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為記載佛語佛陀教法的經典。主要指經藏,有時也泛指經律論三藏,以及歷代後賢著作的全部佛典,古代總稱為「眾經」、「一切經」或「大藏經[1][2][3]。按佛教傳統和記載語言,佛典可分為巴利語南傳上座部佛教)、古漢語漢傳佛教)、古典藏語藏傳佛教)三大體系,殘存的梵語犍陀羅語文獻,並衍生出焉耆-龜茲語于闐語粟特語回鶻語西夏語蒙語滿語日語韓語越南語古爪哇語英語kawi language高棉語泰語傣語緬語僧伽羅語現代漢語英語等語言的再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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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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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印度一千多年的發展,誕生了為數眾多的龐大典籍。儘管有共通源頭,但經過長期抉擇、揚棄與衍生的教判過程,形成了多樣化的面貌[4][5]

1967年,世界佛教僧伽會通過〈上座部佛教與大乘佛教的基本共識〉,作為聯合不同佛教傳統的普世宣言。其成員來自南傳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怛特羅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代表。

結集

佛教早期並沒有書面經典,僧眾口述傳承教法[7]釋迦牟尼寂滅後,僧團王舍城舉行第一次集結(saṃgīti)。據佛教律藏的共通記載,該次集結由「上座」比丘大迦葉等人主持[8],「多聞者」阿難誦出佛陀所說修多羅,「持律者」優波離誦出波羅提木叉大眾對其內容共同審定,再編成次第,為後來《四阿含》()與律藏)的起源[9][10]

佛陀在世期間,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於歸納演繹佛法精義,為後來阿毘達磨論藏(對法)的濫觴[11][12]。傳說王舍城結集時,大迦葉誦出了阿毘達磨(其他的記載,則謂是阿難富樓那[13][14]。在推重阿毘達磨的上座部中,如說一切有部銅鍱部犢子部等,主張自宗所傳承的阿毘達磨論為佛陀所說[15][16][17],不過大眾部與化地部、銅鍱部律沒有結集論藏的明文[14],而經量部師認為沒有對法藏,對法只是契經解說慧學的部份,弟子所作的論只是經疏,不算作藏[18]

印順法師檢視有關論藏結集的記載,異說紛紜,認為論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時代尚未存在,而應為部派時代的作品[14][19]。他也主張經與律,應是經過一段時期不停的整理與結集才形成現有規模,現存的四阿含與律藏難以單一溯源到王舍城結集[20]

大乘經的傳出有種種傳說[21]。據《大唐西域記》,大眾部另外進行窟外集結集出五藏。其中或有大乘經;《大智度論》則記載,佛陀滅度後,文殊彌勒諸大菩薩,與阿難共集摩訶衍教法,專稱為「菩薩藏[22][23]。西藏傳說則稱大乘佛法之根本結集,在王舍城旁無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萬佛子聚集,由普賢菩薩領導、文殊彌勒金剛手大菩薩共同結集而成[24]。其他則有說是從諸天龍宮取得、憶念過去生所聞佛法、從他方佛三昧中見佛等聽聞而來[25]

大乘經論當中,文殊傳承甚深觀龍樹提婆,形成《中論》等中觀般若經論,彌勒傳承廣大行無著世親,形成《大乘經莊嚴論》等唯識經論[26][27]天台宗龍樹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為龍樹「今師相承」。禪宗稱佛陀在靈鷲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其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傳至菩提達摩[28][29][30][31]

有些記載稱,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32],專門收集諸佛所說之祕密真言(mantra)、陀羅尼(dhāraṇī)、種子字(bīja)、明咒英語Vidya_(Knowledge)#Buddhist_belief(vidya),或護咒英語Paritta(paritta)。大乘佛教金剛手菩薩金剛薩埵)為雜密及諸密續之傳法與集結者[33][34][35]藏密又以普賢王如來金剛總持無上瑜伽的傳法者[36][37]

傳佈

關於佛教在何處傳播、受持等問題,歷史上並無留下明確記載,因此無法確定從佛世到佛滅間佛教流傳的地域範圍。只能從阿含經與律藏所提的說法與制戒地點,約略推想出佛陀遊歷的地區,大抵就是恆河中游的摩揭陀國,即現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大部分與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區[38]

根本分裂後,由於阿育王對佛教的保護政策,佛教傳到印度內外各地。之後,根本兩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滅三百年以後,便形成所謂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據南方上座部所傳,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國內外九個地區傳教,擴大佛教教團的幅員,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遠及希臘;北至喜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帶發展,南從印度南部斯里蘭卡,東則遠達緬甸地區。而佛教哲學的論書(阿毘達磨)也在這時逐漸成立,一般認為論藏是歷經初期、中期、後期,共費時約二至三百年的時間,直到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才定型下來[38]

大乘佛教的傳出,至早為公元前一世紀左右[39]。初期傳出的大乘經典可分為以信行為中心的「念佛」,與重視智行的「般若」、「」等兩大類[38]迦膩色伽28年(公元2世紀),摩偷羅地方就有阿彌陀佛像,為已知最古之阿彌陀佛像,其銘文為「願一切眾生得無上佛智」,可見其時阿彌陀佛信仰已在當地流傳[40]。這些新傳出的大乘佛典,與佛傳文學有密切的關係,當中提倡以菩薩為本的佛法,並反對部派佛教的阿毘達磨學說,引發了當時部派間的論諍[38][41][42]。至公元二世紀後,這些大乘經典大量在中國傳譯[39]

關於大乘教團的起源問題,現代歷史學的學術研究未有明確定論[43]。明治時期的學者前田慧雲日語前田慧雲(1903)對比大乘和大眾部的思想後,找出其中的共通點,提出「大眾部起源說」,但也有學者認為大乘佛教未必與大眾部有密切的關係,倒與上座部系有很深的淵源[44]平川彰(1968)則提出「在家佛塔教團起源說」,認為大乘佛教非源於部派,而是以佛塔供養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團。不過此說因文獻證據不足,主觀推論過多,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意見。Gregory Schopen英語Gregory Schopen更詳細考察印度與佛塔相關之碑銘,得出公元前二世紀已有出家僧人參與佛塔供養,表明部派僧人與佛塔供養的密切關係,主張「在家佛塔起源說」不能成立[43]。Paul Harrison等學者,則注意到大乘經典強調禪修的重要,而主張大乘初期的教團是以森林禪修、頭陀行為主的傳統,這群禪修者日漸增多後才開始發展成寺院[45]

另外,有學者認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於部派的特定學派思潮,而不具有教團的獨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最早出現「大乘」名號的碑文位於公元五世紀以後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釋種比丘.大乘(信奉者)的布施,迴向一切眾生得無上智」的字句,推測或許到此時才有比較自主的大乘教團存在於印度[43]

翻譯

佛陀傳佈其教法的用語,最初為摩揭陀俗語。隨着教團擴張,僧眾們用印度當地的俗語來傳佈佛陀的教法[46][47][48],到笈多王朝(約西元320-550年)時期,佛教內部轉而使用梵語的情況變得明顯[49]

由於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語傳述佛典,早期的漢譯佛典並非譯自梵語,而是從印度俗語犍陀羅語西域諸語等語言翻譯過來的[50][51][52][53]。直到後期,佛教僧眾改以梵語作為經典語言之後,南北朝之後的漢譯佛典就以梵語佔多數,而七世紀之後的藏譯佛典更是幾乎全譯自於梵語[54]

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相傳是攝摩騰所譯的《四十二章經》,隨後有安世高譯《轉法輪經》《安般守意經》、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支謙等譯《法句經》《大般泥洹經》、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竺法護譯《生經》《修行道地經》、鳩摩羅什譯《遺教經》、還有譯者不明的《稻稈經》、《八大人覺經》等早期翻譯佛典[55]

東晉唐朝為漢譯佛典興盛期,其中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或義凈)並稱為佛經翻譯四大家,譯出不少般若中觀如來藏唯識秘密乘佛典[56]北宋法天施護天息災等人,所譯佛典以密續為主而旁兼阿含類及些許大乘顯教經論,這是漢傳佛教最後一次大規模翻譯佛典的活動[57]

民國時期,漢傳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以及藏傳佛教有了較多接觸,分別有了參法師(葉均)和法尊法師譯出零星作品[58][59]

教典

概述

不同時期和地域的佛教,有其各自尊奉的至高教典。初期佛教奉《阿含》為佛陀根本聖教,大乘佛教以《般若經》為佛法核心[60]唯識學派以《解深密經》為最高宗義[61]中國佛教把《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視為究竟圓滿的圓教,讚譽「法華成佛,華嚴富貴,楞嚴開慧」[62][63]。源自唐密日本密教,宗奉《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般若理趣經[64]藏傳佛教藏密行者常誦持《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以《秘密集會續》《勝樂根本續》《時輪續》等無上瑜伽密續為最上教法[65]尼泊爾尼瓦爾佛教則有以九部梵文本大乘佛經為殊勝「九法英語Buddhism_in_Nepal#Overview」(Nava Dharma)的傳統[66][67]

漢傳佛教宗派而言,禪宗又與《楞伽經》《思益經》《維摩詰經》《金剛經》《文殊說般若經》《大乘涅槃經》《圓覺經》有重要淵源[68]西方淨土法門特重《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彌勒淨土法門重《彌勒下生經》《觀彌勒上生經[69]。此外,解說如來藏義的《勝鬘經》,和禪那三昧有關的《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觀普賢行法經》在漢傳佛教亦受一定重視[70](印度中、後期大乘亦重視《月燈三昧經》、《寶雲經[71][72])。祈請佛菩薩護佑加持的《金光明經》《仁王護國經》《藥師經》《地藏經》《普門品》等,在漢傳佛教也相當盛行[73]。《大寶積經》和《大方等大集經》為大乘的經集,廣收各種大乘修行法門。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及〈大悲咒〉〈尊勝咒〉〈楞嚴咒〉為漢傳佛教不分宗派普遍誦持的陀羅尼。在密教當中,佛菩薩本尊護法各有其真言,如觀世音菩薩的〈六字真言〉、準提菩薩的〈準提咒〉、毗盧遮那佛的〈光明真言〉。藏傳密宗特別盛行多羅菩薩的〈度母二十一禮讚英語Praises to the Twenty-One Taras〉以及〈金剛薩埵百字明咒〉,後者為修習本尊瑜伽的必備前行英語Ngöndro尼泊爾尼瓦爾佛教奉行《大隨求陀羅尼經》、《守護大千國土經》、《大孔雀明王經》、《大寒林陀羅尼經》、《大護明大陀羅尼經》為五護陀羅尼英語Pañcarakṣā(Pañcarakṣā英語Raksha (Vedic)[74]。奉尼柯耶為聖典的南傳佛教則把《慈經》、《吉祥經英語Mangala Sutta》、《寶經英語Ratana Sutta》、《阿吒曩胝經》等當作護衛英語Paritta經文。舍利弗因之悟入法眼淨的〈緣起偈〉,經常被銘刻在印度寺院的佛塔上,視之為佛陀法身[75][76]

並非所有漢傳佛典皆為翻譯之作,如古代民間流行用來祈求福報的《高王觀世音經》、《天地八陽神咒經》等,或者天台宗著作中,常引用南北朝時期流行的《提謂波利經》、《像法決疑經》、《最妙勝定經[77][78][79],後世經錄皆判定非譯自印度,而列入偽目,為刻本藏經所不收。又如傳達孝順親長的《父母恩重難報經》、《盂蘭盆經》、《地藏經》等,現代研究者多認為是華人僧俗所造[80]。這些可能是在漢地撰造的「本土經論」不乏至今仍對中國佛教影響至鉅的佛典,如戒律類的《梵網菩薩戒經》,經藏類的《大佛頂首楞嚴經》、《圓覺經》,以及論典類的《大乘起信論》、《寶藏論》等等[81][82]

六祖壇經》是後人推崇禪宗六祖曹溪惠能的言行,尊稱為「經」的言行錄[83],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淨影慧遠大乘義章》、慈恩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以及永明延壽宗鏡錄》為漢地重要的佛教通論之書,為佛法之綱要[84]智顗《法界次第初門》則從其止觀角度出發,撰集法數名目,明法門之淺深次第。《法苑珠林》以類書的形式網羅眾多佛教經論和外典俗書,為佛教的百科全書[85]。《彌蘭王問》(那先比丘經)記載部派佛教時期,印度僧侶那先比丘英語Nagasena(龍軍長老),與統治當時北印度之希臘國王彌蘭王(米南德一世)對答佛教義理,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與希臘文明的初次對話。

中國佛教在唐代以後,為了控管僧尼人數,曾形成「試經度僧」的度牒制度,以《法華經》等大乘經為主要的應試經論[86]。歷史上流行又富有文學影響的漢譯佛經,依據胡適的說法,則要算上鳩摩羅什所譯的《金剛》,《法華》,《維摩詰》這三部[87]初期佛教聖典、現代佛學公認最接近原始佛教的《阿含》,反而長期在中國佛教的傳統裏受到冷落[88]。不過在印順法師的闡發推動下,記載佛陀根本思想言行的四阿含尼柯耶,已逐漸為現代華語佛教界所研習重視[89]

由於佛教經文繁多、經典龐大,一些短小的經文或偈頌集,編輯為入門書而流傳開來,如《法句經[90]、《四十二章經》(中國佛教)、《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中國佛教)[91][92]無著賢法語Thokmé Zangpo論師的《佛子行三十七頌》(西藏佛教)[93]摩咥里制吒的《一百五十讚佛頌》及龍樹的《勸誡王頌》(印度佛教)[94]等。

初期佛教

阿含經

法句經

大乘佛教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金剛經

法華經

華嚴經

解深密經

楞伽經

四分律(漢傳僧團)

巴利律藏(南傳上座部僧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藏傳僧團)

阿毘達摩

結構

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成道後,開演教法的第一部經,是在鹿野苑對五比丘宣說中道四聖諦的《轉法輪經》,接着是《五蘊皆空經英語Anattalakkhana Sutta》,最後一部是佛陀般涅槃前三個月行腳教化及開示最後教誡的《大般涅槃經[95]天台宗判教等大乘佛教說法,是以如來初成道後,現毘盧遮那身講《華嚴經》頓說佛道,爾後開演《四阿含》,以及《維摩詰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大乘經漸次陶練其心,最後講《法華經》開權顯實,顯揚一乘,又於入滅前說《涅槃經》捃拾眾生,令具真常佛性,入大涅槃[96][97]

若按體裁,佛典又可分為十二種形式(若依九分教則沒有「尼陀那」、「阿波陀那」、「優波提舍」):

  • 修多羅(Sūtra):以散文逕直闡述法義,又稱長行、略說;狹義來說,指直說五蘊十八界十二處十二因緣四諦等內容的教說。[98]
  • 祇夜(Geya):以偈語重誦修多羅中所說法義,又稱應頌、重頌。[99]
  • 記別(Vyākaraṇa):辯析真實法義,解說法義顯明了義的教說,用以記真實義;又指弟子所證或死後生處,以及未來世證果及成佛名號,為記未來生事或菩薩當成佛之事,又稱授記。[100]
  • 伽陀(Gatha):不同於像祇夜那樣對長行再次解說的偈頌,而是直接以偈語來讚詠法義。[101]
  • 憂陀那(Udāna):無人請問,佛陀見世間事,隨興自發偈語,又稱無問自說;說一切有部法句經亦名憂陀那(自說品,Udanavarga[102])。[103]
  • 尼陀那(Nidāna):指佛陀宣說法要或制定戒律,其所特有的事緣,又稱因緣。[104]
  • 阿波陀那(Avadāna):為令了解所說旨趣,而舉世間事跡、業報因緣、寓言故事等為例,顯明所說本義,又稱譬喻[105];又用來指辟支佛、阿羅漢等自說其本行因緣,又稱本起[106]
  • 本事(Itivṛttaka/Ityuktaka):不清楚是佛陀對何人說,在何處說,為何事說,自古輾轉相傳聽來,以「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起頭,「爾時世尊,重攝此義」及重頌作結。以玄奘所譯《本事經》以及巴利《如是語經》(巴利語:Itivuttaka)為代表[107];或指除佛本生外,所宣說的所有過去世之事。[108]
  • 本生(Jataka):佛陀過去生所行的菩薩行故事,有些源自印度民間故事的佛化。[109]
  • 方廣(Vaipulya/Vaidalya/Vaitulya):以正理廣為分辨諸法,廣說種種甚深法義的契經名為方廣(vaipulya),如《梵網六十二見經》、《大因緣經》等[110]。亦名廣破(梵語:vaidalya;巴利語:vedalla),由此廣言能破極堅無智闇。又稱無比(vaitulya),由此廣言理趣幽深,無有諸法能與相比[111]南傳上座部稱為vedalla,解釋為由發問而得智與歡喜的契經,如《中部·43經》、《中部·44經》等[112]大乘佛教則認為菩薩藏相應言說名為方廣,或稱方等。[113]
  • 未曾有法(Adbhutadharma):說三寶佛、法、僧的甚稀有事,又稱希法;或指諸弟子等讚歎如來具有的特別功德。[114]
  • 優波提舍(Upadeśa):對其餘分教所說義理加以分別法相,釋難決擇,顯示正理,是為論議;佛的大弟子,共集一處,對佛的略說,各申解說,隨理辯釋,如阿毘達磨(Abhidharma)、摩怛理迦(Mātṛka,本母)等,亦為論議。[115]

佛傳

佛陀在人間活動事跡的素材,散見於律藏以及本緣部佛經,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眾許摩訶帝經》、《四分律·受戒犍度》、《五分律·受戒法》、《巴利律藏·大犍度》、《本生義註·Avidūrenidānakathā》、《大事英語Mahāvastu》、《中本起經》、《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異出菩薩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佛本行集經》、《僧伽羅剎集經》、馬鳴佛所行讚》、《佛本行經》等佛典,當中涉及具神話色彩的本生類故事[116]。信仰者以這些佛傳故事為雕繪主題,創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圖的藝術表現形式。

傳統的佛傳作品,有五世紀的佛授(Buddhadatta)撰《勝者莊嚴》(Jinālaṅkāra)[117],六世紀初僧祐造《釋迦譜》,禪宗燈史日語燈史錄〈七佛〉傳,十三世紀天台志磬作《佛祖統紀·釋迦佛紀》,十五世紀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傳釋迦牟尼佛傳》(原書名:無誤講述佛陀出有壞美妙絶倫傳記·善逝聖行寶藏),這些作品大多為史實、傳說法統相糅合的敘事[118]

現代人著作則有星雲法師《釋迦牟尼佛傳》、髻智比丘英語Nanamoli Bhikkhu《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藏經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禪師《故道白雲》、中村元《瞿曇佛陀傳》等等。

藏經編纂

漢文藏經的編纂始於南北朝時,之後在全國存有大量的寫本藏經,但由於資料缺乏,對於這些寫本藏經的情況現在尚未釐清。到開元時,據《開元釋教錄》記載,已有1076部,5048卷。之後,各代又續有新譯經論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經最早為開寶藏北宋初開始刊印。最初為版,後有福州版。其後歷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經雕印[119]

歷代雕版印刷的漢文大藏經以般若部為首,排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最前,至大正藏則以阿含部為首,排序長阿含最前。藏傳的《蔡巴甘珠爾目錄》以金剛果乘續部為首,排序《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吉祥時輪本續》最前[120]

分類

狹義的佛經專指經藏中的契經。現存的佛教原典有[121]

  1. 大批的藏文漢文版本的翻譯經典。
  2. 錫蘭緬甸柬埔寨泰國所存,源自古印度上座部所宗奉經典的巴利文版本。
  3. 尼泊爾保存的、印度晚期佛教所存認的一部不很完整的經集,附有一部輔助性著作的選集。
  4. 少數散佈在其他各地的印度語文經典,例如保存在西藏日本和印度西部某些耆那教徒的藏書,以及埋藏在中亞墓窟的藏書。

廣義的佛經總稱「三藏[122][123],包括:

  1. 經藏梵文Sūtra-piṭaka的意譯,音意合譯為「素怛纜藏」,指釋迦牟尼諸弟子所傳述的釋迦佛在世時的說教,以及其後佛教徒稱為釋迦牟尼言行的著作。[124]
  2. 律藏:梵文Vinaya-piṭaka的意譯,音意合譯為「毘奈耶藏」,記載佛教僧侶的戒律佛寺的一般清規。[125]
  3. 論藏:梵文Abhidharma-piṭaka的意譯,音意合譯為「阿毘達磨藏」,是對佛教教義的解說。[126]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將「過去無量殑伽沙諸佛世尊所說正法」,攝為五分(藏):

  • 樂處山林,常居閑寂修靜慮者,說素呾纜藏(經藏)。
  • 樂習威儀護持正法,一味和合令得久住,說毘奈耶藏(律藏)。
  • 樂說正法分別性相,循環研覈究竟甚深,說阿毘達磨藏(論藏)。
  • 樂習大乘真實智慧,離於我法執著分別,說般若波羅蜜多藏(般若藏)。
  • 不能受持契經調伏對法般若,或復有情造諸惡業——四重、八重、五無間罪、謗方等經、一闡提等種種重罪——使得銷滅速疾解脫頓悟涅槃,說諸陀羅尼藏(真言藏─密教悉曇咒語等)。

並稱五藏之受持者,阿難受持「素呾纜藏」(經),優婆離受持「毘奈耶藏」(律),迦旃延受持「阿毘達磨藏」(論藏),文殊菩薩受持「大乘般若波羅蜜多」(般若),金剛手菩薩受持「甚深微妙諸總持門」(真言門)。

漢傳大藏經

漢傳大藏經,主要由域外翻譯佛典組成,後來也加入漢傳佛教僧人撰寫的佛教著作。最初為寫本,印刷術發明後,在北宋初年出現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即《開寶藏》。由於寫本傳抄有異寫、訛字、脫文、衍文、倒文,因此各地流傳的寫本藏經也有所不同。從北宋初年到末年,由當地寫本藏經產生的刻本大藏經,主要形成了三個系統:以《開寶藏》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為代表的北方系、以《崇寧藏》、《毘盧藏》為代表的南方系[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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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開寶藏(蜀版、宋本) 契丹藏(丹藏、丹本) 崇寧藏(閩版) 毘盧藏 圓覺藏(思溪藏) 資福藏(思溪藏) 趙城金藏(蜀版) 磧砂藏 高麗藏(再雕)
發行年 太平興國八年(983) 清寧十年(1064) 崇寧三年(1104) 紹興二十一年(1151) 紹興二年(1132) 淳熙二年(1175) 大定十三年(1173) 至治二年(1322) 高宗三十八年(1251)
數量 5048卷(增補) 6006卷 6108卷 6132卷 5480卷 5490卷 6900卷 6362卷(管主八續) 6589卷
狀態 零星經本 零星經本 東寺 宮內省圖書寮 增上寺 國圖等地[a] 國圖[b] 陝圖等地[c] 增上寺, 海印寺[d]
發起人 宋太祖 遼興宗 福州東禪寺 福州開元寺 密州觀察使王永從 安吉州資福寺 崔法珍 平江府磧砂延聖院 高麗高宗
底本 開寶藏 崇寧藏 毘盧藏 圓覺藏 開寶藏 圓覺藏
增補:普寧藏
開寶藏
增補:丹藏,國本(初雕)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名稱 普寧藏 弘法藏 元官藏 洪武南藏 永樂南藏 永樂北藏 武林藏 萬曆藏 嘉興藏(徑山藏)
發行年 至元二十七年(1290) 至元三十一年(1294) 至元二年(1336) 洪武三十二年(1399) 永樂十五年(1417) 正統五年(1440) 永樂二十年(1422) 順治十四年(1657) 康熙十五年(1676)
數量 6327卷(管主八續) 7182卷 6500卷 7000卷 6331卷 6924卷 不明 6234卷 12600卷(正續編)
狀態 增上寺淺草寺 零星經本[e] 零星經本[f] 川圖[g] 魯圖等地 廣教寺等地[h] 零星經本[i] 寧武縣文化館[j] 北京故宮等地[k]
發起人 白雲宗大普寧寺 元世祖 太皇太后卜答失里 明太祖 明成祖 明成祖 杭州施主 朱常潤選侍王氏 紫柏真可
底本 資福藏 趙城金藏 至元錄經目 磧砂藏 洪武南藏 永樂南藏 磧砂藏, 洪武南藏 永樂南藏, 北藏 永樂北藏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選輯
名稱 天海藏 黃檗藏 龍藏 弘教藏 卍正藏 卍續藏 頻伽藏 大正藏 藏要
發行年 正保五年(1648) 延寶六年(1678) 乾隆三年(1738) 明治十八年 (1885) 明治三十八年(1905) 明治四十五年(1912) 民國二年(1913) 昭和九年(1934) 民國二十四年(1935)[l]
數量 6323卷 7374卷 7168卷 8539卷 7082卷 6957卷 8416卷 13520卷 400餘卷(73種書)
狀態 輪王寺 萬福寺 北京故宮等地[m] 印刷出版 印刷出版 印刷出版 印刷出版 大正一切経刊行會印刷出版[n] 金陵刻經處印刷出版
發起人 德川家光 鐵眼道光 雍正帝 弘教書院 京都藏經書院 京都藏經書院 羅迦陵 高楠順次郎等人 歐陽漸呂澂
底本 資福藏, 普寧藏 嘉興藏 永樂北藏 高麗藏
黃檗藏(工作底本)[128]
黃檗藏 弘教藏 高麗藏
頻伽藏(工作底本)[128]
資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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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及墨寶

中國佛教石經雕刻之舉始於北魏末年,盛於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於摩崖經幢上。

「摩崖刻經」以北齊北周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東泰山經石峪的大字《金剛經》﹑徂徠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經》、水牛山文殊師利般若經》等[129][130]。河南安陽寶山、河北磁縣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經摩崖[131]

經幢」創於初唐,其制如柱,一般為八角棱形,上有蓋,下有座,經文刻於柱身。陝西富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刻於唐永昌元年 (公元689年),為現存較早的經幢。佛教經幢以刻《陀羅尼經》為多,但也有刻《心經》、《楞嚴經》、《大悲心陀羅尼經》、《金剛經》、《藥師經》等經的[129][132]

「碑刻佛經」,數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雲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經「房山石經」。幽州沙門靜琬鐫刻石經以防法難,直至明末,歷時千餘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經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國字數最多的銘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審,亦包括從未見於目錄著錄的稀世孤本,例如《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唐玄宗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131]

此外,還有「石柱佛經」,刻在石柱上藏於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為代表[133];「塔刻佛經」,鐫刻於塔身或塔內石壁上,內容包含了佛教經目和各類佛教經咒[132]

長慶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於蘇州重玄寺法華院刻成石壁經,係為寺僧契元所書,白居易亦為之作讚碑。計刻法華經、維摩詰經、金剛般若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阿彌陀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實相法密經(實相般若波羅蜜經)及般若心經等十萬言以上[134][135]

書法家寫佛經,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北魏人所書,刻入《壯陶閣帖》者為最早,有唐咸通年間大秦寺僧題識。但影響較大的,是稍晚的歐陽詢心經寫本,他也寫有〈佛說尊勝陀羅尼咒〉。此外,釋懷仁集王羲之墨跡為〈集字聖教序〉,寫有行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36]。著名的,還有題為王羲之所書的《佛遺教經》、鍾紹京的《轉輪聖王經》(起世經·轉輪聖王品)、柳公權的《金剛經》、國詮的《善見律》卷、張旭草書《心經》、以及懷素草書《四十二章經》[130][137]

唐代佛經傳抄最廣的是寫經生、僧人的寫經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這些作品才大量現世。所抄佛經以《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維摩詰所說經》、《無量壽宗要經》的數量最多,其質量參差不齊,以發願供養、祈求福報為主要目的[138][139]。此外,大批的佛典疑偽經文獻、漢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禪宗著作、宣教通俗文書,如變文等,皆在敦煌文獻抄寫之列[140]

唐代以後,黃庭堅趙孟頫董其昌文徵明陳洪綬文嘉張照孔繼涑等人所寫《心經》;蘇軾、趙孟頫、祝允明孫慎行等人所寫《四十二章經》;米芾寫〈倒念揭諦咒〉;蘇軾、黃庭堅、張即之、趙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釋弘一寫《金剛經》;趙孟頫、董其昌寫《妙法蓮華經》等,均可稱為名品[136][141]。其餘佛經法帖尚有張即之華嚴經》《佛遺教經》、趙孟頫《楞嚴經讚佛偈》、蘇軾《圓覺經》《華嚴經破地獄偈》、黃庭堅《文益禪師語錄》、董其昌《楞嚴經圓通偈》《阿彌陀經》《佛遺教經》、林則徐《阿彌陀經》、弘一法師《華嚴經》等等[136][142]

清代帝王亦好寫佛經,所抄內容以智慧、修持、覺悟、真如類的典籍為主,包括《般若經》、《心經》、《金剛經》、《法華經》、《圓覺經》等。較具有代表性的佛經寫本,則有:康熙《心經》、乾隆《金剛經》、《白衣大悲王印陀羅尼經》、咸豐《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慈禧太后《心經》[143]

篆書方面的名作,則有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年)靈隱寺莫庵道肎,寫成的集篆三十二體《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每章一體,並註記各體源流。從北宋以後,歷經明、清二代,屢見重鈔翻刻或復臨的三十二體篆書《金剛經》,是篆書史上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集篆作品[144]

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經被毀,中國石刻佛經相當興盛,從北齊至宋元時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經已無法統計[133]。書法家寫佛經的風氣,則較道經晚起步。唐代書法家少寫佛經,宋代書法家以翰墨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風氣下,兼寫佛道經[136]。晚清藏書家葉昌熾評論:「佛經之精者皆大字,而碑為多;道經之精者皆小楷,而帖為多」[131]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研究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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