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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字國光，祖籍江西吉安[1]，生於湖南瀏陽，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任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三團黨總支書記，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期間，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三縱隊政治委員、華北軍區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此後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是撥亂反正時期、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具體執行者，1987年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1989年4月15日的胡耀邦的去世直接引起大量的民眾懷念與抗議運動，最終導致六四事件。
| 胡耀邦 | |
|---|---|
.jpg)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1986年）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自六中全會） | |
| 任期 1981年6月29日—1982年9月12日 | |
| 副主席 | 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 |
| 中央政治局常委 | |
| 前任 | 華國鋒 |
| 繼任 | 職務廢除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至七中全會） | |
| 任期 1982年9月12日—1987年1月16日 | |
| 中央政治局常委 | |
| 前任 | 張聞天（1935年－1943年） |
| 繼任 | 趙紫陽（1987年－1989年）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 |
| 任期 1980年2月29日—1982年9月12日 | |
| 黨主席 | 華國鋒 → 自己 |
| 前任 | 鄧小平（1967年） |
| 繼任 | 職位撤銷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 |
| 任期 1978年12月25日—1980年2月29日 | |
| 黨主席 | 華國鋒 |
| 前任 | 鄧小平（1956年） |
| 繼任 | 改稱總書記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 | |
| 任期 1978年12月25日—1980年3月12日 | |
| 黨主席 | 華國鋒 |
| 前任 | 張平化 |
| 繼任 | 王任重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 | |
| 任期 1977年12月15日—1978年12月25日 | |
| 黨主席 | 華國鋒 |
| 前任 | 郭玉峰 |
| 繼任 | 宋任窮 |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 |
| 任期 1953年6月23日—1966年8月15日[註 1] （至1957年5月任排名第一的書記） | |
| 前任 | 馮文彬（書記） |
| 繼任 | 韓英（1978年10月）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 |
| 任期 1978年12月22日—1989年4月15日 | |
| 領袖 | 鄧小平 |
| 主席 | 華國鋒 → 自己 → 職務廢除 |
| 總書記 | 自己 → 趙紫陽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1980年2月29日—1987年11月2日 | |
| 領袖 | 鄧小平 |
| 主席 | 華國鋒 → 自己 → 職務廢除 |
| 總書記 | 自己 → 趙紫陽 |
| 個人資料 | |
| 字 | 國光 |
| 出生 | 1915年11月20日 中國湖南省瀏陽縣 |
| 逝世 | 1989年4月15日（73歲） 中國北京市東城區北京醫院 |
| 墓地 | 胡耀邦陵園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李昭（1941年結婚） |
| 兒女 | 兒子：胡德平、劉湖、胡德華 女兒：李恆 |
| 親屬 | 哥哥：胡耀福 表哥：楊勇 |
| 母校 | 瀏陽縣立初級中學 |
| 著作 | 《胡耀邦文選》 |
| 宗教信仰 | 無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國共產黨 |
| 服役 |  中國工農紅軍 國民革命軍八路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 |
| 服役時間 | 1930年－1949年 |
| 參戰 | 第一次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
胡耀邦祖籍江西省高安市華林山鎮胡氏古村，1915年11月20日在湖南省瀏陽縣西嶺鎮中和鄉蒼坊村誕生[2]，家中因行九而乳名九伢子[3]:5。其堂叔父胡祖儀根據《詩經·大雅·文王》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和《易經》「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之句取名為邦，字國光[3]:5。胡耀邦發育並不算好，幼年吐字困難、有些結巴[4]:2，但非常聰明且活潑[3]:6。1920年，他被胡祖倫送至胡氏家族的種桃書屋讀書[4]:2。
1922年，胡祖儀的新式學堂創議獲得通過，改為興文小學[4]:3，胡耀邦和堂兄胡耀清因此住轉入新學[3]:6。1926年，胡耀邦在讀完初小後，到文家市的里仁學堂讀高小[3]:7，學堂校長陳世喬、教師甘思藻、吳千晉等都是共產黨員，胡耀邦因此開始吸收共產主義[3]:8。他每天讀書來回需要20公里崎嶇山路，這段艱苦歷程也使他保持健步疾走的習慣直至晚年[3]:8。在高小時期，胡耀邦更是連年以第一名成績升學[5]:41，並擔任學堂的少年先鋒隊隊長兼宣傳組長[3]:10；不久他的表兄楊世俊（楊勇）也轉入里仁學堂[3]:9。
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馬日事變後，里仁學堂被查封，陳世喬、吳千晉等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殺害[3]:12。8月7日，中國共產黨因此召集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方針；並派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發動秋收暴動[3]:12。9月9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決定攻取長沙，但戰役的困難使得部隊在瀏陽文家市集中並召開緊急會議（即文家市決策），並改為主張放棄攻打長沙，改為向農村山區等地方發展，以求保存實力[3]:12。9月20日，部隊在里仁學堂操坪集合，毛澤東對中共革命路線調整進行講話，年幼的胡耀邦目睹了這一革命性的場景[3]:14。
1929年，胡耀邦轉到瀏陽縣立初級中學讀書[3]:15，並經本縣楊桂英介紹，秘密加入共青團[3]:18。1930年，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和黃公略的紅六軍在瀏陽、東鄉等地國軍交戰，瀏陽中學部分師生轉移到長沙妙高峰中學[3]:18-19。但不久彭德懷率紅三軍團進攻長沙，胡耀邦因此不得不中止學業。同年8月6日，紅三軍團轉戰瀏陽，並和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軍團在文家市擊潰第四路軍第三縱隊，並成立紅一方面軍。胡耀邦回鄉後，因為能夠讀書識字，被推舉為鄉團支部書記，團結鄉村支援紅軍和蘇維埃政權[3]:20。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調到第十八區區委做宣傳。不久，中共湘東特委選中[3]:21，擔任湘東特委兒童局工作[3]:24。
1931年2月，他改任少共湘東特委技術書記[3]:24，在任期間的卓有成就的努力，引起馮文彬注意[3]:26。然而當時由於中共肅反工作的盲目擴大化，1933年中共湘贛省委政治保衛局將年少的胡耀邦和譚啟龍列入AB團（反對布爾什維克組織）嫌疑人名單中，馮文彬有心保護兩人[3]:29，於是帶他們至中央蘇區駐地瑞金[5]:50。當時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書記顧作霖和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長張愛萍經過調查，解除兩人審查、並分配工作，胡耀邦因此留在青年部擔任幹事[3]:29。1933年8月，他擔任中央蘇區反帝擁蘇總同盟青年部部長、兼任宣傳部部長[3]:33。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初，擔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3]:34。1934年10月，胡耀邦跟隨中央縱隊開始長征。1935年，他編入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三團黨總支書記，在強攻遵義門戶的婁山關戰役中負傷，彈片擊中右臀部，被抬入天主教堂急救，但嵌入體內的碎片始終未有取出[3]:50。年底，胡耀邦跟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3]:61。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派遣紅軍東征山西[3]:63。1936年1月，胡耀邦調到地方工作組，任石樓縣工作隊隊長，向當地宣傳紅軍及中共宗旨[3]:65，並為東征紅軍進行補給[3]:67。然而盤踞山西的閻錫山對此十分恐懼，並請求蔣介石調陳誠、湯恩伯、關麟徵的中央軍進行阻擊。中共中央在紅軍獲取物資後，隨即撤回東征部隊返回陝北，歷時75天的東徵結束[6]，胡耀邦也隨部隊撤回陝西[3]:67。儘管如此，他負責的石樓縣一地，短期就招募新兵一千餘人，成績最為顯著[3]:68。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3月，胡耀邦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擔任第一大隊黨總支書記[3]:74，後留下編入高級研究班[3]:78。同年秋，留任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7][3]:79，主辦校刊《思想戰線》[3]:80。1938年24月，抗大舉辦第四期，胡耀邦兼任第四期一隊政委，與隊長蘇振華搭檔[3]:81。1939年3月，中央調胡耀邦返回延安，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3]:86，當時部長方強在華北工作，胡耀邦因此代行部長職位、不久直授[3]:88，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譚政領導，着手負責整個共產黨部隊領導幹部的考察、任免和調動[3]:87。1940年，胡耀邦兼任軍委直屬機關政治部主任，並配合柯棣華籌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3]:88。
1941年11月，胡耀邦同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畢業生李昭結婚。李昭出生於湖南寧鄉，後隨母到安徽宿縣定居。抗日戰爭期間，投身新四軍戰地服務團、豫東遊擊隊，1939年抵達延安。1942年，他們第一個兒子降生，取名飛飛（胡德平）[3]:90。1945年，胡耀邦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3]:94。
抗日戰爭結束後，胡耀邦向毛澤東請求到前方開闢工作[3]:98，毛澤東同意並委任他作為先遣支隊的負責人，提早奔赴東北。而此時胡耀邦和李昭的第二個兒子降生，因考慮奔赴東北長遠，只得割捨骨肉，由游擊隊員劉世昌撫養，合兩家之姓氏取名「劉湖」[4]:20[3]:98。然而部隊在跨入平泉時，國軍13軍已在美國海軍協助下搶占平泉縣城[3]:99。1946年，中共中央決定胡耀邦改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與司令員蕭克、政委程子華合作[3]:99。
然而數月的長途奔襲和緊張工作，胡耀邦忽然高燒腹瀉，當時葉劍英擔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參加軍事調停處執行部工作，遂送胡耀邦在北平協和醫院診治，並判斷為阿米巴肝炎。在葉劍英、羅瑞卿的照顧下，他很快康復[3]:99，之後調往張家口繼續治療，在醫師稗田憲太郎的診斷和護理下，他很快得到康復[3]:100。同年7月，他改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政委，與司令員陳正湘搭檔，這也是胡耀邦首次以指揮員身份率部參加戰鬥[3]:102。
當時晉察冀野戰軍剛結束晉北戰役，共軍順利占領山陰、岱嶽等地[8]:85，部隊逐漸圍攻大同[8]:94。但在大同指日可下之時，傅作義派遣三萬部隊從歸綏遷往大同，並由集寧開進大同[3]:103。由於聶榮臻判斷失誤，導致傅作義部國軍輕易沖開了解放軍在卓資山的阻擊陣地[9]。儘管胡耀邦、陳正湘率領第四縱隊圍堵集寧，與傅作義部國軍101師發生陣地戰，最終不敵放棄集寧[8]:103；晉察冀部隊只能隨之撤圍大同[3]:104。隨後第四縱隊在抵禦張家口西線時，再次被善於用兵的傅作義攻破，共軍被迫放棄張家口[3]:104。
在大同集寧戰役、張家口戰役連續受挫後，1946年10月，晉察冀中央局召開會議，調整部隊戰鬥序列[8]:122；胡耀邦和陳正湘仍然擔任第四縱隊政委和司令[3]:105[8]:125。1947年，隨後晉察冀野戰軍接連在易淶戰役、滿城戰役、保南戰役中接連獲勝，四縱趁機占領石家莊外圍的欒城縣，之後配合二縱、三縱，將山西陽泉以西的國軍壓縮包圍[8]:166。正太戰役成功割斷太原與石家莊的國軍聯繫，並促使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共軍解放軍相連[3]:106-107。戰役結束後，晉察冀部隊再次整編，胡耀邦調任第三縱隊政委，與司令員鄭維山、副司令文年生、政治部主任陸平搭檔[8]:174[3]:107。
當時晉察冀野戰軍士氣正盛，決定繼續利用圍城打援戰術，意圖以運動戰方式，消耗北平、太原、石家莊等地的國軍防禦力量。因此三縱北上發動大清河北戰役，而二縱、四縱則等候國軍16軍、94軍西援時伏擊。9月2日，胡耀邦、鄭維山率部奔襲保定，但國軍堅持據守各個陣地，共軍損失較多，卻始終無法得到預期目的[3]:108。然而此時形勢有變，國軍調華北部隊前往東北圍堵東北野戰軍，晉察冀軍區決定再戰保定以北一線，並對徐水發動攻擊，國軍李文親自率軍救援，雙方又形成陣地戰，四縱、三縱被迫撤出[3]:111；當時野戰軍司令部要求三縱西進再攻淶水縣，胡耀邦復電堅持等待時機，並最終得到同意[3]:112。
戰機很快降臨。鎮守石家莊的國軍第3軍軍長羅歷戎率軍北上，意圖與孫連仲部南北夾擊，圍困二縱、三縱。通過激烈戰役，野戰軍成功在清風店圍困羅歷戎部，並最終俘獲國軍一萬一千餘人[8]:224[3]:114。戰役中胡耀邦率領三縱第七旅成功在保定-安順橋一線上，成功封堵試圖南援的孫連仲部[3]:115[8]:227。清風店戰役後，石家莊已然是一座孤城[8]:230。10月25日，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親自抵達安國，指揮石家莊戰役[10][8]:232。鄭維山、胡耀邦率三縱從西南，四縱從東北負責主攻[3]:116。11月6日，解放軍開始進攻石家莊，三縱在8日突破至外市溝，並使用坑道炸藥進攻[3]:117，因戰役激烈，胡耀邦曾一度到前線突破口指揮[3]:118。12日，戰役結束，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解放區完全聯為一片[3]:119，並首創解放軍攻克大城市模範戰例[11]。
石家莊戰役後，國共雙方的重點再次定位到保定以北，胡、鄭兩人再次率領三縱於12月奔襲北上，攻打淶水[3]:120。1948年1月，三縱在攻擊淶水縣城時，偵查得知國軍35軍主力駐紮莊疃[3]:121，隨後胡、鄭當機立斷，調令全縱隊改變主攻方向，轉為圍攻莊疃[8]:257。其他野戰軍部隊迅速參與圍堵，1月13日，國軍32師全軍覆沒、35軍軍長魯英麟舉槍自盡，淶水戰役結束[3]:122。
1948年5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抵達河北平山西柏坡[12]。5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組建華北局，原晉察冀軍區與晉冀魯豫軍區合併，改為華北軍區[8]:301；中共中央決定將華北軍區主力組建三個兵團，直屬中央軍委。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改為第一兵團（後改十八兵團），由徐向前兼任司令員和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員和副政委，陳漫遠任參謀長[8]:302，調升胡耀邦任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4]:29，下轄八縱、十三縱和十五縱[3]:127。同年9月，他參加西柏坡會議，隨後到太原前線傳達精神[3]:129。
太原戰役在結束外圍東山爭奪戰後，中共中央一度考慮暫時圍困太原，而運籌平津戰役[3]:135；11月，兵團組成對敵鬥爭委員會，由王世英、胡耀邦負責，旨在進行政治攻勢、瓦解太原守軍[3]:136；胡耀邦制定了一系列政治攻勢逐漸酵化、產生效果：他派遣趙承綬、楊誠勸降晉軍第八總隊司令趙瑞，陸續瓦解晉軍一萬餘人投誠解放軍[3]:140。在策動國軍新編30軍軍長黃樵松的行動中，胡耀邦曾自告奮勇、要求入城協助部隊投誠[4]:32-33，但被徐向前留住，最終改派黃樵松同鄉晉夫遷往[3]:143。此事卻由黃部下戴炳南密報閻錫山，致使行動流產，黃、晉等人被國民政府槍決[13]:786[14]:359-360[3]:145。事後，徐向前力勸中共中央改為主攻[13]:785[14]:306，胡耀邦則將在戰前工作，擔任太原前線政治部主任[15]，準備進入太原城後的城市政策和部隊紀律[3]:146-147。1949年4月22日，解放軍攻占太原，胡耀邦擔任太原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着手治理太原城市治安，迅速組建山西和太原政府機構、恢復學校和工廠等[3]:150。
同年5月，十八兵團、十九兵團改隸屬第一野戰軍序列，由彭德懷指揮進攻西北。胡耀邦隨部西進，並率先同解放軍第61軍抵達咸陽前線，與馬家軍馬繼援部交戰並獲勝[3]:164。此後他隨部參加扶郿戰役、寶雞戰役[3]:165。西北戰事逐漸結束後，十八軍團改歸賀龍指揮，向西南挺進[3]:166。當時中共中央決定1949年9月，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7月29日，胡耀邦同賀龍前往北平參加會議，並出席10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3]:167。
當時第二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已經通過渡江戰役進入華東、華中，並對西南局勢進行大迂迴攻勢[3]:169，並順利結束川黔戰役。11月，胡耀邦隨第一野戰軍衝向國軍大巴山防線，以破竹之力連續攻城，將胡宗南兵團圍困至成都附近[16]。成都戰役中，胡耀邦親自安排國軍第七兵團裴昌會投誠[3]:171。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川北工作委員會，由胡耀邦擔任書記，至此他多年的戎馬生涯也隨之結束[3]:172。
1949年12月29日，隨着三台戰役結束，川北地區由解放軍管轄。然而經過戰火滄桑，廣大川北地區社會經濟近於崩潰，百廢待興。胡耀邦率部進駐南充後，開始着手一系列緊迫問題（即《川北區施政方針》）[3]:179[4]:45-49，包括土匪暴亂圍攻營山、鹽亭、中壩等縣城和集鎮；伏擊搶劫軍車、商車等事件[17]:27。隨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1軍兼川北軍區[18]，同年2月，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仍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軍區政委、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開始治理川北匪情[17]:28。他採取聯繫群眾、組織農會和自衛隊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動和指揮，並在同年8月底成功瓦解七萬三千餘的匪情勢力[3]:197；而隨之建立的農會和自衛隊則投入墾荒和生產[17]:29。
在宣傳中共政策穩定政局時，胡耀邦並大膽採用黨外民主人士，在川北行署29名委員中，民主人士有15名[5]:88[3]:185，他還廣交工商界人士[5]:92。1950年，川北行政公署職工宿舍大樓遭到縱火破壞，胡耀邦特意在新聞審閱最後加注「領導上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17]:62。胡耀邦的自我批判和坦蕩，也得到盧子鶴等民主人士的讚賞[17]:62；事件也很快通過調查得到解決[17]:63-64。此外他還創建、擴建川北大學（即現在四川師範大學）[3]:221。這些措施使得川北地區很快恢復社會秩序[3]:229，胡耀邦也很快受到中共中央的注意[17]:69。
1952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調胡耀邦入京，最初小道消息稱他擔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築工程部部長，然而他在抵京後，安子文則透露他的工作有變，原來毛澤東、劉少奇臨時決定（一說鄧小平的提議[17]:110），改任他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3]:231-232。胡耀邦在最初收到工作分配時情緒很低落，自嘆已為人父，不甘領導青年工作，一度產生牴觸情緒[5]:99。
當時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僅創建三年，從治理和運行方面，胡耀邦都只能採取探索方式[3]:240-242。這也鍛煉了他與青年、基層幹部以及民主人士溝通的能力。他在此期間得到青年一代的讚賞和推崇，提出的「宣傳教育工作是團的工作的靈魂」一說[4]:100-101，至今仍是共青團的工作準則[3]:250。1954年，他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9月，他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並發言[19]。
在1954年至1956年期間，他組織、支持各種青年突擊隊參與到生產和墾荒中，其中包括黑龍江北大荒[3]:242和江西湖畔荒灘。他對江西湖畔荒灘的開墾治理非常關注，並在1984年12月提名「共青城」[3]:245。而有豐富編輯經驗的胡耀邦，創建了《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以提高青年教育和思想[3]:273。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當選中央委員會委員[3]:283；1957年，第三屆團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易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時年42歲的胡耀邦當選首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胡耀邦的性格非常個性化，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然而1958年的大躍進導致的惡果，使得共青團工作被嚴重破壞，他對大躍進政策產生了懷疑和反感[3]:299。1959年廬山會議上，胡耀邦沒有隨眾批判彭德懷，除了一份簡短發言外，始終緘默不語，引起毛澤東的不滿[4]:284[3]:305。
1962年，七千人會議後，中共中央倡導調查研究之風，胡耀邦請求下放，並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書記[3]:317。在上任之前，他還代表中國阿爾巴尼亞友好代表團赴阿訪問，10月18日回國。同年11月16日，他抵達湘潭，而原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任第二書記[3]:319。兩人在湘潭相識，併合作共事一年多，彼此互相尊重、互有好感[3]:319。在上任開始，兩人即率領幹部考察湘潭各縣，鼓舞基層幹部並引導發展[3]:323-324，並在考察後，確定「鼓足幹勁，集中力量，以糧為綱，全面安排。」，着重就各縣情況因地適宜，促進生產，達到或接近1957年水平[3]:326。而當群眾提出「單幹」（即包產到戶）問題時，基層幹部感到壓力很大，進退失據，胡耀邦則以顧及實際情況，默許包產到戶的實施[3]:328。胡、華兩人還推廣毛田縣的林業改造（即「毛田經驗」）、並懲治腐敗[3]:330-339。
1963年，團中央同胡耀邦聯繫，決定次年召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再次調回北京[3]:335。1964年7月2日，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再次連任團中央第一書記，這也是他主持召開的最後一次團代會[3]:357。保留團職的情況下，他卻接到新的任命，派他去主持陝西省工作[3]:357。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併兼陝西省委代理第一書記[3]:358。胡耀邦上任後，仍然沿襲此前習慣，與各基層幹部溝通並實地調查[3]:359，他很快發現，因為大躍進等問題，陝西的經濟非常落後；1962年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使用，促使渭河下游兩岸農田受淹沒和浸沒，加劇了糧食短缺問題，陝西糧食總產量在1963年居全國各省最低，此外幾乎沒有工業，文盲率約43%，克山病等地方疾病仍然普遍[3]:360。而由於劉志丹案等影響，幹部群眾關係緊張，人人自危[3]:361。
胡耀邦儘管憂心忡忡，但仍堅持首先將農業生產提升，作為第一要務[3]:361；此外減少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導致的對基層幹部的傷害[3]:362。1964年底，他出中央工作會議和此後的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並藉此機會向周恩來、李先念陳述陝西困難，並爭取中央支持：減少陝西徵糧量從17億斤降低為14億斤、並獲得增撥3萬噸化肥、籌建陝西化肥廠[3]:364-365。身在北京的胡耀邦，此時卻目睹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對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矛盾激化，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形成一份《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以指揮各地的政治活動[3]:367。
胡耀邦在返回陝西後，相對柔性地推廣《二十三條》[4]:255-262，使得春節時期的陝西民眾倍感輕鬆[3]:368-374。春節過後，胡耀邦動身考察陝南安康地區，在發現當地因為鬥爭處分的極端事件後[3]:376，他自感《二十三條》應當落實到基層，並提出了解放幹部的「四條政策」：
| “ | 凡屬從社教以來被處分過重的幹部，一律實事求是地減輕下來。最好選擇幾個典型，經過大家討論，重新作出決定，並在大會上宣布。 凡屬停職和撤銷工作尚未處理的幹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崗位上去，待問題完全查清或經過一個時期的考驗再作結論。 凡屬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錯誤但已經交代過的幹部（包括脫產和不脫產的幹部），不再在這次會議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產，就一律既往不咎。 凡屬這次縣的多級幹部會議後繼續幹壞事的，不管職務高低，一律從嚴處理。[3]:381-382 |
” |
然而不過三天，2月17日，胡耀邦來到漢中地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來電批評胡耀邦此論，並聲稱可能引起翻案風。儘管基層幹部對此表達支持，但中共中央西北局仍然認為此論片面[3]:382，他被迫做出檢討，並被迫連續多日受着批判[3]:384。3月17日，極度虛弱的他因病住院，醫生檢查屬於突發大腦蜘蛛網膜炎[3]:384，住院期間他還是承認了所有批評[3]:385，當時的陝西改革也陷入困境。葉劍英元帥在得知此事後，偕同張宗遜、張愛萍兩位上將一起搭乘軍用飛機前來西安[3]:386，以參加軍事會議名義[4]:265，最終帶走胡耀邦返回北京，胡耀邦再次回到中央[3]:387。
1965年6月，返回北京養病的胡耀邦，被鄧小平留在北京[3]:389。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當時北京的大中學生紛紛響應，並開始攻擊為首的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市委。毛澤東藉此下令推廣，並使局面迅速攪動。當時劉少奇、鄧小平認為混亂局面必須制止，並在1966年6月3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派駐工作組到北京市各大中學，並由團中央負責北京市中學的工作組，至此團中央也捲入這場鬥爭中[3]:392。不久中央文革小組迅速牴觸工作組，並成功說服毛澤東撤銷工作組[3]:393。很快，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慫恿下，紅衛兵開始踞守並攻擊團中央[3]:394。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嚴厲批評共青團中央，稱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等在團中央工作的「三胡」：「不是糊糊塗塗犯錯誤，而是明明白白犯錯誤」[3]:396。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做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次日，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人體育場舉行萬人群眾大會[4]:270，批評團中央：「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違背了毛澤東的指示；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而是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口頭上堅持群眾路線，實際上猖狂攻擊群眾路線；因對挑動學生斗學生，壓制學生運動的『中學工作組』所犯的錯誤負責。」隨後，中共中央改組團中央書記處[3]:397。
隨後，瘋狂的紅衛兵跑到富強胡同，將胡耀邦、胡克實從家中揪到團中央批鬥，從此團中央和直屬單位的工作完全癱瘓[3]:398。之後幾乎每天，團中央的幹部都被批鬥、受刑，尚在病中的胡耀邦只得忍受全身被抽打紅腫、鮮血直流的痛苦[3]:401。很快，運動波及到他的全家，時任北京市紡織局局長的妻子李昭；北京大學學生、長子胡德平被隔離關押[4]:272，三子胡德華和女兒滿妹承擔起家裡重擔[3]:402[4]:272。1967年，胡耀邦母親劉明倫去世，悲痛之中的胡耀邦只能被紅衛兵押解下去醫院送遺體，而火葬之事只能讓劉湖、胡德華兩人處理[3]:403。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加劇，毛澤東此時不得不派遣軍隊派駐學校和機關。胡耀邦等幹部被關押在團中央南院平房中，由於經常幹重活，他患上嚴重的痤瘡[3]:405。之後他和共青團中央幹部被送到河南信陽地區潢川縣黃湖農場[3]:410。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澤東為二月逆流案平反，並決定由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周恩來趁此將胡耀邦調回北京檢查身體養病[3]:418。
1973年，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並協助病重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3]:423。1975年4月，在葉劍英、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決定派胡耀邦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3]:425；隨後他開展一系列活動，將中科院行政業務和黨的工作分開，專門建立行政辦公會議，分工專人抓業務[4]:278-282。然而隨着四人幫和鄧小平的矛盾日益激化，胡耀邦在中科院的工作日趨複雜，11月，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被迫再次下野，胡耀邦也因此離開中科院，再次過起了家居生活[3]:445-447。
1976年10月12日，在懷仁堂事變後的第6天，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到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的家中看望，並求教此後治國建議。胡耀邦總結：「現在我們的事業面臨着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我看有三條：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20][21]。這三條中興建議，即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後人也稱讚胡耀邦之言為「隆中三策」。葉劍英聽後非常讚賞，深以為是，竭力向華國鋒等人推薦胡耀邦出來工作。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迅速獲得重用，於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歷經磨難的胡耀邦意識到，如果不為文革中殘存的幹部解放出來恢復工作，文革後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和政治殘局將無法挽救。因此上任後的胡耀邦以中央黨校為平台，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率先帶頭為平反幹部的冤假錯案作了輿論準備。此文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觀點相左，但文章仍然成功發表。不久，12月15日，胡耀邦接替拒絕平反冤假錯案的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立即開始了全國的平反冤案和幹部安置，主持全國的撥亂反正工作[22]。
因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所有重大冤案，均與毛澤東的指示直接相關；胡耀邦堅持的理念，也逐步與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產生了正面衝突。1978年，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錯誤，我們應當糾正我們黨和他老人家的錯誤；這些觀點形成了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經胡耀邦審定的由南京大學胡福明教授撰寫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當天，新華社將這篇文章作為「國內新聞」頭條，轉發全國。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以及不少省級黨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國多數省級黨報都轉載了此文。這篇文章闡明，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是檢驗黨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由此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支持實施經濟建設的一派最終逐步獲勝[23]:123-124。
與此同時，儘管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進展。之後，他指示中組部將調查繼續推前[24]:409，將之前的幾起大案、要案平反。隨後他繼續調查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案件，將當年被定為「托派」和被肅反的蒙冤人們平反，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李立三和張聞天等。胡耀邦領導的平反冤假錯案活動，也是對中國共產黨歷年錯誤的政治運動的重新平反[25]。經過平反活動，他在群眾中的威信與日俱增，民間俗語有「受了苦，找中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5]:253。
1977年，是胡耀邦在中國政壇的分水嶺，他在僅僅的三年中，即完成了從團中央領導人向黨中央領導人的角色轉變。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26]:245-248、並出任恢復組建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同時還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晉身最高領導層。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總書記（設有「黨主席」），成為黨內排名第六的領導人[27]；1981年6月，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成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做出黨章修改，不再設黨主席、副主席職務，以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為領導集體的最高負責人。胡耀邦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但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是排名第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26]:368[23]:20。
然而胡耀邦對改革過於樂觀，並導致一系列與中共其他領導的矛盾。他推動過快的經濟改革引發了黨內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為首的保守派反對；而由於他過多干涉國務院工作，就連支持改革一派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也頗為不滿[23]:345。同時，胡耀邦一系列打擊太子黨腐敗活動，引起很多中共元老的厭惡[23]:317。特別是保守派陳雲指責胡耀邦的率性言行，並未能顧及具體情況。最為重要的是，鄧小平認為胡耀邦過於自由的政治態度，超過了鄧小平能夠接受的極限。1986年10月，胡耀邦仍然着手於推進「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並稱將在中共十三大實現[23]:135。儘管他對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但另一派卻加劇醞釀罷黜的事情，而對此胡耀邦卻毫無察覺。同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八六學潮（又稱丙寅學運）[26]:555，合肥、武漢、上海、北京、昆明、廣州、天津等17個大中城市，爆發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28]。
八六學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們將學潮的爆發，歸咎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胡耀邦的縱容。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雜誌的陸鏗在中南海訪問胡耀邦，將採訪內容整理成《胡耀邦訪問記》發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也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團視為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證之一[23]:334。高層認為胡耀邦縱容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要求其辭職；並指胡耀邦應該對1986年學生運動的失控負責[23]:593。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書記處關於處理學潮的意見。鄧小平不同意開會，並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點談話。鄧認為學生運動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並責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胡耀邦回答說：「我保留我的意見。」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29]
1987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被認為是為群眾做思想準備[26]:552。當夜，在鄧小平家裡，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窮等中共元老，商議胡耀邦的去留問題。1月4日，鄧小平在家召開會議，參加者有陳雲、 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趙紫陽，鄧小平在會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之後，鄧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無人表示不同的意見[30]。1月6日，中共中央發布以鄧小平關於處理學生示威指示要點的一號文件[26]:552。同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參加「黨內生活會」。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級幹部參加的「黨內生活會」上，連續幾天指責胡耀邦的「問題」。鄧小平與陳雲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國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沒有參加[26]:553。
胡耀邦在會上首先作了檢討，承認自己有「錯誤」，但試圖做出一些辯解[31]:1303-1304。之後胡耀邦遭眾人輪流批判，其中薄一波認為胡到基層視察的次數太多、地區太廣，指責他是在「游山逛景，嘩眾取寵」；楊尚昆和王震指責他站錯路線（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宋任窮則對胡耀邦對鄧小平的態度進行批判[32]。此外，鄧力群通過五個小時的發言痛斥胡耀邦的作為，稱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和反精神污染關注不夠、沒有做到團結全黨、主要使用跟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沒有遵循老領導的意見等[33]。趙紫陽發言批評胡耀邦「不守紀律」[4]:1185。而被胡耀邦視為朋友的王鶴壽也落井下石將私人講話公開[34]。在「黨內生活會」上，只有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支持胡耀邦，斥責元老們動用文革式手段逼總書記下台是不正常的，是違反黨的原則的[32]。習仲勳當時曾指着薄一波怒斥[35][36]。最終，在連續七天的批鬥之下，政治局於1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請辭，並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但胡耀邦依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後[37]。1月19日，中共中央三號文件列舉了胡耀邦解除職務的原因：「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在經濟工作中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序；在外事活動中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就講話」[31]:1313-1314。
198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當初賣勁倒胡的鄧力群和胡喬木，則在十三大選舉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選中央委員[38]。儘管胡耀邦被閒坐，他仍然獲得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及學生的歡迎[39][40]。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大面積心肌梗塞[17]:7[5]:019-020；於早上7時53分逝世，享年74歲[17]:7。胡耀邦去世後，大批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聚集、悼念，最終演變成六四事件。
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官方舉行了各種級別的悼念活動，包括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有鄧小平參加的高規格追悼會，由於胡耀邦曾經出任黨內最高職務，追悼會規格比原曾經擔任國家元首的葉劍英逝世時高出半格。由於胡耀邦的去世是造成六四運動的導火索，在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中國政府逐年降低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的規格，各類紀念胡耀邦的文章也減少。一些海外著作，如楊中美的《胡耀邦——一位激進改革者的傳奇生涯》、和氣弘《胡耀邦》、柴紅霞等人編寫的《胡耀邦謀略》、劉新章《胡耀邦》、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胡耀邦》、唐朝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胡耀邦逸聞錄》、姚鐵軍編著的《胡耀邦生活紀事》等，從不同側面對胡耀邦生平做出研究，但個別作品因史料所限，主觀臆斷多於客觀敘述。直到2005年，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提議下才舉行高規格的紀念活動，各類紀念文章及書籍逐漸湧現，其中包括滿妹《思念依舊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修訂版)》、沈寶祥《胡耀邦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韓洪洪《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1975—1982)》、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編寫《胡耀邦：1915—1989》等作品，在史料與論述上逐漸豐富[41]。然而事關胡耀邦在下野前後的政治事情及生平，因牽扯大量人情世故，仍舊是當今中國大陸的政治忌諱[42]。
對胡耀邦的民間悼念始終至今。1989年4月15日，詞作家鄒友開在返京列車上聽到他死去的訊息，悲愴之下創作詩歌《好大一棵樹》，後被譜成歌曲，一時廣為流傳[43]。
| “ | 頭頂一個天，腳踏一方土，風雨中你昂起頭，冰雪壓不服。好大一棵樹，任你狂風呼，綠葉中留下多少故事，有樂也有苦。 | ” |
| ——鄒友開《好大一棵樹》 | ||
2013年1月6日，浙江省台州市的大陳島放置了一尊胡耀邦銅像，紀念他在1956年號召和領導的墾荒活動[44]。2013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刊文悼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等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上台後首次出現[45][46][47]。
2014年4月11日，已經退休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胡耀邦逝世25周年（4月15日）前夕到胡耀邦故居參觀，引起海內外關注。[48]
201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集「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習近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座談會[49]。同時，為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胡耀邦文選》[50]。
2018年11月18日，在胡耀邦家鄉湖南瀏陽一尊雕像落成，台灣中央社報道「僅有胡的兒子胡德平及湖南省委副書記烏蘭出席揭幕儀式，並無中央官員出席」。雕像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興建，前中央美術學院黨委書記盛楊設計，以胡耀邦中青年時期的照片為原型。[51][52]
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行動，一開始是在極其困難的局面下展開的。首要的阻力來自於各級的組織部門。因為地方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各地幹部及家屬紛紛上訪。1978年9月，胡耀邦因此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他在會上要求實事求是地落實政策，「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53]——這被稱為「砍旗」[22]。他要求對於反右鬥爭中錯劃右派和「二十年表現好」的，可以直接恢復黨籍，不用「甄別平反」這個名詞。[54]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頒布《貫徹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以「55號文件」貫徹全國。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11月他們起草的《關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件的調查報告》報送中央，最終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兩天公布：曾被毛澤東、四人幫定為「死案」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平反並迅速引起了轟動效應。此後，包括彭德懷反黨集團、「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內人黨事件等也被陸續平反[24]:136。1980年，他領導的中組部隨後平反陶鑄、陸定一、劉少奇的冤案[24]:131；同年8月，曾昭倫、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錢偉長、吳景超六教授案被平反。胡耀邦隨後指示中組部將調查繼續推前，最終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東北叛徒集團案」、「新疆叛徒集團案」乃至三四十年代的數起冤假錯案最終均被平反。
胡耀邦平反黨內外各類「冤假錯案」的歷史功績，在組織上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並最終為改革開放理論的出現做了思想上的預備工作。[55]
在學術觀點上，胡耀邦主張理論要聯繫實際，接觸世界上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認真解決好具體的政治、經濟生活上的重大問題。對於研究的問題，「只要沒有登報，沒有在黨校以外隨便議論，就不算犯錯誤。屬於研究、探討嘛。在教研室里，沒有定論的東西，誰也沒有權力打人家的棍子。」[56]
針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是要在政治上砍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的批判，胡耀邦評價道：「把學術爭論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這個風氣再不改怎麼得了呀！」[57]
1984年胡耀邦接受意大利共產黨《團結》日報採訪，說：「十月革命已經過去了60多年，為什麼社會主義的發展還沒有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到底是什麼出了問題？」[58]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歷經磨難，自感中共中央的幹部政策必須得到保護和控制。1977年3月，在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後，他一邊開始準備平反冤假錯案，將幹部從批鬥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準備培養新的年輕幹部。[59]對於培養幹部的方針，他強調思想上要學習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學習研究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不能說大話空話、對馬列主義的詞句各取所需。[60]1980年，中共中央黨校舉辦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大量中層幹部逐漸嶄露頭角，其中包括田紀雲、尉健行、胡錦濤、楊晶、沈躍躍、周強、趙洪祝、司馬義·鐵力瓦爾地、孫春蘭、肖捷、李書磊等。
在1985年後，中共中央逐漸主張「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取而代之則以年齡上限作為確定幹部職務任期的標準，從而根本上隔絕毛澤東時期的所造成的政治問題。然而，胡耀邦過於激進的改革和反腐措施，最終使得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權限凌駕於總書記和政治局之上。鄧小平時期所造成的「中共八大元老」的老人政治模式，直接影響到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的境遇，並持續釀成六四事件，在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等元老也對新任總書記江澤民擁有很大的影響力直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六四事件後，鄧小平等元老被迫逐步離開領導職位，胡耀邦確立的「廢除幹部終身制」最終重啟，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任總書記執政時期沿用，但最終在習近平主政後廢除。[61]
胡耀邦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放寬了民族自治權，大力提拔少數民族幹部，並制定了相當多的法規和條例，發展少數民族文化和教育，保護民族自治權和少數民族的特殊利益。胡耀邦制定的一系列優待少數民族政策維護了中國共產黨自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開始和少數民族結成的政治統一戰線，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62]。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許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63]：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指出，胡耀邦的報告引起極大的波動，這是解放軍入藏29年以來，西藏幹部和老百姓沒有聽到過的聲音。他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到黨內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當時西藏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復原樣。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批左[64]。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震驚於西藏的貧困，並承認之前的極左路線給藏民帶來了許多苦難，這些舉動令西藏人民對胡耀邦深切懷念。在1981年7月接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65]，期間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66]。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萬里在西藏考察時，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67]，其中一條是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幹部佔到西藏地區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漢族幹部離開西藏是光榮的[68]。並建議把80%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離。這些建議引起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共鳴。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條，提出從新疆調回漢族幹部的決定[69]。但最後由於新疆民族主義高漲以及王震的反對，決議沒有通過。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國確定了蒙古語標準音，圖蘭語標準音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拉丁圖蘭文及蒙古語音標。中央1984年5號文件關於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即「兩少一寬」）。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正式確立了以少數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間，還出臺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規定》、《關於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企業給予低息貸款的通知》，每年遞增10％民族自治區定額補助的《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制的暫行規定》等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導下，全國新增了很多自治縣[70]。
但也因為這些政策，不僅造致黨內部分左派如鄧力群、王震和陳永貴的攻擊，部分漢民族主義者也常不滿胡耀邦，認為其給予了少數民族過多特權，胡耀邦時期制定的兩少一寬政策也時常遭到詬病[71][72]。
胡耀邦上台以前，以陳慕華為首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已經於1979年起推行「一胎化」政策。1980年9月25日，以胡耀邦為總書記（華國鋒仍為主席）的黨中央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指出「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有學者認為，這一措辭反映了黨中央對一胎政策有所保留。1981年9月，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農村實行更為寬鬆的兩孩或一孩半政策；國家計生委選擇了一孩半政策，但又反對中央將政策寫明，導致政策遲遲沒有實施。[73]
1982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記要》中胡耀邦強調控制人口。同年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把計劃生育提到了基本國策的高度[74]。
1984年，研究人員馬贏通、張曉彤向國務院上報《關於人口控制與人口政策中的若干問題》，建議農村實行兩孩政策。胡耀邦批示「這是一份認真動了腦筋、很有見地的報告。」胡耀邦的批示一直沒有得到落實，兩孩政策在此後30年都沒有實現，直到習近平執政期間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決定實施全面二胎。[75]
團派力量在胡耀邦去世後仍然存在，並在胡錦濤於1992年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重新凝聚和強化[76]。1993年4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錦濤到江西共青城視察，不避忌諱地稱「胡耀邦總書記」，使得輿論頗為關注。在2002年胡錦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紀念胡耀邦的活動也日益增多。2005年春節，胡錦濤親自到胡耀邦家拜年[77]。2014年4月11日，已卸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在湖南省委書記等官員的陪同下，參觀了湖南瀏陽中和鎮的胡耀邦故居，並向胡耀邦銅像鞠躬致敬。該事件由香港《信報》獨家披露[78]，但並未在中國大陸公開報道[79]；而胡德華在接受台灣媒體的採訪時表示，卸任後的胡錦濤只是一個平民，他訪問耀邦故居只是個人行為，不代表中國政府官方立場[80]。
團派在形成中有比較鮮明的特色，團派繼續沿用胡耀邦時期的做事務實的態度。在胡錦濤主政時期，團派與太子黨、上海幫等勢力斡旋，並逐漸占領先機。2012年的薄熙來事件反映出胡錦濤為首的團派有意支持習近平。而在1987年胡耀邦下野時，習近平之父習仲勛、薄熙來之父薄一波扮演的截然不同角色和立場[81]，被部分媒體詮釋為團派在十餘年後的反擊。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第五代政治體制的「習近平核心體制」中，擔任總理的李克強早年就被胡耀邦舉薦、之後升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至今，團派力量仍然在中共中央占領核心力量，而習近平和王岐山主導的「反腐運動」等，也被視為團派向其他政治力量（「上海幫」、「秘書幫」、「石油幫」、「山西幫」）的對抗[82]。但在中共十九大後，團派的諸多重要成員皆被邊緣化，李源潮未到退休年齡便退休，劉奇葆未當選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僅剩李克強、汪洋、胡春華三人被認為是團派出身。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後，李克強和汪洋退休，時年59歲的胡春華僅當選新一屆中央委員，隨後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並失去實權。
胡耀邦在下野後，曾對家人自評道：「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好的名聲。」[83]
胡耀邦1989年逝世時，中共中央發布的訃告稱：
| “ | 胡耀邦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 ” |
中共官方對胡耀邦的評價非常謹慎，在中共領導中鄧小平曾說：「耀邦抓黨風黨紀是鐵面無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84]陳雲對胡耀邦的評價是：「不懂經濟，但是抓黨建工作是把好手，為人正派。然而有些時候，重大方針搖擺不定，不適合主持全面工作。」[85]自視為「胡耀邦反對派」的中共元老鄧力群評價道[86]，「胡耀邦從來不搞陰謀，胸懷坦蕩，對人不報惡意。與胡相比，趙紫陽則曾經參與過陰謀，也整過人。」1988年11月，鄧力群在長沙要求見胡耀邦，雖然在此前一年黨內生活會上，他羅列大量「罪狀」，系統地批判胡，但胡還是歡迎了他，並同他談了兩個多鐘頭。事後鄧力群感慨說：「我沒有想到他並不介意以前的摩擦。」並說他們的談話「感情是真誠的，氣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鄧力群認為胡在民族政策上闖了亂子，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認識不夠，造成西藏和新疆的局勢不穩。[87]
知識分子和學者則對胡耀邦有很豐富的評價，對胡耀邦主流為稱讚，很多學者認為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偉大民主主義者」[88]、「青年鬥士，民主領袖」、「浴血民主」[89]。李銳曾表示，胡耀邦是他遇到的可以坐下來真正平等交談的兩個高層領導人之一（另一個是黃克誠）。何方則將胡耀邦與陳獨秀、張聞天相提並論，稱讚三人能夠「堅持五四運動傳統、弘揚科學民主精神」、「能夠成為中國人民的先覺和前驅」，並分析三人在黨內的慘澹結局均為「中國封建傳統的強大」所造成[90]。
對於胡耀邦的批評主要集中於他的性格中的「極易衝動」，比如趙紫陽智囊羅小朋則稱：「胡耀邦總的價值取向是對頭的，但他有非常明顯的性格弱點和知識缺陷。這其實是當時中共高層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實……胡耀邦的弱點是不能耐心傾聽，喜歡自己占去大部對話時間。胡耀邦在地方視察中，極易衝動，許多心血來潮之舉，後果嚴重。胡耀邦的性格弱點，還表現在他與學者交往面過窄，結果受到一些脫離實際且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文人的不利影響。」[91]原英國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則在其作品《鄧小平傳》中認為胡耀邦工作勤奮、頭腦清晰，但個性不夠變通，容易衝動。他在黨內的聲望和分量都不夠，在與老人打交道時卻又不夠謹慎。1986年，胡耀邦在訪問莎士比亞故居時，引用的卻是雪萊的詩句，讓同行的中國官員大感尷尬[92]。
另外，胡耀邦任內的民族政策也被一些人批評。許多網絡評論認為，過去的許多「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胡耀邦時代被認為是「極左」政策而被遺棄[93]。陳永貴曾批評胡耀邦是「胡亂邦」[94]。
胡耀邦對第三代及以後的中共領導人有直接影響，並反射到很多年後對他的評價。2010年4月1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悼念胡耀邦，並表示銘記胡耀邦生前的教誨：「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第一手材料」[95]。2015年11月20日，習近平在紀念胡耀邦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講話，讚譽胡耀邦「夙夜在公、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堅守信仰、獻身理想」、「實事求是、勇於開拓」、「為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和開創建立了不朽功勳」[96]。
收入1952年5月至1986年10月這段時間內的重要著作77篇，包括文章、講話、報告、談話、批示、書信、題詞等。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級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勳章（1985年11月20日授予[97]））
胡耀邦慣用左手。
胡耀邦妻子李昭原名李淑秀，乳名阿鳳，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宿縣，2017年3月11日在北京去世。1941年11月，兩人在延安結婚，共有三子一女和五名孫輩：
胡耀邦的哥哥為胡耀福（1911-1992），為原長沙市人大代表，瀏陽縣政協委員，1949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被誣告曾為白軍追殺革命同志而入獄，曾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並被開除出黨。1980年平反，1985年恢復黨籍。在被平反後仍於鄉下務農，199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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