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太林（俄語：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羅馬化：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發音：[ɪˈosʲɪf vʲɪsərʲɪˈonəvʲɪt͡ɕ ˈstalʲɪn] （ⓘ）；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本名約瑟夫·貝薩里奧尼斯澤·朱加什維利（格魯吉亞語：იოსებ ბესარიონის ძე ჯუღაშვილი，羅馬化：Ioseb Besarionis dze Jughashvili），蘇聯政治人物、革命家、馬列主義思想家，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從1924年執政直到1953年去世。曾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人民委員會（後改稱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政府首腦）、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對20世紀的蘇聯、世界影響深遠。
| 約·維·史太林 И. В. Стали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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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
| 任期 1922年4月3日—1952年10月16日[註釋1] | |
| 前任 | 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責任書記） |
| 繼任 | 尼基塔·赫魯曉夫 （第一書記） |
 第4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 |
| 任期 1941年5月6日—1953年3月5日 | |
| 第一副主席 | 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 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尼古拉·布爾加寧 |
| 前任 | 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
| 繼任 | 格奧爾基·馬林科夫 |
| 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41年7月19日—1946年2月25日 | |
| 總理 | 本人兼任 |
| 前任 | 謝苗·鐵木辛哥 |
| 繼任 | 尼古拉·布爾加寧 |
| 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 |
| 任期 1917年10月10日—1953年3月5日 | |
| 蘇聯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 |
| 任期 1922年4月3日—1953年3月5日 | |
| 蘇聯共產黨中央組織局成員 | |
| 任期 1920年4月5日—1952年10月27日 | |
|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1912年1月17日—1953年3月5日 |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იოსებ ბესარიონის ძე ჯუღაშვილი 約瑟夫·維薩里奧尼斯澤·朱加什維利 1878年12月18日  俄羅斯帝國第比利斯省哥里（今屬  格魯吉亞） |
| 逝世 | 1953年3月5日（74歲） 蘇聯莫斯科昆次伏別墅 |
| 墓地 | 莫斯科列寧墓（1953年3月9日–1961年10月31日，未下葬）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1961年10月31日遷葬） |
| 國籍 | 蘇聯 |
| 政黨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898年–1917年）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1917年–1918年） 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18年–1924年） 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25年–1952年）  蘇聯共產黨（1952年–1953年） |
| 配偶 | 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 （1906年–1907年） 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 （1919年–1932年） |
| 兒女 | 雅科夫·朱加什維利 瓦西里·朱加什維利 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 阿爾喬姆·謝爾蓋耶夫（養子） |
| 父母 | 維薩里奧·朱加什維利（父） 葉卡捷琳娜·格拉澤（母） |
| 居住地 | 史太林居所列表 |
| 宗教信仰 | 無神論（前為格魯吉亞正教） |
| 獲獎 |                 （全部獎項）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蘇聯 |
| 服役 | .svg){kind=small} 蘇聯紅軍 |
| 服役時間 | 1918年9月17日—1920年 1941年—1953年3月5日 |
| 軍銜 |  蘇聯元帥（1943年–1945年）   蘇聯大元帥（本人未接受）（1945年–1953年） |
| 指揮 | 蘇聯紅軍（全部武裝力量之最高統帥） |
| 參戰 | 俄國內戰 中東路事件 蘇聯入侵新疆 第二次世界大戰 伊寧事變 韓戰 |
中央機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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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алин」的各地常用譯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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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 斯大林 |
| 臺灣 | 史達林 |
| 港澳 | 史太林 |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生於俄羅斯帝國哥里，畢業於梯弗里斯神學院。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他支持列寧布爾什維克派別，並組織1907年梯弗里斯銀行搶劫案以籌集革命資金。1913年開始使用筆名「史太林」（Ста́ли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布爾什維克派執政後，史太林為7名政治局成員之一。史太林在蘇聯成立後，成為蘇共的總書記。儘管列寧反對史太林繼續擔任總書記，史太林在黨內辭去總書記遭黨內反對未能辭去，1924年列寧去世後，史太林成功掌權並清洗了反對派。他繼承了一國社會主義，列寧新經濟政策逐漸被計劃經濟、集體主義政策代替。史太林成功實現大規模工業化，使蘇聯迅速轉型成為重工業、軍事大國，工業產值僅次於美國。然而農業集體化則擾亂食品生產，引發了1932年蘇聯大饑荒。1930年代，他在樹立個人崇拜同時，對黨、政、軍領導人，少數民族以至群眾進行大規模逮捕，流放或勞改等，造成極多人死亡，這時期因而被稱為蘇聯大清洗時期。1939年8月，史太林與希特拉領導的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瓜分波蘭，佔領寇松線以西的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此後蘇聯並依據進軍佔領波羅的海國家。然而雙方關係隨後惡化，1941年德國撕毀協議入侵蘇聯；儘管初期有所損失，但史太林仍率蘇聯紅軍最終擊敗納粹，於1945年5月攻克柏林，取得了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並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結束。二戰後，蘇聯、美國成為2個超級大國，史太林在東歐扶植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及北越等社會主義國家成立。雙方分別支持的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展開對峙，形成冷戰。與此同時，史太林帶領蘇聯完成戰後重建，並使蘇聯成為第2個擁核國。面臨戰後大饑荒，史太林發起自然大改造和共產主義建設。1953年史太林去世，此後尼基塔·赫魯曉夫繼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並在蘇共二十大對其展開批判、進行去史太林化。
史太林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的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史太林主義影響世界上眾多的馬列主義組織及政府，而史太林則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象徵。在蘇聯解體後，因曾領導抗擊納粹德國入侵蘇聯的勝利、建設蘇聯並使蘇聯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史太林被大多數俄羅斯人民普遍讚揚。對其的批評則多強調他任內使得百萬計人死亡，並發起大量的政治清洗（見大清洗）、宗教、民族鎮壓等。2008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舉行了1次「最偉大的俄羅斯人」的評選活動，史太林高居第3（儘管他是格魯吉亞人）。
早年生活
約瑟夫·維薩里奧尼斯澤·朱加什維利的祖先來自第比利斯附近的濟濟-利洛村；家譜可以追溯到其曾祖父扎扎，之前世世代代是阿薩季阿尼公爵的農奴。扎扎多次參加暴動，逃亡，遭受酷刑和反覆監禁，最後終於逃出公爵領地，娶妻生子。約瑟夫的祖父叫瓦諾，得以平安度過一生。瓦諾有兩個兒子：格奧爾基和維薩里昂（別索）。格奧爾基沒有後代；別索是約瑟夫的父親。
別索生於1850年，1861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解放了所有世代農奴，可向以前的領主贖買一塊小份地。格奧爾基和維薩里昂（別索）兄弟於1870年代放棄了農民的生活，到哥里謀生。1874年別索在朋友家裏做客時結識了加姆巴爾蘇雷村16歲的凱凱（葉卡捷琳娜·格奧爾吉耶夫娜·格拉澤）。凱凱父親早逝。1874年年底他們在哥里教堂舉辦了婚禮。別索按工廠主的訂貨坐在家門口縫鞋子；凱凱靠給人縫補洗曬衣服幫補家用。頭兩個兒子叫做米哈伊和格奧爾基，但都很快又夭折。約瑟夫生於俄羅斯帝國第比利斯省西部哥里城（今格魯吉亞內卡爾特利大區區府），在家中排行第三[1]。早期他父親頗為富裕，擁有自己工廠[1]，但酗酒無度還經常家暴、毒打妻兒[2]。及後家庭財政轉差，他隨父母多次搬家。1888-1894年第比利斯正教小學讀書。1894年15歲時，他通過入學考試進入第比利斯一所東正教中學第比利斯聖靈神學校讀書；母語是格魯吉亞語，在那裏他精熟俄語，但講俄語時仍帶有格魯吉亞口音。接受了七藝類學科，如文法、修辭、幾何、代數、邏輯、觀星（天文）、希臘語（正教必修）、美術、音樂、劍擊、射擊、游泳等課程教育，成績不是滿分5分，就是4分，還自學了亞美尼亞語和馬術。1895年他開始接觸到一些革命書籍，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1898年8月，他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899年，因無法支付突漲的學費，最終放棄考試，被學校開除[1]。隨後他供職於第比利斯氣象觀測台，積極參與革命。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他選擇加入以弗拉基米爾·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一邊。1905年12月，史太林參加在芬蘭坦佩雷舉行的坦佩雷會議，與列寧首次見面。1906年4月參加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與終生相識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季諾維也夫結識。此後，他回到高加索地區，成為主要革命活動者，組織罷工、發放傳單，為布爾什維克活動募集資金，為之而搶劫銀行、綁架、敲詐。1906年夏天，他和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結婚，不久首個兒子雅可夫·朱加什維利誕生。
1907年6月26日，他和手下在第比利斯市內廣場伏擊帝國銀行護送隊。槍戰中，自製炸彈爆炸殺死40人，而他和手下則劫取了25萬盧布[1]，分文不留，全數上交給組織。但當時孟什維克主導的外高加索黨組織認為搶銀行屬於違紀行為，將史太林開除出黨。此時史太林的妻子已經身患重病，由於被開除出黨領不到工資，又沒有從巨款中貪污，沒錢給妻子治病，後者於1907年12月因斑疹傷寒離世。他在悲痛中渡過幾個月後，把孩子雅可夫交給娘家撫養。到巴庫後，他積極從事阿塞拜疆和波斯地區革命活動，暗殺極右翼民族主義團體「黑色百人團」成員，並參與綁架、搶劫等。1902年4月－1913年3月間，因參加革命活動被逮捕7次、流放6次，從流放地逃出5次。1912年，他來到聖彼得堡，在列寧指示下創辦《真理報》。1913年3月，他發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首次使用筆名「史太林」（Ста́лин意為「鋼鐵之人」）。不久，他最後一次被捕。1916年，沙俄政府將他強征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卻被醫生檢查出左臂有傷，於是他免於參與動員，被流放到阿欽斯克。
革命時期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沙俄羅曼諾夫王朝滅亡。史太林被釋放，他於3月25日重返彼得格勒（聖彼得堡），與列夫·加米涅夫、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人繼續從事布爾什維克《真理報》的編輯工作。他們曾一度對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的俄國臨時政府持支持態度，而在4月召開的黨內會議中，列寧主張推翻臨時政府，史太林等人於是轉變立場支持列寧。會議上他被選為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成員。同年發生七月事件，列寧由於試圖發動革命而被臨時政府所通緝，史太林協助他逃往芬蘭，為了避免擴大流血衝突，史太林下令讓被圍困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投降[1]。不久列寧重返俄國，並在斯莫爾尼宮策劃武裝起事推翻臨時政府，史太林成為領導團體的一員，最終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中成功奪取政權，隨後他被任命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主席[3]。
1918年，俄國內戰爆發。史太林和列夫·托洛茨基等人入選由列寧組建的五人主席團。同年5月，他被派往察里津征糧，在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謝苗·布瓊尼等人的支持下他加強在軍隊中的影響力，9月17日任命為紅軍南方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是首次擔任紅軍軍職。期間，史太林多次違抗時任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決議，處決很多紅軍中在沙皇時代任過職的軍官以及「反反革命」[4]。為了征糧，他還使用焚燒村莊的手段，逼迫農民服從和防止食物供應被強盜劫掠[3]。最終紅軍在察里津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他也和第一騎兵軍的軍人建立政治上的合作關係。在史太林掌權後，察里津被改名為史太林格勒（1961年改稱伏爾加格勒）。1919年初史太林被調回莫斯科，3月24日他與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結婚。5月他又被派往彼得格勒附近的西部前線，期間他嚴厲的把紅軍的逃兵當作叛徒而集體處決。
1919年波蘇戰爭爆發。任紅軍西南方面軍政委的史太林希望奪取波蘭城市利沃夫，然而此舉卻違背列寧和托洛茨基主攻華沙的戰略意圖。他的政治把戲促使第一騎兵軍的謝苗·布瓊尼和亞歷山大·葉戈羅夫違背中央的命令，拒絕援助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的西北軍[5]，最後紅軍在利沃夫和華沙的兩場戰役均以失敗告終。歸國後，史太林的行為受到批評，他則辯護說問題在於中央的決策，而同時也主動辭去軍職。在黨內第九次會議中，托洛茨基更是公開的指責他[3]。
掌權
1921年紅軍進入格魯吉亞，建立格魯吉亞蘇維埃政權，史太林在其中舉足輕重。由於那時候許多人並不把「總書記」的職務當做一回事，覺得這是純屬機關性質的，並非很高級的職務，於是在加米涅夫襄助下，1922年4月3日，史太林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首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在任命史太林之際，列寧認為，需要嚴格限制總書記的職權範圍，嚴格限於黨務，同時決定儘快解除史太林的人民委員職務。列寧起草的全會關於書記處工作安排的決定中寫道：「責成史太林同志立即給自己物色幾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脫蘇維埃機關的工作（除原則性的領導外）。」同年5月列寧突然中風，被迫停止政務活動。在處理格魯吉亞事件時，史太林要求削減格魯吉亞的地方自治權，主張格魯吉亞蘇維埃應併入南高加索聯邦再併入蘇聯，引起當地布爾什維克的不滿。他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於是對反對派使用粗暴的高壓政策，列寧對此非常反感，稱他們的行為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3]。同時，史太林要求放鬆外貿壟斷的建議也跟列寧發生分歧。列寧於是在《列寧最後的遺囑——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寫道：「史太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史太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史太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史太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6]同時列寧尋求與托洛茨基更緊密的合作。史太林得知後，在電話里辱罵和恐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之後憤怒的寫信給史太林，說到：「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電話並辱罵了她。儘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說的話，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是從她那裏知道了這件事。我不想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對我的言行。因此，請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並且道歉，還是寧願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7]並以絕交威脅他道歉。史太林選擇低頭認錯最終事情平息[8]。1923年初，列寧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評長期由史太林領導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他寫道：「讓我們直說吧，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辦得更糟的機關了。」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在成立蘇聯的過程中才發揮出重要作用，但史太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寧的嚴厲批評和否定。在列寧健康惡化時期，史太林和列夫·加米涅夫、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建立政治同盟，共同對抗列寧支持的，黨內威望較高的托洛茨基。
1924年列寧逝世後，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把《列寧的遺囑》交給中央政治局。在蘇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的遺囑沒有被公佈於眾，而僅僅是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領導人中傳達，史太林根據列寧遺囑的建議提出辭職，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不同意，他們認為列寧的建議是不合適的，並一致選舉史太林為蘇共中央總書記[3]。托洛茨基寫下《論列寧》和《十月的教訓》，捍衛列寧主義，直言不諱的批評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促使兩人與史太林聯手形成共同對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發表文章稱「「托洛茨基主義」並非真正的列寧主義」，史太林還表示「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9]。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解除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而不久之後，史太林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的意見亦見分歧：史太林支持尼古拉·布哈林的意見，延續新經濟政策，減少約束農民，並希望先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放大新經濟政策並擁護世界革命的主張，他們形成「新反對派」，1925年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他們和史太林為首的主流派公開對抗，卻以失敗告終。季諾維也夫於是重新聯合托洛茨基，並和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等人結成反對派聯盟，共同和史太林的「右傾」集團鬥爭。史太林充分利用中央權力打壓反對派，1927年12月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後開除出黨。
1927年末，蘇聯穀物短缺，史太林認為其為富農囤積之果。他力求迅速消滅富農階級，並始推農業集體化政策。而布哈林等人認為穀物收購危機原因不在於富農，而在於不合理之收購價和工業品不足，堅持新經濟政策[4]。史太林於是批評布哈林等人是黨內右傾投降主義集團，並於1929年將布哈林逼出政治局。
統治蘇聯
1927年－1928年，由於蘇聯國家規定的糧食價格太低，農民並不急於賣糧，使糧食收購出現短缺。史太林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富農階層的蓄意破壞，他不顧布哈林等人的反對，一方面採用特殊手段打擊富農，強迫他們按指定價格賣出餘糧；另一方面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1927年12月，史太林又提出「消滅富農」的口號，命令沒收富農的財產並將他們放逐，不准他們加入集體公社。由於對「富農」概念缺乏準確界限，集體化開始時國內「富農」佔農戶總數不到3%，而最後被剝奪的農戶卻達到農戶總數的6%－8%，部分中農和貧農也被當作富農剝奪。1929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開始全盤集體化，從此集體農莊的規模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兩個月內集體農莊的比例從15%增長到59.3%），執行過程中，底層執行者經常採用威脅、恐嚇等手段強迫農民入社。比如，威脅如果不加入就會被當成富農被驅逐[10]1930年3月2日，史太林在《真理報》發表《勝利沖昏頭腦》一文，批評全盤集體化運動中違反農民自願原則的過火行為，於是引發大規模退社的浪潮[11]。全國的報紙都收錄了這篇文章的全文[12]1930年6月，集體農莊比例已由60%降到23.4%，史太林不得不在6月召開的蘇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再次改變態度，讚揚全盤集體化的成就並批評反對者是「和共產主義的敵人勾結在一起的人」，又一次掀起集體化運動的高潮。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僅佔0.2%，至此全盤集體化的目標基本實現[13]。
農業集體化政策引起很多農民的不滿，他們在入社前屠殺和出售牲畜，到了1933年，蘇聯的牲畜總量將近損失50%[11]。部分農民在絕望中毀壞工具、焚燒穀物，還時常參與縱火、暗殺等破壞活動。全盤集體化也沒有給農業生產效率帶來明顯提高，1932年－1934年之間，蘇聯出現嚴重的饑荒，農業總產值下降23％。而且在1936年－1940年集體化完成後，農業總產值也只是維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13]。
蘇聯1928年－1934年間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穀物的總產量下降7.8%，而同期的國家收購量卻增加150%，這直接導致波及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西伯利亞等地的嚴重的饑荒[14][15][16]。在此次饑荒中死亡的人數大約在600萬－1000萬之間[13][17][18]，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餓死250萬－500萬人）。為了控制農民向人滿為患的城市轉移，政府恢復沙皇時代的內部護照制度，宣佈農民不經許可滯留城鎮為非法行為[19]。在此期間國內數以萬計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蘇聯當局不得不使用正規軍以剿匪的名義鎮壓反抗農民[13]。
1945年二戰結束後，蘇聯再次出現饑荒，約有100萬－150萬人因此而喪生[20]。
從1927年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為止，史太林提出要在短期內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於是按照每五年一計劃的方式，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發展經濟。1928年－1932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隨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則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大規模發展重工業。在這段時間內，蘇聯的工業總產值以驚人的速度增長，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後，工業總產值達到1928年的446%，平均每年增速為18%[19]。其中鋼產量達1770萬噸，煤為1.28億噸，電力為362億度。期間在烏拉爾山以東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庫茲涅茨克等地建立諸多新興工業區。1938年起第三個五年計劃則集中發展軍事工業，到1941年6月，蘇聯的坦克總數高達2.4萬台，火炮約11萬門，飛機1.8萬架，成為重工業和軍事大國。但蘇聯國內日常消費品的生產卻被忽視，城市居民並未分享到多少工業進步的成果。和1928年相比，1937年蘇聯的人均食品消費和人均工業消費品量下降3%－8%。有資料顯示，工人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工作量，且不能達到生產要求的會被處分，以至進行勞改甚至被槍決[19]。另一些資料卻顯示，工人們卻有良好的福利保障，八小時工作製得到落實[21]。1935年首先取消麵包和麵粉、米的配給制，後來又取消了按定額發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給制。1936年初，工業品也採取類似的措施。」與1932年相比，蘇聯1937年通過零售商品流轉渠道供應的重要日用工業品和食品增長情況如下：針織外衣增長2.86倍，針織內衣3.08倍，砂糖1.92倍，動物脂肪1.59倍，糖果點心0.81倍，灌腸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長、短褲子0.97倍，自行車3.2倍，留聲機10.7倍，手錶7.2倍。消費品的銷售額有很大的增長[22]。
蘇聯政府治下的科學一如藝術和文學一樣受到嚴厲的意識形態控制。在不涉及意識形態的領域有長足的進展，但是史太林時期在科學領域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宣傳李森科的生物學說而反對孟德爾的遺傳學說，稱其為「資產階級偽科學」轉而宣傳李森科的雜交學說，從而造成農業減產。凡是敢於公開提出質疑批評的都受到譴責和監禁。[23][24]
史太林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忠實地執行着「要建設社會主義，就要消除宗教」這一信條。蘇聯政府通過無神論教育、反宗教宣傳和反宗教社會機構、歧視性的法律和恐怖運動對付信徒們。到1930年代晚期在公開場合表明自己與宗教有關已經是一件危險的事。[25]
史太林對東正教的迫害，使得作為社會組織的東正教在1930年代幾乎被消滅。1917年時東正教有5.4萬個教區，1939年時還保有宗教活動的教區僅剩數百個，大多數教堂被毀，數以萬計的僧侶、教士、修女被迫害或處決。大清洗中就有超過十萬人被槍決。[26][27]在二戰中，史太林利用宗教組織作為一種愛國組織，得到一定的復興，東正教數以千計的教區又重新興辦，直到赫魯曉夫時期又迎來新一輪的壓制。俄國東正教會對蘇聯政府和史太林的承認使得它與外國東正教會決裂。
史太林在死去前不久還下達新的迫害宗教的命令。[28]在蘇聯很多少數的教派如天主教、重洗派新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都受到相同的待遇：大量神職被屠殺，教堂、佛寺、清真寺、猶太會堂被拆毀，包括了許多神像與宗教藝術。
史太林在蘇聯建立他自己和列寧的個人崇拜。他不顧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反對，將列寧的遺體安放在水晶棺內供人瞻仰。史太林自己也曾是大規模敬愛甚至是崇拜的中心。一些城鎮、鄉村、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如史太林格勒，還有史太林獎、史太林和平獎等等。這種個人崇拜在蘇德戰爭勝利後達到頂峰，史太林的名字還被寫入新的蘇聯國歌。他同時成為詩歌、音樂、繪畫、電影等各種文化作品的焦點。托洛茨基曾批評史太林的個人崇拜，認為建立這樣的個人崇拜將個人價值凌駕於黨和階級之上，違反社會主義的價值，從而沒有人能對史太林進行個人批評。蘇聯境內處處樹立史太林的像，儘管照片顯示他只有165–168公分高，雕像的高度卻和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相當。私生活的領域也不能免於史太林文藝的包圍，從1930年代初起，很多居家裏都有一間「史太林屋」用來放置他的肖像片之類宣傳品。[29]
史太林主義是指蘇聯和受蘇聯影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史太林統治下及其之後的共產主義理論，主要包括史太林的政治經濟外交主張，其中有一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階級鬥爭等觀點。但是，史太林本人從來不承認自己創立任何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列的所謂「史太林主義」，一直以來他都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很多人認為史太林主義的一個核心是中央集權體系。托洛茨基認為史太林主義體制的本質是獨裁政策，這個解釋被反對史太林主義的評論家們廣泛運用。史太林主義還經常被他們稱為「紅色法西斯主義」。季米特洛夫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經驗證明這個真理：誰如果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誰如果不是真正的史太林主義者，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30]
戈巴卓夫時期，對整個史太林模式或說史太林主義加以全盤否定，以建立「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31]1988年12月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扎魯謝斯基承諾堅決地摒棄一切過時的東西，剷除史太林主義的殘餘，「不讓永遠結束的歷史重演」。[32]1989年3月7日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政治局討論有關徹底消除史太林主義的決議的執行情況，強調一定要把為史太林主義受害者平反的工作進行到底。[33]1979年中國托派理論家鄭超麟出獄後提出「史太林主義的社會階級基礎是官僚幹部」。
1934年12月1日，蘇聯政治風頭正盛的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三層被刺客槍擊頭部身亡。史太林對此案高度重視，他親自前往列寧格勒參與調查和審訊，並且宣稱此次暗殺是由托洛茨基及其反對派所策劃，開始針對老布爾什維克的清洗。1935年2月原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黨中央書記亨里希·雅戈達被尼古拉·葉若夫接替。同時安德烈·維辛斯基被任命為檢察長。史太林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總部」的名義逮捕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逼供手段迫使他們認罪，最後於1936年8月在莫斯科公審將他們處死[34]。不久後，又以「托洛茨基反蘇軍事組織」的指控處決圖哈切夫斯基等紅軍將領。1938年3月針對「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史太林又以同樣的手段處決布哈林等人。1938年4月內務部的葉若夫被拉夫連季·貝利亞接替，失勢的雅戈達、葉若夫均遭到清洗。1940年，身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被蘇聯特務刺殺。大清洗最終變成對黨、政、軍、中央、地方幹部的全面清洗和鎮壓，受害者的人數至少在70萬人以上[35][36]。列寧時代的政治局成員「老布爾什維克」只剩下史太林，米哈伊爾·加里寧和莫洛托夫三人，蘇聯元帥中的五人只剩下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兩人。
大清洗活動也涉及到社會中的許多人：知識分子、農民（尤其是所謂的「富農」）、神職人員、技術專業人員(他們可能因為計劃、專案的失敗而獲罪)和少數族裔。很多人遭到逮捕，被關押在古拉格集中營里，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虐待，部分人在飢餓、疾病等惡劣的生存環境中死亡[37]。蘇聯境內的諸多少數族裔被集體遷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蘭人[38]、伏爾加德意志人[39]、摩爾多瓦人[40] 、猶太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41]、立陶宛人、克里米亞韃靼人[42]、車臣人[43]、哈薩克人、朝鮮人等等。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喬巴山也效仿史太林對國內實施政治清洗(大鎮壓)[44]。
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奧爾洛夫的蘇聯秘密警察自稱曾參與大清洗的行動，後來流亡美國，寫下《史太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一書，披露大清洗的許多內幕。
史太林在1930年代主導蘇聯外交。他先逐步改善與英法等國家的關係，1933年又同美國正式建交。1934年蘇聯被接納加入國際聯盟並擔任常任理事國，使蘇聯走出建國初期孤立的處境。1936年底，史太林在蘇維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了《關於新憲法草案》報告，大會隨後通過蘇聯憲法草案（這部憲法也被稱為「史太林憲法」，之後的蘇聯憲法雖幾經修改，但都以此版本為基礎），從法律上規定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史太林把俄羅斯人視為其他少數族裔的老大哥，他不斷提升俄羅斯民族英雄和俄語在蘇聯的地位[45]。文學藝術方面，史太林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藝術家創作的指導綱領。
二戰領袖
史太林起初欲與英法建立反對納粹德國的同盟卻遭遇失敗[46][47]，於是轉而尋求和德國建立合作。同期阿道夫·希特拉也為避免使德國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遂於1939年8月23日派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前往蘇聯，與蘇方代表莫洛托夫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雙方秘密劃分勢力範圍，其中包括對波羅的海三國和對波蘭的瓜分[48][49]。同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9月17日，蘇聯紅軍以保護波蘭東部的白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為理由入侵波蘭東部，佔據維斯瓦河以東的波蘭領土，並將其併入蘇聯國內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加盟共和國之中。之後為了對蘇波戰爭進行報復史太林下令處決波蘭戰俘，其中以「卡廷大屠殺」最為著名[50][51][52]。同年秋季，蘇聯向芬蘭提出領土交換的要求，遭到芬蘭的拒絕。不久後蘇聯製造「曼尼拉事件」，並以此為藉口廢除《蘇芬互不侵犯條約》，於1939年11月30日出動紅軍四十多萬人入侵芬蘭，引發蘇芬戰爭。在芬軍頑強抵抗下，蘇軍損失慘重。但芬蘭終因寡不敵眾被逼割讓卡累利阿等地來換取和平。1940年間，蘇聯吞併波羅的海的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三國，又強逼羅馬尼亞割讓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
1940年9月27日，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與日本帝國在德國柏林簽署三國同盟條約，確立三個軸心國的同盟關係。同年10月，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寫信給史太林，稱德方希望將蘇聯拉入軸心國集團，建立「四國同盟」[53]。史太林遂派遣莫洛托夫前往柏林談判。德方提供「四國條約」草案，要求蘇聯只能向國土以南的印度洋方向擴張[47]。史太林同意簽署條約，但同時要求將土耳其、保加利亞也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之中[54]。希特拉對此十分不滿，於是不再給予蘇方答覆[55][56]。1941年4月13日，史太林為避免遭受德國和日本兩面夾擊，在莫斯科同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簽署《蘇日中立條約》，互相承認勢力範圍，並承諾在對方的戰爭中保持中立。同時，雙方互相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傀儡）和滿洲國（日本傀儡），蘇聯也撤回一切在抗日戰爭初期給予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包括召回此前援助中國抗戰的蘇聯航空志願隊。
1941年6月22日早上4時45分，希特拉突然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夥同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等國軍隊，發動閃擊蘇聯的巴巴羅薩作戰計劃。在此之前，史太林已經收到來自一些蘇聯間諜和蘇軍將領的警告[46][57]，但他認為納粹德國不會冒着兩線作戰的危險，在徹底擊敗英國之前就進攻蘇聯[46]，因此沒有對同納粹德國展開本土戰爭做充分的準備。在確認德軍的入侵後，史太林擔任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和蘇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並於7月3日發表演說，號召蘇聯人民不僅要消除本國面臨的危險，還要幫助解放在德國法西斯奴役下的歐洲各國人民。在德軍的突然打擊之下，同時因為大清洗帶來的負面影響，紅軍措手不及，損失慘重。德軍入侵後一個月，佔領的蘇聯領土相當於法國領土的兩倍。而在8月，由於史太林拒絕採納格奧爾基·朱可夫的建議，下令紅軍死守基輔，結果導致西南方面軍在基輔戰役中被德軍圍殲，納粹德軍宣佈殲滅蘇軍66萬人，希特拉宣稱這是人類戰爭史上最大的殲滅戰[46]。1941年11月初，德國中央集團軍逼近莫斯科城下，史太林堅決留在城裏組織反擊。11月7日，史太林命令蘇聯紅軍在莫斯科紅場舉行閱兵式，發表重要講話，史太林在這次講話中提及的這些俄羅斯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的用意，是以俄羅斯民族主義來鼓舞蘇軍戰鬥。受閱的部隊隨即從紅場直接開赴前線。在格奧爾基·朱可夫、亞歷山大·華西列夫斯基等將領的指揮下，紅軍最終守住莫斯科，並在12月的反攻中將德軍擊退。莫斯科戰役的勝利使德軍的巴巴羅薩計劃宣告破產，之後德軍被迫改閃擊戰為持久戰。
1942年，德軍將戰略重點放在南線。同年7月，德軍向伏爾加河地區的重要城市史太林格勒發起猛攻。經歷200多天血腥的戰鬥，直到1943年2月，紅軍以重大傷亡為代價最終守住城市，並將德國第6軍團約33萬名德軍士兵全部圍殲，此役是蘇德戰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58]。1943年7月，蘇聯又取得庫爾斯克戰役的勝利。對此史太林評價道：「如果說史太林格勒會戰預示着德國法西斯的衰落，那麼庫爾斯克會戰則使它面臨滅頂之災」。1943年11月，史太林參加德黑蘭會議，同美國、英國領導人富蘭克林·羅斯福、溫斯頓·邱吉爾等人會談，通過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決定[46]。之後蘇聯在對德戰爭中逐漸轉入反攻。1944年6月，盟軍在諾曼第登陸。
1945年2月4日，史太林參加雅爾達會議，根據協議，蘇聯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成員，並將波蘭等地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5月，蘇聯紅軍攻克德國首都柏林，希特拉自殺身亡，納粹德國宣告無條件投降。同時紅軍進入並控制東南歐等地區。7月17日，史太林出席波茨坦會議。8月8日，蘇聯撕毀《蘇日中立條約》向日本宣戰，同時立即發起八月風暴行動入侵滿洲。一周之內，蘇蒙聯軍迅速擊潰日本關東軍和滿洲國軍，推翻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和蒙疆自治政府。8月15日，裕仁天皇宣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勝利告終，而蘇聯也在戰爭中付出重大犧牲（死亡人數達到2820萬人[59]）。同年，史太林獲蘇聯大元帥軍銜，但被其本人拒絕。
蘇軍在佔領德國後，約有200萬德國婦女被蘇軍士兵強姦，其中的20萬婦女因傷害、自殺和被殺而死亡[60][61][62][63]。在布達佩斯戰役後，城內有5萬婦女遭到強姦[64]。在波蘭、南斯拉夫等地也出現多起強姦和洗劫行為[65]。史太林最初對此不以為然，他對一位南斯拉夫游擊隊領袖向他抗議紅軍行為的回應是：「難道他不能理解一位橫過數千公里血、火和死亡的士兵找個女人快樂並拿些小玩意嗎?」[65]雖然後來史太林下令強姦婦女的士兵將受到懲罰[66]，並對大規模涉事軍官、士兵執行死刑，但強姦事件依然層出不窮，直到1947年冬，蘇聯部隊被官方限制在嚴密看管的駐地和軍營，將他們與東德居住人口完全分離才解決問題。[67]
戰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着溫斯頓·邱吉爾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對立日益加劇。世界逐步形成了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國家兩大陣營長期對峙的冷戰格局。史太林在蘇聯東南歐佔領區的前軸心國國家內，積極扶植各國的共產主義黨派上台，建立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波蘭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等衛星國，組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68][69]。這些國家在憲法中確立共產黨執政的一黨專政制度，推行國有化經濟政策[70]，並對國內的自由主義分子和支持憲政民主人士實施嚴厲打壓和清洗[71][72]。1947年，蘇聯對東方集團提供經濟援助的莫洛托夫計劃[73]，該計劃於1949年發展成為經濟互助委員會[74]。1948年，史太林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約瑟普·鐵托關係惡化，遂引起蘇南交惡，南斯拉夫被蘇聯從社會主義陣營中清除。同年，阿爾巴尼亞也與南斯拉夫斷絕關係，投向蘇聯陣營。有人懷疑在此期間史太林曾多次派遣特務暗殺鐵托，可均未成功[75]。1949年，由於史太林和鐵托不再援助希臘共產黨參加希臘內戰，希臘民主軍敗給了由英國和美國支持的希臘國民軍，喪失了對希臘的控制權。
史太林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時候，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並對之作了論斷，駁斥托洛茨基派關於中國問題的觀點，促使中國共產黨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史太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包括《論中國革命的前途》《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等。史太林指出中國社會性質的第一個特徵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國主義財政經濟的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反對封建殘餘的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結合」。「反對封建殘餘的農民革命『是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之一。』」史太林指出：買辦資產階級一貫是中國革命「不共戴天」的敵人。而在1927年蔣中正發動「四·一二事件」以後，史太林更指出「南京政府是民族反革命中心」，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和以蔣中正為代表的投降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作鬥爭。史太林認為：「為了召喚千百萬的中國農民階級起來革命」，為了鞏固工農聯盟，中國無產階級可以通過三條道路去實現對於農民的領導，就是：一，通過建立農民委員會，二，通過新的人民革命政權的機構，三，通過革命的軍隊。「或用沒收地主田地的方法，或用減稅減租的方法來滿足自己迫切的要求」，「幫助農民反對地主分子」。[76]史太林在1926年11月間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時候指出：「中國革命主導者和領導者的作用，中國農民領袖的作用，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手中」「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是史太林的學生。毛澤東根據史太林的理論提出關於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把史太林論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件和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列為整風運動最基本的文件。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文件中，號召中共黨內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應以史太林的偉大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中心教材。毛澤東寫道：「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了。」[77]
二戰爆發前夕，蘇聯曾與1937年8月20日與剛剛開始全面的抗日戰爭的南京國民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為抗日戰爭提供武器和物資援助，並派遣空軍戰鬥機志願隊助戰，一直到1941年初史太林與日本帝國簽定《蘇日中立條約》之後，蘇聯戰鬥機志願隊才撤離中國回蘇。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在蘇聯保證「不干涉新疆事務、不在中國東北長期駐軍不回、不以任何形式援助中國共產黨及其所屬一切武裝」的條件下，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具有國際法主體地位的主權獨立國家（外蒙古獨立）。
二戰期間，史太林支持新疆地區的穆斯林在伊寧事變中建立第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以對抗中華民國。他暗中支持維吾爾族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同中國國民黨軍隊對抗。
二戰結束後，由於蘇聯控制中國滿洲（中國東北）及蒙疆（內蒙古）的部分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欲接管滿洲，以便能更好的與蔣中正的中國國民黨繼續展開武裝鬥爭。而史太林則為了避免和美國支持的蔣中正國民政府進一步加深衝突，拒絕毛澤東的要求，決定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儘管如此，蘇軍於1946年在撤離滿洲回國之前，依然為中共搶佔滿洲的真空地帶提供很多便利條件[78]。例如蘇聯紅軍曾經把繳獲自日本關東軍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給中共將領林彪的東北野戰軍。[79]1946年國共談判的努力宣告失敗，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1994年，蘇聯情報機構將軍帕維爾·蘇杜普拉圖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中說，蘇聯在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這些戰略進攻行動期間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是史太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計劃，他們想以此轉移美國對中國國共內戰的戰略注意力，將美國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減少美國對敵視中國共產黨的蔣中正領導下的國軍的援助力度。[80]1949年，中國共產黨擊敗南京國民政府，取得中國大陸地區控制權，並於10月1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12月16日早晨，毛澤東到達莫斯科，12月21日毛澤東參加史太林七十壽辰慶祝活動。[81]1950年2月，蘇聯與中國結盟，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給予中國經濟援助。史太林曾經稱毛澤東為「人造黃油式的馬克思主義者」[82]、「普加喬夫的中國版」[83]，並在毛訪蘇後「沒有說過關於他的一句好話」。[84]
1950年1月，在蘇聯和美國撤出在朝鮮半島的駐軍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蘇聯領導人密切協商，並使史太林「同意朝鮮勞動黨領導層對局勢的分析和他們準備以軍事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設想」[85][86]。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毛澤東則認為此時打仗時機不好[86]。5月13日，金日成和朴正愛等到達北京，說明史太林已經同意。5月15日，毛澤東告訴金日成，同意統一朝鮮半島[87]。史太林給金日成提供258輛T-34-85坦克，組建「亞洲除蘇軍外最強大的裝甲力量」。[88]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迅速擊潰準備不充分的大韓民國的武裝力量韓國國軍，佔領韓國首都漢城。而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在隨後參戰，於9月份通過仁川登陸而擊退南下的朝鮮人民軍後，於10月7日越過三八線向平壤推進。毛澤東希望立即出兵援朝，並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支援，而史太林擔心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也懷疑毛澤東出兵的誠意和效果，故一開始要求取消出動空軍，後經協商重新確認，由於調度需要時間，將於志願軍入朝後的12月開始派遣蘇聯空軍的精銳戰鬥機飛行員到朝鮮秘密支援，蘇聯飛行員被命令必須身着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服，而且空中行動範圍被嚴格限制，只被允許在鴨綠江南岸的「米格走廊」一帶上空作戰[89]。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前司令員王海在其自傳《我的戰鬥生涯》中寫道：「戰爭初期，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還相當年輕、弱小，空戰主要是蘇聯空軍打的。」 [90]1953年7月27日，參戰雙方，由南日大將為首席談判代表的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代表團，和由馬克·克拉克上將為首席談判代表的聯合國軍與韓國國軍的代表團，最終在板門店簽署《朝鮮停戰協定》，結束戰事。
史太林本人帶有反猶主義傾向，1907年他私下表示：「要把俄國革命當中的猶太幫一一清除掉」[91]。（猶太裔布爾什維克高層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在大清洗中遭到處決，前領袖托洛茨基被刺身亡。）之後史太林多次在私下發表反猶言論[92][93]。在公開發言中，史太林批評反猶主義立場[94]。1947年聯合國以巴分治的決議上，蘇聯投了贊成票，還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但同時一場蘇聯國內針對猶太人的清洗計劃正逐步展開。1948年1月，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所羅門·米霍埃爾斯被秘密警察暗殺[95]。11月，蘇共中央稱「猶委會」是一個反蘇宣傳中心，同時下令解散該委員會並查封它的印刷出版機構。幾個星期後，一些著名的猶太人士遭到逮捕、逼供和處決。1952年，史太林認為克里姆林宮內部存在一個「醫生殺手組織」，遂下令調查並逮捕克里姆林宮的九位醫學專家（其中有六人是猶太人）。史太林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表示：「任何一個猶太人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是美國情報機關的間諜。[96]」1953年1月，真理報上刊登文章《醫療專家面具下的邪惡間諜殺手》披露「醫生案件」，指出「醫生殺手」與國際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焦因特」有聯繫，並指控他們利用職務之便殺害安德烈·日丹諾夫等國家高級領導人[97]，掀起國內的反猶運動。社會上還出現傳言，稱當局計劃將猶太居民全部驅逐到西伯利亞和遠東去[98]。同年史太林去世，貝利亞隨後表示「醫生案件」是「原內務部領導人」一手炮製的假案，將此案被捕者全部釋放並平反，事件最終得以平息。
逝世
1953年1月，史太林的私人醫生弗拉基米爾·尼基季奇·維諾格拉多夫在醫生案件中被逮捕。之後史太林拒絕醫生接近，身體狀況逐漸變差。2月28日晚，史太林和拉夫連季·貝利亞、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尼古拉·布爾加寧在自己的私人別墅里舉行宴會，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4點鐘才將客人送走。3月1日白天，警衛員始終未見史太林走出房間。由於史太林平日裏命令守衛不得打擾他的生活，警衛員直到晚上10點才以送郵件的名義進入房間，結果發現史太林倒在房間裏，意識尚存但不能正常說話。警衛馬上將史太林扶到沙發上，並迅速聯繫醫生和政治局成員。史太林陷入嚴重的中風，他右手癱瘓，雙腿失去知覺，失去語言能力，心臟和呼吸活動出現嚴重障礙。1953年3月5日史太林病逝，終年74歲。
依據官方說法，史太林是因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導致的腦溢血去世的。但也有人懷疑史太林是被謀殺的。阿夫托爾漢諾夫在1975年稱史太林是被貝利亞在礦泉水中下毒殺害的。莫洛托夫在回憶錄中稱貝利亞對他說「我把他（史太林）收拾了。」赫魯曉夫稱「對於史太林的生病去世，貝利亞並不掩飾其喜悅之情。在史太林處於無意識狀態時，貝利亞竭力表示自己對史太林沒有好感，當史太林恢復知覺時，他則每次都向他表達熱愛和忠誠。」《共青團真理報》在進行調查後稱史太林是被貝利亞毒死的。[99]另有說法稱是鐵托為了報復史太林的22次暗殺企圖而毒殺的。[100]
史太林去世之後，他的遺體被保存在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中，供瞻仰參觀。馬林科夫在史太林死後成為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但很快赫魯曉夫取代了馬林科夫成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隨後赫魯曉夫聯合馬林科夫並在朱可夫元帥的幫助下，將貝利亞逮捕槍決，最終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全面批判史太林，掀起去史太林化運動。1961年10月31日，根據蘇共二十二大做出的決議，史太林的遺體被從列寧墓中移出，遷葬於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牆下[101]。有趣的是史太林的死相當程度的震撼了資本市場，造成日經指數下跌10%，因為他的死意味着韓戰即將結束，從而使日本失去主要經濟來源的韓戰軍需。
榮譽
評價
雖然史太林的評價在西方明顯不佳，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亦相對較差，在蘇聯末期更被國民批判，但正是在史太林執政期間的鐵腕作風，以及重新控制了除芬蘭外，因列寧簽定的《布列斯特和約》而失去的各領土及成為超級大國，廢除列寧制定的蘇聯境內文字拉丁化的政策，重新使用西里爾字母拼寫蘇聯各民族的語言，這些成就及政策得到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讚賞，在1991年的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的大環境下，使得一些俄羅斯民眾懷念有着『超級大國』之稱的前蘇聯的光輝。2008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舉行「最偉大的俄羅斯人」評選，結果史太林名列第三位（四至六位分別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寧），僅次於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斯托雷平[103]。民眾對史太林的正面評價之高出乎俄羅斯政府意料之外，令俄羅斯政府感到不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指責說「評選被政府操控以防止史太林、列寧居榜首」。2009 年 10 月 29 日，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謝夫在克里姆林宮博客上，譴責部分人試圖重樹史太林形象的做法，他說那個年代大規模殺害是不可以正當化的。[104]儘管高壓統治沙皇時代即有之，史太林本人也曾遭到流放對待，大清洗期間130萬人以階級敵人為罪名被判刑，被流放至勞改集中營，而68.2萬人遭槍殺仍然是前蘇聯諸國記憶中的的一次歷史慘劇。梅德韋謝夫表示史太林「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這是令人髮指的罪行……（衛國戰爭）是全國的勝利也是人民的勝利。雖然我對當時絕大多數領導人沒有好感」[105]。
身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弗拉基米爾·列寧在《列寧遺囑》裏，對史太林的評價是：「史太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史太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史太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史太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6]
史太林曾辱罵和恐嚇過列寧的妻子，列寧在《致史太林同志》裏，對此回復是：「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電話並辱罵了她。儘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說的話，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是從她那裏知道了這件事。我不想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對我的言行。因此，請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並且道歉，還是寧願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7]
蘇聯重要締造者之一列夫·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評價道：「不是史太林創造了權力機構。而是權力機構塑造了史太林。」「官僚集團上上下下全是庸才。史太林是官僚集團中最傑出的一個庸才。他的長處在於，他比其他人更堅決、更果斷、更無情地表現出統治集團的自衛本能。其實，這恰恰是他的軟弱之處。他目光短淺，是個歷史上的近視眼。他是個出色的戰術家，卻不是戰略家。關於這點，他在1905年和1917年戰爭中的表現足資證明。史太林本人肯定意識到自己（治國）的庸碌無能」。[106]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通過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批評史太林執政期間製造個人崇拜、個人獨裁，破壞法治，經濟上對農村不夠注重，衛國戰爭期間的軍事指揮存在失誤，對南斯拉夫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對少數民族的強制遷徙破壞了民族關係。
中蘇尚未交惡之前，毛澤東對史太林死後的評價是比較正面的：「史太林不是在所有問題上，而是在一些問題上犯了錯誤。」「蘇聯過去把史太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不能跟着轉。史太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史太林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史太林」。「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史太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史太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謂史太林主義，基本上是正確的；所謂史太林主義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他們是有缺點有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犯錯誤的好人。」[107]
1964年10月，布里茲尼夫和柯西金通過政變推翻赫魯曉夫上台執政，起初實行「靜悄悄的史太林化」，開始發表言論肯定史太林之歷史作用，並於1966年初決定終止「非史太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尤里·丹尼爾因在國外發表反史太林作品，而被控犯「誹謗」罪投入勞改營，《古拉格群島》作者索贊尼辛被驅逐出境，《讓歷史來審判》作者羅伊·麥德維謝夫被開除出黨，《史太林大清洗內幕》作者費爾德賓受到克格勃追殺。布里茲尼夫時代拍攝之電影《解放》（1972年上映）和《圍困》（1977年上映）中，都出現史太林的形象，讚美史太林在蘇聯衛國戰爭指揮中的功績。布里茲尼夫還在1979年史太林誕辰100周年時發行照相紙年曆紀念冊，且在1969年史太林誕辰90周年時，在列寧墓背後的克里姆林宮城牆下中立了一座史太林半身銅像，與基洛夫、伏羅希洛夫等人並列，但布里茲尼夫沒有重新把伏爾加格勒恢復為赫魯曉夫去史太林化之前的名字--史太林格勒，所有被赫魯曉夫改名的城市、工廠、企業也都沒有恢復原來帶有史太林的名字。布里茲尼夫也承認「蘇共二十大對破除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的貢獻」，除了史太林故鄉格魯吉亞的哥里和首都莫斯科，蘇聯其他城市沒有保留任何史太林塑像。[108]赫魯曉夫在1964年被布里茲尼夫趕下台，雖然如此，蘇聯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和金日成領導下的朝鮮看來是延續修正主義，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朝鮮是在內部文件中譴責蘇聯為修正主義，但在公開場合中於蘇聯和中國之間左右逢源，來回搖擺，保證自身的最大利益。[109]直到鄧小平和阿利雅於1980年代分別在中國和阿爾巴尼亞上台執政並進行經濟改革，蘇修這一說法才被廢止不用）[110]，不是堅持史太林主義的正宗共產國家，另外在西方各國和蘇聯國內主流觀點看來，布里茲尼夫上台卻被視為恢復史太林主義，主要體現在布里茲尼夫主義和蘇聯共產黨官僚「幹部隊伍的穩定」，直到1980年代末期戈巴卓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才改觀，最後蘇共下台為止。[111]
1974年的蘇聯《世界簡明史》卷二這樣記錄：「他對於實施黨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重要貢獻，也因為反對反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兇猛鬥爭而贏得人望，但是從1930年代早期起，蘇聯人民的偉大成就全都被歸於史太林名下，早在1922年列寧寫給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就說「史太林同志，成了總書記，不斷地把無限的權力收於掌中，我不確定他是否始終能謹慎地使用這權力。」在列寧死後頭幾年裏史太林還沒有忘記他的批評，但是後來他越來越濫用總書記權力，違反集體領導原則和就黨和國家重大事體獨自決策，列寧警告過的缺點越來越堅定地顯現：粗暴、心理異常、容不得批評、剛愎自用、過度猜疑，等等等。這些導致不公正的對民主的限制、大範圍的違反社會主義法律及對傑出黨和國家和軍隊領導及其他人物的鎮壓。」[112]
1986年，戈巴卓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口號，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一場批判史太林運動。《星火》、《莫斯科新聞》等主流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批判史太林的文章。戈巴卓夫高度評價赫魯曉夫時期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衝擊，是朝社會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不過，戈巴卓夫認為赫魯曉夫在揭露史太林方面還有局限性，「不能也不願揭露他所抨擊的現象的深層基礎」，這個「深層基礎」就是「史太林體制」。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70周年的報告中，戈巴卓夫嚴厲批判史太林和史太林主義。1987年至1988年，批判史太林運動達到高潮。1990年7月，在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戈巴卓夫再次嚴厲批判「史太林一夥的罪行」，大會正式通過決議，稱：「極權的史太林體制給國家、人民、黨、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損失，這一體制正在被消除，蘇聯正在走向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113]
史太林在東歐人的印象中最為糟糕，屬於可以與希特拉相比的惡劣歷史人物之一，1989年東歐劇變後，匈牙利等國擺脫蘇聯控制，在2004年4月2日加入歐盟前，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市市長辦公室發表聲明稱：「史太林對人類、歐洲、匈牙利、匈牙利人民、布達佩斯和布達佩斯市民犯下嚴重的罪行。」同時布達佩斯議會決定剝奪史太林於1947年獲當時布達佩斯市政府授予榮譽市民稱號[114]（這項榮譽是為了表彰他領導的蘇聯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把納粹德國軍隊趕出匈牙利）。
2006年，弗拉迪米爾·普京接受德國媒體《圖片報》採訪時說：「對於我國複雜的、有時是十分矛盾的歷史而言，史太林時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應當了解這段歷史和記住教訓。專制和不受監督必然導致犯罪。史太林時代就發生諸多罪行：政治鎮壓、許多民族的人受到驅逐。這一評價是原則性的。」普京反對將史太林與希特拉相提並論，他說：「是的，史太林是個暴君，許多人稱他是罪犯。但他不是納粹分子！不是蘇聯軍隊於1941年6月22日侵入德國，而是恰恰相反。首先不能忘記這一點。」[115]2009年12月3日，在參與錄製俄羅斯國家電視一台時政節目時，普京當場從一系列俄羅斯網民提出的問題中，選擇關於他對史太林的總體評價是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答稱：「我選這個問題來回答，是因為我知道問題的尖銳性。現在社會上對此有很多爭論，我看到這裏有埋伏：說肯定，一些人會不滿意，說否定，另一些人會不滿意。不過既然史太林和史太林主義問題至今仍有激烈的爭論，我就專門談談這個問題。……依我看，不能給予整體的評價。顯然，從1924至1953年國家有根本變化：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而這時的國家是史太林領導的。誠然，農民沒有了，而我們大家都清楚記得有農業問題，特別是在最後階段，排着長隊購買食物，等等。在這一領域所發生的一切，對農村沒有起任何積極的作用。不過工業化確實實現了。……我們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不管誰怎麼說，最終是取得了勝利。即使我們總體損失很大，你們知道，現在誰也不能指責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勝利的人，因為如果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了，那麼對我國來說其後果就會悲慘得多。……正面的東西無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難以接受的代價。尤其是存在過鎮壓。這是事實。我們的數以百萬計的同胞遭到鎮壓。這種管理國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不能這樣做。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我們遇到的不簡單的僅是個人崇拜，而是反對自己人民的大規模罪行。這也是事實。關於此事我們也不應當忘記。……對任何歷史事件都必須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這就是我想說的。」[116]近年來，因為俄羅斯的擴張再次開始，普京對史太林的評價開始變化，使用了諸如「老爺子」、「國家之父」之類的稱呼。[117]
2004年12月史太林誕辰125周年時，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總書記根納季·久加諾夫發表文章《強國的建設者》，評價史太林：「他成就了崇高而又偉大的事業，也為此而嚴厲地對待民眾；他極其刻板又知識淵博，同時也犯了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他是一個真正大公無私的人，但由於過於迷信權力有時也無暇顧及他人的感情；他在國家大事上既有深謀遠慮、謹小慎微一面，而在涉及數百萬人的命運上又採取比較簡單粗魯的方式，以至事後不得不長時間地、痛苦地糾正其錯誤。這就是史太林。」[118]
2009年10月29日，俄羅斯聯邦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謝夫在克里姆林宮網站上一個視頻博客里，為10月30日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日評論：「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範圍之廣令人難以想像，全國民眾都深受其害，一些社會階層被整個摧毀，實際上消滅了哥薩克。『剝奪富農』使農民大傷元氣，知識分子、工人和軍人都遭受政治迫害，所有的教會代表都遭受迫害，數百萬人因政治恐怖和虛假指控而喪生。但迄今仍然有人試圖為鎮壓活動辯解，聲稱這麼多人是為了某種崇高的國家使命而犧牲。這無疑是錯誤的，因為任何國家的發展，任何國家的成就、追求都絕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高於人的生命的價值。絕不能為史太林的大清洗辯護。」「紀念民族的悲劇跟紀念勝利是一樣的。而極端重要的是，要讓青年人不僅擁有歷史知識，還要有公民感。要能夠滿懷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國歷史中最悲慘的悲劇之一。」「我們很注意同偽造我們的歷史作鬥爭。不過為什麼我們的很多青年人常常認為，問題只在於不允許改寫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結果。而忽視重要性不亞於此的是，絕不允許在恢復歷史的公正的外衣下，為那些消滅自己的人民的人辯護。」[119]
原蘇聯國防部長，蘇聯元帥德米特里·亞佐夫在一份他逝世後才公開的採訪里說出了自己對史太林的評價：「儘管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註 1]犯下了所有可能被指責的殘酷的錯誤，但我並沒有停止尊重他。現在很容易判斷死刑和古拉格，但在30年代，我國有許多潛在的敵人。我國歷史倒退的風險很大，史太林不得不謹慎處理這些問題。」[120]
有俄國書籍稱1959年12月邱吉爾發表演說，紀念史太林誕辰80周年。後經查證丘並無這篇演說。[121]同樣一則醜化史太林的傳聞是史太林曾說過「一個人死亡是悲劇，但一百萬人死亡不過是統計數據」[註 2]，但這種說法直到1947年才在《華盛頓郵報》中出現，並沒有證實這一說法的直接證據。這句話的實際最初出處是庫爾特·圖霍爾斯基在其文章《法國笑話》（德語：Französischer Witz）中記錄的一個外交官的發言，但發言中提到的數字是十萬人[123]。
婚姻與家庭
史太林1904年首次結婚，1907年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死於斑疹傷寒。他們的兒子雅可夫·朱加什維利被姨媽撫養，成年後來到莫斯科接受高等教育。雅可夫和父親的相處並不愉快。後來雅可夫在蘇德戰爭中任蘇聯紅軍西方面軍炮兵連上尉連長，1941年在斯摩倫斯克戰役中被德軍俘虜，後德軍提出用雅可夫交換被俘的德國國防軍第六軍團指揮官腓特烈·保盧斯元帥，史太林答稱「我不會用一名元帥交換一名士兵」、「我沒有一個叫雅可夫的兒子」及「你們手裏不只是我兒子雅可夫，還有上百萬人都是我的兒子，要麼把他們全部釋放，要麼讓雅可夫和他們分享同樣的命運[125]」，斷然拒絕。但在雅科夫被關押期間，史太林曾組織過兩次對他的營救，皆以失敗告終。1943年，雅可夫在德國俘虜營中，因拒絕服從警衛命令而被槍殺[126]。
1919年，41歲的史太林再婚，第二任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當時18歲。後來，她為史太林生下一個兒子瓦西里·朱加什維利和一個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1932年11月8日，娜傑日達在陪同史太林參加一次晚宴後，次日被發現在自己臥室自殺身亡，身邊有一把左輪手槍。官方則宣稱她的死因是闌尾炎。有人認為娜傑日達與史太林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又為丈夫的放蕩和粗暴所惱，於是悲憤的選擇開槍自殺[127]。也有人認為是史太林親手謀殺自己的妻子，或是他指使人殺的[128][129]。娜傑日達的兄弟不久之後身亡，加深人們對娜傑日達死因的疑問。
史太林和娜傑日達的兒子瓦西里是空軍飛行員，由於他屢立戰功，24歲就成為蘇聯最年輕的空軍少將。1952年他因指揮空軍飛行表演發生嚴重的事故，被史太林撤職。此後瓦西里曾一度意志消沉，常常酗酒鬧事。史太林死後，瓦西里被逮捕並被判決八年監禁，他於1962年死於酗酒。女兒斯維特蘭娜，曾因男友和第一任丈夫是猶太人而遭到父親粗暴干涉，並於1949年被迫嫁給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但二人在1950年便離婚。1967年，斯維特蘭娜從蘇聯叛逃到美國。她移居美國後發表自傳，其中描述父母的關係。她同時表示自己憎恨蘇聯並永遠都不會回到俄羅斯。斯韋特蘭娜的女兒，留在蘇聯並成為一名火山科學家，從年輕時就定居在堪察加半島的火山觀測站，她反對母親的政治立場。
著作
-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1913年）
- 《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1917年11月2日俄歷）
- 《論列寧主義基礎》（1924年）代表作
- 《勝利沖昏頭腦》 （1930年3月2日）
-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1931年2月4日）
- 《1936年蘇聯憲法》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1938年)
-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
- 《史太林1939年8月19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蘇聯與英法代表團談判」問題的講話》存疑
- 《第227號命令》 （1942年7月28日）
- 《第270號令》 （1941年8月16日）
- 《歷史的偽造者——蘇聯情報局所發表的歷史記錄》（1948年）不署名編輯
- 《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 （1950年）
-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1951年）代表作
- 《史太林1952年3月10日照會》
- 《史太林詩歌》
- 《史太林選集》共5卷，中文版1949東北新華書店
- 《史太林選集》上下卷，中文版1979人民出版社
- 《列寧史太林軍事文選》，中文版1962軍事科學院
- 《史太林軍事文集》，中文版1981戰士出版社
- 《史太林全集》全13卷，中文版1953人民出版社
- 《史太林全集》續14-16卷，俄文版1965年賀夫研究所
- 《史太林全集》續14-16卷，俄文版1965年「作家」出版社
- 《史太林全集》續17卷，俄文版「北方王冠」科學出版公司
- 《史太林全集》續18卷，俄文版「聯盟」信息出版中心
- 《史太林全集》正卷20卷，中文版2016諸夏懷斯社，2022莫斯科祖國出版社
- 《史太林全集》附卷10卷，中文版2016諸夏懷斯社
參見
備注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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