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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梅尧臣等合撰,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新唐书》共225卷,分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及列传150卷。
中国二十四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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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 书名 | 作者 | ||
姓名 | 时代 | |||
1 | 史记 | 司马迁 | 西汉 | |
2 | 汉书 | 班固 | 东汉 | |
3 | 后汉书 | 范晔 | 刘宋 | |
4 | 三国志 | 陈寿 | 西晋 | |
5 | 晋书 | 房玄龄等 | 唐 | |
6 | 宋书 | 沈约 | 萧梁 | |
7 | 南齐书 | 萧子显 | ||
8 | 梁书 | 姚思廉 | 唐 | |
9 | 陈书 | |||
10 | 魏书 | 魏收 | 北齐 | |
11 | 北齐书 | 李百药 | 唐 | |
12 | 周书 | 令狐德棻等 | ||
13 | 南史 | 李延寿 | ||
14 | 北史 | |||
15 | 隋书 | 魏徵等 | ||
16 | 旧唐书 | 刘昫等 | 后晋 | |
17 | 新唐书 | 欧阳修等 | 北宋 | |
18 | 旧五代史 | 薛居正等 | ||
19 | 新五代史 | 欧阳修 | ||
20 | 宋史 | 脱脱等 | 元 | |
21 | 辽史 | |||
22 | 金史 | |||
23 | 元史 | 宋濂等 | 明 | |
24 | 明史 | 张廷玉等 | 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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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后来《旧唐书》)编成,但《旧唐书》于宣宗朝以后,本纪错误甚多[1],列传记事亦有所讳饰[2]。宋仁宗就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重修[3]。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与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4]。《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5]《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6],这是允评。列传部分由宋祁负责编写。王鸣盛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7]。
《新唐书》一共修了十七年。庆历四年起,工部尚书宋祁主持修纂〈列传〉;至和元年(1054年),由欧阳修接续编修〈本纪〉、〈志〉、〈表〉。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两人在七年内竟没见过面[8]。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9]。
《新唐书》修成之后,《旧唐书》便不再流传。据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载:“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10]但《旧唐书》较多保存唐代原始文献的面貌,而《新唐书》语多删节[11],徒增后世研究困扰,《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如《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虽达到文字精湛,却失去许多珍贵史料,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每数帝共一赞,矫枉过正矣”[12];而《旧唐书》写得极为悲壮感人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在《新唐书》竟删得索然乏味。
欧阳修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倾向,故《新唐书》不见玄奘、一行等佛门之事迹,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史实[13]。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14]。《新唐书》虽列有《兵志》,却很空疏,例如《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不明,于史实亦不符。
《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15],形成不少错误,《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批评《新唐书》“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徒繁无补”。王观国《学林》卷五“霓裳羽衣曲”亦云:“盖《国史补》虽唐人小说,然其记事多不实,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缀入诸列传,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误类如此也。”
后人多批评欧阳修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近代学者王欣夫语),作者正统思想尤为强烈[16]。《新唐书》共计转录韩愈文16篇,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还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功业与孟子“齐而力倍之”,“仰之如泰山、北斗”,这样的过誉,显得肉麻兮兮。
《新唐书》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十分反感,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词加以贬抑。故《新唐书》不可取代《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用《旧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重“春秋书法”,多用《新唐书》。由于《新唐书》存在不少问题,在颁行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在找出《新唐书》差错的同时,亦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
史家黄永年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例如柴绍传有‘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这‘缭其背’是什么意思呢?查对《旧唐书》,原来写的是‘绍引军直掩其背’。因宋祁嫌它不够古,所以硬用这个‘缭’字来替换‘直掩’,‘缭’是绕的意思,用在这里确实很奇,同时又很涩,因为使人读到这里就得打住,无法念下去。再如《旧唐书》的玄宗废太子瑛传有‘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几句话。……宋祁却改成‘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这个‘揠’字本是拔的意思,宋祁用在这里当‘助长’‘迎合’来讲,确实够奇,不对照《旧唐书》谁又能看懂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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