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為記載佛語和佛陀教法的經典。主要指經藏,有時也泛指經律論三藏,以及歷代後賢著作的全部佛典,古代總稱為「眾經」、「一切經」或「大藏經」[1][2][3]。按佛教傳統和記載語言,佛典可分為巴利語(南傳上座部佛教)、古漢語(漢傳佛教)、古典藏語(藏傳佛教)三大體系,殘存的梵語、犍陀羅語文獻,並衍生出焉耆-龜茲語、于闐語、粟特語、回鶻語、西夏語、蒙語、滿語、日語、韓語、越南語、古爪哇語、高棉語、泰語、傣語、緬語、僧伽羅語、現代漢語和英語等語言的再譯本。
佛教在印度一千多年的發展,誕生了為數眾多的龐大典籍。儘管有共通源頭,但經過長期抉擇、揚棄與衍生的教判過程,形成了多樣化的面貌[4][5]:
- 斯里蘭卡、泰、緬等地傳承聲聞乘的上座部教法,以傳至斯里蘭卡島的分別說部──赤銅鍱部中阿努拉德普勒大寺派的《巴利三藏》為主,重視四念處禪修。傳揚解脫道四向四果,為上座部佛教;
- 漢字文化圈以大乘經論為主幹。教理之義學肇始於關河(鳩摩羅什)[6],後有三論、天台、華嚴、法相,旁兼說一切有部毗曇學、成實學、俱舍學;行法有參禪(禪宗)、念佛(淨宗)、止觀(關中/廬山禪經、天台止觀、華嚴止觀、瑜伽師地論等),及秘密乘中雜密的儀軌咒語,和純密的修行體系。主要傳揚菩薩道,推崇菩提心和六波羅蜜行,為東亞佛教,屬於大乘佛教的一支;
- 西藏、不丹、蒙古等地承接密續教法,以和怛特羅有關的印度密教為主。重視顯教宗義(藏: grub-mtha')有部、經部、唯識、中觀的學習,密咒壇城護摩的加持,以及觀修本尊。其修行分為修習空性的解脫道(藏: grol lam),和修習那洛六法等密續瑜伽,開通氣脈和脈輪的方便道(藏: thabs lam)。傳揚密咒金剛乘,得悉地成就,為西藏佛教,屬於大乘佛教的一支。
1967年,世界佛教僧伽會通過〈上座部佛教與大乘佛教的基本共識〉,作為聯合不同佛教傳統的普世宣言。其成員來自南傳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怛特羅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代表。
結集
佛教早期並沒有書面經典,僧眾以口述傳承教法[7]。釋迦牟尼寂滅後,僧團在王舍城舉行第一次集結(saṃgīti)。據佛教律藏的共通記載,該次集結由「上座」比丘大迦葉等人主持[8],「多聞者」阿難誦出佛陀所說修多羅,「持律者」優波離誦出波羅提木叉,大眾對其內容共同審定,再編成次第,為後來《四阿含》(法)與律藏(律)的起源[9][10]。
佛陀在世期間,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於歸納演繹佛法精義,為後來阿毘達磨論藏(對法)的濫觴[11][12]。傳說王舍城結集時,大迦葉誦出了阿毘達磨(其他的記載,則謂是阿難或富樓那)[13][14]。在推重阿毘達磨的上座部中,如說一切有部、銅鍱部、犢子部等,主張自宗所傳承的阿毘達磨論為佛陀所說[15][16][17],不過大眾部與化地部、銅鍱部律沒有結集論藏的明文[14],而經量部師認為沒有對法藏,對法只是契經解說慧學的部份,弟子所作的論只是經疏,不算作藏[18]。
印順法師檢視有關論藏結集的記載,異說紛紜,認為論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時代尚未存在,而應為部派時代的作品[14][19]。他也主張經與律,應是經過一段時期不停的整理與結集才形成現有規模,現存的四阿含與律藏難以單一溯源到王舍城結集[20]。
大乘經的傳出有種種傳說[21]。據《大唐西域記》,大眾部另外進行窟外集結集出五藏。其中或有大乘經;《大智度論》則記載,佛陀滅度後,文殊、彌勒諸大菩薩,與阿難共集摩訶衍教法,專稱為「菩薩藏」[22][23]。西藏傳說則稱大乘佛法之根本結集,在王舍城旁無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萬佛子聚集,由普賢菩薩領導、文殊、彌勒、金剛手等大菩薩共同結集而成[24]。其他則有說是從諸天與龍宮取得、憶念過去生所聞佛法、從他方佛、三昧中見佛等聽聞而來[25]。
大乘經論當中,文殊傳承甚深觀於龍樹─提婆,形成《中論》等中觀般若經論,彌勒傳承廣大行於無著─世親,形成《大乘經莊嚴論》等唯識經論[26][27]。天台宗以龍樹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為龍樹「今師相承」。禪宗稱佛陀在靈鷲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其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傳至菩提達摩。[28][29][30][31]。
有些記載稱,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32],專門收集諸佛所說之祕密真言(mantra)、陀羅尼(dhāraṇī)、種子字(bīja)、明咒(vidya),或護咒(paritta)。大乘佛教以金剛手菩薩(金剛薩埵)為雜密及諸密續之傳法與集結者[33][34][35],藏密又以普賢王如來、金剛總持為無上瑜伽的傳法者[36][37]。
傳佈
關於佛教在何處傳播、受持等問題,歷史上並無留下明確記載,因此無法確定從佛世到佛滅間佛教流傳的地域範圍。只能從阿含經與律藏所提的說法與制戒地點,約略推想出佛陀遊歷的地區,大抵就是恆河中游的摩揭陀國,即現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大部分與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區[38]。
在根本分裂後,由於阿育王對佛教的保護政策,佛教傳到印度內外各地。之後,根本兩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滅三百年以後,便形成所謂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據南方上座部所傳,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國內外九個地區傳教,擴大佛教教團的幅員,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遠及希臘;北至喜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帶發展,南從印度南部到斯里蘭卡,東則遠達緬甸地區。而佛教哲學的論書(阿毘達磨)也在這時逐漸成立,一般認為論藏是歷經初期、中期、後期,共費時約二至三百年的時間,直到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才定型下來[38]。
大乘佛教的傳出,至早為公元前一世紀左右[39]。初期傳出的大乘經典可分為以信行為中心的「念佛」,與重視智行的「般若」、「空」等兩大類[38]。迦膩色伽28年(公元2世紀),摩偷羅地方就有阿彌陀佛像,為已知最古之阿彌陀佛像,其銘文為「願一切眾生得無上佛智」,可見其時阿彌陀佛信仰已在當地流傳[40]。這些新傳出的大乘佛典,與佛傳文學有密切的關係,當中提倡以菩薩為本的佛法,並反對部派佛教的阿毘達磨學說,引發了當時部派間的論諍[38][41][42]。至公元二世紀後,這些大乘經典大量在中國傳譯[39]。
關於大乘教團的起源問題,現代歷史學的學術研究未有明確定論[43]。明治時期的學者前田慧雲(1903)對比大乘和大眾部的思想後,找出其中的共通點,提出「大眾部起源說」,但也有學者認為大乘佛教未必與大眾部有密切的關係,倒與上座部系有很深的淵源[44]。平川彰(1968)則提出「在家佛塔教團起源說」,認為大乘佛教非源於部派,而是以佛塔供養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團。不過此說因文獻證據不足,主觀推論過多,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意見。Gregory Schopen更詳細考察印度與佛塔相關之碑銘,得出公元前二世紀已有出家僧人參與佛塔供養,表明部派僧人與佛塔供養的密切關係,主張「在家佛塔起源說」不能成立[43]。Paul Harrison等學者,則注意到大乘經典強調禪修的重要,而主張大乘初期的教團是以森林禪修、頭陀行為主的傳統,這群禪修者日漸增多後才開始發展成寺院[45]。
另外,有學者認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於部派的特定學派思潮,而不具有教團的獨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最早出現「大乘」名號的碑文位於公元五世紀以後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釋種比丘.大乘(信奉者)的布施,迴向一切眾生得無上智」的字句,推測或許到此時才有比較自主的大乘教團存在於印度[43]。
翻譯
佛陀傳佈其教法的用語,最初為摩揭陀俗語。隨着教團擴張,僧眾們用印度當地的俗語來傳佈佛陀的教法[46][47][48],到笈多王朝(約西元320-550年)時期,佛教內部轉而使用梵語的情況變得明顯[49]。
由於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語傳述佛典,早期的漢譯佛典並非譯自梵語,而是從印度俗語、犍陀羅語、西域諸語等語言翻譯過來的[50][51][52][53]。直到後期,佛教僧眾改以梵語作為經典語言之後,南北朝之後的漢譯佛典就以梵語佔多數,而七世紀之後的藏譯佛典更是幾乎全譯自於梵語[54]。
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相傳是攝摩騰所譯的《四十二章經》,隨後有安世高譯《轉法輪經》《安般守意經》、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支謙等譯《法句經》《大般泥洹經》、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竺法護譯《生經》《修行道地經》、鳩摩羅什譯《遺教經》、還有譯者不明的《稻稈經》、《八大人覺經》等早期翻譯佛典[55]。
東晉至唐朝為漢譯佛典興盛期,其中鳩摩羅什與真諦、玄奘、不空(或義凈)並稱為佛經翻譯四大家,譯出不少般若、中觀、如來藏、唯識和秘密乘佛典[56]。北宋的法天、施護、天息災等人,所譯佛典以密續為主而旁兼阿含類及些許大乘顯教經論,這是漢傳佛教最後一次大規模翻譯佛典的活動[57]。
民國時期,漢傳佛教與南傳上座部佛教以及藏傳佛教有了較多接觸,分別有了參法師(葉均)和法尊法師譯出零星作品[58][59]。
教典
不同時期和地域的佛教,有其各自尊奉的至高教典。初期佛教奉《阿含》為佛陀根本聖教,大乘佛教以《般若經》為佛法核心[60],唯識學派以《解深密經》為最高宗義[61] ;中國佛教把《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視為究竟圓滿的圓教,讚譽「法華成佛,華嚴富貴,楞嚴開慧」[62][63]。源自唐密的日本密教,宗奉《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般若理趣經》[64]。藏傳佛教的藏密行者常誦持《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以《秘密集會續》《勝樂根本續》《時輪續》等無上瑜伽密續為最上教法[65]。尼泊爾的尼瓦爾佛教則有以九部梵文本大乘佛經為殊勝「九法」(Nava Dharma)的傳統[66][67]。
就漢傳佛教宗派而言,禪宗又與《楞伽經》《思益經》《維摩詰經》《金剛經》《文殊說般若經》《大乘涅槃經》《圓覺經》有重要淵源[68];西方淨土法門特重《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彌勒淨土法門重《彌勒下生經》《觀彌勒上生經》[69]。此外,解說如來藏義的《勝鬘經》,和禪那、三昧有關的《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觀普賢行法經》在漢傳佛教亦受一定重視[70](印度中、後期大乘亦重視《月燈三昧經》、《寶雲經》[71][72])。祈請佛菩薩護佑加持的《金光明經》《仁王護國經》《藥師經》《地藏經》《普門品》等,在漢傳佛教也相當盛行[73]。《大寶積經》和《大方等大集經》為大乘的經集,廣收各種大乘修行法門。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及〈大悲咒〉〈尊勝咒〉〈楞嚴咒〉為漢傳佛教不分宗派普遍誦持的陀羅尼。在密教當中,佛菩薩本尊護法各有其真言,如觀世音菩薩的〈六字真言〉、準提菩薩的〈準提咒〉、毗盧遮那佛的〈光明真言〉。藏傳密宗特別盛行多羅菩薩的〈度母二十一禮讚〉以及〈金剛薩埵百字明咒〉,後者為修習本尊瑜伽的必備前行。尼泊爾的尼瓦爾佛教奉行《大隨求陀羅尼經》、《守護大千國土經》、《大孔雀明王經》、《大寒林陀羅尼經》、《大護明大陀羅尼經》為五護陀羅尼(Pañcarakṣā)[74]。奉尼柯耶為聖典的南傳佛教則把《慈經》、《吉祥經》、《寶經》、《阿吒曩胝經》等當作護衛經文。舍利弗因之悟入法眼淨的〈緣起偈〉,經常被銘刻在印度寺院的佛塔上,視之為佛陀法身[75][76]。
並非所有漢傳佛典皆為翻譯之作,如古代民間流行用來祈求福報的《高王觀世音經》、《天地八陽神咒經》等,或者天台宗著作中,常引用南北朝時期流行的《提謂波利經》、《像法決疑經》、《最妙勝定經》[77][78][79],後世經錄皆判定非譯自印度,而列入偽目,為刻本藏經所不收。又如傳達孝順親長的《父母恩重難報經》、《盂蘭盆經》、《地藏經》等,現代研究者多認為是華人僧俗所造[80]。這些可能是在漢地撰造的「本土經論」不乏至今仍對中國佛教影響至鉅的佛典,如戒律類的《梵網菩薩戒經》,經藏類的《大佛頂首楞嚴經》、《圓覺經》,以及論典類的《大乘起信論》、《寶藏論》等等[81][82]。
《六祖壇經》是後人推崇禪宗六祖曹溪惠能的言行,尊稱為「經」的言行錄[83],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淨影慧遠《大乘義章》、慈恩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以及永明延壽《宗鏡錄》為漢地重要的佛教通論之書,為佛法之綱要[84]。智顗《法界次第初門》則從其止觀角度出發,撰集法數名目,明法門之淺深次第。《法苑珠林》以類書的形式網羅眾多佛教經論和外典俗書,為佛教的百科全書[85]。《彌蘭王問》(那先比丘經)記載部派佛教時期,印度僧侶那先比丘(龍軍長老),與統治當時北印度之希臘國王彌蘭王(米南德一世)對答佛教義理,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與希臘文明的初次對話。
中國佛教在唐代以後,為了控管僧尼人數,曾形成「試經度僧」的度牒制度,以《法華經》等大乘經為主要的應試經論[86]。歷史上流行又富有文學影響的漢譯佛經,依據胡適的說法,則要算上鳩摩羅什所譯的《金剛》,《法華》,《維摩詰》這三部[87]。初期佛教聖典、現代佛學公認最接近原始佛教的《阿含》,反而長期在中國佛教的傳統裏受到冷落[88]。不過在印順法師的闡發推動下,記載佛陀根本思想言行的四阿含及尼柯耶,已逐漸為現代華語佛教界所研習重視[89]。
由於佛教經文繁多、經典龐大,一些短小的經文或偈頌集,編輯為入門書而流傳開來,如《法句經》[90]、《四十二章經》(中國佛教)、《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中國佛教)[91][92]、無著賢論師的《佛子行三十七頌》(西藏佛教)[93]、摩咥里制吒的《一百五十讚佛頌》及龍樹的《勸誡王頌》(印度佛教)[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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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成道後,開演教法的第一部經,是在鹿野苑對五比丘宣說中道及四聖諦的《轉法輪經》,接着是《五蘊皆空經》,最後一部是佛陀入般涅槃前三個月行腳教化及開示最後教誡的《大般涅槃經》[95]。天台宗判教等大乘佛教說法,是以如來初成道後,現毘盧遮那身講《華嚴經》頓說佛道,爾後開演《四阿含》,以及《維摩詰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大乘經漸次陶練其心,最後講《法華經》開權顯實,顯揚一乘,又於入滅前說《涅槃經》捃拾眾生,令具真常佛性,入大涅槃[96][97]。
若按體裁,佛典又可分為十二種形式(若依九分教則沒有「尼陀那」、「阿波陀那」、「優波提舍」):
- 修多羅(Sūtra):以散文逕直闡述法義,又稱長行、略說;狹義來說,指直說五蘊、十八界、十二處、十二因緣、四諦等內容的教說。[98]
- 祇夜(Geya):以偈語重誦修多羅中所說法義,又稱應頌、重頌。[99]
- 記別(Vyākaraṇa):辯析真實法義,解說法義顯明了義的教說,用以記真實義;又指弟子所證或死後生處,以及未來世證果及成佛名號,為記未來生事或菩薩當成佛之事,又稱授記。[100]
- 伽陀(Gatha):不同於像祇夜那樣對長行再次解說的偈頌,而是直接以偈語來讚詠法義。[101]
- 憂陀那(Udāna):無人請問,佛陀見世間事,隨興自發偈語,又稱無問自說;說一切有部的法句經亦名憂陀那(自說品,Udanavarga[102])。[103]
- 尼陀那(Nidāna):指佛陀宣說法要或制定戒律,其所特有的事緣,又稱因緣。[104]
- 阿波陀那(Avadāna):為令了解所說旨趣,而舉世間事跡、業報因緣、寓言故事等為例,顯明所說本義,又稱譬喻[105];又用來指辟支佛、阿羅漢等自說其本行因緣,又稱本起[106]。
- 本事(Itivṛttaka/Ityuktaka):不清楚是佛陀對何人說,在何處說,為何事說,自古輾轉相傳聽來,以「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起頭,「爾時世尊,重攝此義」及重頌作結。以玄奘所譯《本事經》以及巴利《如是語經》(巴利語:Itivuttaka)為代表[107];或指除佛本生外,所宣說的所有過去世之事。[108]
- 本生(Jataka):佛陀過去生所行的菩薩行故事,有些源自印度民間故事的佛化。[109]
- 方廣(Vaipulya/Vaidalya/Vaitulya):以正理廣為分辨諸法,廣說種種甚深法義的契經名為方廣(vaipulya),如《梵網六十二見經》、《大因緣經》等[110]。亦名廣破(梵語:vaidalya;巴利語:vedalla),由此廣言能破極堅無智闇。又稱無比(vaitulya),由此廣言理趣幽深,無有諸法能與相比[111]。南傳上座部稱為vedalla,解釋為由發問而得智與歡喜的契經,如《中部·43經》、《中部·44經》等[112]。大乘佛教則認為菩薩藏相應言說名為方廣,或稱方等。[113]
- 未曾有法(Adbhutadharma):說三寶佛、法、僧的甚稀有事,又稱希法;或指諸弟子等讚歎如來具有的特別功德。[114]
- 優波提舍(Upadeśa):對其餘分教所說義理加以分別法相,釋難決擇,顯示正理,是為論議;佛的大弟子,共集一處,對佛的略說,各申解說,隨理辯釋,如阿毘達磨(Abhidharma)、摩怛理迦(Mātṛka,本母)等,亦為論議。[115]
佛陀在人間活動事跡的素材,散見於律藏以及本緣部佛經,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眾許摩訶帝經》、《四分律·受戒犍度》、《五分律·受戒法》、《巴利律藏·大犍度》、《本生義註·Avidūrenidānakathā》、《大事》、《中本起經》、《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異出菩薩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佛本行集經》、《僧伽羅剎集經》、馬鳴《佛所行讚》、《佛本行經》等佛典,當中涉及具神話色彩的本生類故事[116]。信仰者以這些佛傳故事為雕繪主題,創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圖的藝術表現形式。
傳統的佛傳作品,有五世紀的佛授(Buddhadatta)撰《勝者莊嚴》(Jinālaṅkāra)[117],六世紀初僧祐造《釋迦譜》,禪宗燈史錄〈七佛〉傳,十三世紀天台僧志磬作《佛祖統紀·釋迦佛紀》,十五世紀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傳釋迦牟尼佛傳》(原書名:無誤講述佛陀出有壞美妙絶倫傳記·善逝聖行寶藏),這些作品大多為史實、傳說與法統相糅合的敘事[118]。
現代人著作則有星雲法師《釋迦牟尼佛傳》、髻智比丘《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藏經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禪師《故道白雲》、中村元《瞿曇佛陀傳》等等。
藏經編纂
漢文藏經的編纂始於南北朝時,之後在全國存有大量的寫本藏經,但由於資料缺乏,對於這些寫本藏經的情況現在尚未釐清。到唐開元時,據《開元釋教錄》記載,已有1076部,5048卷。之後,各代又續有新譯經論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經最早為開寶藏,北宋初開始刊印。最初為蜀版,後有福州版。其後歷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經雕印[119]。
歷代雕版印刷的漢文大藏經以般若部為首,排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最前,至大正藏則以阿含部為首,排序長阿含最前。藏傳的《蔡巴甘珠爾目錄》以金剛果乘續部為首,排序《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吉祥時輪本續》最前[120]。
- 大批的藏文和漢文版本的翻譯經典。
- 錫蘭、緬甸、柬埔寨和泰國所存,源自古印度上座部所宗奉經典的巴利文版本。
- 尼泊爾保存的、印度晚期佛教所存認的一部不很完整的經集,附有一部輔助性著作的選集。
- 少數散佈在其他各地的印度語文經典,例如保存在西藏、日本和印度西部某些耆那教徒的藏書,以及埋藏在中亞墓窟的藏書。
- 經藏:梵文Sūtra-piṭaka的意譯,音意合譯為「素怛纜藏」,指釋迦牟尼諸弟子所傳述的釋迦佛在世時的說教,以及其後佛教徒稱為釋迦牟尼言行的著作。[124]
- 律藏:梵文Vinaya-piṭaka的意譯,音意合譯為「毘奈耶藏」,記載佛教僧侶的戒律及佛寺的一般清規。[125]
- 論藏:梵文Abhidharma-piṭaka的意譯,音意合譯為「阿毘達磨藏」,是對佛教教義的解說。[126]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將「過去無量殑伽沙諸佛世尊所說正法」,攝為五分(藏):
- 樂處山林,常居閑寂修靜慮者,說素呾纜藏(經藏)。
- 樂習威儀護持正法,一味和合令得久住,說毘奈耶藏(律藏)。
- 樂說正法分別性相,循環研覈究竟甚深,說阿毘達磨藏(論藏)。
- 樂習大乘真實智慧,離於我法執著分別,說般若波羅蜜多藏(般若藏)。
- 不能受持契經調伏對法般若,或復有情造諸惡業——四重、八重、五無間罪、謗方等經、一闡提等種種重罪——使得銷滅速疾解脫頓悟涅槃,說諸陀羅尼藏(真言藏─密教悉曇咒語等)。
並稱五藏之受持者,阿難受持「素呾纜藏」(經),優婆離受持「毘奈耶藏」(律),迦旃延受持「阿毘達磨藏」(論藏),文殊菩薩受持「大乘般若波羅蜜多」(般若),金剛手菩薩受持「甚深微妙諸總持門」(真言門)。
漢傳大藏經,主要由域外翻譯佛典組成,後來也加入漢傳佛教僧人撰寫的佛教著作。最初為寫本,印刷術發明後,在北宋初年出現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即《開寶藏》。由於寫本傳抄有異寫、訛字、脫文、衍文、倒文,因此各地流傳的寫本藏經也有所不同。從北宋初年到末年,由當地寫本藏經產生的刻本大藏經,主要形成了三個系統:以《開寶藏》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為代表的北方系、以《崇寧藏》、《毘盧藏》為代表的南方系[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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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 開寶藏(蜀版、宋本) | 契丹藏(丹藏、丹本) | 崇寧藏(閩版) | 毘盧藏 | 圓覺藏(思溪藏) | 資福藏(思溪藏) | 趙城金藏(蜀版) | 磧砂藏 | 高麗藏(再雕) |
發行年 | 太平興國八年(983) | 清寧十年(1064) | 崇寧三年(1104) | 紹興二十一年(1151) | 紹興二年(1132) | 淳熙二年(1175) | 大定十三年(1173) | 至治二年(1322) | 高宗三十八年(1251) |
數量 | 5048卷(增補) | 6006卷 | 6108卷 | 6132卷 | 5480卷 | 5490卷 | 6900卷 | 6362卷(管主八續) | 6589卷 |
狀態 | 零星經本 | 零星經本 | 藏東寺 | 藏宮內省圖書寮 | 藏增上寺 | 藏國圖等地[a] | 藏國圖[b] | 藏陝圖等地[c] | 藏增上寺, 海印寺[d] |
發起人 | 宋太祖 | 遼興宗 | 福州東禪寺 | 福州開元寺 | 密州觀察使王永從 | 安吉州資福寺 | 崔法珍 | 平江府磧砂延聖院 | 高麗高宗 |
底本 | 開寶藏 | 崇寧藏 | 毘盧藏 | 圓覺藏 | 開寶藏 | 圓覺藏 增補:普寧藏 |
開寶藏 增補:丹藏,國本(初雕) |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
名稱 | 普寧藏 | 弘法藏 | 元官藏 | 洪武南藏 | 永樂南藏 | 永樂北藏 | 武林藏 | 萬曆藏 | 嘉興藏(徑山藏) |
發行年 | 至元二十七年(1290) | 至元三十一年(1294) | 至元二年(1336) | 洪武三十二年(1399) | 永樂十五年(1417) | 正統五年(1440) | 永樂二十年(1422) | 順治十四年(1657) | 康熙十五年(1676) |
數量 | 6327卷(管主八續) | 7182卷 | 6500卷 | 7000卷 | 6331卷 | 6924卷 | 不明 | 6234卷 | 12600卷(正續編) |
狀態 | 藏增上寺、淺草寺 | 零星經本[e] | 零星經本[f] | 藏川圖[g] | 藏魯圖等地 | 藏廣教寺等地[h] | 零星經本[i] | 藏寧武縣文化館[j] | 藏北京故宮等地[k] |
發起人 | 白雲宗大普寧寺 | 元世祖 | 太皇太后卜答失里 | 明太祖 | 明成祖 | 明成祖 | 杭州施主 | 朱常潤的選侍王氏 | 紫柏真可 |
底本 | 資福藏 | 趙城金藏 | 至元錄經目 | 磧砂藏 | 洪武南藏 | 永樂南藏 | 磧砂藏, 洪武南藏 | 永樂南藏, 北藏 | 永樂北藏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選輯 | |
名稱 | 天海藏 | 黃檗藏 | 龍藏 | 弘教藏 | 卍正藏 | 卍續藏 | 頻伽藏 | 大正藏 | 藏要 |
發行年 | 正保五年(1648) | 延寶六年(1678) | 乾隆三年(1738) | 明治十八年 (1885) | 明治三十八年(1905) | 明治四十五年(1912) | 民國二年(1913) | 昭和九年(1934) | 民國二十四年(1935)[l] |
數量 | 6323卷 | 7374卷 | 7168卷 | 8539卷 | 7082卷 | 6957卷 | 8416卷 | 13520卷 | 400餘卷(73種書) |
狀態 | 藏輪王寺 | 藏萬福寺 | 藏北京故宮等地[m] | 印刷出版 | 印刷出版 | 印刷出版 | 印刷出版 | 大正一切経刊行會印刷出版[n] | 金陵刻經處印刷出版 |
發起人 | 德川家光 | 鐵眼道光 | 雍正帝 | 弘教書院 | 京都藏經書院 | 京都藏經書院 | 羅迦陵 | 高楠順次郎等人 | 歐陽漸、呂澂 |
底本 | 資福藏, 普寧藏 | 嘉興藏 | 永樂北藏 | 高麗藏 黃檗藏(工作底本)[128] |
黃檗藏 | 弘教藏 | 高麗藏 頻伽藏(工作底本)[128] |
資福藏 |
石刻及墨寶
中國佛教石經雕刻之舉始於北魏末年,盛於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於摩崖和經幢上。
「摩崖刻經」以北齊、北周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東泰山經石峪的大字《金剛經》﹑徂徠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經》、水牛山《文殊師利般若經》等[129][130]。河南安陽寶山、河北磁縣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經摩崖[131]。
「經幢」創於初唐,其制如柱,一般為八角棱形,上有蓋,下有座,經文刻於柱身。陝西富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刻於唐永昌元年 (公元689年),為現存較早的經幢。佛教經幢以刻《陀羅尼經》為多,但也有刻《心經》、《楞嚴經》、《大悲心陀羅尼經》、《金剛經》、《藥師經》等經的[129][132]。
「碑刻佛經」,數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雲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經「房山石經」。幽州沙門靜琬鐫刻石經以防法難,直至明末,歷時千餘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經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國字數最多的銘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審,亦包括從未見於目錄著錄的稀世孤本,例如《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唐玄宗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131]。
此外,還有「石柱佛經」,刻在石柱上藏於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為代表[133];「塔刻佛經」,鐫刻於塔身或塔內石壁上,內容包含了佛教經目和各類佛教經咒[132]。
長慶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於蘇州重玄寺法華院刻成石壁經,係為寺僧契元所書,白居易亦為之作讚碑。計刻法華經、維摩詰經、金剛般若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阿彌陀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實相法密經(實相般若波羅蜜經)及般若心經等十萬言以上[134][135]。
書法家寫佛經,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北魏人所書,刻入《壯陶閣帖》者為最早,有唐咸通年間大秦寺僧題識。但影響較大的,是稍晚的歐陽詢心經寫本,他也寫有〈佛說尊勝陀羅尼咒〉。此外,釋懷仁集王羲之墨跡為〈集字聖教序〉,寫有行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36]。著名的,還有題為王羲之所書的《佛遺教經》、鍾紹京的《轉輪聖王經》(起世經·轉輪聖王品)、柳公權的《金剛經》、國詮的《善見律》卷、張旭草書《心經》、以及懷素草書《四十二章經》[130][137]。
唐代佛經傳抄最廣的是寫經生、僧人的寫經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這些作品才大量現世。所抄佛經以《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維摩詰所說經》、《無量壽宗要經》的數量最多,其質量參差不齊,以發願供養、祈求福報為主要目的[138][139]。此外,大批的佛典疑偽經文獻、漢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禪宗著作、宣教通俗文書,如變文等,皆在敦煌文獻抄寫之列[140]。
唐代以後,黃庭堅、趙孟頫、董其昌、文徵明、陳洪綬、文嘉、張照、孔繼涑等人所寫《心經》;蘇軾、趙孟頫、祝允明、孫慎行等人所寫《四十二章經》;米芾寫〈倒念揭諦咒〉;蘇軾、黃庭堅、張即之、趙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釋弘一寫《金剛經》;趙孟頫、董其昌寫《妙法蓮華經》等,均可稱為名品[136][141]。其餘佛經法帖尚有張即之《華嚴經》《佛遺教經》、趙孟頫《楞嚴經讚佛偈》、蘇軾《圓覺經》《華嚴經破地獄偈》、黃庭堅《文益禪師語錄》、董其昌《楞嚴經圓通偈》《阿彌陀經》《佛遺教經》、林則徐《阿彌陀經》、弘一法師《華嚴經》等等[136][142]。
清代帝王亦好寫佛經,所抄內容以智慧、修持、覺悟、真如類的典籍為主,包括《般若經》、《心經》、《金剛經》、《法華經》、《圓覺經》等。較具有代表性的佛經寫本,則有:康熙《心經》、乾隆《金剛經》、《白衣大悲王印陀羅尼經》、咸豐《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慈禧太后《心經》[143]。
篆書方面的名作,則有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年)靈隱寺莫庵道肎,寫成的集篆三十二體《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每章一體,並註記各體源流。從北宋以後,歷經明、清二代,屢見重鈔翻刻或復臨的三十二體篆書《金剛經》,是篆書史上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集篆作品[144]。
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經被毀,中國石刻佛經相當興盛,從北齊至宋元時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經已無法統計[133]。書法家寫佛經的風氣,則較道經晚起步。唐代書法家少寫佛經,宋代書法家以翰墨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風氣下,兼寫佛道經[136]。晚清藏書家葉昌熾評論:「佛經之精者皆大字,而碑為多;道經之精者皆小楷,而帖為多」[131]。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研究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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