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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前221年9月10日—前207年11月17日[注 1]），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秦朝皇室为嬴姓赵氏，所以史书又称嬴秦[3]。秦朝源自周朝诸侯国秦国。公元前905年，秦非子因善于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受爵获封秦地，成为秦国始封君，建立秦国，号称秦嬴。前770年，秦襄公在东周周平王东迁时有功，受封于关中平原，成为一方诸侯。战国时期，秦国根据礼记总结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推行车辆统一道路，书籍统一文字，行为统一伦理，并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方面，实施商鞅变法，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前230年至前221年，到秦王嬴政陆续攻灭其他六个主要诸侯国，一统中原，史称秦朝[4]。
秦王政建立秦朝后自称“始皇帝”（即秦始皇），从此中国有了皇帝的称号，并且发起一系列的改革以巩固管治。而后南征百越、北伐匈奴。疆域为东起辽东，西至临洮，北抵长城，南达象郡（今越南北部）。虽然秦朝外表十分强盛，但由于秦始皇严重集权、过度扩张、劳役诸国百姓，所以秦朝之统治不免带有苛急、暴虐之特点，让天下百姓饱受苛政之苦而想要叛变[4]。秦二世继位后，秦廷被掌权的赵高掌控而混乱不堪。此时秦末民变爆发，六国有力的军人各自复国，虽然秦将章邯努力平乱，但秦将王离于钜鹿之战被楚将项羽击败，秦军主力投降。前207年十月，新任秦王子婴于咸阳向刘邦投降，后项羽率军抵达关中，杀死秦王子婴，焚烧咸阳宫，秦朝于秦始皇死后3年灭亡。而后至西汉统一全国之期间称秦汉之际，又称西楚时期。西楚霸王项羽重建封国制体系，分封十八诸侯。但项羽分封不公，刘邦、田荣等诸侯继而起兵反抗，演变成楚汉战争。前202年汉王刘邦击灭项羽，受诸侯拥戴为皇帝，开启汉朝[5]。
秦朝为了巩固辽阔但各地文化不一的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方面，都推行政策与改革。政治制度建立有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取代过去不同诸侯豪门的爵位制度。法律基本延续秦国法律，增加了皇帝握有生杀大权，丞相仅仅是辅佐。防务方面，兴建长城以巩固北方，毁六国长城与城墩等防御工事，没收天下百姓武器铸成十二金人，先后五次东巡以安定关东各地区[6]。交通方面，兴建驰道与灵渠等交通要道以便军队前往各地平乱，也有利各地区运输物资。经济方面，秦朝延续商鞅变法的政策，推行重农轻商，鼓励农民增产粮食，甚至有机会获爵位。工商业方面统一货币（秦半两）与度量衡，实行盐铁专卖，但不完全禁止商业，也鼓励如经营畜牧业的乌氏倮与丹砂的巴地寡妇清等商人[7]。
在文化思想方面，秦朝的政治思想以法家为尊，推行融合“法、术、势”的君主专制，另有发扬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以神化皇帝[8]，宗教以传统崇拜上帝、祖先、山神、河神等众神以及巫术、占卜与占星等，而神仙方术受秦始皇所迷信[9]。为了箝制人民叛乱、统一中央集权思想、报复欺骗秦始皇的方士们，先后发生焚书坑儒事件，这是先秦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的一大浩劫[8]。
秦朝的建立使中国由一个抽象的地理名称转为具体的大一统帝国，为融合中原文化、秦文化、荆楚文化与齐鲁文化等文化打下基础[10]，使得“秦”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11]。该时代所遗留下的骊山秦始皇陵与秦始皇兵马俑也受后世注目，其中兵马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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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前身为周朝诸侯国秦国[注 2]，位于关中平原[4]。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因为种种原因[注 3]，时常发生强国兼并弱国之事。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竞争更加激烈。其中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由弱转强，历经多次战争而击败各国[4]。在长平之战后，几乎占有一半的天下[14]。然而长平之战的主将白起在前257年被秦昭襄王赐死，秦昭襄王于前251年去世，继位的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也相继在三年内去世。前247年幼主秦王政继位，朝政大权掌握在秦太后与相邦吕不韦手中[注 4]。吕不韦领有秦国大权，他招揽食客，编撰《吕氏春秋》，并于前249年率军灭东周国（而东周早于前256年亡于秦）[4]。
此时六国以赵楚尚能抗衡秦国。赵国士卒精锐，有良将李牧，楚国领土与士兵尚多。为了抵制秦国进攻，楚春申君于前241年策划，联合楚、赵、魏、韩、燕联军直逼秦函谷关，但被秦国击败，楚国迁都寿春。秦国趁机猛攻魏国，魏国形势危险，最后秦国因为国内发生大事而暂缓攻击。起因是秦王政日渐长大，吕不韦恐惧继续与太后私通之事泄露，便改以舍人嫪毐入宫服侍太后。嫪毐得宠，太后为其生两子，封为长信侯，并专决国政。前239年秦王政之弟成蟜于伐赵时，就因畏惧嫪毐而降赵[16]。前238年秦王政发现此事，将意图作乱反抗的嫪毐处死，并且幽禁太后、驱除吕不韦入蜀（吕不韦于途中去世）。秦王政掌权之后，听从宗室大臣的建议，驱除吕不韦的食客（大多是三晋人）。但客卿李斯上书《谏逐客书》，说明外卿对秦国的贡献。秦王政再度重用李斯，并且招揽尉缭与韩非等外国人[17]。尉缭提出建议，以李斯派辩士、间谍贿络六国名人政要，以为秦用。如果不受用，则暗杀之。这个办法使六国离心离德，再配合军事行动，使六国在十年内亡于秦国[18]。而韩非提倡采用法家“法、术、势”三派论点为一体来治国，受秦王政的重视，成为秦廷施政的原则。然而韩非最后被李斯害死，未能执政秦廷[4]。
秦王政在李斯、尉缭等人的协助下制定“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赵；远交近攻，逐个击破”的方针，展开秦灭六国之战。首先是秦国东邻的三晋，三晋以韩国最弱，赵国最强。前230年秦王政趁赵国饥荒，派内史腾率秦军攻灭韩国，俘韩王安，韩国亡。接着是赵国，赵国名将李牧为秦之劲敌，曾于前233年击败秦国，杀秦将桓𬺈。前229年秦王政派秦将王翦攻赵国，贿络赵王倿臣郭开，以反间计让赵王迁杀李牧、废司马尚。隔年邯郸陷，俘赵王迁，赵国亡，赵嘉率宗族逃到代城称代王，即代王嘉。最后为魏国，然而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假借献樊於期头颅与燕地地图而刺杀秦王政，最后失败。为此，秦王政马上派王翦领兵攻燕，于隔年破燕都蓟，燕王喜退守辽东，杀太子丹以求和[4]。
秦王政接着于前225年同时伐魏楚：命秦将王贲率十万大军伐魏、命李信、蒙武[注 5]率二十万大军伐楚。王贲率十万大军于同年包围魏都大梁，引黄河、大沟水灌城而破，魏王假投降，魏国亡。李信军方面，因为据守郢陈的昌平君叛秦归楚，李信军只好回头平乱，在路途上被楚国名将项燕袭击而大败。秦王政只好请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再度伐楚。王翦入楚境后屯兵练武、坚壁不战，与楚军对峙。前224年项燕因粮草不足、楚军斗志涣散，只好率军南撤。王翦趁机追击，渡淮水，攻陷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项燕退守长江以南，立昌平君为楚王。前223年王翦造战船，渡江击溃楚军，昌平君与项燕身死，楚国亡。隔年王翦攻百越，降越君。为了平定燕赵之地，前222年再派王贲攻灭东北的辽东燕王喜与代城代王嘉，燕国亡。此时六国只剩齐国，由于齐相国后胜被秦国收买，当秦国灭他国时齐国只冷眼旁观，等到五国均灭后齐王建才慌张派兵守齐国西部。而王贲军在平定燕赵后，于隔年由燕地奇袭南下，攻下齐都临淄，齐王建投降，齐国亡。齐人十分怨恨齐王建，但已于事无补。秦王政已平定六国，一统天下，建秦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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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建立，让中国地区从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变成一个具体的大一统帝国。秦王政自认其功业“功过三皇，德兼五帝”，自号‘始皇帝’，史称秦始皇，连鬼神也该对他敬畏。他认为谥号乃是“子论父，臣论君”，大为不妥而废除之。改用世数尊号，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其他像是自称“朕”、“命”改为“制”、“令”改为“诏”等皆源自秦始皇开始[10]。
秦始皇日理万机，实行一系列政治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皇帝拥有决策权，大臣只有议事权。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即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废除周朝的封建制，地方首长均可轮替，其下还有乡里制度。为了巩固帝国，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与车轨。战国各国使用的刀货、贝货、铲钱与圆钱，至此统一成秦半两。由于各国文字不一，李斯修改秦国籀文，建立小篆并通行天下，而后程邈简化小篆为隶书，流行于汉朝。为了“销兵”以避免地方叛乱，没收民间所有武器，于咸阳铸大钟与十二金人。强迁全国豪族富户至首都咸阳，以便集中管理。仿照六国宫室规格，大肆营建；以咸阳为中心，沿泾渭二水沿岸兴建离宫别馆[10]。为了让军队便利前往帝国各地，于前220年建立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四方[10]。
秦建立一统帝国后，原六国贵族、豪强大姓，无论在原籍或迁徙关中/其他地区，均被施以什伍连坐法而强制分户，成为什伍之民，相互连坐，原有侯爵家室及附庸们难以同聚共居。他们都被剥夺原有田宅、奴隶、宾客等转属于秦，失去政治权利，沦为与普通农民一样需要承担赋役，便尝试以各种方式抵制什伍法[19]。而原六国的普通农民，也因其故俗，在不经意间触犯秦的什伍法而身陷囹圄[19]，而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20]。原六国社会各阶层进一步将矛头指向秦帝国官府，并重新强化起家室宗族与附庸间的联系以作为抗争[19]。
文教思想方面，秦始皇兼用儒生与法吏，禄养七十位博士，已备顾问。但秦始皇不许任何人批评他的政治措施。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向他建议恢复封国制，遭到李斯反对。李斯还认为儒生非议朝廷法令，恐怕会扰乱人心，所以进一步要求烧毁政治性书籍[注 6]，只留医药、吏书、卜筮与种树等书，史称“焚书”。秦始皇有请方士于海外求神仙与长生不老，但都未果。隔年，由于方士侯生与卢生二人批评秦始皇的行为，而后逃去。秦始皇大怒，审问咸阳所有儒生（秦朝儒生大多兼方士），但都不愿承罪，于是都被活埋，史称“坑儒”。由此可见，晚年的秦始皇想藉焚书坑儒来加强思想的控制[10]。
对外方面，秦朝北方有匈奴、东胡与月氏等民族，其中匈奴与东胡对秦朝威胁极大。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因方士所言“亡秦者胡也”的谶语，秦始皇命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占领河套地区，即九原郡，并且移民建长城。为了防范匈奴入侵，在前214年至前213年间，兴建由九原通往咸阳西北云扬（今陕西淳化）的“直道”；连接燕、赵与秦长城，完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而南方以讨伐百越为主，当时百越族在浙江南部有东瓯国、福建有闽越国、广东与越南有古南越国、广西有西瓯国与雒越。秦灭六国期间，降伏东瓯、闽越以设置郡县。统一全国后，派兵讨伐南越西瓯，即秦攻百越之战。他先后派屠睢（前221年）、任嚣与赵佗（前214年）南征。并且命史禄于湘江和珠江建立灵渠，以便运粮给南征军。平定百越后，移民罪犯五十万人至南方，以控制岭南地区[10]。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于渭水畔兴建阿房宫（未完工）、于骊山修建秦始皇陵（未完工）。并且四处封禅、五次出巡[注 7]。在邹峄山（在今山东邹城）、泰山、芝罘山、琅邪、会稽山、碣石（在今河北昌黎）等地留下刻石，以表彰自己的功德。又依古代帝王惯例，于泰山祭告天地，以表示受命于天，谓之封禅[21]。前210年最后一次东巡，他带幼子胡亥同行，南巡云梦、长江，途中于琅琊（今山东青岛）命徐福东寻仙丹，在返途于平原（今山东平原）生病，最后于沙丘（今河北平乡）去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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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死后，赵高与左丞相李斯密不发丧，密谋夺权。赵高为胡亥之师，与秦始皇长子扶苏和蒙恬之弟蒙毅不合，而李斯也对蒙氏兄弟不满。他们拥立胡亥为太子，假造诏令以赐死在九原督军的扶苏[注 8]，史称沙丘之变。等到东巡大军返抵咸阳才发丧，胡亥继位为帝，即秦二世。秦二世受赵高摆布，赐死蒙氏兄弟，并杀害兄弟姐妹数十人。蒙恬的九原军也由王离接管。秦二世纵情于声色犬马，圈养无数狗马禽兽；征招罪犯与百姓，续建阿房宫与秦始皇陵。秦朝政治趋向混乱，赵高把持朝廷，蒙蔽皇帝，控制群臣，指鹿为马。前208年，赵高陷害李斯，腰斩于咸阳，夷三族[22]。另外役民过甚，当时力役三十倍于古以及田赋二十倍于古。旧六国百姓不愿受严刻的秦法箝制与无数的劳役折磨，于同年爆发秦末民变[5]。
前209年陈胜、吴广运送士兵逾期，为避免全体处斩，就在四川郡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县）“揭竿而起”。大军攻下陈（今河南淮阳）后，陈胜称王，建立张楚。民变军四处扩张，没多久秦朝关东地区陷入动乱：北路军武臣、张耳、陈余北略赵地，周巿略魏地。西征军吴广攻荣阳（今河南荣阳）、周文攻函谷关、宋留攻武关。武臣占领邯郸后自立赵王，以张耳陈余为辅佐。他派韩广略燕地，而后韩广于燕地自称燕王。周巿与复兴齐国的齐王田儋作战失败后，拥立魏咎为魏王。而周文也越函古关逼近咸阳。此时关中空虚，拥兵50万的南海郡赵佗不北上救援，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秦二世听从章邯建议，紧征在秦始皇陵工作的刑徒与民夫的儿子为兵，以章邯率领应战，最后击溃周文军。而吴广的部下田臧杀吴广，并率军与东进的章邯军作战，但也被击溃。前208年初，章邯趁胜东进，击溃陈胜军于陈以西，陈胜被杀，宋留军也投降。张楚余部拥立景驹为楚王[5]。
然而，在陈胜吴广起事后的两个月，江东会稽郡吴县（今江苏吴县）的项梁、项羽举兵起事。项梁军精实，于前208年初渡长江北上，接纳陈婴、英布等人，军队逐渐扩大，最后连张楚景驹军与沛县（今江苏沛县）的刘邦军也被吸收。项梁听从范增建议，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楚怀王，定都盱眙，以激发楚人斗志。听从张良建议，立韩王后裔韩成为韩王。韩王成与张良游击于颍川。此时章邯军攻魏地，击溃魏王咎、齐王儋与楚将项它，魏齐二王均死。项梁立魏王咎堂弟魏豹为魏王。而混乱的齐地最后被齐王儋之弟田荣领有，立齐王儋之子田巿为王，齐王田假（齐王建之弟）投奔项梁。项梁东击秦军，接连胜利。九月秦将王离率九原军支援章邯，章邯于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击溃楚军，项梁被杀。章邯认为楚军不足忧，率军北上击赵。赵王武臣因内乱而死，张耳陈余拥立赵国后裔赵王歇，定都信都（今河北冀县）。章邯击溃赵军，命王离围困赵王歇于钜鹿（今河北平乡）。楚怀王命宋义、项羽与范增北上救赵，命刘邦西进伐秦，并言道先入关中者在关中为王。前207年宋义驻军安阳（今山东曹县）不前。项羽不服，杀宋义夺军权，率领楚军渡河，破釜沉舟。项羽军奇袭钜鹿，击溃秦军主力，王离被俘虏，而苏角与涉间皆死，史称钜鹿之战。此后秦朝无兵平乱，诸侯拜服项羽，奉为联军领袖。而章邯因为战败，被赵高威胁，最后同司马欣、董翳投降楚军，后被封为雍王[5]。
而刘邦缓慢地迂回西进，收编散落的陈胜、项梁军。前207年与张良会合于洛阳以东，然后夺南阳、定武关，入关中。此时赵高担任丞相，因畏惧刘邦，命阎乐杀秦二世于望夷宫，改立子婴为秦王。同时，刘邦军于蓝田击溃秦军，驻军霸上。秦王子婴发动政变，诛杀赵高，并于轵道向刘邦投降，秦朝亡。刘邦入主关中后，废除严刻的秦法，推行约法三章，欲使子婴为相，受秦人拥戴。并听张良建议，退出秦宫，静等诸侯共同处理财富。项羽得知刘邦入关，率楚军、诸侯军与秦降军急行。途中得知秦降军有怨言，于新安（今河南新安）活埋大量降军。刘邦担忧项羽命雍王章邯主管关中，就封锁函谷关。项羽大怒，攻下函谷关后进驻鸿门（陕西临潼东）。刘邦前往开鸿门宴，双方和解。项羽入咸阳后，杀子婴，烧毁咸阳宫，掠夺财宝妇女东归。此时的项羽，已然成为天下的主宰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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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亡后到西汉统一天下之间的历史，史学家称为“秦汉之际”或西楚时期。项羽成为天下的主宰者后，采取封建制，重新分封领土。他对楚怀王不满，前203年尊为楚义帝，但只给湘江上游的小地，并于楚义帝就国途中杀掉。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领有梁楚九郡，都彭城。他分封十八诸侯，因为鄙视诸国原诸侯灭秦无功，而迁封或削弱领土，分裂诸国如齐分为三、秦分为四或楚分为四等等，并且大封诸国有功将领为王，这些措施让部分诸侯与将领不满，为项羽制造大量敌人[5]。
当诸侯陆续就国时，项羽以韩王成无功、张良又辅佐刘邦为由废为穰侯。齐相田荣有再造齐国之功，但因田假事件与项氏不合，也没有封地。前204年田荣反叛项羽，获得彭越军的协助，率军统一三齐，称齐王。关中方面，刘邦被改封于汉中而非关中，章邯等三位秦降将入主关中，这让刘邦与秦人十分不满（秦人怪罪三位降将让数十万秦军死在关外，又将灾祸带至关中，不适合在关中称王）。刘邦在就国途中烧毁栈道，宣示无归心。趁项羽无心关注关中之际，于前206年派韩信暗渡陈仓，包围雍国首都废丘（今陕西兴平），占领三秦领地（然而雍国首都要到隔年才攻下）。同年，原燕王韩广不愿就国辽东，被燕王臧荼所杀，燕国统一。赵将陈余之功等同张耳，但只封侯而非王，这让陈余不满。前205年陈余获田荣之助，赶走张耳，迎赵歇为赵王，自封为代王并辅佐赵王歇，命夏说为代相，赵国统一。汉王刘邦统一关中后向外发展，河南王申阳降汉，立韩王信于韩地，并且迁都栎阳（陕西临潼东）。面对各地叛乱，项羽北上击溃齐王田荣于城阳（山东莒县）。田荣后死，楚军持续北上沿路烧掠，齐人拥立田荣弟田横续与西楚作战。刘邦于前205年三月降西魏王魏豹、俘虏殷王司马卬。而后以为楚义帝发丧为由，号召诸侯东征。四月，刘邦率诸侯联军五十六万人攻入西楚首都彭城。项羽急率军自齐返楚，奇袭联军，灭二十万人，诸侯又叛汉附楚。而田横也趁机立田荣子田广为齐王[5]。
战事转入楚汉对峙。刘邦收集散兵，固守荣阳、成皋（今河南汜水），赖萧何供给关中的人力与物资，以抵御西楚项羽的攻势。面对僵局，刘邦派韩信、张耳侧击河北地区，汉军破魏将军孙遫军于东张，攻安邑（今山西夏县）生擒魏将王襄，击魏王豹于曲阳，追至武垣生擒魏王豹，得魏王豹家属，尽定魏地，魏国亡。接着汉军斩代相邦夏说于邬东。隔年，刘邦率军击溃赵王歇与陈余的赵军，赵国亡。同时间，刘邦派随何拉拢九江王英布叛变。而后项羽派龙且击溃，英布投奔刘邦。项羽还中反间计，猜忌范增，让范增愤而告退。然而西楚对汉防线的攻势仍然强烈。五月楚军攻下荣阳、成皋，刘邦北逃至赵地，夺韩信军权。刘邦命韩信东征齐国，一面率军南下与楚作战，又封彭越为魏相，负责截断楚军补给线。彭越攻下睢阳、外黄等城，项羽不得以返梁地平乱。前203年年初，项羽暂时平定梁地，但成皋也被刘邦占领。同年，韩信听李左车建议，降伏燕国。同时间刘邦派郦食其说服齐王投降。韩信听蒯彻建议，趁机奇袭齐国首都临淄。齐王田广杀郦食其，东奔高密，向楚求救。而项羽派龙且北援，韩信于潍水之战击溃齐楚联军，齐国亡。韩信坐镇齐国，听蒯彻建议自封齐王。十月，项羽北有韩信，内有彭越，西有刘邦，局势转坏。项羽只好与刘邦和谈，以鸿沟为界，约成后项羽领兵东归[5]。
而刘邦听张良、陈平建议，率军追击楚军于固陵（今河南太康南），并以封王裂土为诱因招韩信、彭越围攻项羽。前202年年初，刘邦联军包围楚军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史称垓下之战。项羽率军突围，南至长江西岸的乌江（今安徽和县），从人将尽，项羽就自刎而死。而后，刘邦罢韩信兵权，令灌婴率军渡江定江东。临江王共尉不愿投降，刘邦派卢绾、刘贾、靳歙先后攻打而下。前202年二月汉王刘邦受诸侯拥戴为皇帝，建国西汉，开启汉朝，天下再归一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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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疆域于前214年达到最大，约等同近代中国的关内地区。其疆域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北疆为万里长城，西南至巴蜀地，正南至两广、越南北部，东南至东海、台湾海峡，正东至海，这是中原王朝的传统疆域范围。所有的边疆地区都站有险要的地形，构成天然的国防线。当时的气候与现在相比，比较温暖潮湿，森林草原的覆盖率也比较高。使得淮水以南的江南地区都属于潮湿的热带丛林气候，关中地区的森林也十分茂密，畏寒的竹类在当时也分布在黄河渭水一带[23]。而长城一线约等同十五吋等雨线，成为游牧和农耕的边界，长城的北疆意义对后世影响甚为巨大[24]。
关于疆域的变迁，秦朝的前身为秦国，其疆域在春秋时期领有关中地区，在战国时期大幅扩张。到秦昭襄王时，秦国领有关中、汉中、巴蜀、河东、南阳与南郡等地，几乎占有一半中原地区。于秦王政时发起秦灭六国之战。每灭一国即设置若干郡，如灭韩设置颍川郡，灭赵设置邯郸郡、钜鹿郡、太原郡，灭燕与代分别设辽东郡与代郡。前230年—前225年灭韩赵魏等国、并破燕国，秦国势力扩张到河北、河南之地。前225年—前223年间灭楚国与越族，秦国势力扩大到长江下游。前222年灭燕国与代国。最后于前221年灭齐[4]。秦朝建立后，疆域由中原地区向四方扩张，前215年派蒙恬北伐匈奴，夺河南地，建九原郡。兴建万里长城，成为中原王朝的北界。南方方面，降伏闽越后设置闽中郡，并于前214年发起秦攻百越之战，将疆域由长江流域延伸到岭南地区、南海海边与越南，设置南海郡、桂林郡与象郡，至此疆域达到最大[10]。秦朝灭亡后，由于项羽分封十八诸侯，出现三秦、三齐等地域范围，与三楚、三晋等成为秦汉之际的地域范围[5]。
秦朝的行政区划为郡县制，即郡（内史）、县（道）制。早在战国晚期，秦国与其他六国就推行郡县制，只是秦国的封君食邑在嫪毐事变后完全被铲除。秦朝曾有两次提议加设封国制，一次是立国之初丞相王绾建议如同周朝，增封秦皇诸子到东方新征服之地为王，一方面管制地方，另一方面拱卫中央。但李斯认为过数代后列国尾大不掉，反而成为帝国内患。第二次是儒生淳于越同周青臣辩论，他希望同商周时期设置封国，认为这样才能如同商周常保国祚，遭到李斯的强力反对，埋下了焚书之祸[25]。秦郡的特色是根据自然区域而划分的，每郡多半以平原或盆地为中心，边原为山地或高地。据《史记》记载，立国之初有三十六郡，后来增加至四十八郡[26]，此外还有四十郡[27]、五十四郡[28]的说法。由于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的严重破坏，导致详细资料的不足[7]。
秦朝对地方控制十分严谨细腻。首都咸阳及附近关中平原由内史直辖。闽中郡由原君长闽越王无诸管辖。部分郡底下有为少数民族地区设“道”，这是因为秦廷只能掌握该地区的交通要道而故[25]。每郡设有主管民政的郡守、主管军事的郡尉、主管监察的郡监，郡守下设郡丞为副手。内郡郡守没兵权，但边疆与外族接壤，需要屯驻军队，所以郡守也有管理军队的权力。而边郡郡承改称长史，掌管兵马事物。而县置县令，人数不满万户的县称县长，县令也有县承、县尉，职务与郡承郡尉相似。县以下有乡。乡官有掌教化的三老、掌诉讼赋税的啬夫（大乡为有秩）、掌巡查缉盗的游徼等。一乡辖十亭，亭有亭长。一亭十里，里设里正。一里辖百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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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政治体制为皇帝制与三公九卿制。秦国的政治制度由商鞅打下基础，而李斯是加以发展、延伸。秦朝建立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团制度，皇帝拥有决定权与人事任免权，被后世中国各朝代所采用，而三公九卿掌握参政权[7]。
三公分别是：处理全国政务、选用百官的丞相，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兼副丞相），掌管全国军队的太尉等。三公待遇相等，但丞相权力最大，居三公之首，御史大夫与太尉为辅佐，而皇帝委托政事给丞相处理。三公是从周朝的官职变迁而来。丞相源自掌握礼节的相，到春秋战国逐渐参与政事，被国君提拔以制衡公卿，最后成为一国最高的行政首长。丞相的职称也非秦国独创，六国皆有丞相之官。秦朝丞相始于前309年，秦武王设置，并分左右丞相。前275年曾以魏冉为相国（比丞相更为尊崇），秦王政时期吕不韦也担任此职。前208年李斯被杀后，赵高以宦官担任，称中丞相。丞相的幕僚有侍中、尚书与舍人等[7]。太尉源自战国的尉，本为君主的侍卫，后为代替贵族掌管军事之官。地位最高的为国尉，赵国也有此职务。秦昭襄王时白起就担任过国尉，秦王政时尉缭也担任此职[7]。但秦朝建立后太尉为虚职，军权由秦始皇直接掌控。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为御史们的领袖，所以称为大夫。御史本为君王近臣，掌管记事之职，战国时为君主的耳目，替君主监察百官。秦国设大夫为御史领袖，到秦朝时，地位才提升到仅次丞相。重要幕僚有御史承（对内事物）、御史中承（专管监察）及侍御史十五人，另有符节令、领符玺郎数人[7]。
九卿为中央政府下辖的九个官职，通常也表示整个朝廷。九卿也是源自周朝的官职，共有：卫尉（皇宫保卫）、郎中令（警卫）、太仆（宫廷车马）、廷尉（司法）、典客（外交）、奉常（宗庙礼仪）、宗正（皇室内部事务）、少府（山河湖海税收和制造业）与治粟内史（财政税收）等[7]，另有内史（管理首都与关中地区）与将作少府（宫室兴建）等。除了九卿，秦廷还设有中尉（巡视首都、缉察盗贼）、詹事（管理皇后与太子家事）、将行（皇后之卿，由宦官担任）与主爵中尉（管理列侯事物）等[7]。秦朝国家机构齐全，在中国历史上的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这种“职臣遵分，各知所行”的管理方式，使不同行政机构并立，不相统属，只对皇帝负责。由于强化官僚的行政职能，进一步削弱宗法贵族对朝政的影响力[7]。
秦廷重视法家，所以秦律为中国古代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秦律的许多法律刑责都极端残暴和酷烈，导致“奸邪并生，囚徒塞路，牢狱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30]。
秦律主要是刑法，刑责分为死刑、肉刑、笞刑、徒刑、迁刑、髠刑与耐刑、罚金、赎刑、连坐与族刑、剥夺政治权力与谇刑等。死刑分为九类，有枭首（斩首示众）、弃市（处死于闹市）、斩（砍头与腰斩）、车裂（五马分尸）、磔（分裂肢体）、戮（处死后陈尸示众）、定杀（淹死）、生埋（活埋）、绞（绞死）等。据《汉书‧刑法志》，商鞅时期还有凿头颅、烹杀等等惨忍刑罚。肉刑分为四种，有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鼻）、刖刑（断足）、宫刑（去除生殖器）等，这四种肉刑是自夏商周三代流传下来的，在推崇重刑的秦廷中十分常用，例如受过宫刑的犯人就有七十余万人[31]。笞刑就是用竹木板责打犯人。徒刑就是服劳役，分为城旦舂（男修城墙、女舂米）、鬼薪（男砍山柴）、白粲（女择米祭庙）、司寇（至边疆劳役）、罚作复作（男至边疆戍守劳役、女至官府劳役）、侯（从事嘹望、防御）、下吏（官吏被罚服劳役）、隶臣妾（罚作官奴婢）。迁刑是强制犯人迁至指定地区服劳役而不得返回原地。髠刑是剃光犯人头发，耐刑是剃光犯人胡须与鬓毛。罚金是犯人缴纳罚金或有价物给政府。赎刑是用罚金来赎免其被判处刑罚。连坐是连带犯人的家人、邻里和相关人等均受刑，族刑则是灭绝犯人全族。剥夺政治权力共有夺爵、废、削籍等。谇刑则是责骂犯人。
总之，按照轻罪重刑原则，秦律可以被称为苛政严刑。因为战争的利益与统一天下的欲望，人民尚可承受此严刑。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未能轻徭役、省刑罚，使得山东六国遗民不能接受此等苛法，而关中秦民也希望能缓和徭役，埋下秦朝动荡不安的后果[32]。
秦朝政治另一个特色是连坐法。对于各级官僚，当某处底层发生社会动荡等严重违反秦律的事情，则从最下级官员一直到中级官员全部撤职，只需要审判最底层的官员，定罪后则他的几层上级无须审判就可全部定罪。在地方，则有什伍连坐法，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将农户的住宅集中在田边联排建设，户户相邻，并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编为单元，便于互相监视，互相检举，每组单元均设立负责人，若单元内有人犯法或举报，负责人要向上级汇报并依法律处理。农户不准擅自迁居，不得私下斗殴，不留宿未登记之陌生人，不得私售粮食等等。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极大提高粮食赋税收入[33]。
秦朝统一天下后，北方的外族威胁较大，有匈奴、东胡与月氏等，其中以匈奴最强盛。匈奴分布在山西、陕西北部到漠南地区，可能是源自西周的𤞤狁，在战国时期击败燕国、赵国两国，这两国兴建长城以御北疆。在秦灭六国之战时，列国忙于内战，匈奴趁机坐大。到前215年，因方士提出“亡秦者胡”，秦始皇就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头曼单于率众北遁，迁都头曼城（今内蒙古阴山山脉北）。秦朝占领河南地，设九原郡。而后在前214年至前213年，秦廷连接秦长城、赵长城与燕长城而成万里长城，长城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蒙恬守北防五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然而到秦二世时，冒顿单于夺得单于之位，在他的经营下匈奴走向强盛。东胡分布在河北、辽宁北部与内蒙古东部一带。春秋时期兼并山戎，战国时期势力扩大，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多次南下侵入中原，后被燕将秦开击败。在秦汉之际衰退，而被匈奴击溃。最后发展出鲜卑、乌桓等东北民族。而月氏分布在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秦末民变时期，月氏实力强大，与东胡一同胁迫匈奴，匈奴曾送人质（时任太子的冒顿）于月氏。而后于前205年—前202年间被匈奴击败。月氏一分为二，向西迁徙，最后在西域立国的为大月氏，迁移到青海北部的为小月氏[10]。
而南方以百越为主，在浙江南部有东瓯国、福建有闽越国、广东与越南有古南越国、广西与越南北部有西瓯国与雒越国。秦灭六国之战时，于灭楚平越后，降伏东瓯国与闽越国。于前222年在于越之地设会稽郡，于东瓯闽越之地设置闽中郡，派原闽越王无诸为闽中郡君长。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基于统一南方与获得象牙、犀角、珍珠等等南方财富，发动秦攻百越之战。约在前221年—前219年间，派屠睢率领五路大军南下攻打西瓯国与古南越国。虽然大军攻下古南越国首都番禺，但是地广人稀，时常有游击袭击粮道，战事拖延三年。而后派史禄于湘江和珠江支流漓江建立灵渠，以便运粮给南征军。这样南征军得以深入到西瓯国内，攻杀其君长吁宋。然而游击依旧未止，屠睢最后也被击杀。前214年秦始皇再派任嚣与赵佗率楼船士入援，并且先后派士兵、罪犯或百姓武装移民，岭南地区得以粗安。此后，于番禺设置南海尉以控管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与象郡），于岭南西北的灵渠与漓江交接口设置堡垒（今广西兴安秦城遗址），史称“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34]。秦二世时，秦末民变爆发，南海尉赵佗闭关自守，不派军队北援平乱。而后自称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35]。
而东北部分，大多为东夷族的后代，位于今辽宁的有濊貊，位于今吉林的有肃慎，位于今朝鲜半岛北部的有箕子朝鲜。箕子朝鲜于秦汉之际被卫满率东逃之民征服，建立卫满朝鲜。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听信方士徐福之言，认为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等三座仙山上有仙丹，于是派徐福于琅岈准备寻觅。前210年秦始皇东巡琅岈，徐福推托说海上有大鱼，而无法出巡。秦始皇就派人射杀之，并迫徐福率童男童女远航。据说徐福可能抵达日本九州或大阪一带建国[10]。
西方则有西戎、西羌等族。西戎聚于关中陇西一带，于春秋战国时期与秦国时常战争，最后被秦国同化。西羌聚居于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秦国向西扩张时曾与羌人发生过战争[10]。西南方的国家统称西南夷，有位于滇东黔西的夜郎国、且兰、句町等国，与滇中的滇国（据说为楚将庄𫏋所建）、劳浸、靡莫等国，滇西的昆明国、斯榆、桐师、哀牢等国。因交通道路不便，所以秦廷只有修建五尺道，此道经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到滇池，以沟通夜郎、滇等国为主[36]。
秦军事制度，以春秋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的基础发展起来[37]。秦始皇兼任太尉以掌控军权。平时太尉掌握全国兵事，战时则另置将军，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将军有上、前、后、左、右将军之分，其下有裨将、都尉与司马等。还有监军以监督出征军队。战争结束后，军队交还国家[7]。
秦朝采取征兵制，主要是全国男丁，一半务农，一半当兵。自二十三岁开始服役。先在所属郡县服役一月，即“更卒”；再赴首都任戍卫一年，即“正卒”；最后屯边一年，即“戍卒”。秦朝建立前夕，约有军队五十万人。然而统一后兵力反而扩充，例如北驻五原与南戍南越即调动九十万，修筑阿房宫与骊山秦始皇陵又动员七十万人。因兵员滥用而不足，又动员商人、罪犯、赘婿与闾左（贫弱的人）为兵，战斗力也大为稀释。到秦末农民战争就有兵力不足与素质不齐的问题[7]。
秦朝的军队组织，可分为正卒（京师兵）、更卒（地方兵）和戍卒（边兵）三部分。京师兵由郎官、卫士和正卒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地方兵置于郡、县，一般由郡尉、县尉协助郡守或县令统率，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听需以皇帝“虎符”为凭才能征调。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37]。军种分为轻车（车兵）、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四个基本兵种。大抵平原诸郡多编练骑士、轻车，山地诸郡多编练材官，沿江、海诸郡多编练楼船。秦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车兵为辅。车兵虽已不是军队的主体，战斗时远则以弩箭射击，近则以矛钺格斗。步兵是秦代军队构成中的主体，分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两种。骑兵方面，用于北击匈奴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楼船士主要分布在巴蜀地区，而后扩展到江南，在南征南越时被用于支援步兵[37]。
秦朝军制的一个特色是商鞅制定的二十等爵制度[注 9]，共二十等。军士要凭斩杀敌人首级而升爵，但这应该限于低阶爵位。升爵一等者，有罪可以减免，五十六岁退役。无爵者称为“士伍”，六十岁才能退役。最高为彻侯，可有食邑，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由于这个制度，使得秦人善战，被称为“首功之国”[7]。
秦军的武器装备大多采用铜器，直到秦朝建立后，获得六国大量铁兵器，以及中原冶铁技术，才完全以铁器为主。秦军的远射武器十分先进，不论步兵、骑兵或车兵，都装备有大量的弓、弩、箭。其箭大多采用飞行稳定、准度高的三出刃簇。还有一种特大的簇，专门用于强弩。秦军的近战武器大多以铜器为主，有长柄的戈、矛、戟、铍，短柄的弯刀和剑，还有某些过了时的镖、殳、钺等等。秦式铜剑不仅长，而且很锋利。一些剑出土时毫无锈蚀，光洁如新，锋刃锐利。经试验，一次尚能划透18层纸。秦剑多数为双手使用，少数剑茎较短者可能是单手剑[38]。秦军的铠甲已经制式化，均用金属制成，式样因兵种及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37]。
秦朝四马兵车铜雕像
秦朝弩机，西安市北关出土
秦朝床弩与弩使用的箭
秦朝藏石铠甲
兵马俑面部表情与发型都大不相同，例如左二为扁髻、左三为圆髻
秦朝人口没有可靠的数据，历代学者只能根据各种的条件推算。葛剑雄在其著作《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推算为前213年有2,500万人口左右[39]。范文澜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认为秦时中国人口约为两千万左右[40]。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大量人口死亡。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万～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入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就是在中原移民集团掌握了政权的南越国，还得依靠当地的部族首领，沿用百越习俗。秦朝曾有一些人从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地区迁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他们大多是出于逃避秦朝统治的目的，或者是长期海洋迁移传统的延续，并不是迁出地人口过多的结果[41]。
秦廷为了稳固帝国，透过迁移六国富商贵族入关中的方式以严格控管透过武装移民的方式巩固新征服之地。第一类即是“实关中”，如前221年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削弱关东地区的经济力量，把关中发展成为帝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第二类是武装移民边区，例如移民琅邪郡三万人；在北方经营“新秦”，迁罪人以实边疆。还曾向丽邑（今陕西临潼）移民三万人、向云阳（今陕西泾阳）移民五万人等等。其中最有名的迁移有两次，分别是前214年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夺取河套地区，设九原郡，迁徙内地人民以发展生产，加强边防。以及秦攻百越之战后期，征集“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大概是商人和囚犯等人）近10万加上原先剩下的20万秦军部队南征成功，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等，派官进行治理，迁徙50万中原人民与百越族杂居。这些都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42]。
秦朝经济以商鞅变法的制度为基础，即耕战、重农抑商、盐铁国营政策，主要以提升土地的粮食产出与迅速增加人口为目标。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将此制度推广到关东地区，不合理的以关中奴役关东地区的区域经济方针。秦始皇期望“诸产得宜”，在谋求“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即民众都积极在社会生产的积点上，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实现所谓“黥首是富”，“诸产繁殖”[43]。由于秦朝经济的史料有限，后世对其管理方式大多采负面评价，所以有赖出土文献如《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厘清。总之，秦朝经济是采取精密又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以极端苛急的政策倾向为特征[44]。秦朝工商业的发展战国以来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秦统一国家的建立，以及秦始皇推行的有关经济政策，促进了秦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45]。经济的发展，使得秦汉时形成四个经济区域，分别是山西（即关中巴蜀）、山东（即关东平原）、江南（淮水以南）与龙门、碣石以北（燕山、晋北、陕北与陇西等长城一带）等四大经济区[46][47]。
早在战国初期的秦国，商鞅变法推行“国家授田制”、“什伍连坐法制”与“重农抑商”政策以提倡农业。此后秦国的经济体制转入“耕战”，即重视农业生产和对外战争[40]。以农业生产支持对外战争，平民可以由二条路径获得国家爵位和官位，分别是：参军作战，透过获得敌方首级折换国家爵位；农户可以将家里的存粮按一定比例折换国家爵位。关于国家授田制，秦廷将新开垦土地、无主土地、罚没土地、战争夺得土地，通过法律形式授予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注 10]。授予土地不可出售或出租，若农户家中无男性继承者，则土地由朝廷收回并重新授予其他农户。秦律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并授予新的土地。前216年秦始皇推行“使黔首自实田”，即让人民向官府实报领有田亩数量，使秦朝进入土地私有制，国家授田制逐渐式微[48]。什伍连坐法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极大提高粮食赋税收入。由〈田律〉、〈廊莞律〉可知秦廷与郡县政府要负责各地区地籍、户籍的登记与管理、耕牛的统一饲养与出租、铁器的出租、种子的出租，并兴修区域水利工程。秦廷十分重视降雨即时拨种，并且要上报农田生长状况、天灾危害状况等等，让秦廷进行具体的规划与评估[44]。
秦朝对水利工程十分重视，先后建立都江堰、郑国渠与灵渠。郑国于关中兴建的郑国渠为秦国开辟大量良田，提升经济力，助长秦国吞并六国的能力[49]。秦国李冰及其子为了解决蜀地岷江防洪与引水灌溉问题，建立的都江堰。《史记·河渠书》记载，“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利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岷江和长江因之得以通航，岷江上游盛产的木材还可以漂运成都，使得成都从秦朝时起便成为蜀地交通的中心。灵渠则偏向运输为主，为打通长江与珠江的重要渠道，沟通、运输中原与岭南地区的货物[40]。
秦汉农业结构为“主谷式”，主谷种植比例比大豆、小豆、芝麻、葵花子、麻等还要普遍。江南经济区与山东水力丰富之处以水稻为主，山东经济区以大麦、小麦、椹麦、春麦、栗、黍、稷、菽等农作物。这些在先秦时期早已种植，但在秦汉时期，麦的地位逐渐超越其他农作物[40]。至于秦朝农作物产量，根据《睡虎地秦简‧仓律》：“种：稻、麻亩用两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苔亩大半斗，菽亩半斗。”[40]。
由于军事后勤的需求，秦始皇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许多大粮仓。纵观秦粮仓所设之处，可以分作三组：第一组太仓、敖仓、陈留仓、栎阳仓、咸阳仓、龙岩仓等，与漕运关东粮食以供应关中有关。因为陈留仓地处鸿沟，是江淮运输的必经之地，而龙岩仓、敖仓居荥阳附近，临近黄河，正是鸿沟转入黄河之处。霸上仓、栎阳仓则是从黄河沿渭水运抵咸阳的终点站，太仓则是漕运的起点。第二组为督道等边郡诸仓，专为北方军事征战而设的，是内地粮食运往边境的贮藏地。第三组成都仓建置时间较早，也是与军事行动有关[50][51]。
秦朝手工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负责生产朝廷、皇室与官府的需求。民营制造民用产品，以投入销售，与商业发展关系密切。根据不同的手工技术又分为工官、铁官、将作等独立的生产部门，负责生产和管理的有监造官、工师、丞等[45]。从事生产的工人，有的是工匠，大部分是刑徒。官府手工产品必须刻上制造官署、负责人和制造人的姓名，以便考核质量[45]。
秦朝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冶铁业，在战国后期已相当发展。秦国官府专门设有管理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官吏，如秦简中的左采铁、右采铁等。秦代民营冶铁业也很发达，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曾为秦主铁官，当时铁官大概既管理官营冶铁业，又负责向民营冶铁业收取铁税。秦廷曾把一批六国的冶铁手工业者迁到巴蜀、南阳等地。蜀郡卓氏、程氏、南阳孔氏等，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冶铁家，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的活跃[45][52][53]。秦朝的青铜业也具有地位，秦始皇曾经没收六国遗民武器，将铜制武器铸成十二金人[54]，可想而知这样的官营冶铜作坊规模更大。在秦始皇陵东侧大型陶俑陪葬坑中，发现的青铜兵器剑、矛、镞等，皆制造精良，并经过铬化处理，不蚀不锈，锋利如新，说明秦代青铜铸造技术非常高超[45]。
制陶业也很发达，当时官府制陶作坊为宫廷烧制砖瓦和陪葬用的陶质明器。而秦始皇兵马俑的陶俑十分逼真、精美。另有官营性质的市亭制陶作坊，还制造部分民用生活用器。而民营制陶作坊全部制造生活用器。在秦都咸阳附近的咸亭，是民营制陶作坊的聚居区，咸亭所属的17个里都是密集的民间独立制陶作坊，可见当时私营制陶业的发达[45][55]。另外，漆器业也很发达。关中是中国古代生漆的重要产地，漆的产量相当多。据《睡虎地秦简‧工律》，秦朝有专门的漆工和髤工从事漆器生产。在秦墓中也不断出土各种漆器。此外，秦代的纺织业、制革业、煮盐业等都较发达，特别是造船业和建筑业相当进步[45]。
秦朝自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抑商”后，严格限制商业的发展，主要措施有：在集市收取高额的市场租金；在主要道路关卡收取高额的关税；对商人编商籍（类似今天的工商登记）；若商人破产则将被收编为国家苦役。这些措施实施后，使得商人的可预期利润远低于农户，于是自由商人自行消亡[45]。然而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秦朝商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且秦始皇对大商人就比较尊重。如乌氏倮以买卖畜牧起家，马牛数量之多要用山谷来计量。他曾经以丝绸等珍奇物品赠献给戎王（部落酋长），获得十倍的酬偿。秦始皇也封他为君。巴地寡妇清维护先人经营的丹砂而致富，秦始皇帝因她是贞妇以客相待。为她修筑“女怀清台”。这些作法实际鼓励商业的发展。同时，秦始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及水陆交通建设，也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45][56]。盐铁部分，主要由官府经营盐、铁的开采和贩卖，民间商人不得从事此类行业[45]。
秦朝的商业都会大多在交通便利之处，有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45]。关中地区物丰民富，且西南控巴蜀、西北控天水、陇西、北地与上郡，东通三晋，而咸阳成为关中平原的唯一大都会，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蜀郡成都，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城内有繁华的商业区，其他还有雍（今陕西凤翔）、栎阳（今陕西阎良）、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等。自秦朝新发展起来的城市有丽邑（今陕西临潼）、云阳（今陕西泾阳）、临邛（今四川邛崃）等，都有新兴商业市场。其他自战国以来就发达的城市的部分：关东地区被黄河分割成两部分，温（今河南温县）与轵（今河南济源）等城市，西接关中，北连蓟（今北京市）、邯郸（今河北邯郸）等燕赵地区。黄河以南的商业活动更盛，主要都会有陶（今山东定陶）、临淄（今山东临淄）与宛（今河南南阳）等。江淮地区的吴（今江苏苏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也都是地区性都会，与关东地区有密切的商业关系。岭南唯一的大都会为番禺（今广东广州），与海外贸易犀象、玳瑁、银铜之物等[57]。秦朝的驰道与江河水运把这些都市、集市连接起来，形成庞大的经济整体[45]。
秦始皇统一中国地区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等统一制度。其中与经济有关的为货币与度量衡。秦始皇废止战国时各国形制货币，改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两）为单位。以秦国旧行的方孔圆钱铜币为下币，文曰秦半两，重如其文，铭文用小篆。其改革详细如下：法定铜钱制定为较晚发行但较先进的方孔半两有廓圆钱。废除秦国较早发行的圆孔无廓圆钱、圆肩圆足有孔布钱。废除六国使用的布钱、刀钱、蚁鼻钱以及郢爰（金币）等货币。珠玉、龟贝、银锡等物不得视作货币而流通使用。货币的统一，减少货币流通时不必要的换算，提升方便性，对于商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58]。然而，由于铸造技术的局限，每枚钱的质量不会完全一样，所以要求使用钱币时不得挑选，不论重轻一律使用[59]。
前211年秦始皇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用商鞅时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为全国标准，用法律规定了度量衡器误差的允许限度。此外还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不过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制度实际上只行于旧秦，东方许多地区仍以百步为亩。统一货币、度量衡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45][60]。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沟通关中与其他地区以避免地方叛乱，兴建秦驰道与灵渠，行“车同轨”（统一车轨间距）。为了抵御北方胡族，完成了秦长城。为了避免六国遗民举兵叛乱，夷平城墩、长城。没收天下百姓武器，将其中铜制武器铸成十二金人，置于咸阳，又兴建阿房宫、兴乐宫等离宫与骊山秦始皇陵，包括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但据目前的考古证据显示，阿房宫并没有建成，因此被烧毁亦无从谈起。此外，为了安定六国遗民，秦始皇五度出巡关东，并且封禅与刻石[61]。
交通建设有秦驰道、秦直道、秦栈道、五尺道与岭南新道，以及沟通中原与岭南的灵渠。秦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展开来，为沟通关中与关东、江南各地区。当六国遗民举兵叛乱时，秦军可以迅速前往平定[50]。驰道在平坦之处，道宽五十步，隔三丈栽一棵树，道两旁用金属锥夯筑厚实。灵渠打通长江的湘江与珠江的漓江，沟通中原与岭南之地。当百越遗民叛乱时，秦军可以经灵渠、漓江、珠江直抵岭南重镇番禺（今广东广州）平乱[61]。
- 秦驰道有如下数条：
- 秦直道：为沟通关中与九原地区，由咸阳西北的云阳（今陕西淳化）的秦林光宫（即汉甘泉宫）为起点，循子午岭、榆林定边县，再东北渡鄂尔多斯草原、于今呼和浩特昭君墓渡黄河而达九原。秦直道可代替较迂回的上郡道，当匈奴侵犯九原地区时，秦军可立即自关中北上支援。
- 秦栈道：为关中越秦岭与巴蜀地区沟通。
- 五尺道：为蜀地通西南夷地区的通道。
- 岭南新道：沟通荆楚与岭南地区，为秦攻百越之战期间所修道路。主要有四条道路[注 11]，接武关道，越南岭后可达番禺、桂林与象郡。
关于国防建设，秦朝于前214年北伐击败匈奴后占据河套。为了保卫建九原以抵御北方胡族如匈奴、东胡等，秦始皇将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起来，并兴建九原长城，形成秦长城。秦长城从甘肃临洮到辽东，大致分为西段和北段[注 12]。为了避免六国遗民举兵叛乱，秦始皇将六国遗留城墩、长城悉数破坏、夷平[63]。没收天下百姓武器，将其中铜制武器铸成十二金人，置于咸阳[61]。
秦朝是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的时代，以较急促的方式完成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与东方六国的政治风格大不相同。在思想文化谋求统一，通过强制性的专制手段推行政策。例如焚书坑儒就是企图摒弃东方传统，以秦文化为主体实行强制性的文化统一，导致诸子百家之学出现历史的断层。另外一个特征则是“以吏为师”，由官吏来承担思想文化的传递与教学，废除先秦时期就十分活燿的“私学”。这表现出秦廷重“法”轻“学”的文化导向[64]。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持续采用自商鞅以来行之有效的法家学说来治理国家，并且采用邹衍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以维护朝廷的统治。李斯为当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荀子的学生，继承商鞅的思想传统，推行法治，受秦始皇重用，先后任长史、廷尉与丞相。此时秦始皇与李斯所采用的政治学说，为韩非提倡的“法、术、势”（以法律为根本、以愚民为手段、法术势相结合）三合一的君主专制，以及以郡县制为其基础的中央集权制。首先加强皇权与尊君的措施，秦始皇改“王”而自称“皇帝”，规定皇帝之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皇帝自称“朕”。以臣下不能议论皇帝为由，废除谥号，而以始皇帝、二世、乃至万世等。皇帝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此外为了长久统治人民，采纳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用五行解释朝代更替之因，以归之于天意，认为每一种德兴起时，天下会出现祥瑞。秦始皇统一后，齐人把这个学说上奏，认为“秦以周为火德，能灭火者，水也”，所以秦朝为水德。因此秦始皇推行相关制定：冬天属于水德，所以规定十月为岁首。水德尚黑，以黑为正色，衣服旗帜皆改用黑色。水德与“五数”中的“六”相应，所以各种器具都用六来计数。按阴阳家所说“水主阴，阴刑杀”，结合法家思想，演变成重严刑峻法，不讲“仁恩和义”[8]。
对控制人民思想方面，秦始皇借由“五德始终说”，塑造自己神化，为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他的政制措施为天意，不可违抗，使得人民服从他的统治。其次，不崇古，废除封国制，建立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就如李斯所说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还有，禁止“私学”，加强思想控制。到秦始皇后期，因为焚书坑儒事件，更是排斥儒家、道家，独遵法家。焚书事件源自前213年，太子师博士齐人淳于越提出恢愎周朝的封国制。秦始皇召集延议来商量，丞相李斯反对，并且认为各人用自己的意见批评政府的法令，既影响政府的威信，又容易造成宗派。为了禁天下百姓“以古非今者”，秦始皇下令各郡、县立即查禁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30天内全部焚烧，只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即可。由咸阳博士官的藏书保留诸子百家之书，以严格控制思想。坑儒事件为秦始皇向方士卢生等人求仙受骗，又有方士儒生议论朝政。秦始皇大怒，下令搜捕咸阳城内的方士儒生，后来的审问过程中，方士儒生互相告发，共有460余人受到株连，秦始皇下令将这些人全部坑杀。此即“坑儒”。这个作法是源自商鞅、韩非主张的人民不需要任何教育，详知国家法令即可；不需要先王的教诲，人民以官吏为师即可；不应该私斗为强悍，以斩杀敌人为勇敢[65]。焚书坑儒对当时中华文化的一次严重破坏，春秋战国的百家言论被官方严格控制，而天下百姓也被控制成愚民。由于秦朝重赋税、严苛法、滥用民力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程度，最后导致秦朝的早亡[8]。
秦代文学并不发达，这是受到独尊法家与思想箝制（即焚书坑儒）的关系，对文学发展并不重视，再加上秦朝国祚不长，使得文学发展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就[66]。在秦国统一天下前，较重要的著作有《吕氏春秋》，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后世又称“吕览”，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率领其门下门客所著成的著作。其内容涉及甚广，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兼收儒、名、法、墨、农和阴阳各先秦诸子百家言论，被《汉书·文艺志》列为杂家。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和遗闻佚事，在《荡兵》、《顺说》、《察今》等篇。《吕氏春秋》以寓言故事表提其含意，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是中国古代类书的起源[66][67]。
秦代文学的主要作家是楚人李斯，为荀子的学生，后入秦国投靠吕不韦，是建立秦朝政治体制与地方制度的重要人物之一。吕不韦因嫪毐事变被废后，秦王政（即秦始皇）听从宗室大臣建议驱除外国客卿，而李斯作《谏逐客书》反驳此意见。文中叙述秦国自秦穆公以来，用人惟材，不限于本土人才，这才获得东方六国之士投靠，使秦国比六国强盛。并且以秦始皇获得的天下宝物[注 13][68]。皆非秦国出土为譬喻，希望秦始皇能继续使用客卿。文章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辞说的习气。而文辞修饰整齐，音节和谐流畅，与汉初散文和汉代辞赋也颇接近[66]。
秦始皇东巡时时常刻石，以歌颂秦皇功德。如泰山、琅牙、之罘、会稽等处的刻石文，大都也出于李斯之手。例如《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和《会稽刻石》等。内容为四言韵文，以三句为一韵。这是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66]。民间歌谣方面，根据《汉书·贾捐之传》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的话，显示秦代劳役繁重的情况。类似这样的民谣当时一定不少，可惜没有流传下来[66]。
秦朝文字采用小篆与隶书，主要用途是记录历史事件、律法、生产工艺。战国时期各国使用文字有异，秦始皇统一后即要求“书同文”，并且命秦丞相李斯执行这项工作。李斯简化秦国原本使用的西周大篆而建立小篆，并且推行到全国各地，所以小篆又被称为“秦篆”。为了推广全国，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用小篆来编写识字课本，比较著名的是《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成为了儿童的启蒙教材。而秦人程邈因得罪秦始皇进入牢狱。他整理民间各字体，简化小篆书写方式，改良为隶书。最后被秦始皇赏识，被任命为御史。“隶”字有“附属”的含意，可能意旨其为篆字之衍生。汉字从小篆到隶书的演变过程称为隶变，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后来被汉朝采用，而成汉隶[69]。
秦朝国祚较短又偏重法制，没有建立缜密、系统化的宗教。主要以上帝崇拜和祭祖先为主，民间尚存在上古鬼神之说、巫术、占卜与占星，以及起于先秦的神仙方术。其中后者深受秦始皇所崇拜[9]。
上帝崇拜源自商朝，秦国于东周时居于歧西，秦国君王按五行崇拜上帝之一的白帝，又因秦族源自东方而崇拜少昊。嬴秦从祀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秦人都有白、青、黄、炎四天帝之祭（嬴秦崇黑，尚为北帝嗣[70]；故无祭北方黑帝），其中因地理关系特别重视西方白帝[71]。秦朝皇帝每年都会去祭天，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秦室以崇拜上帝为主，而秦人除了上帝还以陈宝为贵[72]。陈宝为宝鸡地区之神（即陈宝祠），为秦地所特有。至于雍地诸祠，有日、月、星、辰、南斗北斗、荧惑（即火星）、太白（即金星）、岁星（即木星）、土星（即金星）、辰星（即水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而杜伯是西周右将军，在雍地也有祠（即右将军庙），被秦人视为最灵验者。以上诸天神、人鬼与地只为古代传统信仰，为上古鬼神之说[9]。祭祖先也是主要信仰之一，表现对宗庙的重示。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不谢鬼神，而言有赖先祖诸王的庇护。秦先王庙或在雍地、或在咸阳。秦二世时立史皇庙，尊为祖庙，并按古庙制立七庙[9]。
秦始皇是靠武力并吞六国，他本身迷信个人威势，对鬼神之说不是很热切，所以在他的诸多讼德碑文中只强调皇帝本身的权威与武功。但为了以神权巩固政权，以其秦朝传统宗教信仰，他仍然依循传通祭祀上帝，并且实现当初春秋齐桓公想要做的封禅之举。秦始皇于泰山封禅，招集齐鲁儒生博士讨论封禅礼仪。但当初齐桓公的封禅礼仪未定，最后以故秦祭上帝之礼行封禅。他在泰山还有封藏，且密不示人，这个作法被汉朝汉武帝所效法。秦始皇认为自己上应天命，大地诸神必须尊崇自己。如南巡湘江时因舟船浮动而迁怒湘神，下令伐尽湘山树木，火烧湘山祠。此外，秦始皇将五德始终说引入官方宗教，用以论证秦代周而立的合法性[9]。
神仙传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出荆楚文化，一出齐鲁文化。楚人好幻想，如《庄子》、《楚辞》都有提到神仙的美妙形象，也就是长生不老、逍遥自在与神通广大。而燕齐滨临大海，海天明灭变幻，海岛迷茫隐约，都引发当地人的联想遐思。所以有渤海有蓬莱、方丈与瀛洲三神山的传说，山上有仙人和不死之药。实现个体永生的神仙信仰吸引了贵族与君王，也产生不少方士如徐福、韩终、侯生、卢生、石生等。秦始皇为求不死之药，最后亲自东巡黄海、渤海，到成山头、登芝罘、游碣石、至钱塘、上会稽。徐福谎称受大海怪兽所隔，难出航寻不死之药，秦始皇就亲自芝罘出海射杀鲸鱼。卢生称寻仙药不遇，因为恶鬼所害，建议人主应微行以避恶鬼，所居宫殿不应让人知道，然后真人可至，不死之药可得。秦始皇因此隐密其行，自称真人。后来侯生等人不满秦皇专横而逃逸，秦始皇也因为他们的诽谤之言而坑儒报复。最后，神仙方术并未成为官方宗教，但大批方士的出现与活动，带动方术仙道的发展，以及航海与文学的发展[9]。
秦朝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土木混合结构高台建筑的传统，可确认为秦代的建筑遗迹与雕塑实物十分有限，大型的高台宫室建筑遗址以陕西咸阳的咸阳宫遗址和辽宁绥中的姜女石遗址为代表。但最为人知，尤其能够表现秦朝建筑与雕塑群气势与魅力的实例为临潼的骊山秦始皇陵与秦始皇兵马俑[12]。当时修筑秦始皇陵的有七十余万人，前后延续三十余年。根据《史记》记载，司马迁认为秦始皇陵应是“凿穿了三层地下水，灌注铜水来填补缝隙，又修造宫殿，设置百官位置，放置奇珍异宝。用水银做成百川江河大海，用机械来模拟江河的流动，顶壁装有天文图象，下面置有地理图形，用娃娃鱼的油脂做成长明灯。陵墓中还有许多机关。”。根据勘查，确实在秦始皇陵陵区周围发现汞含量异常，学者认为如果地宫打开过，汞会很快挥发。因此初步证实了陵内含大量水银的说法[注 14][12]。
而秦始皇兵马俑为形似战阵之陶马与陶制士兵，所有马匹及士兵之大小长矮，皆与实物相同。士兵之高度均在175公分至185公分之间，可推测古代中国人的身材可能甚为高大。陶制之马匹系每四只一组，马身颇为高大肥短，与汉唐时所见之战马有类似之处。初期发掘出土之兵俑约有六千之数，其后亦相继发现铜制品及武器。士兵陶俑之手足均为实心，而头、身及臂部则为空心，部分且涂有彩色。尤值一提者为所有陶马及士兵均非模型所制，且表情不同、神态生动，可见秦代塑匠已有颇高之造诣，以及筑墓耗工之巨。兵马俑是秦军的精确复制。由于兵俑完美的再现了秦军的风范，军事学者可以通过兵俑增加对“强秦”的了解。由于陶俑的原形来源于真实的秦军将士，所以有研究者尝试通过他们的容貌了解秦代的风土人情[12]。
在湖北省发现之秦代坟墓内，保存完整者有毛笔两支、竹简一千一百片，并有漆盘一个。每片竹简有上、中、下三孔，以供串连之用，其内容有关法律，字体为隶书。据此判断，该墓的主人应为秦朝官吏，生前或与法律工作有关。尤以漆盘上之凤凰与鱼，与仰韶文化陶盘上之鱼形装饰，以及汉代凤凰之流行，均有密切之关连。此一漆盘之出土，显示汉代漆器风格仍袭秦代，凤凰之流行亦早见于秦代[12]。
秦代篆刻发展也比先秦时期更趋加成熟，具有典雅而灵动、平整而率意的艺术效果，至今仍受许多篆刻家模仿。另外有名的是“刻石”，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东颧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种。这些立石有政治意义，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74]。
| 各地势力 | 统治区域 | 统治时间 | 君主 | 备注 |
| 燕齐故地 | ||||
| 燕国 | 河北辽宁（古幽州） 蓟（今北京） |
前209年—前202年 | 韩广→臧荼 | |
| 辽东国 | 辽宁（古辽东郡） 无终（今天津蓟县） |
前206年—前206年 | 韩广 | |
| 齐国 | 山东，一度山东中部 临淄（今山东临淄） |
前209年—前203年 | 田儋→田假→田巿→田都→田荣→田假→田广→田横 | |
| 济北国 | 山东西部 博阳（今山东泰安） |
前206年—前206年 | 田安 | |
| 胶东国 | 山东东部 即墨（今山东平度） |
前206年—前206年 | 田巿 | |
| 三晋故地 | ||||
| 赵国/常山国/赵国 | 山西河北（古赵地） 信都（今河北冀州）、襄国（今河北刑台） |
前208年（赵国）—前206年（常山国）—前206年（赵国）—前204年 | 武臣→赵歇→张耳→赵歇 | |
| 代国 | 山西（古代郡） 代（今河北蔚县） |
前206年—前204年 | 赵歇→陈余 | |
| 魏国/西魏国 | 山西（古河东郡） 平阳（今山西临汾） |
前208年（魏国）—前206年（西魏国）—前205年 | 魏咎→魏豹 | |
| 殷国 | 河南（古河内郡） 朝歌（今河南淇县） |
前206年—前205年 | 司马卬 | |
| 韩国 | 河南（古三川郡） 阳翟（今河南禹州） |
前208年—前205年 | 韩成→郑昌 | |
| 河南国 | 河南（古河南郡） 洛阳（今河南洛阳） |
前206年—前205年 | 申阳 | |
| 楚故地 | ||||
| 张楚国 | 豫东、淮北 陈县（今河南淮阳） |
前209年—前208年 | 陈胜 | |
| 楚帝国 | 豫东、两淮、江南、福建、江西、两湖。 盱台（今江苏盱眙）、郴（湖南郴县） |
前208年—前206年 | 襄彊→景驹→熊心 | |
| 西楚国 | 豫西、淮北、江南与福建 彭城（今江苏徐州） |
前206年—前202年 | 项羽 | |
| 衡山国 | 湖南、鄂东 邾县（今湖北黄冈） |
前206年—前202年 | 吴芮 | |
| 九江国 | 淮南、江西 六县（今安徽六安） |
前206年—前204年 | 英布 | |
| 临江国 | 湖北（古南郡） 江陵（今湖北荆州） |
前206年—前204年 | 共敖→共尉 | |
| 秦故地 | ||||
| 汉国 | 巴蜀、汉中 南郑（今陕西汉中） |
前206年—前202年 | 刘邦 | |
| 雍国 | 关中西部 废丘（今陕西兴平） |
前206年—前205年 | 章邯 | |
| 翟国 | 关中东部 高奴（今陕西延安） |
前206年—前206年 | 董翳 | |
| 塞国 | 陕北（古上郡） 栎阳（今陕西阎良） |
前206年—前206年 | 司马欣 | |
| 百越故地 | ||||
| 闽越国 | 福建 东冶（今福建福州）、闽越王城（今福建武夷山） |
前202年—前110年 | ||
| 瓯雒国 | 越南北部 古螺（今越南河内） |
前316年/前257年—前207年 | ||
| 南越国 | 两广、越南北部 番禺（今广东广州） |
前203年—前111年 | ||
| 东瓯国 | 浙江南部 首都未知 |
前203年—前111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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