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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北部的商路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絲綢之路，常簡稱為絲路，此詞最早來自於德意志帝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男爵於1877年出版的一套五卷本的地圖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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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綢之路從歐洲經過埃及、索馬里、阿拉伯半島、伊朗、阿富汗、中亞、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緬甸、爪哇群島、菲律賓直到中國。 | |
| 顏色 | 陸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 |
| 類屬 | 商貿、文化 |
| 地域 | 歐洲、中亞、東南亞、中國 |
| 意義 | 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和商貿交流 |
絲綢之路是指從漢唐古都長安/洛陽[2][3]出發，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歐洲，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最遠到達西亞諸國的陸上貿易通道，東漢時班超再次出使西域打通了荒廢已久的絲綢之路，將東端延伸到京師洛陽，西端延伸到歐洲（羅馬）。這條道路也被稱為「陸上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但實際上，絲綢之路並非是一條 「路」，而是一個穿越山川、沙漠和海洋且沒有標識的道路網絡，並且絲綢也只是貨物中的一種。[1]:5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約於前5世紀形成的草原絲綢之路、和與中古初年形成的西北絲綢之路，在宋代以後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盛，但在宋初西北絲綢之路被取代，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則是南方絲綢之路。元代開始是古代海上活動最為頻繁、海外貿易最為發達的時期，船運能力猛增。於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超過了陸上絲綢之路，使歐亞的交流達到了空前的程度。[4]
2014年6月22日，在杜哈舉行的第38屆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絲綢之路同京杭大運河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5]
絲綢之路一般可分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為北中南三條線路。
以下為絲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稱，括號內為古地名。
中段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境內的諸線路，它們隨綠洲、沙漠的變化而時有變遷。三線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鎮（唐貞觀十四年（640年）設立）多有分岔和支路。從陽關到樓蘭或者若羌米蘭綠洲，要沿着疏勒河與阿爾金山北麓穿越長達千餘里的庫姆塔格沙漠，歷史上這段路沿途就沒有綠洲文明可以作為旅行的基點。而在陽關以東或者米蘭、樓蘭以西，沿途的綠洲星羅棋佈。因此，「西出陽關無故人」的名詩句也寫出了陽關以西這千餘里絲路的可怖。此路線後來為313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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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蔥嶺以西直到歐洲的都是絲綢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線分別與中段的三線相接對應。其中經裏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線是在盛唐時代開闢的。
除傳統絲路外，還有多為歐亞大陸北部之游牧民族使用的草原絲綢之路、主要與南亞交流的南方絲綢之路以及沿海路行進的海上絲綢之路。
其中陸路方面，從蒙古草原出發，穿越西伯利亞進入東歐的草原絲路，在宋代至元代是成為連接東西文化交流最為主要的通道，當年中國與中亞、西域的商業貿易活動嚴重依賴這條路線，元代開始則為海上絲綢之路[7]。
| 東段 | 中段 | 西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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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遠古時期，雖然人類面對着難以想像的天然艱險的挑戰，但是歐亞大陸東西之間並非像許多人想像中那樣地隔絕。在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有着一線由許多不連貫的小規模貿易路線大體銜接而成的草原之路。這一點已經被沿路諸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這條路就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的雛形。
早期的絲綢之路上並不是以絲綢為主要交易物資，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東亞商人就已經出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購買產自現新疆地區的和闐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產，同中亞地區進行小規模貿易往來。而良種馬及其他適合長距離運輸的動物也開始不斷被人們所使用，令大規模的貿易文交流成為可能。比如阿拉伯人的經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餓的單峰駱駝，在公元前11世紀便用於商旅運輸。而分散在亞歐大陸的雅利安人和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據傳在公元前31世紀左右即開始飼養馬。雙峰駱駝則在不久後也被運用在商貿旅行中。
另外，歐亞大陸腹地是廣闊的草原和肥沃的山谷，對於游牧民族和商隊運輸的牲畜而言可以隨時隨地安定下來，就近補給水、食物和燃料。這樣一來一支商隊、旅行隊或軍隊可以在沿線各君主制國家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或激發敵意的情況下，進行長期，持久而路途遙遠的旅行。
重要的海上航線也很早就有，於公元前200年左右。最初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海航線」已形成於秦漢之際，即是沿着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的海岸線南下，然後越過對馬海峽到達日本列島的北部。後來對日本韓國方面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也是在秦漢之際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所發現的南越國（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同時期的非洲象牙等物證。公元前111年，漢滅南越，直接控制了南海航線的門戶，中央大力拓展海外交通，開辟了第一條從中國南方沿海直接通往印度洋地區的遠洋航線，最遠到達現在印度半島的東海岸及斯里蘭卡。這條航線記載於漢代典籍《漢書·地理志》中。[8]
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婦好）墳塋的考古中人們發現了產自新疆的軟玉。這說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紀，中國就已經開始和西域乃至更遠的地區進行商貿往來。依照晉人郭璞在《穆天子傳》中的記載，前963年周穆王曾攜帶絲綢、金銀的貴重品西行至裏海沿岸，並將和闐玉帶回中國。雖然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還沒有定論，但是目前在絲綢之路東段沿線的考古中，確實出土了部分在這一時期的絲綢製品。[9]
在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相當規模的對外經濟交流。《史記·趙世家》中記錄了蘇厲與趙惠文王的一段對話：「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非王有已。」[10]蘇厲用趙國通過對外貿易得到的財富威脅趙惠文王一段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因為人們相信，「崑山之玉」即為崑崙下出產的軟玉，而胡犬則是產自中亞、西亞的一個狗的品種。
隨着公元前5世紀左右河西走廊的開闢，帶動了中原對西方的商貿交流，塔里木盆地內印歐人的綠洲城邦國家諸如鄯善、龜茲、樓蘭、疏勒、且末等國家紛紛在這一時期逐漸出現。而當時的歐洲國家已經出現了賽里斯（Seres源自希臘語絲，從上古漢語絲的音轉化的Ser。）——對中國的稱呼。這種小規模的貿易交流説明在張騫以前東西方之間已經有經過直接或間接的各種方式而持續長時間的貿易交流。
不僅僅是絲綢，同時絲綢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產自今阿富汗巴達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13世紀就開始出現在古中國、古印度、古埃及——這意味着中西亞地區的商旅貿易開始的時間要比這一地區部分國家的誕生還要早些。之後不久，青金石的貿易開始傳入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哈拉帕。後來成為佛教七寳之一。
作為世界上最早出現國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發現證明古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開始從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亞的貿易。人們相信，在前14世紀，埃及人已經造出了海船。
在埃及，人們發現了距今5000餘年，產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説明埃及人已經開始沿着這條被稱為絲綢之路的道路上，展開了一定規模的貿易。一些人認為是前1070年左右絲綢殘骸的碎片已經被發現，這意味着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經與中國有了間接的貿易往來。不過此後不久絲綢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並絕跡於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史冊。同時，這些前11世紀的絲綢究竟是中國養蠶技術所出現的絲綢，還是一個來自地中海沿岸黎凡特或者中東的荒野絲，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話題了。
在一統古埃及、黎凡特、小亞細亞、大伊朗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國家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3—前334年）國王岡比西斯二世（前529年至前522年在位）和大流士一世（前522年至前486年在位）統治下，四處擴張的波斯建立了幅員遼闊的包括中、西亞在內的君主制國家。史料記載這位帝王喜愛愛琴海生產的鮮魚和故鄉波斯的水。為此大流士一世建立了一條連接這個中央集權君主制國家—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3—前334年）首都蘇薩（位於底格里斯河下游東岸靠近扎格羅斯山脈的一個城市）到小亞細亞以弗所和薩狄斯的全長1600多公里的「波斯御道」，這條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線各段設立驛站，藉助每個驛站的好馬和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過這條道第一時間送至首都，再將國王的指令傳播到波斯全國。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一世進獻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樣的距離對於普通人而言需要3個月。一方面這個中央集權君主制國家—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3—前334年）利用這樣一條聯繫小亞細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各地的國道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各地的統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這一地區的商貿活動。
在巴爾幹半島的君主制國家—馬其頓王國（前356—前312年）的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他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馬其頓帝國（有學者認為，這就是中國古籍記載的「犁軒」[11]）後，他的繼業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終得到了埃及並建立托勒密王朝。希臘人開始積極促進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黎凡特、埃及、大伊朗、印度之間通過希臘人的港口進行的貿易活動，在陸地上希臘人也一樣在貿易領域非常活躍。這一時期歐亞之間的繁榮的經貿並不僅是希臘人的成就，地處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部落—尤其是納巴泰人（前106年為羅馬共和國所征服）為中西亞的貿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希臘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君主制國家—馬其頓帝國（前356—前312年）在中亞河中地區和大呼羅珊乃至更東方的擴張來打通並控制東西方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帝國東部邊境也許已經到達了大宛國（今吉爾吉斯斯坦費爾干納盆地）——如今帕米爾高原的西部境外。如今人們在這一帶的考古發現了亞歷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盞（希臘人命其為絕域亞歷山大城，即亞歷山大東征期間的建造的最東方的一個城市）。
經過繼業者戰爭，在接下來的260年間，希臘人保持了塞琉古帝國在亞洲西部的統治。前250年，塞琉古帝國總督狄奧多特據大夏和粟特獨立，他和他的後繼者德米特里一世向四周斯基泰人和薩爾馬提亞人地區、安息和大宛擴張領土。繼續沿着馬其頓人過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國王歐西德姆斯領導時期（前230-200年）時，大夏控制的最東部國界線不僅推進並超過了苦盞，有證據顯示他們的偵察隊在前200年左右已經到達過疏勒，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有據可考的一次連接中原與西方的活動。古希臘歷史學家斯特拉波曾這樣評價這次行動：「他們甚至將自己國家的國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國）和弗林尼（Phryni）。」[12]
前2世紀，中國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後國力日漸強盛。第七代皇帝漢武帝劉徹為打擊匈奴，計劃策動西域諸國與漢朝聯合，於是派遣張騫前往此前被冒頓單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帶一百多隨從從長安出發，日夜兼程西行。[13]張騫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虜，遭到長達十餘年的軟禁。他們逃脫後歷盡艱辛又繼續西行，先後到達大宛、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場上，張驀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氈、大秦國的海西布，尤其是西漢蜀郡的鄧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從蜀地有路可通身毒（今印度）、大夏。前126年張騫幾經周折後返回長安，出發時共一百多人，待到返回時僅剩張騫本人和一名堂邑父了。[13]史書上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為「鑿空」即空前的探險。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中國派往西域的第一個使團。前119年，張騫時任中郎將，又第二次出使西域，經四年時間他和他的副使先後到達烏孫、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國阿薩息斯王朝、身毒等國。
自從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向漢武帝報告關於西域的詳細形勢後，漢朝對西域的外交政策由最早的聯合月氏從而鉗擊匈奴，變成了「廣地萬里，重九譯，威德遍於四海」的強烈願望。並在前104年—前102年的李廣利征大宛之戰最終獲勝之後，塔里木盆地的印歐人的城邦國家紛紛改投門庭接受漢朝廷政府的管轄，因而在烏壘和蔚犁等地屯田和駐軍幾千人，並設置了戍己校尉以對當地的管轄，後為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朝廷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為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中西亞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各個關卡的海關稅收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潤。出於對匈奴與漢朝在塔里木盆地的反覆爭奪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
以漢朝廷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當羅馬人在公元前63年征服敘利亞的塞琉古帝國和前30年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後，加之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後遠東中國傾國力向西拓展的機遇，通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印度、東南亞、錫蘭島、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與思想源源不斷的流行於歐亞非三洲的各個國家。大陸之間的貿易溝通變得規則、有序。
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着從阿薩息斯王朝、貴霜帝國和阿克蘇姆帝國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於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産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於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着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學》）
那時，絲綢成為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着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既不能遮掩人的軀體，又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於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了解令他們更親近」（塞內卡，《雄辯集》，第一卷）
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歷史上著名的艷后克利奧帕特拉七世也曾經被記載穿着絲綢外衣接見使節，並酷愛絲綢製品。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的支配地位後，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波斯灣和羅馬的敘利亞行省（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羅馬的埃及行省的領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
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於此。《後漢書》記載了公元166年（漢桓帝延熹九年），羅馬帝國派遣出第一批特使抵達漢朝。這些使者到達漢朝後以羅馬帝國皇帝安敦的名義向漢朝皇帝漢桓帝進獻了禮物。（由於安敦寧·畢尤死於161年（延熹四年），他死後由馬爾庫斯·奧列里烏斯繼承王位，使者們不知道該用哪個國王的名義參拜漢朝皇帝，所以便稱羅馬國王為安敦。）羅馬的使者從濟南郡以北部的平原郡出海，通過海路，抵達今越南的東京，並在東南亞採購了犀牛角、象牙、玳瑁等奢侈品。漢朝也從羅馬使者手中得到了有關天文學的書籍。
絲路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共和國攻陷君士坦丁堡後沒落，而西班牙、葡萄牙開始企圖繞過被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國和熱那亞共和國和比薩共和國和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地中海航綫與舊有的絲綢之路，要經由海路接通南亞和東亞，並希望能從中獲得比絲路貿易更大的利潤。一些國家也希望將本國的所信仰的宗教傳至東方。
由於西夏阻隔令絲綢之路一度中斷，到13世紀初成吉思汗西征與四大汗國建立後，使經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草原絲綢之路重新暢通無阻：傳教士和商人追隨派往大蒙古國特使的腳步，開始踏入亞洲。蒙古人在轄境內推行驛站交通，草原驛站與蒙古帝國擴張一道延伸至西亞和東歐，由漠北草原到四大汗國境內都遍設驛站，連接交通網使中斷幾個世紀之久的歐亞道路重新開通。大蒙古國時期驛站的設置與有效管理促進了蒙古帝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商貿往來。[7]蒙古政府大力建設都城到地方的各級驛站、客館，使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有空前發展。[14]
1492年，受命於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的資助的熱那亞人哥倫布遠航的一個目標就是最終能到達印度，並開創另一條比絲路更好的貿易要道，但他卻在失望中發現了美洲的巴哈馬群島，在後來的屢次航行中始終認為是發現了印度，並且至死都相信他所到的地方是印度，後來才證實是發現了新大陸美洲。[15][16][17]於是哥倫布之後的西班牙帝國和葡萄牙帝國的探險家在美洲開啟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時代。
17世紀之後，荷蘭與英國也陸續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擴展他們的勢力。航海貿易興起後，中亞的陸上絲路逐漸被取而代之，由海上絲綢之路承擔對外貿易主力。[18]
19世紀初葉，儘管歐洲強權已在海上遍佈，中國依然被西方認為是嚮往之地，是最興旺與古老的文明，學者多認為這是絲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帶來的精神性影響，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間，認為與中國交易能獲得巨大利潤的印象。
中國自1998年起便啟動了絲綢之路申請世界遺產的項目。2006年，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五國達成協議，聯合申遺。[19]2014年6月22日，在杜哈舉行的第38屆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絲綢之路同京杭大運河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20][21][22]
正如「絲綢之路」的名稱，在這條逾7000公里的長路上，絲綢與同樣原產中國的瓷器一樣，成為當時一個東亞強盛文明象徵。絲綢不僅是絲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費品，也是歷代中原王朝的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國的友好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往往將絲綢作為表示兩國友好的有效手段。並且絲綢的西傳也少許改變了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印象，由於西傳至君士坦丁堡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令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乃至東亞是一個物產豐盈的富裕地區。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徵。
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隨着商隊的行進不斷流入歐亞各地。這種遠早於絲綢的貿易品在歐亞大陸的廣泛傳播為帶動歐亞貿易交流做出了貢獻。這種珍貴的商品曾是兩河流域各國財富的象徵。當青金石流傳到印度後，被那裏的佛教徒供奉為佛教七寶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遠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蘿蔔、胡椒、胡豆、菠菜（又稱為波稜菜，唐代由今尼泊爾傳入）、黃瓜（漢時稱胡瓜）、石榴等的傳播為東亞人的日常飲食增添了更多的選擇。西域特產的葡萄酒經過歷史的發展融入到中國的傳統酒文化當中。商隊從中國主要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製品。運往中國的是稀有動物和鳥類、植物、皮貨、藥材、香料、珠寶首飾。
芮樂偉·韓森教授認為：如果只看貨物貿易的重量與往來的人數，絲綢之路是歷史上交通流量較少的道路之一；絲綢之路之所以改變歷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絲路上穿行的人們把他們各自的文化的沿線傳播。[1]:247
自從公元前1世紀，中國式造紙工藝率先在中國發明和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蔡倫改進造紙術後到八世紀中葉為止，只有當時的東亞及東南亞部分國家才有發達的造紙工業。隨着絲綢之路的繁榮，紙製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在樓蘭遺跡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而中亞地區雖然也是用紙，但沒有發現造紙作坊的證據。很多人認為造紙術的西傳為中亞、西亞及歐洲帶來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而最初這場變革卻是很意外的：751年唐與新興的阿拔斯王朝在中亞的怛羅斯戰役，三萬唐軍失敗，阿拉伯軍隊將唐軍戰俘沿着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於造紙術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術就這樣傳播到伊斯蘭世界，後來在14世紀傳入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和伊比利亞半島，15世紀傳入西歐和中歐。
西域地區沙漠密佈，各國的繁榮與水往往是脫不開關係的。天山與昆侖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補給水源之一。然而收集這些雪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後積聚在山路的水很短時間就會被蒸發或滲入地下。自漢宣帝在位時派遣軍隊囤積在西域發展農業時，流傳於山區的坎兒井和井渠技術被同樣需要水源的軍人使用在西域，並逐步流傳至更遠的國家。早先西域地區坎兒井技術究竟是由中國還是波斯傳入西域一直事件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井渠技術和穿井法被證實是由中國傳向西方：《太史公書》中記載，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斷絕水源的方式圍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堅持了很長時間。
古代中國的印刷術也是沿着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已經發現了用於彫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製品。其中唐代的《金剛經》彫版碎片如今仍保存於英國。這説明印刷術在8世紀至少已傳播至中亞。13世紀時代，不少歐洲傳教士和使節沿絲綢之路來到元朝的都城拜見蒙古皇帝，並將這種技術帶回歐洲。1450年，歐洲人古騰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聖經》。1466年，第一個印刷廠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出現，令這種便於文化傳播的技術很傳遍了整個歐洲。
前1世紀末葉，佛教自于闐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北側之「絲綢之路」子孔道，全面傳到西域各國。關於佛教傳入西域地區，目前尚有許多說法。但是國內外「學術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紀以後，晚在公元前1世紀末已傳入西域了」[來源請求]。據此，佛教於公元前87年傳入西域于闐（和闐）以後，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聖地于闐向西或北方向傳播到葉城、莎車、塔什庫爾干、喀什、阿克蘇、庫車、焉首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北路各地和向東北方向傳播到且末、若羌、米蘭、樓蘭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南北路諸地是理所當然之事。
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隨着絲綢之路來到中國，成為很多人的信仰；並沿着絲綢之路的分支，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
拜火教（一名為祆教）是中國人對古伊朗瑣羅亞斯德教（這可能與西域地區與拜火教敵視的伊斯蘭教有關。）的稱呼，該教於公元前6—前1世紀沿絲路向東方傳播，被認為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國教，在伊斯蘭哈里發興起後被迫東移。有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受到中原王朝朝廷支持，隋唐時期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地方統治者為控制拜火教的發展，設立薩寶府，並選任薩寶（或譯薩薄、薩甫）以管理，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中。但該教於九世紀中葉回紇人西遷塔里木盆地後則基本消失。
景教則是敘利亞基督教聶斯脫里教派的一個分支，史料記載景教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博得皇帝好感，並准許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在位時，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大唐皇帝像。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後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原順利發展了2百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在會昌法難之後，景教走向衰落，但一直延續到16世紀末葉天主教進入中國時仍未絕跡。
公元386-534年，擁有「民樂之王」之稱的琵琶通過絲綢之路從波斯經由西域傳入中國，給中國古典音樂史帶來了新的曲目和音樂理論。此後不僅在隋唐成為九部、十部樂中的主要樂器，而且造就了無錫派、平湖派、浦東派、崇明派等多個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陽簫鼓》、《十面埋伏》等傳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蘇軾等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詠嘆琵琶的流芳千古的詩詞歌賦。在唐代（618-907），琵琶從中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從中國傳入日本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於日本奈良東大寺，堪稱世界藝術寶庫中的稀世珍品。[23]
在公元1世紀初，儒學已傳入朝鮮，《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為朝鮮人的經典讀物。5世紀以前，儒學經朝鮮傳入日本，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學者。隋唐時期，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僧學習中國文化，回國後他們借用漢字的偏旁部首和草書，創造了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而儒家文化隨之普及到日本社會各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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