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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晋朝”标题相近或相同的条目，请见“晋”。晋朝（266年2月4日—420年7月10日）是中国历史的朝代之一，史分西晋与东晋时期。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因晋朝皇室复姓司马，所以又称司马晋[1]。晋朝又分为两个时期，即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合称“两晋”，国祚154年。西晋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首都为洛阳；东晋为晋元帝司马睿所建立，首都为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过渡[2]。
晋室先祖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铲除曹氏皇亲，自此司马氏掌握曹魏实权形成霸府政治。265年，晋王司马炎胁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帝位，改国号曰“晋”，定都洛阳，是为晋武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孙吴而统一天下，但和平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十几年。晋惠帝继位后，朝廷渐乱，领有军权的诸候王纷纷动乱，史称八王之乱。晋朝元气大伤后，塞外与内迁中原的外族蛮夷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大量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316年，西晋灭亡，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3]。
317年，晋室皇族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定都建康（即今南京），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据有华南地区的领土。中原的世族及百姓陆续南迁，形成华北地区的侨民和南方土著共同聚居的局面。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稳定局势。东晋皇权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不少藩镇心怀野心，先后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虽然部分士族当权者有恢复之心，前后发动几次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张势力，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凭借淝水之战奠定胜局。谢玄等将领乘胜追击，成功地收复大批失土，致使前秦崩解，引发了北方军事和政治格局的变化。然而，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作乱。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卢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建国号“宋”，是为宋武帝，史称刘宋，中国从此进入南北朝时期[4][5]。
经济方面，东晋庄园经济的比例比西晋更大。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江南获得全面发展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逐渐南移，后来才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6]。
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边疆民族带来的一些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7]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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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露三年（258年）起，魏帝曹髦、曹奂都曾封司马昭为晋公，但司马昭一直辞而不受[8]。直到司马昭发兵攻蜀汉后，曹奂以并州等十郡封其为“晋公”，司马昭才受封，这是国号的最早来源。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其子司马炎继承他的爵位，265年魏帝曹奂禅让于司马炎，国号称“晋”。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琅邪王司马睿在建业重建晋朝，因其在洛阳东面，史分为“西晋”和“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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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皇族原属河内温县司马氏，其先世在东汉时期常担任显职，如司马钧任征西将军、司马防任京兆尹等。司马防的八个儿子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等人皆有才气，当时被称为“八达”。曹魏时期，司马懿以出色的政治及军事才略成为魏国重臣，在抵御诸葛亮北伐以及平定辽东公孙渊等事件中立下大功。239年魏明帝去世后，司马懿与曹魏宗室曹爽受遗诏共同辅政，曹爽为防止司马懿专权而将他架空，招致司马氏集团的不满。
249年，司马懿策动高平陵事变，重夺政权，司马氏专政开始。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及司马昭继续巩固司马氏的势力。期间发生三次反抗司马氏的战争，史称寿春三叛，皆被平定，魏帝势力大衰，魏帝曹髦甚至被司马昭手下杀害。司马兄弟始终据有高位，因为温县过去属于晋国，司马昭受封晋公，晋国始建[9]。
263年，司马昭为了建立军功，为篡夺作准备，命锺会、邓艾率军伐蜀，蜀汉大将军姜维率主力部队阻敌于剑阁。邓艾于是取阴平小路直袭涪城，蜀将诸葛瞻战死绵竹，魏军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见大势已去而投降，蜀汉灭亡，史称魏灭蜀之战。其后锺会、姜维合谋叛变，被司马昭迅速平定。司马昭立下大功，被进封为晋王，为代魏立国铺路，但不久中风去世。其子司马炎继立为晋王，一年后，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266年2月8日），篡位，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9]，司马炎登基，是为晋武帝。
孙吴在孙权去世后，朝局动荡，吴帝孙皓奢侈残暴日甚，民心不附。然而270年河西鲜卑领主秃发树机能入侵西晋西北，匈奴首领刘猛也随之出关，司马炎暂时不能南征，于是派羊祜镇守襄阳与吴将陆抗对峙，又命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为伐吴做准备。274年陆抗去世，次年羊祜提议伐吴，因贾充等人反对而作罢。279年，西北之乱平定，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伐吴时机已到，贾充、荀勗等以西北未定为由反对，最终司马炎决定于该年12月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司马炎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濬、唐彬军；中游杜预胡奋、王戎军；下游王浑、司马伷军多路并进，于280年逼近建业，吴国丞相张悌战死，孙皓在同年5月1日投降，孙吴灭亡，晋朝统一天下，三国时期结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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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提倡唯才是举，名节逐渐式微。西晋的政治风气愈加败坏。司马氏执政后铲除异己，任用亲信，西晋开国功臣大半属于无德无才的人物。曹魏时期被压抑的世族在司马懿及陈群羽翼下抬头，当时出名的世族代表人物有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𫖮荀勗、河东卫瓘、河东裴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社会奢侈和贪污不断，世族大多失去东汉的优良传统，汲汲求利，士大夫几乎都收贿聚财。晋武帝屡屡提倡节俭，但未以身作则，徒托空言。石崇为当时首富，在金谷园建立别馆，与外戚王恺斗富，晋武帝不加阻止反而帮助王恺。曹魏时期的清谈，士大夫纷纷效仿，置身功名利禄之中，却又崇尚出世隐遁[3]。
朝政方面，诸臣在“平吴”与“立嗣”议题上发生争执，党派形成。羊祜与张华支持伐吴，认为必克；司马氏宠臣贾充、荀勗及冯𬘘反对，拖延数年。平吴后，贾充惭愧失计，嫉恨张华。在立嗣上诸臣争执更剧，当时太子司马衷昏庸低能，武帝之弟齐王司马攸仁孝慧敏，大臣卫瓘、和峤主张废衷立攸，遭荀𫖮、荀勗及冯𬘘极力反对。晋武帝最终不能舍子立弟，遣司马攸回其封国，司马攸愤怨而死[3]。
军事方面，西晋立国后，吸取曹魏灭亡的教训，分封诸王以为屏藩，并于277年遣诸王就国，诸王有权干涉军事。平吴后，武帝为示天下一统，裁撤各州、郡兵。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使宗室武力有凌驾中央的趋势，是八王之乱的原因。另一方面，当时边境的胡族迁入中原，对晋帝国呈现半包围形势。面对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与匈奴刘猛的内侵，郭钦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强制迁出，武帝不听。胡汉摩擦状况无法改善，周边胡族窥视中原，在朝廷元气大伤后趁机作乱，终于造成五胡乱华之祸[3]。
晋武帝继承先帝基业，本非雄略之才。他崇尚奢侈，亲近小人，十分好色，为了便于挑选宫女，竟于273年禁止全国婚姻；灭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使得当时后宫达到万人规模。他在位时，未能解决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晚年更加昏聩；加之继承人无能，晋朝的动乱即由此开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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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王称号 | |||
| 王号 | 姓名 | 王号 | 姓名 |
| 汝南王 | 司马亮 | 楚王 | 司马玮 |
| 赵王 | 司马伦 | 齐王 | 司马冏 |
| 河间王 | 司马颙 | 成都王 | 司马颖 |
| 长沙王 | 司马乂 | 东海王 | 司马越 |
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惠帝弱智，史载惠帝游于华林园闻蛤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慌乱，百姓饿死，朝臣向惠帝报告道百姓没有饭吃，惠帝竟说：“何不食肉糜？”惠帝不擅政事，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武帝大臣贾充之女）趁机干政。当时杨骏擅权，与贾后对立，汝南王亮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导致宗室诸王与部分大臣不满。291年，贾后借由楚王玮除去杨骏及其势力，任命汝南王亮与卫瓘掌政。不久贾后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不合，去除汝南王亮及卫瓘，再以伪诏杀楚王玮，任命张华、裴𬱟及贾模等人掌政。所幸张华等人同心协力，尽忠职守，政局得以稳固[3]。
294年匈奴郝散叛乱，不久平定。296年，其弟郝度元拥护齐万年，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叛变，晋军大败，周处阵亡。299年齐万年之乱平定。江统继郭钦后，亦建议将胡族强制迁离，所著《徙戎论》提出更完整的主张，但晋室已无能为力[3]。
由于太子司马遹非贾后亲生，贾后意图废除，300年污蔑太子谋反，太子被废。赵王伦采亲信孙秀计，挑拨贾后杀掉太子。而后赵王伦联合齐王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兵消灭贾后及其党羽，赵王伦专政。301年，赵王伦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为太上皇。三月，齐王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颖三王联合常山王乂（后改封长沙王）讨伐赵王伦。五月去除赵王伦及其党羽，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302年成都王颖及河间王颙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乂于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乂掌政，成都王颖于邺遥控朝廷[3]。
303年成都王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乂，联合河间王颙率军攻击洛阳，但屡次被长沙王乂击败。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越勾结禁军擒获长沙王乂，开城投降。长沙王乂被杀，惠帝被迫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颖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晋惠帝被俘，东海王越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颙将领张方占领洛阳[3]。
不久东海王越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乌桓、羯朱等势力击败成都王颖。成都王颖挟晋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颙，最后被废，河间王颙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305年东海王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306年东海王越攻入长安。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败走，司马颖被杀。东海王越迎惠帝还洛阳，司马颙复夺长安。随后晋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司马颙在奉召入朝途中被杀。八王之乱至此结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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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时，华戎杂居。至魏武帝时，以羌胡实边助国，羌胡反客为主，至晋益不可制[7]，遂有五胡之乱[10]。
八王之乱期间，司马氏在地方上影响力顿减，地方势力不断膨胀，外族陆续叛变，成汉与前赵先后建立。氐族李雄在益州逐渐势大，于304年称王，两年后称帝，国号成，后改为汉，史称成汉。304年司马颖遭王浚围攻，遣匈奴领袖刘渊回并州发兵支援，刘渊乘机宣布独立。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后称前赵。李雄与刘渊的独立，开启“五胡十六国时期”[注 1]。而后，各族陆续立国，晋室在八王之乱后面临覆亡危机[10]。
刘渊为了要扩充版图，遣子刘聪掠夺洛阳，大将石勒及王弥掠夺关东各州。310年刘渊去世，刘聪杀新帝刘和自立为帝。同年，石勒经宛城、襄阳，掠夺江汉一带，隔年北返。当时关东又有蝗灾，洛阳缺粮，司马越率朝中重臣及诸将东讨石勒，弃怀帝于洛阳。311年晋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爆发，怀帝密诏苟晞讨伐司马越，随后司马越病逝，王衍率军归葬封国东海。当他东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时，遭石勒袭击，晋军精锐受屠尽亡，众位大臣在投降后被杀尽。此时洛阳空虚，刘聪、王弥及石勒合兵攻破，处死太子、杀害官员百姓三万余人，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313年晋怀帝被杀，晋愍帝于长安继立帝位，刘聪派刘曜持续攻打。316年晋愍帝投降，最后受辱被杀，至此西晋灭亡[10]。
西晋亡后，在北方尚有三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刘琨控制的并州北部、段匹䃅控制的幽州、张寔控制的凉州。然而，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段匹䃅。段匹䃅则奉东晋密令将刘琨处死，之后自己也被石勒击败。而张寔去世之后，其弟张茂向前赵的刘曜称臣。至此东晋在华北的势力全部消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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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元帝司马睿原属于东海王越一党，镇下邳。当时江东少受中原战乱影响且财富充裕，但是吴人并不得志于晋室，所以有意光复吴国。吴姓世族中，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最盛，并为江东二豪，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八王之乱后，江南发生三次叛乱，由于起事者出身卑寒，未受世族支持。三次叛乱最后都由义兴周氏的周玘所平定，史称三定江南。
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迁镇到建康。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政策稳定政权，他借由当地名士顾荣、贺循为引，进而获得吴姓世族的拥护。而后大量宗室和北方世族衣冠南渡，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江南诸州次第归附，东晋得以偏安[4]。
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但是晋廷在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压抑吴姓世族。周玘等吴姓世族不满，有意叛变，但事泄未果，周玘忧郁而死[注 2]。其子周勰继之，意图叛变，但因其叔周札泄密而未果。而后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将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注 3]，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仍在延续。加上世族对寒族歧视、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崛起，使得东晋一朝始终动荡不安[4]。
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赖世族及方镇的支持稳定局势，这使得不少实力派世族意图叛变。当时晋元帝倚重琅琊王氏，任王导为丞相，让王敦专政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王敦素来桀骜，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京师。王敦万份怨恨，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备受恐惧，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篡位，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但于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由于王导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晋室重用[4]。
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衔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当时军事重镇分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由苏峻及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陶侃怀疑自己因为庾亮的干预未能辅政，感到不满。庾亮为了提防陶侃，派温峤镇守武昌。苏峻及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苏祖联军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之下决定讨伐苏峻。而后苏峻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后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遥控朝廷，与王导交恶。339年后，王导与庾亮先后去世，庾翼执政，掌握荆州军权[4]。
东晋建立后，南迁的晋人莫不希望发动北伐，收复北方沦陷的家园。但世族安居江南，南方丰富的资产使得重返北方的意愿不高。朝廷又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大势力、赢得人心，达成篡位目的，所以对大规模北伐消极应对[11]。
东晋初期，朝廷采取以攻为守的态度抵御北方[12]。317年祖逖意图北伐，晋元帝只给予少量军队，命他相机进取。他招募流民建立军队，与当地坞堡合作，成功收复黄河以南领土，与石勒隔河相持。但由于东晋发生内乱，朝廷也担心他威望太高，于321年派戴渊为总督节制，收复河北的计划无疾而终，祖逖忧愤而死，失地得而复失。王敦因为祖逖去世而不再有顾虑，终于叛变。祖逖军由其弟祖约率领，最后也随苏峻叛变。晋成帝时，庾亮、庾翼兄弟以荆州为中心，意图发动北伐。但是因为朝廷抵制，此次北伐没有实现。庾氏兄弟去世后，桓温担任荆州刺史。他向往刘琨、陶侃事迹，以北伐为己任[4]。
346年晋穆帝时，桓温讨伐成汉（成汉于338年为李寿篡位，改国号为汉），次年讨灭，声威大震，遭到世族忌妒，执政司马昱引殷浩抗衡桓温。349年石虎死，晋廷派褚裒北伐，失败。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晋廷不许，派殷浩负责北伐。352年殷浩联合羌将姚襄讨伐前秦，被苻健击败。次年殷浩再度北伐，为姚襄所袭。354年，晋廷无奈派桓温掌握北伐大权。桓温先后发动三次北伐，同年2月伐前秦，苻健采用坚壁清野战术，打败晋军，桓温缺粮撤退。356年，桓温击溃河南姚襄，收复洛阳，修谒皇陵。358年他建议迁都洛阳，遭到世族反对作罢。晋哀帝及晋废帝时期，朝廷已经被桓温控制。当时北方呈现前秦前燕两强局势，洛阳为前燕占领。桓温为了准备篡位，于369年讨伐前燕。燕军大败，晋军进驻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与燕将慕容垂对峙。最后晋军缺粮而退，慕容垂率军追杀，晋军大败。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即简文帝。隔年简文帝去世，晋孝武帝继位，桓温索求“九锡”，有代晋之意。大臣谢安、王坦之尽力拖延，不久桓温病死，东晋得以保存[4]。
晋孝武帝时，谢安执政，桓冲为荆州刺史，防御荆襄地区；谢玄镇广陵，与谢安防御淮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军力，谢安任刘牢之为参谋，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军[4]。
370年，前燕被前秦消灭，前秦帝苻坚有意灭东晋统一天下。他于373年派兵攻下东晋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围攻襄阳，隔年攻破，俘虏朱序；又派彭超围攻彭城，被谢玄率北府兵击败。382年吕光平定西域，苻坚的目标指向东晋。隔年5月，桓冲率十万军意图夺回襄阳，苻坚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御。8月，苻坚认为时机已到，率举国之师南征东晋，兵分三路，声势浩大[注 4]。他亲率步兵六十万抵达项城，派苻融为先锋率二十七万兵攻打寿阳，梁成等人屯洛涧以控制淮河。晋廷震惊，谢安力持镇定，命谢石为前线大都督、谢玄为先锋，与谢琰、桓伊等人率八万北府兵北上救援[4]。
383年10月，秦军前锋攻陷寿阳后，苻坚赶往指挥，派朱序向谢石诸将劝降。但朱序向晋将尽泄秦军虚实，建议速战速决。11月谢玄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涧，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谢玄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13]。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于后军大喊秦军已败。秦军大乱，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秦军全面崩溃，苻融战死，苻坚中箭，孤身北返，后由慕容垂护送。此役晋军全面胜利，对于东晋意义非凡，史称淝水之战[4]。
战后，谢安都督诸州军事，准备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384年，谢安命谢玄、桓石虔率军北伐，谢玄等人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城、广固等地，并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14]以运送粮草。此役收复山东、河南一带，将北部边界推至黄河以南。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北伐功败垂成[4]。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之弟，甚受信任。淝水之战后谢安、谢玄被司马道子排挤，朝廷逐渐混乱。北府军后来由王恭等人统率。桓冲去世后，桓家由桓玄领导。390年晋孝武帝对司马道子不满，内以王珣、王雅入廷，外以王恭任兖州刺史、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司马道子也引王国宝及王绪抗衡，朋党乱起。396年晋孝武帝被贵人张氏杀死，太子继立，为晋安帝，安帝一般被评价为甚愚。398年王恭和庾楷上表弹劾王国宝并领兵讨伐，殷仲堪遥援，吴姓世族也发民支持。司马道子畏惧，只好杀王国宝、王绪求和。之后司马道子听从司马尚之建议，任王愉江州刺史，作为外援。次年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再度举兵。司马道子命其子司马元显为都督，同王愉率军抵御。王愉被击败，联军攻至京师。司马元显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败死。殷仲堪与桓玄得知后退至寻阳，由桓玄任盟主，最后双方言和。朝廷为分化殷仲堪势力，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399年桓玄杀殷杨二人，并其辖地[5]。
司马元显担忧北府军不可靠，征江东豪族佃民以建立新军，称为“乐属”。这却使“东土嚣然”，引发民变，399年孙恩率众攻陷会稽，史称孙恩之乱。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大受世族及平民信仰。400年孙恩扩张势力，江东豪族[注 5]及五斗米道纷纷响应，江东八郡完全沦陷。401年孙恩偱海路直袭丹徒，京师震撼。刘牢之派刘裕至海盐击败孙恩，孙恩乘船而退，被刘裕再次击败。402年3月孙恩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投海而亡。余众由其妹夫卢循领导[5]。
402年司马元显为了避免桓玄乘乱偷袭，抢先西征，任刘牢之为先锋，司马尚之为后部。桓玄也率军东下，最后大破司马尚之。刘牢之认为司马元显无用，倒戈引桓军入建康。桓玄控制朝廷，诛杀异己，先后杀司马元显与道子，并夺取刘牢之兵权，诛戮部分北府将领，提拔北府将领刘裕。他最初有意革新朝廷，但最后豪奢纵欲，政令无常，渐失人心。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建国桓楚。隔年刘裕同北府旧将何无忌、刘毅举兵，收复建康，桓玄挟晋安帝西撤江陵。不久桓玄又率军东下，被刘毅击败，在逃往蜀地途中被冯迁所杀。而后桓振、桓谦又挟晋安帝反抗，刘裕直到405年肃清桓氏势力，得以迎晋安帝复位，掌控了朝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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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掌控朝廷后，荆州刺史刘毅忌妒，意图举兵。412年刘裕抢先讨伐刘毅，刘毅兵败自杀。405年，益州刺史毛璩率军讨伐江陵桓振，蜀军不愿远征，推谯纵为首叛晋，谯蜀建立。蜀军随后攻陷成都，杀死毛璩，谯纵自号成都王。408年晋廷派刘敬宣率军讨伐但失败。413年刘裕派西陵太守朱龄石率军西伐，攻占成都。谯纵败退自杀，谯蜀亡[5]。
卢循为孙恩继承人，桓玄为安抚他任为永嘉太守，但他仍不断袭扰沿海。404年卢循由海路攻占广州，隔年晋廷又任命他为广州刺史。410年卢循趁刘裕北伐南燕之机，与其姐夫徐道覆分二路北伐，于桑洛州合力击溃刘毅（今江西九江市），乘势攻入京师建康，史称卢循之乱。此时刘裕回撤，卢循和徐道覆发生内讧，卢循久攻京师不破，撤守寻阳。10月徐道覆进攻江陵，为守将刘道规所败。12月卢循被晋军打败，退守广州。411年刘裕派兵击杀徐道覆。卢循最后于交州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歼灭，投水自杀，至此乱事平定[5]。
刘裕消灭若干异己后，为了名正言顺称帝，先后发动两次北伐。当时南燕慕容超屡屡入侵，409年刘裕率军伐南燕，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市），擒杀慕容超，南燕亡。而后因卢循叛乱，刘裕回师。后秦屡遭胡夏帝赫连勃勃入侵，国势大衰，幼主姚泓初立。416年12月刘裕再度北伐，连克许昌、洛阳。隔年刘裕兵分两路围攻关中，最后攻破长安，后秦亡。但该年冬天，留守京师的刘穆之突然去世，为免后方生变影响自己的篡晋计划，刘裕不得不返回京师。他命其幼子刘义真同王镇恶、沈田子诸将防守长安，后来诸将内讧，胡夏帝赫连勃勃率军攻击[15]。417年冬刘裕命刘义真等率军东归，遭夏军追击，元气大伤，至此北伐结束。关中失守后，同年刘裕杀晋安帝，立其弟德文，为晋恭帝。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是为宋武帝，建国宋，史称刘宋，东晋至此灭亡，进入“南北朝时期”。此时北方仍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直至440年北魏统一后方形成南北朝对峙格局[5]。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领有孙吴疆域。疆域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肃、云南，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16]。
西晋政区制度承袭东汉末期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于三国曹魏时期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265年西晋代曹魏后，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秦州，后分益州地设宁州，后分幽州地设平州。280年灭孙吴后得荆、扬、交、广四州，并将荆、扬两州与原曹魏荆、扬两州合并，共十九州。秦州、宁州曾经废止，后来复置。291年分荆、扬州地设江州，307年分荆、江州地设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州以下分郡、王国。晋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分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国诸王，有大国、次国、小国三种类型（详见晋朝藩王列表）。但诸王仅得租税，王国如同郡县。诸王的军权，主要来自镇守之地。郡、王国以下为县。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至于公国、侯国，其地位同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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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16]。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16]。
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17]。世族（又称士族、势族、门阀）的形成始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九品中正制的诞生不仅成为维护世族政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分。220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官，但二品官几乎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在拔选时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曹魏“九品官人法”起初依才能、德行与家世为标准，将士人评为九等后来演变成以家世为重[2][18]。
五胡乱华后，随晋室南迁的北方世族称为为“侨姓”（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南方世族则称为“吴姓”。东晋时，以侨姓世族为主世族政治发展到巅峰，几乎独占政治权力。至于吴姓世族，东晋朝廷对其采取排斥态度，吴姓世族也不愿与其积极合作，久之双方隔阂加深。然而，随者江南的开发，寒族及吴姓世族也逐渐抬头[2]。
架构方面，朝廷的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也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晋承袭曹魏，中书监职权甚重，名实方面俱称为宰相。由于地处枢近，虽然官位在尚书令之下，但权力在其之上。同时门下也自中书分到部分权力[19]，共同掌管决策，尚书则掌管行政。尚书的内部架构发展较为充分，在西晋即有省、曹、郎曹三级机构，“八座”之官。中书及门下直到东晋方扩张机构，中书省分局曹以协理奏章，门下至晋哀帝时建立门下省。后来皇帝为了提防权力渐盛的中书省，以门下省参与政治以牵制之[18]。
两晋的三公虽然无实权为荣誉职，但可为皇帝顾问，该职也用来安置权臣。当时一些权臣，大多以三公录尚书事、加领中书及门下，或加领大将军、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至于监察制度，御史台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为维护皇帝威严，并非扫荡贪污。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18]。
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为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在中国本土通行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著）及《律本》（杜著）。经晋武帝批准后，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18]。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20]。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20]。
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详见晋朝藩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颙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20]。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20]。
西晋统一全国后人口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急剧锐减。五胡乱华期间发生多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于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后隐瞒户籍[21]。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华北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后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21]。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后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于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后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22]。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21]。
| 年代 | 户数 | 口数 | 备注 |
|---|---|---|---|
|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 | 2,459,804户 | 16,163,863人 | 出自《晋书·地理志上》[23] |
|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 | 3,770,000户 | 约22,620,000人 | 此为晋朝户口最多时期 |
| 前燕幽帝建熙十一年（370年） | 2,458,669户 | 9,987,935人 | 《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
|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 | 906,874户 | 4,685,501人 | |
|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 | 5,000,000户 | 30,000,000人 | 《文献通考》说“此时户口最盛，比晋太康倍而余”。 |
| 注：本表数据源自[24]。数据仅比较差异，实际上的户口数会比较高。这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数据受到部曲、军户或是战乱等因素使得有隐瞒或不列入统计。 | |||
由于兵事将休，在晋武帝时期就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17]。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25]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6]。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姓负担[26]。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6]。
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后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6]。
平吴之后，皇室与官僚逐渐普及参与经商，并将商业活动发展到交广等边远地区。例如吴王司马晏的部下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对商业的参与有一定的规模。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他生活奢侈，甚至与王恺竞相争豪。晋室南渡后，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于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6]。
在晋代，边疆民族进入中原，经过民族交流，边疆民族带来的一些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汉人南下，促进了南方特别是江南的大发展。晋及南北朝时，族群大迁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黄河流域由原来的中原而沦为北方，和以江南为重心的南方相对而称。当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因而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会，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该时期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27]。晋朝虽为自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上流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时官学不振，而世家大族学术兴盛，尤其在南方，家学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形式[28]。
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荡，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知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盛行[29][27]。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30]，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29][31]。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魏末晋初的玄学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裴𬱟及郭象。裴𬱟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最有名的是王衍)[29]。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询、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荡。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𬱟、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29][27]。
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于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29]。
佛教于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借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于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后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是否行跪礼发生争论。后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29][27]。
佛教在初期大致可分为道安的本无派、支憨度的心无派和支道林的即色派。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借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数位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29]。
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27]。
五胡乱华后，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仰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32]。后来孙恩、卢循号召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27]。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29]。
东晋时，著名道士葛玄后裔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著《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之孙葛巢甫著《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29][27]。
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注 6][29]。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34]。嵇康擅长四言诗，亦著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涛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29]。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29]。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绰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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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辨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29]。
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注 7]。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29]。
晋朝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有名的碑文有《爨宝子碑》[29]。
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29]。
青瓷羊形烛台。
青瓷谷仓罐。
黑釉陶壶与公鸡头壶嘴。
青瓷谷仓罐。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29]。
宋刻版
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地理学家裴秀、谢庄、历史地理家杜预；天文学家虞耸、虞喜、医学家王叔和、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西晋人裴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西晋人谢庄依各州地理制作木质地理模型《木方丈图》，可合并为全国地理模型。这成为中国最早制作的地理模型。喜爱春秋时期的西晋人杜预也绘制了《春秋盟会图》，纪录该时期各诸侯国的都邑、盟会的分布[29]。
虞耸为三国末期至西晋人物，他自盖天说与浑天说整理出《穹天论》。东晋人虞喜出身世家，博学好古。屡次受到皇帝邀请但不愿做官，被晋成帝誉称“守道清贞”。他于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发现了岁差，计算出冬至太阳的位置每50年会向西移动一度。另外，他支持宣夜说，主张天高无穷[35]，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与浑天说与盖天说不同[29]。
西晋人王叔和奠定脉学理论的，他把脉象归纳为二十四种，著《脉经》十卷。他又整理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重新编为《金匮玉函经》。东晋人葛洪家贫好学，拜鲍玄为师，专攻炼丹学及医学。葛洪先后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后备急方》。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于《金丹》、《仙药》及《黄白》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葛洪也是伟大的医学家，他将《金匮药方》缩编为《肘后备急方》，类似今日的急救手册，在当时十分实用。《肘后备急方》也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的书籍[29]。
| 晋朝（265年－420年） | |||||||
|---|---|---|---|---|---|---|---|
|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统治时间 | 年号 | |||
| 西晋 265年－316年 | |||||||
| 高祖 （武帝追尊） |
宣皇帝 （武帝追谥） |
司马懿 | |||||
| 世宗 （武帝追尊） |
景皇帝 （武帝追谥） |
司马师 | |||||
| 太祖 （武帝追尊） |
文皇帝 （武帝追谥） |
司马昭 | |||||
| 世祖 | 武皇帝 | 司马炎 | 265年－290年 | ||||
| 孝惠皇帝 | 司马衷 | 290年－306年 |
永熙 290年－291年 | ||||
| 司马伦[注 8] | 301年 |
建始 301年 | |||||
| 孝怀皇帝 | 司马炽 | 307年－313年 |
永嘉 307年－313年 | ||||
| 孝愍皇帝 | 司马邺 | 313年－316年 |
建兴 313年－317年 | ||||
| 东晋 317年－420年 | |||||||
| 中宗 | 元皇帝 | 司马睿 | 317年－323年 | ||||
| 肃祖（肃宗） | 明皇帝 | 司马绍 | 323年－325年 |
太宁 323年－326年 | |||
| 显宗（显祖） | 成皇帝 | 司马衍 | 325年－342年 | ||||
| 康皇帝 | 司马岳 | 342年－344年 |
建元 343年－344年 | ||||
| 孝宗 | 穆皇帝 | 司马聃 | 344年－361年 | ||||
| 哀皇帝 | 司马丕 | 361年－365年 | |||||
| 司马奕 | 365年－371年 |
太和 366年－371年 | |||||
| 太宗 | 简文皇帝 | 司马昱 | 371年－372年 |
咸安 371年－372年 | |||
| 烈宗 | 孝武皇帝 | 司马曜 | 372年－396年 | ||||
| 安皇帝 | 司马德宗 | 396年－403年注 404年－418年 |
|||||
| 恭皇帝 | 司马德文 | 418年－420年 |
元熙 419年－42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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