西。”[100]:155-156
- 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进”，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饿死人数是2-3千万[101]:368。《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在毛泽东统治下，中国人民死亡人数约六千五百万人，超过苏联的两千万人[102]:4。
- 研究屠杀人民的鲁道夫·拉梅尔教授认为，毛泽东造成七千七百万中国人死亡，超过苏联的六千六百万人，是20世纪屠杀人民最多的[103]。
-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信仰一个永恒变动的世界，偏爱的是斗争高于一切，认为一切现象都充满矛盾。”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获得成功之后，毛泽东进而试图通过建立一系列人民组织（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银行等等）真正建立一个理想的人民共和国，依靠人民民主跳出以往历史兴衰的周期率。但实际上“‘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队伍。”“真理和权力集于圣贤一身，他驾驭着作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坚信“利用矛盾是获取和掌握权力的方法”……“斗争保持纯洁”[104]。他试图通过不断发动群众运动等形式来解决政治、文化甚至经济等领域内的重大问题，但失去法律保障与约束的人民群众却成为一种盲目的群体性力量，不但难于解决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而且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浩劫，因为此些事件，导致中国对于民主的态度也趋于保守。[来源请求]例如罗斯·特里尔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说明毛泽东是一位带有乌托邦思想的理想主义者。“深埋在毛泽东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是民主政体。”“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把本应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柔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个体改造问题)，同时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105]他认识到上述两个问题之间的的矛盾，但又根本无法解决其矛盾，因此也就无法真正“从大乱走向大治”。[来源请求]
-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在《给希斯尼·卡博同志的信》一文中说：毛泽东的形象不断膨胀，以至于达到了中国皇帝的地步。事实上，这位“皇帝”凭借其“伟大舵手”的“真知灼见”，创建了广泛而可怕的官僚体系，无所不能地驾驭着他的“臣子”。他以共产党为垫脚石，随心所欲，并引用道家的“矛盾的辩证发展”观念为其行为“合理化”。他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人民的权力，攻击并瓦解了党，并在其“臣子”中玩弄权力平衡。他以革命词句来为这些行为辩护，其实这些行为并不比博卡萨皇帝、伊朗沙阿或尼泊尔国王所做的来得“文明”。毛泽东很喜欢这些人，包容他们并与其为伍，不仅因为物质利益，比如希望获得政治优势，使他们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中国的卫星国，也因为毛泽东的理念与他们的完全一致。[106]
- 旅居英国的波兰托派学者艾萨克·多伊彻也指出：“民族的历史、习惯的传统影响，在毛主义政府的宗法性质中，在它的僧侣作风中，在对群众的宣传中，以及环绕着领袖的神秘气氛中得到反映。”[107]。
- 荷兰学者冯客表示：二十世纪使人民大量死亡的三件悲惨事件，是斯大林的古拉格，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和毛制造的大饥荒。而毛是最大的杀人屠夫。[108]
- 历史学家迈克尔·H·哈特于1978年将毛在百人中排名第20：“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乔治·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44]哈特在1992年修订版中，根据中国变化，降低对毛影响力评价，在百人中名列第89，排在列宁、华盛顿、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人之后。[109][110]
-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111]
- 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在和陈布雷谈话时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112]
-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是“三分过，七分功”，“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 、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113][114][115]。“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16]。
- 毛泽东前秘书（非专职）李锐说:“关于毛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后面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117][118]
- 张闻天在1959年7月12日对彭德怀说：“会（1959年庐山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彭德怀回应：“西北组也是这样”。[119]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哲学暨近代史专家胡绳认为，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120]。他也认为，“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而且领导全党和全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大胆地跃进，取得了胜利。”谈到人民公社，他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121]。
- 胡锡进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犯过一些错误，但我相信，只要中国不分裂成七八块，大中国还存在，对毛的否定就走不了太远。因为毛所建立的国家高度独立自主，中央政权的有效性，还有把国家带进核俱乐部等，为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可以坚实踩上去的肩膀。一些人骂毛泽东骂过头时，舆论自然会反弹。躺着的毛泽东有这个力量。”[122]
-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核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在2003年哈佛大学为纪念其著作而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回忆，他曾经在韶山讲话评论过毛善于打天下，但不擅于治天下；随后，他评价大跃进造成了巨大浪费，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清除反革命则“更加糟糕”；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治理国政时出现过错误判断、没有直面事实、急于求成和报复心理等问题，并认为毛将自己当作思想认识的准则，从而判断中国共产党出了修正主义，进而形成了专制独裁；但施拉姆也认为毛有许多值得钦佩之处，在回答为什么毛的（政治）遗产没有被和斯大林、希特勒或波尔布特相提并论的问题时，他回答道，毛的政治直觉在很多方面是正确的，毛曾为中国人民努力付出，尽管50年代之后毛的情绪化、领导错误与歇斯底里特质愈来愈严重，并且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与罪过，但毛仍然是为了中国尽力而为的伟大领导人，并将因此而被铭记[123][124]。
- 辛子陵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122]。
-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评价毛泽东“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伴随着毛泽东对时代的贡献，亦有时代对他的局限。这通常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难以避免的，后人不能苛求”[125]。
-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尽管曾经在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44][45][46][47][48][126]。对于西方学术界普遍质疑1949年的革命是否有必要，迈斯纳认为1949年革命经由土地改革运动，在经济上成功达成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政治上则失败了，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或民主制度，而形成斯大林式的压迫机器。[127]
- 日本漫画家藤子不二雄Ⓐ在《剧画毛泽东传》2003年复刻版的后记中写到：“我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与建国后两个阶段。我描绘的主要是前期阶段。对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动荡与苦难的阶段，但他时刻怀揣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伟大而浪漫的梦想。此时的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充满力量的革命战士，还是一个志向高远的浪漫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但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成为一个统治7亿人民的领袖后，却舍弃了浪漫，转向到国内斗争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便是这斗争的终极表现，这也是毛泽东最大的悲剧。但无论如何，毛泽东肯定是本世纪最大的英雄人物之一。”[128]
- 曾加入中共的美国学者李敦白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为一身”[129]。“绝顶聪明、才华过人的暴君，是造成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苦受难及死亡的罪魁祸首。...如果毛在大权独揽之前去世，那他或许还会被认为是个先知，甚至会被当作圣人来缅怀。”[130]。
- 写过《毛泽东传》的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认为：毛泽东是传记作家的最佳人选，他刁钻狡猾，复杂又充满人性弱点，不是天才，就是疯狂，或者都是。[123]
- 1989年3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杰斯·布莱恩所著《胡耀邦传》声称，邓小平曾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请陈云领头讲话。陈云说，对于毛泽东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他认为毛泽东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131]:36-37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印象》全文引用[132]，然而原版的英文书名、作者名、国外出版社均不可考[133]。1989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传》、1992年济南出版社出版的《超级审判》也有相同内容，没有说明出处。[134][135]于光远曾在回忆录中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不是常委，没有在大会上讲过话”[136]:243-245；于光远和朱佳木等人的回忆都证实陈云在此次会议上只有两次小组发言[133]。网络上流传陈云说毛“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137]。陈云女儿陈伟力在2013年5月6日举行的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上公开否认，说这是李锐对毛的评价，不是陈云说的[138]。
- 刘亚楼曾否认苏联援助内战。他回忆道：“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139]1946年6月30日， 毛泽东在致罗荣桓的电文中说：“你到目的地后，除治病外，请找菲里波夫（斯大林名字的电文代号）对满洲的情况有所陈述，但勿作过高过多要求，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此外，请就你所知对关内解放区情况有所陈述，勿作任何要求，因关内完全靠自力更生。”[140]但杨奎松认为，国共内战中苏联红军确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的东北野战军[141]。苏联情报机构将军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中说，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这些战略进攻行动期间特意引发“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美国对中国内战的注意，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力度[142]。
-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1954—1976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院长李志绥在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私生活混乱，跟多名年轻女性如张玉凤有性伙伴关系，并染上男性滴虫病且传染多人。[143]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林克、徐涛、吴旭君等人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历史的真实》，反击李志绥书中的说法，并认为“这本书名为李志绥的个人‘回忆录’，但我们很清楚，以李志绥个人的经历和能力，是绝对写不出来的”[144]。而在书中经常被李志绥提到的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亦出版《汪东兴公开毛泽东私生活》一书，反驳李志绥的记录[145]。
-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46]，批评马寅初“社会主义下也有人口问题”的观点，造成中国人口过多，给自然环境与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147]中国后来不得不采取一胎化政策[148][149]。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人多力量大”[150]。但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认为毛泽东最初没有在计划生育上批判马寅初，并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人口问题时肯定马寅初的观点；而“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主要是肯定这个合作社依靠群众力量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并没有鼓励多生孩子的意思[151][152]。
- 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过多次讲话，指出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革命领袖功过、得失。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陈云曾经与胡乔木谈过以下几点意见：
- 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 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153]
-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154]:242[153]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2011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年会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说：
“不容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过严重错误。对于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盲目求纯、造假浮夸的错误，对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我们不但不能回避，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深刻地记取沉痛教训，永不能再犯。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容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借题发挥，给中国共产党抹黑，给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对这些言论，我们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通过深入的、有针对性的研究，用事实来说话，用科学论证来说话。”[155]
- 胡平为康正果《还原毛共》一书的序表示，评价毛必须跳出‘“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解放”后是幸福的新社会’的中共史观，而把毛放在中国百年的大历史框架中，依照中共从建立到发展壮大的脉络中予以评判。因为毛正是依赖中共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能倒行逆施。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犯的罪就越深。[156]
- 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一直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这个“王朝”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如果褒扬过于热烈，又有可能助长党内“保守派”气焰，而否定现行政策的合法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的进行[96]。大陆上虽出版不少有关追忆毛泽东生平作品，但其真实性都尚待考察，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造成正确评价的困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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