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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是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年—1976年）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雲南省的屠殺事件。1966年8月，雲南鎮雄縣發生的屠殺事件是最早的雲南文革屠殺事件之一，造成10人死亡[3]。1968年1月爆發的「趙健民雲南特務案」中，時任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康生等人誣陷為「叛徒」、「國民黨特務」而遭非法關押8年，該案引發了1.5萬餘起冤案、假案，牽連上百萬人，到1969年共有1萬7千餘人被打死、逼死[3][4][5][6][7]。與此同時，在「滇西挺進縱隊」一案中，1968年1月一次屠殺就有至少200餘人死亡，該案件此後與趙健民案捆綁掛鈎[8][9][10][11]。1975年7-8月，在針對回族民眾的沙甸屠殺事件中，共有1600餘人死亡[3][12]。
雲南省是文革期間大屠殺情況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依據其中77個縣的公開縣誌，文革期間雲南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81人、共死亡1萬餘人，但有學者指出其它文獻綜合顯示實際有2萬2千餘人死亡[13][14]。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啟動，中共中央及雲南省委為部分雲南大屠殺事件中的受害者進行了平反[7][1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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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毛澤東等人在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1月中旬，雲南文革運動混亂，時任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及昆明軍區等軍內外的幾位負責人一同飛往北京，向中央匯報省里的工作情況[5]。1月21日，中央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會議由康生主持，期間趙健民被康生等人打成「國民黨特務」和「叛徒」，會後即被時任中國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拘留、逮捕，此後被非法關押達8年之久[5][6][7]。會上，康生認為當地的工役制部隊第8團（簡稱「工八團」）成立了「滇西挺進縱隊」，攜帶並搶奪了數千件武器、在各地搞武鬥，要求解放軍第14軍進行鎮壓，此後「滇西挺進縱隊」案件與「趙健民特務案」捆綁掛鈎[5][8][9][11]。
1968年8月13日，「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4][17]。毛澤東、中共中央調派軍隊將領譚甫仁前往雲南主持工作，擔任新成立的雲南省革委會主任兼昆明軍區政委，集黨政軍權於一身[6][18]。譚甫仁、周興等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着手推進雲南地區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強調要反右傾，「加強敵情觀念」[4][6]。1969年1月，雲南省革委會召開了第七次全委擴大會議，提出「劃線站隊」，討論追查「趙健民執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等問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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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文革期間對宗教亦實行高壓政策，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佛教、基督宗教、道教等諸教聖職者及信徒皆受批鬥，宗教場所受到衝擊[16][19]。紅衛兵禁止回民參加禮拜，查抄焚毀伊斯蘭教典籍，批鬥阿訇及穆斯林[15][20]。1968年8月雲南革委會成立後，對民眾大肆抓捕、揪鬥，被迫害民眾逃往沙甸，而雲南造反派稱沙甸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反革命基地」，並宣稱要武力清掃[15][21]。同年12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一、二號文件宣傳隊」（支左部隊）進村，大肆搜查外地民眾，進行殘酷批鬥，並駐紮於沙甸大清真寺；「宣傳隊」在清真寺中吃豬肉，豬骨頭丟在水井，宣稱「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黨的領導」[15][22]。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沙甸一些民眾上書要求平反並開放清真寺，未得回應[15][20]。1973年10月，回民自行打開被關閉的清真寺，並遭革委會派兵武裝阻撓[15][20]。1975年起，回族民眾與當地共產黨、政府的衝突加劇[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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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紅色恐怖從北京（紅八月）蔓延至全國，雲南邊境地區的鎮雄縣發生的屠殺事件，3000餘人遭毒打，共造成10人死亡[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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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1968年1月起，在雲南昆明、大理州下關等地，「八派」（當地稱「四二零」）和「炮派」（當地稱「大聯合」）連續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事件[5][8][9]。昆明地區的「第二次武鬥」打死數百人[8][24]。此後，1月10日，炮派主力部隊之一的工役制部隊第8團（簡稱「工八團」）向滇西方向進發[8][24]。1月16日，兩派在大理下關地區爆發大規模「一·一六武鬥」，共造成200餘人死亡[8][9]。
1月21日，康生、謝富治在京西賓館接見了昆明軍區和群眾代表，康生認為工八團成立了「滇西挺進縱隊」（簡稱「滇挺」），攜帶並搶奪了數千件武器、在各地搞武鬥，要求支持八派的解放軍第14軍進行鎮壓[8][9]。昆明軍區隨即以省軍管會命令的形式要滇挺立即返回昆明，但在滇挺返程途中，1月27日，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調集13軍、14軍部隊的若干個團，試圖將滇挺成員圍殲於一平浪鎮礦區，共打死工八團成員184人，以及當地炮派群眾、煤礦職工及家屬59人[8][9]。該案件此後與趙健民案捆綁掛鈎[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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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5][6]。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爆發起針對「執行特務組計劃」「分子」的大搜捕[5][6]。該次事件，共有138萬7千餘人受到牽連，而1968-1969年間，由「案件」所引發的大屠殺導致1萬7千餘人死亡，另有6萬1千多人致殘，僅昆明市就有1473人被打死、9661人被打殘[3][5][6][7]。當時，雲南省的總人口為2300萬人，受迫害的人數佔全省總人口約百分之六[5][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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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甸事件發生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箇舊市的沙甸鎮及周邊共7個縣區，多是回族民眾聚居區[12][25][26][27][28]。解放軍對回族民眾的屠殺鎮壓發生於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共造成了約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來自沙甸）、包括300名兒童，傷殘近1000人，損毀房屋4400餘間[3][12][25][26][28][29]。
文化大革命期間，雲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數位居全國前列，
- 2016年，有學者通過縣誌數據庫分析，得出雲南省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117人的數據、排名全國第9[30]。
- 依據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魏昂德和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教授蘇陽於2003年的研究結果，雲南省下轄的126個縣中，77個縣的公開縣誌顯示，文革期間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81人、排名全國第9，全省總計1萬餘人[13][14]。與此同時，研究人員指出，其它文獻綜合顯示非正常死亡人數不低於2萬2千人[13][14]。
在雲南省文革屠殺具體事件中，
- 1966年8月，在鎮雄縣（昭通市下轄）發生的屠殺事件中，3000餘人遭毒打，共造成10人死亡[3][23]。
- 1968年1月，在大理「一·一六武鬥」中共有183人被打死，在此後的「滇西挺進縱隊」大屠殺事件中，共有243人在祿豐縣一平浪的干海資煤礦被部隊圍殲[31][32][8][9]。
- 趙健民雲南特務案中，1968-1969年間，共有1萬7千餘人被打死、逼死，僅昆明市就打死了1473人[3][4][5][6]。有學者指出，依據1975年的統計數字，在相關的「劃線站隊」運動中，總共有30萬人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其中3萬7千餘人死亡[10]。
- 沙甸事件中，1975年的解放軍大屠殺共造成1600餘人死亡[3][12]。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啟動，中共中央及雲南省委為部分雲南大屠殺事件中的受害者進行了平反，包括趙健民本人[7][12]。1978年9月8日，「趙建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與「滇西挺進縱隊」一同被平反，中共中央、雲南省委、昆明軍區認定這兩起案件為政治「假案」，並為受害人平反、恢復名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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