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国家，为历史上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国家统称，在中国历史上分属于一系列王朝与王国，这个学说最早由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提出。
拓跋国家，为五胡十六国前后存在于中华的系列王朝与王国，皆与拓跋部有紧密关连，包括：
而包括南凉、乞伏部等地区王朝，也可以被纳入这个观念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唐长孺曾用拓跋国家来称呼拓跋部建立的代国[1]，这个学说由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提出，前身为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在中国传统观念下，这些王朝与国家皆为孤立的，杉山正明认为，这些王朝与国家皆是属于拓跋部所建，因此应该被当成一个连续性的国家组织来看。
杉山正明认为北齐、北周、隋朝、唐朝等王朝，其皇族虽非拓跋氏，但皆源自于拓跋部，其统治阶级互相通婚，且国家形态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因此应该也统统归入到“拓跋国家”中[2]。森安孝夫也认同拓跋国家的说法[3]，认为唐朝是由多民族融合组成的国家，不能单纯以汉民族国家观点来研究[4]。台湾学者甘怀真不完全认同这个学说，但认为这个学说的确可以反映历史事实。
美国学者梅维恒曾提出中国拓跋化（tabgatchization）的说法，用来解释中国在五胡十六国至隋唐之际的变化。濮德培认为唐朝的统治集团来自中亚，以突厥系民族为主。
韩国学者朴汉济曾提出胡汉体制国家，用来解释唐朝的多民族世界帝国性格。
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收入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国商务印书馆，2017年。
黄美蓉译、杉山正明著《游牧民的世界史》：“例如北周、隋、唐等，不仅统治阶级相通，各别王室互相通婚，虽然会依发展、成长有所差异，但就连政权国家的型态及制度也大致相同。反而将其分开思考，甚至是较为不自然。若将北魏开始的这个时代，以拓跋国家时代，做出贯穿性叙述的话，也许能更清楚地理解所有事态。”，页211。
张雅婷译、森安孝夫著《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透过突厥第二帝国的鄂尔浑碑铭或是回鹘帝国的希乃乌苏碑铭等古代土耳其语史料，显示中央欧亚东部的土耳其系的各民族称呼唐朝或唐帝国为Tabgač，这个Tabgač不是源自‘唐家子’（桑原隲藏说），而是如白鸟库吉与伯希和所主张的，本来是‘拓跋＝Tabgač’这个名称的讹音。正确的说，是拓（第一音节）的语尾-y 和跋（第二音节）的语头b- 的子音交换，在语言学上称为音位转换的现象。这样看来，就连同时代最强盛的邻居，即北方的土耳其系各民族，在认知上也把唐朝视为拓跋。故此，唐朝不是汉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这种中央欧亚史的观点，从上述的事实更加提升了其正常性。北魏以来自隋唐的拓跋国家的天子，若从北方草原的土耳其－蒙古系游牧民世界来看的话，始终是北方出身的‘Tabgač可汗’即‘拓跋（国家的）可汗’。太宗身上也是流着符合当时北族王者的血统，由拓跋可汗率领的唐帝国透过军事力量压制了包含突厥、铁勒的土耳其世界，成为立足于草原上存在的多个小可汗之上的大可汗，甚或是唯一最高的可汗。故草原世界的各族奉上‘天可汗’的尊称，是再自然不过的。”，页180-181，台湾八旗文化，2018年4月。
张雅婷译、森安孝夫《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在现代中国，除了构成核心部分的汉族之外，其他还有五十多个被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内，直到唐朝为止，活跃的匈奴、鲜卑、氐、羌、羯、柔然、高车、突厥、铁勒、吐谷浑、葛逻禄、奚、契丹等族并没有列入其中。原因在于这些民族和至秦汉时代为止形成的狭义汉族，通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进行融合，变成了新的汉族。因此，唐朝的汉族汉文化与秦汉的汉族汉文化是不同的东西。前者当然称为唐族唐文化比较合适，但谁也不称唐族，而是沿用汉族。……肩负唐帝国创立核心的异民族（非汉族）……最主要的是来自北魏武川镇的鲜卑系集团，这已成现在的定论。……根据石见清裕的研究显示，实际上连匈奴也密切参与。……石见从汉籍中发现，唐的建国者，不仅是胡汉融合的关陇集团，也包括在鄂尔多斯（黄河弯曲处）持续过着游牧生活，名为费也头的匈奴集团。”，台湾八旗文化，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