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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佛教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漢傳佛教，指以漢字記載經典或漢字文化圈的佛教，與南傳佛教、藏傳佛教形成世界上現存的三大佛教體系[1]。漢傳佛教主要流傳於中國大陸、台灣、朝鮮半島、日本與越南等地。
 | 此條目過於依賴第一手來源。 (2023年9月22日) |
印度的上座佛教與大乘佛教經西域傳入中原地區，再經由中國傳播至朝鮮半島、日本與越南等地，形成以漢譯經典為本的漢傳佛教。漢傳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流，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自唐密在漢地消亡後，漢傳佛教的宗派以顯宗為多，與藏傳佛教之顯密並重不同。
從印度三期佛教（初期部派佛教為主；次期大乘佛教為主；末期密乘佛教為主）來看漢傳佛教，就明白漢傳佛教不同於錫蘭（又傳入緬、泰）、不同於西藏（又傳入蒙、滿），有着時代的關係。漢傳佛教的最初傳入，早在漢明帝以前，就有弘化的事跡可考。漢明帝在孝明帝永平三年（西元六十年），夜夢金人（《後漢書·西域傳》），然後派人去西邊國家求取佛法，漢明帝派出的使者在大月氏國遇到了天竺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於是就將佛像經卷用白馬馱至洛陽，並且設置了相應國家管理機構「寺「。漢明帝特地把兩位高僧安置在他當年做太子時讀書的地方，也就稱為「白馬寺」，以紀念「白馬馱經」之功。迦葉摩騰、竺法蘭便在白馬寺中將一些佛經翻譯成漢文，現存最早的《四十二章經》就是其一。兩位高僧的舍利和墓現還存在河南洛陽」白馬寺「。
漢桓帝時代（公元147-167年，安世高與支婁迦讖為早期把佛教傳入中國做出重大貢獻。此時，印度正是大乘佛教、部派佛教並行，大乘為主的時期。所以中國沒有錫蘭那樣，有過專弘部派佛教時期，而造成部派佛教深固的根柢。中國是一開始，便是大乘為主、部派為從的局面。雖也偶有偏宗部派的，如僧伽提婆（四世紀末）；雖大量譯傳《阿含經》、廣律、阿毘曇論，而大乘始終為漢傳佛教的重心。漢傳佛教主要為印度的中期佛教，從支婁迦讖的傳譯，經竺法護（三世紀後半）而到鳩摩羅什的（公元401年）來華，都着重於大乘經論的傳弘。所傳譯的大乘經，可說都是龍樹《大智度論》所引用過的性空大乘經；論典還只是龍樹及弟子提婆的作品。略後，中國所譯傳的，有一顯著的不同。如曇無讖的《大般涅槃》、《大雲經》；佛陀跋陀羅的《如來藏經》；求那跋陀羅的《楞伽經》、《深密經》、《勝鬘經》、《大法鼓經》等經；菩提流支（等的《楞伽經》、《十地經論》；真諦的《攝大乘論釋》等；波羅頗迦羅的《大乘莊嚴經論》；玄奘（公元650年前後）的大量論典，這都重在龍樹所不曾引用過的如來藏大乘經，與無著、世親系的唯識論。這一先性空經論而後如來藏經論的次序，印度與中國完全一致。[2]佛教的傳入中國，是大乘佛教、部派佛教同時的，所以傳統的部派佛教，在中國沒有能造成堅強的傳統。加上部派佛教與中國民情，也許不太適合，所以大乘一直在有利的情勢下發展。[3]
漢傳佛教是對佛教傳入漢地後經本土化過程，演變成對教義、經典及儀軌的不同解釋定義而形成的主要幾個宗派，普遍說法共有十宗。漢傳佛教發展到隋唐時期，佛教已進入鼎盛時期，主要宗派也於此時形成，並得以發展壯大。十宗中包括了兩個部派佛教宗派，分別為俱舍宗、成實宗；八個大乘佛教宗派，分別為天台宗、三論宗（法性宗）、律宗、淨土宗、法相宗（唯識宗）、禪宗、華嚴宗（賢首宗）、密宗。此外還有毗曇宗、地論宗、攝論宗、涅槃宗等。中國大乘，舊傳八宗，其中禪、淨、密、律，重於持行；以義學見長者，唯三論、唯識、天台、賢首——四宗。然宏傳論義者，有地論師與攝論師，蔚為大流。[4]
漢傳佛教承認五方佛與十方佛，如口稱南無阿彌陀佛，不過亦可見巴利語三藏中《小部》中的《佛譬喻》（《譬喻》的一分），說到了十方佛的來集。[5]大乘佛法特別強調素食，不殺害眾生，如當來下生的彌勒佛，初發心就不食眾生肉，特以慈心（所以姓彌勒，彌勒就是慈）來表彰他的特德。[6]至於護法神信仰，最遠可能源自佛在世時有護法神——金剛力士，在南傳佛教中本是夜叉而已。在大乘佛教中，就尊稱為菩薩權化。入世利生，充滿了本生談中的菩薩精神。但同時，天的傾向發達起來，天神的地位也顯著起來。所以，這是佛教的人間化，印度大乘佛教的隆盛，也影響了後來發展的傾向。[7]
漢字「佛教」指「佛的教導」，與「儒教」、「道教」的稱呼相似，合稱三教。然而三者又有差異：「儒」是指一群人，「道」是指概念，而「佛」是「覺悟者」的意思 （是由「人」 和「弗」組成，含有「無我」之人)。也有人說佛是古音類似bud（梵文Buddha的第一音節），謬誤也。佛字是從「弗」而發聲。[8]
太虛法師1932年將世界上現存的佛教劃分成為三大系統，其中第二系統是以中國為中心，流傳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1980年代初，日本學者中村元等打破學術界「漢傳佛教等於中國佛教」的傳統概念，之後學者提出「漢語系佛教」、「漢地佛教」、「漢族佛教」、「漢字文化圈佛教」等相關概念。「漢傳佛教」的特色，是經典以漢字書寫。[9]西方學者也稱為「東亞佛教」或「東方佛教」（Eastern Buddhism）[10][11]。以地理位置劃分的佛教派別最初為南傳佛教和北傳佛教兩支。由古印度向南方傳播到斯里蘭卡、東南亞以及中國雲南等地以上座佛教為主的流傳，被稱為「南傳佛教」，其經典多為巴利語所寫。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地。北傳佛教主要由北方經絲綢之路向中亞、中國、朝鮮半島以及日本等地區傳播，其經典多為梵文、各種中亞文字和中文。自藏傳佛教出現後，南傳、北傳佛教兩支的劃分漸漸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南傳佛教、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劃分法。按教理大致劃分，南傳佛教即是上座佛教，而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同屬大乘佛教，儘管漢傳佛教也包含了上座佛教的宗派。
佛教傳入現代中國疆域經由兩條路徑，一支由古印度經西域傳入漢地中原，爾後傳入朝鮮半島、越南、日本等處，稱北傳佛教[12]；另一支為南傳佛教，由東南亞傳至中國雲南一帶，為少數民族所信仰。
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缺乏直接記載，因此只能根據文獻推測。[13]《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說法，「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14]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在20世紀初首先提出：佛教在秦代已經傳入中國，因為此處「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譯。[15][16]但此說提出之後，即遭到鈴木券太郎等的駁斥，認為其斷句有誤，應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17][18]
一般認為佛教是在西漢末，新莽時和東漢前期時由印度經西域傳入的。根據《魏略·西戎傳》、《魏書·釋老志》等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經》。[19][20]到了東漢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夢見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迎來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並且帶來了許多佛像和佛經，用白馬駝回首都洛陽，明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即今日的白馬寺)，翻譯《四十二章經》。[21]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作為佛教傳入之年，白馬寺為中國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經》為第一部漢譯佛經。漢明帝夢見金人的說法來自西元三世紀中葉的《四十二章經序》，亨利·馬伯樂認為這些記載純屬捏造，湯用彤則認為可能有部分屬實。[22]東漢建和元年（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漢朝傳教譯經[23]；167年，月氏人支婁迦讖到漢朝傳教譯經；這些譯經活動為漢傳佛教奠定最初基礎[24]。
從出土的文物來說，重慶市豐都縣9號墓出土的搖錢樹主幹上有坐佛，底座上刻有「延光四年(西元125年)五月十日作」銘文，是中國最早的銅佛。[25][26][27]西元二世紀後期四川省麻浩崖墓墓室上方健馱邏風格的佛像是中國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28][29]
到漢和帝時，由於各種天災人禍的流行，佛教滋長的土壤形成[30]:112。但東漢末年以前，佛教並沒有得到特別的重視，漢桓帝仍將佛與黃老並祀[30]:122。實際上很多時候，佛教和黃老被混為一談[30]:170。桓靈以前，僅有口授的《浮屠經》和翻譯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經》流行於世[30]:143。桓靈時，一些印度和西域的僧人來到中國，以洛陽為中心開始活動，翻譯了許多佛教典籍[30]:143。
三國時期，曹操和曹丕都對儒家以外的「淫祀」嚴厲打擊。到嘉平年間，印度僧人曇柯迦羅來到洛陽，佛教才有所發展[30]:161。曹魏魏明帝大興佛寺[31]，曹植也喜讀佛經，並創作梵唄。[32]孫吳地區，支謙、康僧會先後入吳，受孫權推崇[33][34]。孫皓稱帝時，本要毀壞佛寺，因康僧會說法感化，終而放棄[35][36]。在蜀漢，佛教不是很興盛，舊錄相傳有蜀《首楞嚴》二卷，蜀《普曜經》二卷，但已佚失[37]。
當時大乘佛教受貴霜帝國影響而傳播四周。西域受其影響，于闐、龜茲等地佛教興盛。之後又有天竺曇柯迦羅、安息曇諦和康居康僧鎧等僧侶到洛陽翻譯經典，將大乘佛教傳至中國。曇柯迦羅推廣戒律，這是中國僧侶有戒律受戒之始，後世以其為律宗的始祖。曇諦所譯的《曇無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為中國僧侶出家之始。由於當時經文翻譯未善，朱士行為求原經研讀，於260年自雍州出發至于闐，成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侶[38]。他寫得《大品般若經》的梵本，後由弟子於282年送回洛陽，最後由竺叔蘭譯成《放光經》[39]。
西晉年間，官方與民間的佛教信仰，逐漸普遍。相傳西晉時代東西兩京（洛陽、長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餘人[40]。竺法護時代已有「寺廟圖像崇於京邑」之說[41][42]。而見於現存記載中的，西晉時洛陽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餘所。當時譯出的經典，除了抄寫傳播而外，還流行「細字經」和「供養經」等[43]。洛陽大市寺中，在黃縑上用細字書寫《大品般若經》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其中部分經文依然保存[44]。北京門頭溝區的潭柘寺始建於西晉年間，有「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北京）」的美稱[45]。
東晉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晉元帝、晉明帝以賓友禮敬沙門，晉元帝又「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46]；明帝也「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47]。建康佛教，盛極一時。東晉初期，名流相繼避世江東，玄風也跟着南渡，從而長於清談的義學名僧竺潛、支遁都為時人所重[48]。
佛教在東晉時代，形成南北不同的發展區域。北方有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國。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多數提倡佛教，以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均盛[49]，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為道安和鳩摩羅什[50]。南方為東晉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晉文化的延長，一向和清談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隨着當時名僧不斷地南移，形成了廬山和建康兩地的佛教盛況，其代表人物則為慧遠和佛陀跋陀羅[51][52]。
北朝佛教起於西域僧侶佛圖澄在後趙的弘傳[53]。佛圖澄於西晉永嘉四年（310年）來到洛陽。其時後趙石勒在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屯軍，專用殺戮來壯大聲威。佛圖澄通過大將軍郭黑略，和他相見，用道術感化，阻止其殘殺，從此中州（今河南地區）人民逐漸奉佛。後石虎即位，遷都鄴城（今河北邯鄲市臨漳縣、磁縣），尊崇佛圖澄，一時人民多營寺廟，爭先出家[54]。和佛圖澄同時在後趙的，還有敦煌人單道開，襄陽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橋等。
繼後趙之後，北地佛教最盛的區域是前秦。前秦苻堅篤好佛教，道安得到推崇[55]。道安原在鄴師事佛圖澄，後受請到武邑開講，為避兵亂，他和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到襄陽講《放光般若經》。太元四年（379年），苻丕攻下襄陽，就送道安和習鑿齒往關中[56]。
佛教在後秦尤盛。後秦統治者姚興，篤好佛教，又因得鳩摩羅什，譯經講習都超越前代[57]。弘始三年（401年），姚興出兵涼州，鳩摩羅什入長安西明閣和逍遙園從事翻譯。其時四方的義學沙門群集長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當姚秦佛教鼎盛時，長安僧尼數以萬計，非常雜濫。弘始七年（405年），姚興以羅什的弟子僧略為「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慧斌為「僧錄」，令管理僧尼的事務[58][59]。
期間，大乘重要經論的譯出。鳩摩羅什譯出經籍有七十四部（現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經論有《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維摩經》、《阿彌陀經》、《彌勒下生經》、《首楞嚴三昧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莊嚴論經》、《成實論》、《坐禪三昧經》等，大都對於後來佛教義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而發展有各種學系與宗派。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為後來賢首宗根本所依的經典[60][61]。
當時北方鑿窟造像之風興起，後秦沙門樂僔於建元二年（366年），在敦煌東南鳴沙山麓，開鑿石窟，鐫造佛像，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62]。但後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進行大規模的滅佛活動，對佛教的發展造成嚴重破壞[63][64]。
南北朝時期，南朝佛教以慧遠主持的廬山東林寺為中心[65]。其他中心，還有建康道場寺。建康為東晉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羅、法顯、慧觀、慧嚴等都以道場寺作根據，宣揚佛教。
南梁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捨身出家，三日後還俗，大赦天下，改元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66][67]，九月十六日講解《涅槃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68]，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69][70]；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71][72] 。在梁武帝發表《斷酒肉文》前漢傳佛教「律中無有斷肉法」[73]，梁武帝提倡佛教僧侶都應是菩薩，都應該遵守《大般涅槃經》[74]不吃肉[75]，梁武帝發表《斷酒肉文》後漢傳佛教僧團開始遵守梵網經菩薩戒不吃肉[76]。
該時期佛教文學，經過歷代譯人的努力，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77]。佛教也漸次滲入一般文學的領域，以佛典的理趣、風格、詞句及故實入詩文的漸多，詩有羅什的《贈沙門法和》和《贈慧遠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贊佛詩》、《釋迦文佛像讚》等，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報羅什法師偈》、《萬佛影銘》等，王齊之的《念佛三昧詩》等；文有僧肇的《物不遷》、《不真空》、《般若無知》等論，僧睿所作諸經論序，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沙門袒服》[78]。
| “ | ……雖誕以淪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實唯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於時朝士名賢。答者甚眾。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 | ” |
| ——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79] | ||
南朝期間，佛教藝術開始興盛。佛像塑造極盛，著名作品有道安在襄陽檀溪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竺道鄰在山陰昌原寺鑄造的無量壽像，竺道壹在山陰嘉祥寺鑄造的金牒千像，支慧護在吳郡紹靈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特別是處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顒在山陰靈寶寺製作的彌陀及夾侍二菩薩木像、在招隱寺製作的五夾紵像和在瓦官寺製作的夾紵行像等。這時並有從外國輸入的造像，如苻堅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國金箔倚像[80]。畫像方面，顧愷之和吳曹不興、晉衛協並稱中國最初的三大佛畫家。顧愷之作品造詣極深，相傳有《淨名居士圖》、《八國分舍利圖》、《康僧會像》等。關於他在瓦官寺作維摩壁畫，據說「畫訖，光彩耀目數日」[81][82][83]。此外，晉明帝、戴逵也善畫佛像[84]，瓦官寺大殿外即有戴作的文殊壁畫[85]。此外，綜合建築、雕塑、繪畫的石窟藝術也發軔於此時期。佛教音樂和文學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經、上講、布薩等法事中，都唱梵唄，並弘傳帛尸梨蜜多羅所授的高聲梵唄，帛法橋作三契經，支曇籥裁製新聲，造六言梵唄，梵響清美[86]。
北周隋國公楊堅於581年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在位期間，大興佛教，並招請隱居僧侶出山，號召佛徒「為國行道」[87]，使佛教再度興盛於世，也使社會得到安定。文帝在治國上，採用並容儒教、佛教、道教相輔治國的政策，調和三教的關係。
煬帝楊廣在位時，朝廷對佛教也是採取積極扶持的政策。煬帝本人也是佛教菩薩戒弟子[88]。其在位時，下令裝補故經，並寫新本，修治和鑄刻佛像很多，同時，也對佛教嚴加控制，把江南佛教有影響的名士集中在揚州，以便支配，並下令沙門致敬王者。
佛教於隋唐之際，高僧輩出。佛法經過六百年之弘揚，由印度西域高僧之傳授，各種佛經之翻譯，高僧大德之註疏論著，三藏十二部的基本內容已經完備，人們依據修學之環境亦完全成熟。兩漢南北朝時期，或因經典理解不深，或不圓融，各地僧人對於佛理之契會，各有主張，遂成支派。到了隋唐時代，因理解漸精，融會貫通，各領一門，或禪或淨或律，演為宗派，競相開發。[89]。
唐朝雖以道教為國教，但佛教亦受到推崇，先後有唐高宗、武則天、唐中宗、唐肅宗、唐德宗、唐憲宗、唐懿宗和唐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養佛指舍利。每次迎送聲勢浩大，朝野轟動，皇帝頂禮膜拜，等級之高，絕無僅有[90]。
唐高祖於帝業初創時，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設十位大德以統攝僧尼[91]。唐太宗在清除南方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少林寺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剎[92]。他還在玄奘西行求法歸國後，於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場，法相唯識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創立[93][94]。武則天更是崇信佛法，她實行了一連串的佛教措施：開沙門的封爵賜紫，詔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組織譯場，開鑿龍門石窟[95]。其中以對神秀大師的禮遇，使禪宗大盛[96]；而詔令新譯《八十華嚴》[97]，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創立華嚴宗[98]。
盛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漢傳佛教宗派的建立[99]。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的北宗和南宗，在中唐惠能一脈獨霸之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臨濟、曹洞、溈仰、雲門、法眼五派[100]；賢首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101][102]。這些宗派創立後，隨着盛唐中國的影響，不久即傳播海外。
唐玄宗崇信密教，對善無畏、金剛智禮敬有加，曾請不空入宮授予灌頂，因之密宗興盛一時。唐肅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餘沙門入宮朝夕誦經祈福，並受灌頂皈依。唐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並於戎狄入侵之際，召沙門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民消災。唐憲宗時，迎佛骨於鳳翔法門寺，更掀起社會上一股崇佛的熱潮[103]。
會昌五年（845），由於社會動盪、經濟衰退[105]、道教盛行[106]的原因，唐朝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唐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107]。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108]。
至晚唐之後，十大宗派名存實亡，三論宗、唯識宗、成實宗、俱舍宗、密宗等各宗都被禪宗、淨土宗、華嚴宗、天台宗、律宗所融攝[109][110][111][112][113][114]。例如《大悲》、《尊勝》、《准提》、《穢跡》等的唐密密法為大眾知悉，詳細儀軌在等出家眾中隱密傳承下來[113][114]。
唐朝宗派之中，禪宗發展最盛。禪宗，自六祖惠能大師以降，晚唐至北宋初之間，先分出五大支派，盛極一時，後只剩臨濟及曹洞二派。大慧宗杲禪師的看話禪與宏智正覺禪師的默照禪是南宋時最主要的兩個流派，其中又以看話禪的影響最大[115]。
公元868年制、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出土的《金剛經》，雕刻精美，刀法純熟，圖文凝重，墨色勻稱，文字清晰，雕刻技術已達到了高度熟練的程度，是現存世界最早的印刷書籍之一。後由英國考古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從王圓籙處購得，上面標明「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樣，現存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116]。此外，位於今中國四川省樂山市的樂山大佛，高71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現成為一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工程浩大，耗時九十年完成[117]。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時局分裂及戰亂糾紛。南方地區相對穩定，區域佛教文化興盛；北方則戰亂頻繁，佛教遭到嚴重限制和破壞。周顯德二年（955年）周世宗廢佛，廢天下佛寺，融毀天下佛像，鑄行銅錢「周元通寶」，錢質與鑄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毀佛行為，史稱「三武一宗」[118][119]。
南方吳越國佛教發展興盛，統治者錢鏐、錢弘俶十分崇尚佛教[120]，大建寺院刻印佛經，阿育王寺，湖州天寧寺所藏《寶篋印經》、杭州雷峰塔的金銅十六羅漢像即是該時期作品[121]。後晉時任瓜州節度使的曹元忠崇尚佛教，他於開運四年（947年）組織刻印了一批佛像，大量散發[122][123]。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宋太祖建國後，馬上廢止後周世宗毀佛詔令，讓佛教復興[124]，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隨着僧侶人數眾多，又修訂了出家的考試制度。開寶四年，下詔張從信等人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經全藏，後世稱為《開寶藏》，這是中國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以後官方私人刻藏及高麗刻藏的共同依據版本。後來，更雕造了《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等的刻版。太宗時，興建太平興國寺，設立譯經院，復興了官刻譯經活動。宋代理學非常盛行，雖然理學受到禪宗影響，但也因為儒家思想的影響時有排佛論調，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眾。天台宗得到高麗傳回佛教典籍而弘揚一時，雖然教義博洽深玄，但以律行、禮懺、念佛等方法輔助，所以能夠在各地普及。在華嚴宗方面，因教義與禪宗同為真常唯心的宗派，所以能夠藉助禪宗復興，呈現「教禪一致」的風氣。當中以子璿、淨源二位大師最有影響力，後者被稱為「賢首中興」[125]。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致力於律學著作，得到大部分天台宗師兼講授戒法，促使律學中興[126][127]。禪宗則繼續發揚。諸派宗師多推行教學，讓佛學普及於民間[128]。
宋朝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機構是左右街僧錄事，隸屬於鴻臚寺[129]。各州府或大剎設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務。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當於出家許可證，沒有度牒就屬於不合法的「私度」[130]。度牒制度原本是為了控制僧尼人數，限制寺院的規模。但是自神宗朝起，為解決財政短缺，政府開始將度牒貨幣化，度牒淪為國家的斂財手段[131][132]。其後度牒買賣始終參與國家財政運轉，徽宗時期和紹興年間尤為嚴重[133][130]。宋徽宗時期，因為他篤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壞，燒經毀像，並將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嚴重受挫，除禪、淨二宗外，其餘則多被湮滅。[134]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禪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儒家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而實際歐陽修的《蝶戀花》中有名句：「簾外無風，花影頻移動。」被金聖歎評曰深於佛事。[135]），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謐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三教調和說，認為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參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無違[136]。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於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宗、淨土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137]。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寧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基盛行[138]。
佛教在契丹人建立的遼朝發展強盛。遼太祖有意吸收中原文化，曾建天雄寺宣傳佛教[139][140]；遼太宗取得了燕雲十六州後，對佛教特加保護。山西大同的上華嚴寺為現今保存最大最完善的遼代寺廟[141]；北京房山雲居寺也是遼代修建[142]。遼代最受推崇的是華嚴宗，其次是密宗，再次為淨土宗以及律宗、唯識宗、俱舍宗等，而民間則流行信仰祈願往生彌陀或彌勒淨土[143]。
從山西應縣木塔佛像中發現的丹藏、佛經、和佛畫，河北豐潤天寶寺塔發現的佛經，內蒙古巴林右旗釋迦佛舍利塔中發現的佛經，堪稱佛教藝術瑰寶。雕塑作品刀法遒勁，栩栩如生。建築藝術主要在佛塔和佛寺上體現出來，山西省靈丘縣覺山寺西塔院中的覺山寺塔、北京市天寧寺塔、遼寧省遼陽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觀，是遼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傑出代表作品[144]。河北薊縣獨樂寺的觀音閣兼唐代和宋朝之長處，雄健壯麗[145]。
党項族建立的西夏君王大多崇信佛教，除自宋朝請經及翻譯、雕印佛經之外，並致力於寺塔的建設，故境內寺院林立。如李元昊曾於興慶建高台寺，造高數十丈的佛塔；沒藏氏（李諒祚母后）建承天寺。此二寺均以安置漢文佛經為主。其餘各寺亦或為翻譯西夏文經（高台寺），或刻印漢文佛經（賀蘭山佛祖院、溫家寺印經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經（黑水城佛寺）[146][147]。此外，該朝代佛教藝術、雕刻等亦極為發達，現存莫高窟有塑像與壁畫的洞窟中，西夏所開者有三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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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族在建立金朝之前以前已有佛教信仰，從它鄰境奉行佛教的高麗、渤海等國傳入的，其所受佛教影響亦深，禪宗盛行，淨土宗與華嚴宗也比較流行[149]。金朝建立後，帝室崇拜和支持佛教，金太宗常於內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於燕京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150]，每年設會、飯僧，後於山西應州建淨土寺。金代帝王對佛教都採取了有節制的扶持政策，使金代佛教保持興盛。
金朝在經書刊刻上有舉世聞名的《趙城金藏》[151]，於1933年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發現，現存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其餘三者為《永樂大典》、《敦煌遺書》和《四庫全書》）[152]。《金藏》是收錄了唐朝玄奘法師從印度取回的佛經的稀世孤本，為無價之寶[153]。
蒙元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傳佛教也採取保護政策[154][155][156][157]。佛教中的禪宗、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眾多，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督，頒行了《勅修百丈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158]。
至明代，禪淨雙修、三教合一的潮流下，著名的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蓮池祩宏、憨山德清、蕅益智旭）[159]，雖然將禪宗的修行方法引入淨土宗，以禪宗的心態修行淨土，但是仍然是以淨土為依歸，與禪宗特重智慧開悟的風格已截然不同。淨土宗在佛門及民間成為信仰主流。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設善世院，命令慧曇（1304 —1371）主持管理全國佛教[160]。在他的職位之下又設置了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宗教職位，以實施對佛教教團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把全國寺院分為「禪」、「講」、「教」三大類，要求寺院僧眾專注於其專業，並且設定各類僧侶的服色，限制寺田的買賣。當中「禪」是指禪宗。「講」指華嚴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教則是指以前的律寺，從事瑜伽顯密法事儀式。
道衍（1335—1418）曾協助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變」。明成祖即位後，獎賞道衍冠帶而朝，退仍緇衣。此後，成祖開始偏袒佛教，並且為《法華經》作序，頌揚佛教功績；又親自編寫《神僧傳》。他對藏傳佛教非常重視。1403年，邀請哈立麻到京師，頒發「大寶法王」稱號，又給西藏宗喀巴之弟子釋迦也失「大慈法王」稱號，並且擔任國師。永樂年間，受封的藏族喇嘛共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頂國師、十八灌頂國師。
朱元璋與朱棣奠定了明朝的佛教政策，但基於政治經濟的考慮而往往搖擺不定。明初葉，曾廢除僧侶免丁錢，度牒免費發給[161]；但嚴加管制剃度方面，規定了發牒的數量與時間，出家的年齡和考試的準則。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為了籌募經費而開始販賣度牒，直到明末，導致僧尼劇增，寺院林立。根據《大明會典》的統計，成化十二年度僧人數達到10萬，二十二年則已經倍增。從總體上來看，雖然明代佛教以仍然流行禪宗和淨土宗，可是佛教思想上的發展則甚少[162]。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傳佛教採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出活躍的氣象。滿清對於佛教的政策基本上是繼承明代的僧官制度，在北京設立了僧錄司，所有宗教官員都經禮部考試輪選，最後由吏部委任。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和明代無異。[163]清初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禁止京城內外私下建造或拆毀寺廟與佛像，禁止私度僧尼，只容許官員發出度牒。後來更針對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指定律法。乾隆19年（公元1754年）因為私度僧尼人數太多，累計頒發過各省度牒部照多達34萬餘張，而無法管理，所以取消官給度牒制度，直到清末。清末時，全國僧尼大約高達80萬人。[164]
清朝官方最初接觸到的是藏傳佛教，並且受到清太祖的禮遇[165]。當時西藏的五世達賴羅桑嘉措已和清太宗建立了關係，並受冊封[166]。清朝非常重視西藏地區的政教事務，為此設立駐藏大臣，並且制定了《欽定章程》共二十九條，讓所有西藏寺廟和喇嘛都受理蕃院所管理[167]。
漢傳佛教方面，清世祖愛好參禪，曾召海會寺憨璞性聰、浙江玉林通琇、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曉本晰等入宮內說法[168]。清世宗曾自號「圓明居士」[169][170]，把古德參禪語要編輯成《御選語錄》共十九卷，更從章嘉國師學習禪學。章嘉國師就是負責把《藏文大藏經》全部翻譯成滿文[171]。從整體來說，清代的佛教宗派，都是繼承着明朝，當中以禪宗為最流行。[172]
翻譯佛經方面，側重於國內各族文字的互譯[173]。譬如北京黃寺一世土觀受詔把藏文藏經《甘珠爾》部分譯為蒙文，把藏文大藏翻譯為滿文。工布查布等人則根據藏文佛典譯成漢文的有：《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解》、《彌勒菩薩發願王偈》、《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意王經》、《修藥師儀軌布壇法》、《白救度佛母贊》、《極樂願文》、《釋迦佛贊》等等。除了翻譯佛經外，刻經事業也很蓬勃，各地所刻的僧傳、語錄等都集中於嘉興楞嚴寺，譬如《續藏經》、《又續藏經》。根據《福州鼓山庋藏經目錄》，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華嚴經》、《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游集》等。雍正11年（1733年），於北京賢良寺特設藏經館作校閱編稿。四年後編輯成《龍藏》，內容包括了明刻《北藏》本、相關的經論義疏及禪宗語錄等七千餘卷[174]。乾隆年間刻刊了《蒙文大藏經》、《滿文藏經》共二千四百六十六卷。道光以後，佛教衰落，但佛教徒仍致力於經典的校刻與流通。例如，自同治五年（1866年），鄭學川曾先後在揚州、蘇州、常熟、杭州等地設立刻經處，發刊的佛經接近三千卷。民間則更為流傳，在許多民間文藝作品中普遍存在。
晚清至民國肇建之際，鑑於佛教之衰微，先有楊仁山居士創建金陵刻經處，精印佛典，大量流通[175]。許多在中國失傳的佛教典籍，又陸續由日韓傳回中國，原先失傳的許多宗派，開始又復活了起來。金陵刻經處同時又有教育的功能，近代中國的兩大教育重鎮——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與太虛大師的武昌佛學院，都是起源於金陵印經處[176]。
民國初年，佛教大德如太虛大師、歐陽竟無等繼續大力倡導與推動[177]。歐陽竟無等自日本請回大量唐代的法相宗文獻，而復興與發揚了法相宗。太虛大師力倡佛教的現代化運動，有改革佛教的思想與舉措。對內整合佛教的現代思維：主八宗並弘外，將漢傳佛教分為法相唯識、法性空慧、法界圓覺三大系。對外則有現代的取經運動：派遣學僧分赴錫蘭、印度、西藏等地留學，以從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178]。虛雲法師、印光法師、弘一法師、趙朴初等佛教大德相繼湧現，促成漢傳佛教復興[179]。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國共內戰開始，因為戰爭及中共不允許宣揚佛教等因素，許多中國大陸僧人陸續前往台灣定居。此時，漢傳大乘佛教在台灣以不同於往日漳泉式觀音神化的形象，正式積極耕耘。經幾十年的宣教，漢傳佛教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於台灣流行[180]。加上經濟發達、政治鬆綁等因素，台灣原本釋道混一的民間信仰，逐漸被漢傳佛教取代。不但佛教信徒增多，以往從未出現的佛經謁語也大量出現於各種場合。太虛法師、印順導師、證嚴法師、聖嚴法師等所提倡的「人間佛教」，使佛教更走入在家眾，也更貼近人們的需求[181]。法鼓山推動的"心靈環保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與"人間淨土"，更蔚為風氣，將佛教核心思潮帶到生活哲學之間。
文革時期，受破四舊影響，漢傳佛教寺廟及僧侶管理遭到嚴重破壞。文革結束後，中國國務院組織進行修復和保護工作，設立中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中眾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佛教寺廟與建築。同時，1983年4月9日國務院批轉《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於確定漢族地區佛道教全國重點寺觀的報告》，絕大多數為中國大陸境內漢傳佛教重要佛教寺廟，共142座，以進行保護管理工作[182]。
21世紀，漢傳佛教的發展得到進一步提高。2003年，臺灣佛教的信徒約有548.6萬人，佔全臺灣2300萬人口的23.9%[183]，其中以淨土宗、禪宗及無所屬的宗派居多。如就佛教團體來看，則以法鼓山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中台山、佛光山、靈鷲山無生道場以及慈濟基金會等五團體的影響力最大，也被人視作台灣佛教五座山[184]。2006年，慈濟基金會創辦人釋證嚴宣佈「慈濟宗」立宗，以「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 」為宗旨。法鼓山聖嚴法師，則於同一時期，推動「漢傳禪佛教－中華禪法鼓宗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海峽兩岸組織大型佛教論壇，世界佛教論壇是中國佛教協會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定期舉辦的世界性的佛教對話交流論壇，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於2006年4月13日至16日在中國杭州市和舟山市舉行。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於2009年在無錫靈山和台北舉行[185]。2009年5月，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陝西法門寺舉行[186]，這是自唐朝後中國最大規模的佛祖舍利安奉大典[187]。
馬來西亞的佛教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滿者伯夷統治馬來半島與婆羅洲部分地區（今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至美里與汶萊達魯薩蘭國）時期，而早年佛教傳入馬來西亞時主要是以上座部佛教為主。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隨着清末民初的戰亂因此也導致了閩粵瓊三省的中國人陸陸續續下南洋謀生。而在華人下南洋後為了延續其宗教信仰，因此亦在當地建立起寺院。而其中也將漢傳佛教延續至當地至今，因此在馬來西亞也可見到漢傳佛教的寺院。
《日本書紀》記載佛教傳至日本始於西元538年（或說552年）飛鳥時代欽明天皇，有百濟聖明王始贈予釋迦佛的金銅像與経論。[188]
唐朝時期，日本高僧空海赴長安學習佛法，曾寄居大相國寺。回日後，他在弘揚佛法的同時，創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道昭、智達、智通從玄奘受學，其後又有智鳳、玄昉從智周受學，歸日本國後分為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中國又先有道璇赴日講《華嚴》等經，繼而新羅審詳從賢首學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華嚴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後鑒真律師赴日傳戒，成立了律宗。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時代，連同先前傳入日本的三論宗、成實宗，又附唯識學傳入的俱舍宗，並稱為奈良六宗。其後日都由奈良遷去平安，而入平安時代，又有最澄入唐從天台宗道邃、行滿受學，歸國創天台宗，日蓮宗為此宗分出。空海入唐從惠果受兩部秘法，歸創真言宗。在唐朝以後，日本佛教頗具規模。
宋神宗時，日僧成尋曾率第子前來巡拜。日本佛教界出於對大相國寺的欽慕，在京都也設立了相國寺，並承漢傳佛教之風，將禪寺中高等級者列為「五山十剎」[189]。
日本佛教自唐代傳入，為純正漢傳佛教。日本佛教的宗派，除了日蓮正宗和淨土真宗之外，都溯源自漢傳佛教。[190]此後日本佛教受歐美學術的影響，走入現代的佛學研究領域。直接透過巴利文、梵文、藏文等原典之研究風氣來研究佛學，是以語言學、文獻學等為主的研究。或以比較宗教學之立場重新評估佛教。[191]日本所編的《大正藏》是學術界引用漢傳佛教文獻的標準來源。[192]
現代日本的佛教，是現代學術化的佛教。日本每個國立大學裏，幾乎都設有印度哲學科和中國哲學科，以資佛學研究，同時在各宗派中，都設有佛教大學或佛教專科學校，作為佛學的研究機關。[193]
朝鮮半島佛教是在公元4世紀從中國傳入的。當時朝鮮半島分為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公元372年，中國姚秦苻堅派遣使節以及沙門順道法師贈送佛像和佛經給高句麗；384年，印度沙門摩羅難陀自中國東晉赴百濟傳教；此後不久，新羅則從高句麗接受了佛教。
唐朝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時期，新羅法融法師帶領弟子理應及純英入華，在玄朗大師門下參學，從而與唐朝天台宗的中興祖師荊溪湛然尊者為同門。以後他們三人回國弘揚了天台教觀。唐代末年，由於「會昌法難」，天台宗的經典章疏大量毀失。五代十國的吳越王錢弘心儀佛教，在天台宗名僧義寂的建議下特派使者至朝鮮、日本訪求已經散佚的天台教典。公元961年，高麗國王遣僧諦觀入華，他將若干論疏和著述送至螺溪義寂尊者處，並留在義寂身邊研習，後示寂於天台山，著有著名的《天台四教儀》傳世。諦觀的攜天台教典入華，對於天台宗在宋代的復興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宋代，隨着天台教義在高麗的傳播，至高麗的大覺國師義天時始創立天台宗。海東佛教包括天台宗在高麗王朝統治中達到鼎盛。而在李氏朝鮮的抑佛政策下，天台宗被併入禪宗。此後天台宗被泛佛教的浪潮吸收，僅在民間深層中綿延不絕。[194]
13世紀高麗王朝高宗時再次雕刻的《高麗大藏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遺產，在漢傳佛教各版大藏經中以內容準確無誤聞名，日本後來修訂《大正藏》就以它作為底本。[195]
當今，韓國和中國的佛教交流十分頻繁[196]。
越南地處中國南部，因為當地的佛教是從中國傳入，也是北傳佛教國家之一。從1世紀到9世紀，越南東京是屬於中國領土（即東漢至西晉時期的交阯郡）。自從公元2世紀，儒學與大乘佛教開始傳入，然後慢慢非常流行。[197][198]在李朝，朝廷把佛教定為國教，各代國王都推崇佛教，甚至出家為僧，導致大量僧人湧現，處處皆寺的局面。由於確立了僧團制度，在各地都有專門負責教門公事的機構。[198]
佛教發源於印度，漢譯經典既有梵文與西域諸文的原典, 亦有（南傳佛教）巴利文原典。然而從研究佛教歷史而言，漢譯三藏有獨特的價值。從經藏說，漢譯阿含經中的《雜阿含經》與《中阿含經》，屬於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屬法藏部，《增一阿含經》屬於大眾部，與巴利文尼柯耶五部僅屬分別說部一部不同。從律藏說，漢譯的毗奈耶包括了大眾部、分別說部（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赤銅鍱部）、說一切有部、犢子部的戒本，而南傳與藏傳戒本僅屬一部。從論藏說，部派的論，漢譯保存了說一切有部的《發智論》、六足論與《大毗婆沙論》，藏傳只有六足論中的《施設足論》。此外《成實論》也是漢譯獨有。大乘的論中，中觀派的《大智度論》與唯識派的《成唯識論》是漢譯獨有。[199][200]
漢譯的種種異譯，修藏經時保持它的不同面目，不像藏傳的不斷修正，使順於後起的。所以研究漢譯經典，可以明了經典隨時代不斷變化的過程。[199]漢譯三藏中，《高麗大藏經》與《大正藏》已經完全數碼化，以光碟普遍流通。[201]
由於印度的語言與文化與漢文化圈非常不同，佛經漢譯非常有挑戰性。漢譯佛經的風格大致可以分成三種：[202]
漢傳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漢地，初期主要是引進並翻譯佛經。隨着佛教在漢地的不斷傳播和發展，特別是南北朝時期諸多帝王大多崇信佛教，翻譯了大量佛經，佛教徒和佛教學者的數量也空前增長；另一方面，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影響，做出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改變。因此漢地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佛教思想和理論，漢地佛教宗派形成的條件已經具備了。
隋唐時期是漢傳佛教的鼎盛時期，各大宗派都已成立，發展頗具規模。但是由於佛教發展過程中本身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以及三武一宗滅佛造成的四次法難，大量佛經典籍被毀，諸多宗派被嚴重削弱，無法重現昔日輝煌。但是只有禪宗和淨土宗因為不立文字，學術性不強，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反而在法難之後更加繁榮，直到今天。其中禪宗是漢傳佛教的特色，而淨土則是漢傳與藏傳都有的大乘法門。[203]
中國佛教歷史上可以細分為十三宗[204][205]，經過合併後主要有八個大乘宗派和兩個聲聞宗派。十大宗派的說法，始於清末楊仁山居士整理日僧凝然《八宗綱要鈔》，補入禪宗、淨土二宗成為十宗。後又有人認為應有十一家。[206]其中大乘的八個宗派流傳較廣，影響較大。中國佛教中的聲聞宗派並非來自南傳佛教，而是與大乘共同來自於西域。
隋朝
唐朝
作於清朝的《百丈清規證義記》以禪宗、律宗、懺摩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法性宗、密宗、翻譯宗、淨土宗為十宗，各宗祖師為：
漢傳佛教的佛事活動主要有懺法、盂蘭盆會等。懺法原為佛教懺悔罪愆的儀則和作法，起於晉代道安和慧遠，歷代相沿。盂蘭盆會盛行於唐代，為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舉行供佛及僧超度先靈的法會。宋以後又有水陸法會和瑜伽焰口，用以為眾積聚「功德」超度先靈。
佛陀誕辰日（農曆四月初八）、成道日（農曆臘月初八）、涅槃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皆為佛教重要節日，其中以佛陀誕日最為重要。此外，觀音菩薩和地藏菩薩在漢地民間信仰頗盛，每逢傳說中兩菩薩的誕辰等節日，亦多舉行佛事活動。漢傳佛教的觀音是特別照顧婦女的慈悲女神，與藏傳佛教將統治者視為觀音的化身不同。[207]
佛教徒為求解脫而出家修行。這種制度原非佛教所創始，古印度各個宗教的行者早有此風尚[208]。佛教徒出家，先要剃髮，這是取得僧人資格的必要條件[209][210]。一般出家人不留鬍鬚，但漢傳佛教出家僧人剃後仍有復留者[211]。
漢傳佛教中，出家僧侶都姓「釋」，這與其他藏傳佛教、上座部佛教不同。佛教傳入中原時，出家的僧侶仍有俗姓，或依其皈依師父姓。晉道安法師有鑑於此，乃以釋為姓[212]，後人尊崇並成為定式。
佛教徒分為出家眾與在家眾。出家眾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在家眾包括優婆塞（男居士）與優婆夷（女居士）。
佛教徒出家，成為沙彌和沙彌尼，必須受持十戒：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不塗飾香鬘、不視聽歌舞、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食、不蓄金銀財寶，以後受具足戒則成為比丘或比丘尼。比丘和比丘尼受持的戒稱為具足戒。中國漢地依循《四分律》，比丘戒有250條，比丘尼戒為348條[213]。中國古代在受具足戒時有在頭頂上燒香疤的習慣[214][215]，現廢除[216]。藏傳佛教依循《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比丘戒為258條。東南亞盛傳的南傳佛教比丘戒為227條，出家人依戒法規定受持具足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資格。在南傳、漢傳、藏傳三大佛教傳統中，只有漢傳保存了比丘尼戒的傳承，南傳、藏傳現在沒有比丘尼的傳承。[217][218]
安居亦稱布薩、夏安居、雨安居。古印度在雨季的三個月里，禁止僧尼外出，認為此時萬物滋生，外出行走，易傷草木小蟲，應定居於一處，坐禪修學，接受供養。這段時間稱為安居期[219]。在中國，安居期為農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稱夏坐或坐夏。安居前一日稱結夏，安居終了舉行自恣羯磨，稱解夏[220]。
羯磨，又稱「作業」，意為「會議辦事」[221]。僧團按戒律規定，處理僧團或僧侶個人事務時，必須由一定範圍內的全體僧眾集會決定。一般表決方式為口頭問答，徵求同意。同意的不說話，不同意的表示意見。大家不說話，羯磨戒師就說：「僧人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受戒羯磨、布薩羯磨、自恣羯磨以及臨時商辦某事而舉行的羯磨等。
《四分律》[222]、《五分律》等聲聞律典原僅禁酒、禁食蒜頭，不禁食肉。斷肉食是《梵網經·菩薩戒》才有的規定。在梁武帝發表《斷酒肉文》前，漢傳佛教「律中無有斷肉法」[73]，梁武帝蕭衍根據《大般涅槃經》、《楞伽經》等教義，從因果輪迴的理論上闡明了食肉的過失，提倡所有僧人都應成為菩薩，因此梁武帝發表《斷酒肉文》禁止僧人吃肉，之後漢傳僧人開始遵守《梵網經菩薩戒》不吃肉[76]，從而在漢地「和尚不吃肉」這一印象得以固定下來[223]。中國藏傳佛教僧侶沒有嚴格禁止食肉，但大多數僧侶自發素食，除了條件不允許之外，亦不食肉[224]。[225]。中國傣族等上座部佛教僧侶一樣，他們托缽乞食或受人供養，不能挑選任何食物，也不排除肉食。未受菩薩戒的漢傳佛教居士可以選擇是否遵守，一般只吃三淨肉[226][227]。
叢林，原稱「阿蘭若」，意為森林、叢林[228]。印度原用以稱僧眾住處。佛教建立寺院後，泛指佛寺。清規即僧眾日常應遵行的規定。在古印度，佛教原規定「三衣一缽，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時，原也仿效「依律而住」，逐漸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說法、普請（勞動）等的規則[229]。中國最早是東晉道安立下的規範。唐代百丈禪師根據禪宗僧伽發展的需要，制定《百丈清規》，其中規定僧侶在修道的同時，必須參加農業生產、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過農禪的生活。元朝頒行的《敕修百丈清規》，為時人德輝禪師參照唐宋諸家清規，依託百丈禪師之名修訂的[230]。
古印度佛教僧團中，僧侶並無官職之制；印度僧團雖有上座（Sthavira）統領眾僧，及負責敲鳴犍稚、監督進食等事之維那、護寺（Vihāra-pāla）等職，但教權自治，如僧尼觸犯戒律，多由僧團自行裁決處分[231]。古代中國僧尼則多受政府控管，故有僧官之設[232]。
佛教傳入中國後，逐漸形成嚴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唐以前僧職有上座（全寺之長）[233]、寺主（Navakarmika，堂宇營造、掌管僧務）[234][235]、維那（Vihāra-pāla，掌管僧眾雜事）[236][237]，稱為「三綱」[238][239]。唐以後禪宗寺院職位繁多，主管一寺的稱住持，亦稱方丈、堂頭和尚[240]。下設執事僧，一般有西序頭首和東序知事[241]。西序有前堂首座[242]和後堂首座（統領全寺僧眾）[243]、書記（執掌文書）、知藏（掌佛教經籍）、知客（負責接待外來賓客）、知浴（掌管浴室）、知殿（管佛殿、法堂的香燈）[244]等。東序有都監事（總管寺務）、維那（領眾熏修，執掌僧眾威儀進退綱紀）[245]、副寺（掌管財務、總務）、典座（管理飲食、住宿等）[246]、直歲（管理寺內勞務）[24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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