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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香港社會運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003年香港七一游行一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规模第八大的游行，在2003年7月1日举行，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筹办，目的主要是为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大会呼吁参加者穿黑衣出席。当日游行的规模超出原先各界预料，主办方公布500,000人参加，警方统计从维园正门出发的人数则是350,000。香港大学、科技大学、浸会大学联合用两种方法统计，第一种是人手点算，算出46.2万人，第二种方法是复检警方漏算的数据，算出有48.1万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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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表示中央政府希望香港尽快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02年9月24日，香港政府颁布了《实施基本法第23条咨询文件》，除了把现时法律已经涵盖但过时的法例进行修订外，还就原来《香港法例》没有的分裂国家行为与颠覆国家罪提案作出咨询。有人认为此举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董建华积极回应钱其琛的讲话。
《基本法》第23条，即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根据咨询文件，有关法例的修订会把现时分散于《香港法例》内多项相关的条文抽出集中，并重新写成一条《国家安全法》；根据《基本法》所规定，对叛国罪、分裂国家行为、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五项罪行作出明确及清晰的立法。
香港特区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中关于叛国、颠覆及分裂国土等罪行展开咨询。市民对咨询文件反应热烈，对立法作出多项建议。香港各政党及专业团体亦就条文的立法过程提出建议。《基本法》一方面规定特区政府须自行立法禁止这些行为，但同时也清楚订明任何人在香港都享有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游行自由；但是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却在一个午餐会上指，“23条就像有把刀架在你头上”，令很多人忧虑这项法例可能会影响港人本来拥有的人权和自由。除部分亲北京人士和社团支持立法，大部分香港市民感到无助和忧虑。就此，香港民意到达前所未有的分化。另外，公众对草拟中的法例将可能引进内地法例中有关“国家安全”的概念而感到非常不安。通过这个概念，政府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取缔任何民间组织。
同年12月15日，由多个反对立法的民间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在香港举行第一次反对23条立法游行，原本预计有五千多人参加，但游行最终共有六万人参加，为1989年全球华人大游行后香港最多人参与的游行。[2]
随后，政府提前在2003年7月9日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又称“基本法23条”）草案提交至立法会通过。民间人权阵线认为新法案会损害香港的民主自由，遂举办游行，号召市民在7月1日回归纪念日上街反对立法。
事后分析认为，多项因素促成了出乎意料的游行人数。其中，市民对行政长官董建华及其带领的特区政府施政（特别是董建华连任后的2002年7月─2003年7月期间）的不满亦是主要不少市民走上街上游行的原因之一；这次游行将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政府的各种施政失误、市民对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偏高及其他民生问题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引发出来。此外，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的偷步买车事件、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二十三条立法的推销过程中那种强硬及不愿协商的态度，以及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SARS爆发时隐暪疫情的责任问题亦被视为导火线。
香港回归6年来一直受选举政府制度不公平[3]、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等问题困扰，市民对政府非常不满。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评分逐年下降，到2003年6月董建华评分为44.1分（满分为100分），对特区政府不信任度逾四成。此后每年7月1日，民间也会动员游行，反映不满。游行表达不满的人，由万余渐渐上升至数万，例如回归3周年的时候，就有3万多人上街游行。
在议会中，亲中阵营议员的选举得票不及泛民主派，却占据香港立法会大多数席位。政府由于经常得到亲中议员支持，民主派制衡政府的力量非常微弱。政府提出的议案，只要得到亲政府阵营的议员同意就可以通过，而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决议往往能被亲中阵营议员护航下被否决。于是政府的施政渐渐与民意背道而驰，根据亲政府派的理论，只要立法会支持政府，在行政主导的原则下，香港一定会更好，将香港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咎于民主派“唱衰香港（抹黑香港）”。但香港的经济却差至2003年到达谷底，加上政府这数年间的施政策略，一个接一个地开罪不同界别。例如迫使已经负上很大压力的语文教师参加基准试及进修（教育界），以立法形式迫公务员减薪，削减综援（低下阶层）等，引来敌视或不满政府的人愈来愈多。
学者普遍相信，在政府民望及信任度持续偏低下，政府仍然因为当时立法会亲中议席占多数而可以顺利通过条文于是漠视民意“硬推”23条立法、梁锦松偷步买车事件，加上2003年初的SARS，均为促成是次七一游行多人上街的催化剂：[来源请求]
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于2003年3月发表大幅增加各种税项的财政预算案，并指市民“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风流多久便堕落多久）”，事后虽然道歉，但市民普遍不满。及后被揭发其在大幅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前购入房车，被质疑避税。梁锦松道歉，并愿意捐出加税前后买车的差额。此间董建华处处维护，他虽然在3月15日对梁锦松作出“批评”，但又指梁锦松有“高尚情操”。5月15日的立法会答问大会中，董建华反指就“偷步买车”事件质问他的民主党议员李柱铭“唱衰了香港6年，谩骂了特区政府6年，否定了一国两制6年”，并要他们“与时并进”，否则“时代会抛弃他们”[4]。
2003年年初，SARS在港爆发，人命及经济损失重大。由于2002年底，在谣传广东省爆发一种“致命病毒”，引致大规模死亡，所以市民在传出SARS在港爆发就已人心惶惶。
市民不满政府在疫症爆发时反应迟缓，且处于被动状态，罔顾香港市民安危。例如在3月20日，医院管理局首席执行官何兆炜通知卫生署指疫情已经在社区蔓延，但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仍一再强调“没有社区蔓延迹象”，并坚持学校不必停课。
及至3月26日，淘大花园一天内出现15宗怀疑感染个案，第二天有22人证实受感染。感染人数直线上升，香港学校开始自行停课，政府才被迫宣布全港学校停课。后来亦有报道指在政府公布停课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孙女已经自行停课，董建华对此一报道不置可否。此外，杨永强曾在立法会称，“不要让世界其他地方以为香港发生非典型爆发，这对香港是不利的”，指示记者应“发放准确的信息”，否认SARS在社区蔓延，被质疑隐瞒疫情。医护人员不满政府在疫症爆发期间未对前线医护人员提供足够保护。
但事实上，由于当时政府及卫生当局（包括杨永强及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措取的措施非常缓慢，引致患者把肺炎带到淘大花园引致社区爆发。在4月，报告指出由于患者的排泄物染有非典型肺炎病毒，病毒在干涸的排水管留下，然后被抽气扇抽出而传播。
其后董建华在立法会会议上被问及何以未有处罚或撤换主事官员，矛头直指杨永强。董建华回应第一句是“咁肤浅嘅（这么肤浅）”。市民要求彻查责任，董建华成立的“沙士”专家委员会，却委任由杨永强领导调查，被质疑“自己调查自己”。[5]
在2002年展开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程序，被认为会严重影响香港市民固有的自由、权利和资讯流通，但政府对市民的咨询诚意却不足。例如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初期原本出席八所大学所举办的论坛，但在其中一个论坛中发表共产党是“波澜壮阔的革命”、“顺天应人，以有道废无道”，不能算颠覆的言论，又指“希特勒也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惹来公众哗然（历史上希特勒的总理职务由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直接任命）。
港府于2003年1月28日公布、搜集有关23条立法意见的汇编时，表示据统计“过半数人支持立法”，后来政府却被发现将反对者意见归类为“意见不能辨别”，叶刘淑仪将此归咎“电脑出错”，是无心之失。后来有学者成立“《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公众意见汇编研究组”，将意见重新分类，得出反对人数达六成，叶刘淑仪回应时只谓汇编“这个民意收集工作，其实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已经过去了”。不少人批评政府歪曲民意，正如当年八八直选的假咨询一样。
在SARS爆发期间，政府对推进23条立法进度仍然不遗余力，对比其抗疫反应（例如拖延多天才下令封闭疫区，使非典型肺炎在淘大花园中扩散），亦令市民不满。
条文有多个争议点，例如：
其中“管有煽动性刊物罪”被废去，其余在七一游行前争议仍未解决。而在6月16日的条例审议委员会会议，民主党议员由于参加有关23条立法的论坛而几乎全员缺席会议，包括自由党及民建联的议员便以四个多小时完成草案主体审议。
曾钰成在会议提出“委员会同意除了在刚才审议过程当中大家明确需要下次会议跟进的事项之外，我们已完成条例草案的逐项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民主派于是无法再要求政府就仍有疑点之处澄清。
七一游行前，调查指逾六成市民反对《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于7月9日通过，只有不足两成支持。6月26日立法会上有议员问及到底多少人反对，才会将反对意见听进去。董建华先是一笑，然后说：“因为我对于美国的政治都相当了解，我在那里住了这么多年。（美国政府）很容易因有人（暗指立法会议员李柱铭）说几句说话而被误导。”他又指“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游行，对香港好不好呢？是不好的”。
而叶刘淑仪在6月28日称，不排除游行市民在假日将游行“当作一项活动般参加”，被抨击侮辱市民智慧。
这次游行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然而，研究香港政治的学者指出，在七一游行中，民主派的动员能力并不明显，只是香港市民对政府施政的不满达到顶峰，市民在“一呼百应”的情况下自发性出来游行。另外，游行前的一个月，部分传媒几乎每天都在呼吁市民参加游行，当中以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及商业电台两个烽烟节目：郑经翰和林旭华主持的《风波里的茶杯》及黄毓民主持的《政事有心人》尤甚，有“一报一刊两支咪”之称。当中《苹果日报》和《壹周刊》连续多日／多期附送各式游行海报和贴纸。一般相信“一报一刊两支咪”对游行人数有一定影响。[6]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曾于6月推测会有三数万人参加游行，而民间人权阵线则估计会有约10万人参加。
游行队伍会先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以下简称维园）足球场集合，下午3时出发；主办者呼吁参与游行的市民穿着黑色衣服，以宣示反对立法的立场。在此之前，亲北京的工联会已租用了维园共8个硬地足球场的其中6个，举办庆祝香港回归6周年纪念嘉年华会。事后工联会声称有大约5万人参加嘉年华会，不过根据报章报道，参加人数不够5000人。而一些专业团体，包括法律界、医护界及文化界、大专界人士则会在维园对面的中央图书馆集合，再起步到维园。
2003年7月1日香港回归6周年当日，访港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游行开始前离港。在2时左右，地铁的荃湾线及港岛线已挤满黑衣市民，站内闸机由于无法应付众多人流，站内外水泄不通，地铁公司需在多人出闸的车站另开通道放行市民，一段时间不需市民以八达通或车票出闸，过后凭纪录补票。2时30分时，铜锣湾一带已经人山人海，未到3时游行人士已挤满集合点维园中央草地，大批市民只能在外围站立。由于车站人数太多，地铁列车于2时50分不再停铜锣湾站及天后站，中环站亦实行人潮管制。电话网络在这期间亦出现间歇性挤塞。
天文台纪录显示当日平均气温超过摄氏33度，天文台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由于过分拥挤及天气炎热，有游行人士不适，需送院治理。
3时，民间人权阵线在大会宣读宣言后，游行队伍开始起步，由维园足球场出发，经怡和街、轩尼诗道、金钟道、皇后大道中，最后抵达位于炮台里的中区政府合署。很多参加者均穿着黑色衣服，带同标语、贴纸，高叫反对23条口号及其他不同诉求，如要求董建华下台、官员梁锦松、叶刘淑仪辞职、加快民主步伐等，也有人高喊“打倒民建联”。亦有游行人士不满特区政府处理SARS的手法，导致近300人染病死亡的悲剧，要求追究责任。
由于警方明言游行人数是从维园正门出发作准计算，有市民为免自己不被计算在内，所以静候维园市民出发，再进入维园，结果湾仔、铜锣湾市面有两条向相反方向游行的长龙，挤在维多利亚公园周边道路，一直东延至炮台山站附近。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七一大游行”的龙头于4时多抵达政府总部，当时仍有大批市民等候进入维园出发。起初警方只封闭游行路线的金钟道及轩尼诗道向西行车线，但由于人数太多，结果金钟道及轩尼诗道来回行车线需全部封闭，北角糖水道至湾仔军器厂街的东西行电车服务暂停，香港仔隧道往铜锣湾方向亦间歇性封闭。
在游行路线上，有因游行而无法前进的巴士、电车上的乘客将“不要董建华”及“向董建华掷蛋糕”海报贴在窗前，天桥上的市民及一些商铺亦有展示反对廿三条的海报。游行人士路经亲北京的《大公报》总部时，向着报社喝倒采，不少人将“不要董建华”和“向董建华掷蛋糕”海报贴在报社门外。有仍在营业的商铺向游行市民提供食水。而电视台派出直升机拍摄游行情况，队伍不少人在直升机于上空盘旋时均发出欢呼声。
龙尾到了晚上接近10时才抵达政府总部。由于人数太多，大部分的游行人士改于中环雪厂街附近作终点，并无步行到政府总部。主办团体估计游行人数超过50万，而警方则公布当日截至下午6时，由起点到终点之间共有35万人。此数目并未包括之前已抵达政府总部并已散去及中途加入的市民，事后警方承认低估游行人数，但指已做到最好，着主办单位检讨。2010年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指出香港政府用直升机点算游行人数的数字为675,000人。民间人权阵线则指，早已要求警方在维园多开放一条通道，但旁边举办庆祝回归活动的工联会拒绝。工联会副理事长梁富华回应是不希望出现不愉快场面所以拒绝对方要求。
在游行后期有主办单位民阵把当日终点改为雪厂街，有些人觉得应该有权游行至政总，在马路和警方僵持，最后警方动用武力把游行人士推至人行道，最后拘捕了一名游行人士。
2003年香港七一游行是继1989年六四事件百万人游行之后最多的一次游行。及后被2019-20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众多游行打破游行人数纪录。
游行进行期间，香港各主要电视台无线电视及亚洲电视均不时在节目中途插播特别新闻报道，现场直播游行情况；有线电视新闻台则全程紧贴报道。非本地电视台凤凰卫视当日并无关于七一游行的任何报道，只报道维园游行队伍旁的庆祝回归活动。而中国内地在转发香港电视台讯号时，一旦香港电视台播放有关游行的新闻报道，讯号均遭截断。
游行翌日，本地及外国传媒均以游行作为焦点。大部分本地报章更以大篇幅报道事件。各本地报章在7月2日的头条新闻如下：
其中《大公报》在七一游行前发表社论指七一游行组织者“密谋乱港”、“丧心病狂”，呼吁“有良知、有正义、有爱国心民族感的市民”抵制；而在7月2日并无提及七一游行情况，只提及六万人庆回归，参加维园的嘉年华会。
《文汇报》未有提及任何游行情况或人数，有一篇新闻稿以游行人士对特首董建华任期的倒数钟上的董建华肖像喝倒采、“口出秽言”、“掷胶水樽”及在《大公报》报社贴上示威海报为例，指出游行人士“极不理性”、“毫无文化”，并在社评中指游行造成“负面的冲击”，反问商界会否在一个“社会秩序不稳定的城市”营商。
美国商会主席詹康信认为，香港人用和平方法表达意见，他为此感到骄傲，不会影响外商投资意欲，长远对香港会有正面影响。香港总商会表示，50万市民上街有秩序、和平地表达意见，不会影响香港营商环境。而这次游行和平、有秩序进行，普遍认为反映香港的公民质素良好。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邬维庸指，不应以为人多、压力升级就幻想可以不立法，政府可让步的都让了，现在要让步的应是市民。
7月1日，晚上行政长官董建华发表书面声明，关注很多市民参与游行，理解他们所表达的诉求。他并谓，特区政府充分了解市民重视人权和自由，政府的立场和市民一致。其后两天他在上班时仅以“早晨（早安）”二字回应记者各种提问。民建联的陈鉴林及曾钰成先后于访问中指游行人士是被“误导”，当中陈鉴林是在邻近维园的天后地铁站内接受无线电视记者访问时，指“他们（即游行者）都是被误导的”，即时被正前往游行的群众喝倒采，这个片段在当日不断重复播放。两人事后均道歉。
7月2日，多名政府高官召开特别会议，商讨七一游行后的对策，但会后大部分官员均没有发言，李国章则着市民相信政府。民主派联署要求撤回23条立法、与各阶层对话及尽快展开政制改革。民建联及一些功能界别议员则坚持如期立法。议员黄宜弘受访时说，相信市民是被“误导”。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对大量市民游行表示关注。有学者则指若政府不押后立法，将出现严重政治危机，亦有学者认为可进一步修订条文以释公众疑虑。警务处处长曾荫培在回应有关七一游行的提问时，赞扬港人守法及警员表现良好；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邓厚江亦赞扬游行人士的高度忍耐力。
7月3日，民建联向政府建议修订23条草案条文，包括抽起禁制组织条文，及在窃取国家机密一项加入公众利益辩解。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在晚上赴京会见中央官员。
7月4日，董建华首度开腔回应七一游行，指知道市民诉求，正小心、全面地考虑所有意见及建议，相信快有决定。他又强调，立法是公民及宪法责任及“与中央关系很重要的一环，亦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影响香港市民的自由及人权”。银行界立法会议员李国宝应中央领导人邀请，会见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晖。他在受访时说会“忠直反映自己及香港人的想法”。支持立法的黄宜弘批评，立法是香港人的事务，毋须上京“陈情”。民主党议员司徒华亦称，基本法规定“自行立法”，有意见者应直接与董建华对话。
7月5日，行政长官董建华发言，说七一游行是表达“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关注，表达对政府施政、尤其是对本人施政的不满”，他当天一直看电视直到晚上。他同时提出修订国安条例最具争议的内容条文，所作的修改与民建联在数天前所提的建议相同，即取消部分“禁制组织”条文、在“非法披露官方机密”罪中加入公众利益作抗辩，及取消警方可不需法律手令入屋调查的条文。董建华说，事件已经政治化，不希望赞成和反对立法阵营对立而令社会分化，故坚持下星期三交立法会二读草案，透过通过立法来消弭分歧，并说有信心有足够票数通过。他补充，七一游行市民“很理性，有秩序，表现出良好的质素。这是维持香港稳定的必备条件”。[7]
有法律学者指“禁制组织”条文虽然取消了“取缔内地从属组织的香港分支”，但“由保安局制订上诉规则”及“缺席聆讯”等争议仍然存在；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则指新加入的公众利益抗辩所定的范围太狭窄且公众未有足够时间理解。[来源请求]
7月6日晚上10时，自由党在会议后表示，不接纳董建华所提出的三项修订，反对如期二读国家安全法。主席田北俊向董建华提出辞去行政会议成员职务（行政会议成员投票取向需与政府立场一致），即时生效。由于自由党反对，法案必定无法如期通过。政府连夜展开特别会议，于7月7日凌晨发表声明，接受田北俊辞职，并宣布押后立法。董建华在同日下午回应记者提问，表示社会需要冷静和团结，押后立法是回应了市民的要求。同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其民望跌至新低，只有35分；满意政府表现者仅得35.2%。
7月9日，民间人权阵线在立法会附近集会，董建华表示会抱持开放态度。最后主办单位公布有5万人参加集会，会后有市民向政府官员及在23条立法问题上支持政府的议员座驾喝倒采，亦有市民掷荧光棒。立法会议员黄宜弘在乘车离开时，笑着向在场市民举中指（不雅手势，等同向在场市民讲粗言秽语），过程被电视台及记者摄下。
7月16日，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与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于晚上先后在七时多及九时多公布辞职。事后叶刘淑仪出席香港工联会致敬晚会，致辞时说看到社会有时有“歪风”、有人“颠倒是非，黑白不分”。
9月5日，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承诺先搞好经济，并会再次充份咨询市民，达到共识后才再立法，重申没有立法时间表。
而在11月23日的区议会选举中民建联议席减少近三份之一，被形容为惨败，立法会议员刘江华以及叶国谦均告落选，主席曾钰成引咎辞职。普遍分析认为，这与民建联不顾一切亲中立场及七一游行有关。曾钰成在辞职时亦指“发生了七一、然后政治环境转变、然后很多人投票”，当政府民望低落时，民建联会受影响。但他表示仍会继续支持政府。此次游行后，原本声望下降至谷底的民主党再次得到支持，在此次区议会选举中大有斩获。同时，亦有不少民主派人士出来参政，在是次选举中，产生了不少泛民主派的新当选区议员。
在此次游行以后，正式进入后董建华时代。政府尽管在立法会中有亲中阵营的议员支持，但施政却没有以前一样顺畅，亲政府的政党，虽然派代表进入行政会议，但由于官守成员占压倒多数，所以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无法产生影响力，而且行政会议本身没有任何权力，又受制于集体负责制的影响，从政府于七一游行后采纳民建联所建议关于廿三条立法的三项修订就是例子。因此，执政联盟的政党认为，加入执政联盟但无法享受权力，但又有义务支持政府施政，对他们来说是自讨苦吃，于是他们渐渐对政府阳奉阴违，甚至讨价还价。
民建联饱受七一效应之苦，表面上支持政府，但已经不敢盲目地支持政府，党内更有人说过“有辱无荣”一词。而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虽然接替田北俊进入行政会议，但自由党不支持廿三条二读得到民意支持，故对政府不时讨价还价，左右政府的施政。董建华在此后施政举步维艰，结果在2005年3月辞职。
2023年8月2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于社交网站上载短片，形容当时的游行已经出现“外部势力”及“本土反对派”的“试点”。[8]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游行当日进行的调查显示，有91.9%的游行人士指游行是因为政府的总体表现使人失望；91.5%表示游行是因为政府的总体表现使人忍无可忍；89.8%表示游行是因为反对23条立法。另外，83.5%受访游行人士认为香港人应该用“人民力量”的方式促使董建华下台，82.6%表示董建华应该下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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