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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客荷蘭語Frank Dikötter;1961年11月30日),荷蘭學者,中國歷史學家。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教授中國近代史[3] 2011年以《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獲塞繆爾·約翰遜獎[4]

快速預覽 馮客Frank Dikötter, 出生 ...
馮客
Frank Dikö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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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1961年(62—63歲)[1]
 荷蘭林堡省斯泰因
母校日內瓦大學 (BA, MA)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PhD)
職業Chai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at the SOAS
配偶Gail Burrowes[2]
獎項塞繆爾·約翰遜獎(2011)
網站http://www.frankdiko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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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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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19世紀中國鴉片禁令看法

馮客在2003年所著《零號病人》(英文:Patient zero)和2004年所著《毒品文化》(英文:Narcotic culture)中認為「19世紀中國的鴉片禁令反而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比毒品本身更大」。這些書籍在學術界獲得很差的評價:歷史學家嘉芙蓮·L·洛德威克(Kathleen L. Lodwick)指出,《毒品文化》屬於歷史修正主義作品之一,試圖美化通過鴉片貿易而獲得財富的帝國主義,淡化其製造的社會問題。馮客並未重視參考文獻的準確性,造成一些錯誤反覆出現,而這些錯誤不僅僅是筆誤。[5]亞倫·鮑姆勒(Alan Baumler)在他對《毒品文化》的評論中寫道,「作者不願深入討論現有文獻,概念不清,證據使用存在疑問,這使得該研究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6]提摩太·布魯克(Timothy Brook)則表示,《毒品文化》的作者提出了一些非常離奇的觀點,這些觀點不僅超越了現有的認知,甚至缺乏實際證據支撐,違背了常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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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看法

馮客質疑中國1949年為什麼需要「解放」,因為中國人早就被解放了。民國時期非常自由,比現在的中國開放許多。民國時期的中國有言論、結社、旅遊、出境、宗教、遷徙等自由。1949年以後所謂的解放反而把人民死死地捆綁起來,失去了任何自由[8]。馮客強烈懷疑1949年之後書本上的中國歷史,他認為國外出版的書在歷史準確性的偏差比中國出版的書較小,但偏差還是很大[8]

馮客對於大躍進時期指出當時酷刑濫用頻繁,死於暴力的人數超越柬埔寨波爾布特恐怖統治時的死亡總數;死於三年大饑荒的人多數是因懲罰性的中斷食物供應而不是因為缺乏食物餓死。高壓的政治措施導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環境的破壞,人們也因為失去了一切而開始墮落,社會也開始崩潰[9][10]

馮客主張後人應該把毛澤東視為與希特拉史達林一樣的人物,他們是令人髮指並專門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對於西方一些左派對於毛抱有好感的現象,馮客認為是基於種族歧視:西方左派看到一個金髮碧眼的小孩被關在鐵絲網後面,會覺得這是悲劇;但是亞洲的數百萬人死亡,他們會覺得那不過是數字,並不在意[11][12]

馮客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對於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對策,希望自己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二是擔心自己的歷史地位,毛為了避免像史達林一樣死後遭到批判和鞭屍,要消除一切可能反對毛的力量[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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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馮客寫作了「人民三部曲」(People's Trilogy):

  1. 第一冊《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於2010年出版後,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15]。然而,學術評論對該書的評價則持批評態度:維也納大學的中國歷史和政治講師費利克斯·溫邁爾(Felix Wemheuer)批評馮客的書未能解釋局部地區的毀滅和死亡差異,忽略了毛澤東應對饑荒的努力,並因其政治主張偏見而缺乏嚴謹的論點,試圖將中國的共產主義歸納為恐怖。[16]饑荒學者、都柏林大學經濟學教授科科馬克·奧·格拉達批評該書「更像是關於暴行的軼事目錄,而非持續的分析性論證」,並指出它未能提及「書中描述的許多恐怖事件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反覆出現」。[17]社會歷史學家安東尼·加諾特(Anthony Garnaut)認為,馮客做的比較與取樣不符合學術要求,他對楊繼繩的指控也令人感到困惑。[18]加諾特還提到,馮客無視了參考文獻中明確的記錄。安德魯·G·魏昂德認為,馮客的對死亡人數過高的估計無法與年齡特定的人口數據相吻合。[19]
  2. 第二冊《解放的悲劇——1945-1957年的共黨革命史英語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於2013年出版,記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對普通人民生活的影響,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英語Orwell Prize[20][21][22]。《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書評認為,馮客的著作會使主流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的解讀發生重大改變,《劍橋中國史》第14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必須重寫[23]。但學術界的評論則更加被批評。費利克斯·溫邁爾在對《解放的悲劇》的評論中寫道:「馮客基於新資料重新講述了冷戰早期的舊故事。雖然許多記者在評論中盛讚《解放的悲劇》,但大多數西方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提供了更為複雜的早期中國歷史研究,涵蓋了不同的經歷和地方差異。尋找可信的替代敘事是一項巨大的任務,值得現代中國學者進一步研究。不幸的是,馮客在《人民三部曲》中對中國革命的譴責,需要的不僅僅是用幾個新的個案來研究。」[24]利茲大學的中國歷史講師亞當·卡特卡特指出,馮客在使用資料時存在問題。[25][26]布萊恩·德馬雷批評馮客在《解放的悲劇》中暗示地主是共產黨捏造的虛構概念。[27]德馬雷寫道:「由於馮客的措辭選擇,許多讀者認為他是在主張中國沒有地主。然而,他引用的資料實際上是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論文,其中討論了『地主』這個詞在中國農村是個外來詞彙[…]。當然,中國確實有許多地主。」[27]
  3. 第三冊《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於2016年5月出版[28]。《文化大革命》詳細記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衛報》的茱莉婭·洛夫爾(Julia Lovell)稱其為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和米高·舍恩豪斯的《毛的最後革命》的延續,書中更深入地使用了來自中國地方檔案的證據,並挖掘了文化大革命的意外社會經濟後果,包括私營經濟的增長。[29]丹尼爾·里瑟(Daniel Leese)指出了該書的四個問題:缺乏對許多地方性事例在其特定環境中的分析或解釋,缺乏對因果關係的全面分析,忽視了意識形態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分析概念與黨內語言之間界限不清。[30]法比奧·蘭扎(Fabio Lanza)在其書評中寫道,馮客屢次提出有爭議的觀點,但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支持,並用引人注目但非常可疑的細節描述事件。蘭扎總結道,馮客的作品「並沒有增加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相反,作為一部面向大眾市場的時期評估,它違背了中國歷史研究領域長期以來的努力,即提供細緻入微、信息豐富、歷史嚴肅性且真正創新的分析。」[31]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在他的評論中指出,馮客的作品缺乏細膩性,並且他的反主流觀點,例如馮客聲稱毛澤東時期的識字率和公共衛生水平有所下降等觀點缺乏堅實的依據。[32]

毛澤東傳記的作者菲臘·肖特寫道:「馮客的錯誤出奇地一致,所有錯誤都強化了他對毛澤東及其領導集體的指控。」肖特指出,馮客書中的主要問題在於他沒有提供說明毛澤東及其同僚為何會做出這些決定的可信的解釋。肖特認為,馮客的書「意在控訴,而不是對所描述時期的客觀敘述。」[33]

主要著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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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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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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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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