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注 1]），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1]、小六子[2]，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和政治人物。[3]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人，祖籍河北大城[4]。其父为奉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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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 少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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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北洋陆军礼服的张学良 | |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 |
| 任期 1930年6月21日—1931年12月15日 |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
| 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29年1月12日—1931年12月25日 | |
| 前任 | 自己（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
| 继任 | 臧式毅（代理） |
|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 |
| 任期 1928年12月31日—1937年1月5日 | |
| 前任 | 自己（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
| 继任 | （职务裁撤） |
|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 |
| 任期 1928年7月2日—1928年12月29日 | |
| 前任 | 张作霖 |
| 继任 | 自己（ 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 |
| 奉天省督办 | |
| 任期 1928年6月19日—1928年12月29日 | |
| 前任 | 张作霖 |
| 继任 | 翟文选（ 辽宁省政府主席）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01年6月3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大清盛京将军管辖区锦州府广宁县桑子林詹家窝铺（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九鄂村张家窝堡） |
| 逝世 | 2001年10月14日（100岁） 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市郡火奴鲁鲁斯特劳布医疗中心 |
| 国籍 | 大清（1901—1912） 中华民国（1912—1928） 中华民国（1928—2001） |
| 政党 | 奉系 中国国民党 |
| 配偶 | 于凤至 （1916年结婚—1964年结束） 赵一荻 （1964年结婚—2000年丧偶） |
| 儿女 | 张闾珣（子） 张闾玗（子） 张闾琪（子） 张闾琳（子） 张闾瑛（女） |
| 亲属 | 张作霖（父亲） 赵春桂（生母） 于文斗（岳丈） 张学铭（二弟） 张学曾（三弟） 张学思（四弟） 张学森（五弟） 张学成（堂弟） |
| 学历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考入，未就读） 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第一名毕业） |
| 获奖 | 良威将军（1926年授予） 青天白日勋章（1930年授予） 旭日大勋章（1931年授予） 皇冠大十字勋章（1933年授予） 一等云麾勋章（1936年授予） |
| 军事背景 | |
| 服役 | 北洋陆军（1919—1928） 国民革命军（1928—1937） |
| 军衔 | 陆军少将（1920年授予） 陆军中将（1925年授予） 陆军上将（1927年授予） 陆军一级上将（1935年授予） |
| 参战 |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 反奉战争（1925年） 东北易帜（1928年） 中东路事件（1929年） 中原大战（1930年） 九一八事变（1931年） 围剿红军（1934年） 西安事变（1936年）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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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前半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而后半生则被蒋氏父子囚禁。1928年，在其父张作霖于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后，他以东北少主的身份迅速接替并掌握了其父领导的奉系军阀，并宣布东北易帜，终结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未抵抗，导致东北快速沦陷于日本之手，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开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5]:492-493。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中央军政大员。12月25日，张释放蒋，并亲自护送蒋由西安回到南京；张曾天真地说：我抓了蒋，现在送他回去，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岂不是千古美谈[6]！并亲自送蒋由西安回到南京；后一直遭蒋软禁并随国府迁台。在蒋经国任内，张依然遭软禁，直到蒋经国逝世后，1990年，90岁高龄的张才被李登辉释放、重获自由，并移民美国夏威夷州安度晚年[7]:20。
早年经历
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6月3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的母亲赵春桂个性刚毅，他是在八角台的一部马车上出生，幼时很贫穷，母亲只能睡在铺草的炕上。他回忆十岁时，遭逢乱局，母亲曾给他三十个银元，收在一个麻袋里，跟他说：“如果有事，你就跑去安定一点的地方，把这三十元找个老人给了，跟他说你是张作霖的儿子，他们会带你去省城找爸爸。”他当时问妈妈：“你上哪去？”母亲说：“我就走了，你别管我！”（暗示自裁）。张回忆，母亲个性坚毅刚烈，曾经吵架后完全不跟父亲说话非常久。
张自述，因父亲打胜仗，自己又出生，故被取小名为“双喜”，但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多次病危，自己都认为自己活不了，最后父亲采取民间信仰仪式，装作被和尚收养，随即用一个纸人写下名字，丢在庙中，当作替身出家，“双喜”这个名字就没了，改用其他名字（代表“双喜”出家了）。依据民间的习俗，他一出庙听到头一个名字，就成为自己小名，当时听到有一个人喊一个小孩“小六子”，于是他的小名改用“小六子”。
1916年，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8]:21。
1918年，张作霖在军粮城成立奉天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副司令徐树铮，参谋长杨宇霆；9月，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9]:8-9。
1919年张学良考取保定军校第八期（与陈诚同期），而正要入学时，张作霖与段祺瑞不睦，阻止张学良。3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开办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0]:278。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张学良也被调到讲武堂受训[9]:9-10。张学良于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11]:43。张学良在奉天讲武堂受训期中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由于理念相符，两人关系便亦师亦友[9]:11。郭松龄还辅导张学良习数学、物理及高等军事学[8]:22。
1920年，张学良由讲武堂以炮兵科第一期第一名结业（四次定期考试，三次第一名），张作霖升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力荐郭松龄兼代第二团团长[9]:12。郭松龄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广东军政府警卫军中校参谋、韶关讲武堂教官[8]:22。7月9日，直皖战争起[9]:12。秋，吉林省、黑龙江省土匪乱起，张作霖派张学良进剿获胜[8]:22。张学良卫队旅改为奉天第三混成旅，仍由张学良任旅长，郭松龄为该旅第二团团长[9]:12。11月，张学良晋升陆军少将[8]:22。
1921年，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奉天又添编4个混成旅，吉林和黑龙江各添编2个混成旅；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学良保荐郭松龄任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12]:5。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4月，张作霖即陆续派军入关，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担任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总部设军粮城[9]:12。张学良为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下辖自兼旅长之第三混成旅、蔡平本第四混成旅、郭松龄第八混成旅[9]:12-13。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奉军于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唯一取胜的部队。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张作霖撤职查办，裁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9]:13；第二天，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9]:14。6月17日，张学良与孙烈臣代表奉军，直军代表王承斌，在秦皇岛英国军舰上签订停战和约，终结第一次直奉战争[9]:13。
回到奉天后，张学良为军长，兼奉天陆军军官学校校长[8]:24。张作霖为雪此战争失败之耻，回到奉天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派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统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9]:14。整编中，东北航空处成立，督办张学良[8]:24。1924年，东北成立4个空军大队，购国外新式飞机120架，东北空军司令张学良[8]:24。经过张学良2年多“整军经武”后，东北军军威大振，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完败[9]:15。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猛攻，奉军突破榆关（山海关），直捣北京[8]:24。直系主力投降，吴佩孚率军乘船赴南方[8]:24。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达到顶点。
1925年，张学良任奉军津榆驻军司令[8]:24。6月中旬，张学良率奉军2千进驻上海[8]:24。上海公共租界英法当局见奉军开入上海，联衔向张学良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13]:361。8月，张学良检阅秦皇岛渤海舰队，收其为东北舰队一部[8]:24-25。
1925年11月，郭松龄被冯玉祥唆使反奉，发动兵变。郭素称“关东第一猛将”，将所部精锐奉军7万人改编为“国民四军”，攻下山海关后北上，兵锋直指奉天。张作霖猝不及防，出卖大量权益给日本以换取支持，后令张学良收拾残局，自己准备撤守。据奉军军团长王铁汉说，此时张学良率军与郭松龄对峙在巨流河，郭手下官兵看见河对岸是张学良，军心动摇[14]。郭军又遭到日本军空袭，部队溃散，被吴俊陞部逮捕，身为郭松龄“第一门徒”的张学良面对昔日情谊，想要留其活口，但张作霖已下令将郭松龄夫妇枪毙，暴尸三日。郭松龄夫妇死后，张学良痛哭失声，几至昏厥。1927年，面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军团长南下联合吴佩孚残部与北伐军作战。也有文献指出真正下令立即枪毙郭松龄的是杨宇霆，这也埋下日后张学良对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设下鸿门宴的原因。
1928年发生五三惨案后5月9日，张作霖呼吁南北双方停战，通电表示“佥以国内苦战，外侮趁虚而入”应“以侮释嫌，合力抗外，必得世界之同情，对内更多符多年国民之要求”，他愿意派人到南京召开善后会议，商讨统一问题。6月4日凌晨5点30分，返回奉天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二战投降后，同盟国东京军事法庭调查，是日军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并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因张作霖的忌日是农历四月十七日，也是张学良的农历生日；张学良痛苦万分，从此不过生日，说：“从此把生日改了。”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深怀日本关东军杀父之仇，一方面奉承父亲遗志，坚守中国领土，尽力摆脱日本军政影响；另一方面贯彻自己一贯反对内战的思想，宣布东北地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升上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标志北伐战争正式结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华民国。
东北军出关后，张学良将东北军缩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省防军由地方财政支出，为数不多。国防军计辽宁步兵14个旅，骑兵四个旅，炮兵三个旅。之后又收编张诚德的骑兵一师（等于一个旅），收编刘桂堂步兵一个旅，吉林八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及独立团营等等。
奉系老将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对张学良世袭东三省军政大权有所不满，认为年轻的少主平日沉溺饮酒、女色、吸食鸦片，并无真才实学。24岁前的军功，实质上是副手郭松龄所立；在张作霖被谋杀后明知是日本人所为，27岁的少帅却束手无策，反而趋势投靠曾经的敌人，压制奉系功臣元老。杨宇霆更自以为老臣，时常对少主张学良不假辞色，倚老卖老，动辄讥讽，诸将深以为大不敬。杨宇霆还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主其事。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诱杀[5]:200。处决二人后，张学良罗列杨、常罪状，却又送两家各银元一万元奠仪，作为抚恤金，也体现出当时奉系的派系斗争。此举引起东北军上下哗然，军内诸将虽纷纷输诚称绝对服从，但裂痕既成，于是张学良试图取得一次胜利，以证实自己的能力，慑服众心。
1929年7月，在蒋介石强力支持下，张执行蒋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强硬对抗苏俄”。故提出要取消苏俄在东北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7月10日，蒋在战前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15]。
张学良则于1929年8月25日在对中外记者谈话中指出：“外人对东省此次举动，所多误解，认为系收回东路，破坏条约，实则吾人决无破坏1924年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之意，因中国既经签字，决不愿破坏之”，“中国并无根本收回该路之意，所求是在免去此等运动赤化之俄员职务而已。且此次之事，中东路乃其极小问题，真正要点完全在俄人以中国作赤化根据，吾人不得不为自卫之处置。”
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8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沈阳，与张学良商谈。张表示，对苏交涉遵照中央意旨办理。中央政府表示的全力支持，坚定张的抗俄决心。值得注意是，在整个中东路事件过程中，蒋食言，未给张事先承诺好的任何援助与补偿，也体现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进攻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中，积极维护苏联利益，赢得共产国际赞誉[16][17]:16。
1929年11月26日张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蒋拒绝支援张，张不得不求和，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对铁路的控制，一切回到原点，并承诺“解除白军的武装，将其组织者和煽动者从中国东三省铁路驱逐”。
由于中原大战随即发生，蒋为稳住内政，也默许张对苏妥协，以换取其对蒋中原大战的支持。张因此获得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第一座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是颁授给有功于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军职人员，表扬他保持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贡献。这次挫败，影响了张以后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式，张认为，整体国防与战争应由中央政府统筹，以避免战事扩大或无谓牺牲。
1929年初，张学良在内蒙古继续其父张作霖开垦蒙旗土地的计划，引发蒙古人抗议。以嘎达梅林等蒙古人发起“独贵龙运动”前往沈阳请愿。7月26日请愿代表嘎达梅林等被捕，11月13日被劫牢救出[18]。于是嘎达梅林组织起义，领导了一支700多人的抗垦军队，提出了“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袭击垦务局和垦荒军，驱逐测量队，转战于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哲里木盟一带。张学良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和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出兵围剿，1931年4月5日，在今通辽北包围歼嘎达梅林，嘎达梅林被李守信阵斩，后汤玉麟将其送回蒙古，枭首示众，以威吓蒙古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入关内，牧垦草原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实施。
1930年3月，反蒋派军人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为副司令[5]:198。4月，中原大战爆发[5]:198。8月，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与南京政府对抗[5]:198。9月18日，张发表电报《巧电》（韵目代日，巧为十八），宣布反对中国内战，希望各方立刻停战。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二备院部、备委员会勋鉴。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备总指挥部、备司令部、备军、师、旅部、备法团、备报馆仝鉴。
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坵墟，人民荼炭，伤心惨目，讵忍评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所憟憟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舒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常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藉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惟希亮詧。
这封《巧电》，被反蒋联军拒绝。两日后，张派兵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武装调停”，反蒋联军失败[5]:198。9月20日，蒋再电张催即日就副司令职[19]。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收编接管西北军，并进军华北，入主北平，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
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特赐荣褒[20]:3757。1月16日，蒋、张联名代电，委任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别为陆军第三、四、五、六、七军军长委任庞炳勋、孙殿英、杨效欧、冯鹏翥、孙楚、杨澄源、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分别为陆军第一至第九师师长，傅作义兼任第十师师长，周玳为炮兵监，至此西北编遣问题告一段落；国民政府通电，陆海空军副司令官张学良业已宣誓就职，自本年1月起，总司令部各公文均由张学良副署[20]:3764-3765。1月21日，张在沈阳东北边防公署接受日本天皇所赠旭日大勋章，日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授勋，东北各军政要员均参加授勋仪式[20]:3767。2月13日，蒋、张联名电委高桂滋为第十一师师长[20]:3780。4月17日，张离开沈阳赴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4月18日抵达北平，驻顺承王府[20]:3817。4月24日，张召集副司令行营全体职员训话，谓本人不在北平时，行营工作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同日张在私邸接见欧美记者，谓此来北平专为组织行营，将来沈阳设办公处，北平设办事处，本人三分之二时间住沈阳，其余时间分住北平、南京[20]:3821。4月28日，张在北平接见山西、绥远各军将领，对山西、绥远善后提三办法：一、各军自动实行裁减，俾达收支适合；二、山西、绥远驻军太多，拟请中央调开一部；三、山西、绥远裁厘后，收入甚微，拟整税收，维持现状，核发各军军费[20]:3824。4月29日，张离开北平赴天津，次日自天津飞南京出席国民代表会议[20]:3824。5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及《首都建设案》，张列席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北方治安负完全责任[20]:3825-3826。5月6日，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选定张继、戴季陶、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推派之于右任、国民政府推派之张共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20]:3830。5月9日，国民会议开第二次大会，张主席，讨论《教育设施之趋向案》，蔡元培对该案作详细说明[20]:3832。5月15日，国民会议开第七次大会，张主席[20]:3836。5月28日，张因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21]。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20]:3860-3861。6月26日，中国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在该部防区将进行间谍活动之日本现役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及随从三人在四方台附近拘获，经搜查审讯，中村等间谍罪证确凿，6月26日夜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4人处死，为保密计，并焚尸灭迹，所有证物均送往北平呈报张[20]:3867。
7月6日，张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20]:38757月12日，蒋密电张，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20]:3878。7月21日，蒋任命张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20]:3885。9月6日，张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22]，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23]:488：“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24]:125[25]9月6日，张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20]:3915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20]:3921。9月19日零时20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令辽师攻沈阳近郊，独立守备队攻辽宁，骑兵旅攻长春，独立旅攻凤凰城和鞍山，炮兵团从旅顺向沈阳进发；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急电蒋回南京主持一切[20]:3922。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讨论日军侵占沈阳事件，决议三项：一、电粤方对外交表示态度，二、定本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沈阳被陷哀悼，三、推定戴季陶、邵元冲、陈布雷、王正廷、陈立夫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20]:3924。9月22日，蒋电告张，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此案已在南京归为国际交涉；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委孙殿英为第四十一军军长[20]:3929。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亲自下达“不抵抗命令”[26]。而蒋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9至10时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27]
荣臻在事变后提出之报告（节录）：
“……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许，沈阳东北方向，忽闻爆发声音，全城池为之震，此即日军自己炸破其南满本线柳条沟附近铁道之工作也，……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1946年，曾任张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宣称东北军不抵抗，是因为张接获蒋命令，并且中国大陆长年宣传张“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以此拍摄电影《西安事变》。张学良日后接受访问时，多次坚持是因为他误判东北情势，下令不抵抗所致，而非蒋介石命令。据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曾以“铣电”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28][29]:24[30]在中国大陆所有档案资料馆中，均找不到铣电原件档案。在海外，21世纪的头几年，一度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称“铣电”的原件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给窦应泰打电话询问此事，得到的回答是“不足为据”[31]:57。据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称，他曾经翻遍台湾蒋文档最齐全之《蒋介石总统档案》（“大溪档案”），也没有找到“铣电”档案，查无相关迹证[32]:195-220。张晚年亲口否认铣电之存在[33]。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当着张面前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所谓铣电的关键语句）。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34]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诗作指控张学良软弱，令张被称为“不抵抗将军”，然而马君武这指控却是出于两人私怨而凭空诬告。诗云：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首先，诗中的胡蝶（蝴蝶）不但当时不在北平，终其一生根本未见过张。朱五，即朱启钤的第五女朱湄筠，于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早已成婚，嫁给张学良的爱将朱光沐，主婚人还是张学良本人[37]。
香港历史学家丁新豹指出九一八事变当晚，张乃与其参谋何世礼、何父何东爵士晚饭：“当日张学良听完一个电话之后，饭未吃完就离席，原来电话是报告日军突袭沈阳，是为‘九一八事变’。”而不是与女士聚会[38]。
而身在其时的马君武写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指控，被认为是因当他听到张对张伯苓办南开大学捐赠巨款，但上门向张要求捐款时却被拒，才故意诬蔑张，也在重视礼法的年代坏女子名节。据作家高阳所言，朱湄筠告诉他后来遇上马君武，上前道自己便是他笔下被诬蔑的朱五，“当时马博士的窘态，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结果是不俟终席而遁去”[39]。
1931年11月21日，张委万福麟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总参议[20]:3992。12月5日，蒋电张严令阻止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如不能劝阻，宁可停车，不予通行，以免效尤”[20]:4005。12月15日，张电蒋，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同日国民政府准张辞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20]:4015-4016。12月22日，张电蒋，谓“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最后指针”[20]:4021。
中年经历
1932年1月5日，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通告报告锦州失守经过，略谓：“日方兵力增厚，武器精良，在在皆远胜于我，自其发动以后，竟以飞机、坦克车及大口径炮分路猛攻。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致于江日失守锦县。”[20]:40341月6日，张邀孙殿英、李服膺、商震、徐永昌等及在北平各将领协商华北军政问题[20]:4035。1月10日，张在北平招待新闻记者，表示拥护统一，安定北方[20]:4039。1月13日，张电促蒋、汪精卫、胡汉民入南京，略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断难再复。”[20]:4042-40431月18日，张委荣臻为北平绥靖公署参谋长，荣臻1月20日就职[20]:4047-4048。1月30日，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张、李石曾、于学忠、徐永昌、周作民5人为常委[20]:4060-4061。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通电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江省、福建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20]:4068-4070。2月11日，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成立，张为理事长[20]:4077。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任命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3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3月18日蒋就任[20]:4102-4103。3月11日，张为遵二中全会决议，电国民政府恳辞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20]:4107。4月10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晨访张，晤荣臻，询九一八事变经过[20]:4127-4128。4月12日，国难会议闭幕，通过请政府克日将张撤职查办，所部军队着军委会妥为处理，以便收复东北失地等案；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北平与张、万福麟等原东北军政官吏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对东北问题作详细之恳谈[20]:4129。8月1日，张电南京报告热河情形，称：“日方已开始军事行动，形势渐趋严重，榆关亦告紧急。”[20]:4204-42058月6日，汪精卫致电张，望其辞职以谢国人，并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忧，正在兄防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20]:42088月7日，北平政委会开会，张决定辞职，张覆电汪精卫，劝汪“以国事为重，勿轻言辞”，“本人军、政权将分交平军分会、政委会”，同日张并电蒋请北来主持；蒋电张群转劝张，“以大局为重，宜忍隐处之。北方同袍尤不宜亟有抗辩，以免益陷僵局，更增纠纷”[20]:4208-4209。8月8日，汪精卫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促张下野，略谓：行政院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继张者“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冯玉、阎锡山如何，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汪精卫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行政院长职，指责张治下省份，国家税收悉截留，兵额中央无权过问；张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张覆电汪精卫电请中央罢免本职[20]:4209-4210。8月9日，蒋电覆张，假拟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择一而行，勉出兵收复热河为上策[20]:4211。8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对汪、张辞职拟定方案，汇送中常会决定：一、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8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二、裁撤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8人，以万福麟、荣臻、蒋伯诚为常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军分会委员长；三、再由中常委切实慰留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长[20]:4214。8月20日，蒋电张群、蒋伯诚转令张，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裁撤北平绥靖公署[20]:4218。8月23日，北平政委会例会，张请辞委员职，决议慰留[20]:4220。8月25日，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举行常会，决议：一、张学良请辞委员职慰留，二、北平军整会改称北平军事训练委员会[20]:4220-4221。9月1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在北平“绥靖”公署旧址正式成立，蒋再电张，请以军事委员委员资格主持[20]:4224-4225。9月3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总报告已完成，各委员及秘书长在北平签字，下午4时该团国长李顿等向张辞行[20]:4225。10月，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转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40]:113。10月25日，国民政府令张全权调处鲁事，同日刘珍年电呈中央请将该师调离鲁境[20]:4253。11月6日，张派彭士彬等三人赴济南监视韩复榘、刘珍年自胶东撤兵[20]:4259。11月10日，张飞汉口晤见蒋，面商东北、华北问题，并协议海军接防烟台、龙口，11月12日飞杭州，11月16日复飞汉口见蒋[20]:4261。
1933年1月2日晚，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就榆关事件电张提出“警告”，称榆关事件系中国进兵热河，宣言抗日所致；张密电蒋，认为日军发动榆关事件“并非即欲作真面目之战斗，仍为借此对我方军事部署加以试探”，希望“设法对榆关事件谋一缓和延宕办法”，同时出“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敌之谋无效，则我亦不得不尽全力以周旋”，并表示自己“决无丝毫犹豫”，要求蒋“迅示机宜，并乞迅饬启宇（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所部火速出动，其他军队速行集结”[20]:4292。1月3日，蒋由奉化到杭州，覆电张，略谓：“无论倭寇行动如何变化，我军速入热河计划，万不可稍有变更，只要能达成此任务，则为缓寇计，不妨相机应付”，并表示商震部“调动与接济筹备，弟当负责”[20]:4293。1月4日，蒋致电张，指出：“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提出军分会及张本人“应即迁保定或张家口，一面与各公使馆交涉，声明北平驻军他移，以北平为文化区，不愿与倭军在北平附近冲突，并望各国互尊条约，保持平、津之和平”[20]:4294。1月5日，蒋电林蔚转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请任命张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兼代委员长[20]:4294-4295。1月7日，蒋返抵南京，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商应付榆关事件，随后接见张代表鲍文樾，听取榆变经过[20]:4296-4297。1月8日，张在北平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日方关于榆关事件系中国方面调动军队所引起之谬论，谓“榆关事变与九一八柳条沟事件如出一辙”，表示“惟有以吾人之精神与赤血，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20]:4297-4298。1月11日，蒋在南京陵园私宅与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陈立夫等人商讨对日外交，决定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赴北平向张传达中央对对华北外交方针，当晚刘离开南京赴北平[20]:4301。1月17日，张致电蒋，谓“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催促蒋“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20]:4305。2月5日，张电蒋，报告“热边风云日益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原有军队实属不敷分配”，要求蒋“筹定大计”，蒋批复以“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表示：“吾人处此忧患，横逆之来，惟有尽其心力而为之，只求此心无愧，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已[20]:4319。”2月12日，张制定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之防御方针，成立华北军总司令部，由蒋兼任总司令，张任副总司令[20]:4323-4324。3月3日，蒋准备取代张兵权，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往北平应付华北局势，3月5日抵北平，黄旋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20]:4339。3月4日，蒋为承德弃守致电张，指示“紧急处置，应以规定各部收容阵地与制止其后退，力图反攻，冀挽颓势”[20]:4339-4340。3月5日，张据报汤玉麟放弃承德，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褫职严办[20]:4340。3月6日，蒋致电杨杰转示张、何应钦，指示反攻战略：“以宋（哲元）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冷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则必得策”，又电杨杰转示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将领，望“协同一致，力图反攻，力图反攻，以报党国”[20]:4341。
3月7日，张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略称[20]:4341：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不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41]:543，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42]:661[20]:4341。
3月8日，蒋到达河北石家庄，何应钦由北平往见，张拟同行，蒋以“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拒绝，同日宋子文亦奉蒋召由上海到石家庄，预商张下野办法[20]:4342。3月9日，蒋召张在保定会晤，蒋先授意宋子文与张谈去留问题，宋转达蒋意：热河失守，张守土有责，中央政府更责无旁贷，蒋也同样受到国人攻击，“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张只得接受辞职，下午4时蒋到保定与张晤面，准其去职[20]:4343。3月10日，张召于学忠、万福麟、荣臻、王树常、刘哲等东北军要员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及原因，并宣布已与蒋商定军事善后，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20]:4344-4345。3月10日，张发出辞职通电[43]:107。3月11日，张通电下野，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并表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期望“中央俯察彼等劳苦”，“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20]:4345-4346。3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准免张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同日张离开北平飞上海，何到会接任[20]:4346。
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签署[20]:4408-4409。7月22日，张为考察欧美各国军事组织，是日由意大利抵法国巴黎，7月30日飞抵英国伦敦[20]:4450。12月15日，张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轮回国，行前意相墨索里尼赠以皇冠大十字勋章[20]:4534。
1934年1月6日，张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国，途经香港登岸访胡汉民[20]:4552。2月1日，蒋由南京抵杭州，部署福建军事善后事宜，同日张往杭州谒蒋，向蒋表示“一切听命中央”[20]:4574。2月7日，国民政府特派张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20]:4579。2月9日，蒋由杭州飞南昌，行前召见张指示豫、鄂、皖三省“剿共”计划，抵南昌后即饬赣西各县部队跟踪追击湘赣红军[20]:4580。3月1日，张在汉口任豫鄂三省“剿匪”副司令职，3月5日武昌设立行营[20]:4595。6月，正当蒋第五次围剿红军在江西激战时，张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救国主张[44]:57。6月18日，张出巡豫鄂边区，是日抵达潢川，6月21日在潢川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反共军事，之后再赴商城及皖西立煌、六安，6月27日张回武汉[20]:4677。10月9日，蒋在张、刘峙等陪同下离开武汉北上，前往豫、陕、甘、宁各省视察，翌日蒋等经郑州抵达洛阳主持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何应钦亦由北平抵达洛阳晤见蒋[20]:4747-4748。10月12日，蒋偕张抵达西安[20]:4750。
193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撤销，主任张，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钱大钧[20]:4847。4月，蒋命令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但却遭到挫折两个整编师被全歼，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45]。4月2日，国民政府任阎锡山、冯玉祥、张、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20]:4865。4月14日，武昌行营主任张由重庆飞贵州见蒋，河南保安处长冯占飞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偕行，4月17日张回汉口[20]:4872。9月13日，张由汉口飞西安，与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军事[20]:4961。9月19日，张飞天水视察[20]:4965。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之红军[46]:557。蒋再次推张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之总司令职务[46]:557。9月21日张飞返西安，与阎锡山代表张维清商围攻陕北红军，9月24日又偕杨虎城、邓宝珊飞兰州与朱绍良分商防共[20]:4965。10月16日，张由西安飞抵武昌，办理行营结束事宜，10月19日返西安，10月20日武昌行营结束[20]:4980。同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44]:57。
1935年11月13日，张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奉共产国际指示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被中共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47]:880。11月，张在南京参加完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曾去上海，秘密会见因“新生事件”而获罪之东北籍人士杜重远[46]:563。张、杜是老朋友[46]:563。此次见面，张向杜倾诉自己因“剿共”接连失利之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道路，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之盛世才，取得苏联援助，共同抗日[46]:563。11月下旬，张到上海会见尚在狱中之老友杜重远，杜深受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胡愈之等人影响[44]:57。
1935年12月，张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8]:14。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48]:19。
西安事变之前，张已经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49]。1936年，国民政府于1月7日授予张一等云麾勋章[20]:5045。1月4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张与杨虎城自西安飞抵绥德同高桂滋、毛侃会商防止陕北红军北攻榆林、绥德[20]:5048。2月19日，张把董健吾、张子华用飞机送到肤施，再由当地驻军派骑兵护送到苏区；2月27日，董、张到达瓦窑堡，由博古、林伯渠接待并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等[48]:48。3月2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博古，提出对蒋、张之联络工作应分进行；3月4日，毛、彭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政府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带着中共中央意见返西安见到张后，即回上海向宋庆龄覆命[48]:48-49。3月中旬，博古带张子华到山西向中央汇报告他和曾养甫接谈；周恩来也到；北方局王世英也向中央汇报同杨虎城谈判情况，并报告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谈经过[48]:49。张在旅欧期间，会见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欣赏德国与意国全民团结的精神，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50]:16-17。在3月20日至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一部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有必要抗日，但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所以至今中国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苏仍举棋不定；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通电，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48]:49-50。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48]:14。1月初，张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48]:15。1月17日，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张、王以哲见面[46]:561。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王以哲会谈；张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48]:15。1月20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陕西洛川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张会谈，李说明中央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一致对外之主张[20]:5060。1月21日晚，张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46]:561。张密晤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克农，李表示拥张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暗示能获得苏联军火援助[44]:57。1月，在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46]:426。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51]:4。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52]:24。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2月10日，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48]:15。2月20日，周恩来在瓦窑堡接到中央及军委从东征前线发给李克农之训令，指出张同意抗日，愿意和他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48]:15-16。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窑堡出发，于2月25日到达洛川[48]:16。2月25日，李克农到达洛川[46]:562。2月26日，张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回来谈[48]:16。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48]:17。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主要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第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予以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53]:2。
1936年3月2日，张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48]:17。3月3日，张由南京飞返要西安，次日即飞洛川与李克农第二次会谈，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主张抗日必须“联蒋”，并要求中共派全权代表作进一步会谈，3月7日李克农离开洛川[20]:5095。3月4日，张便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46]:562。张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48]:17-18。3月，张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蒋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46]:426。李克农一一作回答，但在联合蒋和进军路线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克农表示：“张将军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报告[48]:18。”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48]:18。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驻在山西石楼城指挥红军东征，周恩来和博古、邓发由瓦窑堡赶到石楼；3月16日，李克农到石楼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央立即决定周恩来为代表到肤施同张谈判，李克农也同去[48]:18。张再晤李克农，请中国共产党介绍自己代表与苏联直接商谈军火援助问题[44]:57。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之东楼内[48]:19。张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刘鼎反复请教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根本原因和战略战术[44]:57。刘鼎到西安第二天，张在家里接见他；张严肃地向刘鼎提出三个问题：一、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二、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三、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严重损失[48]:19-20。第二天，刘鼎再次与张见面，刘对张说：一、张先生执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四个月，日寇就占领东三省，当然遭到人民辱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一样，在这个问题，不能不表示态度；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采取片面行动，苏联指责张先生绝非无中生有；三、东北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采取自卫还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有人民支持之新式军队，百万大军都无可奈可[48]:20。当天张就偕刘鼎和公馆随从人员飞到洛川，张行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声称自己要到前方督战，曾致电蒋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解委座两顾之忧。”；蒋覆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48]:21。”周恩来参加3月20日到3月27日之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不排除蒋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之可能，没有再次谈反蒋之问题[48]:22；3月27日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与张谈判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46]:426。
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经过两个月之努力，采购许多重要物资，有印钞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许多困难，打破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之经济封锁[48]:18。
1936年4月6日，毛、彭联名致电张，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48]:22-23。4月，张到肤施密晤周恩来，周劝张反蒋，张则劝周联蒋[44]:57-58。4月9日，周恩来与张在肤施会谈[46]:426。周恩来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48]:23张说全国之力合到一起，难以打败日本，不要把有抗日愿望而又实力最强之蒋拒之门外；张表示若劝蒋联共不成，便在西北另立新局面[44]:58。张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脚，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之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为北上之红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让路，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根据他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还不能做到反蒋，如蒋投日，当离开蒋，在未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之命令，进驻苏区，他主张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之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之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48]:23-24。张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之中国国民党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通商等协议[46]:427。周恩来表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之意见回去慎重研究[48]:24。会谈一直进行到4月10日晨4时才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周恩来对李克农等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张后来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握别时，张赠送《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出版之中国大地图一本，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随后，张拿出二万块银元和十二万法币，支援红军作军费[48]:24。
4月22日，周恩来写亲笔信给张，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把信交给刘鼎，信内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信中诚恳忠告张“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直率之处，诸维鉴察。”[48]:26-27几天后，张和刘鼎乘专机到西安，到西安后，把刘鼎安置在公馆之东楼上，对刘鼎说：“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中多活动，并多多帮助我。”[48]:28因此，那时人们叫刘鼎为“秘书”，在张公馆进出，张还亲自嘱咐随从应德田和孙铭九，要好好招待和保护刘鼎，以后又给刘鼎发自卫手枪[48]:28。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中国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行列[46]:427。刘鼎到西安积极设法架设秘密电台，着手建设从西安到苏区、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秘密交通，利用关系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一个两进四合院，做为秘密交通站；通过东北军关系买商用交通车，把宋庆龄介绍之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大夫、潘汉年、丁玲、张子华等去苏区，经过西安七贤庄交通站，送往洛川转陕北；中央从陕北派邓发或王稼祥等到新疆或转苏联，叶剑英、汪锋、张文彬、张经武等由保安到西安，也是通过秘密交通线[48]:28-29。
1936年6月30日，张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54]:110。7月，张筹建“抗日同志会”，9月正式成立，作为秘密核心组织团结东北军，吸收有积极抗日思想分子，开始主要成员是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苗勃然（两人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等，刘鼎也参加；以后向军、师、旅长发展，共达70多人，张自任会长，联共抗日、培养抗日干部[48]:30。7月初，张住在王曲时，把刘鼎拉去跟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红军一起干。……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劫，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48]:31-32刘鼎立即回到西安，用十万火急密电报告中共党中央，乘张专机到肤施后，步行50里到达安塞；党中央机关刚从瓦窑堡撤向保安，得到刘鼎电报后，毛、张闻天、周恩来于7月5日赶到安塞城，立即召开会议，毛、张、周都到会，李克农也列席会议；毛最后说：“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面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48]:32-33刘鼎回到西安见到张，详细谈了安塞中央会议，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部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耐心听后表示理解中共中央意思，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然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48]:33-34张为整训部队军官，商得杨虎城同意，报经蒋批准，在西安南郊王曲创办“西安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张接受刘鼎建议，吸收瓦窑堡红军大学之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救国之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训练团废除打骂，提倡官兵平等，团结官兵[48]:30。训练团第一期张就住在王曲，亲自给学员作报告，公开对学员说：“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东北军要站在抗日第一线，……东北土地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东北军抗日，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的。”[48]:30-31张、杨讲话，都讲抗日救国道理[48]:30-31。刘鼎又建议张办学兵队，从北平、天津招收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学生到西安军训；张同意后，由中共秘密党员刘澜波、孙达生等协助招生，学兵队由张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领导，由卫队二营派送管理干部；学兵队共300多人，设在西安东门城楼上，学兵毕业后分配到各要害部门和各部队[48]:31。刘鼎还和刘澜波等推动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团结东北人抗日救亡；又从上海请来文化界秘密党员吴奚如到西安，主编抗日同志会刊物《文化周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8]:31。
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上之重大转变；而洛川和肤施会谈中，张一再认为蒋有可能抗日，应该内外逼使他走上抗日道路之意见，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这种决策提供重要根据[48]:26。
日本历史学家宫胁淳子确信张是共产国际内部人员，他认为证据是后来共产国际颁授勋章给张学良[55]:268-269。另有关张与共产党的关系，可参见杨奎松《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陈益南《“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等文，张学良在1936年提出加入共产党，不是加入中共，此事需中共向共产国际汇报，最后以“特殊党员”之身份加入，即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55]:268-269。
1936年10月20日，在蒋来西安前夕，张密赴太原，向阎锡山坦述自己联共联苏以便抗日之内幕，阎答应与张联袂，一同劝蒋联共，“倘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表示把固阳等5个县让给红军[44]:58。同时，蒋来前，为确保安全，已指定以西安城东之临潼华清池为其行馆，钱大钧已提请前派张玉荪到该处安排布置，但杨虎城以“华清池离西安太远，往来不便”为由，建议以城内九爷府为行馆，张赞同此议[44]:58。10月22日，蒋一行人飞抵西安机场，张要张玉荪向蒋报告，己在城内九爷府和城外华清池准备好两处行馆，请蒋指示前往何处，蒋“楞了一下，便回头望着”钱大钧，钱说到华清池[44]:58。当晚，张恳劝蒋联共抗日，“历时甚久”，两人争辩，蒋连骂不止，“响遏云霄”[44]:58-59。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46]:573。蒋决定如张、杨不服从“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为一个方面之总指挥[46]:573。10月31日，张邀阎同赴洛阳，为蒋祝寿，并联袂劝蒋[44]:59。
1936年11月初，张到叶剑英住室，商讨办法停止内战，最后张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日文外来语“クーデター”，源自法语coup d'État，意即政变）。”；叶电告中共中央，回电让叶转告张“要慎重”[44]:59。11月17日，蒋自洛阳亲赴太原晤见阎锡山，11月18日在绥靖公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一切应以坚固守静之态度沉着处理[56]:977-978。中共屡屡致电张，请其迟滞进剿；11月27日，张回电说，“永不进展实难办到”，目前只能将进剿改为封锁，以延长时间，“速请内中早决大计”[44]:60。11月27日，张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46]:574。张如蒙所请，东北军转进绥远，既能满足东北军强烈抗日要求，又不致与红军隔离，还可接通外蒙和苏联；蒋仍令其剿共[44]:60。张请求率部增援绥远东部，蒋未准其请[57]:278。禁不住张一再恳求，始准派骑兵第七师开往绥远作战（该师实际上并未开去），仍未允东北军全部出动，张深感不满[58]:278。
1936年12月1日，张获悉，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将其调苏皖闽；12月2日，张赴洛阳劝蒋，并表示“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这是实情，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都担心，如继续剿共，东北军下层官兵就会造反）；蒋明知西安不稳，但为完成其剿共事业，毅然答应前往[44]:60。12月3日，张乘军用机飞洛阳见蒋，请求率东北军赴绥远前线抗日，蒋坚决主张“剿共”，仍令即日回陕，张央求释放救国会负责人，蒋亦拒不采纳[20]:5292。12月4日，为部署新之“剿共”内战，蒋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46]:574。12月4日，蒋由张等陪同，自洛阳抵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亦先后到达[20]:5293。蒋抵西安，仍住华清池[44]:61。中央军纷开潼关，最新式战斗机分批在西安机场降落[20]:5293。12月6日起蒋在华清池排次召见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听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杨提出：服从“剿共”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大军军在后接应督战，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陕、甘两省让出，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20]:5293。蒋向张、杨表示：一是进剿红军；二是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给中央军剿共[46]:574。12月7日，张到华清池见蒋“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局势严重，要求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共产党，团结抗日，被蒋拒绝，晚上张、杨密议捉蒋，实行“兵谏”[20]:5295-5296。12月7日下午，张到华清池同蒋单独会谈，说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又说东北军将士抗日情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蒋对张大发火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48]:5712月8日上午，杨在张劝说下，去华清池向蒋进谏[46]:579。蒋命令杨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59]:140-141。杨见蒋态度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46]:579。
张回到西安把见蒋之情况告诉杨，两人认为蒋不会改变主意[48]:57。张、杨见“苦谏”彻底失败，商定对蒋“兵谏”[46]:579。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团结抗日[46]:579。12月9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1.5万余名学生和市民游行请愿，要求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宪兵二团及武装警察开枪击伤1名小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决定徒步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请愿，蒋令张武力阻止，“格杀勿论”，张驱车至浐桥，签应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抗日救国之要求，将学生劝回[20]:5297。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队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声势浩大之示威游行和召开纪念大会[48]:58。蒋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说如果学生不听，可采取武力行动[46]:580。张担心学生运动影响自己之“运动”，前去劝阻，说东北是从他手里丢掉，他也要亲手收回来[44]:61。张追上学生队伍[46]:580。张立即赶到去临潼之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48]:58。他说大家太辛苦了[46]:580。他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分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48]:58[60]:95学生们同声高呼愿意为救国而流血牺牲[46]:581。学生们见张态度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西安[48]:58。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61]:16。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62]？”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63]:472。张、杨对蒋兵谏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进行抗日[7]:11。12月12日，张致电宋美龄，保证蒋生命安全[20]:5301。12月13日，张部队由渭南向临潼集中，洛川、庆阳均放弃，中国工农红军即由陕北南下，配合张部抗击中央军[20]:5303。12月14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抵西安晤张，携有宋美龄致张和蒋的信，致蒋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一语，晚上张偕端纳探视蒋[20]:5304。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任正、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20]:5305。12月15日，端纳飞洛阳，电宋美龄告蒋平安并张、杨主张，称张希望孔祥熙与宋美龄到西安谈判[20]:5306。12月17日，张学良偕蒋鼎文再见蒋，蒋当即写给何应钦手令曰：“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为要！”[20]:531112月19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召开会议，何应钦、孙科、居正、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出席，经过激烈辩论，决定：“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20]:5312-531312月20日，宋子文应张电邀与端纳同机自洛阳飞抵西安，12月21日宋子文与端纳飞回南京，报告与张、杨、周晤谈情况[20]:5313。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飞抵西安与张、杨谈判，蒋授意宋子文、宋美龄负责谈判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同意联俄容共等；张、杨与周恩来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之基础，签应蒋提出两个条件：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二、商定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20]:5315-5316。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与张、杨正式开始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下午，宋子文与张、杨、周恩来继续谈判，宋首先提出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以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20]:5317。12月24日上午，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与张、杨、周恩来谈判，达成释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西安协定》：一、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抗战发动，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晚上，周恩来会见蒋，向蒋说明中共抗日救国之政策以及西安方面之意图，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20]:5318-5319。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走蒋[46]:621。下午2时半，张、杨见蒋[20]:5319。杨一向尊重张，便慨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46]:621。下午3时半，他们乘汽车从蒋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46]:621。下午5时半，蒋由张护送离开西安飞抵洛阳[20]:5319。下午，张、杨释放蒋，张亲自陪蒋飞洛阳，临行张写手令交杨，令东北军由于学忠统帅，归杨虎城指挥；全国民众庆祝蒋离开西安飞抵洛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将此消息向全国及海外播放，首都及各地报社发放“号外”[20]:5320。12月26日午，蒋由洛阳飞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会等党国要人到机场迎接，随后张与宋子文陪同由洛阳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0]:5321。
1936年12月30日，张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64]:83。12月31日，张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当天下午，蒋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65]:102。12月31日下午，蒋具呈国民政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张“戴罪图功，力自赎”；军事委员会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锺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10时开庭审判，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次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20]:5323-5324。蒋向国民政府呈请张“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勋，努力自赎。”[66]，且获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准。
被囚禁的后半生
1937年1月3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密电国民政府，请特赦张[20]:5329。1月4日，林森主持召开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特赦，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67]国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特予赦免张，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7]:15。“管束”令宣告张从此失去自由，过着被幽禁之生活[46]:624。
莫德惠、刘哲、戢翼翘自北平应邀至南京，劝慰张学良[20]:5329。1月7日，蒋致书张，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要旨为：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由张学良推荐一人率领前往；二、杨虎城或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行使绥靖职权；嘱其与顾祝同切商办法，余应照已发电令办理；并谓“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张致函蒋，提出解决陕、甘问题意见书，同意派人持其信函前往西安商，略谓：“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二、调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三、余（张学良）陪同墨三（顾祝同）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商震）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乙、匪不剿：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何成濬）或刘经扶（刘峙）为西北行营主任。……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张学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20]:5331-5332。1月13日，张在贺耀祖、戴笠陪同下，偕米春霖由南京至奉化溪口，住武岭学校内；蒋以修订之善后方案送张征求意见[20]:5338。张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称“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20]:5338。张由南京乘专机往到浙江溪口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招待所[65]:103。
1月23日，经蒋同意后，戴笠陪同李志刚至雪窦寺中国旅行社往见张与赵庵，张慨叹说：“蒋先生是不会让我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20]:53472月1日，张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20]:5355。2月4日，中央军入驻渭南，推进至临潼，张、杨部队陆续后撤[20]:5357。2月17日，国民政府令准蒋所请，张着予恢复公权[20]:5367。2月22日，王树常、莫德惠过杭州赴溪口访张[20]:5371。3月30日，于学忠赴奉化往见张[20]:5393。
1937年9月中秋节，张学良到妙高台过节，晚上写信给蒋，请求抗战[68]。蒋要张学良“好好读书”。
1938年1月，张学良被迁移到湖南郴州苏仙岭。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学良又被迁至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9年蒋撤退台湾之际，杨虎城全家被杀，张则是先押解到台湾。张不明白蒋为何把杨虎城灭门，他曾劝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出国，回国没有好处。1月，蒋在南京宣布下野，当时于右任建议他放了张与杨虎城，蒋不耐烦的说，去找李宗仁，但李宗仁不知道两人关在哪里。蒋原本也想杀了张，而是宋美龄对蒋表示，“若你对张学良不利，我立刻离开台湾、公布这些事情。”张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事，是美国公使派人抄的这些对话给他看的[69]。
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但未获蒋同意。随即逐步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10月，先迁移重庆戴笠公馆。10月底，张被带离重庆。11月1日，张与赵一荻被送达台北松山机场，在台湾继续软禁，限制人身自由。隔日就转移至新竹县五峰乡井上温泉（今清泉温泉）[5]:493。二二八事件时，竹东区公所被民众攻占。负责看管的军统少将刘乙光命令如果到最后无法阻挡民众劫人，即杀掉张与赵一荻[70]。由于此时缺乏食物，张曾回忆当时是靠原住民给蕃薯才有饭吃。1947年3月8日，二二八事件后，保密局长郑介民派遣刘戈青抵台，同保密局台湾负责人陈达元，协助长官公署工作，并确认张安危。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委员莫德惠赴台湾，以私人资格探视张[20]:8351。1949年，先搬至高雄寿山，隔年又重返清泉温泉，直至1957年10月，张移至高雄西子湾。
张生前表示他最爱高雄故居，住在高雄最快乐。起初住在高雄寿山“高雄小白宫”（1949-1950）[71]。1957年再次移到高雄西子湾（1957-1959，后为西子湾蒋介石行馆，今国立中山大学西湾艺廊）。
1957年初，张奉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2月7日，张致函宋美龄，称起居饮食，一切舒适，惟当前国势艰难，同胞多处水深火热，而张蒙此优厚待遇，实感不安，不知何以报国[7]:75。蒋氏父子先后接见，使张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再被移居到台北北投幽雅招待所（今少帅禅园）。7月25日，张与宋美龄长谈，宋美龄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
1961年，开始解除“管束”（即软禁），可以外出旅行、购物、上馆子和会客，但皆需事先请示且受到监视[7]:20-21。张选择移居北投复兴岗自建屋舍。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5]:313。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卜少夫称：“西安事变发生时，张三十六岁。张在回忆录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共产党。往后数十年，隔岸目睹中华民族尽历空前的苦难，张氏最是羞悔。”[72]:159
感情经历
1919年，张作霖命张和辽宁省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女儿于凤至结婚[9]:10。张与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
1922年7月，谷瑞玉在二姐夫的家宴上与张相识。
1924年10月，张与谷瑞玉婚外同居。然而，张始终没能将她带回奉天大帅府。据说是由于种种原因于凤至难以接受她。其后，张、谷之间产生了不少摩擦。
1927年夏天张与谷瑞玉分居。
1927年在北京饭店舞会上，与溥杰当时的妻子唐怡莹相见了，此后双方约会频繁，成为张的情妇[74]。
1928年在天津蔡公馆举办的一次生日舞会上与赵一荻相识，不久之后赵一荻独自跑到东北与张同居。父亲赵庆华曾任津、沪等铁路局局长及交通次长等职。公开登报斥责女儿不知廉耻，与女儿断绝关系。赵庆华有6男4女。赵一荻是婢女所生的庶女，在四女中排行第四，故人们又称她为赵四小姐。赵一荻跪求于凤至，说自己没有退路了，求于给她一条活路，承诺终生不要名分，于凤至心软同意。从此，赵一荻成为张的情妇，住在于凤至出资修建的小楼里，以秘书身份陪伴在张身边。
1931年初，张便与谷瑞玉分手。张与谷瑞玉没有子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被囚禁后，于凤至陪伴其一同承受牢狱之灾。
1940年于凤至患乳腺癌，医院告知国内无法医治。且他们有一个儿子于伦敦轰炸中脑部受损，需亲人照顾。经张劝导、蒋同意，于3月去美，同时将子女接至美国照顾。赵一荻得以陪伴张左右。
张久被软禁，很自然对宗教发生兴趣，他最早笃信佛教，看了颇多佛经，还能背诵《金刚经》，并自觉对佛法颇有心得[61]:20。甚至在新竹时，还与一些佛教法师一起讨论佛法。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宋美龄来看他，发现他笃信佛法，就说要领导张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宋先感化赵四小姐成为虔诚基督徒，渐渐张自己也就相信[61]:20。1955年，慕道友张学良皈依基督教[5]:493。
1961年秋，当张被解禁后，移居自行选择新建一座小别墅，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三路70号复兴冈居所。1961年初，在蒋家同意下，才迁入自己出资盖的两层楼房，位于台北市复兴三路70号，是他一生居住最久的地方。
1964年为断绝张远走美国这一退路，蒋借张入基督教，按教义一名男子不能同时与两名女子保持夫妻关系，逼迫张与于凤至离婚。赵一荻借机亦撕毁不要名分的誓言，遣人游说于凤至，撒谎称张主动要求与于凤至离婚并和自己结婚，于凤至为张安全考虑，同意在形式上和张离婚，但坚持“离婚”是被逼无奈，并非夫妻情断[75][76]。
1964年7月4日，张在台北与赵一荻正式举行婚礼[5]:493。
1982年10月17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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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据匪报透露共匪又放出邀请张学良返回大陆参加其父张作霖墓园重修典礼之空言此类统战邪恶匪必层出不穷谚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亦唯有作如是观耳晚秋寒意深至恳母亲起居倍加珍护肃叩福安儿经国跪禀十月十七日”[77]:318-319 |
10月20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
10月22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1990年6月1日，台湾各界人士为张重获自由并于圆山饭店九十寿辰举行隆重庆祝，在当时接受访问，他说道，自己虚度了90年、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惭愧万分，哪有什么寿可以做，他还引述《圣经》，暗示自己是罪人之魁[5]:493。1991年3月10日，张携夫人赴美国探访亲友[5]:493。6月初，返回台北[5]:493，其后于12月接受香港无线新闻专访，表示想在适当时候回到位于东北的家乡探亲，并对两岸分治表示痛心[78]。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3年12月15日，张夫妇定居夏威夷[5]:493。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夫人逝世，享年八十八岁[5]:493。
病故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台北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斯特劳布医院(Straub Medical Center)病故，终年100岁[5]:493。10月19日，总统府明令褒扬，褒扬令全文为：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授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综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遽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总统 陈水扁
张死后与夫人赵一萩合葬于夏威夷檀香山市郡的神殿谷纪念公园墓地。
轶事
张作霖起初并不支持张学良就读讲武堂，因为军人的危险性太高，张学良说：“父亲最反对我当兵，他要我学别的什么东西，留不留洋也好。他说：‘军人是赌脑袋的，几个活着回家？’我坚持，他也顺了我，说：‘你这么倔，要便要罢，记得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送给人家。’”另一方面，张作霖怕张学良吃不了苦，曾对张学良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了几天，干不了再出来？你在讲武堂要能毕业的话，回来我就给你当营长！”[79]
张在东北时为了要自制汽车，曾购买一台瑞雪汽车，拆解后设法让辽宁迫击炮厂制作，最后在1931年5月问世，汽车名称为“民生号”[80]。这是中国汽车业历史上，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汽车。
1929年初冬，为欢迎九世班禅再次来沈阳，张学良令省政府妥善接待，租房66间，免费为招待班禅事务处安设了4部电话，同时，拨款5万多元，于皇寺后楼筹设了招待处。班禅抵沈阳后，张学良亲自为其设家宴洗尘。九世班禅1930年离沈阳前，曾致电张学良：“自去岁来沈，备承优遇，东道隆情，铭感无似。”[81][82]
张学良和当时意大利王国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墨索里尼有过一段感情。埃达和张学良结识于1931年初，之后日久生情。直到1932年埃达的丈夫齐亚诺作为意大利驻上海公使被他的岳父首相召回罗马，双方关系才告一段落[83]。
1934年初，透过湖北省主席张群的居中连系，请当时在汉口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用飞机带藏传佛教的活佛诺那呼图克图到四川成都去见蒋委员长。因张学良尚有要事在身，不能立即将诺那呼图克图带到四川去，因此礼请诺那呼图克图在张学良家中小住数日。在此间，张学良以出家人吃素问题与诺那呼图克图有过谈话，并谈到军人战争的问题，初步认识到佛教中，菩萨“为救大多数人而杀恶人，并愿承担业报”的观念。张学良深受其话语感动，日后并在其回忆录中以及记者访谈中，多次提及此事。这也是张学良第二次接触藏传佛教的僧侣，诺那呼图克图与其谈话使其对佛法更有认识。[84][82]
张十分钦佩李登辉，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个很好的学者，无论什么事，李登辉都有很好的研究[85]。
张对宋美龄满怀感激之情。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张生前与蒋、宋美龄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美龄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备极保护、关怀，屡次劝阻蒋对他下杀手。宋美龄与张往来信函反映两人深厚情谊，张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
张早年读教会学校，曾受洗，但一直以佛教徒自居，并不相信基督教。张说，他少年时代就常出入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也在教会学校读书，“早就受洗过了”，不过当时主要是在教会练习英文与打篮球，只是形式上的，根本没信仰基督教。事实上张起初笃信佛教，在软禁期间时常与佛教法师讨论佛法、禅理。张因为宋美龄的传教，在1964年再度受洗，改宗基督教，后为纪念改信基督，曾请美国画家油画一幅基督像，并在晚年将此画赠与其副官。
张学良文学造诣不差，曾作对联“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张学良也亲题挽联与杨宇霆之家属：“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为人幽默，喜欢打油诗，比如以前参加国民党中常会，因年纪较小，被蒋介石叫到后排座位坐着。有人问张学良会不会不甘愿，张学良称：“年轻不是罪，年轻早些退，坐到后排位，好过闻屁味。”曾经嘲弄人：“一脸牛马犬，两眼势利权，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说人长相丑陋，性情贪婪，为人逢迎拍马，根本无耻。（后被传为北京大学学生讽刺罗家伦语）
张与夫人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岗的故居，已改建为主题公园“少帅禅园”，供游人体验当年张氏夫妇的生活，及品尝张氏生前最爱的美食。
吸毒和戒毒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学良开始吸食鸦片。1925年，张学良在恩师郭松龄倒戈反奉后，奉系情况危急，张压力过大以毒销愁，因此渐渐吸毒成瘾。1928年夏，张决心戒掉鸦片，听了杨宇霆建议，采用据说对戒除鸦片有特效的日本进口注射药“巴文耐鲁”，并让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但后来才知“巴文耐鲁”，含有少量海洛因，但张已因长期使用对吗啡针成瘾，张后来迁怒马医生不知药效，遂辞退马医生。1933年，后来张在上海身体愈加衰弱，宋子文、端纳劝张出国前再次戒毒。张跟福音派传教士米勒耳医师（Dr. H. W. Miller）早有情谊，他是孔祥熙朋友[5]:253-254。米勒耳医师给张打上抗生素[5]:253。在其戒毒后，张寄付了10万块银元，帮助他的弘法事业[5]:254。自此，张已完全根除毒瘾[86]。
自述公开
张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一些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1993年，92岁的张在软禁住所接受自传纪录片《世纪行过》专访，由郭冠英采访、周玉蔻制作，2000年播出[73][87]。后来又与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制作《张学良口述历史》（台北：远流出版，2009年3月1日）。“沈阳事变”和“西安事变”，张生前没有“第一手”交代[61]:34。《张学良口述历史》最终未能写完，许多关键问题，最终没有得到亲口解密。
1990年，及1990-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两次对张学良进行采访。1995年，这些采访材料被捐赠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此外，张学良的儿子罗伯特·张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文件捐给图书馆，包括信件、手稿、笔记、文件、艺术品、书法、学习资料、照片、出版资料和新闻剪报，详细介绍了张和他的妻子从1930年代到2001年生活的各个阶段。这些文件于2002年在他100岁诞辰时向公众开放。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还设有名为张学良和赵一荻阅览室。[88][89]
根据张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公布张自述材料（参见维基语录张学良相关内容）。
1989年中，张向历史教授王冀（王树常子）说西安事变是因为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起[90]:42。关于张为何推辞解密历史，张在接受华视采访时说：“我不愿意写历史，我说假话？——有意思么？那我写什么给后人？我写自己好，臭表功？我写别人不好，那更不能！还有好多我有忌讳，我不能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事实我知道太多了，我不能。我的长官、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比方说对冯玉祥，我对冯玉祥知道得最详细，我不愿意说这些事情，我不应该说这些。”“我不能骂我自己，骂我自己人家也不信，何必呢？我看人家写好多回忆录，我就笑一笑，那有什么意思呢？历史是别人来写，不是我自己来写。”“评论就让别人去评论去，我不在意。你看我一生，我争权夺利过吗？我从来没为我自己争权夺利过，我能给国家，给人民贡献，我尽我力量。我个人地位随便怎样，我就走开，就完了。”[91]
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藉以“死里求生”[92]:460-461[93]。
著作
- 《张学良文集》全两册，1992年新华出版社。收入1925-1937年的电文、文告、演讲、谈话、信函、文章、诗词、对联等。
- 《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 2002年华文出版社
-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全6卷+注释索引卷，201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家庭
- 祖父：张有财 祖母：张王氏
- 外祖父：赵占元
- 父：张作霖 母：赵春桂
- 姊：张首芳
- 张学良： 原配于凤至，后与谷瑞玉曾同居后分手，情妇赵一荻，1964年于凤至离婚并于赵一荻结婚
- 二弟：张学铭（1908－1983）：曾任中华民国天津市长，内战后先居天津，后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四、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先后适姚夫人、朱启钤六女朱洛筠
- 三弟：张学曾（1911－不详）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后又于美国联合国机关工作。有二子一女于美国。
- 四弟：张学思（1916—1970）：内战后任共产党海军少将副参谋长，1970年6月29日病逝于北京。
- 五弟：张学森（1920—1995）：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居天津，后又留学美国学习航空，以后在台湾工作。张学森女儿张闾蘅被张学森委派，长期在张学良身边，照顾张学良。他与邓小平、杨尚昆会见，1995年逝于北京。
- 侄女：张闾蘅（1940—）
- 侄女：张闾芝
- 六弟：张学俊（1922—1973），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就职军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往台湾
- 七弟：张学英（1924—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往台湾，后于香港去世。
- 八弟：张学铨（1925—1996），国共内战结束后留在天津生活，“文革”期间，受到周恩来之保护及张学思之死事件影响幸免遇非难，晚年因为张学良被共产党政府视为爱国军人的缘故，受到一定的良好待遇，1996年在天津去世
- 父：张作霖 母：赵春桂
评价
张学良晚年评曰：“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他对他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是是非非自我批评，也是非不定，虽然他在口头上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61]:3-4。唐德刚说这是张亲口向他讲的，但张也认真地说，自己如是蒋，一定会把张枪毙[61]:4。他自己部下如果犯上作乱，他早就枪毙他们[61]:4。因此他被蒋关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亲如骨肉”，是抗日救国统帅、民族大英雄[61]:4。他在幽居台北时写《忏悔录》开场白也有“少年登科大不幸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95]。
《纽约时报》在张的讣告《Zhang Xueliang, 100, Dies; Warlord and Hero of China》中称其改变了中国历史，并在经年累月后不情愿的成为了民族英雄。海峡两岸没有太多共同政治理念的领导人，同时为张先生的死发去悼函，说明了张具有声望[96]。
汪精卫：“去岁（1931年）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
宋美龄于1980年10月2日函电蒋经国：“……密经国览近日共匪连续报导对张汉卿颂扬备至，并谓汉卿在囹圄中已有四十四年。共匪对西安事变所以强聒不舍，不外图利用此事为一悬案造成公论，为统战之新颖口号及资料。否则，时有四十余年何必再提，况汉卿在台生活恬澹自得，且经常研究圣经，复极有领悟。共匪今后所能运用者，乃不外当时军事法庭审讯之判决，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管教十年。汉卿当时受共产党之诱惑所为，固属荒唐。胜利后，大陆沦沉，其当时鲁莽逆行影响殊大，毫无疑义。但被能及时幡然觉悟，且在千钧一发中说服疑忌百出之杨虎城使父亲生还，再次领导应战中国有史以来抗御敌虏之成功，又令全国人民不由而然自动放爆竹庆祝脱险，且令许多半独立省份之军人蓦觉父亲乃唯一可领导抗战之领袖。除共匪之八路军、新四军不听命令外，各军人大体上言均能除门户之分，团结以赴。此乃西安事变不幸中之最大收获，固非张汉卿始能料及。但是，不期然而然所产生之奇迹，我政府以往对宣传及阐明政策方针方面，向逊共匪，岂袛一筹。汝所谂知，故余意不必正驳斥袛须……彼参加公开会集多予露面，则对共匪之伎俩不攻自破。汝亦有同样想法否？母十月二日”[77]:114-116
西安事变时与蒋一道在西安被扣之部下张玉荪称：“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止，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蒋）自己写的，或是夫人（宋美龄）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们自己所目睹的，张对于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着，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捉蒋）下山时，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开西安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毁誉于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44]:6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与福建省，他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无力抗日”的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的银元，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一切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出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97]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演中说：“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吕正操：“张学良无愧于‘千古功臣’称号。”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2006年12月12日作出回应：“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国民党将领，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98]
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99]:393张最难能可贵，是在情场、战场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99]:395。“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99]:395“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99]:396唐德刚的评价得到张本人肯定。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介石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101]
柏杨：“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松本一男：“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祸端，杨虎城也招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102]
胡适：“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历史学家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介石从38岁关到83岁。李敖考证九一八事变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时，得出并非张学良本意，而是蒋介石的命令；李敖指出，918怪张学良不抵抗的人，请看当时《国闻周报》10卷37期吧：“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之承认。”蒋介石御用史家梁敬𬭚《九一八事变史述》结论：“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李敖对此亦称大家多读点书[103]。
小说家卜宁：张学良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小时候不学无术，吃喝嫖赌。长大后，眼见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置国仇家恨于不顾，率领兵强马壮的东北军狼狈逃入关内，把东北的土地拱手让与日本关东军。彼时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之实力完全可以与关东军几万人奋死一战也。张学良在东北背叛北洋政府投靠蒋介石之国民政府，入关后又背叛国民政府，投靠正猥琐发育的共产党，致使马列统治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一系列灾难，晚年后又背弃中华民族。此君完全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胆识，没有主见，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小人也，比吴三桂有过而无不及也。
影视形象
| 年份 | 剧名 | 饰演演员 |
| 电影 | ||
|---|---|---|
| 1981年 | 《西安事变》，中国大陆电影 | 金安歌 |
| 1994年 | 《醉拳2》，香港电影 | 刘德华 |
| 1997年 | 《宋家皇朝》，香港电影 | 刘劲 |
| 2017年 | 《建军大业》，中国大陆电影 | 韩庚 |
| 电视剧 | ||
| 1984年 | 《少帅传奇》，中国大陆电视剧 | 寇振海 |
| 1987年 | 《少帅春秋》，中国大陆电视剧 | 寇振海 |
| 1989年 | 《赵四小姐与张学良》，中国大陆电视剧 | 陈剑飞 |
| 1994年 | 《张学良与郭松龄》，中国大陆电视剧 | 寇振海 |
| 1999年 | 《张学良将军》，中国大陆电视剧 | 尤勇 |
| 2002年 | 《张学良》，中国大陆电视剧 | 刘劲[注 2] |
| 2007年 | 《西安事变》，中国大陆电视剧 | 胡军 |
| 2013年 | 《毛泽东》，中国大陆电视剧 | 于滨 |
| 2015年 | 《少帅》，中国大陆电视剧 | 文章 |
注释
参考文献
研究书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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