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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之发展,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唐朝、清朝乾嘉时期,中唐以后设置史馆,纂修实录,并形成修史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史学引入西学史学方法。
周代时已经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周公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虽然还保留殷人的许多自然神并加以祭祀,但这个神是属于“人格神”,上天对人间政权具有充分得自主决定权。换言之,天命是受系于人事,政权移转,历史的推动不是天意或人事一方面就可以单独专决的。
春秋之际,时代剧变,先秦诸子各提出不同思想与历史观,阴阳家序四时之顺,儒家重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墨家彊本节用,名家器名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各家争鸣,皆期能于乱世之中发迹,进而成为显学,以道救世。
《尚书》,为先秦时代政事文献的汇编[3],内容以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进行宣示布告的讲话记录为主[4][5]。《尚书》为中国文学散文创作之祖,文风质朴。
至两汉时,在经学的弥漫下,中国的已经完成“前三史”。
魏晋时期,因儒家失去原有的权威,个人意识觉醒,士人在分崩离析中发现自我,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故此期的史学特色是将志异、杂传入史。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汉末至晋朝时期的著作很多,杂史类有《汉灵、献二帝纪》、《山阳公载记》、《汉末英雄记》、《魏武本纪》、《魏尚书》、《魏晋世语》、《魏末传》、《吕布本事》、《晋诸公赞》、《晋后略记》、《典略》等,逯耀东统计汉晋时期的杂传多达493种[6]。
东汉末年以后,史学有简化的趋势,傅玄“讥后汉之尤烦”,裴松之批评《三国志》“失在于略”。《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蒙文通亦表示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7]
唐太宗时,设立史馆修前史、著当朝实录,立起居郎专掌记注,史家从私人修史变成国营企业化,以后的国史皆是如此
宋朝史学发达,史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宋代《神宗实录》重修五次之多,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种版本[8]。邹志峰在《宋代考据史学三题》中说:“宋代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史学传统,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录签帖考异,以明示去取之意,这是宋代史学家治史严谨的最好例证。这种传统早在官修《宋太祖实录》开始以朱墨杂书时已见萌芽。”
宋朝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至南宋时,郑樵著有《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薛居正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还有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
明朝私人修史的风气盛行。
钱穆著有《国史大纲》上下两册,序中自称“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再者“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国史大纲》很大的一个“特色”是不列注解,不引任何书目。
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62年)一书说:“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何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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