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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集团，又称关陇世族、关陇门阀、关陇军事贵族、关陇胡汉集团、武川集团。关陇集团一词由陈寅恪所创，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间，籍贯为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周围的门阀士族，范围为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阴山周围，汉胡混血、文武合流是其。在鲜卑拓跋部统治下，他们占据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关陇集团不但以武川人为滥觞，数个朝代的肇造者亦出于武川，或武川人后代。清代考据学史家赵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记‧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曾如此形容关陇集团：“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他并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证明关陇士族与鲜卑胡姓的关系。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间，为了防御柔然南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侧的长城沿线（今内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线）设置了许多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沃野镇（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右翼旗）、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合称六镇，又称北镇。由于北魏与柔然关系紧张，双方不时发生军事冲突。北魏朝廷将部分被编入军户的鲜卑贵族迁至六镇，令之为镇民兼军士，“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并设有镇将总揽当地军政。彼时六镇地位崇高，被誉为“国之肺腑”，身为六镇之民是相当尊荣的，且拥有仕宦（升迁做官）、复除（免除赋役）等特权，“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六镇之民多为鲜卑贵族，后来还有一部分汉人豪强。
然而到了孝文帝太和年间，柔然和高车对抗，北魏的北面国防压力大减。孝文帝欲向南经营，不久便迁都洛阳远离边境，政治、经济与外交重心随之南移，使六镇的战略地位大不如前。六镇之民远在边境，汉化迟滞，逐渐与洛阳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经济上亦处于弱势。随着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汉化政策的深入，六镇之民被转为府户，军户身份被免除，特权被取消，社会地位大幅下降，受内地人歧视，“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朝廷甚至将罪犯发配六镇为兵，形同流放之地；当地对于改革的反感不断累积，保留鲜卑旧俗的六镇鲜卑与汉化的洛阳鲜卑之间的矛盾亦不断激化。宣武帝时，六镇饥荒，终于引爆六镇之乱，北魏全国陷入严重动荡。后权臣尔朱荣平六镇之乱后起而掌控朝权，孝庄帝又杀死尔朱荣。之后尔朱家族在晋阳合兵，推元晔登帝位。杀死孝庄帝。三年（531年），废元晔改立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同年，鲜卑化汉人高欢于信都为孝庄帝举丧，声讨尔朱氏，并奉元朗为帝，发兵杀入洛阳。后又改立平阳王修，这就是孝武帝。孝武帝无法忍受成为高欢傀儡，乃与关中镇将贺拔岳联系，被高欢发现。高欢先发制人，于中大通六年（534年）杀贺拔岳。孝武帝让宇文泰继续统帅贺拔岳军，镇守关中。同年，孝武帝下诏历数高欢罪状。高欢闻知后派兵进攻洛阳，孝武帝逃入长安，投奔宇文泰。高欢只能改立元善见，是为东魏孝静帝，并迁都于邺。孝武帝西逃长安后，不久为宇文泰所弑，宇文泰改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至此，北魏分为东魏、西魏，最终分为“汉化鲜卑人”宇文泰、“鲜卑化汉人”高欢两大集团，皇帝成为傀儡，不久更为二者所篡。
从这场动乱中崛起的有鲜卑化汉人高欢与敕勒人贺拔岳[注 1]。北魏大权尽归高欢，而贺拔岳控关中、陇西地区，并统领着一批前武川镇将士。后来高欢用计令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并派侯景去接收贺拔岳的部队。不料，贺拔岳的部下奉戴武川镇出身的宇文泰为主，侯景无功而返。自此，高欢和宇文泰两人各自拥立皇帝，使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由于西魏政权主要割据关陇地区，国土人口远逊于占有广大山东地区（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及山东省）的东魏和南方的南梁。宇文泰推动胡化政策[1]，集西魏之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为一个紧密的胡汉同盟，“物资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精神上亦必俱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安内反侧，外御强敌”。宇文泰创立府兵制，设置八柱国，督十二大将军及二十四开府，各职位兼容鲜卑人与汉人；同时采军政合一，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既是军队统帅，也是政治核心。宇文泰又采苏绰建议，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就割据之土依附古昔，强调关中地区为汉文化正统，“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也[2]”。仿《周礼》建立六官，施政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除了重用关陇当地士族，更将西迁避祸的鲜卑贵族和原籍山东的士族均改易郡望为关陇，以断绝其思乡之情及地域歧见；同时鼓励胡汉通婚，消除民族隔阂，逐渐形成一支新的关中士族（以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为大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与关中士族，这便是关陇集团的基础。八柱国家族以宇文家族为首，对抗东魏、篡西魏建立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战功彪炳。到了唐代，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八柱国家族的荣耀，曰：“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耀，莫与能比！”
北周武帝攻灭北齐，统一了华北，却在统一全国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继位后不久即禅让予七岁幼子北周静帝，自诩为太上皇而耽于游乐，政事全交给天元皇后杨丽华的父亲，外戚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北周末期，军事将领已由汉人占多数，杨坚得以轻易地篡夺政权，建立隋朝。杨坚之父杨忠为武川人，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后晋升八柱国之一），杨坚之妻独孤伽罗（即后来的独孤皇后）则是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七女。可见此时期关陇集团各家族之间借由通婚强化了联系，政治影响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过是关陇集团内部的一次权力转移，由同为武川出身的杨氏取代宇文氏。
隋朝末期兵乱四起，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之祖父李虎亦出于武川，西魏八柱国之一，父李昞则为北周八柱国之一。而李渊之母是独孤信的四女，李渊同时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妻甥、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可见李唐皇室与杨隋皇室同为关陇集团，先祖皆出于武川，彼此之间又有着亲属关系。李渊之所以能够轻易攻陷大兴（长安），讨平诸侯一统天下，争取到关陇集团其他成员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陈寅恪曾评价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2]”关陇集团作为核心，基本上主导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这段时期门阀政治的特征十分明显，改朝换代并不影响关陇集团的政治地位。隋代虽已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寒门与庶族士人得以参与政治，但多不居显位，难有大作为。
自南北朝以来，社会便流行以门阀评定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门阀且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3]众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东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最为显贵，就连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李昉等人均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集团为了巩固地位，着意改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在阅览编成的《氏族志》时不满道：“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4]”于是命高士廉编著《氏族志》，将天下氏族分为九等，第一等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贬斥士族，压抑旧有的门阀势力。
唐太宗死后，关陇集团的首脑长孙无忌自恃拥立唐高宗之功，专横排斥政敌。而武则天则以美色讨好高宗，高宗也出于自身加强皇权的需要，利用“废王立武”等连续事件使长孙无忌倒台，离开政权核心。武则天虽系关陇集团出身，却是疏远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并非关陇集团的传统地理范围；其母杨氏虽出身于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彟原只是商人，因追随李渊开国有功而受封，并无关陇集团背景。故在武周时期，武则天为了巩固政权，着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关陇集团，采用酷吏、崇尚进士文词诗赋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揽不满关陇集团大权在握的外地士族。科举制虽然在隋代便已实行，但中举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权位还是为关陇集团所掌控。直到武则天积极任用举人、进士及第，以巩固武周政权，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乘机发动神龙革命，推翻武周政权，李唐皇室复位。
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多继续任用武周晋升的举人，但在天宝以后便渐渐提拔李林甫等关中士族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关陇集团的统治。直到安史之乱、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优越地位迅速下降，科举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职的情况愈来愈普遍；加上唐代后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权、杀废皇帝，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影响力。黄巢之乱后，数百年以来的社会阶级随着唐朝灭亡一同瓦解，传统士族死伤殆尽，地方藩镇势力崛起，门阀政治无以为继，关陇集团也不复存在了。
为了在关陇地区巩固西魏政权，对抗国力较为强大的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奉行苏绰的关中本位政策。该政策宣传关中地区自周朝以来的文化正统性，将外来菁英的郡望一律改易关陇，重用关中士族与儒家学说；同时沿袭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鼓励鲜卑贵族同汉人士族联姻。胡汉融合的结果，西迁的鲜卑贵族及鲜卑化汉人最终汉化，而关中士族也感染了前者的剽悍尚武。胡汉混血、文武合流成为关陇集团的一大特色，“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徒之事”。加上关陇集团原先并非北魏最显赫尊贵的强宗豪族，门第之见不那么严重，亦重视才能和功勋，大大加速了此一融合过程。关陇集团得以迅速整合为一个强大的菁英集团，使西魏北周兴盛不辍，统一北方；又于隋唐两度统一全国，始终占据统治阶层。此一时期颇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后来宋朝的“文人政治”、“官僚政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重视士人文武兼修的风气，直到武周时期科举抬头后逐渐衰退。
岑仲勉反对曰：“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碍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5]“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6]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则认为岑氏对于陈说赵州昭庆二陵及《光业寺碑》未能提出反证，无法动摇陈说。
黄永年认为关陇集团只存在于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炀帝时因把政治中心东移，并引入原南朝官僚来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渐衰落解体，唐初已不复存在。唐高祖时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关陇的不及半数，并不足以称为一个集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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