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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泛指与佛教相关的艺术，特别是雕塑、建筑、绘画等有较多历史遗存，而文学与音乐方面作品相对较少，但对民俗文化影响至深。在2500年前，其意象和象征意义还未发展成复杂与多样化的体系时，佛教艺术已经开始发展。佛教艺术发源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左右，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陀涅槃之后的印度次大陆。之后，随着向亚洲其它地区和世界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接触，佛教艺术也随之不断演变。
早期的佛教艺术，在本质上是遵从印度无佛像传统的，即避免直接用人像来表现佛陀的形象，称为无佛像时代。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将佛陀以人像呈现的佛像时代开始，并持续至今。随着佛教信仰的传播，佛教艺术也朝着地方化、多样化的方向演变，以适应各国的需要。往北，它通过中亚，渗入东亚形成了佛教艺术北部的分支；往东，它一直扩张到东南亚而形成了佛教艺术南部的分支。在印度，繁荣的佛教艺术对印度教艺术发展的影响持续到公元10世纪，但随着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迅猛扩展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佛教在印度几乎消声匿迹。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制造佛像在当时曾一度被视为亵渎佛陀[注 1]。借由现存许多半球形的窣堵波等塔式建筑物，例如桑奇大塔，以及石柱，最先能够清楚地显示出佛教艺术创作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公元前322年—前185年）的阿育王时期。[3]
桑奇大塔的塔门雕刻汇聚了早期印度雕刻精华。整个塔门由两根方石柱和三道横梁组成，外形俨如牌坊，横梁布满浮雕有如一幅画卷，梁上的高浮雕基本上是左右对称，构图密密麻麻，不注重景物深度，缺乏空间感觉[1]。雕刻主要表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称为佛传图）以及前世善行因缘的故事（称为本生图），譬如东门的第二道横梁刻有《出家逾城》，北门的第二道横梁刻有《降魔成道》，西门第二道横梁刻有《初转法轮》。
虽然故事的主角是释迦牟尼佛，但均以莲花、脚印、法轮、宝座、宝塔、菩提树等标志象征佛，找不到以人像呈现的形式[3]。譬如大象代表佛的诞生，马代表出家，台座代表降魔，法轮代表说法[1]。由于莲花不沾染尘埃或者水滴，所以莲花被指寓意洁净与和平[4]菩提树是指不昧生死轮回，从而导致涅槃的觉悟。因为释迦牟尼佛曾在菩提树修行而觉悟。[5]法轮采取车轮图案，作为圆满无缺之意。[6]
大乘佛教《观佛三昧海经》中，有一段描写佛陀在世时，当时的优填王因爱慕世尊而以金铸佛，听世尊欲来，便以象载金像，恭迎世尊的传说记载。[7]
佛陀的人神合一的雕像表示是从公元1世纪的北印度开始出现，主要源自于两个地区，犍陀罗（即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及秣菟罗（即今印度中北部）。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在前332年的征服，和随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前256年—前125年）及印度-希腊王国（前180年—10年）的建立，促成了希腊式佛教艺术的发展，使印度与希腊文化进行了多个世纪的交流，犍陀罗的艺术从此得益不少。犍陀罗的雕塑揭示了希腊艺术对它的影响，“人神”的概念明显地是从希腊神话文化中启发出来的。在艺术上来说，犍陀罗的风格以曲发、盖着双肩的披衣、鞋子或凉鞋和叶型背光为主。
在贵霜帝国（60年—375年）时期，迦腻色迦王信奉佛教，并且效法阿育王在犍陀罗地区大量兴建寺院、佛像，大部分作品都呈现出浓厚的希腊风格。[8]根据碑铭记载，迦腻色迦王曾让希腊工匠来制造佛像。随着崇拜佛像盛行，佛传故事的雕刻不再以象征符号来代替佛陀，而是直接以写实方式来刻画，犍陀罗风格的佛陀看起来像长著太阳神阿波罗相貌的希腊哲学家。早期的浮雕比较粗糙，构图简单。公元1世纪后，造型越来越精细，姿态、神情高雅，背景几乎全留空白。面部多是呈现椭圆形，额部宽广，鼻梁高直。[1]佛头有卷发，眉间有白毫，突出了庄严相好；盖着双肩的披衣，穿鞋子或凉鞋；带背光；坐像多为结跏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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秣菟罗（马土腊）艺术带有强烈印度风格，以对天神比如夜叉的人神合一雕像表示作为例证 — 但是比其他后期的佛像风格古老一点。秣菟罗风格特色为佛头无卷发，只有肉髻呈螺旋形；鼻梁挺直；左肩披上细平布，右肩袒露，胸部丰满；衣纹浅细；掌心有法轮；配以莲花座。这个标志性艺术的特点[9]是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结合了人类特征、比例、姿态和品性，还有一种完美感觉和通往神圣的宁静。这种人神合一的佛像表达方式成为往后佛教艺术的经典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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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艺术与中北部的秣菟罗艺术在风格上是互相影响的。当两者艺术达到全盛时期，两个地方都成为贵霜帝国的领土，并同时成为首府。佛陀的人神合一雕像表示在本质上是秣菟罗佛教艺术本地演化的结果，还是经过希腊佛教汇合的犍陀罗的希腊文化影响的结果，仍然有着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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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艺术还有一种“变”的形式，是将佛陀、圣人的本生或本事，经文故事等，用雕塑、绘画描述出来，或将地狱及净土状貌描绘出来。如桑奇佛教遗址就存在大量变相壁画。这种形式传入汉地、藏地后有了新的发展。
佛教艺术在印度又持续发展了很多个世纪。秣菟罗的粉红色砂岩雕像在笈多王朝（公元4世纪到6世纪）期间进展得达到了高度的做工精良和造型优美。笈多学派的艺术在几乎所有亚洲馀下的地方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10世纪后，由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最终占据了主导，佛教艺术创造在印度逐渐绝迹了。
佛教寺院在印度可以分为四大类别。毗诃罗，即精舍僧房之意义，供僧侣居住静修。刹，意指幡竿，常见于佛堂前。僧伽蓝摩，又称伽蓝，有众园之意，让大众共住的园林，多为国王所提供的。阿兰若，是指野外清静修道的地方。兴建寺院的材料多为石、砖、木三种。在印度中部，有很多精舍，集中在王舍城、舍卫城、波罗奈斯城、毗耶离城、鸠睒弥城等地。当中以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及舍卫城的祇园精舍历史最悠久。而华氏城的鸡园寺、那烂陀寺则是著名的佛教圣地。[11]
早期的寺院以石窟为主，由简单的精舍（僧房）和支提（佛殿）所组成。支提（chaitya）为梵文译名，别译为支帝、脂帝、制底，意思为聚集，积聚土石为塔，引申为宗教性礼拜的地方，意为佛殿，是藏放舍利的“塔庙”。据古玛拉斯瓦米（coomaraswamy）的说法，支提可以指一个建筑物、一个窣堵波、一个祭坛甚至一棵树[注 2][12]。后来，支提才指僧人在山上开凿的马蹄形石窟佛殿。著名的支提有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文达雅山的阿旖陀石窟的塔庙，附近建有大量僧房[13][14]。早期的石窟院，譬如巴雅（Bhaja）、克利（Karle）及纳希克（Nasik）的石窟院，都是以一座巨大圆形的窣堵波为中心[12]。
佛教音乐起源可追溯至佛陀根据《梨俱吠陀》歌咏方法之《娑摩吠陀》而制定伽陀，伽陀即指偈颂，方便宏扬佛法。[15]当时的梵呗已经在印度各地佛所中流行[16]，后来传入了汉传佛教及南传佛教地区，对佛教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从公元1世纪汉明帝派遣使者到西域取经开始，佛教艺术便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地区、中国甚至韩国及日本等地。可能因为贵霜帝国向中国塔里木盆地扩展，自2世纪，大量中亚佛教僧人到达中土促使了双方频密的接触。147年到汉朝传教译经的安世高是安息人，167年到汉朝传教译经的支娄迦谶是月氏人。东晋法显是西行印度求法而归的第一人[注 3]。
伴随着中亚传道人在丝绸之路的努力，大量艺术作品流入，西域艺术在1世纪至11世纪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发展可以作见证。西域（Serindia是丝和印度两个词的组合）艺术从健驮逻国（即今巴基斯坦）的希腊式佛教艺术演变过来。它结合了印度、希腊及罗马风格。丝绸之路上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影响到了今天仍然能够从日本的建筑、佛教画像及某些日本神的表现方法中找到。
阿富汗境内的佛教艺术保留了数个世纪直至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当地为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巴米扬大佛。其他以灰泥、片岩及陶土所制成的雕塑展示出印度后笈多王朝与传统强烈混合的风格、希腊化时代风格甚至希腊－罗马风格。
中亚地区在中国、印度与波斯之间长期扮演着一个交汇点。公元前2世纪，西汉的版图向西扩张，导致与亚洲的希腊化文明接触频繁，当中特别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自此之后，佛教在北部冒起，在中亚的绿洲佛教徒社区慢慢形成，甚至出现一些佛教王国。某些丝路城市差不多由佛塔及僧院所组成，好像要欢迎来自东西方的旅客。
佛教自两汉传入，佛教传播的方式是以佛像、教义、僧人，三种方式进行。当中以佛像最广为流传。早期的寺院和石雕都是印度西域风格，面相丰盈，肢体肥壮，表现庄严。自东晋以来，中国式的佛像才出现雏形。到了南北朝初期，得到了北魏孝文帝支持，中国造像到了隆盛时期。佛像风格渐转向“秀骨清像”的风格，充满飘逸高迈的艺术效果。隋唐时期，佛像变得雄健饱满，雍容华丽。在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过程中，探索现实人的形象，从超凡脱俗走向慈祥关怀。五代两宋佛像更走向人间化、世俗化，比唐代更为写实逼真。元明清时期，佛像艺术进一步走近生活，进入了装饰工艺与民间戏曲之中。[17]
《四十二章经》是现存中国最早的佛经。汉明帝曾命令把它收藏于兰台石室，并为从大月氏国请来译经传法的这两位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公元68年在河南洛阳兴建了白马寺。[18][19]随着佛教的传入，古代印度的佛教建筑——窣堵坡也同时传入中国，之后迅速与中国本土的楼阁相结合，形成中国的塔。中国早期佛寺大致根从印度的建筑形式。其后，慢慢改以木为主要建材，并于平地、市内或山中兴建。因此寺院除了寺号、院号外，还有山号。[11]
5至6世纪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北方由胡人鲜卑族所统治，建立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当时，佛教艺术已经发展出比较符号性及具有图解线条的抽象性表达方法。这种风格被认为是十分庄严的。最初，北魏风格的佛像以宽额、尖鼻子、微笑为主，展现秀骨清风的气质。头部后的背光有向上的尖端，呈现薄片状。后来，寺庙与纪念馆常在山洞里设立。佛像主要从岩石浅浮雕出来，很少采取高浮雕的手法。在龙门石窟内的雕塑就是明显的例子。直到6世纪，大量的雕塑由黏土制造，或者由青铜铸造。位于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始建于北魏，至今仍存有窟龛2100多个，佛塔40多座，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其中龙门三窟，是北魏宣武帝为孝敬其父母而捐钱开凿的，花了24年才完成。室内共有11尊大佛，造像严谨，面型修长，高鼻大眼，形态文静肃穆。[20][21]
始建于北魏的云岗石窟中发现很多楼阁式佛塔，而建于北魏正光元年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塔[22]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座砖塔。塔身12面，第一层高大东西南北各砌有拱门，其余各面做成宝箧印式塔式样，酷似阿育王塔，配以火焰形尖拱，明显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23]。同样始建于北魏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的麦积山石窟是唯一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由于经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发展，石窟清楚显示泥塑艺术演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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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隋朝的过渡期，唐朝的佛教雕塑特别地转向以模仿生命的表达方式。因为唐代对外来文明抱着开放的态度，众多中国佛教僧侣如玄奘、义净到访印度促使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佛教雕塑得到了笈多王朝的风格启发变得更传统。当时唐朝首都长安成了重要的佛教中心，日本遣唐使也到来取经。遣唐使把佛教传播到韩国与日本。
这些中国佛教僧侣途径河西走廊的重要城镇－敦煌，当地法师与僧人在岩壁上开凿莫高窟用来修禅。莫高窟始建于前秦时期，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因为发现了藏经洞内的5万余件古代文物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敦煌学。莫高窟壁画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由于莫高窟的发展时间很长，横跨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所以记录了佛教艺术的风格演变。
在传播佛教中，僧人要向大众讲授佛经，可是由于经文过于晦涩，便采取讲唱的方式通俗地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这种方式被通称为“经变”，是从“变”发展而来的。以通俗故事来说佛经，被称“俗讲”。[24]其故事文本称为“变”或者“变文”，结构一般分为散文与韵文，韵文以七言为主，三言、五言、六言为副。[24]部分佛教故事的变文更成了中国戏曲的题材，如目莲救母的故事来自《大目犍连变文》。[25]除此之外，后来还有一些史料性质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刘家太子变文》、《董永变文》等等。
由于佛教在中国非常昌盛，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佛教艺术收藏品最丰富的国家。敦煌莫高窟、宁夏市炳灵寺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唐云岗石窟、重庆大足石刻和四川乐山大佛都是重要的佛教雕像遗址。
可是到了唐朝末年，唐武宗认为外国的影响不恰当。845年，他大规模下令打击外来宗教，包括景教、祆教、佛教，史称会昌灭法。[26]除少数在首都的寺院外全国所有寺院被拆毁，僧尼被迫还俗，寺院里的奴婢被释放，寺院所有的田地被没收为国有。中国的宗教与艺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压抑。禅宗却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了几百年，特别是在宋代，禅院成了文化与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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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唐末佛教一度式微，但宋朝仍然有不少佛塔的兴建。由于佛塔来自印度，以免与皇帝城内的鼓楼与城楼作比较，高的佛塔常见于郊外。[27]宋朝著名佛塔有很多，包括了在皇祐元年（1049年）重建的开封佑国寺“铁塔”[28][29]、位于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山东麓玉泉寺的铁塔[30]、福建省泉州开元寺内的双子塔等等。[31]其中现存最高最古老的佛宫寺释迦塔示范了六十种不同的斗拱。[32][33]
佛塔由当初的木塔，发展到石塔，铁塔，甚至琉璃砖塔。塔的平面多为八角形或六角形。塔内雕塑多以佛经故事为题材，譬如辟支塔的须弥座塔基浮雕刻有轮回故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江北岸的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内部镶嵌有《四十二章经》的石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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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佛塔外，佛寺的发展到了宋朝，不但仍然以对称和谐为主，并且加强了纵深发展的布局。譬如，河北正定隆兴寺，在隋开皇六年（586年）开始兴建，本来叫做龙藏寺，唐改名为隆兴寺。北宋开宝4年（公元971年），宋太祖下令兴建大悲宝阁以供奉千手观音菩萨像。此后，把寺院不断扩建，隆兴寺慢慢形成以大悲阁为核心的宋代建筑群。[35]整个群体从南到北依次序为山门，在山门后长方形院子分列左右两侧的钟楼和鼓楼，佛寺中央的大觉六师殿，北面的摩尼殿与左右配殿，组成了另一个院子，而整体则构成一个依着中轴线作纵深发展的布局，由外而内，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加强殿宇层次，已经摆脱了以往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的风格。[36]这种建筑群的布局被称为伽蓝七堂。伽蓝七堂的设计特意包含了佛教理念，其中山门又称三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合称“三解脱门”。[11]
金刚乘在5世纪或6世纪在印度东部开始推动一个运动。许多金刚乘信徒来自婆罗门教的。公元7世纪，随着松赞干布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毗俱底公主，奠定了藏传佛教的基础。另外，在北魏时期的云岗石窟已经出现的覆钵式塔，也传入西藏，再从西藏流传至其他地区。[37]自8世纪，金刚乘成为了西藏佛教的主导形式。由于它地处亚洲中央，西藏佛教艺术受到了来自印度、尼泊尔、希腊佛教和中国的艺术的影响。其中西藏佛教艺术的最典型的创作之一就是曼荼罗，那是一种圆形被套上正方形的图案，有人说是为了帮助佛教徒在冥想时更专注。
在绘画方面，除了曼荼罗，西藏人也将佛教题材以唐卡方式表达出来。唐卡在西藏语本意是画卷，随着佛教传入西藏，僧人喜用易于携带的唐卡作为宣扬佛教的工具。早期的唐卡绘画跟从了印度风格。我们可以看到笈多王朝佛教艺术与印度艺术都给西藏艺术不少启发。15世纪中叶以后，西藏画家根据印度、尼泊尔和中国画风，发展出属于西藏特有的画派。
藏传佛教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法器种类繁多，充满神秘色彩。虽然材料多以金、银、铜铸造为主，但也采用木、骨、象牙、石头、贝壳等等。这些法器共六大类，分别是礼敬用的、称赞用的、供养用的、持验用的、护魔用的和劝导用的。袈裟、项珠、哈达属于礼敬类；钟、鼓、骨笛、法螺、六弦琴、大号等乐器属于称赞类；供养类有塔、坛城、八宝、七政、供台、华盖；灌顶壶、金刚杵和嘎巴拉碗则属于持验类；而秘密符印属于护魔类；转经筒和幢就是属于劝导类。[38]
到了元朝，出现了八吉祥纹，分别为法螺（Shankha）、法轮（Chakra）、宝伞（Chattra）、白盖、莲花（Padma）、宝瓶 （Kalasha）、金鱼（Survana Matsya）、盘长结（Shrivatsa）。其中法轮代表佛法，法螺是乐器，代表梵音，白盖代表佛教覆盖大千世界。[39][40][41]
韩国佛教艺术反映了中国佛教的影响力与韩国原创文化之间调和出来的结果。再者，从发掘出来的文物如匕首、带扣、新罗皇冠等等所显示，西伯利亚大草原的艺术特别是西伯利亚与斯基泰的艺术对早期韩国佛教艺术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42][43]这些土产艺术风格都是以几何、抽象图形为主。虽然中国文化影响力十分宏大，但韩国佛教艺术“显得冷静，味道适中，有些抽象但与当代艺术的色彩有点不谋而合”（Pierre Cambon, Arts asiatiques- Guimet）。
佛教在公元372年正式传入韩国，当时是三国时期的高句丽。[44]可是根据中国的记录及佛教壁画显示佛教早于这个官方日子。[45]公元384年，百济正式确认佛教传入韩国。[44]而新罗因为缺乏良好的水路与陆路，延迟到公元535年才确认佛教已经传入。[46][47]佛教促使当地需要很多负责绘画用来供奉的画像的巧匠，兴建寺庙的建筑师和读写佛经的学者，这样便改变了韩国的文化。特别重要的是传授了北魏鲜卑拓跋氏一种成熟的艺术风格。北魏艺术风格对高句丽与百济的艺术影响深远。南朝时期，百济的巧匠加入了韩国独有的元素，并且传给了日本。韩国的巧匠精挑细选，结合了不同地方的风格来创作韩国独特的佛教艺术风格。[48][49]
当蕴含了北魏原型的高句丽佛教艺术展现了生命力与流动性的时候，百济也与中国南朝保持紧密的接触，这种紧密的外交接触在百济个性温和的雕塑中得到证实。这就是那种在百济雕塑上所表现的深不可测的笑容，被艺术历史学家称为百济的微笑。[50][51]新罗也发展了独特的佛教艺术传统，它以半跏思惟像为标志，是一个半跏趺坐冥想的弥勒菩萨佛像。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弥勒菩萨佛像被送往日本作为改信佛教的礼物，现在存放在京都广隆寺。 [52] [53] [54] 三国时期的佛教促使大量佛寺的兴建，譬如百济的弥勒寺（Mireuksa）与新罗的皇龙寺（Hwangnyongsa）。百济的建筑师都以工艺及兴建皇龙寺的九层宝塔而闻名。[55][56][57]公元6世纪的韩国佛教艺术受到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所影响，但开始显现本土特色。[58]这些本土特色也可以在日本早期佛教艺术中见得到，某些早期日本佛像设计源自韩国，特别是百济，或者是来自移居日本的韩国巧匠。[59]尤其是，这个弥勒半跏趺坐姿态，是韩国风格，然后传播到日本。中宫寺的释迦牟尼像与广宏寺的弥勒佛像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虽然很多历史学家把韩国描绘为仅仅是佛教传播的途径，但百济在日本佛教传统传入与形成的过程中仍然担当的主导的角色。 [60]
统一后的新罗王朝，韩国进入了一个安稳的时期，当时正值中国的唐朝。唐朝与新罗交往频繁，韩国佛教艺术风格深受中国影响。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得到国家资助而发展蓬勃，石窟庵（Seokguram Grotto）与佛国寺（Bulguks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丽国成立于918年，标志着佛教艺术的新时代。高丽国国王慷慨地赞助佛教事业，佛教艺术得以继续发展，特别是运用金银油彩来制作佛经与画像。[61]最触目的杰作就是《高丽大藏经》，制作人员能够准确无误把大藏经雕刻于81340块木板上。[62]这项成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是世界上佛教典籍中最重要最完整的语料库，而且在工艺上展现出非常高的美学价值。[63]大藏经包含了律藏、经藏、论藏，而高丽大藏经则结合北宋、契丹、高句丽的大藏经版本，并有高丽高僧所添加的内容。[64]由于准确程度很高，现在中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大藏经以它为参考。[65] 高丽大藏经所用的木材都是来自韩国南部海岛上的桦树。为了防止腐烂，所用木材都经过三年海水的浸泡，三年风干，雕刻完成后，扫上有毒瓷漆防止昆虫侵害。
在佛教还未传入日本之时，日本已经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由绳文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抽象装饰线条到弥生时代及古坟时代的艺术，埴轮艺术。
自从公元711年，大量寺庙与僧院建在奈良市，其中包括了五层高的佛塔－法隆寺的金堂[66]及兴福寺。在政府赞助下，制作了无数画像及雕塑。印度、中国、韩国、希腊的艺术都混合成自然主义的风格。日本佛教艺术的创作在8世纪到13世纪间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显得非常丰富。日本为佛像发展了一个极为丰富的艺术形象，有时甚至结合了印度教和神道教的风格。这种艺术可以是非常多样，富有创造性和非常大胆的。
12世纪到13世纪，自从道元禅师和荣西禅师从中国回到日本，日本开始发展禅宗艺术。禅宗艺术的特色就是原创绘画譬如水墨画与诗词，特别是俳句，努力透过印象派和朴素的不二论的表达方式去展现世界的真谛。在一瞬间寻求启蒙导致衍生了其他重要的艺术－日本茶道和日本花道。[67] [68]
虽然越南地处中国以南，但是因为当地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所以是北传佛教国家之一。从1世纪到9世纪，越南东京是属于中国领土（即东汉至西晋时期的交阯郡）。自从公元2世纪，儒学与大乘佛教开始传入，然后慢慢非常流行。[69][70]在李朝，朝廷把佛教定为国教，各代国王都推崇佛教，甚至出家为僧，导致大量僧人涌现，处处皆寺的局面。由于确立了僧团制度，在各地负责教门公事，所以不但寺院林立，更建筑得富丽堂皇。[70]
越南南部以前属于占城，由于邻近柬埔寨，所以深受印度教艺术影响。越南南部的艺术风格与印度教艺术风格的最相似之处就是一些寺庙和砂岩雕像。到了莫朝，佛教艺术进入了全盛时期。
自从公元前1世纪，路上丝绸之路受到在中东日渐强大的安息王朝所阻，罗马人则越来越富裕，对亚洲珍宝日益渴求。这样导致恢复了连接地中海与中国途径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纵使有些政治干扰，印度从贸易上影响了东南亚各国。这条贸易路途把印度、缅甸、泰国南部、柬埔寨、越南南部及其他海岸城市连接起来。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印度的巴利语与梵语和印度文字，同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一起，再加上婆罗门教和印度教，通过频繁的直接交往和宗教经典与文学如《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丰富了东南亚各国的艺术内涵。在公元1世纪至8世纪之间，柬埔寨扶南王朝艺术与缅甸孟族的艺术互相竞争，但两者都衍生自笈多艺术风格。印度风格加上佛教形象的还愿片和梵文石刻遍布在了整个地区。
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发源于现代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帝国与高棉帝国虽然互相竞争，但双方都信奉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在13世纪从斯里兰卡传出，后来被泰国的素可泰王国所接纳。[71]根据当时的上座部佛教证得涅槃的在家圣者也必须以僧侣身份度过余生[72]，从此那些寺庙群的建造在东南亚的艺术表达方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4世纪之后，伊斯兰教文化在东南亚沿海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印尼及菲律宾等地不断扩散而且日渐盛行[73]，上座部佛教集中在缅甸、老挝与柬埔寨等地继续发展。
公元7世纪，佛教在印度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的时候，阿育王派遣僧侣所传的上座部佛教却在过去几百年里于斯里兰卡生根，并且塑造了当地文化。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文物，譬如被列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的康提古城内的佛牙舍利与佛牙寺[75][76]，和在阿努拉德普勒的古寺内的圣菩提树。这棵菩提树是在公元前288年用当年释迦牟尼佛坐在其下得道的菩提树的扦插苗移栽而存活至今的。
佛牙寺建于15世纪，整个寺院建于6米高的基台之上，外围有护寺河。寺内主要建筑有中心大殿、鼓殿、长厅、大宝库、诵经厅等。[77]
比邻印度的缅甸自然受到印度东部地区的强烈影响。缅甸南部孟族大约在前200年跟随印度国王阿育王皈依佛教。像Peikthano的早期佛教寺庙可以追溯到1世纪到5世纪。孟族的佛教艺术主要是印度笈多王朝的风格，足以影响以后的时代。随着孟族在大陆各地散居，他们的艺术风格在东南亚各地开花结果。
在公元1057年蒲甘王国阿努律陀南征孟族王国特别是直通国之后，大批孟族僧侣来到蒲甘，蒲甘因此在此后800年成为佛教中心。11世纪到13世纪，蒲甘境内兴建了成千上万的舍利塔和佛教寺庙建筑，其中约2000件仍然清晰可见。在仰光和曼德勒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镀金的装饰以珠宝的佛像。
泰国佛教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时为印度阿育王遣派僧侣到东南亚宣扬佛教教义，其中一批到达泰国佛统府后，就以此地为传教基地。[78]后来，随着缅甸孟族王国扩展版图，印度商旅把笈多王朝的印度及佛教艺术传入泰国。自9世纪，泰国不同派别的艺术都受到同样信奉大乘佛教的高棉帝国与三佛齐的强大影响。9世纪末，泰国艺术创出如清流的表达方式，主题像万神殿般创造很多大乘佛教的菩萨造型。
13世纪，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同时泰国人刚刚建立素可泰王国。在泰国佛教，非常俏丽的形象，有时候配上非常几何和几乎抽象的图像鼓舞了新的信念。
14世纪至16世纪的大城王国，佛像更披上华丽服装和以珠宝作装饰。许多泰国雕塑或寺庙往往是镀金的，有时还镶嵌了很多装饰。
老挝的佛教艺术的发展与邻近地区包括泰国有密切关系。建筑物与雕塑采用的材料以木材为主，配以油漆及光漆作粉饰。15世纪末，与泰国素可泰的佛像风格非常相似。自16世纪，老挝佛像风格开始成形，身材倾向瘦峭，手与脚比较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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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到6世纪，柬埔寨曾经是信奉印度教与大乘佛教的扶南王国的中心地带，它的领土曾西至缅甸，南至马来西亚。它不但对政治产生很大影响，还吸收了印度文化。根据宋代《太平御览》引述三国时期吴国康泰的《扶南土俗》[79]和《太平御览· 林阳国》[80]记载，可以见到大乘佛教在当地十分盛行。[81]在普农多出土的印度教八臂毗湿奴立像、持斧的印度英雄罗摩立像与在吴哥附近发现的大量笈多风格的砂岩制佛头和佛立像，都可以证明6世纪的柬埔寨美术受到印度造像艺术的深远影响。[82]
公元9世纪到13世纪，大乘佛教与印度化的高棉帝国主宰了东南亚大部分的地方，更对当地的佛教艺术有深远影响。在当时的高棉境内，曾于今日的柬埔寨和泰国等地兴建900座寺庙。
吴哥王朝时期，大型寺院与城市组织能够管理1百万居民。虽然柬埔寨大量的佛像在吴哥古迹内保存下来，但其他城市却受到有组织的抢劫所重创。
高棉艺术的特色是通过喜气洋洋的表情来展示高度的灵性，而不采取细长线条和附加的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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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群岛是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域概念，涵盖现代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此节为便于记述散见其间的佛教遗迹而一并而论。印尼包括爪哇与峇厘岛的文化自从1世纪便受到印度佛教文化所影响，这样大大丰富了东南亚的视觉艺术，譬如建筑与雕塑。后来在大陆冒起的扶南王朝与吴哥王朝都是充满印度文化色彩的国家。这个时候，发源于苏门答腊岛巨港信奉大乘佛教的三佛齐王国刚刚成立。当发源于爪哇的夏连特拉王朝在马来西亚半岛扩张，大乘佛教与金刚乘便传入这些地方。见证佛教艺术的历史遗迹有位于日惹附近的婆罗浮屠与般若佛母像。
整个婆罗浮屠从上往下看就像佛教金刚乘中的一座曼荼罗，同时代表着佛教的大千世界。[83] 塔基是一个正方形，边长大约118米。这座塔共九层，下面的六层是正方形，上面三层是圆形。顶层的中心是一座圆形佛塔，被七十二座钟形舍利塔团团包围。每座舍利塔装饰着许多孔，里面端坐着佛陀的雕像。
一般来说，亚洲各地的新佛教画像及雕塑是非常注重传统。我们可以从佛陀肖像的身体姿势和手势、耳孔和头发和衣服、菩提树与荷花的象征意中追溯佛教过去一千年的文化，种种特征都得到肯定。因此新造的佛教艺术作品会承继传统模式，而不是突显个人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种十分传统的艺术在未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也会发展地区风格。特别是在日本、泰国、韩国或巴厘岛，与西方文化在激烈交流时，双方都进一步发展区域风格。因此，他们建立现代的佛教艺术。然而，这种艺术虽然有宗教背景，但往往以装饰为主，而不是根据宗教习俗来建造。在展现的过程中，无论是雕塑或绘画，当中的传统佛像、佛教意象和语言形式被放在一个新的侧重艺术的背景中。
自从12世纪，除少数地区像喜马拉雅山区外，佛教在印度主要地区慢慢消失，最终被英国的殖民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抛弃。20世纪中期，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司法部长－宾劳·安贝卡博士（Dr. Bhim Rao Ambedkar）带领很多贱民转信佛教，并开始摩诃菩提寺与阿旃陀石窟的修复工作，重新制作被遗忘的传统佛像，为宗教活动中使用。[84]其他佛教地区，譬如日本、西藏、斯里兰卡和泰国，捐赠给了雕像和照片，促进了这个行动。由于新的印度佛教文化仍然是相对年轻，仍没有固定的意象经典出现。唯有在风格上混杂了日常生活中表达手法非常丰富的印度教艺术。
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画家也以佛教为绘画题材。譬如溥心畬、张大千、吕佛庭、章晓航、董梦梅、奚淞、释果梵等人以水墨画表达佛教内容。徐悲鸿则以西洋油画来绘画弘一大师像； 李自健先生，也以逼真手法绘画星云法师、圣严法师的肖像。随着漫画及动画越来越风行，更除了佛教漫画，丰子恺的《护生画集》被视为鼻祖，蔡志忠的连续佛教漫画也占了一席位，其他还有李百智的动画《小和尚一家亲》。他们让佛教艺术在漫画及动画的创作空间继续发展。
在台湾方面，近年来佛寺建筑也放弃了传统中国寺院的布局，没有了中轴线，建材已改用钢筋水泥混凝土，外形上模仿木造的宫殿式样慢慢被淘汰，走向现代的简约设计，外形由简单的纵横线、圆弧线所构合而成，成了现代佛教建筑的风格。[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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