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報告」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其他用法，請見「秘密報告 (消歧義)」。《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俄語：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羅馬化：O kulte lichnosti i ego posledstviyakh）或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俄語：секр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是一篇著名的演講，由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1956年2月25日）凌晨召開的秘密會議上演說。抨擊了前任蘇共領導人斯大林在位期間的嚴重錯誤，蘇聯將會逐步實行去斯大林化。蘇聯國內文藝氣氛自此開始相對活躍，經濟形勢也開始好轉。然而報告既出，嚴重影響了中共和東歐共產集團的主導思想，並引發了一系列動亂。同年4月以色列情報和特殊使命局自華沙獲得演講稿後，將其轉送美國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其後同年7月經《紐約時報》公之於眾。在蘇聯國內，直到1989年戈巴卓夫將全文發表前，秘密報告一直未得到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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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的目的包括通過批判斯大林，削弱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等黨內保守派的影響。發表秘密報告前，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提出將對斯大林展開批判，遭到了黨內保守派的強烈反對。赫魯曉夫表示保守派之所以反對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是因為害怕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揭露，並威脅如果不同意他發表秘密報告，將把所有相關內容向整個大會公佈。保守派被迫妥協，以推卸部分責任。[1]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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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報告中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錯誤：
- 個人崇拜。斯大林利用《斯大林傳略》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大肆頌揚個人功績，利用頒發「斯大林獎」，樹立「斯大林紀念碑」以及用自己名字命名企業和城市來助長個人迷信。赫魯曉夫還提到了列寧於1924年5月給俄共（布）十三大的信，信中批評了斯大林太粗暴，建議調動他的總書記職務。他同時還公佈了列寧1923年3月5日給斯大林的信，信中列寧要求斯大林為他在電話中侮辱唾罵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的粗暴行徑向列寧夫婦賠禮道歉，否則列寧就要和他斷絕關係。
- 破壞法治，發動大清洗。揭露「大清洗」實際上首先從鎮壓黨內反對派開始，利用「人民公敵」的罪名，將思想鬥爭轉變成對反對派肉體上的消滅。赫魯曉夫列舉諸多材料，證明是斯大林一直在推動階級鬥爭並批准違法的使用肉刑，把「大清洗」的責任完全推到斯大林的身上。他還暗示基洛夫被暗殺的真正幕後黑手就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借追查基洛夫案件的兇手為名發動大清洗趁機消滅反對派是「賊喊抓賊」，甚至說斯大林晚年「有一個消滅蘇共中央政治局內所有老同志的計劃」。
- 在衛國戰爭中的錯誤。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盲目自大，過度輕信蘇聯與希特拉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相信諸多有關納粹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再加上「大清洗」期間的政治運動殘害了很多優秀的蘇聯紅軍將領，以至於蘇聯紅軍在戰爭初期遭受慘敗。在納粹德軍對蘇聯的突襲取得初步成功之後，斯大林又對蘇聯的最終勝利完全喪失了信心，認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在指揮戰爭的過程中，斯大林「按照地球儀制定作戰計劃」，造成哈爾科夫戰役折損幾十萬士兵。
- 在民族問題上的錯誤。在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強行將車臣－印古什，卡爾梅克等幾個民族集體遷徙到遠方，同時取消了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國，這種野蠻非人道的做法造成了嚴重的民族對立和民族矛盾，影響了蘇聯的社會穩定。
- 在對南斯拉夫關係上的錯誤。戰後蘇南兩國發生了嚴重的糾紛並且關係完全破裂，赫魯曉夫指責斯大林在這方面扮演了「可恥的角色」，斯大林甚至聲稱「只要我動一動小指頭，鐵托就會完蛋。」結果鐵托沒有很快完蛋（鐵托一直統治南斯拉夫到1980年其去世）。
- 在經濟政策方面的錯誤。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完全不了解農村情況，幾十年不訪問農村。「只是從電影上看農村和農業」，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農業落後。
- 實行個人獨裁，破壞組織活動慣例。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沒有按照黨章規定按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間相隔了15年。黨的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也很少開，斯大林晚年不僅不開中央全會，連政治局會議也只是偶爾去幾次。同時斯大林架空中央政治局，黨內重要事務被局內「五人小組」、「六人小組」、「七人小組」等小組取代，赫魯曉夫諷刺其為「撲克牌迷的術語」。
影響
由於受到俄國革命成功所影響，20世紀的不少國家包括一些革命政權以及剛獨立的殖民地，在尋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外的制度時，都會模仿蘇聯斯大林式的政治經濟模式。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亡3年後的195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中，以秘密報告強烈批評斯大林主義，並推行去斯大林化政策。之後，不少曾經採納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或多或少都跟隨蘇聯放棄斯大林主義，採納赫魯曉夫較開明的政策。而在金日成領導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以及越南勞動黨和紐西蘭共產黨的某部分派別，卻是幾個顯著的例外。金日成對朝鮮國內去斯大林化的支持者實施政治清洗，對其處決、強制流放或關入勞改營。[2]毛澤東指責蘇共新領導層搞修正主義，這亦導致了中蘇政治關係的惡化，兩者在1960年分道揚鑣。之後，中國自行發展出毛澤東主義的意識形態，該主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遺留下來的斯大林主義政策。霍查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在中蘇分歧中支持中國的立場，並堅守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在1964年被布里茲涅夫趕下台，雖然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和金日成領導下的朝鮮看來仍然是修正主義的延續，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朝鮮是在內部文件中譴責蘇聯為修正主義，但在公開場合中於蘇聯和中國之間左右逢源，來回搖擺，保證自身的最大利益。[3]直到鄧小平和阿利雅於1980年代分別在中國和阿爾巴尼亞上台執政並進行經濟改革，蘇修這一說法才被廢止不用）[4]但在西方各國和蘇聯國內的主流觀點看來，布里茲涅夫上台卻被視為是斯大林主義的恢復，主要體現在之後的布里茲涅夫主義和蘇聯共產黨官僚「幹部隊伍的穩定」，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期戈巴卓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最後蘇共下台為止。[5]
布里茲涅夫和柯西金在1964年10月通過發動政變推翻赫魯曉夫上台執政，實行了「靜悄悄的斯大林化」，開始發表肯定斯大林歷史作用的言論，並於1966年初做出決定終止「非斯大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因在國外發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控犯有「誹謗 」罪投入勞改營，《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索贊尼辛被驅逐出境，《讓歷史來審判》的作者羅伊·麥德維謝夫被開除出黨，《斯大林大清洗內幕》作者費爾德賓則受到克格勃的追殺。布里茲涅夫時代拍攝的電影《解放》（1972年上映）和《圍困》（1977年上映）中都出現了斯大林的形象，讚美斯大林在蘇聯衛國戰爭指揮中的功績。布里茲涅夫還在1979年斯大林誕辰100周年時發行了照相紙年曆紀念冊，並且在1969年斯大林誕辰90周年時，在列寧墓背後的克里姆林宮城牆下中立起了斯大林的一座半身銅像，與基洛夫、伏羅希洛夫等人並列。但布里茲涅夫並沒有重新把伏爾加格勒恢復為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之前的名字--斯大林格勒，所有被赫魯曉夫改名的城市、工廠、企業也都沒有恢復原來帶有斯大林的名字。布里茲涅夫也承認「蘇共二十大對破除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的貢獻」，除了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的哥里和首都莫斯科，蘇聯其他城市沒有保留任何斯大林塑像。[6]
1986年，戈巴卓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口號，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場批判斯大林的運動。《星火》、《莫斯科新聞》等主流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批判斯大林的文章。戈巴卓夫高度評價赫魯曉夫時期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衝擊，是朝社會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不過，戈巴卓夫認為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還有局限性，「不能也不願揭露他所抨擊的現象的深層基礎」，這個「深層基礎」就是「斯大林體制」。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70周年的報告中，戈巴卓夫嚴厲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1987－1988年，批判斯大林的運動達到了高潮。1990年7月，在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戈巴卓夫再次嚴厲批判了「斯大林一夥的罪行」，大會正式通過的決議中清楚地寫道：「極權的斯大林體制給國家、人民、黨、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損失，這一體制正在被消除，蘇聯正在走向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7]
評價
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認為「報告很亂，無條理，就聽到了一大堆關於斯大林破壞法制、殺人、靠地球儀指揮戰爭、對戰爭毫無準備等等，還講了一個南斯拉夫問題，其他政策性的錯誤無甚印象。」[8]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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