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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撰。原名《五代史》,又称《梁唐晋汉周书[a]。原本已佚,今本乃邵晋涵等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等文献中辑出,是二十四史中唯一辑本。[1]:1

旧五代史》一共一百五十卷,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五代50余年的历史。该书分为梁、唐、晋、汉、周五书,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记十国政权,以“外国列传”记周边政权或部族,另有天文等十志。

欧阳修新五代史》刊行后,《薛史》遂废。清乾隆年间,邵晋涵在《永乐大典》中辑录旧文,参校《册府元龟》等书,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再加上内容有窜改之处,但辑本保留了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有相当的价值。

编纂

据《玉海》卷四十六引《中兴馆阁书目》的记载,宋太祖于开宝六年(973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下令编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并令薛居正作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同修。薛居正是《旧五代史》的主编。当时他任参知政事一职,在编成之后获升任为宰相。其下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人参与写作。用时一年多,成书于开宝七年(974年)闰十月甲子。[1]:1-4书中还有一些开宝六年后的纪事,估计是成书后还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加工,最迟的是《郑珏传》所引及的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年号。[1]:7

史料来源

《旧五代史》主要是依靠五代时期的各种实录和范质的《五代通录》而编纂的。虽然五代时期战争频繁,但各朝皇帝依然重视编纂实录之工作。《宋史·艺文志》中记载,可考之五代实录有17种,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有其实录[2]:417-418。学者认为,这些实录有三百六十卷之多。[1]:8《旧五代史》中保留了本朝人的语气,如“本朝”、“国初”之类,可见其编写时相当依靠实录。[1]:14

范质的《五代通录》也是重要的编纂来源。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此书六十五卷,范质因五代实录繁冗,“节略而成此书”,其各朝的实录合作一起,对编纂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2]:418

《旧五代史》因为编纂时间甚短,因此编写体例繁芜。在本纪方面,基本上都是依靠各代实录而成。实录的卷数甚多,写作时不舍巨细,《薛史》编写人员虽以取《实录》之大意,或者是删合琐节,以及是对话、奏议等方式削成六十一卷,其内容依然过多,和纪传体将事情具体细节放至列传的做法有异。[1]:14-15

内容

清辑本目录

全书共一百五十卷,记载了上至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下至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年)间的史事。其体例模仿了《三国志》,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各至为一书,各朝的本记、列传列于各书之中。五书之后另有《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以记载王朝本身之外的情况。列传之后是志,记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典章制度。[2]:419据《玉海》卷四十六引《中兴书目》,本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传七十七卷。清辑本的分卷只是大致推定,但和原书不会有太大差别。[1]:7

下据《大典》本列出其目录:

梁书
唐书
晋书
汉书
周书
列传
  • 卷139 志一 - 天文志
  • 卷140 志二 - 历志
  • 卷141 志三 - 五行志
  • 卷142 志四 - 礼志上
  • 卷143 志五 - 礼志下
  • 卷144 志六 - 乐志上
  • 卷145 志七 - 乐志下
  • 卷146 志八 - 食货志
  • 卷147 志九 - 刑法志
  • 卷148 志十 - 选举志
  • 卷149 志十一 - 职官志
  • 卷150 志十二 - 郡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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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辑会证本目录

陈尚君新辑会证本《旧五代史》是对清辑本的重辑,内容上较原辑本有很大改动,参考多种文献与金石碑碣改订、增补史文近万处。其除重新辑录《梁太祖本纪》外,又重辑列传五十二篇与《地理志》一篇,新增列传六十篇,删去清人误收、误录者九篇,适当调整了原书部分卷次。[1]:77-79

现亦列出新辑会证本目录以供参考比照:

梁书
唐书
晋书
汉书
周书
列传
  • 卷139 志一 - 天文
  • 卷140 志二 - 历
  • 卷141 志三 - 五行
  • 卷142 志四 - 礼上
  • 卷143 志五 - 礼下
  • 卷144 志六 - 乐上
  • 卷145 志七 - 乐下
  • 卷146 志八 - 食货
  • 卷147 志九 - 刑法
  • 卷148 志十 - 选举
  • 卷149 志十一 - 职官
  • 卷150 志十二 -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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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

《薛史》成书之后,有宁州杨及于天圣五年(1057年)进《重修五代史》,同年十二月秘书监致士胡旦进《五代史略》四十三卷,但此二书在后代近乎没有任何影响。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其史料内容大多取自《旧五代史》。[1]:19-23北宋时期,《旧五代史》广行于世。司马光等编修《资治通鉴》的时候,“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梦溪笔谈》及王钦若册府元龟》亦大量引用《薛史》。[3]:40

至南宋,《新五代史》取代了《旧五代史》的地位。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八的记载,金从大定(1161年—1189年)之后,学校所用正史一直并用薛、欧二史。金泰和七年(1207年),“诏新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而专用《新五代史》”。张元济认为,南宋早在金人以前,朱熹上议设各科取士的时候,已经弃用《旧五代史》,“北朝文化自知不逮,故起而从其后”。虽然如此,南宋时期此书依然有不少记载,如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一、《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等。南宋时期著作征引此书者,至少计有十数家。[1]:23-24

至元明时期,薛史已经罕有援引。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元末明初王祎的《大事记续编》中依然有引用《旧五代史》,可见尚有小量流传。入明之后,“惟明内府有之,见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万历年间,胡应麟说《旧五代史》已经被废置。明末刻书家毛晋也说《旧五代史》已“久不传于世”。[1]:23-24

入清之后,《旧五代史》更是无人得见。吴任臣在编写《十国春秋》的时候,曾向黄宗羲借《旧五代史》。《十国春秋》卷首《凡例》叙中采用书有“薛氏《旧五代史》”,似乎确实借有此书,但全祖望以为“借之而未得”。假设确有此书,黄宗羲的藏书也已经毁于火海,《旧五代史》也应随之化为灰烬。明藏书家陈第曾藏有《旧五代史》,清代藏书家陆心源曾说嘉庆年(1796年-1820年)散出,杭州藏书家赵昱虽欲收藏,但未见。[1]:24-25

近代张元济于1930年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曾刊登广告,悬巨赏以征集原书,然而未得一纸半叶。[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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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体例完整

《旧五代史》断代为史,即将五代各朝独立成书。《薛史》模仿了《三国志》的编撰方法,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各自为一书,体例完整。所涉朝代的本纪、列传分别编写并列入各书之中,五书之后,另有《世袭列传》《僣伪列传》《外国列传》记载中原王朝以外的情况。最后以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十志,全面叙述了五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全书以五代为正,十国为伪,目的是凸显继承后周的宋代乃正统政权。[2]:419

内容丰富

《旧五代史》把五代各朝的重大事件都连贯地记录在各个皇帝的本纪里,材料相当充实,总体框架清晰,没有琐碎零散之感。在主要叙述中原地区的历史之外,也对其他地区的历史作了记述。此外,书中对礼乐及职官之制度、选举及刑法的沿革、食货和郡县的变化等也作了详细介绍。[2]:419-420

观点可取

《旧五代史》在观点上也有不少可取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某些部分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如在谈及后汉灭亡时,就否定了“天命论”,把统治者的残暴看作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这是触及到问题本质的论述;二是在分析方法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辩证因素,如卷九十六对有作为的帝王如周世宗,既赞扬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又批评他“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三是在对人民的态度上也比较宽厚,指出:“好利残民,夫何足贵!”对王周的“享性宽惠,人庶便之”和刘审交的“无扰于民,百姓歌之”,大加赞扬。[2]:420-421

版本

《大典》本

在明初编纂《永乐大典》的时候,编纂者将《薛史》的内容分散收入于其各韵之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朱筠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建议从《永乐大典》辑录逸书,至次年二月开馆。邵晋涵以大学士刘统勋荐,于开馆初入充纂修官,专职史部,至四十年秋母丧南归。在这两年多时间,邵晋涵在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在各书中引自(或他认为来自)《薛史》的条文,再加以编排、注释编成《旧五代史》。当中,采自《永乐大典》者有822条、《册府元龟》318条、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6条、胡三省《资治通鉴注》12条、《太平御览》2条、洪迈《容斋随笔》1条。[2]:266-267

当时《永乐大典》藏于翰林院的典籍库中。邵氏或其他纂修官会先签出《永乐大典》中的佚文,将会将可以辑出的书目粘贴标识,然后由缮写官抄出当中的散片。因为《永乐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缮写的工作都在翰林院里进行。《大典》所缺者,则参照《册府》等书以补其缺。遗文有脱讹衍者,馆臣贮会在各纪传上粘签,以说明差异。熊罗宿影库本时,粘签尚完整,为统一规格,重抄影印附后。粘签中所涉各项,与他书歧互者,邵晋涵重加考订,编写按语,作《旧五代史考异》五卷。[2]:287-290[4]:69-84

清辑本版本以熊罗宿影库本和孔继涵手校抄本最早,刘氏嘉业堂刊本次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次之。武英殿本最迟,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对比各个版本,熊孔二本的讳改较少,刘本较多,文渊阁本和殿本则最剧。[2]:287-290

《大典》本的评价

《旧五代史》的辑本成就,梁启超曾给予肯定,认为,“极繁难者,例如《五代史》,散在各条,篇第凌乱,搜集既备,佐以他书,苦心排比,乃克成编。非得邵二云辈深通著述家法,而赴以精心果力,不能蒇事。此种工作,遂为后此辑佚家模范。”[5]陈尚君认为,邵晋涵《旧五代史》辑本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取材较为广泛。二,标明了史料来源,有利后世治史者校勘。三,考订细致。四,编次接近薛《史》原本面貌。[1]:28-42

清辑本的不足,主要有三。一、史料漏辑。据陈智超统计,现存《永乐大典》残卷引《旧五代史》共72段,清辑本仅采用60段;《太平御览》涉及《旧五代史》者76条,清辑本只采用了2条:《资治通鉴考异》涉及266条,清辑本只采用了6条,而且还有误引;《资治通鉴注》涉及138条,清辑本只采用了12条;《容斋随笔》涉及10条,清辑本仅采用了1条。此外,引用《旧五代史》的其它文献,如《玉海》、《职官分纪》、《五代史阙文》、《通历》、《群书考索》、《通鉴目录》、《记纂渊海》、《锦绣万花谷》、《群书会元截江网》等书,皆未采用。二、篡改原文。陈垣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中指出四库馆臣在辑校时有十忌: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并指馆臣会对这些字眼会作出修改。三、脱衍舛误甚多,仅中华书局校点本《校勘记》就考订出一千多条错误。[1]:28-42

中华书局校点本

中华书局校点本最初由刘迺龢在陈垣指导下负责,文革前已经完成大部分工作,后由复旦大学完成校点工作。参与点校的有朱冬润等十一人,参与定稿的有五人,参与编辑整理工作的有陆枫等六人。197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发行。[1]:42-46

该校点本对当时能够看到的清辑本系统的主要传本作了通校,确定以江西熊罗宿影库本为底本,参校了多种保存了《旧五代史》的书籍,如《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作校勘,在清辑本之上作了一千七百多条校记。[1]:42-46

重辑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陈尚君著,200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2册,150卷,300多万字。和清辑本相比,《新辑会证》本扩大了佚文文献的范围,删除了误收佚文、重辑已有佚文,并在校勘上取得新的成果。[3]:49-50

《辑补旧五代史》,陈智超著,2021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全书6册。和通行本相比,《辑补旧五代史》新增补列传113个,校正内容480处,增补了十志的内容,纠正了通行本的一些错误。[6]

评价

《四库提要》在评论《旧五代史》时指出:“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文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者参稽之助。”(虽然《旧五代史》文体平弱,不免叙述繁琐重复的病,但遗文琐事,反而借此得以流传,有助考者参稽。)[7]

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旧五代史》:“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8]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尚君认为:“五代虽还有《新史》,其长处在义例与文章,就史料的原始丰富来说,远不能取代《薛史》”。[2]:304

注释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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