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凱·舍基耶域治·戈巴卓夫（俄語：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羅馬化：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yov，發音：[mʲɪxɐˈil sʲɪrˈɡʲejɪvʲɪtɕ ɡərbɐˈtɕɵf] （ⓘ）；1931年3月2日—2022年8月30日），蘇聯及俄羅斯政治人物，從1985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擔任蘇聯第八任也是最後一任領導人。他1985年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從1988年開始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1989年至1990年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90年至1991年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至蘇聯解體前擔任唯一一任蘇聯總統。他是唯一一位在十月革命後出生和在任期內辭職下台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在意識形態上，戈巴卓夫最初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走向社會民主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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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凱·戈巴卓夫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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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g) 攝於1989年 | |||||||||||
| 社會民主人士聯盟主席 | |||||||||||
| 任期 2007年10月20日[註 1]—2017年11月15日 | |||||||||||
| 前任 | 首任 | ||||||||||
 蘇聯第1任總統 | |||||||||||
| 任期 1990年3月15日—1991年12月25日辭職 | |||||||||||
| 總理 | 尼古拉·雷日科夫 瓦連京·帕夫洛夫 伊凡·西拉耶夫 | ||||||||||
| 副總統 | 根納季·亞納耶夫 | ||||||||||
| 前任 | 首任（設立總統制） | ||||||||||
| 繼任 | 職位廢除 | ||||||||||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
| 任期 1985年3月11日—1991年8月24日 | |||||||||||
| 副職 | 伊戈爾·利加喬夫 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1990－1991） | ||||||||||
| 前任 | 康斯坦丁·契爾年科 | ||||||||||
| 繼任 | 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 | ||||||||||
|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11任主席 | |||||||||||
| 任期 1988年10月1日—1989年5月13日 | |||||||||||
| 副職 | 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 | ||||||||||
| 前任 | 安德烈·葛羅米柯 | ||||||||||
| 繼任 | 職位廢除（改制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 | ||||||||||
| 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 |||||||||||
| 任期 1979年11月27日—1991年8月24日 | |||||||||||
| 總書記 | 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 尤里·安德羅波夫 康斯坦丁·契爾年科 米凱·戈巴卓夫 | ||||||||||
| 蘇聯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 |||||||||||
| 任期 1978年11月27日—1991年8月24日 | |||||||||||
| 總書記 | 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 尤里·安德洛波夫 康斯坦丁·契爾年科 米凱·戈巴卓夫 |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931年3月2日 蘇聯蘇俄北高加索邊疆區普里沃利諾耶 | ||||||||||
| 逝世 | 2022年8月30日（91歲） 俄羅斯莫斯科西行政區孔策沃區莫斯科中央臨床醫院 | ||||||||||
| 墓地 | 俄羅斯莫斯科新聖女公墓[1] | ||||||||||
| 國籍 | 蘇聯（1931－1991） 俄羅斯 （1991－2022） | ||||||||||
| 政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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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 | 賴莎·戈爾巴喬娃 （1953年結婚—1999年喪偶） | ||||||||||
| 母校 | 莫斯科國立大學 | ||||||||||
| 獲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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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 |  | ||||||||||
| 網站 | 戈巴卓夫基金會（英文） | ||||||||||
戈巴卓夫於1931年出生於俄羅斯普里沃利諾耶一個具有俄羅斯和烏克蘭血統的貧苦農民家庭，在斯大林的統治下長大。年輕時在加入蘇聯共產黨之前在一個集體農場操作聯合收割機。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期間，他於1953年與同學賴莎·蒂塔連科結婚，並於1955年獲得法律學位。搬到斯塔夫羅波爾後，他為共青團青年組織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後，他成為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改革的支持者。1970年，他被任命為斯塔夫羅波爾地區委員會第一黨委書記，負責監督斯塔夫羅波爾大運河的建設。1978年，他回到莫斯科，擔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並於1979年進入政治局（第25屆）。布里茲尼夫以及三年內短暫任職的尤里·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去世後，1985年，政治局選舉僅五十餘歲的戈巴卓夫為總書記，成為事實上的領導人。
雖然戈巴卓夫致力於維護蘇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他認為重大改革對於蘇聯的生存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切爾諾貝爾核事故之後。他從蘇阿戰爭中撤軍，並與美國總統列根舉行峰會，以限制核武器並結束冷戰。在國內，他的開放政策允許加強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他的經濟改革則試圖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以提高其效率。他的民主化措施和民選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組建破壞了一黨制國家的基礎。戈巴卓夫拒絕在1989年東歐劇變時進行軍事干預。在內部，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威脅要解體蘇聯，導致蘇聯保守派在1991年發動了反對戈巴卓夫的政變，但政變沒有成功。政變後，戈巴卓夫的政治影響力逐漸不敵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蘇聯加速解體進程。1991年12月25日，戈巴卓夫宣佈辭職，蘇聯正式解體。之後他成立了戈巴卓夫基金會，直言不諱地批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普京，並為社會民主人士聯盟競選。
戈巴卓夫被認為是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獲得了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在內的廣泛獎項。在西方世界，戈巴卓夫因其在結束冷戰、在蘇聯引入新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容忍東歐共產黨政府的垮台以及兩德統一方面的作用而受到稱讚。但在俄羅斯，他因加速蘇聯解體而被嘲笑，因為這一事件削弱了俄羅斯的全球影響力，並導致了俄羅斯等國家的經濟崩潰。
中文譯名
在中文，戈爾巴喬夫也譯作戈巴卓夫、戈巴契夫。其中，「戈巴卓夫」一名主要見於1980至1990年代香港的親中國國民黨報章，如《華僑日報》[4][5]、亞視新聞[6]，乃至香港電影中的對白[註 2]。中國內地及當時香港的親中國共產黨報章，如《大公報》[8][9]、無綫新聞[6]則使用「戈爾巴喬夫」。
臺灣大多使用「戈巴契夫」一名[10]。
早年經歷
戈巴卓夫1931年3月2日在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普里沃利諾耶的農家出生，來自一個切爾尼戈夫的烏克蘭移民與沃羅涅日的俄羅斯人的混合家庭。幼時，戈巴卓夫曾經歷過1932年蘇聯大饑荒。他後來回憶時說：「在那個時候，我家鄉的普利里沃利諾耶村有接近一半的人餓死，包括我父親的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在1930年代都以編造的罪名被逮捕，他父親的祖父安德瑞·莫伊謝耶維奇·戈巴卓夫也被送到西伯利亞流放。
他的父親，謝爾蓋·安德烈耶維奇·戈巴卓夫是一名拖拉機站的聯合收割機操作員，也是二戰老兵。他的母親瑪利亞·潘捷耶列夫·戈爾巴喬娃是集體農莊的工人。
14歲加入共青團，他於1953年與莫斯科國立大學哲學系的賴莎·馬克西莫芙娜·戈爾巴喬娃結婚，然後於1955年獲得法律學位，畢業後搬去了斯塔夫羅波爾，成為斯塔夫羅波爾市第一書記。1957年，他們有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孩子。1967年戈巴卓夫透過函授課程從斯塔夫羅波爾農業學院獲得農業經濟碩士。現在，戈巴卓夫有兩個孫女和一個曾孫女。
黨內晉升
斯大林最終由赫魯曉夫繼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的一次演講中譴責了斯大林及其個人崇拜，之後他在整個蘇聯社會發起了去斯大林化進程[11]，後來的傳記作家威廉陶布曼認為，戈巴卓夫「體現」了赫魯曉夫時代的「改良主義精神」。戈巴卓夫是那些認為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或「真正的列寧主義者」的人之一[12]，而他們認為自己是斯大林的變態，他幫助在斯塔夫羅波爾傳播了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主義信息，但遇到了許多繼續將斯大林視為英雄或稱讚斯大林清洗為正義的人[13]。
1966年，戈巴卓夫獲准前往東歐國家後作為代表團成員訪問東德，並於1969年和1974年訪問了保加利亞。 1968年8月，蘇聯領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結束布拉格之春，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政治自由化的時期。儘管戈巴卓夫後來表示他對入侵有私下的擔憂，但他公開表示支持。 1969年9月，他作為蘇聯代表團的一員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裏他發現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基本上不歡迎他們。那一年，蘇聯當局命令他懲罰斯塔夫羅波爾農業研究所的哲學教授法占·B·薩迪科夫，他的思想被認為是對蘇聯農業政策的批評；戈巴卓夫確保薩迪科夫被開除教職，但無視要求他面臨更嚴厲懲罰的呼籲。戈巴卓夫後來表示，他對這一事件「深受影響」；「我的良心折磨着我」監督薩迪科夫的迫害。
1970年4月，葉夫列莫夫升職到莫斯科，戈巴卓夫接替他擔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第一書記。這賦予了戈巴卓夫對斯塔夫羅波爾地區的重大權力。克里姆林宮高級領導人親自審批了他的職位，並從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那裏得知了他們的決定。 39歲的他比擔任該職位的前任要年輕得多。作為斯塔夫羅波爾地區的負責人，他在 1971年自動成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據傳記作者若雷斯·梅德韋謝夫的說法，戈巴卓夫「現在已經成為黨的超級精英中的一員」。作為地區領導人，戈巴卓夫最初將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失敗歸咎於「幹部效率低下和無能、管理結構缺陷或立法漏洞」，但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這些都是由莫斯科決策的過度集權造成的。他開始閱讀安東尼奧·葛蘭西、路易·阿拉貢、羅渣·加洛蒂和朱塞佩·博法等西方馬克思主義作家受審查限制的書刊，並受到他們的影響。
戈巴卓夫作為地區領導人的主要任務是提高農業生產水平，這在1975年和1976年的嚴重乾旱中受到了阻礙。他通過建設斯塔夫羅波爾大運河監督灌溉系統的擴張。 1972年3月，他在伊帕托夫斯基區監督了創紀錄的穀物豐收，在莫斯科的一個儀式上被布里茲尼夫授予十月革命勳章。戈巴卓夫一直試圖維持布里茲尼夫的信任。作為地區領導人，他在講話中多次稱讚布里茲尼夫，例如稱他為「我們這個時代傑出的政治家」。戈巴卓夫和他的妻子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烏茲別克和北高加索的度假勝地度假；他與克格勃負責人尤里·安德羅波夫一起度假，後者對他有好感並成為重要的讚助人。戈巴卓夫還與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和長期黨內高級成員米凱·蘇斯洛夫等高級人物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政府認為戈巴卓夫足夠可靠，因此他被派往西歐作為蘇聯代表團的一部分。 1970年至1977年間，他曾五次前往那裏。1971年9月，他作為代表團的一員前往意大利，在那裏他們會見了意大利共產黨的代表。戈巴卓夫熱愛意大利文化，但對他在該國看到的貧困和不平等感到震驚。 1972年訪問比利時和荷蘭，1973年訪問西德。戈巴卓夫和他的妻子於1976年和1977年訪問了法國，後一次在法國共產黨的指導下游覽了該國。他對西歐人如此公開地發表意見和批評他們的政治領導人感到驚訝，這在蘇聯是沒有的，在蘇聯，大多數人如此公開地講話並不安全。他後來談到，對他和他的妻子來說，這些訪問「動搖了我們對社會主義優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先進信念」。
戈巴卓夫一直與他的父母親近。在他的父親於1974年身患絕症後，戈巴卓夫在他去世前不久前往普里沃爾諾與他同在。他的女兒伊琳娜於1978年4月與同學阿納托利·維爾甘斯基結婚，1977年，最高蘇維埃任命戈巴卓夫擔任青年事務常務委員會主席，因為他有在共青團動員青年的經驗。
1961年，戈巴卓夫參加了蘇共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二十二大。在會上，赫魯曉夫提出，二十年內蘇聯要在人均產值上超越美國。在此期間，戈巴卓夫在地方共青團組織內迅速上升。1963年，他被提拔為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部門的黨委領導。1970年，戈巴卓夫被任命為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成為蘇聯最年輕的地方黨委領導人之一。在職期間，戈巴卓夫努力重組集體農場，重視農民在決策中的意見，擴大他們的自留地，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很快，1971年他進入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三年後的1974年，他成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一名代表和青年事務常委會的主席。緊接着，在曾支持戈巴卓夫的費奧多爾·庫拉科夫因心臟病去世之後，1978年戈巴卓夫替代他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裏的農業秘書處。1979年，戈成為了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年後成為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戈巴卓夫將他在黨內的不斷晉升歸功於黨內的意識形態大師蘇斯洛夫。
在安德羅波夫統治期間（1982-1984），戈巴卓夫已然成為最活躍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同時，近五分之一的頂層人員，包括部長與地方大員，都被換成了年輕人。其中像雷日科夫和葉戈爾·利加喬夫這些被提拔的人，都與戈巴卓夫有着密切的工作關係。作為蘇共黨內大員，戈巴卓夫自然有許多出國訪問旅行的機會。而這些出國的經歷又深遠地影響到了他的政治觀點和對社會的看法。1972年，他率代表團前往比利時訪問；三年後，他訪問了西德；1983年，戈巴喬夫又帶團去了加拿大並會見了總理皮埃爾·特魯多和一些加拿大國會人士；1984年，戈氏赴英旅行，其間又會見了英國首相戴卓爾。蘇聯駐加拿大大使對戈巴卓夫後來的改革有影響。1983年時，戈巴卓夫仍支持安德羅波夫的強硬路線。
1984年，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去世。其生前曾表示希望戈巴卓夫來繼任總書記一職。然而，繼任者卻是高齡且已重病的契爾年科。很快，這位新任的總書記在下一年又去世了。此時，黨內已開始迫切需要一名年輕的領導。1985年3月11日，僅在契爾年科死後三個小時，戈巴卓夫被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時戈巴卓夫僅有54歲，還是當時政治局裏最年輕的成員。他也是首位在前次競爭失敗後成功當選的黨內領導人。
任總書記和民主改革
契爾年科病逝後，戈巴卓夫於1985年3月11日以54歲之齡，當選為蘇聯最年輕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他試圖透過改革和開放來阻止蘇聯共產主義的退化，其開始標誌是1986年2月召開的第27次蘇聯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20世紀80年代，戈巴卓夫開始推行改革。對軍隊的改革從削減軍費開始，進而對其使命任務和體制編制進行調整，主動放棄了對軍隊的領導。為表現「新思維」，並樹立改革形象，戈巴卓夫及部分蘇共領導人刻意與軍隊保持距離。蘇軍40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說，當集團軍從阿富汗完成撤軍（1985年2月15日）回到蘇聯境內時，「沒有一名國家領導人，或者是國防部的領導人來迎接我們」，「故意不重視部隊撤出阿富汗這件事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失策表現之一，戈巴卓夫的戰友們隨隨便便就將前任的錯誤推到我們身上」。
黨內一些人認為戈巴卓夫的改革走得還不夠遠。著名的自由主義批評家是葉利欽。自1985年起，他迅速崛起，擔任莫斯科市委書記。與許多政府成員一樣，戈巴卓夫對葉利欽持懷疑態度，認為他過度自我推銷。葉利欽也批評戈巴卓夫，認為他是居高臨下的。 1986年初，葉利欽開始在政治局會議上發難批評戈巴卓夫。在二月份的第二十七次黨代會上，葉利欽呼籲進行比戈巴卓夫發起的更深遠的改革，並批評了黨的領導層，儘管沒有點名戈巴卓夫，聲稱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個人崇拜。戈巴卓夫隨後開始發言，隨後與會者公開批評葉利欽數小時。此後，戈巴卓夫還批評葉利欽，稱他只關心自己，是「政治文盲」。葉利欽隨後辭去了莫斯科市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從此，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發展為相互仇恨。
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緊接着，官員們向戈巴卓夫提供了不正確的信息，以淡化這一事件。隨着災難的規模越來越明顯，336,000人從切爾諾貝利周邊地區撤離。陶布曼指出，這場災難標誌着「戈巴卓夫和蘇維埃政權的轉折點」。事發幾天後，他向全國作了電視報導。他將這場災難作為他認為蘇聯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的證據，例如劣質工藝和工作場所惰性。戈巴卓夫後來將這一事件描述為讓他意識到蘇聯的無能和掩蓋的規模。從四月到年底，戈巴卓夫對蘇聯體制的批評變得越來越開放，包括糧食生產、國家官僚機構、軍隊徵兵和監獄人口眾多。
鑑於斯大林時期無法無天的鎮壓暴行，戈巴卓夫提出了改革司法制度和建立法治國家的任務。在依法而治和無罪推定主義指導下，1987年9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個委員會重審歷史案件。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委員會為約100萬公民平反。其中意義深遠的是，斯大林的政治反對派（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幾十年沉冤得到了平反昭雪。赫魯曉夫也得到了部分平反，1989年首次發表了赫魯曉夫在20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一些在布里茲尼夫時期被剝奪了蘇聯國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分子被恢復了國籍，著名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從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
接着，戈巴卓夫又以「公開性」正式地拉開政治體制改革的帷幕。原來被出版檢查打入冷宮的作品紛紛出籠，到1988年底，數千部以前被稱為特殊作品的著作（包括托洛茨基、李可夫、克倫斯基、鄧尼金等的著作）得以和讀者見面。媒體審查機制和禁忌逐漸解除。戈巴卓夫大聲疾呼：「人們有權了解有關過去的全部真相。必須廢除關於檔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獻都成為公開性的財富，如實地恢復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的本來面目。」
1988年6月，在蘇共中央第19次代表會議上，戈巴卓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實質內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制度」，實現社會公正。進而，戈巴卓夫提出「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要嚴格限制在民主程序範圍內」去爭取執政地位。
同年，戈巴卓夫宣佈蘇聯將放棄布里茲尼夫主義，減少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涉，特別是停止武力干預，他的發言人將這個政策稱為「辛納屈主義」。這個政策導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於1989年內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的「政治地震」（但大多是和平政權交接，只有在羅馬尼亞發生了流血革命），史稱為「東歐劇變」。東歐劇變實際上結束了從二戰以後長達四十五年的全世界範圍內冷戰格局，為此戈巴卓夫於1990年10月15日獲諾貝爾和平獎，隔年戈巴卓夫創立並出任蘇聯總統一職。
1989年1月7日，伊朗最高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向戈巴卓夫致信[14]，表示共產主義正在東方集團內部瓦解[15][16]，歡迎戈巴卓夫把伊斯蘭教作為取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17][18]。該信由阿卜杜拉·賈瓦迪-阿莫利、穆罕默德-賈瓦德·拉里賈尼及瑪齊·哈迪奇三位伊朗政治人物傳達[17]，是霍梅尼唯一一封寫給外國領導人的信函[19]。
1989年春天，戈巴卓夫在蘇聯第一次實行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部分差額直接選舉。由電視和無線電現場直播，出現了助選的刊物、集會和電視辯論等新事物。透過民主選舉，20%的非黨人士獲得了勝利，引人注目的是在黨內受排擠的葉利欽和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都成功當選；而蘇共一些領導人則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落選（沒有獲得50%以上的選票）。
1989年5月戈巴卓夫訪問中國，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等領導人，是自中蘇交惡三十年來兩國領導人首次正式會談，此次訪問也標誌着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時正值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大批群眾，接待儀式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改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陪同戈巴卓夫在停機坪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20]
1990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正式廢除了憲法第六條關於「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等規定，蘇共不再有法定的領導地位。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以後，蘇聯正式宣佈「結束政治壟斷」，實行多黨制。
1990年11月，在紀念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紅場閱兵儀式上，來自列寧格勒的異議人士亞歷山大·阿納托利耶維奇·什莫諾夫在現場朝天開了兩槍，打算暗殺戈巴卓夫，不過戈巴卓夫並未受傷，什莫諾夫則被當場逮捕，後判刑一年。什莫諾夫的槍為自行購買的德國制霰彈槍。[21]
戈巴卓夫時期的蘇聯經濟狀況仍然非常不好，所生產的輕工業產品根本供應不了需求。而由於自斯大林以來的專制、暴政、對少數民族的迫害，以及自布里茲尼夫以來的嚴重腐敗，蘇聯國家政權早就徹底失去了民心。許多加盟共和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愈演愈烈，一些因民主改革而失去既得利益的蘇共官僚也謀劃着發動政變。
1991年8月19日，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和一部分軍人趁戈巴卓夫在克里米亞度假時發動了「八一九事件」，戈巴卓夫被軟禁了三天，被釋放後發現他的聲望已被時任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總統葉利欽蓋過，葉利欽實質取代他成為全國的領袖。政變後他被迫將大部分政治局成員撤職，一部分甚至被捕。
蘇聯解體和蘇共解散
1991年12月25日，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後，為了避免蘇聯境內爆發內戰[22]，他被迫宣佈辭職，蘇聯正式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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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時，戈巴卓夫在總統辦公室，面對着攝影機、向全國和全世界發表了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的談話。他說：「鑑於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後形成的局勢，我停止自己作為蘇聯總統職務的活動。作出這一決定是出於原則性考慮。」「我堅決主張各族人民的獨立自主，主張共和國擁有主權；同時主張保留聯盟國家，保持國家的完整性。但是，事實上卻是往另一條道路發展，支解和分裂國家的方向佔了上風，對此我是不能同意的。」「我還對我國人民失去一個大國的榮譽感到不安，它會給所有的人帶來十分沉重的後果。」電視中，戈巴卓夫神色黯然，語音悲切，前蘇共創業時的輝煌與此時謝幕的淒涼形成舉世難忘的對比。但表情嚴肅的他以樂觀的預言結束了演說：「我相信，我們的共同努力會遲早結出碩果，我們的人民將會生活在繁榮昌盛和民主的社會裏。」
蘇聯解體後的政治動向
在蘇聯解體後的一段期間，絕大多數俄羅斯人的生活水準有了極大程度的倒退，盧布大幅貶值，路邊乞丐與刑事犯罪大量增加。保守勢力認為戈巴卓夫的改革應該對國家的分裂沒落和許多困難負相當大的責任；也有親歐美人士認為這是蘇共長期統治所形成的各種政治及社會經濟問題積重難返的結果[23]，其他人則認為這是葉利欽實施了過快的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或是為了個人權力沒有實施完整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所致。
戈巴卓夫卸任總統後，曾應台灣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惕吾邀請，於1993年3月攜夫人蕾莎來台訪問五天。在五天的旅途中，戈巴卓夫拜會了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連戰、立法院長劉松藩及外交部長錢復等政要，在立法院[24][25]等場合發表數場演講，同時與學術界和青年學生座談，並特地參觀了聯合報。[26][27]
2000年，戈巴卓夫幫助組建了俄羅斯統一社會民主黨。 2002年6月，他參加了與普京的會面，後者稱讚了這一冒險，暗示中左翼政黨可能對俄羅斯有利，他願意與之合作。2003年，戈巴卓夫的政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組建了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然而，該黨面臨着很大的內部分歧，未能獲得選民的支持。戈巴卓夫在2004年5月辭去該黨領袖職務，原因是與該黨主席在2003年競選活動中所採取的方向存在分歧。該黨後來在2007年被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取締，原因是它未能在俄羅斯大部分地區設立至少有500名成員的地方辦事處，這是俄羅斯法律要求將政治組織列為政黨的最低標準。那年晚些時候，戈巴卓夫創立了一個新的運動，即社會民主黨聯盟。戈巴卓夫表示不會與即將舉行的選舉競爭，並宣稱：「我們正在為權力而戰，但只是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
戈巴卓夫本人在2013年3月30日俄新社的演講中則認為蘇聯解體的責任應由俄羅斯聯邦的第一任總統葉利欽負責，因為葉利欽所主張的改革方針是「不負責任的」[28]，且稱自己「為改革貢獻了許多」，又說自己為國家帶來了自由。同年4月2日，《環球時報》援引俄新網的消息稱，戈巴卓夫於3月30日在題為「人類改變歷史還是歷史改變人類」的公開講座中回憶自己的從政歷程；該文稱戈巴卓夫主張保留蘇聯，將蘇聯解體歸罪於他不負責任且毫無依據。[29]
在1996年的俄羅斯總統選舉中，戈巴卓夫僅獲得了0.52%的選票[30]，因為許多俄國人認為蘇聯瓦解後的貧困動亂應由戈巴卓夫負責，例如蘇聯瓦解後有好幾年俄國人的平均壽命都縮短了，是當時世界各國罕見的狀況。
戈巴卓夫其後一直居於莫斯科。在羅納德·列根逝世後，他代表俄羅斯出席他的葬禮。他也曾聯同葉利欽批評普京對車臣的武力政策和態度偏離了民主。戈巴卓夫本人則在2008年5月7日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採訪時，反擊美國對普京演講的指責，稱美國領導人的承諾不可信[31]，又在同年9月8日接受西班牙埃菲社採訪時稱西方企圖孤立俄羅斯[32]。除了時不時發表些政治觀點意見外，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時因為他存款的銀行破產，為了給他的基金會補充資金，他還十分時髦地為必勝客、奧地利聯邦鐵路和LV等企業拍攝了廣告。其中為LV拍攝的廣告中，他穿着細條紋西服和大衣，坐在汽車的後排，握着車門把手，在他的身旁放着一個路易·威登的行李包。透過車窗，他看到的是破敗的柏林圍牆。[33]從8月份開始，這組廣告就作為2007年路易威登集團秋冬季推廣活動的一部分，陸續出現在各大時尚和財經類的報刊雜誌上。引起了廣泛討論。
在2014年11月紀念柏林牆倒塌25週年的活動中，戈巴卓夫警告說，頓巴斯戰爭正在置世界於新冷戰的邊緣[34][35]，他指責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採取了對俄羅斯「必勝」的態度。2016年7月，戈巴卓夫批評北約在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的情況下向東歐部署更多部隊[36]。
2018年10月23日，美國總統當勞·特朗普宣佈將退出「中程導彈條約」，當年的簽約人戈巴卓夫批評特朗普魯莽不智，同時認為特朗普的這項決定將威脅和平。[37]
2021年美國國會大廈遭衝擊事件發生後，戈巴卓夫宣稱：「衝擊國會大廈顯然是提前計劃好的，是誰做的一目了然。」他沒有澄清他指的是誰；不過，人們可以假設他說的是當時的當勞·特朗普總統。戈巴卓夫還表示，這次襲擊「對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未來命運提出了質疑」。[38]
戈巴卓夫在2021年1月20日接受塔斯社採訪時表示，美俄關係「令人非常擔憂」，並呼籲美國總統祖·拜登與克里姆林宮展開會談，以使兩國「意圖和行動更加明確」和「為了關係正常化」。[39]
2021年12月24日，戈巴卓夫表示，美國在蘇聯解體後「變得傲慢和自信」，導致「一個新帝國。因此產生了北約擴張的想法」。他還對即將舉行的美俄安全會談表示贊同，稱「我希望會有結果」[40]。
2022年2月26日，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戈巴卓夫透過個人基金會發表聲明，要求雙方「盡早結束敵對行為、立刻開始和談」[41][42]。
重新出山
2008年9月，77歲的戈巴卓夫宣佈再度進入政壇。[43]
戈巴卓夫於2000年至2001年曾擔任俄羅斯統一社會民主黨領袖、2001年至2007年曾擔任俄羅斯社會民主黨領袖，但是該政黨根據2007年4月俄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被迫解散，當年10月戈巴卓夫當選全俄羅斯社會運動「社會民主人士聯盟」主席。戈巴卓夫於2009年5月13日在接受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記者採訪時宣佈：「我們得出結論認為，國家應當有這樣的一個政黨，新政黨成立倡議委員會的工作已經得到了國家許多公民的支持，目前已收到1萬多人的支持信。」2007年11月29日他在接受採訪時候稱支持普京，但對「統一俄羅斯」黨無好感[44]。
2011年2月21日，戈巴卓夫指責目前的領導人「狂妄自大、輕視選民」[45]。對於梅德韋謝夫和俄總理普京私下決定在兩人之間選出2012年俄總統大選候選人一事，他認為這種行為不僅不尊重選民，而且是「驚人狂妄自大的」表現。「這不是普京個人的事情，而是由全體民眾通過選舉決定的事情，難道其他人就不能參選了嗎？」
2014年克里米亞歸屬公投後，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戈巴卓夫對此給予積極評價，稱「克里米亞公投是改正歷史錯誤」。[46]
戈巴卓夫晚年經常呼籲美俄領導人進行對話。2022年2月26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他呼籲各方儘早停止敵對行動並立刻開始和平談判。[47]
去世
2022年8月30日夜間，俄羅斯總統事務局中央臨床醫院發佈消息稱，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卓夫當天晚上因長期重病醫治無效去世，終年91歲。[48]
評價
世人對於戈巴卓夫的評價呈兩極分化的趨勢；有人對其敬仰讚美，有人則對其口誅筆伐。對戈巴卓夫和蘇聯解體的評價「蓋棺定論」作出評價或許為時過早，至少要再過很多年才可能有個比較客觀、一致的看法。
一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戈巴卓夫在民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正確的，他的「新思維」比斯大林主義更接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戈巴卓夫的改革措施過於急躁而不是循序漸進，同時也沒能成功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和民族矛盾問題，因此沒能夠挽救住蘇聯。
一些西方人認為戈巴卓夫崇尚普世價值，結束了蘇共的專制和暴政，使民眾獲得了民主、法治和自由，並使得東歐國家自主發展，結束了世界範圍的冷戰對峙局面[49]，從俄羅斯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看開創了一個大的改革時代。蘇聯解體和戈巴卓夫退出歷史舞台，只是帶有戈巴卓夫印記的一個改革時代的結束，而他之後的葉利欽以及現在的普京，沒有帶領俄羅斯繼續戈巴卓夫所開始的改革，而是將俄國重新帶回黑暗的威權體制。而戈巴卓夫的改革在終極目標上是把俄羅斯改造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不過戈巴卓夫的初衷是蘇聯的民主社會主義化。
很多人，特別是自由主義者和親西方者[50]，認為戈巴卓夫是能和曼德拉、昂山素姬相提並論的偉大人物。
戈巴卓夫的經濟改革雖然失敗，但結束了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體制，極大改變了社會的所有制形式和市場經濟認識和觀念。經濟改革為蘇聯傳統經濟模式向多種所有制形式和市場經濟的轉變創造了條件。在現在的俄羅斯，儘管人們正經歷着經濟轉型時期的各種痛苦，但是對於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各種所有制形式和市場經濟的認識已經極大深化。
西方一般對戈巴卓夫有很高的評價，他在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06年7月，在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五國的民意調查表明，大部分受調查者認為戈巴卓夫是比普京優秀的國家領導人，其中支持前者的有59%，支持後者的有12%。
2011年戈巴卓夫過80歲生日時，俄羅斯總統梅德韋謝夫宣佈頒給他俄羅斯最高榮譽「聖安德烈勳章」。3月2日，俄羅斯民間出現自發的「感謝戈巴卓夫」運動，用各種形式感謝戈巴卓夫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一些居民區的街頭大型廣告牌上貼出「感謝戈巴卓夫！」俄國反對黨領袖弗拉基米爾·雷日科夫說：「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尊重戈巴卓夫，聽他的意見，俄國人對種種現狀的失望與日俱增，人們都知道，民主和言論自由是同戈巴卓夫聯繫在一起的。」[51]
左翼人士、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現代俄羅斯一些高層領導人[28]甚至一部分前蘇聯異議人士，如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52]將戈巴卓夫視為俄羅斯民族罪人和共產主義的叛徒；他們認為戈巴卓夫對內對外改革政策過於草率且脫離實際，他對西方特別是美國近乎幼稚的過分信賴，戈巴卓夫虛榮心強，為了博取西方國家的讚美而依照西方希望的去做，常沉醉在西方的讚美中不能自拔，導致了蘇共亡黨及蘇聯亡國的嚴重後果，違背了他建設「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的初衷，也背叛了共產主義事業，使得俄羅斯淪為「原料附庸」（儘管戈巴卓夫一直表示自己不是使俄羅斯擅自獨立的主犯）[23]，並導致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大衰退、嚴重通貨膨脹等問題。
左翼人士及政黨認定戈巴卓夫是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災難」的角色、「反革命進程的核心人物」[53]和「資本復辟黨的首腦」[54]，但也一致認為將「反革命」都歸結於戈巴卓夫或他的改革時期則是「錯誤的」，「所有的責任都不能歸咎於任何一個人」，並認為根本問題是「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弱點」和「社會主義關係與市場的不相容性」。[53][54]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在戈巴卓夫去世後接受採訪時表示，戈巴卓夫是「機會主義者」，有一種「事業主義、無視理論、自戀、自滿」的疾病，並且認為雖然戈巴卓夫離開了，但「疾病」仍然存在，要「所有共產黨人很好地吸取戈巴卓夫的教訓」。[55]
2012年，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在近百年俄羅斯歷任領導人中戈巴卓夫的具體政策最不受歡迎，14%的受訪者認為戈巴卓夫的具體政策是對的，低於沙皇尼古拉二世（31%）、斯大林（近28%）、赫魯曉夫（24%）、葉利欽（17%）。61%的俄羅斯人認為普京的政策更正確[56]。
2014年4月10日，俄羅斯一名議員證實，來自包括執政黨的多個黨派議員已正式要求檢方調查戈巴卓夫，認為他在蘇聯解體事件中負有叛國罪[57][58]。2014年7月23日美國《新聞周刊》網站刊登文章稱，普京私下曾對顧問說戈巴卓夫和尼古拉二世是俄羅斯史上最大的罪犯，因為他們是軟弱者從而把權力拋在地上讓瘋子撿了起來[59][60]。
參與過八一九政變的戈巴卓夫秘書瓦列里·伊萬諾維奇·博爾金在其回憶錄[61]中敘述戈巴卓夫虛榮心強且奢侈浮誇，每天都會仔細搭挑選時髦的領帶皮鞋與服裝；很愛視察地方，即使明知視察時地方官員給他看的都是作秀卻不點出，與以往的蘇聯領導人相同。他在西方民主國家之間聲望非常好，每次都能受到熱烈歡迎，因此他很喜歡出國訪問，後來同僚開始質疑他整天往國外跑不管國內事務，他因此發脾氣；心眼很小，清楚記住每個曾經有意無意得罪過他的人絕不讓他們升遷，或者貶官。1985年，他依靠當時蘇聯最有名望且受民眾尊重的黨內人士、時任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的表態支持成為總書記，剛上任時由於年輕、談吐流利且演講經常不須看稿，各官員與民眾對他的第一印象都非常好，對他的改革寄予厚望，一時百花齊放對他提出許多意見，但逐漸發現他剛愎自用、經常侮辱下屬、開會專斷獨裁逐漸流於形式，最後幾乎沒人再提出建言。一開始還會支持附和的葛羅米科逐漸變得沉默，戈巴卓夫也不讓他參與他最擅長的外交政策。1986年，有認識的中央官員由於被檢舉其父親在二戰時與德國有來往而從中央被貶到地方，在調查後發現原來他父親是戰時情報人員，秘書提醒戈巴卓夫應該還他清白，戈巴卓夫卻只冷冷地回說「他現在在擔任新的職務，我看他沒有必要回來做以前的工作」。雖然到處演講提倡要改革，但一直沒有具體方案與目標，於是社會上逐漸出現許多關於改革的蘇聯政治笑話，改革一詞也逐漸變成「盲目變化」的代名詞。1986 年四月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發生事故，當下收到消息時他不覺得事情很嚴重，只派專家到現場瞭解，不願意到熱點區域視察。1980年代下半，國內外輿論對德蘇祕密協議越來越感興趣，戈巴卓夫知道這些文件的存在後卻要求秘書不要公開並暗示銷毀，甚至還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說謊宣稱沒有找到這些文件的原件。波蘭與與蘇聯成立的聯合委員會委員與沃伊施治·扎魯謝斯基曾經多次向蘇共中央以及戈巴卓夫要求公開卡廷大屠殺的所有文件，戈巴卓夫私下看過這些文件後，卻要求封存並公開宣稱沒有找到除了戰爭期間找到的資料，即使世界各國早就知道這些事情。
著作
| 年 | 標題 | 共同作者 |
|---|---|---|
| 1987 | 改革－我國和世界的新思維（PERESTROIKA -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 – |
| 1996 | 回憶錄（Memoirs） | – |
| 2005 | 二十世紀的道德教訓：戈巴卓夫與池田談佛教與共產主義（Moral Less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orbachev and Ikeda on Buddhism and Communism） | 池田大作 |
| 2016 | 新俄羅斯（The New Russia） | – |
| 2018 | 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In a Changing World） | – |
| 2020 | 現在的危險是什麼：我對和平與自由的呼籲（What Is at Stake Now: My Appeal for Peace and Freedom） | – |
榮譽
參見
- 蘇聯相關文章索引
- 和平活動人士名單
-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列表
註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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