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亂反正，是指中國大陸在毛澤東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結束後[1][2][3]，鄧小平等人為糾正文革錯誤、改變當時國內混亂局面、使國內局勢趨於穩定而進行的一系列平反和社會改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4][5][6]。這場變革發生於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涉及意識形態、政治法律、科教文化等方方面面，為改革開放奠基[7]。鄧小平於1977年9月首次公開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他也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時期的核心人物[6][8][9][10][11]。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1][2][12]。此後，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等人奉行「兩個凡是」原則，持續了毛澤東時代的路線[13][14]。1978年5月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反對兩個凡是，12月13日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反對「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這次講話也成為了當時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15][16][17][18]，真理大討論亦促成了八十年代的「新啟蒙運動」[19][20][21]。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取代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22][23][24]，並強調「四個現代化」[25][26]。
撥亂反正時期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大量平反冤假錯案，1978年後的數年內全國平反的案件達三百多萬件，並特別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追悼會、徹底平反、恢復名譽[27][28][29][30]。1979年起，數以千萬計的「黑五類」成員及家屬獲得平反或「摘帽」，消除了身份歧視[31][32][33]。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34][35]。1980年代初，鄧小平等人主持重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大於1982年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突出了憲政主義的精神和思想[11][36][37][38]。而在科教領域，1977年，鄧小平決定恢復因文革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之後主導了對文革期間受迫害並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的平反，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39][40][41]。其中，中共中央特別為姚桐斌、趙九章兩位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兩彈一星元勛」平反，並將姚桐斌追認為為國捐軀的「烈士」[9][42][43][44][45]。
但另一方面，撥亂反正也存在局限性和諸多爭議，例如「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八二憲法》，要求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部分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未獲平反，並且文革中許多屠殺事件的領導者和參與者並未受到法律審判或量刑過輕[33][46][47][48]。此外，天安門城樓上依然保留毛澤東像、天安門廣場上興建毛主席紀念堂也備受爭議[49][50][51][52]。還有學者認為，鄧小平在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上以及在對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的反思中，也體現出了他個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堅持要求對毛作出「功大於過」的評價，並將文革的大部分責任推給四人幫和林彪[53][54][55][56][57]。而自撥亂反正時期起，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世界各地就一直存在巨大爭議[58][59][60][61][62]。
背景
撥亂反正本指扭轉亂象，歸於正道。此成語出自《春秋》的《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63] 意思則是：孔子寫《春秋》，是為了扭轉亂世，使社會政治回歸於正道，因此來看，沒有什麼比《春秋》更合情理了。
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在與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首次公開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強調：「總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6][64][65]
在1980年10月25日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對撥亂反正作了定義性闡述：即「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6][66] 胡耀邦曾評價撥亂反正時期是：「撥亂反正，扭轉乾坤」[6]。
1966-76年間，毛澤東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1][2][3]。文革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治，造成了體制性重創和空前的社會浩劫，國家主席劉少奇被非法罷免、迫害致死，數千萬人受到迫害[67][68][69][70]。據各方估計，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100多萬至2000萬不等[71][72][73]。
1974-75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病情惡化，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主持了「1975年整頓」，扭轉了文革期間社會生活和經濟工作的部分混亂局面，但部分舉措遭到了「四人幫」的反對和批判[74][75][76]。1975年11月，毛澤東擔心文革之後被翻案，要求鄧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鄧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婉拒[74][75][76]。隨後，在1975年底的第一次和1976年初的第二次打招呼會議後，在毛澤東、毛遠新和四人幫等勢力的推動下，全國開啟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在1976年春「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第三次下台[76][77][78]。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一舉粉碎四人幫，終結了文化大革命[12][77]。10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升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但其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是堅持「兩個凡是」來延續毛澤東時代的路線[13][79]。此後，在葉劍英、陳雲、王震等人的支持下，鄧小平獲得平反，並於1977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上第三次復出政壇，復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職務[80][81][82][83]。
意識形態
1976年10月，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並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他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貢獻，但並未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是堅持「兩個凡是」來延續毛澤東時代的基本路線[13][22][84][85]。依據此後官方的描述，華國鋒曾一度拖延、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並在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繼續奉行一些左傾政策[13][22]。但學界對此有不同看法，認為該描述過於負面[13][83][84]。
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正式復出前，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提到，「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來看我（指汪東興、李鑫），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 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86][83][87] 7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上第三次復出政壇[80][81]。同年9月，陳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強調「實事求是」[81][88]。
1978年5月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批評兩個凡是，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5][16][89]。以鄧、胡為代表的「求是派」與以華國鋒、汪東興為代表的「凡是派」展開了激烈交鋒[90][91][92]。同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談到，「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93]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獲得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94][95]，而同時期北京民間的「西單民主牆」運動萌芽，支持「求是派」、要求民主和自由[90]。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96]。這次講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思想解放、意識形態變更的重要標誌[17][18][97][98]。在隨後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求是派」壓倒「凡是派」，鄧小平確認領導地位，取代華國鋒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90][92][99]。中國社會迎來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100][101]，也被廣泛譽為是繼「五四運動」之後的一次「新啟蒙運動」，提倡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以及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19][20][21][101][102]。1980年9月，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1981年6月，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85][103]。
1978年前後，鄧小平及其政治盟友逐漸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此後還強調「四個現代化」[24][25][26]。 1980-81年間，華國鋒先後辭去了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等職務[104][105]。1980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別法庭，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一案[106][107]。1981年1月25日，「四人幫」成員等10名被告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受判決， 其中江青、張春橋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別的主犯則分別判以無期或有期徒刑[106][107][108]。1981年3月3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兼特別法庭庭長江華作了相關報告，認為[108]：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發生的特別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有共同的犯罪動機和目的，有共謀的犯罪行為，形成了一個反革命聯盟。他們憑藉當時取得的地位和權力，採取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進行反革命犯罪活動長達十年之久，案情特別重大，牽涉面很廣，因而審判這起案件的任務十分繁重。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將文革定性為「是一場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34][35][57] 中國官方認為，這份決議的通過標誌着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完成，也標誌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結束[109][110]。
政法領域
鄧小平等人主張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並提出「集體領導」的模式[22][111]。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後，陳雲在分組討論中提出要系統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得到與會者的響應[22][112][113]。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重大錯案平反的決定[112][113]。根據1989年6月1日《人民日報》的文章《撥亂反正立豐碑》等官方文獻記載，1978年後的數年內，全國範圍內共平反了三百多萬件冤假錯案，至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結束[22][28][31]。與此同時，在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依據官方數據，截止1984年全國先後有約440多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的帽子，結束了對2000多萬「四類分子」及家屬的身份歧視[31][32][33][114]。而據學者估計，該《決定》實際影響人數上億[32][114]。小商小販、手工業者也被從原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官方數據顯示，至1981年11月中國大陸共有70多萬小商小販、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恢復了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身份[31]。
平反的案件不僅限於文革時期，也包括一些其它政治運動中的受害者，譬如「反右運動」中的絕大多數右派均被平反，但依然有百餘人未獲平反[33][115]。 此外，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人主導了對一些重大政治案件的平反，為諸多文革時期受到迫害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追悼會、恢復名譽[22][27][28][116]，其中包括：
- 劉少奇：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文革期間被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被冠以「叛徒、內奸、工賊」進行批鬥，1968年被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9年在放逐、拘禁中病死於河南開封。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全面平反並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29]
- 彭德懷：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身患結腸癌，於1974年11月29日離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為彭德懷平反，並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117]
- 賀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文革期間，被林彪和康生指控為準備推動「二月兵變」（賀龍事件），於1969年6月9日遭迫害致死。1982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118]
- 習仲勛：1963年在「劉志丹案」中，《劉志丹》被定性為「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勛」，習仲勛、賈拓夫及劉景范因此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文革期間習仲勛受到殘酷迫害、批鬥。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對習仲勛受到的政治誣陷予以平反。[119]
- 薄一波：於文革期間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遭受迫害、批鬥，其妻子胡明在被批鬥送押期間服安眠藥自殺未遂。1978年12月，此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平反。[120]
- 陶鑄：於1967年下台被囚禁，後因身患膽癌，於1969年病逝，死前和死後家人都未被允許探視。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陶鑄平反。[121]
1980年1月，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認為，「國內和黨內的民主生活，已經開始走上了軌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擴大。」[122] 同年2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文件《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中要求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要求「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所謂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誇大一個人的錯誤，羅織成為罪狀，並給予政治上、組織上的打擊甚至迫害。」[123][124] 此外，胡耀邦在「三不主義」的基礎上還提出了「四不主義」，即加上「不裝袋子」，意思是中共中央黨校學員在學習、討論中發表的意見等，一律「不准裝檔案袋子」，對學員們消除顧慮、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125][126]。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提道[67][129]：
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大躍進以來，都搞生產，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時間犯法了。...... 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文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毛澤東進一步認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130][131][132][133] 文革期間，1967年謝富治等人提出了「砸爛公檢法」的口號，獲得毛澤東的支持[134][135]。1975年，中共中央主持重新修訂憲法，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部憲法《七五憲法》，並在正文內納入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等內容，將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廢除了「國家主席、副主席」職位，帶有濃重的文革色彩，與憲政主義背道而馳[47][136][137][138]。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39]。1978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等人在「兩個凡是」的框架下主持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三部憲法《七八憲法》，該版本雖然刪除了部分文革語調、恢復了《五四憲法》部分公民權利條款，但依然保留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文革用語，並且沒有恢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主要的憲政內容[37][140][141][142][143]。這部憲法的正文保留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相關條款，仍將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依然帶有明顯的局限性和文革色彩[141][144]。
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中國當下官僚主義的「總病根」[145][146][147][148]。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強調：1）憲法應當保證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2）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3）要體現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4）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有一票的權利，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36][38][148][149][150][151]。
經歷2年多的修訂，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突出了憲政主義的精神、思想和觀點[11][36][37][38]。《八二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定基礎，其部分內容包括[36][151][152][153][154]：
科教領域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科研發展造成了重大衝擊[162][163]。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內，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傷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164][165]。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貶低為「臭老九」[166][167]。1968年「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被毒打致死[161]、「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遭迫害自殺身亡[168][169][170]，而包括「兩彈元勛」鄧稼先[171][172]、 「氫彈之父」于敏[173]等人在內的許多科研工作者及家屬受到政治迫害，部分擁有英美留學背景的科研人員被污衊為間諜或特務，只有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因為周恩來於1966年特別列出的《一份名單》而受到保護[162][163][174]。數學家熊慶來1969年被迫害致死[175]，華羅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176]，陳景潤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樓自殺未遂[177]。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老舍[178]、周作人[179]、傅雷[180]、熊十力[181]、田漢[182]、翦伯贊[183]、吳晗[184]等等，也受迫害身亡。
截止1968年底，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170餘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均是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當年即有20位一級研究員自殺，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達1909戶，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163][166][168][185]。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的植物生理研究所中，40%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務，牽連到全國14個單位[163][166]。而截止至1973年，中科院的105個研究所只剩下53個，且只有其中的13個屬於中科院直屬管理[163]。北京大學因各種名義被「隔離」的前後多達1000餘人，清華大學遭受立案審查的多達1000多人[166]。
1975年初，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政壇，曾開展了文革期間短暫的全面整頓，指示儘快恢復和健全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並於9月26日主持國務院會議，討論並通過《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163][186]。期間，胡耀邦曾擔任中科院領導職務120天，將800多名科研人員從被迫害或勞動改造中解放出來，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以及鄒承魯、陳景潤等[163][186][187]。
1977年夏，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政壇，於8月8日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八八談話」，提出「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等觀點，與四人幫於1971年提出的「兩個估計」的觀點對立[41][188][189]。1978年起，鄧小平主導了對學術界、思想界的撥亂反正，中共中央為姚桐斌、趙九章等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兩彈一星元勛平反，並將姚桐斌追認為「烈士」[9][42][43][44][45]。同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鄧小平指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39][40][166]，在會議閉幕式上時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還發表了《科學的春天》的書面講話[190][191][192]。此後，鄧進一步強調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並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與胡耀邦等人為文革期間受迫害的大批知識分子平反並恢復名譽[39][41][187][193]。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中國文壇還誕生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相關文學流派[194][195][196]。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批教育工作者遭到批鬥和迫害，許多人士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70][198]。與此同時，文革期間中國的高考停止，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上千萬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統稱「知識青年」或「知青」）開展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給中國社會和教育界造成了混亂[199][200][201][202]。1970-1976年，工農兵學員可以通過推薦上大學[203]，導致高校生源質量下降、教學秩序的混亂，而幹部子弟通過「走後門」獲得推薦和錄取的現象普遍，造成教育不公[198][204][205]。1977年8月，第三次復出政壇的鄧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上，採納了查全性、溫元凱等人的建議，決定當年即恢復因文革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上的一個拐點，改變了眾多人的命運，重建了教育的公平[189][204][206][207]。其中，恢復高考後的77、78、79級大學生被稱為「新三屆」或「新三級」[208]。
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在與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首次公開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並提議大專院校應恢復教授、講師、助教等職稱[6][64][65]。自1977年10月起，全國近60%的教師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資，高等學校也恢復了教師職務、職稱[209]。1978年4月22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講話中提道[210][211]：
我們要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不但學生應該尊重教師，整個社會都應該尊重教師。我們提倡學生尊敬師長，同時也提倡師長愛護學生。尊師愛生，教學相長，這是師生之間革命的同志式的關係。對於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大張旗鼓地予以表揚和獎勵。要研究教師首先是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制度。要採取適當的措施，鼓勵人們終身從事教育事業。
1978年10月，鄧小平進一步提出「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批駁了四人幫成員之一張春橋的「全國都成了文盲也是一個勝利」的說法[212][213]。撥亂反正期間，「實施義務教育」的口號被提出，1982年「普及初等義務教育」被寫入新編憲法《八二憲法》[214][215][216]。
1984年11月，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組織成立了「科技、教育體制改革文件起草領導小組」，着手進行科技、教育體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並於1985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216][217]。同年，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提議下，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確定每年「9月10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師節[218][219]。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佈，中國大陸開始正式實行九年義務教育[220]。此外，1980年代美籍華裔數學大師陳省身還曾向鄧小平提出要提高教授的待遇、每個教授每月至少100元的建議，該提議獲得了鄧小平的認可並很快得到落實，全國的教授從那時起，每月都得到了100元的額外補貼[221]。
局限性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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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6-1977年，華國鋒等人主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興建了毛主席紀念堂，此舉備受爭議[49][50][51][52]，而在天安門城樓上依然保留毛澤東頭像亦備受爭議[49][50]。對此，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在北京對鄧小平進行了專訪，鄧小平回應道：「粉碎『四人幫』後，建毛主席紀念堂，應該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願的。...... 我不贊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49][51][222] 而對於同樣有爭議的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鄧小平回應法拉奇說：「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 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49][223][224]
而自撥亂反正時期起，在中國共產黨黨內乃至世界範圍內，對毛澤東的評價歷來充滿爭議[58][59][60][61][62]。在中共黨內，1980年10月-11月，超過4000名高級幹部參加了中共中央組織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期間出現了諸多批判性的言論和觀點，譬如[225][226][227][228]：
- 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錯誤的，連古今中外哪一個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發生的問題也比不下這個嚴重。
-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歸根到底，他不是為了革命事業，而是維護自己的地位，這表明他的品質不高尚。
- 評價毛澤東可以分前後兩段，前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後期是極左主義者。
- 整個建國30年來，中國發生很多次重大錯誤和失誤，所有這些錯誤都應該由毛澤東一個人負責。
- 毛澤東同志犯了很多錯誤，《決議》中就乾脆不寫毛澤東思想部分。
但鄧小平本人在「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堅決不讓步，要求《決議》起草小組成員對一些「錯誤意見」要硬着頭皮頂住，並認為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甚至認為「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225][226][227][229] 鄧還要求：「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225][230] 中共官方文獻認為，當時如果沒有鄧小平，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將非常困難[225]。而在民間社會中，1978年-1979年，以魏京生等人為代表的異議人士在「西單民主牆」運動中，於北京西單地區張貼標語、大字報，要求民主和自由，批評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甚至批評鄧小平本人，但受到了鄧小平等人的打壓[231][232][233][234]。
有學者認為，撥亂反正期間鄧小平體現出了其個人的局限性，具體表現在對毛澤東、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等等的反思和評價上，尤其是在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依然突出毛澤東思想、堅持認為毛「功大於過」（七三開），而將文革的大部分責任推給四人幫和林彪[53][54][55][56][57][235]。也有人認為，不否定毛而保留毛作為革命和國家合法性的象徵，是出於中共甚至鄧小平等人自身的政治需要[92][236]。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期間，鄧小平在提出並呼籲「思想解放」的同時，也在1979年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政治紅線[234]，後被寫入了《八二憲法》，拒絕否定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46][47][237]。鄧小平又在1980年1月《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提出需要認真注意一些社會思潮，特別是一些年輕人中的思潮，並點名批評西單民主牆以及「迷信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民主」[122]；而此前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遭到批判的人士依然有百餘人未獲平反[33][115][238]，鄧在1980年的講話中認為，「一九五七年就有個『輪流坐莊』的說法，現在那些所謂『民主派』，『西單牆』那批人，也在做這個文章。」[122] 1980年底，鄧還提出了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239][240][241]。此後，1983年中共左派保守勢力發起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批判「新啟蒙運動」中倡導的人道主義、自由主義[242]，而後在1986年底至1987年上半年又發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這兩次運動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等人的干預下迅速結束[243][244]。
有學者認為，這些政治運動是繼文革之後再次發生的左傾運動，是文革的「迴光返照」，而撥亂反正中的「思想解放」也是有限的思想解放[245][246][247]。此外還有人認為，雖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但該決議並未徹底清算文革的罪錯，也未能進行深度反思，且隨後中共中央只組織清理了三種人，甚至下達了「不准反思、不要討論」的禁令，而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對文革徹底清算將會影響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開展[248][249][250][251]。另有學者認為，雖然鄧小平等中共高層進行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也承認中國共產黨犯了很多錯、有虧欠人民，但他們的許多行為和言論還是在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252][253][254][255]。
文革期間，中國大陸許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事件，而這些事件中的一些直接領導者和主要犯罪分子並未受到法律的審判或者僅受到了輕度的處罰（如有期徒刑或開除出中國共產黨），這在部分地區引起民憤，亦有大批民眾前往北京上訪[48][256][257][258]。
- 在廣西文革屠殺中，據官方統計有約10萬-15萬人死亡，並發生了大規模人吃人事件[259][260]。但文革結束後，只有部分屠殺和吃人的參與者受到了懲罰[48]，在吃人現象最為嚴重的武宣縣，91人被開除黨籍，十五人被起訴、被判處最高14年的有期徒刑[261][262]，而全省共有約25,000名黨員被開除黨籍[256][260]。相反，原廣西自治區主席韋國清在文革後升入中央，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韋國清與毛澤東、鄧小平有私人交集甚至表現得「竭盡忠誠、百般獻媚」[263]，善於「揣摩聖意」[264]。也有學者指出，文革後廣西地區開展的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受到阻礙，直到韋國清調離廣西廣東，胡耀邦、習仲勛等才於1981年、1983年兩次派出相當規模的中央調查組去廣西[265]，且部分人士的平反因鄧小平的直接過問，才恢復了歷史的公正，但當時的歷史局限決定了「否定文革」仍然是基於當權派利益本位的立場[264]。
- 在內蒙古內人黨屠殺事件中，據各方估計約有2-10萬人死亡，而該事件的總指揮滕海清因中共中央認為其「過去有戰功」而未受到任何處分或刑事指控[266]。
- 在對湖南道縣大屠殺事件的處理中，近1萬人死亡，而中共湖南省委提出「宜寬不宜嚴、宜輕不宜重、宜少不宜多」的指導思想，使得屠殺事件中只有少數人受到法律審判，其中道縣本縣只有11人獲刑、最高10年有期徒刑[267]。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學者曾公開呼籲要建立「文革博物館」，讓後人記住這段歷史教訓，防止其重演；該呼籲獲得不少民間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應[268][269][270][271][272]。巴金等人也在1980年代中共進行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受到批判[273][274]。
1996年，廣東汕頭地方政府曾啟動興建地方的文革博物館，即汕頭文革博物館，該博物館是中國大陸唯一的地方文革博物館，於2005年對外開放，但在2016年被查封、改用[275][276]。
相關作品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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