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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至2020年間於香港大規模爆發的社會運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英语：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是指香港自2019年3月15日开始、6月9日大规模爆发的社会运动，逾万人被捕。此次运动并无统一的领导，主要以社交媒体号召的方式组织[64][65]。运动支持者以游行示威、集会、静坐、唱歌、呐喊、“三罢”行动、设置连侬墙、不合作运动、堵塞道路干道[66]、“起底”、“私了”、纵火[67]、破坏商铺及公共设施等一系列行为，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其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以及实现“五大诉求”。前述草案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反对者不信任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担忧将嫌疑人引渡至大陆会出现不公平审讯的情况，损害香港在“一国两制”及《基本法》下所列明的独立司法管辖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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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 反修例、反送中运动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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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及香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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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整场运动： 2019年3月15日开始[1][a] 大规模爆发： 2019年6月9日–2020年7月1日（1年22天）／2020年6月[b] | ||
| 地点 |  香港各区（全球各地亦有声援游行） | ||
| 起因 | |||
| 目标 | 五大诉求：
其他诉求： | ||
| 方法 | 多种（参见策略和方法） | ||
| 状况 | 处瘫痪状态，且示威者被镇压
状况备注
其他状况 海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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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步 | 政府于2019年10月23日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37] | ||
| 冲突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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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物 | |||
| 伤亡 | |||
| 死亡 | 至少15人（截至2020年4月20日[update]）[e] | ||
| 受伤 | 2,633名示威者（截至2019年12月9日[update]）及600名香港警察[50][d][53] | ||
| 逮捕 | 10,279人（截至2024年3月[update]）[62][f] | ||
| 刑事控告 | 2,961人[62]（截至2024年6月[update]） | ||
早于2019年3月15日，香港众志已于政府总部发起静坐，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在3、4月间，民间人权阵线两度发起示威游行。6月9日，民阵再度发起游行，称有超过100万名市民参与，香港警方则表示最高峰时约有24万人参加游行[68]。特区政府未接受游行诉求，继续推动修例。6月12日，于香港立法会继续将条例恢复二读辩论，同日有四万名市民在立法会大楼外示威，试图阻止二读程序，示威者不断向警方投掷杂物、砖头，与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69][70]，事后警方发布公告，将示威行动定性为“暴动”。而示威者则指警方滥用职权及使用过度武力[71]。之后示威者提出“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前述冲突的暴动定性、撤回所有示威者控罪、追究警队滥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等“五大诉求”。6月16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由于特区政府的不顾民意强推修例，再次引发了更多市民参与这次游行，组织者称游行人数超过了200万人，是“香港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警方则估计，经原定路线游行人数最高峰为33.8万[72][73]。7月1日游行期间，部分示威者占领立法会综合大楼，其后并将林郑月娥下台的诉求更改为“立即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真双普选”，实现真正的民主普选诉求。
之后，示威者几乎每周发起常态抗议活动。7月21日，游行晚上发生了元朗袭击事件，这次事件成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也使运动发生转折，事件中警方被质疑与黑社会合谋发动袭击，导致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冲突加剧。8月中旬，示威者两度瘫痪香港国际机场。8月18日，民阵再度举办大规模和平集会，参与8·18集会的人数超过170万人。8月31日，太子站事件后令示威行动升级。9月4日下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四项行动，并动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但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调查警队滥用暴力。10月1日，全港爆发激烈示威。林郑月娥会同行政会议在同月4日引用《紧急法》制定《禁止蒙面规例》，禁止使用蒙面物品遮盖样貌，引起更大冲突[74]。示威活动进入11月，随着新一轮的三罢行动被发起，示威行动进一步升级，理大及中大两所大学发生激烈警民冲突，多人受伤。在反修例运动爆发期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达7成，逾294万名选民投票[75]，打破自回归以来的纪录[76]。在这次选举中民主派取得450席中的388席，赢得了超过86%的议席，民主派在选举中大胜。建制派和乡事派则遭到史无前例大败[77]。最终民主派得票57%，建制派得票41%[76]，唯单一制下多数选区由民主派当选，但“四六比”格局并未根本改变。此外，因应这次示威浪潮，促使美国介入宣布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78]
选举过后，为了争取五大诉求，运动继续进行。[79][80][81]2019年12月，中国大陆爆发冠状病毒疫情，疫情在2020年1月下旬传入香港。受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肆虐影响，反修例运动开始减弱，部分于农历新年假期期间举行的重要集会被多个主办单位取消[82]，各类型集会虽然仍继续进行，但抗疫已慢慢成为焦点[83][84]，因此也有举行与抗疫相关的示威行动（如翠雅山房用作隔离营风波）[85][86]。香港疫情在5月大致平息前，示威活动开始恢复[87]。
2020年5月下旬，香港立法会恢复二读审议并于6月4日通过《国歌条例草案》[88]；另外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绕过香港立法程序直接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决定[89]。6月30日，《港区国安法》在公众尚未得悉条文内容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刊宪生效[90][91]，触发反对者反弹和国际社会关注[92][93]，促使美国宣布取消对香港特殊待遇地位的承认及通过《香港自治法》[94][95]。
截至2022年10月31日，警方在多场示威活动拘捕超过1万人[96]，年龄介乎11岁至84岁，被捕人士数字为香港历年社会运动之最；其中有超过2,800人被检控、2,100宗相关案件，包括被控暴动的750人，当中逾1170人被定罪[97]。这次运动被视为自香港开埠以来，以及香港回归后最严峻的政治及管治危机（甚于2003年、2012年、2014年以及2016年等过去的政治危机）[98]。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为香港传媒广泛使用的名称，亦简称为“反修例运动”、“反修例风波”、“反修例风暴”[99]、“反引渡条例修订”。“反送中运动”的起源来自台湾《苹果日报》，首次出现于4月27日的“民阵明游行抗‘送中’”新闻标题[100]。6月13日开始，壹传媒旗下媒体等个别传媒将运动称为“逆权运动”。自10月4日起，壹传媒旗下媒体开始称运动为“抗暴之战”。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外务）杨志刚[101]和部分传媒亦称呼是场运动为“洋紫荆革命”[102]。英国《金融时报》编辑定名“Water Revolution”，意源为示威者奉行着李小龙“Be water”哲学理念为策略[103]，香港网友将其翻译为“流水革命”[104]或“夏水革命”，又或直称“时代革命”[105]。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称自由理念为运动的核心价值，倡议将运动命名为“自由之夏”[106]。另外，由于事发时正值己亥年，因此亦有人称为“己亥香港事变”[107]。
多数非华语媒体和香港英文媒体（包括南华早报）则多以“Hong Kong protests”[108][109]或“Hong Kong anti-government protests”概称是次运动[110][111] 。浸大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秉祥形容运动为“香港内战”[112]。
港府在2020年8月8日中英文声明中称为“反政府动乱”及“anti-government riots”[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如新华社）和香港亲中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定性事件为“修例风波”[114]。7月开始，官媒称运动有“美国在香港策动的‘颜色革命’”的嫌疑[115]，这导致了后来一些中国大陆的媒体开始直接以“颜色革命”来形容这场抗争运动。部分大陆媒体有时用“香港暴力示威”称呼运动[116]。而中国大陆民众一般则以“香港暴乱”称之[117][g]。而因示威者所用暴力显著升级，亦有亲中媒体称是次运动为“Hong Kong Riot”[118][119]，可译为“香港暴动”[120]或者“香港骚乱”[121]。前立法会建制派议员王国兴等人[122][123]、部分媒体如《大公报》直接鄙称本次风波为“曱甴之乱”[124][125][h]。 另外，自2019年10月起，亲中人士、政府和建制媒体将这场示威简称为“黑暴”或“黑色恐怖”[126][127]，意为以黑群示威形式出现的“黑色暴力”。
2018年2月，香港青年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潘晓颖，并以行李箱弃尸新北市[128][129]。由于男方已回到香港，香港警方不能以谋杀罪行起诉，引发网友热议[128][129]。该命案凸显香港虽与20个国家签署长期的逃犯引渡协议[130]，但与台湾之间存在着司法互助的漏洞[128]。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推动修法时，以一个中国原则为由将中国内地也纳入修例范围，意味着港人在修例通过后有可能被移交到中国内地。香港政府的说法是基于这次命案针对相关情况推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131][132]，表示修订条例旨在填补司法漏洞[133]，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但由于香港民主派人士普遍不信任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因此引发一系列政治僵局与大规模抗议活动[134][135][136]。针对这次修例的深层原因，有媒体援引北京消息人士报道称，香港政府推动修例是受北京政府授意，是2019年2月在中共中央纪委的倡议下提出[137][138]。由于孟晚舟被捕使得北京政府在管辖权顺序上居于劣势，其为求反制以致希望在香港掌握类似的法律筹码，将“触犯中国法律”而身处香港的中国人及外国人移送至中国内地受审。[139][140]惟香港政府已在多个场合否认消息[141]。
修订草案允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司法管辖区受审[142][143]。台湾方面表示，曾多次就各类犯罪案件向香港提出调查取证等司法互助请求，均未获港方回应，虽希望建立台港各类司法互助协议，但修例将导致“任何身在香港之人，均可能被送至中国大陆接受刑事调查及审判”，故而反对修例[144][145]。香港工商界、金融界、学术界、媒体界、法律界等多个行业亦均提出反对意见，担忧修订草案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地位[131][146][147]，及条例将成为压制不同政见的工具[135]。在立法程序上，由于无法选出建制派和民主派都承认的主席，香港立法会出现两个处理修订草案的法案委员会[134]。两个委员会分别获得民主派议员和建制派议员支持，双方僵持不下，并有多名议员在议会冲突中受伤[134]。
面对公众的忧虑[129]，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官员并未妥善回应[148]。根据《明报》在5月底至6月初的舆论调查，有47.2%受访市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149]；而草案若设有“港人港审”机制，支持率上升至过半的54.5%[149]。与此同时，欧洲与美国的政商界和国际社会，亦广泛关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150]，甚至指责这将会威胁到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使香港丧失自身的优势[136][151]。
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政府与中国大陆合作日渐增多[153]。透过基础设施的建设，香港政府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密[153]。随着陆港双方经济上的合作逐渐密切之后，双方进一步的探索深入的合作方案，然而港人对于此次修例有相当大的忧虑[130]。香港政府在处理与中国大陆有关事项时，被指不理会民意[154]，甚至批评香港政府是中国政府的傀儡；进而对中国大陆产生排斥感[155]。
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对于香港事务的干预被认为日益加深，继而催生本土主义甚至“香港独立”等激进思想以回应中国对香港的政治及文化上的侵略。这些争端及本身存在的经济问题最终造成了大型的社会运动，如在2014年发生的雨伞革命[156]。以上情况也体现在身份认同上；香港民意研究所作出的身份认同调查中，由2008年起香港市民对“香港人”的认同度整体持续上升、“中国人”则是不断下降[157]。香港政府虽然尝试透过引入“国民教育”，灌输学生对中国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在遭到抗议后不了了之[158]。另一方面，由于香港和中国大陆在自由行、水货客等引发的矛盾，促使香港本土运动与香港独立运动出现了一定声量。[159][160]
在2019年6月初，香港举行年度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以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130]。从《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到对“占中九子案”有罪裁决，香港民众对于司法环境亦累积疑虑与不安；加上中港矛盾日益严重、本土主义抬头[156]，最终将抗议目标指向了此次《逃犯条例》修订草案[133]。
虽然香港被视为是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151]，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升值，导致其在全球生活成本中名列第四位[162]。香港去工业化后转向知识型经济发展高科技工业不尽如人意，2009年推动未来发展的六项优势产业[163]，但亦未能改变产业单一化，根据统计处数据在2017年，金融及保险、地产相关行业分别占本地生产总值19%和20.4%；反观零售、餐饮、住宿服务业仅占3.2%、2.2%和1.1%，但金融及保险业虽只有6%就业人口，从业员在2018年的工资中位数达2.7万元，平均薪金从1999年至今累积增长达161%；相比之下，虽然零售、餐饮及住宿服务行业养活15%就业人口，但工资中位数仅仅稍高于1.3万元，不及金融业的一半[164]。
香港的贫富悬殊也在近年严重加剧，住户收入基尼系数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远超0.4的警戒线[165]。2016年全港贫穷家庭数目超过53万户，贫穷人口高达130万，贫穷率约达二成。其中65岁或以上的贫穷长者人口超过39万，贫穷率为36.6%。全港最富裕的10%住户的每月收入中位数是最贫穷的10%住户的43.9倍，已经达到“极端贫富悬殊”的程度[166]。然而香港政府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认为在贫穷问题上港府并没有做得不够，而是人口老化和经济发展等情况造成的[167]。
根据香港城市大学的调查，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前，香港年轻人的幸福感已经输给新加坡同龄人[168]。由于长期积压的政治、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社会矛盾得到政治的刺激[169]，例如房屋和土地供应、贫富悬殊[170]、向上流动困难[171]、经济结构单一[172]、地产霸权[173]、社会公义、及公众参与决策等[174]，让越来越多不满的香港人对于前景感到失望，有些人开展了示威，部分人则是选择移民[175][176]。
最初示威者的首要抗议对象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177]，并以“反送中”为主要口号[130]。其后，民间人权阵线与示威者提出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释放被捕者且撤回控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武力的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等五大诉求[178][179]。在占领立法会后，示威者则将林郑月娥下台诉求改为实现“双普选”，即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均由自由的直接选举产生[180]，成为运动的转折点[181]。之后示威者将抗议活动扩大为表达一系列政治和社会不满的运动[182]，运动焦点也转往关注警察滥权[177]。
在运动过程中，抗议者汲取2014年并未成功的“雨伞革命”中的经验教训，试图借由直接行动影响公众日常生活，并赢得支持[183]。抗议者还引用香港武术偶像李小龙的名句“Be water”（像水一样）互相鼓励，当中抗议者们亦会互称为“手足”[184]，而随着反修例运动的发展，运动出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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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民间人权阵线举办传统的集会游行活动外，大部分抗争始终是没有代表群众的领导人和组织的自发运动[185]，该示威运动模式又被称作“无大台”[186]。在没有明显统一的组织带领和呼吁下，示威者透过互联网平台号召发起各式抗议活动[185]，不过该模式也导致政府难以确定对话的对象[186]。示威组织者主要透过LIHKG讨论区、Telegram、社群媒体、口耳相传等，传播有关抗议和其他公民不服从行动的讯息[187][188]。示威者和警察都把识别面部和身份变成一种工具[189]。其中，政府试图借此追踪运动的领导者[189]。许多抗议者学会避免被警方追究责任，配备头盔、护目镜、口罩遮住面部[185]，或用喷漆挡住监控摄像机的镜头[189]。而随着淘宝网、京东限制贩卖，示威者只能从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购买示威装备[190]。示威者还会使用激光笔射向建筑物和警方；警方指这是一种武器，一度成为抗争运动的争议焦点[191]。
在多个地区出现张贴标语、便利贴的“连侬墙”，各界市民也先后发起接力绝食[192][193]、拥抱路人、迷你放眏会等相关行动[194]。抗议者发展出许多流行文化、标语和艺术创作，例如向日本动漫电影传统致敬、许多融入电影情节的口号和媒因、或传播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歌曲《你可听到人民的歌唱？》[184]，佩佩蛙也成为抗议活动的标志[195]。有网友发起在各国报章登广告的群众募资[196]，亦有网友开设使用“长辈图”的“保民生抗修例大联盟”专页宣传[197]。随着许多香港基督教信徒参与抗议，由于警方较难驱散宗教集会，一些抗议者建议吟唱基督教赞美诗《唱哈利路亚》，将该歌曲视为示威的主题曲[198][199]。
在7月21日，游行后发生了元朗袭击事件，这次事件成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使运动发生转折，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冲突加剧。后续的示威抗议往往从一开始的和平示威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示威者开始投掷燃烧弹、纵火与警方对峙。而警方也使用警棍、胡椒喷雾、催泪弹、橡胶子弹、布袋弹等武器[200]。随着抗议策略逐渐升级[201]、立场趋向极端，及开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挑战[181]，抗议者与警方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高[202]，因而越来越多香港市民对抗议活动表示反感[203][204][205]；占领立法会的行动也造成抗议者之间的分歧[206][207][208]。警方与示威者在激烈对峙下发生冲突[209][210]。而在8月6日，示威者首度发起民间记者会[211][212]。
许多示威人士是高中或大专院校学生，认为抗议活动是为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获得表面上自治进行的“最后战斗”[187]，同时也有中产阶级居民参与示威活动[213]。根据现场访问调查，运动由年轻人主导，大部分来自20岁至30岁年龄层，男性比例高于女性[214]；参与者的教育程度普遍偏高，大专院校以上学历达80%，大多将自身归类在中产阶级或下层阶级[214]。温和民主派在运动中比例较高，近半数以上参与者曾投入雨伞运动，亦有许多人是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214]。而截至目前，有9人因为运动自杀死亡[215][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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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曾先后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起的社会纷争致歉[252]。这次运动被视为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253]，曾传出林郑月娥几次提出辞职[254]，暂缓修订也被认为是习近平自201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最大的政治让步[255][256]。期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对于数起自杀案表示感到难过[257]，而道歉言论则引发警方反感[258]。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警告冲击和罢工等抗议活动损害经济元气，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逐步增大[259][260]。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在6月的舆论调查，行政长官及三司评分是回归以来最低[261]。
在遭到示威者占领后，立法会因复会无期而变相提早休会[262]。民主派议员认为林郑月娥不愿让步才导致抗议持续与社会不稳[263]，促请其回应市民诉求[264]，而未谴责示威者行为过于暴力[179][265]；建制派议员接受林郑月娥的道歉[179]，认为示威者后续的升级行动影响民生，并支持警方执法[265]。最初多名建制派、行政会议成员提出推迟《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要求[266][267]，之后也有建制派成员不反对撤回[268]。多名行政会议成员、建制派与民主派代表均认为需要“对话”来解决问题[253]，并暂缓《国歌法》草案恢复二读[269]。
与此同时，民主派批评中央政府的部分言论是误判形势及“扣帽子”[270]，而建制派认为相关言论符合社会期望[271]。香港警方曾因示威者改变策略而疲于应对，在经重组调整部署后，表示能够掌握局势[272]。在7月24日，香港五个纪律部队首长发表声明谴责暴力事件，支持政府依法有效施政[273]。8月9日，香港警方返聘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刘业成处理“大型公众活动”[274]。
而在派出专用列车载运示威者引起《人民日报》不满和批评后[275]，港铁对于示威者改采取强硬措施回应[276]，而车站停驶的安排则引起市民不满[277]，有示威者因而将港铁恶搞为“党铁”讽刺之，港铁车站更多次被示威者大肆破坏[278]。
2019年10月4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同行政会议引用香港法例241章《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通过《禁止蒙面规例》，禁止民众于公众活动中蒙面，于次日零时正式生效[279]。教育局亦发公文给香港各级学校，要求通知学生与家长[280]。
2021年2月17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有28名公务员因参与反修例运动中的公众活动而被停职[281]。
到2022年起，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和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期将2019年反修例风波示威者的行为定性为“恐怖主义”及分裂活动，需防止及打击。[282]
虽然游行并未影响到金融体系，一些企业界与商界人士担忧香港未来发展[283]，以及抗议活动采取越趋激进的策略[284]。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对暴力的升级作出谴责，寄望尽快回复安宁与法治[285]。香港总商会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促请政府独立审视连串事件、查找不断升级的缘由[286]，以及问责不称职的官员[287]。随着抗议活动持续及元朗袭击事件发生，苹果公司专门店、多间零售店铺及银行都因担忧冲突蔓延，提前结束营业[288][289]。
7月29日，香港美国商会警告暴力升级将使香港成为“风险较高的地方”[290]，敦促采取行动恢复商业信心[291]。8月9日，中国银行（香港）刊登广告，呼吁香港居民“止暴制乱，恢复秩序”[292]。8月13日，国泰航空的母公司太古集团发表声明，支持林郑月娥政府和警方[293]。到了8月15日，香港政府则推出191亿元纾民措施[294]。商界及建制派认为该措施能够协助企业及市民，民主党批评并非有效措施[295]。抗议活动还促使在香港的西方公司启动员工远程工作计划应对[296]。
此外，香港商界菁英纷纷刊登声明呼吁冷静[297]。8月16日，香港首富李嘉诚首度就现状表态，再度引用“黄台之瓜，何堪再摘”诗句，呼吁停止暴力[298][299]。8月18日，国泰航空重申谴责非法活动和暴力行为，并调查《国泰航空员工致香港人书》一事[300]；还提醒员工滥用社群媒体可能违反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定[301]，而处理参与抗议的员工则引发担忧[302]。8月22日，大型银行汇丰、渣打集团在香港多家报纸刊登整版广告，反对暴力行为，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当前分歧与危机[303]，以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304]。《大公报》指，李泽楷在反修例事件期间，以个人名义向警察福利基金捐款5,000万元，而父亲李嘉诚则透过李嘉诚基金会捐款4,000万元。他们合共向警察福利基金捐出9,000万元。[305]
在6月13日，出席警务处记者招待会的记者特意穿戴头盔，抗议采访遭推撞驱赶[306]。之后有多名前官员、议员发起“爱护及服务香港的人”联署，呼吁问责官员向林郑月娥直言规劝[307]。6月23日，32名前官员、议员向林郑月娥发连署信，促请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308]。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则发表声明，呼吁接受林郑月娥的致歉，同时希望社会停止对立[309]。在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与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拒绝与林郑月娥闭门会晤后[310]，8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提出两项对话的条件[311]。
在6月中旬，多名香港社会工作人员成立“阵地社工”、并各自分工，部分成员在警察和示威者对峙之间斡旋[200]。同时期，大部分香港演艺界明星选择保持沉默[312]，少数支持抗议活动者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市场[313]。在7月8日，香港歌手何韵诗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驳斥[314]。根据《明报》在6月17日至6月20日的舆论调查，逾70%受访者认为应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收回“暴动”定性、调查警方武力使用[315]。香港民意研究所在7月下旬进行的舆论调查，有79%的受访市民支持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316]。
警方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也成为舆论焦点[317]，并引发民众愤怒[318]。示威者指责警方滥权[319]，民间人权阵线更形容是实施“中国式镇压”[320]；而政府及警察形容示威者是“暴徒”[319]，李家超便表示在场警员的性命曾受到威胁[321]。根据《明报》在8月7日至8月13日的舆论调查，67.7%受访者认为警方过分使用武力，39.5%受访者认为示威者使用过分武力，而同意抗争要坚持“非暴力”原则者大幅下跌至71.6%[322]。
最初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向建制派发出消息，指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工作非常满意[324]，且不会放弃推进《逃犯条例》修订草案[325][326]。到了7月2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指责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是“公然挑战”[327]。之后中央政府开始暗示可能会干预抗议活动[328]，国防部指出军方密切关注形势[329]，且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能协助“维持社会治安”[330]。7月29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表态坚定支持林郑月娥政府施政与警队执法[331][332]，称事态演变严重触碰“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333][334]，当前最重要的是“惩治暴力”[335][336]。
随着示威活动引发对香港控制的抵制[337]，中央政府多次就平息骚乱喊话与施压[338][339]；其表态支持林郑月娥、惩治违法人员[340]，并警告局势恶化就可能出面使用武力干预[341][342]。8月7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在深圳市举行特别会议[343]，指事件有“颜色革命”特征[344]，而“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重要的任务[274][345]。隔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严厉谴责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击警察[346]，称出现“恐怖主义苗头”[347]，并支持果断执法[348]。9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公开提及运动，表示希望香港避免出现动荡[349]，并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止暴制乱”[350]。
中央政府和官方媒体还要求“外国势力”必须停止干涉香港事务[351][352]。其批评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外交官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353][354]，告诫不要把此当成“博弈筹码”[355]，及指责英国政府“粗暴干涉”香港事务[356]。此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深圳市集结演习[357]，并曾拒绝美国海军军舰访问请求[358]。同时，一些中国公司重新考虑上市计划[359]，而进入中国大陆的游客被要求检查智能手机的聊天纪录及照片[360][361]。但尽管中央政府的言论越来越具威胁性，香港的抗议者仍持续举行集会游行[362]。
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除了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外，官方公报在一国两制部分提到“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外界解读为中国政府准备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而释放的信号。[363][364]
2019年11月，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后发声支持林郑月娥领导的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警察，呼吁止暴制乱恢复香港社会秩序[365][366]。
2019年12月1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市人民大会堂会见到京述职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取林郑月娥的汇报。李克强肯定了林郑月娥的工作，希望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研究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副总理韩正亦有陪同李克强会见林郑月娥。[367][368]
2023年4月15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形容反修例风波是港版颜色革命和“本港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并特别提到绝不允许区议会“再被反中乱港分子操弄”。[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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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有线新闻台、now TV等主流媒体报道亦有不同的呈现方式[370]。其中，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因为被视为亲官方媒体，成为示威者针对目标，在现场经常发生包围记者与采访车的情况[370]，也曾遭宝矿力水特等撤回广告[371]。《人民日报》质疑香港媒体只拍警察，煽动民众情绪[372][373]，《立场新闻》则称“在鸡蛋与高墙一方，我们站在鸡蛋一方。[374]”《苹果日报》称会从收到的订阅费中拿出一部分捐赠给被拘捕的示威者用以提供法律援助[374]。
中国大陆民众能获取的讯息有限[375]，部分外国媒体和香港媒体的报道遭审查，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主要报道香港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回应，仅有少数社群媒体与自媒体文章提及抗议事件[375]，有媒体指中国大陆的讯息审查和错误讯息使两地民众之间的隔阂增大[376]，导致许多中国大陆人反对这次抗议活动[377]。中国官方媒体过滤性地播出抗议画面激起了中国大陆民众对于示威活动的愤怒[378][379]，达至削弱抗议的目的[380]。
香港部分市民在示威现场指责警察为“黑社会”、“知法犯法”，而中国大陆则是支持警方的情绪高涨[381]。在香港抗议与中美贸易战期间，推特和脸书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资讯战[382]，利用散布虚假信息，试图对外抹黑香港抗议[383]，亦有多个微博和WeChat账号开始活跃[384]。8月19日，Twitter和Facebook封锁大批散播“假新闻”的账号，指中国政府涉嫌以虚假资讯抹黑抗议活动[385][386][387]。其后，Google移除210个散布虚假抗议情况的YouTube频道，指这些频道是协同发布虚假资讯抹黑香港示威资讯的行动[388][389]。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这些报道戳中某些人短处”[390]。中国大陆网军“帝吧”则曾翻墙至Facebook专页洗版批评，部分成员因网络实名制导致隐私保障不足而遭到网民起底[391]。随着Telegram成为示威者主要沟通方式，其香港新用户激增[392]，并有超过2万人加入的群组[185][189]。Telegram创办人保罗·杜洛夫则表示曾遭受来自中国大陆的阻断服务攻击[393]。
2022年11月，中国大陆爆发白纸运动，香港大学校园内出现简体字示威海报。有大陆民众通过互联网向香港示威者道歉。部分民众表示“追随香港”“愿荣光归香港，愿荣光归中国”。[42]
4月2日环球时报援引《明报》4月1日报道：警方称，游行高峰期有5200人。并发文《港反对派阻挠修<逃犯条例>，港媒批：修法“只有坏人才要惊”》[394]。环球时报6月13日发表社评《香港出现骚乱，亲者痛仇者快！》。[395]
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众号于运动期间发放新闻，指示威者杀死警察的话可获2000万[396]。该文章的实际撰稿人为一个名为有理儿有面的微信公众号，疑似有官方背景。[397]
另外，于香港中文大学警民冲突期间，有中国大陆媒体声称，包括建制派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内的部分热心的“蓝营”香港市民和群众组织，派包遣车辆或联系中大附近的私家车、的士前往中文大学，护送内地学生撤离到深圳或其他的落脚点[398][399]。
中国中央电视台旗下媒体账号央视新闻放出视频指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透过黎智英的苹果日报将境外资金形成跨境运输链，在香港汇聚成一张资金网，将美国人税金“洗白”后成为香港街头运动的“提款机”，“变现”为街头暴力武器[400]，中国外交部亦曾宣布制裁基金会，指其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包括“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401]；基金会主席卡尔·格什曼回应中方指控时指：该基金仅向香港提供三项特定的拨款，包括资助制作有关人权和外劳的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以及鼓励政府和社会对话；中方声称基金会资助示威的指控是“完全不实和毫无根据”[402]。
最初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相信中国大陆和香港能解决《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分歧，也曾将示威活动称作“骚乱”，而必须由其自行处理[403][404][405]。美国联邦政府告知官员在此问题上保持克制[406]。之后特朗普转为警告不要动用暴力镇压，否则会威胁到贸易协议[407]。他还称在达成贸易协议前必须“人道地”对待、处理抗议活动[408]，敦促习近平“亲自”会见抗议者[409][410]，进而将贸易协议与对香港问题处理两项议题挂钩[411][412]。美国国务院对大批武装警察在广东省深圳市集结表示关注[413]，并要求保障香港“高度自治”[414]。
此外，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立法，要求每年认证香港自治情况，作为贸易待遇的前提[415][416]，该法案于2019年11月19日和20日先后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外交官也曾与黄之锋等人会晤[417][418]。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大臣杰瑞米·亨特在谈及香港抗议事件时，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压制香港民主，否则将有“严重后果”[419]。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向习近平强调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建立自由开放的重要性[420]，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则两次呼吁台湾对“一国两制”要深深警醒[421]。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希望台湾民进党政府不要基于选举利益考量，一再地操弄香港反送中议题，并且不断地以香港情势或“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等标语恫吓民众，打恐中、仇中牌，藉以升高两岸紧张情绪，顺遂其获得选举利益之谋。并且表示对于香港反送中争议，国民党始终坚定秉持四项立场：
一、不乐见香港抗争情事不可收拾，香港是一个有法治基础的社会，希望香港各界以理性沟通代替暴力相向。
二、不认同以暴力方式处理群众运动，也反对采取激烈手段驱离民众。港府当局应重视民主精神及保障人权等普世价值，才不会造成社会更严重对立。
三、希望港府与大陆当局尽快建立与抗争者的沟通管道，让争议和平落幕，早日恢复香港的安定与秩序，才有助于香港金融市场与观光旅游的正面发展。
四、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国旗、国号、国军与国法，与香港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国民党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也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坚守“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422]
在6月9日，海外港人在全球共24个城市自发发起游行或集会声援[423]，其中澳大利亚有5,000人参与[424]。到了6月12日，全球有近40个城市声援，其中台北市的集会有逾万人参加[425]。7月24日，香港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举行设置“连侬墙”活动，因大陆人破坏而发生冲突[426][427]。香港局势也强化台湾对于“红色势力”渗透的担忧[428]，在台北市有青年透过“连侬墙”对话[429]，而有手调茶饮品牌则因“政治正确性”成为关注焦点[430]。与此同时，部分海外华人也在西方各大城市举行集会，反对香港的抗议活动[431]。
2019年6月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讲话认为游行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432][433]。
10月4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为2019年亚洲宪法与法治大会主持开幕礼后受访时认为从行政角度来看，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应就香港持续发生的示威事件辞职，[434]他也担心六四天安门事件会在香港重演。[435]10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及香港问题，认为香港示威人数开始减少。[436]11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早间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访问时称，“我们与香港站在一起，但我也与习主席站在一起”“我支持自由，我支持一切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正处于达成史上最大型贸易协议的过程，如果我们可以做到，那就很好了”，并表示解放军有一百万军人在香港边界外驻守，曾要求习近平不要派解放军到香港，“这会对贸易协议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会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如果不是我，香港可能已在14分钟内被毁”[437][438]。
2020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确认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即意味着香港可能不再继续享有美国特殊待遇[439][440]。美国时间5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香港制订国家安全法的决定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认为“中国将一国两制承诺，变成一国一制”。他又指，将指示官员开始程序，取消香港享有优惠待遇的政策豁免，制裁损害香港自治和自由的香港及北京官员，撤销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的优惠待遇。[441][442]
2020年9月，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在谈及香港反送中运动时，他介绍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后天冲绳”的口号也在日本传播[44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于8月初表示，西方外国势力透过具体参与骚乱，干预香港事务，目的是摧毁中俄关系。[444]
2019年6月13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发言人表示，“呼吁所有持份者确保香港继续和平” [445]。 她本人则于同年8月表示，希望透过友善对话停止冲突。[446]
8月，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呼吁，和平解决现时的社会危机，阻止暴力升级。[447]
10月16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福布斯全球CEO论坛上表示，“五大诉求”除了羞辱和推翻特区政府，无助于解决当前问题。[448]
受该事件影响，香港经济及治安于2019年下半年出现较明显的负面影响，香港市民对政府及警队之信心急剧下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市民之间出现严重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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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大型示威抗议活动、政治局势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香港经济开始受到打击[451]，包括经济成长遭削减、股市受冲击、流动性收紧、营商环境恶化[452]，企业活跃度降至环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453][454][455]。香港第二季生产总值按年升0.5%，经济成长低于预期[456]，上半年状况是2009年衰退以来最弱[457]。在住宅买卖合约与楼价指数下跌之际[458][459]，数个发展商推迟土地招标[460]、或改变竞投土地的部署[461][462]。而零售整体跌幅亦恶化，7月数据比2018年降低11.4%[463][464]，大多数零售商8月销售额下降超过50%[465]，最终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大跌23.0%[466]。9月零售业销货值继续下跌，但跌幅减至18.3%[467]。在10月4日禁止蒙面规例宣布落实后，当晚各区都有示威活动，多个港铁车站遭受破坏，港铁当晚更宣布全线停驶，至翌日10月5日港铁除机场快线外全线停驶[468]，期间部分商场及超市更暂停营业或缩短营业时间，至10月6日局部恢复运作，为了使团队有在收车后有更多时间维修受破坏的设施，由当日起至12月1日连续57天除机场快线外，港铁各路线都提早数小时收车（在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前星期六日更提前至晚上10时收车，11月26日至12月1日延至晚上11时30分收车）[469]，在港铁提早收车情况下及由于香港的集体运输以铁路为骨干，铁路为主，巴士为辅，此情况下市民晚上多提早回家，减少外出消费及用膳，亦因此不便使外国游客却步，对于着重晚市营业额的零售业，饮食业，酒吧，卡拉OK，甚至戏院夜场都有重大影响，整个夜市变得冷清，[470]因此10月及11月零售业总销货值都有超过20%跌幅，10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大跌24.3%，跌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471] 11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大跌23.6%。[472]同时中环办公室空置率飙升[473]，不过楼市影响不大[474]。另外，2019年下半年旅客访港旅客录得39.1%的跌幅，全年旅客数字按年下跌14.2%[475]，旅馆入住率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476]。
许多大型品牌企业和员工因各方压力，面临到立场的两难与冲突[477][478]。8月9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向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479]，要求停止“支持或参与游行”机组人员的中国大陆航班职务[480]，中信银行等企业也告知员工避免搭乘[481]。8月16日，国泰航空首席执行官何杲、顾客及商务总裁卢家培因“承担责任”辞职[482]。许多跨国企业在香港的业务亦受到冲击[483]，有报道指称阿里巴巴集团由于政治动荡影响，推迟公开募股150亿美元的上市计划[484][485][486]。而在抗议活动阻塞机场、并发生暴力事件后[487]，香港期货大幅下跌[488]。
随着社会争议升温与影响扩大，多家上市公司股价下滑[489]、二手楼市指数跌幅加剧[490][491]，银行估价趋于审慎[492]。最少有4家外资公司提出疑虑，直言运动会削弱股票市场气氛[493]，惠誉国际也24年以来首次下调香港评级，并将展望评级调至负面[494]。穆迪其后也将香港的评级展望调至“负面”[495]，并以“政府管治能力亦逊于预期”及“港府自治权的制约比想像中大”为由将评级调低至Aa3[496]。由于香港抗议活动升级、美国将香港局势与美中贸易谈判挂钩、阿根廷比索狂跌与政治剧变、及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带动投资人不安与避险情绪高涨，还出现台湾股市[497]、亚洲股市[498][499]、全球股市下跌的情况[500]。9月4日，随着香港政府动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恒生指数最多上升逾1,100点[501]，创下4年来最大升幅[502]。地产股亦出现反弹[503]，并借势带动中国大陆股市[504]、欧美股市反弹[505]。
香港政府统计处10月31日公布本年度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下跌2.9%，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录得季度按年跌幅。香港经济近受到本地社会事件严重冲击情况严峻，连续两季出现按季负增长，显示香港经济步入“技术性衰退”[506]。
罢工活动亦导致股市急跌，8月5日首次三罢时恒指曾大泻831点，最终跌2.85%或767点[507]；11月11日第二次三罢则拖累恒指最多跌821点，最终跌2.62%或724点，跌幅创八五三罢以来最大[508]。 然而，综合全年计，2019年香港股市上升了约2300点，约9% [509]。而2020的展望因为外围形势更有人认为偏向乐观，示威对股市影响不如预期中强烈[510] 。
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2020年经济自由度指数，受“投资自由度”大跌10分，以及“货币政策自由度”跌5.7分影响，香港整体评分89.1，下跌1.1分，被新加坡首次超越跌至第二位，香港失去蝉联25年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地位[511]，更于2021年，被剔出美国传统基金会排行榜 [512]。报告指近年情况表明，香港越来越由北京全权控制，已经渐渐失去自由度。但在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公布2022年度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香港仍蝉联最自由经济体。[513]
香港过去十年是瑞士钟表的主要出口地，随着香港示威运动的持续，瑞士钟表在香港销量下滑50%，2019年10月瑞士钟表对香港出口降到全球第三位[514]。
自2019年第三季起，由于警方决定集中人力资源以处理“反修例事件”有关的聚众活动，缩减常规保安工作之人力资源，街道上出现违例泊车以致交通受阻之情况愈趋严重，但警方所发出的违例泊车定额告票数字却有所减少。此外，自同年第四季起，香港发生多宗爆窃及抢劫案，而警方消息人士指出，基于警员人身安全，以及公众观感，不再强制巡逻警员于签到簿上签到[515]。
2019年油尖旺区下半年的爆窃案及各类劫案急剧增加，过上年同期的1.65倍，是五年来的新高，警方认为示威活动有破窗效应[516]。民主派议员则批评警方推卸责任，倒果为因，街道“无人巡逻”[517]。
反修例事件对警队执法人员也带来巨大损失、伤害。2019年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冲突中，两名便衣警疑遭示威者袭击受伤，其中一名警员事后左眼眼眶周边、左上颌及鼻子骨折，出现双重眼影及黄色影像；另一警员头皮裂伤须缝针，面部、手肘、腿、右上胸有磨损及瘀伤。他们其后各自入禀向3被告追讨赔偿。其中一名暴动罪罪成、已于去年刑满出狱的示威者接受媒体访问指，上月接获律政司代警务处处长发出的信件及缴费单，要求按《雇员补偿条例》于14日内缴付两名警员合共约172.5万元赔偿，包括他们分别336日及42日的全薪病假等，否则会遭律政司民事追讨赔偿，连同利息讼费。报道同时提及，另一名涉及沙田冲突刑满出狱人士，亦遭律政司追讨约161万元。[518]
“反修例事件”中，一部分民众对警方的态度感到颇为不满，同时亦有一部分民众对示威者的过于强暴的行为感到愤怒。[519]
据报道，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后，2024年港人北上消费热情不断升温，曾参与“修例风波”的“黄丝”也被北上内地的大潮席卷，抛弃曾经的“反中”立场，每月北上深圳一至两次。参加“修例风波”的港青曾对内地充满偏见及敌意，风波过后，如今主动来深圳游玩。[520]
随着香港多区出现示威抗议行动及冲突事件，社会气氛持续紧张[522]。澳大利亚、美国等31个国家因应局势升级[523]，发出或提高旅游警示等级警示[524][525]，而访问香港的旅客跌幅亦扩大[526]。在香港国际机场因抗议活动瘫痪关闭后[527]，国际航空公司为大批乘客重新安排航班[528]，中国民用航空局亦有相应部署[529]。其后，香港机场管理局取得法院颁发的临时禁制令，禁止干扰机场正常营运[530][531]；其客运大楼实施持机票才可进出的管制规定[532][533]，并加强安全保障措施[534][535]，直至2020年11月18日才放宽客运大楼进出管制规定，容许市民出入客运大楼，而2022年更不设保安驻守，但仍禁止非正常使用机场人士出入，而临时禁制令至今仍生效。[536]
经过连月街头冲突，政府城市工程上，变成以“防民”作为最大考虑。2019年12月起，多区的行人天桥设铁网，警方否认曾要求其他部门加装铁丝网，但对措施表示支持。[537]。而香港多间大学保安严格加强，不作对外开放，并安装闸机，只限教职员及学生进入。运动事隔3年后，只有港大、浸大及岭大容许公众进入校园范围，香港科技大学到2022年12月1日需疫苗通行证要求才能进入，而中大规定访客入需登记身份证。理大和城大仍需由校内人士带领及登记身份证才能进入校园。[538]
与此同时，香港酒店业亦遭遇预订暴跌的情况[539]。在社会矛盾与动荡加剧以及前景不确定之下，移民咨询机构发现香港人咨询移民的兴趣急遽上升[540][541]，香港富人与居民也寻求向海外转移资金[542][543][544]。与此同时，选举事务处表示新登记选民逾35万人，创下香港回归以来的纪录[545]。而根据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布2019年6月和7月的调查，疑似抑郁症的比率上升至9.1%，比率创下10年新高[546]。
但在房屋政策方面，此运动促使政府考虑重推已终止十多年的租者置其屋计划（唯此政策将押后推出），并着手改善现存租置屋邨的出售安排，以平息民愤[547]；此外，政府亦因而打算主动收回“棕地”，以增建更多公营房屋。
香港也对台湾政局有着巨大影响，6月开始的多次冲突令更多台湾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产生不信任感，间接令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民望自低谷反弹，胜出民进党内总统初选[548]。而其竞选对手——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因为对“反送中”游行“不知情”的回应，不仅遭到支持反送中香港人的抵制，[549]而且令国民党的立场进退失据，民望下挫[550]，进一步使蔡英文高票胜出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而获得连任[551][552]。
《明报》统计已审结的案件，发现从2019年6月至2022年4月，已经有最少31名被告须即时入狱，占被定罪人数约84%（截至2022年），平均总刑期为1年，只有6人才获判缓刑。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人黎恩灏认为政府将未经批准的和平集会刑事化和被判监，与联合国《第37号一般性意见》的指引背道而驰，反映控罪被“武器化”[553]。另外在反修例运动案件中，有超过130名被告年龄不满18岁，这些未成年的被告逾66%遭处监禁；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21年被定罪的未成年人中仅5%遭处监禁刑罚。[554]
由于香港司法机构无法一时间处理所有案件，许多被拘捕的示威者在审判前已经被拘留好几个月、或者一年以上[555]。截至2023年一共有232人认罪，但当中有7成（163人）是在开审前认罪的，这些案件的检控日期与开审时间相距1至3年左右[556]；《法庭线》采访过两名曾被拘捕、并且认罪的示威者，他们表示认罪的主要原因是等候审判造成的心理压力、还有定罪率过高[557]。2024年6月，香港警察在理工大学冲突过去4年半后，重新拘捕、起诉5名涉案人士[558][559]。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未被起诉的被捕者，大部分人已毋须续保，但不代表案件已经了结。[560]
时任支联会常委兼时任荃湾区议员赵恩来因在2020年6月4日到维园燃点烛光、参与和平集会而被判监禁8个月。他完成刑期时指，回想当时以为控罪与违例泊车一样可以罚款处理，没有想过要负上刑事责任，不知道反修例案件会愈判愈重[561]。截至2024年，一共有655人罪成，当中有460人被判监禁3至5年，7人被判监6年或以上；被判监6年以上的被告分别来自元朗袭击事件、占领立法会以及理工大学冲突，刑期最高的是元朗袭击事件中袭击民众的邓怀琛（2项暴动罪；判监7年），其次则是占领立法会案中的林锦均（1项暴动罪；判监6年10个月）。[62][562]
“第二代美国队长”马俊文因在2020年8月至11月期间，在香港多次在示威活动中叫喊香港独立口号、展示标语，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案件于2020年11月24日首次提堂，马被拒保释，其后一直还押；法官于2021年11月11日，判马监禁5年9个月。他在2024年2月接获惩教署通知，3月在行为良好减刑下可提早获释，惟其后因《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新安排，他未能获释，最迟延至2025年11月刑满。[563][564]
香港在2019年中旬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败，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愈发紧张：在这种情形下北京当局不再期望香港立法会完成“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工作，转由全国人大负责国家安全法规立法[565]。《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表决通过，同日以全国性法律形式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截至2022年2月24日，已有166人因国安法被捕。警方亦引用港区国安法冻结资产，导致《苹果日报》停刊 ，立场新闻停止运作。到2021年底，已经有至少50个团体被迫解散，包括政党、工会和宗教机构。
在教育方面，2021年2月4日，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发出通告，表示因应《国安法》实施，已更新课程指引及教学资源，以及要求学校落实具体措施，应对学生可能在校内或校外参与和发起具政治讯息的活动。如学生在校内叫口号和拉人链等，要立即劝止及提醒，指出如有怀疑涉及违法行为或有需要的话，可咨询警区的警民关系主任，如遇严重或紧急情况甚至可“请即报警”，并“将涉嫌违法行为、人物和详情作纪录”。[566]而电影方面，2021年6月11日，政府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刊宪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检查员指引，即日生效。条文生效后，多套电影上映受阻。
另外，多间大学亦打压学生会，不承认其地位。当中包括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567]而51年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亦在2021年10月宣布解散。[568]
由于香港反修例示威者运用互联网及中美贸易战，引起国际社会对此事的关注，全球多国的抗议民众亦相继仿效香港示威者所采用之手法而形成黑群示威潮。
尽管抗争原因不尽相同，西班牙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示威者于2019年10月曾参考香港示威者的做法，进行堵塞首府巴塞罗那的机场、破坏当地地下铁等活动[569]。而香港和巴塞罗那亦出现互相声援对方的集会[570][571]。
大批智利圣迭戈学生因不满圣迭戈地铁加价，当地于2019年10月出现2019－2020年智利示威，并出现拒付地铁车资的“Evasion Masiva”行动，示威者于10月18日大肆破坏铁路车站设施，促使总统皮涅拉宣布圣迭戈和市郊进入紧急状态，同时暂缓票价调整[572]。
2019年印尼学运、反抗灭绝及2020年美国乔治·佛洛依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2020年泰国示威等抗议事件的示威者都表示从香港示威中汲取了经验[573]，尚有示威者使用了在香港示威中所用的装备[574]，《纽约时报》形容就如迷因般广泛传播[575]。
2023年法国骚乱发生后，香港媒体人屈颖妍认为，其与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有相似之处，参与者中均有大量未成年人。但“唯一不同，是全世界包括香港传媒对这次法国暴乱的报道与形容”[576]。
2019年反修例运动及2020年全国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后，香港出现第五波移民潮。根据香港特首李家超2022年10月发表其任内首份《施政报告》，于官方渠道首次披露政府估算，过去两年香港约有14万劳动人口流失。[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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