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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宋子文（英语：Soong Tse-vung，缩写为T. V. Soong；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6日），籍贯广东文昌（位于海南岛），生于上海[4]:2630。民国年间著名的宋氏家族成员之一。父亲宋嘉澍（原名韩教准）是北宋三朝宰相韩琦的二十九代孙[5][6][7]，是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富商，孙中山革命支持者。与大姐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二姐宋庆龄的丈夫孙中山，弟弟宋子良，妹妹宋美龄的丈夫蒋中正关系都很密切。1927年起，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长、中国银行董事长、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驻美国特使、广东省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4]:2630。1949年前往法国，后长期住在美国[4]:2630。
| 宋子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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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第8任行政院院长 | |
| 任期 1945年6月25日—1947年3月1日 | |
| 国民政府主席 | 蒋中正 |
| 前任 | 自己（代理） 蒋中正（正任） |
| 继任 | 蒋中正（代理） 张群（正任） |
| 代理任期 1944年12月7日—1945年6月25日 | |
| 国民政府主席 | 蒋中正 |
| 前任 | 蒋中正 |
| 继任 | 自己（正任） |
| 代理任期 1932年8月25日—1933年3月30日 | |
| 国民政府主席 | 林森 |
| 前任 | 汪兆铭（下野） |
| 继任 | 汪兆铭（复职） |
| 代理任期 1930年9月25日—1930年11月24日 | |
| 国民政府主席 | 蒋中正 |
| 前任 | 谭延闿 |
| 继任 | 蒋中正 |
| 中华民国第13任外交部部长 | |
| 任期 1942年10月30日—1945年7月30日 | |
| 行政院院长 | 蒋中正 本人 |
| 前任 | 蒋中正（兼任） |
| 继任 | 王世杰 |
| 中华民国第6、8任财政部部长 | |
| 任期 1932年1月30日—1933年10月29日 | |
| 行政院院长 | 汪精卫 |
| 前任 | 黄汉梁 |
| 继任 | 孔祥熙 |
| 任期 1928年1月3日—1931年12月20日 | |
| 行政院院长 | 谭延闿 蒋中正 |
| 前任 | 孙科 |
| 继任 | 黄汉梁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894年12月4日 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市同仁医院（今上海市虹口区[1]） |
| 逝世 | 1971年4月26日（76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
| 死因 | 噎死 |
| 籍贯 | 广东文昌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 |
| 配偶 | 张乐怡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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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出生于上海市同仁医院[1]。早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后到美国留学，1915年于哈佛大学经济学毕业。曾在纽约花旗银行见习，夜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就读[8]。1917年留美归国，在盛恩颐（盛宣怀之子）的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任秘书。后赴广东。1923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4]:2630、税务局长[9]:640。同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负责筹备条例章程。1924年8月，任广州中央银行董事、副行长。[9]:640
1925年，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4]:2630，为创办黄埔军校、组建军队、维持广州国民政府运作所需经费起到了很大作用。1924年，广州政府岁入800万大洋，1926年时增加至8,000万银元。[9]:640
1927年3月，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赴上海去劝说蒋介石不要分裂，结果被蒋“反正”，积极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劝说母亲接受蒋介石为女婿。[9]:640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易纨士（Arthur Henry Francis Edwardes）代理[10]:710[11]。财政部长宋子文对易非常不满[10]:710。他训令易纨士，“自本年（1928年）一月份起，将逐月收支数目，及还本付息数，每项汇兑率并结存各款数，存何银行，分别列表造册具报，以凭稽核”[12]:108。10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0]:735。12月1日，其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为妻。
1928年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外交、预算、首都建设、黄河水利、国防编遣等委员。财政部得知芜湖海关英籍税务司贾士（Gards）违背命令，擅放盐斤，并借故恫吓封关，宋认为是“蔑视政府，滥用职权”，立即决定撤换贾士，另委西班牙籍马悌（Macti）继任[10]:709。另外训令其他各关税务司：“如有不遵政府命令，越权渎职情事，本部职权所在，决当严予惩处，不稍宽纵。”[13]宋决定在召开全财政会议之前，先行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企图通过两会来确立财政体制和制定各项财政经济政策[10]:697。6月下旬，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召开[10]:697。会议主要目的是要研究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之措施与计划[10]:698。因此，宋子文向会议提出财政部之方案，包括限制军费开支、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中央银行、取消银两制、建立中央造币厂和裁撤厘金等[10]:698。会议对宋之方案原则上赞成[10]:698。宋子文提出之财政部理财计划，通过全国经济会议，取得江浙资产阶级支持[10]:698。财政部长宋子文认为：中国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必须加以整理，其整理目标，应从开铸统一的国币，严禁各种劣币流通方面着手[14]。他提出应该统一“各省参差之币制”，整理“滥币”[10]:747。会议通过关于整理纸币与硬币、废两用元之提案[10]:747。之后召开全国财政会议，通过改革币制方针，包括“实行改两为元”、“施行金汇兑本位办法”[10]:747。
1928年6、7月间，国民政府宣布与各国本平等互惠原则重订新约，此后一年间，与各国所改订之新约以通商条约和关税自主条约为主[15]:198。至1930年5月，宋子文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签订新关税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实行税收改革。
1928年7月上旬，宋在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主要是全国各省市财政厅长及负责执行财政计划职责之国家与地方官员参加[10]:699。宋直接提出解决财政困难之方案，归结为两点：一为限制军费开支，二为编制全国预算[10]:699。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京签订《中美关税新约》，美国第一个同意中国关税自主[10]:713。
1928年8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宋向全会提出《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树立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并说明全国经济、财政两会议所通过之计划[10]:700。五中全会认为有迅速设立预算委员会之必要，决议应交国民政府即行组织[10]:700。1931年9月24日，《预算法》颁布，预算体制确立。[9]:647
1928年10月，宣告关税自主[16]:17。10月8日，国民政府修订《中央银行条例》为20条，由国民政府拨款2,000万元。宋子文决定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改建为中央造币厂，筹办开铸统一国币[10]:750。对其余造币厂，宋则令严加整理，不具备条件者则予以取消[17]:134。实际上，宋对硬币整理工作未及开展[10]:750。他根本主张是对现货币制度彻底改革[10]:750。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10]:735。宋子文任总裁。是年秋天，与张乐怡（1907年生）结婚。
1928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发行内债15,000万元[18][19]。
1929年1月，任命梅乐和（Maze）为海关总税务司，取代易纨士[10]:710。1929年，宋发行内债19,800万元，1930年发行17,400万元[20]:94。内债主要用于军政开支[20]:94。1931年7月23日，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脱险。12月，蒋中正下野，宋子文辞职。
1932年1月，复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8月，汪精卫出国，代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在上海开办新造币厂[21]:916。
直到1933年，财政部已发行公债140,000万多元[10]:737。这加深部长宋子文与上海金融家之矛盾，吃力于筹划公债还本付息和开发财源，因此与蒋介石在军费及预算问题上激烈冲突，蒋只好让孔祥熙接替宋子文[10]:737。
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统一标准银元[10]:756。同日，财政部长宋子文规定3月10日起通用银元[10]:756。4月，汪精卫回国，蒋免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职务和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让宋子文以财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出访美欧各国，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世界经济讨论会。5月8日，宋子文与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罗斯福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以购买美国农产品，提高银价，增强中国偿还能力。6月4日，宋子文向南京通报，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同意贷款中国5,000万美元，支付形式是提供贷款价值五分之四的棉花，其余为小麦，由中国国家统税担保，5年内还清，即“棉麦大借款”，引发社会质疑。宋子文回到南京，发现南京政府将该借款部分挪用，用于剿共，与蒋发生激烈冲突，蒋甚至打了宋子文一耳光。宋子文于是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职务，10月27日见报公布。[9]:648-650孔祥熙与蒋介石、宋子文在武汉开会密商，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增资改组，提高中央银行地位[10]:737-738。
1935年3月23日，孔突然宣布，政府将要对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实行管制，要求两行增发股票，要把两行之控制权交给政府[22]。在向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强行增资同时，孔宣布由宋子文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后来为拉拢江浙资本集团，宋子文只任董事长，总经理由江浙资本集团之宋汉章担任）[10]:739。国民政府通过两次改组，只用几张公债预约券，便把历史悠久的中国银行变为国民政府资本的大银行。[23]
宋子文长时期主理的金融财务，有人认为他是代表中国国民党贪污腐败的表征之一。[来源请求]宋子文自负傲慢，与孔祥熙相处不来，一般人都认为宋的财经观念优于孔，孔只是山西票号出身，对于现代财经没太大经纬，但孔的处世态度则较为圆滑，为蒋中正所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飞西安谈判。1937年，抗战爆发后，联合协调各银行应付财政。1940年6月开始长驻美国，寻求援助，获得租借物资2,500万美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暴发，任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1942年3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蒋介石代表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订五亿美元借款协议，借款条件极为宽松，无抵押、无限期、无利息。
1942年，与英美等国就取消外国在华等特权签署新约。
1942年10月,宋子文自美回国述职。
1943年12月23日，吴国桢介绍陈芷町代拟之“悔过书”呈蒋：“两月以来，独居深念，咎戾诚多，痛悔何及。窃之于鑯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不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而抗战以后，内心更加兴奋，无论在国内国，惟知“埋头苦干”……文无论处何地位，所以效忠图报钧座之志，始终不渝，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惶悚上陈，伏祈垂察。”[24]:186-1871944年12月，任代行政院院长，兼任外交部长。孔祥熙取代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当年宋子文代行政院长时，胡适日记写道：“报纸登出宋子文代行政院长职务。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25]
1945年7月，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宋子文是四位主席之一。联合国大会成立时为中国首席代表[4]:2630。同年赴苏联同斯大林会谈，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4]:2630。8月，日本投降，宋子文奉命出使华盛顿，为争取美国全面援助游说白宫和国会。美国当时恐惧苏联在中国东北加强地位，积极回应宋子文要求。宋子文要求为国军提供装备，加以训练，向中国派遣军事使团，以及兴建兵工厂。结果杜鲁门答应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使团，并提供全面军事援助。宋子文可说不虚此行[26]:113-114。1946年3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实施黄金自由买卖政策，以此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将美元兑法币汇率由1：20调整为1:2020，并指定银行充分供应外汇。宋子文心腹、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具体负责此事。刚开始抛售黄金的半年内还情势还比较稳定，金价波动比较小，全权负责此事的宋子文要求中央银行每天向其报告黄金市场动态，但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局势开始混乱，政府乱发法币，此时的法币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人们纷纷抢购黄金自保，于是黄金价格迅速上升，央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依旧无法平抑渐长的金价。到了1947年初，金价已经如脱了缰的野马，完全失去控制，黄金价格达到400万一条。吴景平在《宋子文评传》中写：“因为当时只有在上海销售黄金，各地的军队军官开着车子载着军饷到上海来运回黄金，金融家、工厂主、商人都持币到银行抢购黄金，有手段的官僚政客乘机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全国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汇价、金价的互动下，国内物价开始全面上涨。但如果停止兑换，那一定会让市场彻底失去控制，如果不停止兑换，那么肯定是个无底洞，金库肯定有被掏空的一天。”到1947年2月初，金价已经达到每条609.8万元的天价。
1947年1月9日，云南省参议会电行政院长宋子文，呼吁自今年起停止田赋征实[27]:8262。1月15日，宋子文抵达上海，召集贝祖贻、钱昌照、秦汾、林凤苞、束云章、杨锡仁等会议，商促进输出争取外汇，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下，成立输出推广委员会，宋子任主委，王云五、俞鸿钧、俞大维、周诒春、贝祖贻、钱昌照等为委员[27]:8266。1月30日，行政院颁发“保障人权”令[27]:8275。2月6日，宋子文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交备忘录，说明需要美国财政上之援助，请贷款1.5亿美金，购买棉、麦[27]:8280。2月8日，蒋召见宋子文，商讨上海金钞物价暴涨问题[27]:8282。2月11日，蒋召集宋子文及政府金融经济要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应付金价物价飞涨、币值无能为力，纷难起责[27]:8284。2月12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召集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商讨制止金潮对策，美籍顾问数人亦与会[27]:8285。2月13日，蒋与宋子文及美国顾问研商经济对策，宋主张继续抛售黄金，蒋反对；最后决定停抛黄金、管制物价、取缔投机、禁用外钞等[27]:8285。2月14日，立法院举行例会，楼桐荪、简贯三抨击政府对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要求宋子文到立法院接受质询；陈志平则要求宋子文辞职以谢国人[27]:8286。上海的黄金就面临告罄，2月15日宋子文下令停售黄金。当天黄金每两价就由600万涨至960万，美钞从7700元涨至1.9万元，米价每担由10万元飞涨至16万元，其他各种物品价格亦均迅速攀升，普遍涨起1倍以上。2月16日，宋子文与王云五、俞鸿钧等到上海处理管制金融物价事宜[27]:8288。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并且组成了经济监察团，对商民持有的黄金和美钞，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价兑换，从市民手中抢得仅有的一点物资和金钞；“此时的黄金市价已飙升到每条900万元，是黄金市场开放之初的6倍多。”2月17日，行政院在上海召开最高经济会议，由院长宋子文主持；参政院驻院委员会通过决议，称：此次黄金风潮，行政院长及有关当局未能预为防止，贻误国计民生至巨，应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查明责任所属，认真处分[27]:8289。
3月1日，蒋主持举行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蒋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27]:8298。宋子文辞职后，在立法院报告财政金融措施；对于立法委员质询，答以自有新院长答复，言毕扬长而去[27]:8298。同时，中央银行进行改组，贝祖贻被免去总裁职务，由张嘉璈接任。
3月8日，国民政府免去兼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子文职，特派蒋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27]:8306。3月13日，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宋子文辞职，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27]:8311。3月，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1947年9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行营主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11月25日，广州行辕主任宋子文主持召开粤桂绥靖会议，行辕副主任黄镇球、邓龙光、缪培南，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及高级将领参加会议，研讨加强两省保境实力与两省边境联防“剿匪”及与地方团队配合协同“剿匪”等[27]:8460。1948年12月3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到南京[27]:8763。
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下野，准宋子文辞本兼各职，移居香港。
5月16日，宋子文对立法院所通过“征借”一案向记者谈称：“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们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五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十亿美元，岂非捕风捉影。”；下午宋子文偕夫人离开香港，道经曼谷赴巴黎[27]:8917。5月18日，行政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通过立法院关于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三人征借之紧急动议[27]:8918。
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蒋介石邀请来台，蒋还对宋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儿生意！”两人仍旧话不投机，宋在台湾小住几天便返美。宋子文晚年生活低调平淡，每天到纽约中央公园散步，外貌亦与早年判若两人。
1971年4月25日晚，宋子文在旧金山广东银行董事长余经铠先生家用餐，因进食导致窒息，未及送医便已去世，终年77岁[8]:20。蒋介石送上匾额〈勋猷永念〉，尼克森发唁电，宋庆龄和宋美龄皆未出席葬礼仪式[24]:20。
美国政治作家默尔·米勒在未经杜鲁门授权的杜鲁门传中宣称，杜鲁门曾大骂蒋、宋、孔家族侵吞美援：“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They're all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28][29]1995年，杜鲁门传记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H·费雷尔指出此书所记载的谈话多为虚构。[30][31]
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撰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抨击宋子文黄金政策“彻底失败”，工业政策“亳无常识”，官商不分，“公私不分”，办事只依靠“三几个秘书”与“亲信”，为了“中国将之命运”，“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27]:8287[32]。其后，傅又在2月22日《世纪评论》上撰文《宋子文的失败》、3月1日《观察》上撰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继续猛烈抨击宋子文[27]:8287。 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此文被许多人拿来当成宋子文贪污的证据和政治斗争的依据，但傅斯年主要是在批评宋子文错误混乱的财经政策和恶劣傲慢的用人处事治理作风，抨击宋子文搞出不少麻烦灾难和不好“流言”，应该离职和调查，并没有直接控指证实宋子文贪污腐败，重点是在宋子文的官场人际关系恶劣和自大误事。根据宋子文去世后的遗产分割书，他名下的非固定资产为100万美元，不动产价值约400万美元。就算是贪污，可能贪污的并不多。有学者认为宋子文贪污钜额公帑成为巨富的说法更多是源于政治原因的诽谤[33][34][35]
胡适对宋子文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张发奎上将曾回忆宋子文习惯享受，在飞机上他自己带了一张帆布床放在机舱中间，当他的随员用跪姿呈给他一封电报时，他躺在帆布床上，用脚趾头接电报[36]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李璜说他这种“大少爷”的生活习惯，“在天空中仍不能改”。[37]。也有人认为宋子文的外交手腕远比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高明，胡适的“苦撑待变”政策，对争取美国贷款援助于事无补，宋子文一开始便组织游说团，即 ChinaLobby，很快就争取美国一亿贷款，但其手法近乎不择手段，“功利心急，忮求太甚”[38]，使美国国务院、军部等单位不胜其扰，造成中美关系不佳，1942年美国特使劳克林·居里访华时就向蒋介石告状，“一半来自宋部长与军部间之摩擦”[39]。
蒋介石致胡适和宋子文两人的电文，宋也不给胡适看，自己单独回复，让胡适心生不满，这也成为抗战胜利后被北大派口诛笔伐的远因。此事是因为宋子文时任外交部长，且已知蒋介石将撤换胡适，为外交部长逼退大使胡适之手段，不久即由魏道明接替胡适大使之职。[40]
宋子文与张学良是好友，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出面调解有功。张学良晚年评价宋子文说：“宋子文那人的能力并不高，他管财政并不好……宋子文是洋派的，他在财政上并不成功。……他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小职员，他并不知道中国财政是怎么回事……他这个用人法子完全是外国式的，并不是咱们中国的，他没人缘，孔（孔祥熙）有人缘。”[24]蒋介石在日记中也经常骂宋子文狂妄自大。1948年蒋介石的政权亟亟可危，日记中明白表示任用宋子文“追悔莫及”。
1971年4月27日，《中央日报》对宋子文一生作出评价：“宋故院长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垓坫，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41]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在南京之所以能与武汉对峙，同时军事上与北洋军阀抗衡并最后得胜，宋子文功劳最为关键[42]:37。
宋子文曾回到自己的祖籍海南文昌，被视为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据说他归乡后把故乡特产海南四大名菜之一的文昌鸡带到广州给人品尝，从而令文昌鸡声名远播。此举颇受乡人赞许。
美国道琼斯公司曾评宋子文是10世纪-20世纪之间最有钱的百人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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