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之以静政策，是在东晋初期由宰辅王导推行的政策。他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针稳固政局、安抚百姓及抵抗外敌。他为政宽简，对世族息事宁人，自奉较俭约，协助司马睿政权迁至人生地不熟的江南，使得东晋得以立国。而后东晋的权臣桓温、谢安亦依循他的方针。淝水之战获胜的基础也是建立于该政策。然而，因为镇之以静政策强调安定，往往不受治史者注意，甚至从误解到否定[1]。
背景
西晋末年因为长期的民族摩擦导致五胡乱华，朝廷又因为内斗使得首都洛阳被攻破，西晋朝廷摇摇欲坠。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司马睿在王导的建议之下迁镇至建康，准备在江南建立新王朝。当时江东财富充裕，然而吴人不得志于晋室，吴姓世族对晋廷保持怀疑的态度。当时在吴姓世族中，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并为江东二豪，而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江东百姓甚至有意光复吴国，发生了三次叛乱。后由世族义兴周玘所平定，史称三定江南。此外，东晋内部还有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侨居者和在地者的冲突。
当北方诸胡攻灭西晋后军势强盛，伺机南侵。而东晋新立，在军力、财政方面皆不足。司马睿能否获得内部各世族及诸郡的拥护还未知。所以，如何协调和安定内部，进而抵抗北方各族的军事攻势，是东晋立国之初所面对的重要大事。在苏峻之乱平定后，有人主张迁都至豫章、会稽。而王导力排众议，他认为“北寇游魂，伺我之隙”，采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针方能稳定东晋局势[2]。
经济方面
王导在经济方面，采行“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方式，为东晋朝廷的经济打下基础。当时公卿世族的特权如荫客制之类权利过重，所以为了减轻农民课税负担，王导采用种种政策来限制世族经济利益来实现惠益百姓的目标。例如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禁止霸占山泽（颁布于壬辰诏书）等方式。
《晋书·食货志》提到：“太元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这就是镇之以静政策推行以来，在经济方面的成果。
政治方面
至王导以来，主要将“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视为政治方针。目的是将各层次的力量团结起来，一致为朝廷抵御北方各族的入侵。司马睿迁镇之初，吴姓世族对晋廷保持怀疑或轻视的态度[3]。当时吴姓世族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最盛，并为江东二豪，而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
王导向司马睿提议先取得顾荣、贺循的支持，进而获得江南士族的拥护。顾荣、贺循为江东名族，又是江东士大夫的领袖，他们出仕东晋，稳定江东绝大部分的豪强地主。然而周玘等吴姓世族认为“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有意叛变，但事泄未果，周玘忧郁而死[4]。其子周勰继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叛变，但被其叔周札泄密而未果。王导主张平定，而后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将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
为了避免侨姓世族和吴姓世族为经济势力发生冲突，侨姓世族避免入侵吴姓世族在吴郡、吴兴、义兴三吴的经济势力。转向浙东会稽、闽地发展。
军事方面
在军事方面，东晋采用“以攻为守”的策略来对付北方各国的威胁。由于东晋初期国力不盛，所以没有大规模北伐的企图。司马睿任命祖逖北伐，命他相机进取，但军力不多。桓温的四次北伐之中，最多亦五万人。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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