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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合作，国际上称第二次统一战线（英语：Second United Front），是指中国全面对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完成的第二次和解与合作。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苏联对中共指示应联蒋抗日。国民政府采安内攘外方针，也遭到中国地方军阀的反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挟持蒋中正，国民政府被迫放弃对内统一的政策，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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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在面对日本军事步步逼进，在抗日情绪高涨的压力下，蒋中正也对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作出调整，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商讨共同抗日。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中正对进行中之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强硬态度；调整了对苏联之政策。与此相联系，蒋在1935年11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一大步。[2]指示信认为中国社各阶级政治态度和1927年时“大不相同了”：广大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中国国民党军官政客也反蒋反日；一些中国国民党将领不愿当亡国奴和日本走狗，又为士兵群众威胁，要另图生路[2]。总之“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2]。指示信提出：党之策略方针是广泛之统一战线[2]。全党要充分认识：“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与之联合以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不管什么党（从生产党至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3]。
在此情况下，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僵局，通过多种渠道，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秘密接触。中国国民党要求“合作抗日”与中国共产党沟通，互相了解，为两党正式谈判开辟道路。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等七人被国民政府逮捕。最后，中共派周恩来到西安与中国国民党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释，国共两党表面上联合抗日，成为日后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关键因素之一[4]。中国一切阶级都日益认识到，进一步对日本屈膝妥协，对中国一切阶层都将意味着毁灭[5]:1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震惊中外[6]。蒋最终在宋美龄、周恩来斡旋下获得释放。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7]:37最终在苏联介入下中共暂缓抗击国民政府，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内战基本停止，使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加强控制西北。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造成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得以复苏，早于1937年2月，接受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收编[8]。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6次谈判。经过7个多月反复商谈，中国共产党同意结束分离主义、暂缓阶级斗争运动[9]:217-221。
8月6日，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政府成立后，8月2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解散[10]。8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会议，确立中共抗战方针[11]:32：“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12]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13]8月22日，发布收编投诚之中国共产党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3个师，其兵额为20,000人[8]。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钖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8]。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4]陕甘宁边区政府则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充任正副主席[8]。
9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将中国共产党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15]。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计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国民政府通过“根绝赤祸案”，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停止军事剿共，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拨发军饷。
9月22日，国民政府发表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15]。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为进两步而退一步”之四项诺言如下：（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一切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8]。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新四军成立，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参谋长，司令员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9月23日，蒋委员长发表谈话，盼中国共产党真诚一致，为御侮救亡而努力。[15]蒋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宣布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上完成。9月山西爆发太原会战，至12月中华民国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随后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下令“南京大屠杀”，杀戮最严重的是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6]。南京大屠杀持续数月，杀害中国平民和战俘30万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人以上），借此打击中国民众士气。早在1937年12月，李服膺因为从阵地上撤退在山西被枪决[5]:122。
1938年1月，中国召回驻日大使[5]:119。1月1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宣读决定：“日本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谈判的另一方，而要通过军事行动推翻那个政权，以期出现一个新的中国政权，作为这种谈判的一方。”；国民政府重申长期抗战之决心[5]:119。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中国政府作战中心迁往重庆市继续抵抗[6]。5月10日，日本海军占领华南福建沿海厦门市[5]:174。日本军事预算已达40亿日圆，5月21日，德国军事顾问从中国撤走[5]:176-177。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1944年以前，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国民革命军达110万人。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双方进入相峙阶段。会战中，侵华日军损失近20万人，由此丧失战略进攻能力。中国军队大部分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桂系主力）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转入休整，因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战略进攻。由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以及后方游击队等因素，日本对中国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扶持汉奸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权[16]。
日本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由中国分担，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详见陶德曼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6]。然而在内面临战局不利外受到列强压力的困局下，蒋中正对抗战始终未有动摇，坚持抗战到底，其夫人宋美龄亦以三国时期之赤壁之战曹操劝降孙权为例子，劝告蒋切勿听信日本人，而务必坚持民族大义[6]。日本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并继续施行“以华制华”的策略，建立汪精卫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则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大后方抵抗。期间日本对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大轰炸。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放弃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战，反对中日和谈。1939年年底，日军开展“桐工作”，试图与国民政府接触求和，国民政府派军统局特工予以应付。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德国组织空袭英国，世界各地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中国这时也出现广泛悲观倾向。到1940年年底，和谈仍无实质性结果，日方最终中止了和谈工作[17][18]。
1940年起，有说法表明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19]:461-483[20]。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21]。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22][23]:41-117[24]:263-298，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25]:79-80，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26]:1452-1455。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27]:4681-4682。中国共产党表态全力支持日本与苏联对中国主权的条约[28]:8-9。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声援两国条约，并重申日苏两国条约并未变更中国领土权，反而确保了两地的安全[29]。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30]:757-758。
汪精卫政权则于1943年1月对英、美宣战[31]。1943年5月12日，日军为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并摧破重庆门户而向湖北西部国民革命军守军发动进攻，最终没能打通从长江进攻重庆必经的石牌要塞。因此，石牌战役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32]。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在中国内陆取得豫湘桂会战的胜利。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省南部重镇衡阳。1945年1月，从衡阳南下的日军与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33]。豫湘桂会战，日军以50万兵力投入到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军损兵70万。战后，国军失守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不下6000万人[34]:3-6。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日军虽然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并打通“大陆交通线”，但却无法保证其使用顺畅，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点更为突出。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3月10日，盟军发动密支那战役，至1944年8月2日，攻占密支那[35]。其中在松山战役中，日本一个联队称被全歼，被称为日本二战亚洲战场上的一次“玉碎战”[36]。
1945年7月16日，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乃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取得蒋中正同意，劝告日本投降。8月，国军收复广西全境，原本预定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无须实行。战后，中华民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参与创建了联合国并成为5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37]。然而战争结束后不久第二次国共内战即爆发，使中华民国在战后对日谈判中陷入不利境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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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奉苏联明确指示与中国国民党共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合作。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重大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中国两个政权－－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策相应地发生变化。6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必须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协作，共同抗日。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奉苏联指示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有力打击阎锡山军队。接着，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2月下旬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错误，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之报告，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策略方针。
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38]。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39]。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形势之进一步变化，又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提出挟民意以胁迫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40]
中国共产党设立之边区政府、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不受国民政府指挥之组织，也逐步壮大。敌后战场大多为汪精卫政权的地方部队。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会议，随着日军攻占南京，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路线获得党内肯定，会议里纠正以王明为首，所谓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右倾投降主义[41]。
1938年1月15日，根据中央政府特别授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在山西、察哈尔及河北省共拥有10万游击队员[5]:66；同日，蒋视察华北前线，在洛阳会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5]:125。10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代表朱德提交国共两党举办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的提议，并获得蒋中正同意。其后叶剑英、李涛等30多人代表中共军队前往执教。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7期，每期3个月，毕业学员共计5,659名。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于日占区（沦陷区）攻城掠地，扩充中国工农红军，在长江流域建立闽西、赣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等主要根据地，游击区扩大到124县个以上。[42]
日本仅用少量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队伍，创造出大量不同名义的与日协作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日本态度转变引起欧美国家与中国注意，其中欧美研判第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战火燃烧到苏联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劝说，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在战争最紧张时，被视作公开叛国投降，打击抗战士气。之后1939年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中正派出特务军统策划，企图暗杀汪精卫而不果。汪精卫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本开展秘密谈判。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
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英机陆军大臣和杉山元参谋总长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于1941年5月发动中条山会战，以伤亡不到1万人的代价，造成国军5万多人伤亡，是抗战历史上中日双方伤亡最悬殊的战役之一。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复1941年前的根据地范围[43]:296-310。北京认为疆独三区革命是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专制独裁的阴谋[44]。伊宁市公园内有纪念疆独三区革命烈士墓与纪念碑，由毛泽东题词，并设立新疆三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占地6公顷。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运输船队遭美国猎杀使得战争物资紧缺；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复1941年前的根据地范围[43]:296-310。此外，中共还派出王树声进军河南，派出王震进军湖南，开辟新的根据地。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开始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发起车桥战役，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45]。
自1937至1945年，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消灭日军450,000余人；中国约有35,000,000人死伤，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46]。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仍然发生多次摩擦[来源请求]，但总体上说维持了一致抗日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亦发动多次敌后作战，对日本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牵制作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协定》，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日本关东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则多达150万人投入到远东战场，双方装备悬殊。苏联对日作战1个多星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南千岛群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苏军撤出后，将大批军火弹药交给中共军队[47]。8月15日，朱德并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并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挑拨内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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