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

南北朝
时期	北朝
开始	439年北魏灭北凉
结束	581年杨坚篡北周
时期	南朝
开始	420年刘裕篡东晋
结束	589年隋灭陈之战
	440年南北朝前期疆域图：; 淡蓝色为北魏; 红色为南宋
	560年南北朝后期疆域图：; 淡蓝色为北周，蓝色为北齐; 粉红色为西梁，红色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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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 注	旧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古国时代; （三皇五帝）	铜石并用时代;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辽河文明、珠江文明）
	夏; 前21世纪—前17世纪
	商; 前17世纪—前11世纪
周; 前11世纪; ︱; 前256年	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
东周; 前770年—前256年	春秋前770年—前5世纪
	战国前5世纪—前221年
	秦; 前221年—前207年
汉; 前202年; ︱; 220年	西楚前206年—前202年; 西汉前202年—9年
	新 9年—23年
	更始政权 23年—25年; 东汉 25年—220年
晋; 266年—420年	西晋 266年—316年
东晋; 317年—420年	五胡十六国; 304年—439年
	齐 479年—502年
	隋 581年—619年
	唐 618年—907年; 武周 690年—705年
	后唐; 923年—937年
	后晋; 936年—947年
	后汉; 947年—951年
	后周; 951年—960年
南宋; 1127年—1279年	金; 1115年—1234年
	蒙古帝国 1206年—1368年; 元 1260年/1271年—1368年; 北元 1368年—1388年
	明 1368年—1644年; 南明 1644年—1662年
	后金 1616年—1636年; 清 1636年/1644年—1912年
	中华民国; 大陆时期 1912年—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至今	中华民国; 台湾时期 1949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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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420年—589年）^[1]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由420年刘宋代晋起^{[注 3]}至589年隋灭陈^{[注 4]}为止，上承两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因为南北长时间对立，所以称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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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420年—589年）包含宋、齐、梁、陈等四朝^{[注 5]}；

北朝（439年^{[注 3]}—581年^{[注 4]}）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五朝。

由于军权转移，南朝皇族主要出身于寒门或庶族^[2]。初期经济逐渐恢复，但由于战略错误与北朝军力强盛，使得疆界逐次南移。皇帝与宗室为了皇位时常血腥斗争。南梁在梁武帝在位期间国力改善，使国力再度强盛，晚年国家糜烂，侯景之乱使南朝实力大减，并四分五裂，独霸政局的侨姓世族完全崩溃。虽由南陈的陈文帝统一南朝，但国力大跌，包括现在四川在内的西部大片原属南梁领土被西魏占领，淮南被北齐占领，南梁的残余势力西梁、东梁也分别依附西魏和北齐，南陈只能依长江抵御北朝。北朝承继五胡十六国，为胡汉融合的新兴朝代。北魏皇室为鲜卑族，汉族门阀受五胡文化影响，鲜卑皇室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彼此通婚。北魏被北方的柔然牵制，直到较友好的突厥并吞柔然后才全力对付南朝。后期在六镇之乱之后造成实力大衰。北魏分裂成东魏及西魏后，不久分别被北齐及北周取代。北周主要由六镇集团组成^[3]，初期军力强盛。最后借由宇文泰开创的北周关陇集团，吞并政治日趋腐败的北齐。此时统一中国的天平已朝向北周倾斜，周武帝去世后，汉人杨坚掌握朝廷，通过授禅北周静帝建立隋朝，经营八年之后，发兵灭南陈统一中国。

北朝战争不断、各阶级对立严重，而南朝经济持续成长、局势比较稳定，出现元嘉之治与永明之治等治世与北方呈现对比。

中原人口自黄巾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就开始南移，为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与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的繁荣，使得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4]。在文化方面，乱世为思想自由提供沃土肥壤，提出务实求治和无君论等观点，在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开创出独到的见解与理论。玄学、佛教与道教都很兴盛。其中佛教带动石窟的发展，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名扬后世。对外交流也很兴旺，东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西到西域、中亚、西亚（埃兰沙赫尔），南到东南亚与印度。

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世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奴隶^[5]。世族拥有大量不需付税的依附人从事生产与作战，影响朝廷的税收。虽然南朝皇帝仍然需要主流世族的拥护，不过也扶持寒门以平衡政治势力，并且在南梁时出现了科举制度的萌芽^[6]。南朝世族因为长期安逸而逐渐衰退，在侯景之乱后彻底崩溃。北朝胡人缺乏中原政治的经验，所以重用汉人世族，引起双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混合，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最盛。混合的过程产生激烈的思想冲突、政治斗争或种族冲突，例如六镇之乱、北齐的排汉运动^[7]^[8]。而北周建立关中本位政策，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9]。

南朝时期从420年东晋权臣刘裕篡东晋开始，至589年隋灭陈为止。南朝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些国家皆建都于建康，只有南梁曾迁都^{[注 2]}。这四朝与之前同样建都于建康^{[注 6]}的孙吴和东晋合称“六朝”。

元嘉刘宋

宋武帝刘裕原为东晋北府军的将领，在桓玄之乱后掌握朝廷。他为了获得声望来篡晋，发动了两次北伐，收复了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关中后被夏国占领）。之后刘裕杀晋安帝，改立晋恭帝，并在两年后（420年）如同魏晋旧事篡位，建国刘宋，东晋亡。南方进入“南北朝时期”。440年，北魏统一北方后，方与刘宋形成南北对峙。宋武帝出身于军旅，为人刚毅俭朴，称帝后仍力行节俭，一时政风甚佳。但是他似乎不重视皇室教育，以至于所托非人，酿成巨变^[10]。他察觉当时世族权势盛重，君主威权移坠，所以在朝政上重用寒族掌握机要，军权重镇则托付给宗室皇族。宗室掌握军权及政区，因而心生篡位之意，所以皇帝与宗室之间发生多次骨肉相残的惨剧。

宋武帝去世后，宋少帝继立，因为嬉戏失德，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及谢晦所杀，改立宜都王刘义隆，是为宋文帝。他后来与北府名将檀道济铲除把持国政的徐羡之等人，至此政局稳定。宋文帝提倡节俭并澄清吏治，开创了“元嘉之治”。430年起，宋文帝屡次北伐，由于军力不足，再加上文帝的错误指挥，以致“兵荒财单”，国力大减。名将檀道济因军功被宋文帝猜忌而被铲除，又使刘宋失去能与北魏抗衡的大将。当北魏发生盖吴起事时，刘宋没能及时北伐。到445年时，北魏趁劲敌柔然暂衰时开始发动多次南征，双方军队于淮水一线来回拉锯，450年时，六十万魏军的主力一度逼近长江。刘宋在452年后无力再举^[10]。

453年，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所杀，三子刘骏趁几率军夺位，即宋孝武帝。《宋书》说他为人骄淫奢侈，奸淫堂姐妹，发生两起宗室战事，最后还屠广陵城，诛杀男丁三千口，女眷小孩全没为奴婢。当时传到北魏的民谣说：“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其子前废帝继立后又大杀宗室，后被刺杀，叔父湘东王刘彧登位，是为宋明帝；前废帝的弟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也在江州称帝，并得到几乎全国响应，但被明帝镇压。然而明帝因得位不正，所以更是大杀宗室，杀尽孝武帝的子孙，也几乎杀尽了自己的兄弟。其子宋后废帝继立后政局动荡，履有叛变如其叔父桂阳王刘休范、堂兄建平王刘景素，将军萧道成在平叛战争中渐渐掌握军权。477年后废帝被萧道成弑杀后，萧道成拥立宋顺帝，独揽朝政。在消灭政敌袁粲与沈攸之后，亦翦除刘宋宗室诸侯王，最终于479年篡位，建国南齐，史称齐高帝，刘宋亡^[11]。

永明南齐

齐高帝属于兰陵萧氏的次等世族，原本地位不高，所以称帝后曾说自己原来是“布衣素族”（素族指非皇族的高门）。他的政风也如同宋初，为政节俭，在位四年即去世，由太子赜继立，即齐武帝。齐武帝为政清明，与北魏无战事，安民保境，史称“永明之治”，但推行的检籍政策却造成一次不小的叛乱（唐寓之暴乱）。当时皇帝利用典签官^[12]作为耳目，来监察诸州政事及宗室诸王，导致诸王如同囚徒，武帝子巴东王萧子响更被迫作乱而败死。

齐武帝去世后，由皇太孙萧昭业继立，由萧子良与萧鸾辅政。然而齐帝萧昭业奢侈荒戏，不但国政由辅政大臣萧鸾掌握，连父、祖留给他的亲信护卫萧谌、萧坦之等人，都主动投靠萧鸾。萧鸾有意篡位，杀萧昭业后改立其弟萧昭文，不久废帝自立，是为齐明帝。齐明帝继位后，利用典签官大杀宗室诸王，高帝、武帝和萧昭业的父亲追尊文帝萧长懋的诸子都被杀尽^[11]。萧鸾晚年病重，相当尊重道教与厌胜之术，将所有的服装都改为红色；而且萧鸾还特地下诏向官府征求银鱼以为药剂。因高帝旧将王敬则以拥戴高帝孙萧子恪为由起兵，他曾想杀掉高、武二帝在世的孙子六十余人，但在王敬则败亡后作罢。498年萧鸾病故，葬于兴安陵。

齐明帝去世后由太子萧宝卷继立。他狠辣刚暴，杀害顾命大臣，激起各地方镇叛乱。乱事平定后，他又杀平乱有功的尚书令萧懿。501年萧懿之弟雍州刺史萧衍宣布举兵，在江陵立萧宝卷弟南康王萧宝融为帝，是为齐和帝，废萧宝卷为庶人，再封涪陵王。萧衍围攻建康后，将军王珍国杀萧宝卷迎萧衍入京。次年，萧衍在萧宝融回京前篡位，建国南梁，史称梁武帝，南齐亡^[13]。萧宝融的哥哥建安王萧宝夤投靠北魏。

梁武与侯景之乱

梁武帝为兰陵萧氏的旁支，为人节俭，勤政爱民。使得梁朝前期开创出天监之治，国力胜过逐渐混乱的北魏。鉴于宋齐宗室的屠杀，梁武帝对其宗室十分宽容，即使犯罪也不追究^[14]。他学问渊博，提倡学术发展，使得南梁教育发达，南朝的文化发展至极致。然而在梁武帝后期，他喜听人奉承，又迷信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由于僧侣道士不用赋税，以致近一半的户口记名其下，国家财政蒙受重大损失。当时的宗室及官员贪财奢侈，沉陷在纸醉金迷中而不可自拔^[15]。

梁武帝初期，北魏在汉化运动后矛盾丛生，国力渐渐输给南梁。至503年始，北魏与南梁会战于淮南地区，最后昌义之、曹景宗、韦叡在锺离之战大败魏军。梁武帝至此积极北伐，但范围不出淮南地区。516年的寿阳之战虽然击溃魏军，但因为损失过大而暂停北伐，十年后才夺下寿阳。此外梁武帝喜用降将，以期不劳而获。北魏发生六镇之乱时，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北魏北海王元颢北返继位。陈庆之虽能以七千骑兵攻至洛阳，但因孤军无援，最后失败。东西魏时期，东魏将侯景受东魏及西魏逼迫投奔南梁，梁武帝任用他北伐东魏。但在梁军战败后，梁武帝意图送还侯景以求和。他得知后举兵叛变，南攻建康，史称侯景之乱^[16]。梁临贺王萧正德引他渡江，使侯景攻入建康，梁武帝退至台城，侯景立萧正德为帝。之后各地虽有勤王之师，但皆观望。侯景闻知勤王师后因缺粮一度和谈，但得到粮食后即叛约并攻陷台城。建康沦陷后他屠杀江南世族及平民，给南朝带来毁灭性打击^[17]。侯景废杀萧正德，梁武帝最后饿死，侯景立皇太子萧纲为梁简文帝，又迫其禅位给故太子孙萧栋，又杀简文帝，最后篡位建国汉。

然而侯景势力仅在江东、江汉平原，梁州和益州一带依旧由梁室掌控，只是各军互相牵制，坐视不理，甚至互相残杀，有的求救于北齐和西魏。最后由广州刺史部的番禺郡太守陈霸先与湘东王萧绎派遣的王僧辩联合攻灭侯景。湘东王萧绎也于江陵继位，为梁元帝，他拒绝还都建康，并派手下杀死萧栋兄弟。据守益州的武陵王萧纪已称帝，这时发兵攻击江陵。梁元帝向西魏求救，西魏攻灭萧纪后也占领益州，萧纪亦被元帝败杀。次年，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子岳阳王萧詧引西魏军趁机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杀^[18]，西魏立他为傀儡，史称西梁或后梁。梁元帝被杀后，陈霸先与王僧辩立晋安王萧方智为梁王，准备拥立为帝。而后北齐迎武帝兄子贞阳侯萧渊明南下，梁军被击败，王僧辩屈事而迎立萧渊明为梁帝。陈霸先反对而率军杀王僧辩，复立萧方智为梁敬帝。他先对北齐称臣，之后陆续击溃北齐南侵及王僧辩余党，专政梁廷。最后于557年篡位，建国号陈，史称南陈，为陈武帝，南梁亡。但西梁继续存在直至587年被隋朝取消，梁将王琳也据长江中上游地区拥立元帝孙萧庄抵抗南陈直至573年。

南朝的衰亡

陈武帝是吴兴人，为南方吴人。当时侨姓世族及吴姓世族皆因侯景之乱而严重受创，许多地方势力亦纷纷割据。由于陈武帝无法尽数平定所以采取安抚的方式。武帝死后其侄陈蒨继位，即陈文帝。盘据两湖的王琳率先发难，联合北齐、北周大军东征建康。陈文帝先是击溃王琳北齐联军，继而封锁巴丘阻止北周顺江东进。至此国势方定。陈文帝在位时期，励精图治，复苏江南经济，使南陈国势恢复^[19]。

文帝去世后由太子伯宗继位，即陈废帝。不久，其叔安成王顼废帝自立，即陈宣帝。当时北周意图灭北齐，于是邀南陈共伐北齐。陈宣帝为了想要收复淮南而同意，于573年派吴明彻北伐，两年后收复淮南。当时北齐衰落，陈宣帝本能趁机攻灭，但他只想固守两淮一带。北周趁机攻灭北齐后，在577年南征夺两淮，陈军惨败，南陈岌岌可危。然而北周武帝突然去世，权臣杨坚准备篡位，北周遂无意继续南征，南陈还得到反抗杨坚的势力郢州刺史司马消难等的联合与投靠。陈宣帝在杨坚建立隋朝后去世，太子叔宝继位，即陈后主。他不理朝政，荒淫奢侈，致国政混乱而腐败。隋文帝采纳高颎的策略，在南方收成季节火烧南方的田地，这使得南陈的国力衰退。588年隋文帝任杨广为主将，发动隋灭陈之战。陈叔宝恃长江天险，照常歌舞^[20]。隔年，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与爱妃张丽华、孔贵人避入井中后被俘，南陈遂亡。

北朝时期自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华北起^{[注 3]}至581年杨坚代周^{[注 4]}为止。经历北魏、东魏西魏对峙、北齐北周对峙三个时期，并包括隋立国至灭陈时期。北魏、东魏、西魏及北周由鲜卑族建立，北齐则由胡化汉人所建。

北魏兴起与汉化运动

北魏于十六国时期由拓跋鲜卑所建，前身为代国。前秦于淝水之战崩溃后，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举兵复国，都盛乐，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在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及太武帝的经营下逐步壮大。拓跋珪与后燕交恶而发生多次战争，最后在张衮帮助下于参合陂之战击溃燕军。拓跋珪不久率军攻破后燕首都，迁都至平城，并在次年称帝，即道武帝。道武帝性情残忍，后为其子拓跋绍所杀。同年道武帝长子拓跋嗣平乱继位，即明元帝。他攻下南朝宋的河南地，但不久去世。其子拓跋焘继位，即太武帝。他励精图治，国力大盛，并屡次攻掠南朝宋。在解除北方柔然的威胁后展开统一华北战争。在439年攻灭北凉后结束“五胡十六国时期”，与南朝宋对峙。北方至此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然而，还有后仇池，至443年方亡于北魏。

北魏初期国家组织与经济的建立皆仰赖崔宏与崔浩父子。虽然军力鼎盛，但北有强敌柔然，以致不能全力南征。太武帝统一华北后又灭西域五大强国之一的鄯善，控制了西域。在450年又南征刘宋，直逼瓜步，并扬言渡江。之后掠夺五万户北返，至此北朝军力压倒南朝，但军力大损。信仰佛教的卢水胡人盖吴率各族百姓起事，太武帝平定此事后打击佛教，成为三武灭佛之一^[21]。太武帝于后期刑罚残酷，最后被宦官宗爱所杀，宗爱之乱至文成帝时方平定。

献文帝执政时，被其母冯太后毒杀。冯太后改立献文帝之子拓跋宏（即孝文帝），并把持朝政。冯太后猜忌多智且滥刑，但使国政平稳^[22]。孝文帝倾慕汉文化，认为鲜卑人应该要深入汉化。他为人英明好学，在亲政后扩建首都平城为汉城。基于洛阳较平城繁华，地理位置控制全国易发兵于江南，可摆脱保守派势力，于493年假借南征南朝齐名义，率众南迁洛阳^[23]。孝文帝在迁都后的三年间推动汉化运动，全用汉官官制、禁胡服胡语、推广教育、改姓氏（包括改拓拔氏为元氏）并同汉人世族通婚、禁止归葬及度量衡采汉制。汉化运动为南迁的鲜卑人提升文化素质，为北魏的政治与经济带来发展，但使得暮气重重的鲜卑贵族由尚武精神趋向奢侈及文弱^[24]。而后孝文帝在多次南征南朝齐后皆无功而返。至于留在北方六镇的鲜卑贵族由于不愿南迁，逐渐不受洛阳朝廷重视而失势，这使得北魏内部分裂成鲜卑化与汉化两大集团，成为日后六镇之乱的原因之一。494年太子元恂意图北返平城，孝文帝得知后废太子并赐死。保守派穆泰、陆叡于平城拥王兵变，被镇压后孝文帝还亲自北巡安抚。当孝文帝死后，北魏开始走入下坡。杨大眼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名将，军功显赫，守卫南疆对抗南朝齐、梁。

六镇之乱与北魏分裂

499年孝文帝去世后由宣武帝继任。他沉迷佛教，国政大乱，贵族竞相奢侈。孝明帝继任后，由胡太后执政。胡太后奢侈，私通清河王元怿并宠信元乂、刘腾。元刘二人因与清河王不合而叛变，并掌控朝政。刘腾去世后，到525年孝明帝与胡太后方平定乱党。但胡太后依旧如故，并与孝明帝不合。而后北方发生六镇之乱，北魏走向灭亡之路^[9]。

早在北魏初年，为了避免柔然入侵北都平城，于阴山黄河一带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及怀荒等六镇来拱卫首都。六镇将领由鲜卑贵族担任，将士多是鲜卑族或汉族的高门子弟。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可随时返京任职。但在迁都洛阳后，六镇地位下降。由于仍保有鲜卑原始习性，被汉化的贵族歧视为“代北寒人”，将领升迁备受压抑，心怀不满。最后北方贵族与屯兵于523年发生六镇之乱，秦陇、关东等地各族人民也陆续起事^[25]。此事历经三年方定，并形成许多军阀。其中以镇守晋阳的尔朱荣的势力最大，他曾攻灭关东势力最大的葛荣。

孝明帝意图联合尔朱荣对付胡太后，但被胡太后毒死。胡太后先后立孝明帝独女及堂侄元钊为帝。同年尔朱荣以替孝明帝报仇为由，率军攻占洛阳，掌控朝政，史称河阴之变。他在河阴将北魏幼主和胡太后沉入黄河溺毙，杀死大臣两千余人，改立孝庄帝，于晋阳遥控朝政^[26]。孝庄帝愤为傀儡，于530年在尔朱荣晋见时亲自杀掉。而后尔朱荣之子尔朱兆及从弟尔朱世隆拥长广王元晔为帝，攻下洛阳后杀孝庄帝，又改立节闵帝。同年军阀高欢于信都拥元朗为帝，并在532年攻下洛阳后，改立孝武帝，元晔、节闵帝、元朗皆被废杀^[27]。

孝武帝为高欢所制，有意联合关中镇将贺拔岳对付高欢。高欢先发制人，于534年杀贺拔岳。孝武帝则任宇文泰代之，并与高欢决裂，投奔宇文泰。高欢追之不及，改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即东魏孝静帝，迁都邺城。孝武帝西奔后不久被宇文泰所杀，改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定都长安。北魏于534年分裂成东魏及西魏后灭亡^[27]。

东西魏对峙

东魏及西魏表面上由拓跋氏后裔所继承，实际上分别由高欢及宇文泰控制。所以在十余年后分别篡夺，形成北周与北齐的对峙。基本上东西魏为沿山西陕西的边河黄河为界。由于东魏继承北魏的国力较多，所以不论在军力、经济或文化上均胜过西魏，但东魏在多次进攻后皆失利，双方的对峙至此已定^[27]。

高欢所控制的东魏，是由鲜卑化的六镇流民及河北世族所组成，高欢本身也是胡化汉人，使得在政治上较倚重鲜卑族。后来北齐皇帝也都有意保持鲜卑习俗，提倡说鲜卑语及武事^[7]。高欢用人惟才是用，朝中不少名臣都是其伙伴，这些皆为后来的北齐打下坚固基础。然而他战术不及宇文泰，三次战役屡败。536年高欢率窦泰等人西征西魏，于潼关战败，窦泰自杀。隔年高欢趁关中大饥时率军再度西征，于沙苑之役败给军力不多的宇文泰。至此分裂局势大定，战场也转向河东地区。546年高欢再率十万大军西征，于玉壁和西魏守将韦孝宽发生玉壁之战。最后高欢战败，死伤七万余人，隔年病死于晋阳^[28]。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继之。他整顿吏治，任用名将慕容绍宗将叛将侯景驱逐到南梁，但为人凶横暴烈，奸淫大臣妻子，后被家奴刺死。高洋继任后于550年废杀东魏帝，并屠杀东魏皇室，东魏亡。他建国北齐，史称北齐文宣帝。

宇文泰所控制的西魏，在八柱国等将领协助下，有效地抵抗东魏的多次进攻，巩固西魏局势。当时西魏在经济、文化与军事皆不如东魏与南朝梁，例如邙山之战败于东魏。他让苏绰等人推行“六条诏书”，建立关中本位政策使胡汉将领同心协力，设置府兵制以建立职业军人，维持尚武精神。这些皆使西魏国力强盛，也影响隋唐的政治制度与集团分布^[29]。宇文泰趁南朝梁于侯景之乱后诸王内斗之际，先后攻下蜀地及江陵，并立西梁为傀儡国（详见江陵之战）。西魏帝后由废帝、恭帝相继继立。556年宇文泰去世后，其侄宇文护专政。他于隔年废西魏恭帝，建国北周，立宇文泰子宇文觉为北周孝闵帝（生前仅称天王，帝号为追封），西魏亡。

北周与北齐对峙

北齐继承东魏疆域，于550年由齐文宣帝建国。齐文宣帝先后击败库莫奚、契丹、柔然、山胡（属匈奴族）等族。并攻下南朝梁的淮南地区。在经济方面，农业、盐铁业、瓷器业都相当发达。北齐大致上同北魏，持续推行均田制。这些使得北齐的国力在初期均胜过北周及南朝陈。然而齐文宣帝在位后期荒淫残暴，并为了维护鲜卑贵族利益，屠杀汉人世族。北齐对人民的压迫更重，使得北齐国势衰落。齐废帝继立后，由其叔高演辅政。但高演不久即篡位杀帝，是为齐孝昭帝。齐孝昭帝在位期间，国力渐渐复元，还亲征库莫奚。但于两年后去世，由其弟长广王湛继立，即齐武成帝。齐武成帝昏庸好色，北齐国力大衰，不久去世，由后主高纬继立。高纬同其父同样昏庸好色，还诛杀名将斛律光、高长恭，使国政更陷混乱。之后北齐被南朝陈攻下淮南，并在577年亡于北周。

北周继承西魏疆域，于556年由周孝闵帝立国，但朝政由堂兄宇文护掌握。孝闵帝意图联合赵贵、独孤信铲除宇文护。然而被其发现，赵及独孤二人被杀，周孝闵帝于隔年被先废后杀。宇文护改立宇文毓为帝，即周明帝，但于560年又毒死周明帝改立宇文邕，即周武帝。周武帝宇文邕采韬晦之计，在十二年后成功杀死宇文护，亲掌朝政。执政之后，周武帝宇文邕推动多方面的改革，使北周国力更盛^[30]。577年周武帝宇文邕发兵东征北齐，于隔年攻克邺城，北齐亡。周武帝宇文邕在统一华北后，获得李德林等关东世族的归附，国力更强。周武帝立即南征南朝陈，但于同年逝世。而后北周发生内乱，使得南朝陈得以维持下去。

隋朝建立与统一

杨坚为北周开国元勋杨忠之子，他的女儿为太子妃。578年周武帝去世后，由太子宇文赟继立，即周宣帝。他行事荒唐，迷信佛道二教，立五位皇后并夺人妻子。他杀宗室功臣宇文宪并大撤诸王就国。这些皆为杨坚的篡位铺好路。杨坚开始集结周廷文武诸臣，形成一股庞大的集团^[31]。周宣帝去世后，其子宇文阐继位，即周静帝，由外戚杨坚专政。尉迟迥、司马消难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起兵反杨。杨坚得李德林策划，以韦孝宽等人平定。581年杨坚篡位为帝，即隋文帝，建国隋，改元开皇，北周亡。587年隋文帝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588年隋文帝发动隋灭陈之战。以杨广为主将，同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名将发兵攻陈。隔年隋军攻陷南朝陈都城建康，南朝陈亡，中国地区再度统一。自永嘉之乱以来，中国分裂二百八十年之久，至此“南北朝时期”结束，进入“隋朝时期”。不久即开创隋唐盛世，将中国历史推向另一个高峰。

南朝政区承袭东晋，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而侨州郡县及双头州郡也因为土断而变成一般州郡。自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实施的州郡县三级制，到隋平南陈后改为州县二级制而结束。南朝的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只有丹阳郡因为是首都所在地而设尹。县设令、长。自刘宋以后，令多于长。与郡同级的有王国和公国，设内史和相。还有特为习称蛮民及僚族、俚族等少数民族设置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例如有南陈左郡、东宕渠僚郡等。当时州郡县有等级之分，大致上以距离首都远近为品级高低之分，诸州佐吏则按州的等级设置官员。扬、荆二州还有“二陕”之称呼^[32]。

南朝疆域方面，刘宋继承东晋疆域，基本上为二十二州上下。宋武帝时代是顶峰，但是不久河南地于永初三年（422年）之后逐渐被北魏并吞，后改以淮水为界。萧齐基本上同刘宋为为二十二州上下，可是相继失去雍州沔北及淮南豫州之地。萧梁时州郡设置和疆域变化很大，因北伐获得淮北之地，一度达河南地。又开拓闽、越、平俚洞，破牂柯。到539年共有大小不一的一百零七个州。侯景之乱后，北齐趁机占领江北淮南之地，西魏趁机占领汉中巴蜀。西魏又受萧詧之托，率军夺下萧梁江陵以北之地，建立附庸国西梁。南陈成立后疆域不多，至569年开始陆续收复淮南及部分淮北之地，并且一度夺下北齐长江以北之地（573年—577年）^[32]。到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时被北周宣帝占领淮南江北使得国土减少，仅剩长江以南至交广地区。

北朝政区承袭十六国，如同南朝一样为州郡县三级制。然而州辖区不大，州刺史可越郡级直接管理县，使得郡级逐渐虚级化，到583年隋朝正式定为州县两级制。北魏也设有侨州郡县和双头州郡（如南雍州），并将州郡县按人口数分等级。为了防范新附或异姓叛变，于406年将各级行政长官分立三位，其中州刺史方面须一位为宗室。北魏原设有负责地方军政的行台及管理数州军事的都督。到北齐定为行台制，北周则为总管制，都是负责数个州郡军事与行政的政区单位。北齐因为州辖区越分越细，于是设置行台兼管数州民政及军事^{[注 7]}。西魏则改称都督为总管，性质同北齐行台。北周时，总管一般兼任驻州刺史，并以所驻之州为名^{[注 8]}。北魏还特为鲜卑本族或其他民族（汉人除外）设置领民酋长来管理该族，地位只次于州刺史。又延续十六国政区，设有管理州境内其他民族的护军。其地位等同郡守，至457年废除。还有镇戍制，于重要的军事要地设镇。镇由镇将管理，下置戍，由戍主管理。其中又以巩固首都平城的六镇^{[注 9]}最重要，至孝文帝迁都后势微。六镇之乱后，北朝的镇戍专管军事，不再具政区性质。

北朝疆域方面，北魏自代北之地（今山西省北部）崛起，至439年统一华北而结束五胡乱华时期。其屡次入侵刘宋，占领山东、河南与淮北地。又取南齐淮南地及南梁汉中、剑阁一带。至此疆域北至漠南草原，西抵西域东部，东达辽西，南达江汉流域。在扩充领土期间，州郡多因时制宜，到487年开始整顿。到北魏孝明帝之后领土减少，州郡滥置^[33]。魏分东西后东魏有八十州，西魏有三十三州。北齐建立后，开始整顿政区规划，废除三州、一百五十三郡及五百八十九县。北齐江淮之地后被南陈占领。西魏屡次攻占南梁巴蜀之地与江汉之地。北周开国之初招徕南中（中国西南地区），置宁州（即南宁州）^[34]。北周武帝灭北齐，取南陈江淮之地，领土大大扩充。到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11月时出征南陈，开皇九年（589年）3月底统一南北。

南北朝时期的世族虽然权力极盛，但南朝世族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走向僵化的趋势，寒门开始兴起；而北朝世族受皇帝影响极大，使得权力并不稳定。

南朝皇帝主要是兴起于寒门或庶族，而世族的特权没有马上被动摇。南朝规定，世族的子弟二十岁登朝做官，寒门子弟三十岁才能试做小吏。这使得世族升迁极快，短时期内就可“坐致公卿”。寒门为了加入世族，除了改注籍状并学习中原官话，假装是名门远亲以外，就只能投靠名门高官（包括王族）作门生，运气好就可以被提拔作官，未来当到高官后就会自动提升门第，成为中低层的世族；或者更有效的办法，是投笔从戎，在战场杀敌立功，最后甚至有可能当到最高的三公，晋升为顶层的高门。南朝有不少三公即是出于军功，如王玄谟、张敬儿、王敬则、陈显达等，他们的子弟不但可与王、谢世族中地位较低的支系联姻，也可以靠着新兴的高门身份，去轻视、贬低门第较低者。

世族为了维护社会地位，并且盛行祖谱。例如贾弼之祖孙三代专精祖谱学，撰《十八州士族谱》，共七百多卷。刘宋刘湛、南齐王俭、南梁王僧孺也都有祖谱学专著。祖谱学是吏部选官的重要依据，是维护世族政治的工具^[35]。世族同寒门保持着严格的界限，不同寒门通婚共坐，然而在南朝中后期也逐渐崩解^[36]。南朝世族既不会带兵打仗，又不能有效管理政事，完全成为寄生于社会的废物，在南梁侯景之乱后全面崩盘，一蹶不起。寒门主要指无特权的地主和商人，他们不甘心受到排挤，通过考试等各种途径登上政治舞台，在梁武帝时期萌芽出科举制度^[35]。南朝的开国皇帝，就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起来的寒门。

由于北朝胡族君主需要熟悉中国典章制度的人才，而且也为了笼络一些有势力的北方世族，于是与北方汉人世族合作治理国家。而北方世族为了延续下去也愿意配合^[37]，但是双方也会因为风俗习惯或政治观点不同而引发杀机。北魏孝文帝推动汉化运动后，将鲜卑贵族融入北方世族之中，明定汉和鲜卑世族的等级和地位分为膏粱、华腴、甲、乙、丙、丁六等，汉人世族的郡姓与汉化鲜卑世族的虏姓。并且进一步实行汉和鲜卑世族联姻，使得双方的隔阂逐渐减少。六镇民变后，洛阳鲜卑世族受损严重。其后北魏分裂成东西，并分别由北齐与北周继承。北齐君主并不是十分重用汉人世族，偏重于提倡鲜卑文化与武功；而北周采取关中本位政策，融合胡汉文化，重用苏绰、卢辩等世族。战胜北齐、南陈后，政治要津皆为关中胡汉世族所垄断，关东世族与江南世族都难以抗衡，影响日后隋唐的政治环境。

宋与北魏都出现了后来隋代的三省制度的雏形。北周时按周礼，设置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是隋唐六部制度的源头^[38]。但是在整个南北朝时期，三省六部制仍与三公九卿制共存，直至隋朝建立后才废止三公九卿制^[39]。门下省负责献计策和劝谏皇帝，参与机密之事，又成为大权掌握的机构。南朝皇帝为了避免被世族控制，所以让寒门担任皇帝身边的机要职务。例如通事舍人不仅替皇帝起草诏令，又掌管政令，成为天子身边的实权职务。另一个要职是典签。南朝君主鉴于东晋方镇势强，威胁中央，因此多以宗室子弟为州镇军政长官，这就是“拟周之分陕”^[40]。典签则负责控制州镇要事。典签每年数次回京向皇帝报告刺史好坏。齐武帝时典签权势达到极盛，诸王刺史都非常害怕典签，所以当时有“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的说法；之后篡位的齐明帝也利用典签之权，将宗王刺史大肆诛杀，但等到权力较为稳固之后，就抑制典签之权，典签因此失权，重新变回刺史的实质部下（但仍兼朝廷耳目）。

南北两朝彼此关系始终处于敌对状态，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多留类似绳索的发辫，因而南朝称北朝为“索虏”，而南方多河流湖泊，被河湖包围的陆地类似岛屿，所以北朝则称南朝为“岛夷”^[1]^[41]。双方时常发生战争，然而于战间期仍有开市以互相贸易。

当时常称南方的土著民族为“南蛮”。长江流域以板楯蛮、盘瓠蛮与廪君蛮实力最大^[42]，岭南以俚族为主。这些民族与汉人杂居，从事农业，受汉文化影响，用汉姓，在南朝后期逐渐融入汉族。板循蛮又称賨人，原居益州巴郡阆中一带，之后经渝水北迁汉中、关中。廪君蛮原在益州巴郡、荆州江陵一带，后来扩展到长江汉水与淮西一带。史书上提到的巴东蛮、宜都建平蛮都是指廪君蛮。盘瓠蛮又称“溪人”，发扬地在辰州^[43]，分布现在的湖南与江西一带。

俚族的范围在南岭、今贵州南部到海南岛、越南北部一带。有名的有萧梁的冼珍，她于侯景之乱、广州欧阳纥之乱时安定交广，保护当地俚汉人民，被尊为“圣母”^[44]。交州以南则是林邑国，林邑王范阳迈屡次近犯南朝的日南、九德等郡，林邑国到了南朝后期成功占领日南郡^[45]。南朝的交州曾数度发生割据抗命的事件。468年起李长仁与李叔献兄弟据交州抵制刘宋朝廷，齐高帝采用刘善明的建议^[46]，安抚李叔献为交州刺史。齐武帝时，叔献阻截外国贡献，武帝乘机派兵攻占交州。南梁时，505年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叛变，梁廷派李畟讨平，并斩当地反抗者阮宗孝。541年李贲起事，攻陷州城龙编，于544年建国万春。隔年梁廷遣杨瞟、陈霸先等率兵击败李贲军队。546年李贲退保屈獠洞时被杀，其部下赵光复仍据龙编，兄长李天宝据屈獠洞。李佛子继承后于571年攻灭赵光复。隋朝时隋廷派刘方南征，李佛子遂向隋朝请降^[47]。

中国西南的南中地区，自东汉晚期至东晋时的长期战争，中原朝廷无力兼顾，遂形成豪族爨氏割据一隅。宋齐梁时期，南中地区虽仍为属地，并置宁州刺史之职，然而大多遥领，未能至任，爨氏方为当地实际控制者^[48]。梁朝宁州刺史徐文盛曾在当地有所作为^[49]，但因爆发侯景之乱而离去。西魏乘机于553年攻取巴蜀地区，置益州刺史，其后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即令益州刺史尉迟迥兼理宁州军事，招徕南中地区，任爨瓒为宁州刺史^[50]，南中遂属北周^[51]。

柔然是曾隶属于拓跋鲜卑的别部，与拓拔部（北魏前身）关系较近，是漠南漠北第一强国。自北魏道武帝时期常攻打北魏，并且经略河西走廊，领有突厥、高车等从属国。东西魏时期，552年突厥首领土门可汗建立突厥汗国，两年后攻灭柔然。突厥并吞高车余众，与萨珊王朝合并在558年灭白匈奴，疆域扩张到东至布列亚河，北至贝加尔湖和外兴安岭，南抵中原与阿姆河，西达咸海。突厥汗国以今阿尔泰山为界，形成土门系的东突厥和室点密系的西突厥。时东北民族可分为两大语族，扶余国（豆莫娄）、库莫奚、契丹与室韦的扶余语族与分成七个部族的勿吉（靺鞨）语族^[44]。扶余国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盛产名马、赤玉、大珠，貂皮。社会盛行巫术，也会在战争时祭天占卜以预知吉凶。勿吉人则是“相与偶耕，土多栗、麦、穄，菜则有葵”，以打猎为业。扶余国于东汉初期时强盛，臣服勿吉等国，其国人与后来的高句丽、百济有关联。到北魏时期，北魏孝文帝延兴六年（475年）勿吉逐渐兴盛起来，不久勿吉、扶余国、高句丽等东北诸国遣使向北魏朝贡。北魏为了安定这个地区，开市于和龙、密云之间，与东北各国热烈的贸易与使臣交往。478年勿吉向北魏请求和百济南北夹攻高句丽，北魏就劝阻这场战争发生。北魏衰退后，493年勿吉灭亡扶余国，领土扩展到整个松辽平原，成为当时东北一支强大部落。

在朝鲜半岛有高句丽、百济与新罗等三国以及日本的倭国。高句丽为强国，威服百济与新罗，并吞扶余遗民，受南北各朝册封国王，550年后因为内部斗争而逐渐衰退。百济受到高句丽与新罗的排挤，所以努力维系萧梁、倭国等关系，在贸易与朝贡都有蓬勃的发展。新罗受到高句丽的威胁与百济结盟，于六世纪开始强盛并并吞倭国最后势力任那。倭国在晋末南朝时期由倭五王多次遣使到建康^{[注 10]}，要求获得南朝皇帝的册封。其中倭王武更向宋顺帝提到要进军朝鲜半岛^[52]。倭国借着南朝皇帝的封册，巩固在任那的势力。而南朝则是逐渐增加对倭王的册封，承认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统治^[53]。

仇池国亡于北魏后，分别建立武兴国与阴平国。472年杨文度建国武兴，与南、北两朝周旋和交战。505年杨绍先称帝，次年败于北魏而被俘。534年杨绍先乘北魏分裂时复兴武兴，于553年亡于西魏。^[54]。477年杨广香建国阴平^{[注 11]}，受北朝支配，通好于南齐、梁。^[55]580年沙州杨永安响应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反抗杨坚，最终战败而灭国^[56]。

西域在南北朝时期于经济文化上成长进步，当时丝路已经有了三条：自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北新道；自鄯善向于阆为南道。有名的国家或城市有高车、高昌、鄯善、龟兹与于阗^[57]。高车本来属于铁勒副伏罗部，臣属柔然。487年领主阿伏至罗率部西迁至今吐鲁番西北建高车国。高车国曾威盛西域，并且短暂控制高昌。之后陆续被嚈哒与柔然夹攻，到541年被柔然攻灭，余众于546年并入突厥汗国。北魏太武帝时期在西域有两个据点，一个是高昌郡，另一个是派万度归攻下，比同郡县的鄯善国。在北魏文成帝时期柔然扶阚伯周为王，高昌国正式建立。经四周诸国争夺，到499年由麹嘉建立麹氏高昌。龟兹盛产煤铁，擅长铸治^[58]。另外尚产铜、铅、良马、胡粉与安息香等等产物，是西域著名的经济中心。于阗国王与百姓都信仰佛法，寺院的僧侣很多^[59]。中原很多名僧都到于阗取得经书，百姓皆提供僧房给远方的僧侣，这些都使于阗成为了佛教文化中心。

《职贡图》，南梁梁元帝萧绎绘，创作于526年～539年。为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职贡图，图中描述南北朝时期来南梁朝贡的三十五国使者的形象和特征，显现当时朝贡体制的运作情形。由左到右依次为末国、白题、胡蜜丹、呵跋檀、周古柯、邓至、狼牙修、倭、龟兹、百济、波斯、滑/嚈哒国使

在南北朝时期，朝代常因为军权流入权臣手中而更替。南朝的军事制度大至延续两晋兵制，然而世兵制衰落，所以以募兵制为主。北朝在军事制度方面，在北魏初期采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统一华北后逐渐成为世兵制^[60]。北朝后期出现府兵制，成为隋唐兵制的基础。但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并不是如同隋唐府兵制：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61]，而是鲜卑兵制，是部酋分属制，是兵农分离制，是特殊贵族制^[62]。

南朝兵种以步兵和水军为主，骑兵较少。兵源原本来自世兵制。但是因为战争的消耗、士兵的逃亡和被私家分割，部分兵户变为民户，兵源趋于枯竭，于是改以募兵制为主。南朝军队区分为中军（亦称台军）及外军。中军直属中央，平时驻守京城，有事出征。在刘宋时，宋武帝刘裕加强皇宫兵力，以图扭转东晋以来外强内弱的局面。然而，由于宗室自相残杀而失败，历朝屡次有篡位之事发生。外军则归各地都督管制。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与中央抗衡^[63]。

北朝方面，北魏军队在初期以鲜卑骑兵为主力，其补给是由各部自行掠取。在统一华北过程中，汉族逐渐加入军队。当攻城战增加后变为步、骑兵混合。之后步兵成为主力兵种。北魏统一华北后，军队分为中军、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军在平时守卫京城，有事则成为对外作战的主力。镇戍兵是为保卫边防而设置的。镇相当于州、戍相当于郡。初时仅设于北部边境，后来扩展到南部边境。州郡兵，是维持诸州治安的军队，有时也充作镇戍兵或是随军出征。北魏后期也逐渐形成固定的兵户^[60]。

东魏和北齐的军队主要由六镇镇民和洛阳的鲜卑兵所组成，在北齐时又编成“百保鲜卑”。另外，也选汉族勇士来防备边界。西魏和北周受到鲜卑传统和汉文化的影响，于550年创立府兵制。该制度将迁至关中的六镇军民编成六军，并设立八位柱国大将军。西魏权臣宇文泰为最高统帅，西魏广陵王元欣无实权，其他六个柱国则分领府兵，各督署2大将军。北周时又扩增柱国人数，并将兵权集中在皇帝手中^[64]。但此时府兵制不同于隋唐府兵制，他们仍然是职业兵，宇文泰将府兵将领（及其士卒）改从鲜卑姓，并使之与土地结合。^[65]组成一支隶籍关中、职业为军人、民族为胡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的军队。^[66]且府兵虽为主力，但仍有守卫京师的中军、地方的镇戍兵及州郡兵等其他军队。而且世家豪族势力强大，大都拥有实力不弱的私兵。

南北朝社会的人口很复杂，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层：名门豪族的世族；自耕农、新民等从事农工商的编户齐民；属于部曲、佃客、衣食客、门生旧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杂户、百工户、兵户与营户也是依附人；最后是奴婢、生口、隶户及被俘掳迁移的城民，这些都属于奴隶^[5]。

魏晋南北朝是世族政治时期，虽然北方豪族的地位与权力逊于南朝，但也居于极高的地位。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与奴隶，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部曲主要用于作战，由于战事减少所以也参于生产活动^[68]。由于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渐受国家控制^[69]。佃客的来源有政府依官品赐给与私自招诱。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或是流民，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奴隶可以经由“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方式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朝廷负担租调、杂税、徭役以及兵役，这些都使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沦为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南北朝实行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平时还需要交纳租调。由于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杂户或百工户的控制极严，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如果贵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在北朝还有新民和城民。新民是北魏道武帝为了充实国力，大规模迁徙各族人民或工匠至首都地区的人民，计口授田。城民是被征服、被迁移的人民，被配置在各州内，身份如同奴隶。城民民族复杂，分布广大。

南方约在晋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转化为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职业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70]，互相漠视。这是因为宗族发展后各家庭亲疏贫富不同，若无共同外患就容易分离；朝廷课税方式对大家族制无益而导致的。而北方面对异族，需要团结合作，仍然保持大家族制。通过参与胡人政权的机会，逐渐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典章制度灌输给异族。但是也有留下一些不良风俗，例如财婚的盛行^[71]^[72]。

南北朝时，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由互相冲突演化成文化的整合或汉化，形成胡汉融合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不断汉化，而中原世族为了逃避战乱则纷纷举家南迁，促进汉族与南方民族的接触与融合。所以隋唐时期的汉族已非秦汉时期的汉族，而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以原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汉族^[73]。永嘉之乱使得大量北方汉人南下江南，东晋初期先设立侨州郡县的方式安抚这些北方流民（侨居白籍），并且给予低税优惠。但是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于是在东晋中后期实施“土断”，让北方侨民就地入籍（在地黄籍），与当地人民共同负担国家赋役。南朝时期实行5次土断，以413年刘宋刘裕进行的义熙土断成效最为显著。这导致南朝境内的侨居州县陆续消失^[74]。永嘉之乱使得北方汉族南迁，但仍有部分滞留在北方与游牧民族相处。由于胡族缺乏统治中国的经验，所以重用汉人世族治理国家，这引起双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融合。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族君主与汉人世族的合作，最后使部分中原胡人转化成汉人^[75]；北魏孝文帝时期推动汉化运动，融合鲜卑皇族与汉人世族；西魏宇文泰采用苏绰建议，建立关中本位政策，这些都融合了胡汉民族。然而融合的过程难免会产生思想冲突、政治斗争或种族冲突。例如北魏太武帝因修国史事件灭重臣崔浩一族，牵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与河东柳氏，皆灭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使得洛阳鲜卑贵族与六镇鲜卑贵族产生矛盾，并发生鲜卑化运动以反抗汉文化，最后引发六镇之乱。主要以六镇鲜卑人与胡化汉人为主的东魏北齐，保持尚武精神，提倡鲜卑文化、西胡化^[76]，极力排斥汉文化^[7]。最后由具备胡汉融合文化的北周与替代之的汉化政权隋朝攻灭政治与经济混乱的北齐与南陈，建立具开创性、“天下一家”性质的隋唐帝国^[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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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	3,770,000户	约18,850,000人	此为晋朝户口最多时期。
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	906,874户	4,685,501人
南梁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	不详	约11,000,000人
南梁梁武帝太清三年（548年）	不详	约12,000,000人
南陈陈宣帝太建九年（577年）	600,000户	2,400,000人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	5,000,000户	30,000,000人	《文献通考》说“此时户口最盛，比晋太康倍而余”。
北魏于尔朱荣乱后，分裂成东魏、西魏时（534年）	3,375,368户	未详
北齐幼主承光元年（577年）	3,032,528户	20,006,880人
北周静帝大定年间（581年）	4,622,528户	29,016,484人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	7,000,000户	约40,000,000人
注：本表数据源自^[78]。数据仅比较差异，实际上的户口数会比较高。这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数据受到部曲、军户或是战乱等因素使得有隐瞒或不列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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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经济主要是庄园经济^[79]。世族与寺院的庄园大部分都是多方经营，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农田有良好的水利系统供种植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还可以种植竹木果树、养鱼、畜牧等等。还有纺织、酿造、生产工具等手工业。世族的庄园生产主要交给佃客、部曲和奴隶，而寺院是一般僧侣与民户^[80]。由地主集中开垦，这对于地区的开发起一定的作用^[81]。由于世族享有特权，佛教较为盛行，致使地主庄园与寺院庄园膨胀，并且大量隐匿农户。加上战争频繁又使得社会精壮劳动力损失极大，导致国家与地主、寺院间互相争夺土地和劳动力而爆发流血冲突。例如三武灭佛中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与北周武帝灭佛。最后，由于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并逐渐融合为一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种民族融合中汲入了许多新的发展能量。而江南地区已进入全面开发阶段，使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最后促成隋唐大运河的建立^[4]。

农业

农业是庄园经济的重心，深受朝廷与世族关切。北方农业规模较南方为小，且大多生产小麦、小米、高粱及黄豆。由于气候的关系，北方深受饥荒之苦。^[82]土地兼并的情形直到南朝仍然十分严重，朝廷难以禁止世族兼并土地，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朝廷干脆承认占领山林川泽的法令以限制世族抢占范围^{[注 12]}。然而法令颁布后反而刺激豪门权贵兼并山泽土地的活动。最后整个南朝在占田夺土、兼山并泽的事例一直是史不绝书的^[83]。南朝相对北朝来说比较安定，南渡的移民仍然络绎不绝，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有荆扬二州，而益州居次。扬州是南朝最发达的地区^[84]，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最大。而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会稽）是南朝各种支出的主要来源。洞庭湖周围的荆、湘地区发展也很快^[85]。此外淮南地区原本也是粮食重镇之一，但是于451年的魏宋战争中遭到破坏。经过齐、梁二朝的经营才获得恢复。南朝各代兴修不少水利事业，例如有宋、齐、梁各朝于寿阳（今安徽寿县南）修治的芍陂；南齐在齐郡（治所今山东临淄）开垦二百顷废田，用沈湖水灌溉^[86]。基本上，江东带海傍湖和延江之地，乃至江南腹地即南川、湘川地区等都已经开发了。

北朝前期因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争使得农业发展滞后于南朝，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推动均田制，将战争时遗下的大量荒地按制度分给农民。这个制度日后推行于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唐，分配农地主要有露田（种谷物之田）和桑田。露田主要为国有地，给于男女奴婢均可，不可买卖，死后须收回国有。桑田为私有地，给予男子，可以买卖。最后地方官吏可按品级授给公田。北魏实行的均田制与三长制、租庸调制互相配合，促进了农民生产^[87]。北魏孝文帝推动汉化运动改善了吏治，使得农业能够发展成长。直到神龟三年（520年）政治虽然逐渐腐败，但官府粮仓还是相当充实。北齐的均田制与租调制比北魏限制多，并且增加奴婢的租调。然而东魏、北齐一朝贪污风气极盛，到齐后主高纬时，荒淫腐朽，大量修建宫殿与寺院，穷极奢华。西魏北周方面，宇文泰采用苏绰的建议，建立租赋预算和户籍制度，以保证朝廷收入。由于北周世族的力量不大，加以吏治比较清明，比较容易推行均田制。由于北朝的鲜卑人为游牧民族，其畜牧业原本就很发达，主要产地在漠南地区〔今河套地区〕。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又在河南设牧扬，养战马十万匹。有名的有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他拥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88]。

手工业

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当时绢布的地位等同货币，这些都促进纺织业的生产^[89]。南朝的纺织业与养蚕业比较发达，产地以荆、扬二州为主。由于丝、绵、绢、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织锦业则在益州为主，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到萧齐和萧梁时期繁荣。当时富豪人家穿绣裙，著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南朝朝廷设有专官管理矿冶，用水排鼓风冶铸。炼钢则使用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这种方法可以炼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90]。瓷器的烧制技术早在三国、晋朝时期成熟。南朝时以青瓷为主，产地集中在会稽郡（浙江绍兴）。其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江南其余地区的制瓷技术各有自己的特点。南朝的纸张洁白匀称，完全取代了简牍，藤纸与麻纸都很流行^[91]。造船业也十分兴盛，最大可以载重二万斛。

北朝的纺织业主要是丝织业和毛纺织业，是手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产业。丝织中心有泾州（今陕西泾川）、雍州（今陕西西安市）、定州（今河北定县）等地。绢布产量增加使得绢价下降。由初期每匹绢千钱，到北魏孝文帝后降到二三百钱。官方的丝织业规模巨大，有宫内或京城内的官方工场、作坊，为朝廷生产绫罗锦绣等丝织品。民间有专业的绫罗户、细茧罗縠户，分散在今河北、山东一带，其产量大且质量精美。有山东的大文绫、连珠孔雀罗，阿县的缟。毛纺织业的产品主要是毡，用途很广，利润颇丰。可用来作襦（短衣）、袴（套裤）、靴垫及帐蓬等。北朝朝廷也设有专官管理矿冶，以冶铁业最为发达。铁产量很高，450年刘宋军队攻克北魏碻磝戍（今山东聊城东）时就缴获大量铁器^[92]。资量方面，相州的牵口冶造的刀，为全中国地区之最，皆送入京师武库。北齐綦毋怀文所造的宿铁刀，既有非常强的硬度，又有韧性，斩甲过三十札^[93]。

商业

南朝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业发达。由于政治松弛，币制废弛，质量不精^[94]。市场上有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与奢侈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关税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商业重镇有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广陵等地。建康是三吴的经济中心。南朝梁武帝时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贡使商旅，方舟万计。会稽、吴郡、余杭居次。广州是海上贸易重镇，贸易对象有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国。江陵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梁州的转运站。成都不仅商业繁盛，也是蜀锦的重要产地。

北朝商业在北魏汉化运动后也逐渐成长起来。货币方面，原本以绢布谷物的物物交换作为交换媒介，孝文帝改制后铸五铢钱改善，但仍然难以流通。商业重镇有洛阳、邺和长安。洛阳是北方的贸易中心，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十分繁荣^[95]。当时除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96]。贸易对象有中亚、西亚诸国^[97]、高句丽、百济、伽耶、新罗与日本商人。西域商人经营的主要是金银珠玉、珍物器玩，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工艺品等^[98]。尽管南北朝彼此战争不断，停战期的贸易仍然活跃。双方常以谷物、布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贸易方式主要有官方互市与个人走私，其中走私在民间、官员、军队中都有。关于商品的需求，北朝需要甘蔗、荔枝、芒果、香蕉、菠萝、杨梅、橘柚等水果以及北方官员、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南朝则需要北朝的马匹、骆驼与毛织品等。总体来说，北朝商业仍然不及南朝活跃^[99]。

学术思想

儒学独尊的地位在晋朝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三国曹操与诸葛亮、东晋王导）和《无君论》（东晋鲍敬言）、提倡“人死则神灭”（北魏邢邵与北齐樊逊）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100]。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玄学在南朝十分兴盛，宋文帝时设至玄学馆，玄学与史、文、儒并列四学，清谈益盛。到梁武帝时鼓励提倡经学，但此时经学已经受清谈影响，只注重于辩论之说。隋朝统一后清谈渐渐衰退，直到唐朝中期才终止^[101]。由于佛教过度膨胀与糜烂，出现了不少反对过度崇佛的思想家如南梁范缜、北魏邢邵与北齐樊逊，这些人的思想衍生出无神论。

范缜是齐梁之间人士，489年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宴席上发表了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论，认为灵魂并不存在。他的观点主要是唯物论的“变化的形一元论”，认为身体与精神都是物质，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物质的动态变化^[102]。神灭论处理了“体”、“用”、“变化”、“关系”诸主题，完整概括了“唯物本体论”所应处理之主要范畴^[103]。范缜著有《神灭论》与答复反对派曹思文的《答曹舍人》。他的论点引起朝野反弹，曹思文作《难神灭论》，萧琛引“杜伯关弓”、“伯有被介”故事驳之。笃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展开论战，作《敕答臣下神灭论》，命令他放弃观点。梁武帝组织僧俗六十多人发表文章对范缜进行围攻，引发思想界一场关于“神”（灵魂）灭不灭之理论大战。然而变化的形一元论的涵义与变化广大，几可做无穷尽的推论引申，范缜辩才无碍，众人难以反驳他，最后判范缜为“异端”而流放他。

北朝的邢邵与樊逊等思想家主张无神论。邢邵是北魏后期东魏初期人士，当时佛教受到皇室拓拔氏提倡而兴盛。他反对“神不灭论”，主张人死则灵魂就会消失^[104]，否定人死为鬼的理论，认为“欲使土化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应如此。”他还主张类化论，只有同颣事物，才可以转化；不同类事物不能转化^[105]。类化说显现出物种产生的多元性与差异性^[106]。邢邵思想以及他和杜弼争论轮回等问题等都纪录在《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与《北齐书·杜弼传》中。樊逊北齐人，554年北齐文宣帝欲封禅泰山，樊逊向齐帝劝谏道教、神仙皆为虚妄^[107]。

颜之推南梁人，后被迫仕北朝。他主张早教，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学习。”他所撰有的《颜氏家训》对往后中国社会有深远影响力，后世视之为家训的典范作品^[108]，获得儒家学者及佛教徒的重视^[109]。

此外还有一些思想并没有以著作形式留下，而是散见于史书：比如孔融的“父母于子女无恩论”^{[注 13]}、陈群的“复肉刑论”^{[注 14]}等。

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犷。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升。南朝方面，文学代表是骈文，讲究格律、词藻、用典。内容多脱离实际生活，抒发一些富贵闲愁。以庾信文章为代表。诗风流行元嘉体与永明体。元嘉体是代表刘宋元嘉年间的诗风，代表人物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与鲍照。他们的共同功绩是把古体诗推进到完全成熟阶段，并且注意声律和对偶的运用，并且逐渐发展出近体诗^[110]。而永明体（亦称“新体诗”）是南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的一种诗体^[111]，受印度梵音学特别是佛经转读及梵呗经声的启发，周颐首先发现了汉语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著《四声切韵韵》。诗人沈约又根据自己对四声的理解，撰为《四声谱》。王融等人为之扇扬，并在创作中进行试验，永明声律论盛极一时。永明诗人在诗中力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112]，避免所谓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于是产生了永明体^[113]，这是唐代格律诗的源头。南陈徐摛、徐陵与北周庾信的徐庾体文章绮艳，也是很有名^[114]。江淹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大家，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并称南朝辞赋的绝唱。江淹在狱中写的《诣建平王书》，辞气激昂高亢，不亢不卑，字行间流露出真实情感。江郎才尽也是指他晚年时减少写作的情形。

叙事长诗方面以北朝的《木兰诗》和南朝的《孔雀东南飞》为代表。民歌方面，由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的说法。小说受到名士清谈的影响，促成轶事小说的出现，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比较有名的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大量典故和成语。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借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玉台新咏》为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所撰录^[115]，主要收录男女闺情之作。

文学研究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南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于唐朝时与五经并驾齐驱，盛极一时。直至北宋的民间尚传谣曰：“文选烂，秀才半”。这两部巨著都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16]。锺嵘的《诗品》也是重要的专著，开创中国古代诗论、诗评的体制。其专注于汉朝至南梁的五言诗，确定文章风格的来源，一派学《诗经》、一派学《楚辞》。然而三品评判过于牵强，如下品的曹操、中品的陶潜、嵇康、曹丕等人在今日已获得较高评价^[117]。

史学

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著作官（宋齐梁陈时官名及分职屡有更改），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南齐始有国史与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设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与起居官逐渐分职。北齐始设史馆（或称史阁），为专门修史机构，影响中国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设著作官制度。南北诸朝又有大臣监修史书。^[118]此外，南梁时始行编修武帝、梁元帝的“实录”，是为唐代开始一朝接一朝修实录的滥觞^[119]。

纪传体断代史书在南北朝史学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120]，私修的有如范晔《后汉书》^[121]。

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史书，亦在南北朝盛行。如上述《后汉书》、《宋书》当中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高僧传》^[122]；记述寺院建筑的有杨衒之《洛阳伽蓝记》^[122]；地理类著作方面，以郦道元《水经注》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123]。少数民族历史亦因五胡各族建政权而深受重视，成就较高的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124]。

谱学（或叫谱牒学）在南北朝门阀政治影响下而大盛一时。各豪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125]。

南北朝的注史之学，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126]。

宗教

本时期的宗教逐渐以佛道为主流，并与玄学互相竞争。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于北魏刘宋时开始流行并逐渐中土化，时人对菩萨的信仰十分流行。当时佛教逐渐产生出学派，有名的有三论宗、涅槃宗、天台宗、律宗以及禅宗。三论宗奠基于南北朝僧肇、辽东僧朗、兴皇法朗、茅山大明、吉藏大师。因依鸠摩罗什所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等三论立宗，故名为三论宗，属大乘中观派。净土宗的思想主要在《往生论》内，其代表昙鸾提倡他力、易行思想等思想。涅槃宗方面，《十地经论》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北本），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律宗始于南北朝法显、慧光，着重研习及传持佛教戒律、严肃佛教戒规而得名。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始祖智𫖮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所以又称法华宗。该宗主张实相和止观，以实相阐明理论，用止观指导实修。禅宗达摩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以心修禅，出世后还需度化他人^[127]。达摩的禅法，简明深入。^[128]。与宝志禅师、傅大士合称梁代三大士，有名的还有“一苇渡江”。佛教的高度发展也导致政府抑制、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由于大量寺庙与僧侣减少税收与兵源，各国开始限制信仰佛教的人数与扑灭佛教^[129]。其中北魏太武帝、周武帝的灭法运动最有名，与后世的唐武宗合称三武灭佛。佛教进入刘宋代愈为一般人士所好，从而引起与儒教及道教为种种问题而论争。如“三世因果之真伪”、“精神之灭不灭”、“佛之在否”等问题盛为诤论。随着佛教的传播，空前的发展出佛教艺术如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130]。

道教的改革颇多成就，五胡十六国晚期的寇谦之受东晋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精义经理方面无所创新，却明确声称要清理道教。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使道教“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131]。由于寇谦之的道教改革，不仅在宗旨、组织、道经、斋仪等各方面创立了新道教的基本规模，而且将北朝君主和汉、鲜卑士族加入道教。将道教发扬至社会各阶，一度成为北朝的国教。刘宋的庐山道士陆修静则收罗以往道教典藉，参考当时的制度级佛教修持仪式，改革南朝的天师道。陆修静对南朝道教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他的《陆先生道门科略》中。不过它的发展很快被上清派和灵宝派所遮掩。寇谦之与陆修静的改革使道教的教规、仪范逐渐定型。而后的陶弘景继续吸收儒佛两家思想，充实道教内容，构筑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主张三教合流，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132]。他融合南方葛洪的金丹道教、杨羲的上清经道教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后，开创了茅山宗。道教在南北朝时期还造作了大量的经书，道教经书的分类方法三洞四辅十二类就是这时形成的。

在北魏尚有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祆教的思想属二元论（即光明神与黑暗神），主神被称为“胡天”，主要经典是《阿维斯陀》。祆教主要由西域进来的粟特人所传播，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祆教，北朝也有部分皇室信仰，北魏灵太后所祀之胡天神就是祆神^[133]。

艺术

南北朝时艺术兴盛，南朝以绘画为主，北朝以雕塑为主^[134]。北朝雕刻的盛行与佛教流行有关。佛寺大量兴建，无论是木造、砖筑或是石窟建造都有，并且雕刻无数大大小小的佛像。在佛像石窟雕像上，著名的有366年前秦时开凿的敦煌莫高窟、384年后秦时开凿麦积山石窟、北魏孝文帝时开凿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齐文宣帝时开凿的天龙山石窟等^[130]。石窟艺术最雄伟的是云冈石窟20窟的座像。佛像容貌丰满，两肩宽厚，衣褶线条紧贴身躯而雕，庄严中寓有慈祥，表现出佛的胸怀气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最为精致，面目传神。天龙山石窟还是为北齐佛教文化的代表，以漫山阁及九连洞著称^[135]。综合印度佛塔及汉朝塔楼为基础而建立的木塔，为当时重要的建筑发展。中国本地的儒道思想亦为艺术提供新主题、新风格。儒家思想多与孝道结合，道家艺术家则偏好自然山水及民间传说。世俗艺术传统亦产生变化，尤其展现于绘画方面。中国山水画始祖顾恺之为此时期的代表。陶器工艺在中国南方亦有显著进展，最著名的为“越窑”的绿釉“越瓷”。越窑十分耐用，甚至外销海外，远达埃及、菲律宾。六朝也是中国开始出现文人画家、书法家、重要私人艺术收藏的时期，文学、艺术批评亦有所发展。^[136]

南朝陵墓石刻方面，历代帝王、贵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石兽又称避邪，由狮子造型演变而来，有驱邪、求福或升天之含意。其中以南朝齐武帝陵前的天禄（双角石兽）、齐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137]。风格承袭汉代石兽雕刻，善于利用整块石材，已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130]。

绘画方面，中国古代山水画兴起于南北朝。由于玄学流行，老庄的自然观和江南秀丽的山水结合，使得绘画脱离儒学的限制，朝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有名的画家有刘宋陆探微与南梁张僧繇。张僧繇画的龙非常神妙，画龙点睛就是出源于他的画工。张僧繇一生苦学，“手不释笔，俾夜作昼，未曾倦怠，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绘有《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雪山红树图》等等名作。由于山水诗的出现，使得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转变为山水景色^[138]。南朝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例如刘宋宗炳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其《画山水序》最为著名，精辟地理解“山水以形媚道”之外，在自然山水的观察，归纳出展现物体远近的绘画方法^[139]。刘宋山水画家王微，著有《叙画》一篇，强调观察自然和主观能动作用。南梁萧贲可在在团扇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表现出遥远的空间距离感。绘画理论在此时期已经成熟，南齐谢赫撰著研究绘画理论的重典《古画品录》。这本书分为论绘画六法论与画品等两个部分。他所提出绘画品鉴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其中“气韵生动”^[140]的理论更被历代画评家奉为最高水准。

魏晋南北朝是楷书发展的青年期，其中碑刻是楷书的宝库。北朝碑刻即所谓的魏碑书法，魄力雄浑，气象浑穆，体态多变。《龙门二十品》是指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造像记，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张猛龙碑》备受书法家们的推崇。清朝碑刻学家杨守敬评论：“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成就远超过唐人作品。《郑文公碑》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作品。清朝碑刻学家叶昌炽认为：“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朝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响。其他还有《石门铭》等众多的墓志铭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龙颜碑》、《瘗鹤铭》等^[134]。

云冈石窟，山西大同，其风格带有浓厚健驮逻及笈多王朝的色彩，也有汉文化的风格。其中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龙门石窟，河南洛阳，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唐朝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敦煌莫高窟，甘肃敦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美誉，是中国唯一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也是唯一全面保留北魏至明清时期泥塑艺术演变史的石窟

科技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混成。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141]。

郦道元从小志于地理学研究。由于当时地理著作不够完备，所以他在各地做官之际进行实地考察，最后以《水经》为蓝本，完成《水经注》。《水经注》为陆地水文地理，他以水道为纲，详细描绘其本身性质与周边环境，为中国古代地理学做出杰出贡献。《水经注》不仅讲河流，还详细记载了河流所经的地貌、地质矿物和动植物。《水经注》中记载了许多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渭水上游成纪县（今甘肃庄浪）僵人峡还有人类化石。后世可以从中了解古代的耕作制度、古代植物种类和植被分布，动物的地区分布及其活动的季节怙，以及古人如何利用它们取得经济效益^[142]。

贾思勰为北魏农学家，家境较为富裕，他面对当时的天灾人祸及连年饥荒，主张重视农业，并以齐民谋生为己任，所以决定写出一本农书。他所写的《齐民要术》在中国或世界的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齐民要术》以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山东地区为重点。描述当时农业生产概貌，并介绍中国传统农业细耕和多种经营方法和包括食品加工技术在内的农业科技的高超水准。书中正文分成10卷，92篇，收录1500年前中国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的方法。援引古籍近200种，其中《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汉晋重要农书现已失传，后人可以从此书了解的汉晋时期的农业运作。这是经营庄园的地主和农民所需的知识，也是北朝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指标^[143]。

祖冲之为刘宋人，家族历代成员大多熟悉天文历算，所以祖冲之从小对天算有兴趣。他平生著作丰富，天文方面有《上“大明历”表》、《驳议》；数学方面有《缀术》、《九章术义注》、《重差术》。他写有《安边论》一文，建议朝廷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祖冲之的主要成就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个领域，在张衡、刘徽的基础上，将圆周率数值精准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岁差”数值记入历法运算中，他还将置闰规则修整，这是唐代之前最好的方法。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共同提出推算球体体积的公式，称为“祖氏定理”，比西方早一千年以上。在机械方面，制作出指南车、木牛流马、千里船（即脚踏轮船）、水力运转的水碓磨，以同一原动轮带动碓和磨作功^[144]。

北朝张子信初步发现了日行盈缩的规律。北魏末年，张子信避葛荣兵乱而隐居海岛，用圆仪测天三十年。大约在565年前后，他发现关于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五星运动不均匀性和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的现象，并且提出计算方法，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具划时代的意义。经由张子信的学生张孟宾、刘孝孙等人的努力，这三大发现及其计算方法在孟宾历和孝孙历576年中大约已被应用。

南朝医学发达，有名的有南梁的徐之才与姚僧垣。徐之才为医学世家，他随梁豫章王萧综投奔北魏后获北魏皇帝重用^[145]。他对本草药物及方剂研究较深，撰有《药对》及《小儿方》。对妇科也有一定的见解，其《逐月养胎法》实本自先秦时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对于孕妇之卫生及优生均有重要意义。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对于南北地区医药之交流，也有积极的意义。姚僧垣，曾多次为梁武帝、梁元帝治病。之后因为战乱投奔北周，为北周大臣医治疾病而出名^[146]，其治病药方留存到唐代，成为治疗“气兼水身面肿”的重要药方。此外，较重要的医学学者有陶弘景，撰有反映汉末以来医药发展的《本草经集注》（今存第一卷）、《名医别录》（附入《本草经集注》，已佚）等医籍^{[注 15]}^[147]^[148]。而可使人中毒甚至死亡的寒食散，南北朝的诸王及大臣们也常有服用^[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