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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共內戰是事實上發生於1945年至1950年間，[3]:20[10]:240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為爭奪中國的統治權而爆發的內戰，[11]內戰直接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及兩岸分治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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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國共內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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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共內戰和冷戰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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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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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
1947年10月10日以前： 1947年10月10日以後：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蔣介石 中華民國總統（1948年5月20日前為國民政府主席，行憲後為中華民國總統） 李宗仁 代總統（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0日為中華民國副總統，1949年1月21日－1950年2月29日代行總統職權，但1949年11月20日以後離境赴美） 閻錫山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兼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1949年11月20日－1950年2月29日實質代行總統職權） 何應欽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兼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1949年3月24日－6月13日擔任行政院院長，並於5月1日起兼任國防部部長） |
 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1949年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周恩來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10月1日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 劉少奇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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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萬人（1946年7月） 365萬人（1948年6月） 149萬人（1949年6月） |
120萬人（1946年7月） 280萬人（1948年6月） 400萬人（1949年6月） | ||||||
| 傷亡與損失 | |||||||
| （1946年7月－1950年6月）傷亡171.1萬，被俘458.7萬，投降63.4萬，易幟115萬 |
（1946年7月－1950年6月）陣亡26萬，被俘、失蹤19萬，傷85萬 | ||||||
「解放戰爭」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其他同名戰爭，請見「解放戰爭 (消歧義)」。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曾進行第一次國共合作共同征討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然合作破裂，兩黨間爆發內戰，是為第一次國共內戰。至1937年，因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兩黨結束內戰並開啟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兩黨為代表中國接受日軍投降和搶奪物資而發生的軍事戰爭[12]:704。而後兩黨於同年進行重慶談判，並簽訂旨在結束國共分裂局面，建立民主政權的雙十協定。之後兩黨主導政治協商會議，意圖結束分裂，統一中國。然政治協商會議並未促成兩黨和解，1946年11月15日，由中國國民黨主導的制憲國民大會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主同盟缺席的情況下開幕[13]:495，標誌着兩黨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分裂問題的結束。
1947年內戰全面爆發，在隨後的兩年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三大會戰徹底擊潰中華民國國軍的主力部隊，於1949年發動渡江戰役佔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與經濟中心上海，隨後於同年10月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大陸學者普遍認為1950年6月的海南島戰役標誌着是次戰爭的大規模作戰狀態結束，而西方史學界則一般認為1950年8月萬山群島戰役後內戰才逐漸平息。[14]
1950年3月，解放軍佔領西昌。[15]1979年1月1日，解放軍停止八二三砲戰，至此兩岸雙方結束軍事衝突。[16][17]
這場戰爭大幅改變中國的政治版圖和社會結構，由此展開海峽兩岸關係，形成「兩岸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控制地區限縮至臺澎金馬地區和部分南海諸島。[18][19][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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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戰爭性質國共雙方觀點各異。
就中國共產黨的觀點而言，該戰爭是為推翻中國國民黨統治而進行的國內戰爭，[23]:4923[24]:743稱此為「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亦稱「中國人民解放戰爭」，[23]:4923簡稱「解放戰爭」，[25]:1-2在早期還有「愛國自衛戰爭」之說。[26]並認為蔣介石在1946年6月把局部內戰發展成全面內戰，因當時國軍同解放軍隔松花江相持不下，蔣介石開始把進攻重點轉向關內的中原、蘇中解放區。[27]儘管之後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但早已決定徹底消滅中共。[27]
就中國國民黨的觀點而言，該戰爭是中共為無産階級革命而發起的叛亂，稱這場戰爭為「動員戡亂」、「戡亂戰爭」或「抗共衛國戡亂戰爭」。[28]並且在戰爭的時間界定上，分「綏靖」與「戡亂」兩個時期。[28]因為抗戰勝利以後，政府為實現憲政，容納各黨派參與制憲，並在美國的調解之下，期能通過談判彌平中共叛亂。[28]後來中共抵制憲政，美國調停徹底失敗，而中共繼續叛亂，故政府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戡亂作戰於是展開。[28]
1945年8月15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共同敵人——日本宣佈投降。兩黨過去積累的歷史矛盾以及對國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顯。[29]:1-2
日本投降前夕，國民政府軍隊主力集中於後方，在長江以北、平漢鐵路以東幾乎沒有政府正規軍存在，在長江以南、粵漢鐵路以東僅有第三戰區的部隊。[30]
到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控制了大部分華北農村地區，根據地總人口約9,550萬，並建立起一支可以與國民政府一爭的軍隊。[30][31]:10-43在社會方面，由於戰爭之破壞與國府過於激進的貨幣政策，作為社會安定力量之士紳階層解體，且共產黨領導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運動，得到貧農階層的支持，失產失業者的增多，向為中國共產黨所依恃之流民也增多，這是解放軍能夠迅速發展膨脹起來之重要原因。[12]:724
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政府有接收東北的法定地位，故停戰令的第五條乙項規定，政府軍開入東北九省或在東北九省境內的調動不受限制。[32]另外，停戰令第二條規定，中國境內（除東北）的軍事調動一律停止。[32]中共認為其在東北亦有權接收，拒絕遵守此項規定，繼續從關內抽調部隊進入東北，在蘇軍撤退各處進行接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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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國府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關於大連之協定》、《關於旅順口之協定》、《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並就外蒙古獨立問題等進行換文。[33]:173這些條約、協定和換文規定：宣佈大連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蘇方人員擔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與蘇方，租期為30年；中蘇兩國共同使用旅順口為海軍基地，設中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蘇方派任，蘇聯政府有權在劃定區域內駐紮陸海空軍；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滿洲里至綏芬河及哈爾濱至大連、旅順的幹線合併為一條鐵路，定名為中國長春鐵路（中長路），歸中蘇兩國共同所有，共同經營；等等。[33]:173這些條約、協定和換文的簽訂，使蘇聯恢復了沙皇俄國曾在中長路等方面所強佔的權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33]:173但另一方面，蘇聯獲得「雅爾塔密約」中所要求的各項利益，史太林於是同意新疆分裂勢力與國府和談。[33]:174雙方的談判在蘇聯擔任調解人的情況下，從1945年10月中旬開始，最終在1946年6月6日達成和平協定。[33]:174「民族軍」被統一編組並劃定了駐地，新疆省政府進行改組，吸收「民族軍」方面的代表。[33]:174伊犁、塔城、阿山三區由「民族軍」自治，中央軍不得進入。[33]:174-175
蘇聯最初選擇推動國共和談，但不願美國勢力進入東北。[33]:174但是，美國堅持東北必須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並直接幫助國軍進入東北進行接收。[33]:175為遏制美國，蘇聯不惜要求中共放棄關內各根據地，在最短時間內集中主力到關外，以便在蘇軍幫助下阻止美蔣軍隊進人東北。[33]:175中共很快組織了十幾萬軍隊趕赴東北。[33]:1751945年9月下旬，美軍在中國華北大批登陸，美國海軍海運大批國軍至東北。[33]:175在蘇軍支持下，中共封鎖進入東北的陸海空的各個通道。[33]:175蔣介石下令撤退東北行營，聲明蘇聯違約，並向中共佔領的山海關進攻，開始以武力進行接收。[33]:175蘇軍為應付外交，與國府再達成協議，最終將撤軍期限延至1946年2月1日。[33]:176此後，東北行營恢復接收。[33]:176
但蘇聯堅持東北是其勢力範圍，不許美國染指。[33]:176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蔣介石派其子蔣經國訪問莫斯科。[33]:176蔣經國堅持東北要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只是在經濟關係中可以同意蘇聯保持主導地位。[33]:176史太林要求對所有重要企業實行壟斷性的中蘇合營，否則蘇軍將視其為戰利品而自行處理。[33]:176早在1945年9月下旬，蘇軍就大量拆卸東北日本軍工企業的機器設備，並將東北銀行的現金、有價證券和貴重金屬幾乎全部提走。[33]:176中蘇經濟合作談判陷入僵局，蘇聯密告中共中央東北局，蘇軍將陸續撤退東北，中共軍隊需迅速佔領。[33]:176由於蘇軍突然從南滿開始撤退，中共武裝迅速接收了安東、本溪、遼陽、海城、撫順、通化、通遼、遼源等地，以及南滿大部分工業區。[33]:176
蔣介石要求派停戰小組前往東北，以阻止中共繼續進入蘇撤區。[33]:176-1771945年12月15日，杜魯門指示馬歇爾促使國共停戰。[33]:1801946年1月10日，國共簽訂國共停戰協定[23]:2015。蔣介石後來總結大陸失敗教訓時提到，當初「誤信馬歇爾的調處，將最精良的國軍開到東北，以致大陸空虛，各戰場都感到兵力單薄」。[34]當時，遠赴東北的四五十萬國軍，軍需補給消耗驚人。[34]長春等城市被圍困時，必須靠空投救援。[34]1948年，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都在東北。[34]蔣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國際觀感，將東北重兵把守，當1947年後中共在關內四面出擊，國軍兵力不敷使用。[34]但在當時，蔣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又不能不派軍隊去接收已淪亡十四年的東北。[34]
蔣介石知道軍事的重要性，卻在大戰硝煙瀰漫之際，把國民大會放在第一位，學者高華認為蔣受馮友蘭影響，在1945年後透露對實行民主憲政的意願。[34]毛澤東在重慶通過和蔣介石的幾次長談和近距離的接觸，看穿了蔣實際上是「民主無量，獨裁無膽」。早在1945年秋天，毛澤東便對胡喬木說，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像灰塵一樣可以吹掉的」。[34]從重慶回延安後，毛澤東又說：「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我們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18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34]
另外，拒絕收編偽軍，令多數偽軍倒向中共；擔任參謀總長的陳誠，曾認為收編偽軍將「混淆了國軍的血液，千萬不能辦」。[33]:215在東北，蔣解散30萬曾為日本人效力之偽軍，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補充共產黨方面力量[35]:10。也是國府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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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在國共雙方經過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基礎上，各界期望和平。然而，國共談判進入僵局，雙方矛盾不斷，互有軍事上的摩擦。國民黨逐步撕毀《雙十協定》，通過政治手段孤立共產黨，調集軍隊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和平談判最終破裂[36]並調動大量軍隊向中原解放區進攻。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國民黨軍全面進攻中原地區，試圖迅速消滅共產黨的軍事力量。這次進攻標誌着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國共和談陷入無法挽回的局面[37]。 從1946年7月國共在蘇北開戰，到1946年10月間國軍進佔張家口，國共仍然是談談打打。[38]:124-125期間，馬歇爾八次到廬山協助蔣介石、周恩來談判，將指示遞交給中共，杜魯門政府希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雙方衝突，美方立場和軍事與外交援助計劃稍有傾斜，國民政府期望"軍事接收華北、外交接收東北"的希望落空 [39]1946年10月，周恩來拒絕馬歇爾的張家口休戰建議，國軍遂向張家口推進，共方則集結重兵準備包圍國軍，國軍傅作義部騎兵行動敏捷，於10月11日收復張家口。[38]:139-140同日，蔣介石不願繼續拖延制憲國民大會，宣佈第三次停戰令，單方面下令國軍停戰。[38]:14017日，蔣發表關於中共問題之聲明，並由馬歇爾送交中共。[38]:140聲明內容含有八款，此八款大都為中共原已同意者，或原為中共所要求者，且中共認為美政策對其有有利之處。[38]:140遂中共同意繼續與蔣談判。[38]:141
直到1946年11月10日，離國民大會召開僅2日，國、共及各黨派代表續行會談，名為「非正式綜合會議」，仍未能達成協議。[38]:144共產黨不滿意國方提出的名額條件[40]，遂堅持改期，王世傑謂如中共能將國大代表名單立即提出，則可提請政府考慮延期數日，周恩來堅持不能先提名單，[38]:144而後雙方仍未談妥，遂中共決定退出。在中共缺席、名額未確定情況下，蔣為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法統），不願背上「一黨制憲 」名聲，於是拉攏民社黨、青年黨參加國民大會[41]，11日，青年黨曾琦、民主社會黨張君勱（民盟中一派）及無黨派人士提出國大名單。[38]:144中共最終仍拒絕參加[38]:144，最終，國大在中共以及各黨派缺席情況下，依然決定召開。
毛澤東在當時前往重慶談判，公開表示旨在向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敢於與蔣介石直接對話，並表明中共爭取和平的意願。同時，毛澤東希望藉此揭露蔣介石假借和談之名、實則準備內戰。他認為，在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的社會威望確實存在一定假象。由於其抗戰角色的宣傳效應，一些人難以接受他在抗戰中的實際表現有不符之處，因此需要通過談判暴露蔣真實意圖[42]。 然而，劉少奇在當時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主張，認為和平與民主均可實現。他在1945年9月於黨校作報告，並於次年2月1日發表正式報告，強調此一觀點[43]。 毛澤東在舊政協結束後，對延安領導層作出指示。他明確指出，和平談判的真正目的在於爭取時間，以積蓄力量、訓練軍隊、推進生產及土改，並為未來戰爭做好準備[44]。毛澤東還指示可以在《政協決議》上簽字，表面上肯定其內容合理，但實際上中共的戰略重點仍然是戰爭準備，以備國民黨的突然進攻。相比之下，劉少奇在黨校的報告中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45]。
也有觀點認為，中共以和平為藉口，實則期望發動內戰，奪取政權：1946年11月21日，毛澤東同周恩來、劉少奇在延安棗園談話，説：「中國人民中間以及我們黨內都有打不打的問題，但這個問題現在是解決了，剩下的問題就是勝不勝。」[38]:145。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批判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右傾機會主義」，說抗戰後國共談判，因為蔣的聲望如日中天，大家都認為和平有望。而毛澤東指出蔣的「威望是有假象的」，毛去談判不是為了談攏，而是為談不攏，好控告蔣「假和談真內戰」，但劉少奇當真作報告說和平可望。周恩來解釋說，中共參加1945至1946年間的政治協商會議，其實是假意談判，不過緩兵之計：[46] 蔣介石與1956年，在《蘇俄在中國》中痛陳：「一般人認為和平談判是從戰爭轉入和平的途徑。凡是蘇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談判』的時候，自由世界的人們，立刻認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戰爭，而願意和平了。其實共黨的『和平談判』不是和平的途徑，而是戰爭的一種方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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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後，美軍停止軍事活動，但《租借法案》持續施予中華民國，使其完成對在華日軍的監管活動。1945年9月，在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命令將美軍價值4500萬美元倉儲物交予中華民國，美國國防部還移交70架C-47運輸機及一些尚可使用的飛機給中華民國政府[48]。
馬歇爾調停時期，美國對中華民國軍援包含兩種，一是贈與及信貸，另一種是軍事顧問團的設立，根據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報告，自二次大戰結束後美提供給國民政府的軍需品種類繁多數量龐大[48]。大約包含：小型武器的軍火，炸彈、飛機、坦克、汽車、軍艦、運輸艦、醫藥、衣服等，全部的軍需品贈與及信貸至1949年3月21日為止，總共約998,700,000美元。其中797,700,000美元為贈與，其餘20,100,000美元為信用貸款[48]。事實上，這些援助的軍需品的實際價值遠超出所列出的數目，而且不算在上面所列的援助，尚有出售剩餘軍需的一筆價值一億零二百萬美元，另外尚有670萬美元的物品、5600噸的彈藥等等[48]。此外，在馬歇爾調停時期，另還有一些贈與及信貸，根據《中美合作組織協定》（Sino- America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greement），美國提供國軍價值約17,700,000美元的軍需品，其運送於1945年9月2日至次年3月2日之間[48]。雖然這些物資早在馬氏使華之前即已完成移轉，但這筆贈與不在前面所述的贈與項內[48]。除此之外，美軍向中國西南撤出之時，將其遠征緬甸之軍需供給（包含戰鬥用之軍火）出售與中華民國，價格約2500萬美元，其中2000萬美元在該協定上載明是信貸。另外500萬美元為分期付款。此軍援本納入1946年8月30日的（美軍）出售財產剩餘的帳目之中，其後則免予償還，做為對華的恩惠[48]。
海軍軍事顧問團方面，1946年7月16日，美國海軍部向國民政府派遣海軍顧問團，並移交271艘艦艇，包括護航驅逐艦、兩棲作戰、運輸船以及海岸巡邏艇。公共法案亦授權總統設立駐華海軍任務處，以不超過100名的軍官及200名的士兵為限。1947年12月8日，國府外交部長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敦共同簽署協定，美國以140艘船艦交予國府，美國協助中華民國建立海軍機構，包括建立艦隊、組織、軍港、基地與學校等等。由美國幫助中華民國培養訓練海軍幹部，由中華民國供給美國海軍情報[48]。陸軍軍事顧問團方面，美國陸軍部於1945年10月要求美軍駐華總司令魏德邁準備成立顧問團，魏德邁於次年2月時在南京設立中國戰區總部，包括陸軍空軍和後勤部隊人員。1946年10月28日中國戰區總部改稱為美國陸軍顧問團[48]。
中國國民黨前副主席關中認為，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馬歇爾介入中國國民黨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談判，在國共內戰中明顯親共[49]。有學者認為，他逼迫蔣介石下達六月停戰令，使國軍在四平戰役中勝利後無法前進，後來招致麥卡錫的強烈批評[50]。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間，美國為迫使國民政府容許中國共產黨參加政府，無一械運來中國[12]:723。1947年1月，馬歇爾調停失敗，歸國後晉升國務卿，對中國事務態度消極。[33]:181國務院的遠東司司長范宣德認為對中國採取觀望政策可避免與蘇聯關係惡化。[33]:181美國的重歐輕亞政策，將大量美援給予希臘、土耳其等國，以遏阻蘇聯在歐洲和中東的擴張。[33]:1811951年6月9日，韓戰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在被撤職後表示，「馬歇爾使華是美國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誤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將付出鮮血和災難的代價。」[51]顧柏克認為國共鬥爭是美蘇鬥爭之縮影，而在國共鬥爭中，美國政府受到一批親共人士影響，支持中國共產黨之「聯合政府」謀略，為國民政府拒絕後，即不再熱誠支持國民政府，在國共談判中，處處翼護中國共產黨[12]:723。
1947年7月3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王世杰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市簽定《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間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簡稱《中美經濟援助協定》）。同年，行政院設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美國則在上海市成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52]。
1947年秋，美國國務院正式取消美國顧問不得參加國軍訓練中心的限制，至1947年12月已經在中華民國建立了二十幾個新兵訓練中心[48]。到1948年底1949年初美國為國民政府在臺灣訓練了四個師，在廣州訓練了一個師。該顧問團還協助國軍陸軍總部進行組織建設，建立陸軍學校制度，與訓練中心制度，並對成都、漢口、臺灣、南京和廣州的學校和訓練班做了大幅改進[48]。
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臺灣辦事處成立。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隨之遷往臺灣，並且由陳誠擔任主任委員；同年美國停止援助[52]。美援計劃由中華民國與美國聘請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擔任審查，懷特公司並派出經理狄寶賽（V.S. De Beausset）於1949年來臺擔任負責人[53][54]。
美國國務院表示，1937年－1949年美國對中華民國援助總金額為35.23億美元，其中，20.07億美元為國共內戰時期的援助，佔比為60%；高過中國抗日戰爭時期15.15億美元的援助（佔比為40%）[55]。英國學者厄特利認為，從日本投降到1946年2月底，美國援助的金額約為6億，其中大部分是運輸費用，包括百萬在華日軍的遣送費用，以及運送中國軍隊受降的費用，這些費用應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支出。[56]並且，杜魯門總統從1946年夏，明確禁止國府購買可用於打擊共產黨的武器或彈藥，其後售給國府的價值1億美元的多是軍需品。[56]美國的禁運在1947年7月才解除。[56]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美國出售給國府的彈藥總量只夠一個月的消耗。[56]總地來說，美國的大部分軍事援助都為時已晚。[56]1948年4月的《對華援助法》援助國府4億5千8百萬美元，僅有1億2千5百萬被指定用於軍事[12]:723，其中陸軍為8750萬美元，空軍援2800萬美元，海軍援950萬美元[48]，且直到近一年後才交付，那時共產黨已經征服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56]並且，美國對國府的援助不是無償，而是收取了高額費用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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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以遠東軍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為統帥[查證請求]，指揮數十萬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及外蒙，日軍毫無抵抗[查證請求]，1945年8月21日其關東軍在哈爾濱向蘇軍投降，59萬4千餘人悉被蘇軍俘走[57]:286。蘇軍分為三路進入滿蒙，右翼兵團攻向張家口，中央兵團進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團沿中東鐵路南下長春、瀋陽，一支入旅順，一支進抵山海關[58]:873。
10月1日，蘇聯駐重慶大使彼得洛夫謁見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時稱：蘇軍現已開始撤退，大部份將於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蘇聯政府授權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與國方統帥部確實商洽東北軍政事宜，地點為長春，時間為10日至15日[59]:3。10月12日，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與外交特派員蔣經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等一行到達長春，是日蔣經國向蔣函呈抵達長春情形：「⑴熊主任與兒於今（十二）日午後三時安抵長春，蘇軍曾派代表來機場迎接。⑵定明日與馬林諾夫斯基正式會談，我方擬提出撤兵，恢復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連登陸四問題。⑶東北行政系統尚完整，兒意我方必須在蘇軍撤退之前，將行政接收完畢。⑷蘇軍對本黨活動，最近公開表示不滿。……⑸共黨力量，在東北尚未發生重大作用，但蘇軍在暗中確有支持共黨之行動。⑹今年東北大豐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漢，愛國之熱情，實高過於關內。」[59]:125-12610月13日，蔣經國向蔣函呈：「⑴彼方不願我軍海運登陸。……⑵強調反蘇之秘密組織，必有其他意思與作用。⑶對於經濟問題，避開不談。」[59]:137到10月21日夜間，蘇聯長春電臺廣播反對美軍在華北登陸[59]: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長春城郊作大規模之軍事演習，限制行營活動，封閉中國國民黨長春黨部，並以中國共產黨員張慶和接充長春警察局長，意在阻止國府之接收也[59]:297。
同時11月國軍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登陸秦皇島抵達山海關附近，亦受到阻撓，經向馬林諾夫斯基交涉，希在營口、葫蘆島登陸，馬稱蘇軍已自該地撤退，第十八集團軍入據矣，彼概不負責，亦不干涉[58]:875。11月6日，蔣經國分析蘇方態度突變之原因，認為係受美蘇關係及國共衝突之影響，因恐我軍進入東北之後，將支持美國在東北之利益；甚至未來戰爭中，我軍有被美國所用之可能，故不願我國大軍開入東北；但根據條約，蘇方不得不撤兵，同時亦無法禁止我軍開入東北，故決定造成混亂局面，使我中央一時不能接收東北[59]:430-431。蔣介石日記11月7日記道：「俄國之陰謀，毒辣極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間隙。……所有約言，一概不認，始則大連，繼則葫蘆島，最後則營口，先諾而後背約。……今既於東北各海口不能登陸，只能由山海關陸路前進之一途。此後對東北，只可如俗語所謂『死馬當活馬醫』而已。必須先收復關內與內蒙，而後再圖東北也。」[59]:435-436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有關文件
岳渭仁等學者認為：蘇聯按時參戰，佔領東北，允許中共佔領大部分鄉村地區，阻止國府重返東北，還把大量日軍裝備送給中共軍隊，使蔣介石在內戰中必須走向軍事失敗[35]:9。
在東北，蘇聯自日本關東軍手中接收轉交給中國共產黨武器裝備[60]:91-92。歷史學家張玉法認為，1947年，在戰況不利下，中國共產黨曾請求蘇聯給予援助[12]:703。張玉法認為國共之間是一個國際戰爭，蘇聯不斷給予中國共產黨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國則為迫使國民政府改變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責難多，終使國民政府實力與聲望每況愈下，不僅喪失與中國共產黨從事軍事對抗之力量，也喪失與中國共產黨談和之條件[12]:711。中國共產黨之發展，自始受到蘇聯支持[12]:723。中國共產黨在美國之同情和蘇聯之實質支持下，勢力日增[12]:723。但也有美國學者認為，蘇軍一方面允許八路軍接管農村，另一方面卻讓蔣官員接收滿洲所有的城市，並保護了他們好幾個月[61]。
1949年2月6日，毛澤東對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說：「迄今為止，我們得到的武器都是無償的。我們明白，蘇聯的武器生產中包含着蘇聯工人的有償勞動。」[62]:276毛澤東又提出中共需要三億美元貸款、三千輛汽車以及各種必要的物資、機器、石油產品和造幣用的銀子等援助。[62]:276
| 時間 | 發貨地點 | 機槍 | 步槍 | 子彈 | 其他物資 |
|---|---|---|---|---|---|
| 1945年11月2日前[63] | 沈陽 | 4,000 | 11－12萬 | 各種砲一批 | |
| 1945年11月2-6日[64] | 沈陽、哈爾濱 | 1,000 | 3.6萬 | 800萬 | 部分砲；手榴彈15萬；運輸機6架；火車2列；大衣2萬；皮鞋3萬；兵工廠1座 |
| 1945年12月初[65] | 旅順 | 100 | 近萬 | 飛機40餘架 | |
| 1946年3月[66] | 朝鮮 | 3萬 | |||
| 1946年4月[67] | 哈爾濱 | 1萬 | 10萬 | 1,000門炮 | |
| 1946年5月[68] | 朝鮮 | 115 | 43萬 | 炸藥1萬箱 | |
| 1946年6月[68] | 朝鮮 | 50 | 5,000 | 300萬 | 本月另有一批，不詳 |
| 1946年7月15日-8月7日[69] | 朝鮮 | 688 | 12,145 | 1,000萬 | 167擲彈筒、7門炮、11,164刺刀、43,588發炮彈、22萬斤炸藥、火藥500箱 |
| 1946年9月[70]:507 | 圖們 | 100多節火車彈藥 | |||
| 1946年9－10月[70]:508 | 安東 | 朝鮮北部日軍儲存之武器彈藥，數十艘汽船每日往返運輸 | |||
| 1946年12月到1月[33]:178-179 | 蘇聯 | 1.51億盧布各式物資[71]（含300萬匹布、560萬噸米和棉紗、3,300噸汽油、500輛卡車、700噸炸彈等） | |||
| 1948年2月到12月 | 蘇聯 | 3.35億盧布各式物資[71] | |||
| 1948年遼沈戰役前 | 滿洲里等地 | 僅我們（蘇軍）兩個方面軍轉交的武器就有8,700門火炮、迫擊炮和擲彈筒，2600輛坦克，1861架飛機，約52,000挺機槍，近680個各種軍用倉庫以及松花江分艦隊的一些艦艇。稍後又轉交給他們大批的蘇制武器[72]。各種槍炮、坦克，以火車運輸數日[73]。武器彈藥的制式不同，有……捷克式和蘇式[74]。 | |||
| 1949年7月到12月 | 蘇聯 | 4.21億盧布各式物資[71] | |||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解放軍總部號召打倒蔣介石[23]:4923。「不僅地富逃亡，甚至中貧農逃亡也不少」[75]:608。甚至有村莊連貧中農之東西都沒收，「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瓮里，還有用油從頭上燒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終日[76]。
有鑑於此，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陝北米脂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作報告，提出土改總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強調「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哪怕只發生一戶中農被錯當成地主來整，我們也必須十分注意糾正」其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又在1948年春連續發出指示，要求必須避免對中農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容許中農保有較平均水平為高的土地；區別新富農和舊富農，對老區新富農按富裕中農待遇；對開明士紳應予照顧，對大中小地主應有所區別；堅持少殺人，嚴禁亂殺人；明確土改的地區差別，即老區只進行適當調整，半老區按《土地法大綱》進行土改，新區第一步土改不觸動富農；明確地主、富農和中農的劃分標準；保護已分配土地的私有產權；要求糾正關於土改的「左」傾宣傳等等[77]:1267-1274。最終使得農村民眾，特別是佔據多數的貧困農民的民心最終倒向中共一方[78]:353-354。
中共通過土地改革擴大稅基，1949年其財政收入達到糧食304億斤[79]，約合11億美元，而同期中華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僅有9,000萬美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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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戰爭所帶來之經濟崩潰和社會解體使國民政府恢復秩序之努力歸於失敗[12]:724。由於通貨膨脹和支付不斷增加，國民政府庫存之金銀及外幣，在1945年底為9億美元，1946年5月降為6億美元，1946年底降為4億5千萬美元，1947年10月降為3億美元，1948年4月降至1億1千萬美元[12]:724。1947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萬5千億，至7月增至10萬億以上[81]:159。1948年7月29日，蔣在莫干山召開會議研究發行金圓券事，謂王雲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計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措施[82]:352。8月19日，蔣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83]:56。蔣發表談話，呼籲同胞奉行法令，擁護新幣制，以福國利民[83]:56。並公佈「金圓券發行法」，主要內容為：一、金圓券發行採用十足準備，其中必須有40%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資產充當，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發行總額定為20億元；二、金圓券一元折合法幣300萬元[81]:159。
1946年以後，各地學生不斷發動反飢餓運動，在國民政府鎮壓下，他們又提出「反壓迫」之口號[12]:724。隨着戰爭發展，在中共之領導下，國統區人民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之運動也逐步高漲[23]:4923。中國共產黨在戰場後方通過秘密地下黨員，策動學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學學生的「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此次遊行學生與軍隊衝突釀成血案[84]。此外，與中國共產黨互為友黨的中國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締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積極參與學潮，配合中共的鬥爭[85]。1947年5月30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所寫時評，高度評價國統區學生運動，認為是解放軍作戰之外第二條戰線[86]:8364。
1948年8月15日，中華民國教育部稱，「職業學生一年半以來製造學潮109次，耽誤課業506天，學潮漫及18個重要都市」[87]。
1949年1月，解放軍進入北平。作家柏楊回憶，車隊經過東單時，一個國軍少校抓着兩個大學生控訴：「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大學生，政府對你們有什麼不好？當我們在戰地吃雜糧的時候，你們吃什麼？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麵粉、肥肉。可是，你們整天遊行，反飢餓，反暴政。你們飢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天起，你們立刻改吃陳年小米，連一塊肉都沒有，你們卻不反飢餓，今天還這個樣子的忘恩負義，上天會報應的，不要認為會放過你們。」一時間全街都呆住了。最後他被強制架走。[88]
| 時間 | 爆發地點 | 原因 | 實況 | 備註 |
|---|---|---|---|---|
| 1946年12月 （沈崇案） |
北平 | 北京大學預科女生沈崇被美國士兵強姦 | 全國性反美運動 | 中共領導[89] |
| 1947年5月 （五二〇運動） |
南京 | 物價上漲，公立大學所發伙食費不夠 | 全國性反飢餓反內戰運動 | 中共領導[84] |
| 1947年5月 （六一慘案） |
武漢 | 物價上漲，公立大學所發伙食費不夠 | 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 | 中共領導 |
| 1947年10月 | 杭州 | 浙大學生會主席於子三被指控參與地下黨被捕死於監獄 | 全國各地學生抗議政府逮捕屠殺學生 | 中共領導[90]:163 |
| 1948年1月 | 上海 | 同濟學生自行選舉自治會，被校方開除學籍 | 同濟大學學生赴市政府請願 | 中共領導[91]:143 |
| 1948年3月 | 北平 | 民國政府查封中共地下黨組織華北學聯 | 萬餘學生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營火晚會 | - |
| 1948年4月 | 北平 | 民國政府逮捕華北學聯學生 | 五百學生在政府北平行轅請願 | 中共領導[90]:170 |
| 1948年6月 | 滬津 | 美國決定扶植日本經濟 | 上海萬餘名學生遊行示威抗議美國扶植日本，天津北洋大學拒絕美國救濟糧 | - |
| 1948年7月 （北平七五事件） |
北平 | 北平市參議會決定重新考核東北流亡學生在北平臨時大學之入學資格。次日談判後，中國青年軍向離場學生開槍，8名學生死亡。國府方面則稱政府和學生互相開槍對射[92][93]:177 | 一萬學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請願抗議 | 中共領導[94]:26 |
一般認為，國軍戰敗的原因有許多：政府分裂內鬥、腐化貪污；財金紊亂、經濟崩潰；士兵厭戰、官壓民變[95]:109-132；抗戰後，中央對非中央系部隊歧視，待遇不平，化編或調邊遠地區作戰，引起不滿或叛離；借戰後「整軍」，裁非中央系軍官近30萬人，編「軍官總隊」，使此有戰場經驗幹部心有怨氣，後多被解放軍所用；處理百萬偽軍不當，殺官奪兵，或以「漢奸」、「敵偽」，驅之投共；因高級將領派系分明，能打仗將領——關麟徵、薛岳不用，用劉峙指揮徐蚌會戰，焉有不敗之理；有些曾受中央敵視將領，緊要關頭投共——如高樹勳、韓練成、吳化文、衛立煌、何基灃、張克俠、張軫、程潛、陳明仁等，中國大陸解放前許多地方將領為求生存，更無論點，且國軍最高統帥部及各級指揮單位，多有中共地下黨潛伏，隨時為中共提供詳細情報，如參謀次長劉斐、作戰廳長郭汝瑰，又以統帥部直接指揮作戰，劉、郭參與機密指揮，所以每戰必敗[96]:19。除此之外，中共在國府高層安插大量的情報人員，包括劉斐、熊向暉、郭汝瑰以及傅作義的秘書閻又文等大批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所組織起的綿密情報網[97]。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時，《新華日報》每天都登有新華社發的中共軍隊勝利戰報，每天辟有專欄刊登啟事[98]。據《新華日報》編輯回憶說，「有反動派對此不滿，表示：『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怪事，在打仗的時候，竟允許敵人在自己的區域發宣言、發戰報，進行宣傳？』……想以此作為迫害我們的藉口……敵人對新華日報的稿件更加緊了控制。新華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線的勝利消息不准登……。我們有時也作些不損原意的改動，更多的時候根本不理睬，該登的還是照樣登。敵人對我們毫無辦法。」[99]:411949年9月，昆明銀行從業員聯誼會發表告社會人士書，反對徵兵徵糧，反對苛捐雜稅，反對蔣桂系統軍隊入雲南[86]:9002。
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冀中軍區，1946年定縣擴軍，有的區幹部打人罵人，手持木棒滿街找人，有的村幹部用繩子吊打逃跑的隊員，有的將全村隊員集合起來「吃逃跑者」，一頓吃了400斤饅頭、兩口豬、120斤粉條，還拉東西、牽牲口、搬水車。1947年在清苑縣，對不願參軍的人，羅家營村扒人家的房子，北王力村黑夜包圍對象的房子，從被窩裏往外掏出來，連夜押送到翻身營。在姜莊，誰家不去，就叫群眾到誰家去收拾他的東西。有的則是誰不去，就反誰的「黑地」，拆誰的房子。[100]:179有的村子，跑了按漢奸論罪。1948年無極等縣擴軍中發生以下強迫方式：一、逼兵，給青壯年扣大帽子，不來不行。二、拾兵，斷絕行路人，見青年就抓。三、強迫當兵，駐村工作組拿着匣子槍擴軍。四、吃兵。把群眾組織起來，到不願當兵的家裏吃飯。五、餓兵，關起來不讓吃飯。六、用開會名義抓兵。七、不當兵掃地出門，罰勞役一年，站一年崗。在北嶽區，1946年淶水縣擴軍中，松花口村1人不願意去，區幹部將他捆綁到區裏。裏村村幹部帶槍抓兵，南峪村用抓紙球的辦法選兵。1948年徐水、淶水等縣，有的用找錯的辦法，誰有缺點就叫誰去；有的打鐘集合，誰去晚了就誰去當兵；有的評議上了不去，就用大槍押著或綁着往區裏送。在完縣、唐縣對避兵逃兵的家庭，實行扣押、吊打、封門、掃地出門，甚至戴上手銬。吃兵的現象也有，唐縣馬莊擴兵時，誰不答應，群眾就到他家吃，吃了六、七家。1949年行唐縣某村讓青壯年自報，不自報就逼着到一個大池塘裏凍著。在冀南軍區，1947年，威縣北四區一些村幹黨員採取威嚇、堵口子、逼自願、簡單民主指定等，逼使村民參軍。臨清縣擴軍中，有的村用開大會的辦法，出不來兵額就不散會。有的用「抓球」、「抽籤」的辦法，迫使村民參軍。還有的對於不願參軍的對象，披上狗皮遊街，對於拉後腿的女人也一樣遊街，並寫着侮辱的話「俺離不開男人睡覺」。[100]:180有的地方對於抗拒當兵的村民，還採取收回已經得到的土地和果實的辦法，迫使他們參軍。如1946年冀中軍區交河縣，分得土地的翻身農民，如不參軍，就收回其土地。1949年容城縣也對不願參軍的村民提出「收回翻身果實」，大獻王村就收回4間房子。統計顯示，冀南軍區的當兵者有1/3至一半是被強迫的。[100]:181
中國國民黨
在國統區，此類情況同樣突出：農民在田間或家中被突然帶走，抗拒者可能遭受體罰或其他形式的懲罰。在欠發達地區，這一現象尤為明顯，佃農等貧困農民因無力賄賂官員而成為主要徵集對象。壯丁的大規模徵集對中國農村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大量青壯年被徵走，導致農村勞動力驟減，農業生產力大幅下降，許多農村家庭陷入貧困：「村莊裏經常見到婦孺哭號，農田荒蕪」[101]。 壯丁在被徵集後，經長途跋涉行軍：「在徵集過程中被成群押送，脖子上套著繩索。途中因飢渴、疲勞或疾病倒地者，無人理會」[102]。 行軍途中死亡率居高不下：「新兵行軍數百英里，沿途大量死亡，有時候死亡人數甚至超過徵集人數的一半」[103]。廣東曲江的一次徵兵行動中，700名壯丁中竟僅有17人成功到達部隊，死亡率達到97%。這些死亡主要由飢餓、疾病及極端天氣引發。在行軍途中，壯丁多依靠少量乾糧或野外採集維生，體力不支者經常被遺棄。此外，霍亂、痢疾等傳染病的蔓延進一步增加了死亡風險[104]。 壯丁在抵達部隊後，生活條件依然艱苦。中央軍的後勤供應相對完善，地方部隊因資金短缺或軍官有意剋扣，經常面臨糧食不足和裝備匱乏的困境。「地方部隊的士兵每日僅能分得半碗稀粥，長期營養不良導致士兵體能下降」[105]。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隊平均每千名士兵僅配備1.5名合格醫生，藥品極度短缺。根據記載，士兵傷病率高達40%以上，許多傷口感染的士兵因無法及時治療，甚至需截肢[106]。由於惡劣的生存條件，逃兵現象普遍存在。部分部隊的逃兵率甚至超過50%，嚴重影響軍隊的戰鬥力。一些地區的部隊因逃兵數量過多而幾近解體[107]。
1945年7月，國共雙方便爆發了爺臺山戰役。1945年8月10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得知日本即將投降，立即向附近敵軍發出通牒，要求其對八路軍投降，否則予堅決消滅[108]:165。同日，毛澤東通告所屬：「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準備對付內戰。」[109]:1八路軍總部指示部隊「迅速佔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頑軍妨礙我們進佔城鎮和要道時，應以各種方法阻止以至打擊、消滅之。」[108]:166國軍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率軍自寧夏五原東進，準備進入北平和天津接受日軍投降[108]:166。8月12日，中共中央致電晉綏、晉察冀分局，命令「務用全力殲滅傅作義東進部隊」[108]:166。8月13日，毛說：「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因此：「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109]:4-5。接着，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中共將領投降，但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110]:721。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111]:32。八路軍、新四軍拒絕蔣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屬部隊向日偽全線反攻，同時命令日軍除了被國軍包圍的部分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112]:1-3[113]:185。8月16日，毛澤東在新華社發表《人民公敵蔣介石發出了內戰訊號》，篡改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吳國楨的講話，誣衊蔣介石擬「軍事紀律處置」反對派，是發出了「內戰訊號」；實際上是毛澤東正積極與國民黨決裂，準備借反內戰的名目發動革命戰爭，推翻國民黨統治。[108]:169
因史太林以蘇共中央之名義致電毛說：「日本投降，國共應言歸於好，共商建國大計。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109]:138月30日，毛遂提出「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同意赴重慶談判[109]:18。8月24日，毛赴重慶前指示軍事部屬：「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109]:13。至8月26日，八路軍、新四軍已佔領大小五十九個城市和鄉村，日偽軍隊根據國民政府的命令向八路軍、新四軍反擊，到9月底奪回了20多個城鎮[114]:10-43。8月29日，中共中央即指示晉察冀和山東方面之負責人，迅速派遣幹部和部隊到東三省，以控制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115]:185。9月17日，遂即提出「東北為我勢必所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之戰略方針[116]:278-279。
9月10日，晉冀魯豫解放區部隊在山西長治地區（古稱上黨郡）對國軍進行一次自衛反擊戰役——上黨戰役[23]:448，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指揮太行、太岳、冀南軍區3個縱隊及地方武裝一部共3萬1千餘人[23]:448，並有5萬民兵助戰，國方第二戰區閻錫山令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率5個師1萬7千餘人[23]:448，13個師38,000人，從8月下旬到10月8日，國方除4,000餘人逃走外，全部被殲，被俘官兵17,000人，包括軍長史澤波及副師長以上將領10餘名，並攻克縣城6座，共方傷亡4,000人[117]:341-343。10月24日，晉冀魯豫解放區部隊在河北邯鄲地區反擊國軍進攻的戰役——邯鄲戰役[23]:4258，國方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指揮下之冀察戰區司令高樹勳，率領其新編第八軍和兩個縱隊及河北民兵萬餘人，於10月30日在河北磁縣馬頭鎮「宣佈起義」，成立民主建國軍，高為總司令，致使第三十軍、第四十軍於10月31日至11月2日被殲，馬法五以及副軍長、4個師長以下官兵2萬餘人被俘[118]:417-419。
| 1945年下半年國共主要衝突列表 | |||
|---|---|---|---|
| 戰鬥名稱 | 大致時間 | 爆發原因 | 實況 |
| 上黨戰役 | 9.10-10.12 | 閻錫山部隊佔領八路軍收復之襄垣、潞城，在長治接受日軍投降，八路軍發起進攻 | 閻錫山部隊10個師被殲，長治被八路軍攻克 |
| 津浦戰役 | 10.15-12.14 | 新四軍阻止國軍沿津浦路北上接受日軍投降 | 新四軍攻佔山東大片地區，山東華中兩解放區連成一片 |
| 平綏戰役 | 10.18-12.14 | 傅作義部隊在綏遠受降，八路軍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為打通華北東北交通 | 八路軍圍攻歸綏、包頭兩城一個半月，未能攻克最後撤退 |
| 平漢戰役 | 10.24-11.2 | 國軍沿平漢路北上接受日軍投降，八路軍晉冀魯豫軍區軍隊阻止其北進。 | 八路軍合圍國軍7個師，全部殲滅 |
| 山海關戰鬥 | 11.15 | 乘美國運輸艦前往東北的國軍到達大連時，被蘇聯及八路軍、東北民主聯軍拒絕登陸，後轉到葫蘆島仍無法登陸只得轉在秦皇島登陸。後在進發至山海關時遭遇八路軍、東北民主聯軍阻擊。 | 國軍突破八路軍、東北民主聯軍阻擊，穿越山海關，攻佔錦州 |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為解決與中共歧見，電請毛澤東前往重慶[110]:721。毛斥之為「完全欺騙」[119]:524。8月16日，毛覆蔣，俟對朱德要求表示意見後，再考慮相會問題[110]:721。史太林以蘇共中央名義給毛一通電報，要他與蔣合作，毛則大發雷霆，說莫斯科為什麼不許他革命[119]:524。8月20日，蔣再電敦促，說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110]:721。8月23日，蔣三次去電敦促[110]:721。8月24日，毛稱願與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110]:721。毛說：「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時赴渝。」[109]:12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承認解放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制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地區，公平合理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召開各黨派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10]:721。經過再次研究，反復權衡利弊，毛始決定應蔣之邀[109]:13。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之手在我；必須作出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讓步的第一批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隴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佔優勢；東北行政大員由國民黨派，中共去幹部；如果這些還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109]:14。
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黨委說：「⑴我們與國民黨初步交換意見的談判，已告一段落，國黨毫無誠意，雙方意見相距甚遠，談判將拖延一時。⑵蔣對具體問題表示：政府法統不容紊亂，軍令政令必須統一，國大要速開，舊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額，容納各方，容納各黨派參加政府。⑶關於兩黨關係的重要問題：對軍隊只允編十二個師，需完全服從命令，按指定地區集中。對解放區民主政府，則表示含糊。」[120]:276[109]:23
12月6日，據國方情治機構之情報，毛返延安後即召開集中決政治局委員聚會，報告其在重慶談判情形，略謂：「此次談判，涉及問題很多，均以黨中央所提之十二條原則為依據。我們認為爭取我黨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國民黨則注重於我黨的軍隊和政權兩項，所以一再堅持軍令政令的統一，以求達到取消我黨的軍權和政權。史大林同志的話很正確：『中國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如果我黨的軍隊和政權被取消，即使黨能合法存在，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軍隊和政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121]:54-55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後，中共中央於2月1日發佈由劉少奇起草的〈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其中提到：「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應這一新形勢。……在整編後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於軍的直接指導。」[122]這篇報告是劉少奇在文革被批鬥的原因之一。
1946年1月10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簽訂國共停戰協定（第一次停戰令），停止軍事衝突，規定雙方軍隊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地停止軍事行動[23]:2015。但在關外，東北民主聯軍繼續攻克營口、鞍山、四平街一帶，並佔領哈爾濱[123]。八路軍由山西率四萬餘衆，分路經熱河進入東北，另有五千人攻克盤山[124]。1月16日，停戰令發佈僅6日，國府撫順煤礦接收委員張莘夫被東北民主聯軍殺害[125]。關內方面，八路軍在熱河進佔赤舉，在晉綏進佔侯馬與集寧[126]。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認為：自1月13日至4月3日，八路軍、新四軍發動大規模攻擊287次，佔13縣，陷車站30座，包圍29城[124]。中國共產黨履行協定，但中國國民黨卻在下達停戰令前，密令軍隊「盡速搶佔戰略要點」，接着又調動軍隊進攻解放區[23]:2015。蔣利用停戰機會，在關外，以「接收主權」為名，增兵東北，搶佔戰略要地，形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據不完全統計，從1月13日至5月20日，國軍向解放區發動大小進攻3,635次，使用兵力258萬餘人，強佔解放區村鎮2,077個，縣城26座；蔣在將近十個月打打談談之後，自以為完成發動全面內戰之準備[13]:494。
1946年3月6日，民國政府照會蘇聯，撤軍期限已過，蘇軍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蘇聯政府飭令「即行撤退」[127]。3月12日，東北局電告中共中央，蘇軍通知將於13日撤離瀋陽，希望東北民主聯軍「迅速攻入瀋陽」，而且「凡紅軍撤退處都可打」[127]。3月中旬，東北局再表示，凡蘇軍撤離之地，包括瀋陽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大打」[127]。3月13日，國軍進佔瀋陽，隨後向南進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127]。林彪東北民主聯軍主力30餘萬，集中於四平街附近，企圖阻止國軍前進[81]:154。4月6日蘇聯撤軍，東北民主聯軍在蘇軍撤退後一個半小時，對原本由中蘇共管的長春發動攻勢，並在4月8日佔領長春[128]:202-203，國民政府認為此舉違反《一月停戰令》[129]。國軍杜聿明部自5月起在東北發動反攻[81]:154。5月3日，國軍攻克本溪，激戰於四平街一帶，5月19日攻克四平街[81]:154。5月22日，東北民主聯軍完全撤出長春[86]:8057。5月23日，國軍攻克長春，5月28日攻克吉林，6月5日直逼哈爾濱[81]:154。國軍因戰線過長，止步於松花江[127]。從6月5日起，在馬歇爾壓力下，蔣先後向中共提出五項停戰要求，中共必須退出：㈠隴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區；㈡膠濟線全線；㈢承德及其以南地區，以及冀東沿海；㈣東北除黑龍江、興安兩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區以外之所有各省；㈤六月七日後中共在山東、山西兩省從偽軍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區；並聲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區，則國民政府不能考慮停戰問題[13]:494。6月6日，蔣頒發《六月停戰令》（第二次停戰令）[83]:48。
雙方兵力上的對比是：中國共產黨軍隊在1945年9月擁有61萬正規軍，66萬地方部隊和數百萬不脫產民兵（另有一說這是內戰開打時的數字）[130]。以滿洲國軍為代表，最高峰時在編人數超過80萬的偽軍[131]:31，有相當高比例又是被雙方軍隊收編大部分加入國軍，小部分加入解放軍[132]，這些改編都是在日本投降後幾個月完成的[133][134]。到1946年6月國軍有430萬人，能用於機動作戰的高素質部隊200－220萬人[135]:374[136]:12[137]:450[138]:93。在國軍中一直存在着中央系裝備精良訓練充分的部隊，和受差別待遇、人員素質和裝備水平較低、軍紀較壞的雜牌部隊互相敵視，難於統一指揮[139][140][141]:33[142]:18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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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停戰令頒佈後，1946年6月7日下午三時，東北民主聯軍分兵四路向國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國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144]。9日及19日，八路軍在河南堰城、修武兩地，殺害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和郭子祺少校[144]。八路軍又在熱河攻克承德，在山東攻克棗莊、德州、泰安、高密，在江蘇攻克泰興及口岸鎮，在晉綏攻克聞喜、朔縣、新澤、榆次、介休等地[126]。晉冀魯豫野戰軍攻克冀南東明至考城間地區，國民政府限其於6月底前撤返6月6日前之原駐地，否則將予制裁[145]。中共方面表示，國民政府於1946年6月26日以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掀起內戰[13]:494，公開發動全面進攻解放區[23]:2015。停戰有效期剛過，國軍在劉峙、程潛的統率下，以20萬優勢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邊界宣化店被包圍的李先念6萬中原解放軍，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圍[146]。1946年6月，蔣在美國支持下，調動160萬正規軍，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反擊[147]:472。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在其完成各項軍事部署後，於1946年6月26日，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23]:4923。全國內戰爆發開始，蔣實行全面進攻戰略，使用其正規軍百分之八十，即193個旅，158萬人之兵力，企圖首先消滅中原解放軍，然後攻佔江蘇、安徽，再攻華北，「在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解決問題」；全面進攻重點在華東戰場，並實施軍事、政治和經濟相結合，地方團隊、還鄉團等與正規軍相配合之總體戰[13]:494。面對蔣全面進攻戰略，解放軍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之作戰原則[13]:494-495。1946年，中國共產黨實行總動員，公開進攻榆林、遼寧，並大舉進攻蘇北，旋又加緊破壞北寧路[83]:49。同年夏，關內各地國軍雖迭獲勝利，東北地區由於防地遼闊，兵力不足；加以交通被東北民主聯軍所破壞，乃形成被動之形勢[81]:162。
7月，國軍5個整編師共15個旅約12萬人，企圖由南通至泰州一線向蘇中解放區大舉進攻[23]:1489。解放軍華中野戰軍在江蘇中部地區粉碎國軍進犯的戰役——蘇中戰役，亦稱「七戰七捷」[23]:1489。粟裕、譚震林指揮19個團3萬餘人，從7月13日至8月27日，連續作戰七次，均獲勝利[23]:1489-1490。在一個半月中，殲滅國軍6個旅及5個交警大隊，共5萬餘人[23]:1490。7月，蔣徇調人之請，兩次頒令停止衝突，並主張召開五人小組，商談政治問題，與三人軍事小組同時進行，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83]:48。休戰期間，蔣要求中共必須放棄蘇北、膠濟鐵路、承德、古北口和哈爾濱，遭到中共拒絕[112]:56-58。
8月，賀龍所率晉綏軍區開始圍攻大同[81]:154。9月14日，傅作義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攻克集寧，解大同之圍[81]:154。10月11日，國軍第三十六集團軍奇襲奪取華北解放區中心城市張家口[81]:154。正在斡旋國共衝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國軍攻佔張家口的報紙後稱「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去。」[148]9月17日，國軍佔領蘇北華中野戰軍基地淮陰；27日，蔣表示願意談判，周恩來要求恢復第一次停戰令及第二次停戰令生效時關內、關外中共軍隊之位置[149]:735。
10月11日，國軍攻克張家口，戰事雖告一段落，戰爭並未停止[150]:75。蔣把佔領一些地方當作「勝利」，尤其是佔領張家口後，立即下令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並積極準備突襲延安，繼續向華東、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解放區進攻，其主要戰場仍在華東之蘇北和山東[13]:495。中國國民黨堅持於1946年11月中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而周恩來稱，「國民大會一旦召開，他就回延安」[146][151]。在馬歇爾拒絕調停情景下，10月26日，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一個解決方案，但經周恩來施壓又撤回此案[152]:207。11月1日，國軍登陸煙臺，魯南各地相繼攻克[81]:154。11月8日，蔣頒佈第三次停戰令，另聲明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的應有名額，中共堅持停開國民大會；政府將國民大會延期三天[110]:747。11月15日，國民大會開幕，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國家社會黨的改名）出席，中共、民主同盟拒不參加[110]:747。11月19日，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返回延安。南京僅剩下董必武等留守處人員。
四個月來，國軍佔領105座城市，卻損失32個旅，約30萬人兵力[13]:495。
1947年1月1日，蔣宣佈和平統一方針決不變更，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政府決不關閉和談之門，並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110]:748。中共答稱，必須取消國民大會所制憲法[110]:748。1月29日，司徒雷登聲明，終止美國政府與軍事三人小組及軍事調處執行部的關係，美國的調處徹底失敗[110]:748。自1947年1月，馬歇爾離華，國共「談談打打」局面結束，正式進入「全面內戰」階段[33]:210。1月，陳毅的山東野戰軍，劉伯承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分向魯南、魯西南猛攻[110]:749，中共發起全面內戰。1月，國軍進指陳毅山東野戰軍於魯南，由徐州綏靖主任薛岳指揮[153]:313。初戰，國軍馬勵武、周敏英兩軍（整編第二十六師，整編第五十一師另第一快速縱隊）於棗莊、嶧縣地區，為解放軍所敗（國軍損失5萬餘人），2月間雖陳誠親赴徐州指揮（以20個旅從蘇北，以3個軍從魯中，兩面夾擊臨沂），激戰半月，臨沂遂告攻克，山東野戰軍終告撤退（佯敗於南線國軍，棄守臨沂，主力隱蔽兼程北上）[153]:313-314。2月下旬陳毅山東野戰軍反於萊蕪區，將北線國軍第二綏靖區副總司令李仙洲部3個軍7個師約5.6萬人包圍解決[153]:314。3月，中共為示與國民政府決裂，宣佈中共軍隊取消原有「國民革命軍」之「八路軍」、「新四軍」等番號，一律改稱「人民解放軍」[33]:210。3月底，國民政府明令驅逐中共代表[33]:210。6月28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毛澤東、周恩來等人[33]:210。7月4日，民國政府舉行國務會議，通過蔣提出之《厲行全國總動員勘平共匪叛亂方案》[86]:8379[註 4]。
1947年1月31日，延安總部公佈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戰爭幾項重要統計：七個月中，共殲滅國軍56個整旅（師）、其中1月份殲國軍12個旅；斃、俘其將級軍官103名，其中俘獲87名，俘獲後逃跑4名，擊傷12名[86]:8276。國軍攻佔解放區城市199座，解放軍攻佔國統區城市100座[86]:8276。
1947年1月底，郝鵬舉率領2萬人歸附國軍[81]:158。
1947年2月底，林彪東北民主聯軍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舉發動猛攻，5月17日攻克懷德，5月21日攻克公主屯，孤立永吉、長春、四平街[81]:162。3月10日，各路國軍20萬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揮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進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調動5,000兵力[155]，憑藉地雷和伏地堡壘頑強抵抗，國軍3月19日攻克延安[81]:158。國軍稱斃傷解放軍1萬6千餘人，俘虜解放軍1萬餘人[81]:159。4月初，津浦鐵路徐州至濟南段打通，國軍包圍解放軍華東野戰軍於沂蒙山區[81]:158。4月30日，據新華社統計，國軍在4月份被解放軍折損合10個半旅，奪佔國軍駐守縣城48座[86]:8345。5月16日，華東野戰軍圍攻孟良崮，至下午5時，全殲整編第七十四師3.3萬人[86]:8355。5月19日，蔣介石飛徐州，與顧祝同研討山東軍事，決定各部暫駐原防，全面整訓，改正戰術，準備最後決戰[86]:8356。
自1947年5月起，解放軍徐向前華北野戰軍、彭德懷西北野戰軍開始圍攻太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堅守[81]:164。
6月6日，解放軍攻克熱河赤峰[81]:162。6月16日，國軍被迫放棄安東省會[81]:162。解放軍開始進攻遼寧瀋陽[81]:162。6月，解放軍猛攻四平街，國軍守軍陳明仁部堅守月餘，殲敵甚眾，蔣特電嘉勉[83]:51。6月28日，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毛澤東，7月4日國民政府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變方案」，以對付中國共產黨[12]:704。
戰爭第一年，解放軍殲滅國軍112萬人[23]:4923。
1948年1月和8月，蔣先後採取分區防禦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147]:473。從1948年9月起，軍隊主力在解放軍接連發動的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中被殲滅[147]:473。
1947年6月30日，解放軍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以主力一部挺進中原，將戰爭引向國統區，在外線大量殲敵；以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武裝繼續在內線作戰，箝制和消滅敵人，收復失地[23]:4923。同日，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率第一、二、三、六縱隊，在地方武裝配合下，發起魯西南戰役，進軍大別山[23]:2723。
8月，國軍肅清膠濟鐵路沿線解放軍[81]:158。8月21日膠濟鐵路全線打通，8月23日國軍在河南攻克汝南、新蔡[12]:704。8月下旬，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進軍豫西，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九縱隊等部8萬餘人，在山西平陸、河南孟縣同強渡黃河，腰斬隴海鐵路，進擊河南西部，進而向陝南、鄂西北展開[23]:2723。8月22日，解放軍陳謝集團自豫西新安、澠池、陝縣等地分道偷渡黃河，穿越伏牛山，一度攻克嵩縣、洛寧、登封、臨汝、魯山、方城等地，遭國軍圍剿，復渡河回豫北[81]:162。至1月底，共殲國軍近6萬人，有力配合野戰軍主力在大別山展開和陝北解放軍轉入反攻[23]:2723。此一全面攻勢，蘇聯原不贊同，史太林曾透過劉少奇要中共採取游擊戰爭，暫置大城於不顧，但周恩來認為發動全面攻勢之時機已經成熟，解放軍乃於全國各地對國軍展開攻勢[12]:706-707。
此時解放軍東北有林彪東北野戰軍，黃河下游有劉伯承晉冀魯豫野戰軍，山東東部有許世友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山東西部有陳毅、粟裕華東野戰軍，河南西部有陳賡、謝富治晉冀魯豫野戰軍陳謝集團，陝西北部有彭德懷西北野戰軍，另有羅瑞卿、徐向前華北軍區亦在華北各地攻城掠地[12]:707。中共中央於9月1日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提出「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戰略進攻方針；接着三路大軍躍進大別山，成「品」字形展開，態勢東攝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使蔣由進攻戰略改為防禦戰略[13]:496。9月2日，解放軍攻克湖北麻城[12]:705。9月底，國軍分別自龍口、煙臺登陸，山東戰事告一段落[81]:158。9月20日在安徽先後收復舒城、六安、廬江、桐城和霍山，9月24日及9月27日在山東先後攻克莒縣和龍口，10月1日及10月5日又在山東先後攻克煙臺和威海衛[12]:704-705。
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聯名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86]:8429，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之號令[13]:496。主要內容是：組成民族統一陣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內戰罪犯；實行人民民主制度；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治；沒收官僚資本，發展民族工商業；廢除封建剝削，實行耕者治其田的制度；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的條約[23]:3717。同時，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分別在中共黨內和在軍隊中開展，提高全黨、全軍戰鬥力[23]:4923。
11月23日，解放軍攻克安徽武穴[12]:705。國軍11月1日在吉林攻克永吉，11月18日在湖北攻克黃梅[12]:705。為統一指揮，國民政府於1947年11月30日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指揮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綏遠五省軍隊[12]:706。
1947年底，蔣不得不承認「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於是又被迫由全面防禦轉為分區防禦，把戰略集團分別安在徐州、瀋陽、北平、漢口、西安五個中心戰場上[13]:496。到1947年11月，美國以蘇聯不斷援助中國共產黨為由，亦恢復對國民政府援助[12]:705。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在陝北米脂楊家溝召開，共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陝甘寧和晉綏兩解放區主要負責人19人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分析解放戰爭轉入進攻後之國內形勢，指出中國人民之革命戰爭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總結軍隊作戰經驗，提出十大軍事原則，並進一步闡明革命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各項方針政策；會議準備在新形勢下奪取勝利[23]:3715。
1948年，為國軍處境險惡之一年[153]:315。從本年起，國軍在各戰場，均陷於被動[153]:315。解放軍在東北，在山西、河北、察哈爾，在山東、河南、陝西各區，都陸續舉行反攻[153]:315。由於解放軍全面反攻，及國軍不斷失利，於是各戰場形勢，都發生根本變化[153]:315。
1948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同時命令各省設保安司令部，確保各省治安[12]:706。
2月下旬，陝西戰場國軍劉戡部，由延安撤退，轉進西安時，在宜川、黃陵之間中伏，全軍覆沒，師長嚴明戰死，劉戡自殺[153]:315。解放軍陳謝集團再度渡河南下，3月12日攻克洛陽，復陷豫西各縣，擾及鄂北一帶，7月17日攻克襄陽[81]:163。陳賡中原野戰軍陳謝集團、劉伯承中原野戰軍，於春、夏先後擊滅鄧縣、鎮平、內鄉等數十萬強悍善戰之民團，消除在豫、陝、鄂邊區行動之障礙[153]:316。3月間，山東戰場膠濟鐵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衛等，全為解放軍許世友、譚震林華東野戰軍東部兵團攻克[153]:315-316。
國軍亦於撤退途中，損失甚重，從此渭河以北地區，無力控制[153]:315。4月27日，濰縣之第九十六軍覆沒，軍長陳金城被俘[153]:316。
5月，渤海膠東魯中三個戰場，解放軍把它連成一片，濟南完全陷於孤立[153]:316。
劉陳所部與粟裕華東野戰軍會攻開封，守將李仲莘戰死，攻陷開封，中原戰場儲備之武器糧草盡為解放軍所奪去[153]:316。別路粟裕華東野戰軍，於6月23日攻陷開封，整編第六十六師師長李仲莘陣亡[81]:163。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中原野戰軍第一、第三縱隊阻擊胡璉部於上蔡以北，華野山東兵團包圍兗州蘇北兵團攻克海州以西[153]:316。6月26日，開封復被國軍邱清泉、孫元良兵團所攻克，追剿華東野戰軍於黃泛區，激戰十餘日，解放軍傷亡近8萬人，乃向隴海鐵路以北退卻[81]:163。開封郊外國軍與解放軍發生激戰[83]:55。繼而華東野戰軍伏擊區壽年兵團於睢陽，區部損失甚重，區壽年被俘[153]:316。至7月1日全殲區軍團[153]:316。
在軍界，有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桂系，仍然自樹勢力[12]:724。為統一華中各省軍事，6月底成立「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命白崇禧為總司令[12]:708。
6月30日，邱清泉部第五軍自豫東杞縣被中原野戰軍圍困之區壽年、沈澄年部，國共兩軍展開激戰；為保障粟裕、陳士榘、張震所部之睢杞作戰，中原野戰軍於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擊國軍吳紹周兵團，並予之以重大殺傷，迫使邱清泉整編第十八兵團向吳紹周兵團靠攏[86]:8629。解放軍自攻佔開封後，一方面學會攻城戰術，一方面增強攻堅信心[153]:316。於是解放軍之戰略戰術，都獲得重大修正[153]:316。
山東兗州為解放軍攻克[83]:55。劉伯承中原野戰軍於攻克開封後，旋即進襲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守將康澤被俘，鄂西北盡攻陷[153]:316。至此國軍中原戰場防禦體系，已支離破碎[153]:316。7月以後，形勢日趨嚴重[81]:164。
毛澤東在1948年8月稱「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156]:135晉冀察邊區和冀魯豫邊區已經打通，到8月間合併為華北解放區，而且到7月以後，華北、華中兩解放區已在江淮河漢間造成併肩作戰之整體[12]:708。兩年內戰後，蔣190萬正規軍被分別牽制在東北、華北、華東、中原、西北五個戰場上[13]:497。
戰爭第二年，解放軍殲滅國軍152萬人，並攻克大批國軍重點設防城市，為與國軍戰略決戰創造條件[23]:4923。
蔣於1948年8月上旬召開南京軍事會議[157]，決定實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企圖收縮戰線，集中兵力，依託戰略要點之堅固陣地堅守防禦，同時組成強大兵團機動作戰，以攻為守；為此，裁並綏靖區，減少機關，擴大機動兵團，並在大後方加緊二線兵團編組訓練[13]:497。國軍不斷失敗，軍事上及政治上信心逐漸動搖，加以金圓券改革不過一月，即又開始貶值，於是敗北主義更加盛行於文武百官之間[153]:316。在戰略指導上，蔣以中原戰場為全戰局之樞紐，為集中兵力確保華中，決定堅決保持三角（即徐州、漢口、西安）、四邊（即隴海鐵路、兗州以南津浦鐵路、鄭州以南之平漢鐵路及寶雞至成都公路）、十三點（即開封、鄭州、濟南、商邱、南陽、襄陽和樊城、確山、信陽、漢中、安康、鍾祥、宜昌、合肥），形成東西呼應[13]:497。
1948年9月16日，解放軍集中兵力10餘萬圍攻濟南，因國軍整編第九十六軍吳化文部叛變，至25日城陷[81]:163。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83]:56。陳毅、粟裕華東野戰軍圍攻濟南，正當戰事發展至高潮時，吳化文軍在城外陣前譁變投向中國共產黨；濟南國軍所部10餘萬人全部解甲[153]:316。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軍連續進行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會戰，基本上殲滅國軍主力，解放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23]:4923。
1948年春，林彪東北人民解放軍連續在東北發動七次攻勢，2月7日攻克遼陽，2月26日攻克營口，3月14日攻克四平街，3月19日攻克永吉，國軍集中兵力堅守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地區，補給全賴空運接濟，因運輸量有限，三地食糧燃料奇缺，長春每日餓斃者不下百人[81]:162。
9月中旬，東北人民解放軍猛攻錦州及義縣，企圖切斷國軍關內外聯繫[153]:317。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貽誤戎機，大為解放軍所乘[81]:162。
10月16日，解放軍攻克錦州，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兵團司令盧濬泉及所部數萬人，除傷亡外，全部被俘；10月17日，長春守軍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所部投向中國共產黨[153]:317。10月18日蔣飛臨瀋陽，指示東北作戰計劃，仍未能迅速挽回頹勢；10月23日，解放軍攻克長春，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被俘[81]:162。新編第七軍軍長李鴻等亦率部投降；10月28日，廖耀湘兵團在彰武打虎山被圍殲，廖被俘[153]:317。
11月2日，解放軍攻克瀋陽，衛立煌先期飛北平，部分國軍突圍撤至營口，經海運南下，東北盡失，國軍先後犠牲精銳達30萬人[81]:162。國軍自瀋陽、營口撤出東北[83]:56。瀋陽守軍周福成，率部投向中國共產黨；接着解放軍相繼開入東北各要津[153]:317。
先是國軍鑒於東北全盤失敗，故將關內各戰場孤守據點之兵力儘量撤回，以圖縮短戰線；秋後，鄭州至連雲港間各孤點盡行放棄，準備退守江南；但中途遭解放軍牽制，以致行動暴露[153]:317。11月，解放軍進攻徐州[83]:56。國府任命劉峙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總指揮，自動放棄鄭州、開封等據點，調動40萬重兵與之決戰[81]:163。
11月初，粟裕華東野戰軍及劉伯承中原野戰軍兩向徐蚌（淮海）地區發動攻勢[153]:317。雙方大戰展開，因國軍彼此缺乏聯絡，未能盡量發揮作戰功效[81]:163。黃百韜兵團原定11月5日開拔，向大運河以西撤退[158]:305。11月8日，第三綏靖區司令何基灃、張克俠率部譁變[153]:317。遂致國軍在徐州北部防線開了一個缺口，由山東南部地區南下之解放軍華東野戰軍，便輕易迅速通過缺口，於11月9日直插到徐州東側，擋住黃維兵團退路[158]:305。夥同原在南面之陳毅主力，對黃百韜兵團兩面夾擊[158]:306。11月14日，東線黃百韜兵團被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包圍於碾莊附近[81]:163。11月22日，江蘇邳縣之碾莊失守，司令官黃百韜自殺殉職[83]:57。
當碾莊戰役惡化時，國府急調華中黃維兵團（約12萬人）趕往支援；黃維部行至濉溪縣雙堆集[153]:317。11月24日起，杜聿明指揮邱清泉、孫元良兩兵團，由徐州出動，連續幾天向南攻擊，由於解放軍憑藉工事，頑強抵抗，進展緩慢；由固鎮北攻之李延年兵團，情形也一樣[158]:325。12月1日，蔣召見第十二兵團副司令胡璉，令其立即飛赴雙堆集，協助黃維指揮[86]:8741。
11月27日，南線黃維兵團被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包圍於蒙城、澮河、渦河之間雙堆集，至12月6日所部瓦解，黃維被俘，副司令官胡璉突圍以出[81]:163。12月15日，除胡璉率領一部突圍抵蚌埠外，黃維兵團全部被殲[153]:317。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彌、孫元良3個兵團及徐州機關和部分青年共30萬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86]:8740。12月1日，徐州剿匪副總司令杜聿明率孫元良、李彌及邱清泉等兵團向西轉進[153]:317。徐州國軍為避免包圍，於12月2日自動棄城南撤，至永城東北之青龍集、陳官莊間地區，遭粟裕麾下解放軍華東野戰軍30餘萬要擊，傷亡極眾[81]:163。
12月6日當晚，孫元良兵團全部被打垮；孫元良和兩個師長突圍而出，兩個軍長、師長被俘，部隊大部潰散，勉強收容幾千人，編成一個師，撥歸邱兵團第七十二軍；自12月19日起大雪紛飛，一直下了十多天，空投大受影響[158]:338。時值天氣嚴寒，連日雨雪，加以國軍掩護大批隨行難民，接濟困難，遂感不支[81]:163。1949年1月6日，解放軍看見招降無效，就發動猛烈總攻[158]:338。苦持至1月10日，解放軍挾大規模兵力進攻，國軍陣地卒被突破，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團司令邱清泉身亡，李彌、孫元良等突圍以出[81]:163。解放軍使用運動戰進攻突破國軍人海戰術陣地，李彌、孫元良全軍覆沒僅以身免[159]。國軍所部連機關眷屬共40萬人，除戰鬥身亡外，全部解甲[153]:318。此役，雙方參戰人員共100多萬人；經2個月以上之激戰，國軍所有精銳部隊，損失幾盡[153]:318。解放軍總共傷亡13.4萬人[160]。自此以後國軍陷入於絕對劣勢中[153]:318。解放軍乘勢往南攻陷蚌埠、臨淮等地，進而威脅南京[81]:163。
1948年底，東北野戰軍數十萬精銳進入關內，合聶榮臻華北軍區、賀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等部解放軍，以近百萬之眾對北平、天津採取大包圍形勢[81]:163。1949年1月7日，解放軍開始猛攻天津，國軍警備司令陳長捷部奮力抵抗，至1月15日攻克天津城，解放軍死傷在萬人以上[81]:163。解放軍對天津經過29個小時激戰，於1月15日殲敵13萬，俘虜陳長捷，攻陷天津[161]:260。
時傅作義以所部精銳損失重大，又鑒於淮海戰役失利，故信心開始動搖，戰事演變至此，已有孤城落日之象[153]:318。
繼天津失陷之後，傅作義在中國共產黨多方遊說下，率所部30餘萬人並將北平、察哈爾和綏遠地區，先後交予中國共產黨[153]:318。1月22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與中國共產黨成立「北平和平解放」（國方稱「北平局部和平」），解放軍無阻進入北平，除少數學人事先由國府派飛機接運至南京外，國府官員多未能及時撤出[81]:163-164。於是長江以北，除武漢一隅外，完全易幟[153]:318。
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各野戰軍番號按序數排列的指示》，將解放軍西北、中原、華東、東北野戰軍依次改稱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各縱隊改編為軍[162]。
1949年1月，蔣召集陸、海、空軍將領會議，指示以戰求和之方針，應隨時提高警覺，免被共產黨所乘[83]:57。是年初，由於各戰場軍事逆轉，已非人力所能改變，加以政治情勢迫促，為適應和談要求，蔣於1月21日宣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職務；惟其大勢已去，人心瓦解，城下之盟，又非國府所能接受[153]:318。
2月5日，行政院遷移廣州辦公，南京只保留代總統辦公室[81]:169。3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決定奪取全國勝利及其以後之基本政策[23]:4923。4月1日，張治中等飛抵北平，4月5日上午9時「和談」預備會議開始[81]:169。4月15日，和談第二次正式會議，周恩來將修正後之《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限張治中等4月20日簽字，並表示不論戰爭或和平，屆時解放軍一定渡過長江[81]:169。4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指斥中國共產黨之《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歪曲事實[81]:170。國府最後拒絕簽訂和平協定[23]:4923。4月21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佈總攻擊令（《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於是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一野戰軍，亦分別對武漢及西安進攻[81]:170。地下黨組織江陰要塞起義，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向中國共產黨，解放軍遂在荻港渡過長江南下[83]:59。4月22日，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攻克蕪湖[81]:172，4月23日，解放軍第35軍進入南京城[23]:4923。接着，解放軍分路追殲國軍殘餘部隊[23]:4923。同日，國軍撤離南京，李宗仁置一切職責於不顧，飛往桂林[81]:170。李宗仁遲遲不至廣州處理公務[81]:171。4月24日，太原城破，國軍巷戰慘烈，負傷殺敵者有之，與樓共焚者有之[81]:164。4月底，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直趨武漢[81]:173。
5月4日，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攻克杭州[81]:172。同日，李宗仁返抵廣州[81]:171。5月14日，林彪、羅榮桓等指揮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第四十三軍，在武漢以東團風至武穴間100多公里地段上強渡長江；次日，第12兵團突破團風至田家鎮國軍江防陣地[86]:8912。5月15日，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移衡陽辦公[81]:173。國軍撤守武漢[83]:59。5月16日，解放軍四野第12兵團第四十軍佔領漢口，武漢國軍第五十八軍及警備部隊均撤走；同日夜，佔領大治、鄂城、陽新等城[86]:8916。5月17日，解放軍四野第四十軍佔領漢陽、武昌；同日，第12兵團第四十三軍佔領九江[86]:8917。5月20日，國軍胡宗南部撤離西安[81]:174，隴東各地盡為解放軍所有[81]:174。5月21日，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攻克南昌[81]:173。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圍攻上海，解放軍傷亡近6萬人；至5月27日，國軍主動向舟山、臺灣方面撤退[81]:172。
6月1日，國軍撤離崇明島，解放軍佔領江蘇[163]:519。6月2日，解放軍攻佔青島；國軍劉安琪第二十一兵團在美軍撤出青島後，登艦往臺灣基隆；同日，青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及人民政府成立；向明為軍管會主任，賴可可、譚希林為副主任，馬保三為青島市市長[86]:8932-8933。6月3日，以太原陷落，青島已失去軍事價值，加以孤懸華北，防守不易，國軍自動放棄，全部軍民物資撤至臺灣，解放軍遂據有整個華北[81]:164。6月5日，廣東省政府派第四編練司令官歐震兼任廣東省保安司令部代司令；國軍增防江西吉安，在陝西寶雞成立前進指揮所[86]:8935。7月16日，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佔領宜昌[81]:173。長沙外圍展開爭奪戰[83]:60。7月26日，佔領株洲市；7月29日；佔領常德[81]:173。7月底，解放軍第一野戰軍20萬人入甘肅[81]:175。
1949年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國軍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與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通電歸附中國共產黨[81]:173。8月5日，國府任命黃杰為湖南省政府主席，自動放棄長沙，集中國軍於衡陽附近；8月16日，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佔領贛州[81]:173。8月17日，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攻陷福州[81]:173。國府任命湯恩伯主持福建軍政，湯氏集中主力於廈門[81]:173。8月23日，蔣鑑於局勢嚴重，飛往廣州，與李宗仁、閻錫山等籌劃戰守事宜；8月24日，蔣飛重慶，主持西南軍政人員會議[81]:174。國軍失守蘭州[83]:61。
9月，龍雲在雲南發動政變，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飛往重慶謁見蔣報告雲南省情況[83]:61。9月1日，國軍羅廣文部增防隴南，支援胡宗南，加強陝南防禦力量；國軍胡璉兵團重占興寧，加強防衛汕頭、廈門[86]:9001。9月2日，國軍重占粵東普寧、隴南禮縣[86]:9002；解放軍攻克西寧[81]:175；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分三路進攻寧夏：北路由蘭州出發，沿黃河西岸，經景泰、營盤水一線進軍中衛；中路沿黃河東岸經靖遠，向中寧前進；南路於9月10日由固原地區出發，進軍中寧[86]:9002。白崇禧在衡陽指揮所部署決戰計劃，企圖誘殲衡陽以東解放軍，達成持久作戰之目的，即集結有力兵團，於粵漢路南段，引誘解放軍於衡郴地區包圍殲滅；9月9日起以張淦兵團向汝城、桂東、安仁一線反攻，是日國軍克資興、汝城附近之文明[86]:9006-9007；9月10日，國軍在番禺附近擊敗解放軍游擊隊[86]:9007。9月11日，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遠之第九十一軍、第一二〇軍等部於蘭州失守後，沿河西走廊西撤，是日到達張掖[86]:9007；空軍出動大批飛機猛炸上海、杭州[86]:9008。9月2日，解放軍第六十四軍進軍寧夏途中殲敵一個騎兵團，解放同心縣城；解放軍進佔青海北部亹源、大通縣城[86]:9008。9月，解放軍在衡寶戰役、廣西戰役中消滅白崇禧集團主力[81]:173。9月20日，解放軍分三路來攻廈門，傷亡慘重[81]:173。9月21日，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通電投向中國共產黨[81]:175。9月25日和9月26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鮑爾漢，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率領所部7萬餘人在迪化分別通電歸附中國共產黨，新疆不戰而和平易手；9月28日，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攻克銀川[81]:175。
1949年10月5日，解放軍攻克韶關[81]:173。10月8日，解放軍攻克衡陽[81]:175。10月12日，國府宣佈自本日起西遷重慶辦公，廣東省政府則移設海南島；10月13日放棄廣州，至10月底廣東為解放軍所攻克；10月17日，國軍主動放棄廈門，集中兵力固守金門[81]:173。
在解放軍全面進軍的同時，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及各界代表在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議決定建立新政權，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首都定於北京（由北平改名）；以後中國歷次憲法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23]:3716。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以後歷次憲法均作同樣規定[23]:3715。同時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23]:3716。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成立政權，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83]:61。下午2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毛澤東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就職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來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朱德就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下午3時，開國大典正式開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馬敘倫、林伯渠等提議，將10月1日定為國慶日。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定》，規定每年的十月一日為國慶日。
1949年10月23日，解放軍發出進軍川黔的作戰命令。10月25日，解放軍第10兵團就準備挾勝攻金門；攻方7個主力團共2萬人，而守方李良榮第二十二兵團也有2萬人[164]:10。解放軍第28軍3個團9,000餘人自古寧頭登陸，遭國軍圍殲，為年來戰爭國軍之最大勝利[81]:173。
1949年8月，解放軍發動舟山群島戰役。11月3日，第三野戰軍登陸浙江舟山群島中的登步島時再次失利，被國軍殲敵3千。11月6日，國軍稱登步島大捷[83]:62。11月10日，毛澤東給第三野戰軍、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電報，並告司令員陳毅、政治委員饒漱石，部署定海作戰：「舟山群島共有敵軍五萬人，並有頗強的戰鬥力，你們以兩個半軍進行攻擊是否足夠？鑒於金門島及最近定海作戰的兵力，部署，準備情況及攻擊時機等項問題。如果準備未周，寧可推遲時間。提議你們派一要員直赴定海附近巡視檢查一次。」[165]:137
1949年12月31日，毛澤東同意努力爭取進攻海南島，以充分準備確有把握而後動作為原則；解放軍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政治委員賴傳珠、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應速到雷州半島前線親自指揮一切準備工作，並且不要希望空軍幫助[165]:203。1950年春天，解放軍發動海南島戰役。3月28日，毛澤東給粟裕確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門之方針，待定海攻克後撥船撥兵去福建打金門[165]:282。夏天，解放軍發動萬山群島戰役。8月25日，毛澤東以軍委名義電報第四野戰軍、中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鄧子恢、第三政治委員譚政、參謀長趙爾陸，並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第三書記方方，臺灣極有可能向潮汕及海陸豐舉行登陸襲擊，必須加強偵察，務使解放軍在登陸襲擊之前，獲得可靠情報；加強兵力，考慮從西面抽調一部兵力（例如一個加強的師）及一部炮火加強東面，確保潮汕及海陸豐沿海防線，並派一個軍級指揮部去擔任指揮，遇敵襲擊時能堅決殲滅之[165]:480-481。
1951年1月13日，毛澤東請陳毅考慮對廈門增加防禦兵力，加強防禦工事，加強炮兵及高射炮，儲備糧食彈藥，派去得力指揮人員，並確須預籌由中國大陸向廈門之增援計劃，務達擊退進犯國軍，確保廈門之目的；請通知葉飛（時任解放軍福建軍區司令員）速籌對策電告[166]:24。1955年，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攻佔浙東沿海的一江山島和大陳島，國軍組織大陳島撤退[167][168]。2月13日至26日，解放軍陸續佔領大陳島、漁山列島、披山島、南麂列島，從而佔領浙江沿海全部島嶼[169]。
1949年11月1日，李宗仁由重慶飛往昆明[83]:62。同日，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率第二野戰軍主力和第四野戰軍一部開始進軍西南，亦稱「西南戰役」，是解放軍追殲國軍，解放西南四省的重要戰略行動[23]:2723。
11月14日，蔣介石自臺灣飛抵重慶[83]:62。同日，解放軍攻克桂林[81]:175。解放軍一部以大迂迴動作從邵陽地區進入貴州，11月15日攻克貴陽，繼續向川南迂迴進擊[23]:2723。11月25日，解放軍攻克柳州、梧州[170]。
解放軍一部由宜昌、常德地區西進，一舉突破宋希濂集團為主的「川湘鄂邊防線」，在川東地區殲其一個兵團和另一個兵團大部，於11月30日攻克重慶[23]:2723。11月29日，民國政府再由重慶西遷成都[81]:175。11月30日，解放軍攻克南寧[81]:175。白崇禧移其總部於海口，黃杰率領所部退入越南[81]:175。
12月7日，民國政府決定遷往臺北，並於西昌作為大本營，於成都設置防衛司令部[81]:176。12月9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及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宣佈歸附中國共產黨[23]:2723。盧漢雲南起義，在昆明公開通電歸附中國共產黨[81]:176。12月16日，解放軍攻克川南樂山，12月18日攻克劍閣[81]:176。12月21日，解放軍發起成都戰役[23]:2723。劉文輝佔據雅安欲阻截國軍退路，成都有被圍之慮，國軍乃於12月26日撤守[81]:176。胡宗南移其總部於西昌，繼續作戰[81]:176。12月27日，解放軍攻克成都[23]:2723。
1950年1月，解放軍劉伯承、陳賡、賀龍等部10餘萬人，沿川康公路入西康，接連攻陷雅安、康定等地，與國軍激戰於寧南、會理一帶[81]:177。3月7日，國軍一度克復康定，及解放軍大舉進攻，乃於3月27日主動撤離西昌，將守城部隊空運到臺灣[81]:177。3月27日，解放軍進入西昌縣城。4月初，西昌戰役結束。3月5日，第四野戰軍展開海南島戰役，以木船為主要航渡工具橫渡瓊州海峽，於5月1日攻佔海南島。5月，國軍撤離海南島，並主動放棄舟山群島，15萬國軍及大量物資轉運臺灣[83]:64。到1950年6月大規模作戰行動基本結束[23]:4923。歷時近4年，解放軍共殲滅國軍807萬餘人，取得了戰爭的勝利[23]:4923。
1950年1月至1951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23]:2723。
195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解放軍進軍西藏，並與西藏地方當局談判和平解放西藏；西南軍區一部在西北軍區部隊配合下進軍；西藏地方當局為維護農奴制度，拒絕和平解放西藏，於昌都地區增兵設防，阻止解放軍進軍；並在昌都毒死西南軍政委員會派往西藏和談的格達活佛[23]:2723。
1950年10月，解放軍進藏部隊進行昌都戰役，殲滅藏軍主力，打開進軍道路[23]:2723。賀龍、彭德懷、陳賡等部，分別自西康、青海、雲南進軍西藏，10月19日佔領藏東地區政治、經濟中心昌都，消滅藏軍萬餘人[81]:177。
西藏地方當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再三敦促下，於1951年2月派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談判，5月達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23]:2723。8月、9月間，進藏部隊按照協議規定，先後由昌都、門工、于闐、香日得等地出發，克服重重困難，於10月至11月，先後進抵拉薩、日喀則、察隅、阿里等地區，西藏和平解放[23]:2723。同年12月1日解放軍張國華、范明等部會師拉薩，至翌年2月佔領江孜、日喀則等城市[81]:177。
國共內戰國民黨潰敗之後， 一批國軍殘餘部隊從中國西南部雲南省往南方國境撤退， 蔣介石曾經利用這批軍隊，通過雲南省和緬甸接壤的滇緬邊區，進行了一連串反攻大陸試探行動。 20 世紀 50 年代，至少有過兩次大型反攻大陸行動， 是利用滇緬邊區一塊與中國大陸、緬甸、泰國、寮國等四個國家接壤的三角形地區，也就是國際俗稱的「金三角」地區，向大陸的邊界駐軍與政府機關連續發動好幾波的武裝突襲。在「金三角」地區，聽命於蔣介石的國軍部隊，初期僅為不及 2000 人的一支殘軍，顛峰時期曾經膨脹到 2 萬多人的龐大武裝力量， 佔領着土地面積比臺灣大兩倍的勢力範圍， 曾經兩度擊敗緬甸的國防軍，多次向大陸邊境的共軍發動猛攻，佔領過大陸雲南若干邊境縣份，引起大陸當局的嚴重關切，深恐蔣介石預備從西南邊界反攻大陸。[171]
1960 年 11 月，解放軍與緬甸部隊聯合組成一支6萬人的部隊，其中，解放軍派出了 4 個師、1 個團，共48000人，緬軍12個團共 12 000 人，配合空軍，南北夾擊，與國軍在熱帶叢林中發生激戰。這就是所謂的「江拉戰役」。 戰役期間，蔣經國曾經代表他父親，親自到國軍「南昆總部」視察。 「江拉戰役」分三階段進行，最後國軍放棄了原來的總部， 撤退到泰北。「江拉戰役」之後，1961 年 3 月，國軍第二次從「金三角」地區撤軍，撤回臺灣約4 400餘人，留下未撤走的部隊約5 000人，由泰國收編為北部防共部隊。 柳元麟將軍在回憶錄中表示，大陸失敗之後，他率領「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在滇緬邊區活躍了 10 年。[172]
1965年國防部情報局為中國大陸情報工作，發展敵後游擊，蔣經國核准重建滇邊游擊部隊，1975年6月因國際壓力裁撤[173]。
1958年，爆發八二三砲戰。至此國軍在中國大陸沿海僅剩下福建的金門、馬祖及烏丘嶼。1979年，受國際環境影響，解放軍停止砲擊金門[174]。
自1953年至1961年，雙方在東南沿海空戰18次，海戰21次[175]。
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擊隊分兩批在福建霞浦海尾與南日島登陸[176][175]。
到1965年，參與「海威」行動的1,800名國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生還[177]。
1965年，是國光計劃模擬推演最多的一年，先後爆發東引海戰、東山海戰和烏坵海戰。6月17日，蔣介石前往陸軍軍官學校召集軍方中層以上軍官開會預備發動反攻，所有軍官都已預留遺囑。為求保密，另以諾曼第登陸日作為正式攻擊發起日期。8月6日凌晨，海軍劍門、章江軍艦執行「海嘯一號演習」任務，預計運送身上穿着解放軍制服的陸軍特種情報隊隊員在中國大陸沿海先南往海南島進行欺敵戰術，而後再北上東山島海域欲進行滲透以偵測登陸作戰所需情報，並且由空軍協力支援。然而兩艘軍艦從高雄左營出發後就已經受到解放軍的監視，解放軍魚雷艇已早在東山島海域附近兄弟嶼進行伏擊，雙方於凌晨01:30激戰一夜至清晨06:00，劍門艦和章江艦遭擊沉，殉難官兵近二百人，是為「東山海戰」。
有關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解放軍殲滅國軍的確切總人數，長期以來，軍事歷史學家和軍史資料均沿襲採用解放軍總部發佈的統計數字和說法：共殲滅國軍正規軍554.247萬人，非正規軍252.888萬人，總計殲敵人數為807.135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記載有《人民解放戰爭敵我兵力損失對比表》，其中殲滅的國軍人數如下：
- 一、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國軍傷亡42.6萬，被俘67.7萬，起義1.7萬。合計：112萬。
- 二、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國軍傷亡54萬，被俘95.3萬，起義2.8萬。合計：152.1萬。
- 三、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國軍傷亡57.2萬，被俘183.4萬，投誠24.3萬，起義13.1萬，改編27.1萬。合計：305萬。
- 四、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國軍傷亡17.3萬，被俘112.3萬，投誠39.1萬，起義67.1萬，改編2.2萬。合計：238萬。
- 五、以上合計：國軍傷亡171.1萬，被俘458.7萬，投誠63.4萬，起義84.7萬，改編29.3萬。合計807.1萬。投誠、俘虜和擊斃旅級或少將以上高級將領1686名，這裏記載殲滅國軍總計807.1萬，與1950年解放軍總部公佈的數據完全一致。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代出版的《人民解放軍野戰軍戰史叢書》的統計情況是：
- 第一野戰軍殲滅國軍正規軍51.9萬人，消滅國民黨游雜武裝12.9萬人，總計殲敵64.8萬人；
- 第二野戰軍殲滅國軍正規軍及地方部隊230萬人，消滅國軍游雜武裝100萬人，共計殲敵330萬人；
- 第三野戰軍消滅國軍正規軍、地方保安部隊、武裝交警部隊及游雜武裝共計247萬人；
- 第四野戰軍殲滅國軍正規軍188萬人，消滅國軍游雜武裝135萬人，共計323萬人；
- 華北野戰軍殲滅國軍正規軍、非正規軍及游雜武裝101萬人。解放軍總部公佈的戰報807萬統計數字，只統計了這一時期（1946.7－1950.6）所消滅的國軍正規軍的總人數。其他時間段的數字沒有統計到解放戰爭中去，其次，毛澤東認為：「所謂蔣政權，也就是表現在他的軍隊上」。國府是依賴它的正規軍和地方部隊而存在的，國軍殘餘游擊隊的存在當然是蔣介石的一種輔助力量，對中共一方有一定威脅，但對雙方政權不起決定作用。因此，毛澤東規定：「偽軍、還鄉隊、保安團不算敵人的正規軍，不在新華社的統計之內」。《人民解放軍野戰軍戰史叢書》的解放軍總計殲滅國軍為1,065.8萬人的統計的解放戰爭的時間段是從1946.7月至1950年6月四年消滅國軍正規軍和含游雜武裝的總數[178]。
整個戰爭期間，國軍起義總人數達114萬（不含投誠），佔國軍總兵力800萬正規部隊的14.25%。駕機起義達43架；大小艦艇73艘，地區性起義面積達553萬平方公里。戰爭期間，有約400萬國軍戰俘加入解放軍序列（不含起義）[179]:853，1948年解放軍中的國軍俘虜兵占解放軍全軍約30％，到1949年更達到70%到80%，極大充實解放軍的實力[180]。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所載，解放軍損失如下：
- 陣亡26萬人
- 失蹤和被俘19萬人
- 85萬人負傷
傷亡合計130萬人（含支前民兵）[181]
國共內戰前後，部分知識分子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臺灣及美國，包括胡適、金庸、唐德剛、梅貽琦、錢穆、吳大猷、朱家驊、淩鴻勛、李先聞、吳敬恆、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王世杰、王寵惠等。
在日學者周俊認為，儘管1949年前後戰局對中國共產黨十分有利，但其動員機制已經觸碰社會瓶頸，因此華北發生了較多的逃亡事件[182]。
臺灣戰後時期以「聯美反共」為主，對內實行白色恐怖和高壓特務統治，以防解放軍攻臺，對外聯合美日等西方國家；中共因防備美國與臺灣，政策長期封閉和「一邊倒」親蘇聯外交。
在中國西南地區，解放軍攻佔成都，一路追擊國軍。國軍第九十三師最後到達泰國、緬甸邊境的金三角，即「泰北孤軍」。1954年，因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抗議，第九十三師及眷屬撤往臺灣。在泰國北部仍有人不願離開，主要為雲南籍官兵，離家較近，要打回中國大陸。最後因協助泰國政府平定山區的泰國共產黨游擊隊，獲得泰國國籍，得以在泰國合法永久居留與生活。
福建省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為國共對峙的軍事前線，嚴重影響經濟發展，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由於軍事考慮，重大民生建設項目較少，經濟較落後。1980年代後隨着兩岸關係一度緩和、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等，才使經濟開始改善[183]。隨着兩岸經濟交流頻繁，2019年，福建所有地級市人均都超過中國大陸人均GDP[184]，2021年福建人均GDP達到1.82萬美元，僅次於北京、上海、江蘇，排名中國大陸第四[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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