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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其他用法，請見「浙江 (消歧義)」。| 浙江省 浙 | |
|---|---|
| 省 | |
.svg) 浙江省的位置 | |
| 坐標：30°18′N 120°12′E | |
| 國家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語源 | 錢塘江的古稱 |
| 省會 | 杭州市 |
| 最大城市 | 杭州市（人口、經濟） 麗水市（面積） |
| 行政區劃 | 地級行政區11個、縣級行政區53個、鄉級行政區1364個 |
| 政府 | |
| • 省委書記 | 王浩 |
| • 人大常委會主任 | 空缺 |
| • 省長 | 劉捷（代理） |
| • 政協主席 | 廉毅敏 |
| 面積 | |
| • 總計 | 104,141平方公里 |
| 面積排名 | 第24名（土地面積） 占全國1.08% |
| 人口（2023） | |
| • 總計 | 常住人口6,627萬人 |
| • 排名 | 第8名 |
| • 占全國 | 4.7% |
| • 生育率（2010） | 1.02（第25名） |
| 族群[1] | |
| • 民族 | 漢族－97.7% 苗族－0.6% 土家族－0.4% 畲族－0.3% |
| • 方言 | 漢族：吳語(占90%以上)、徽語、閩南話、蠻講、蠻話、官話 畲族：畲話 |
| 時區 | 北京時間（UTC+8） |
| ISO 3166碼 | CN-ZJ |
| 車牌 | 浙 |
| 行政區劃代碼 | 33 |
| GDP（2023） | ¥82,553.00億元 $11681.83億美元（第4名） |
| • 人均 | ¥125043元 US17694美元（第5名） |
| • 占全國 | 6.548% |
| HDI（2022） | 0.814（ 極高 ）[2] 極高 · 第5名 |
| 網站 | 浙江省人民政府 |
| 省象徵 | |
| 花 | 蘭花 |
| 樹 | 樟樹[3] |
浙江省，簡稱「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東部的一個沿海省份，位於長江三角洲南翼，北鄰上海市、江蘇省、西依安徽省、江西省、南接福建省，陸域面積10.55萬平方公里[4]，占全國的1.1%，海域面積26萬平方公里，是中國陸地地區面積最小的省之一，也是中國島嶼數量最多的省份。2023年，全省常住人口6627萬人[5]，位居全國第八位，是全國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省政府駐地杭州市西湖區。
浙江歷史悠久，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6]。1949年以後，因為國防前線與歷史問題，浙江省經濟在國內排名連年衰退、國有投入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7]。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一直是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省份之一，因為民營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經濟總量由全國第14位進步到全國第4位[7]。截至2023年，浙江城鎮、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連續20年、36年位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8]，區域、城鄉發展均衡，是全國唯一一個所有設區的市居民收入全部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也是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最低的省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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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為錢塘江的古稱，錢塘江在《山海經》、《越絕書》、《史記》、《水經注》等多數古籍均作「浙江」，《莊子·外物篇》作「淛河」，《水經》作「漸江水」。陳橋驛等現代學者考證浙、淛、渐都是古越語的不同漢語音譯[10]，而清代《康熙字典》則稱「浙者，折也」，認為「浙江」得名於錢塘江水曲折逆流[11]；同時錢塘江又因為其幹流蜿蜒曲折如「之」字，故別稱「之江」[12]。春秋戰國時期，浙江屬於百越中於越的核心地帶，也就是春秋五霸[註 1]中越國本部所在[13]；直到三國時期，浙東仍是山越活動的中心[14][15]；因此也有文獻會稱浙江簡稱為「越」[16]，就如章炳麟的「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17]，同時「越」也是省內紹興市的簡稱[18]。
唐乾元元年（758年）分江南東道為浙江東道、浙江西道以及福建道，是為「浙江」二字第一次成為地方政府的名稱[19]:2，浙江二道合稱「兩浙」，轄境大致為今天蘇南、皖南、上海及浙江全境，與今天的吳語區相仿[15]。元代在原先的兩浙及福建設立江浙行省，治杭州路，奠定了浙江獨立建省的基礎[19]:8。元明之際，龍鳳十二年（1366年）朱元璋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簡稱浙江行省，後又改名為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民間俗稱浙江省。[19][20]。清代因襲了明代的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更加常用浙江省的名稱，民國延續清代行政區劃浙江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襲前代省份，浙江省建制及轄境大致沿襲至今[19]:2。
浙江省境內最大河流為錢塘江，海拔1930米的龍泉市黃茅尖為浙江省最高峰。錢江潮常被媒體用作比喻浙江人的拼搏精神[21]。2008年浙江省開展評選省花和省樹。其中蘭花和樟樹得票最高。2009年1月16日浙江省召開「關注森林」工作會議，正式確認樟樹為省樹、蘭花為省花，該次會議同時確定金錢松、銀杏、毛竹、榧樹為浙江省特色樹，梅花、荷花、桂花、山茶花為浙江省特色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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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浙江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活動。直至新石器時代，先後出現上山文化[註 2]、小黃山文化[註 3]、跨湖橋文化[25]、河姆渡文化[註 4]、馬家浜文化[27][註 5]及良渚文化。
其中河姆渡文化距今約7000年至6000年間，見證了古人由採集食物到學會耕作的過程，是迄今為止最豐富的一處史前稻作農業遺存[19]:10-11。而後來的良渚文化距今約5000年，其古城遺址及治水遺蹟為中國境內最早進入國家形態的地點，其玉器文化和成熟的禮制都對周邊地區、夏商周三代及後來的中華文明產生影響[19]:413-432，前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先生更是稱良渚為「中華第一城」[19]:11-12[29]:241[30]。進入青銅時代後，良渚文化為馬橋文化所取代[19]:441，其居民被稱為「越人」[31]。考古上屬於馬橋文化及其接近類型的文化遺址大量在太湖地區、錢塘江流域、寧紹平原被發現，是當時少受中原影響的獨立發展的文化[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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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載：越人是大禹後裔，禹巡至會稽而崩[33]，今天還有大禹陵在會稽山麓[34]；夏代少康封自己的庶子於今浙江境內的會稽山以奉陵祭，由此越國建立[35][36][37]。早在東漢就有張衡質疑這一傳說，據考古發掘的吳越地區文物，古書所載夏朝的許多創舉都和當時吳越地區的習俗頗有淵源，大禹則有可能是越人的後裔[38][39]:3。
以會稽為中心的越國在春秋時期興盛。此時，位於北邊的吳國也迅速發展，並且比越國強盛的更快，吳國在消滅了江北的邗國（今蘇中揚州）、淮夷等國後，與越國的衝突激增[40]。吳王闔閭時，以越國不協助吳國攻打楚國為由而入侵越國，結果闔閭中箭身亡。繼任吳王夫差同越王勾踐進行了20餘年的戰爭，最後越王勾踐於前473年消滅北面的強國吳國，重建了越國，進而吞併吳國，遷都到吳國[註 7]，後又遷都琅琊[註 8][43]。
由於對楚戰爭失敗，勾踐的子孫越王翳被迫把國都遷回到吳國滅亡時的首都——姑蘇[44][45][註 9]。越王無強時，越國發兵向北攻打齊國，向西攻打楚國，與中原各國爭勝，齊威王使說客成功說服其轉攻楚國，後無強戰敗自殺，越國由此敗亡，公元前306年，楚國占領越國國都姑蘇，在錢塘江以西設立江東郡，越國餘部分裂，各自割據錢塘江以東故地並向楚國臣服[39]:4[43]。同時今天的浙東地區仍然為東越人統治[註 10]。在越國和吳國長期的交往中，越和吳的文化逐漸由異趨同，到漢代已經融為一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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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滅楚以後，旋即進入越地，「降越君，置會稽郡」，越故地遂為秦會稽郡的一部分，郡治在吳、越兩國故都吳縣（今蘇州）[49]。
秦二世元年（前209），天下反秦。項羽在吳襲殺秦會稽郡太守，率領八千江東子弟起兵[50]。漢代秦後沿襲會稽郡。而今天的浙江南部由東甌國統治，後來東甌內附被遷至江淮，而與東甌爭鬥的閩越被漢朝最終消滅，今浙江全境都歸於中原王朝統治[51]。
東漢永建四年(129年)，將錢塘江以西劃為吳郡，以東為會稽郡，吳縣（今江蘇蘇州）成為新設的吳郡治所後，會稽郡治所遷回山陰縣（今紹興）[52]。東漢末年，吳郡富春縣（今杭州富陽）人孫堅及其子孫策、孫權逐步掌控包括吳郡、會稽郡在內的江東地區並建立孫吳政權。[53]。期間吳國向今天浙江西部和皖南等山地的山越部落進行征撫，並且大事屯田，以增強國力[14][54]。公元280年，吳降晉[55]。
永嘉五年（311年）永嘉之亂爆發，華北長期處於戰亂，再加上五胡亂華，大量難民湧入江東。建興五年（317年），司馬睿在吳國故都建康建立東晉，江南又相繼為宋、齊、梁、陳四朝所統治，此之謂六朝。六朝期間大量中原漢人貴族和士大夫南遷，其中吳興郡和會稽郡人口都增加一倍[56]:47。會稽、吳興（今湖州）與吳郡並列「三吳」，是六朝膏腴之地，以三吳為中心經濟、文化繁榮[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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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9年，陳朝為隋朝所滅，浙江地區再次為大一統王朝統治。南朝雖然已經滅亡，但南北分治已久，南方士族對北朝統治多有抵觸，隋文帝嚴酷鎮壓了南方叛亂，甚至有記載稱江南60萬戶人口中有30萬人死亡[58][59][60]。此後隋朝治江南多以懷柔[61]。為控制江南，隋代修築大運河直達浙江，創建杭州、嘉興等州縣城，浙江一帶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62][63][64]:165-168。
武德九年（626年）唐軍進入浙江地。從貞觀元年開始，太湖流域由於物產豐厚，戰爭時期糧食大批被徵調到北方。唐高宗年間，兩浙已經有一定比重的北方氏族移入，各地流民但有災禍即來江南，兩浙人口增長數倍，經濟也由運河、沿海向山地發展[65]，湖州成為「江表大郡」，浙東則「衣食半天下」，而運河末端的杭州在貞觀時更是成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66]，唐人有謂「東南名郡」[57]:62-69。兩浙至安史之亂時已為經濟重鎮，人口快速增長。由於江南茶業的發展，唐時增設了多個山地產茶縣[65]。
安史之亂時，朝廷為防範叛軍占領江南，先是在杭州設置江東防禦使，後來又設浙江西道和浙江東道，兩節度後來演變成為地方藩鎮[67]。北方人口為免受兵禍，紛紛流亡進入江南，李白更是陳言「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65][68]。江南地區經濟繁榮，在全國賦稅來源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乃至於「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62]，而浙西的金銀器也成為皇室貢品，而浙東的越窯瓷器更是成為南方的代表性瓷器，與邢窯白瓷並稱「南青北白」[69]，而浙東到揚州一帶船運業發達[68]。
唐末，王郢、黃巢作亂東南，浙西地方建立杭州八都自保[70]；後來錢鏐控制八都，並最終於乾寧二年（895年）兼併浙江二道，控制了兩浙地區，後被唐廷封為越王、吳王[71][72]，唐朝滅亡後梁太祖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72]，吳越國由此建國[註 11]。錢鏐晚年不參與藩鎮征戰，堅持「保境安民」的理念，「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閉關而修蠶織」，一心發展兩浙經濟[73]，還留下過「心存忠孝，愛兵恤民，勤儉為本，忠厚傳家」的家訓[74]。在吳越治下，浙江全境都免於兵燹之禍，城池大治，佛教迎來黃金時代[75]，海上貿易繁榮昌盛[76]，兩浙社會經濟都超越北方中原，成為安定富庶之地[56]:73[56]:87-93，明州（今寧波）、台州、溫州等地成為重要海港，杭州更是逐漸成為「東南形勝、三吳都會」[77][78]。但在強敵環伺的背景下，吳越的稅役也十分沉重[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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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二月，吳越末代國主錢弘俶遵循祖訓，主動歸附宋朝[80]:8-11。北宋在在原吳越國地設立兩浙道（後改為路），並一改吳越稅賦繁多的遺留，兩浙因此得以安定[80]:5。兩浙是北宋人口最多的路，同時也是宋代的財賦重地，「國家根本，仰給東南」[56]:111，因此受到宋廷的極度重視，當時就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來形容太湖兩岸平江（今江蘇蘇州）、湖州（今浙江湖州）的繁榮富裕[80]:6-7。
北宋滅亡後，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宋高宗在商丘（宋南京應天府）稱帝，南宋建立，紹興二年（1132年）正式以兩浙路杭州為「行在所」，改臨安府，自此兩浙成為南宋的政治中心。宋室南遷後，大量北方人口湧入兩浙地區，首府臨安更是難民遠遠多於土著，一度成為北方士人的活動中心[56]:134-135[81]。兩浙經濟繁榮，海外貿易尤為發達，杭州、明州（今寧波）、溫州都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同時文化昌盛，成為了全國的教育文化中心，催生了如浙東學派的新思潮[56]:142-155。這段時期的浙江，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與日俱增，並憑藉糧食、茶葉和絲綢等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賦稅重地[82]。
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帶領蒙古軍隊攻占臨安，結束了杭州作為首都的年代。元朝將原來的兩浙路與兩淮路合併，設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統兩淮（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地理民事非便，改省治為杭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割江北部分隸河南，以原兩浙路為主體成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簡稱江浙行省）。[83]元代的江浙仍是全國的稅賦重地，工商貿易都高度繁榮，江浙占糧食歲入三分之一，商稅也占三分之一，租調更是有十分之七強。元朝時訪華的馬可波羅對這裡的繁榮與美麗感到驚訝，並稱「行在」（即今浙江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天城」[註 12][85][86][87]。但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仍然存疑[88]。而與此同時，作為南宋遺民的兩浙人被視作四等人中最低等的「南人」，受到的極大剝削和迫害，因而多次爆發反元起義[5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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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率領軍隊擊敗方國珍在今浙江內的武裝，占領今浙江全部，設立浙江行中書省，後改為承宣布政使司，浙江省名也由此正式出現。朱元璋攻取金陵後設立江南行省（後改為直隸），後設立江南分省（後設立浙東行省[89]，又改為浙江行中書省[90]），將原宋朝浙西路的蘇州府、松江府、湖州府、嘉興府地劃予南直隸；後因直隸轄境調整[91]，洪武十四年（1381年），湖州府、嘉興府地復歸浙江，浙江省範圍於此後700年間未有太大改變。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設立11個府、1州、75縣。[92][93]
明朝時浙江是全國賦稅重地之一，嘉興、湖州發展為生絲的主要產地，手工工場發達，如安吉、南潯、瑞安、臨平等一批市鎮繁榮，對外貿易也極其活躍[56]:175-183。明代也是浙江文化的繁榮時期，學術發達，湧現出如劉伯溫、宋濂、方孝孺、王陽明這樣的大家[56]:187。但是朱元璋為清剿盤據浙江沿海的張士誠和方國珍以及後來的倭寇，遂對沿海實施封閉鎖國的海禁政策[94]。洪武十九年（1386年）舟山46島居民30000餘人被強遣入內地，次年全國唯一的海島縣舟山昌國縣廢除[95]。在明代私人海商和政府關係一直緊張，而浙江鋌而走險走私海上者不可勝數；寧波之亂後，海禁更加嚴格，於是以福建、浙江破產海商為主[96]的真假倭寇橫行浙閩沿海[56]:167-169[97]，直至戚繼光率軍平定[98]。
清初，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為浙江省，軍事上由閩浙總督節制[99]。由於浙江曾經頑強抵抗，清人採取了剃髮易服、軍事鎮壓、遷界禁海等手段來鞏固其在浙江的統治，極大打擊了浙江的經濟社會[56][100][101]；對兩浙文人則大興文字獄，明史案、呂留良案等慘案不可勝數[102]:173-174。明末清初，大量浙江籍遺民為反清復明、避難經商而東渡日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朱舜水[103]。康乾盛世時期，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至浙江，衍生官場腐敗；其後到鴉片戰爭之前，浙江內部已是吏治腐敗、貧富懸殊，而由人口過剩又引發土地不足、糧食緊張、生態惡化等問題[104]:4-6。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在浙江發動定海、鎮海、寧波、乍浦等戰役，戰後簽訂的中英江寧條約，寧波成為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05]。而太平天國戰爭導致浙江總體人口損失超過50%，浙西的杭州、湖州等地人口損失更是超過80%，大批江浙人士進入上海外國租界避難[106]。戰後，太湖北岸的蘇南及錢塘江以南的浙東居民大量移民浙西，兩浙人口進一步融合，促進了當地的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發展[107][108]。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浙江省參與東南互保，沒有直接被戰火波及[109]。清末在收回利權運動影響下，浙江當地商紳官三界也集資成立了浙江鐵路公司，並為籌資開辦浙江興業銀行，但最終清政府一系列國有化命令下連同各地鐵路被收歸國有，這也促成後來的保路運動以及辛亥革命[56]:297-298[110][111]。
辛亥革命爆發後，1911年11月浙江省也響應革命號召，自行宣布獨立[112]。1916年4月12日浙江省加入反袁護國運動，但由於局勢動盪，1917年1月，北洋政府任命楊善德帶兵來杭任浙江督軍，齊耀珊任浙江省長，此後浙江相繼為皖系軍閥和直系軍閥控制，直至1927年2月底，北伐軍占領浙江全境，7月27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成立。[56]民國前期，浙江雖多在軍閥把持，省內精英仍多次發起省憲自治運動，廢除督軍，推行裁軍，頒布中華民國第一部省憲[113][114]。北伐結束後，在浙江同鄉及江浙財閥的支持下，蔣中正最終取得全國政權，由於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浙江地處京畿，時稱「京滬杭」，所以在財政、人事、軍事上都受到重視[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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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時期的浙江省
亞新地學社1936年《袖珍中華全圖》的浙江省地圖
抗日戰爭期間，浙江是戰爭的主戰場之一，屬於第三戰區。北部的嘉興、吳興、長興等地是前期淞滬會戰的主要戰場之一，著名的筧橋空戰即發生於此；戰爭中後期浙江是國軍及盟軍空襲日本的重要基地[116]。1937年年底，杭州以北平原地區全面失守。為阻緩日軍行動，國民政府對浙江實行焦土政策，炸毀剛通車3個月的錢塘江大橋[117]，中日隔錢塘江對峙、互有勝負，日軍最終占領沿海平原地區及錢塘江谷地，但未能深入山區[118]，浙江省政府遷移至麗水雲和縣直至戰爭結束[119]。而浙江淪陷區先是被編入日軍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到1940年再被編入汪偽政權，日本實行以戰養戰的戰略大力掠奪本地資源，浙江經濟飽受衝擊[120]，直至1952年才恢復戰前水平[121]。1945年9月4日第3戰區參謀長張世希與駐杭州的日軍第133師團參謀長樋澤一治在富陽宋殿村（今屬杭州市富陽區銀湖街道）舉行洽降會談，浙江光復[122][123]。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共4個兵團10個軍分兵數路進入浙江作戰。5月，溫州、杭州、寧波等浙江大陸各城相繼易手[124]。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浙江省政府遷至舟山，繼續有效統治浙江沿海諸島。1950年5月，浙江省政府等駐舟山各機構及中華民國國軍共12.5萬人及當地民眾約2萬人撤退台灣，省政府因之撤銷。隨後解放軍陸續接管舟山群島各島[125][126]。國民政府棄守舟山後，仍保有浙江東南的大陳列島（台州列島）、一江山等島而由國民政府控制。1955年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陷一江山島[127]，國民政府見大勢已去，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將大陳島上的軍隊和居民全部撤退至台灣，隨後更撤離南麂列島[128]。至此浙江省全境已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129]。
1949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建國初期，因為抗日戰爭、通貨膨脹、國共內戰的打擊，浙江的社會經濟瀕於崩潰，底層民眾窮困潦倒。中國共產黨在接收國民黨資產後，進行了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逐步壟斷金融業；又將農村作為工作中心，積極清剿土匪，恢復秩序，頒布農業生產優惠政策，推動土地改革運動；但由於處於國防前線，浙江省在1953年到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沒有引進任何重點工業項目[130][131][132][133]。
1958「大躍進」起，浙江經濟受到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影響，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省內債務負擔增大，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134]:2-5。因為戰爭前線與歷史問題，浙江長期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區域發展陷入絕境。據統計，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間中央政府對浙江的投資總計77億元，人均僅有410元，只占到全國總量的1.5%，不到當時全國各省區平均水平的一半[7]，這也使得浙江是全國國有企業占比最低的地區[135]。在國有投入嚴重不足的背景下，自解放後浙江省GDP排名連年下跌，在1979浙江省經濟總量位居全國第14位，人均GDP則下跌到了全國第16位[7]，為明清以來罕見。
改革開放初期，浙江制定了「揚長避短」的經濟戰略，大力發展紡織業，推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浙江農村率先開始工業化。80年代開始，各類商品市場開始活躍，民營經濟開始趕超國營經濟並占據經濟半壁江山，湧現出一批經濟強勁的鄉鎮及村，義烏小商品市場[136]、海寧服裝皮革城以及紹興全球紡織市場中心等一批大型市場逐漸建立，浙南還出現了以家庭工業為特點的「溫州模式」[134][137]。90年代以來，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開始改制，私有制企業取代集體企業成為浙江省新的發展熱點。在寬鬆的政策背景下，浙江逐漸成為中國大陸民營經濟GDP占比最高的省份之一，形成了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導的「浙江模式」[138][139]。當前，浙江是中國大陸民營經濟最發達、縣域經濟最好、城鄉差距最小的省份[140][141]，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比近1/4[142]。
浙江亦是建國以來許多歷史事件的見證地。1954年，毛澤東在浙江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1956年，溫州永嘉縣率先試行「包產到戶」。1972年，尼克松訪華，在杭州西湖畔的劉莊（今西湖國賓館）草簽了中美上海公告。1979年，溫州市頒發了中國第一本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143]。1985年，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在嘉興海鹽縣動工建設。[131]2008年，寧波舟山港成為世界貨物吞吐量第一大港[144]。2014年，世界互聯網大會永久落戶嘉興烏鎮。2016年，G20峰會在浙江杭州召開。2023年，第十九屆亞洲運動會在浙江杭州舉行。
浙江省地形複雜，全省陸域面積中，山地占74.63%，水面占5.05%，平地占20.32%，故有「七山一水兩分田」之說，其中位於麗水龍泉市的洞宮山黃茅尖為浙江省最高峰，海拔1929米。由於喜馬拉雅運動，省內西南部分較東北抬升幅度大，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145]。省內山脈受地質構造影響，大多也呈西南—東北走向，分為彼此平行的三支：其一在西北，由與江西省交界處懷玉山脈，向東北延展至天目山、千里崗山；其二在中部，由與福建交界處的仙霞嶺向北至四明山、會稽山、天台山，最終入海為舟山群島；其三在東南，由與福建交界處的洞宮山向北至雁蕩山、括蒼山[146]。
省內以以江山——紹興一線的深斷裂帶為界，地質上分為浙西北地層區和浙東南地層區兩大地層區域，前者為江南地層區暨揚子陸塊東南緣，主要以古生代地層發育為特徵，地層自西南向東北向分布；後者為華南地層區暨華夏地塊東北緣，地層主要以高度發育的中生代火山岩及少量元古宙變質岩為主，火山岩區域面積占到全省面積70%以上[147][145]。已發現礦產113種，已查明資源儲量69種， 葉蠟石、明礬石探明的資源儲量居全國之首，東海大陸架蘊藏着石油、天然氣資源[145]。
依據地貌成因和地表形態，全省可以劃分為為浙北平原區、浙西中山丘陵區、浙東低山丘陵區、浙中丘陵盆地區、浙南中山地區、東南丘陵平原及島嶼區共六個地貌區[148][147]。浙北平原為錢塘江下游及杭州灣兩岸平原，地勢低平，海拔一般在5-10米，土地肥沃，水網密布，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北岸為杭嘉湖平原，是為省內最大平原暨長江三角洲一部分；南岸為寧紹平原，是為省內第二大平原。浙西丘陵位於杭嘉湖平原以西、浦陽江以北，地形以丘陵為主，海拔一般在500米左右，因喀斯特地貌發育多溶洞，受錢塘江、苕溪下切影響多峽谷深溝，錢塘江谷地是主要農業區。浙東丘陵在寧紹平原以南、括蒼山以北，處於省內兩大地質區域的過渡地帶，地勢起伏較小、山間多盆地。浙中丘陵盆地位於衢江兩岸，河谷地勢平坦，其中金衢盆地為省內最大盆地。浙南山地位於浙江南部，是全省海拔最高的區域，海拔500米以下丘陵和海拔500米以上山地各占一半，也是錢塘江、甌江在內的諸多省內主要河流發源地之一。沿海丘陵平原及島嶼區位於浙江省東部舟山群島以南浙閩邊界以北的沿海地帶，區域內丘陵及島嶼均為四明山、天台山、雁蕩山等山脈余脈，平原為淺海及河流沉積而成、河網密布，主要有溫瑞平原、溫黃平原等。[147]
浙江瀕臨東海，季風氣候濕潤多雨，全省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為937億立方米，按單位面積計算居全國第4位，但由於人口密度高，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2008立方米，低於全國人均水平，畝均3862立方米，高於全國平均值，但區域資源分布懸殊，人口集中的浙北平原區、沿海平原及島嶼區均低於全省平均值，最少的舟山等海島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600立方米[149][150]。
省內河流眾多，其中集水面積在1500平方公里以上且獨立入海（湖）者有錢塘江、甌江、椒江、曹娥江、甬江、苕溪、飛雲江、鰲江八條，其中苕溪屬於長江水系，錢塘江發源於安徽省，其餘六條河流皆發源省內注入東海；小大河川一般源短流急，水量豐富、汛枯水量差異大、含沙量低、河口感潮，加之背山靠海的地理環境，易形成暴雨導致河流水位暴漲暴跌，感潮河段易出現風暴潮，梅雨期及颱風季尤甚[151][150]。
6000多年前，浙江沿海平原遭遇大規模海侵化為淺海，隨着海面下降、岸線推移，省內平原地帶演化出稠密的天然湖泊群，但在人類活動作用中大多數逐漸化為河道和圩田[152]，至今杭嘉湖平原平均海拔都低於杭州灣潮水位[153]。省內現有面積在一平方公里以上湖泊32個，杭嘉湖平原19個，寧紹平原12個，浦陽江湖畈1個。最大的太湖是浙江省和江蘇省的界湖，湖州市吳興區和長興縣位於太湖南岸，水域行政所有權歸屬於北岸的江蘇省，但是湖州市享有南太湖300平方公里水域的使用權；除太湖外，境內有西湖、東錢湖等容積100萬立方米以上湖泊30餘個，其中面積最大的天然湖泊是寧波的東錢湖，水面面積19.89平方公里[註 13]。
| 城市 | 一月 | 二月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全年 |
|---|---|---|---|---|---|---|---|---|---|---|---|---|---|
| 杭州 | 4.3 | 5.6 | 9.5 | 15.8 | 20.7 | 24.3 | 28.4 | 27.9 | 23.4 | 18.3 | 12.4 | 6.8 | 16.5 |
| 寧波 | 4.9 | 6.0 | 9.5 | 15.2 | 20.2 | 24.0 | 28.1 | 27.8 | 23.7 | 18.7 | 13.0 | 7.2 | 16.5 |
| 湖州 | 3.5 | 5.0 | 9.0 | 15.3 | 20.4 | 24.2 | 28.1 | 27.7 | 23.0 | 17.7 | 11.6 | 5.8 | 15.9 |
| 嘉興 | 3.8 | 5.1 | 8.9 | 14.9 | 20.1 | 24.0 | 28.0 | 27.6 | 23.1 | 17.8 | 11.9 | 6.1 | 15.9 |
| 紹興 | 4.3 | 5.7 | 9.6 | 15.9 | 21.0 | 24.6 | 28.6 | 28.0 | 23.2 | 18.0 | 12.3 | 6.5 | 16.5 |
| 舟山 | 5.8 | 6.2 | 9.3 | 14.3 | 18.9 | 22.9 | 26.9 | 27.1 | 23.8 | 19.3 | 14.1 | 8.5 | 16.4 |
| 金華 | 5.2 | 6.8 | 10.7 | 17.1 | 21.8 | 25.1 | 29.0 | 28.6 | 24.1 | 18.9 | 13.2 | 7.4 | 17.3 |
| 衢州 | 5.4 | 6.9 | 10.8 | 17.0 | 21.8 | 25.1 | 28.7 | 28.4 | 24.1 | 18.9 | 13.1 | 7.5 | 17.3 |
| 台州 | 6.4 | 7.2 | 10.3 | 15.4 | 20.2 | 24.0 | 27.6 | 27.4 | 23.9 | 19.2 | 14.2 | 8.8 | 17.1 |
| 麗水 | 6.5 | 8.2 | 12.1 | 17.9 | 22.3 | 25.7 | 29.0 | 28.5 | 24.6 | 19.6 | 14.0 | 8.4 | 18.1 |
| 溫州 | 8.0 | 8.5 | 11.4 | 16.3 | 20.8 | 24.6 | 28.0 | 28.0 | 24.9 | 20.4 | 15.5 | 10.4 | 18.1 |
浙江省處於歐亞大陸與西北太平洋的過渡地帶，屬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主要特點為：光照較豐，熱量適中；雨量充沛，空氣濕潤；雨熱同季，四季分明；氣候地域差異明顯，氣候類型多樣[155]。夏季受蒙古高壓控制南風、東南風盛行，沿岸海域常有平流霧；冬季太平洋副高壓控制北風、東北風盛行，沿海受到黑潮暖流和沿岸寒流影響；四季雨量自南向北遞減[156]:110[157]，同時由於全球變暖等因素影響，近數十年來年均氣溫、雨量均有上升趨勢[158][159][157][160]。
春季（3～5月）多雨，氣候多變；夏季（6～9月）漫長，並且炎熱潮濕；秋季（10～11月）溫暖乾燥；冬季（12～2月）短暫但寒冷（除南部溫州地區冬季較暖和）[155]。年平均氣溫15～18℃。1月（最冷月）平均氣溫在2～8°C，極端最低氣溫-20.6℃（1958年1月16日，仙人頂）。7月（最熱月）平均氣溫為27～30°C，極端最高氣溫44.1℃（2013年8月11日，新昌）[161]。
受東亞季風影響，風向和降水在夏季和冬季有顯著變化。年降水量為980～2000毫米，年平均日照時數1710～2100小時。初夏降水豐沛，俗稱梅雨季節，而夏末經常受到太平洋熱帶風暴的襲擊，是中國受颱風災害影響最嚴重地區之一[162]。夏季盛行東南風，東部括蒼山、雁蕩山、四明山等山區降水量較多，海島和中部地區降水相對較少，溫度則以中部金衢盆地最高，四周較低。冬季季風方向為西北風，氣溫由北往南提升。[156]
浙江省是「陸域小省，海洋大省」，內水面積3.09萬平方公里，領海面積1.15萬平方公里，包括毗連區、中國主張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在內，海域總面積超過26萬平方公里，是陸域面積2.6倍，全省大陸海岸線全長2253.7公里，海島岸線4496千米，海島岸線主要分布在舟山市，而寧波市及其下轄象山縣為大陸岸線最長的市和縣；10米以上深水岸線有100多處，總長約480公里，而可建萬噸以上泊位的岸線達253公里，約占全國的1/3以上，可建10萬噸級以上泊位的岸線資源為105.8公里，各處的深水岸線均有深水航道與外海相連，並有相應的錨地[163][164]。省內海岸線開發強度較大，已利用海岸線達2409公里，占全部岸線的近四成，其中大陸部分已開發比例更是高達65.9%；而大陸岸線以由堤壩構成的人工岸線為主，相對地海島岸線則是以自然岸線為主。另設有生態紅線，分類限制進岸線開發，2176公里的海岸線為嚴格保護對象，限制填海的岸線達2812公里[164]。
浙江島嶼星羅棋布，沿海共有2161個島嶼[4]，面積大於500平方米的海島有2827個，大於10平方公里的海島有26個，是全國島嶼最多的省份，其中面積502.65平方公里的舟山島為浙江省內第一大島嶼、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控制區域內面積第三大島，最北的島嶼是舟山群島的花鳥山，名義上最南為與福建省爭議的七星島。浙江填海歷史和修築海塘歷史相輔相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著名工程有洋山港[註 14]，2019年全省為保護海洋資源禁止新填海審批[166][167]。
漁業資源豐富，漁港密布。沿岸海域存在南向上升寒流，形成一條近岸濁水帶，上升流作用下近海魚類豐富，上升流的成因目前認為和橫向風向、外海台灣暖流、以及東海地形有關[168]。近岸長江徑流量巨大在加上省內諸河流注入，帶來豐富營養物質，沿岸低鹽水和外海高鹽水等多種水系交匯，利於海洋生物繁衍，形成眾多優良漁場，其中以舟山漁場最為知名，主要水產有帶魚、大黃魚、馬面魨、鮐等；沿海島嶼、灘涂較多，有利於海水養殖，主要水產有紫菜、海帶、縊蟶、梭子蟹、對蝦、鯔魚等 [169]。
浙江省生態系統類型主要包括森林、濕地、海洋、農田、城市、 草原等生態系統。浙江省森林資源豐富，主要處於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區域-東部 （濕潤）常綠闊葉林區域-中亞熱帶常綠闊葉地帶，森林覆蓋率達61.17%，林地面積計660.95萬公頃，60%以上為天然林[170]。濕地面積111.01萬公頃同樣種類多樣[170]，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帶和平原地區，其中庵東濕地、靈崑濕地、千島湖濕地都是國家重要濕地，西溪濕地是國際重要濕地。浙江省海洋、海岸、島嶼生態系統豐富，但由於近岸的過度開發，部分地區生態被破壞。[171]
植物有維管束植物共4829種，其中木本植物1400餘種，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12種、二級重點保護44種，省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139種，孑遺植物及特有、珍稀屬種較多，如如百山祖冷杉、普陀鵝耳櫪、天目鐵木等[171]，百年以上古樹及名木共21.84萬株，其中500年以上國家一級保護古樹6149株[170]。共有野生脊椎動物775種，其中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16種、二級重點保護79種。近岸浮游生物共530種，潮間帶生物649種；海域魚類386種，其中國家保護物種5種，中國特有種5種[171]。國家級自然保護區7處、省級自然保護區9處、自然保護小區353處，國家森林公園39家、省級森林公園80家，國家級濕地公園10處、省級濕地公園17處。[172]
浙江旅遊資源非常豐富，素有「魚米之鄉、絲茶之府、文物之邦、旅遊勝地」之稱。全省有重要地貌景觀800多處、水域景觀200多處、生物景觀100多處。人文景觀100多處，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交相輝映，特色明顯，知名度高[173]。浙江省共有17處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數量之多位居全國第一。其中杭州西湖是中國十大旅遊風景區之一[174]，雁蕩山於2005年2月11日列為世界地質公園[175]。截至2018年4月，浙江省中國家5A級旅遊景區16處、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9處，省級風景名勝區40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0處，國家森林公園39處，國家級濕地公園10處，國家級城市濕地公園5處，國家園林城市30個，國家級旅遊度假區4處，省級旅遊度假區39處。[173]
浙江水環境、大氣環境、近岸海域、聲環境均存在不同程度污染，其中大氣和海域污染尤為嚴重，水環境、聲環境污染較輕[176]；秦山核電站處於浙江北部，作為中國最早的核電站之一，有一定核污染風險；同時颱風、暴雨、霧霾等氣候災難也是環境防治對象之一。[177]由於建國初期缺乏環境意識，「大躍進」「文革」期間省內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直至1972年衢江、蘭江、富春江、姚江等地出現大規模死魚現象，全省30％以上的自來水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環境問題才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視，省內也設立環境管理機構並通過了環境保護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法律、法規，雖然生態破壞受到遏制但情況仍嚴峻，酸雨、臭氧污染嚴重至今[178][179]，水土流失面積大達2. 57萬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1/ 4[180]，杭嘉湖平原土壤受到重金屬污染[181]。
隨着公民環保意識提高，突發性環境事件也有所增加。2013年，浙江多地環保局長被邀請下河游泳事件及颱風內澇問題[182]。根據統計，1994年主要河道中中污染的為京杭運河杭州段和嘉興段最為嚴重，甬江超標河段比例高達76.3％，是浙江省污染最嚴重的河流[150][151]。浙江省政府提出「五水共治」大力治水，經過數年治理後2018年國控Ⅲ類[註 15]以上斷面比例達92.2%，水質明顯改善[183]。近年來，因為環境問題引發的抗議事件時有發生，例如2011年浙江海寧抗議示威事件[184]、2012年寧波鎮海區反對PX項目事件[185][186]等。
根據2018年浙江省生態環境狀況公報，浙江成為長三角等重點區域首個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省份，設區城市日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平均為85.3%，水質達到或優於地表水環境質量Ⅲ類標準的省控斷面占84.6%，但近岸海域水體總體呈中度富營養化狀態，四類和劣四類海水占42.8%[187][177]。
| 方位 | 地點 | 坐標 |
|---|---|---|
| 北 | 湖州市長興縣煤山鎮 | 31°10′57″N 119°45′38″E |
| 東 | 舟山市嵊泗縣嵊山鎮海礁 | 30°44′01″N 123°09′27″E |
| 南 | 溫州市蒼南縣霞關鎮星仔列島橫嶼 | 27°02′43″N 120°49′42″E |
| 西 | 衢州市開化縣蘇莊鎮 | 29°10′16″N 118°01′21″E |
浙江省人口在1979年改革開放前保持快速增長，在改革開放後由於計劃生育加強實施增長明顯放緩，呈現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特點。適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4.42逐步下降到1981年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1.96，2000年達到1.04，理論上自80年代起浙江省人口自然增長應為負，但由於先前人口增長慣性，仍保持一定自然增長量。[188]
2018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全省常住人口為5737萬人，城鎮化率為68.9%，男女性別比為105.0，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89%，人口自然增長31萬；人口總量較2017年增長80萬，其中人口自然增長31萬，自然增長率為5.44‰。[189]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顯示，浙江省常住人口約5442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4.06%，列全國各省區第10位，較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增長16.37%（年化平均1.53%），增加人口主要以外來遷入為主；總人口男女性別比例為105.69，男性人口多於女性人口；0-14歲人口占13.21%，15-59歲勞動人口占72.90%，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89%，65歲及以上人口占9.34%；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人口507.78萬人，接受過高中教育人口為738.12萬人，接受過初中教育人口1996.41萬人，僅接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口1568.54萬人，文盲率5.62%；城鎮居住人口占61.62%，鄉村居住人口占38.38%。[190]
杭州、寧波、溫州一直以來都是浙江省內人口、經濟中心，部分媒體稱作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191]。杭州市區、紹興市區、寧波市區、溫嶺市、樂清市、溫州市區是浙江省內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沿杭州灣環線高速和甬台溫高速形成了環杭州灣和浙東南兩大人口中心，人口密度以兩地為中心輻射；兩大區域外的浙江中西部受到輻射較小，相對人口密度較低，但浙中的義烏市人口密度明顯高於周邊地區[192]。2019年，浙江省提出打造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四大都會區，預期大都市區核心區GDP總量全省占比78%以上，常住人口總量全省占比72%以上[193]。省內流動人口基數龐大，登記在冊流動人口總量達2673.8萬人[194]，僅次於廣東省，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四大都會區，省內流動人口主要居住在三大中心城市，溫州是省內流動人口最多城市[195]。
| 排名 | 地級市 | 人口 | 排名 | 地級市 | 人口 | ||||
|---|---|---|---|---|---|---|---|---|---|
 杭州市  寧波市 |
1 | 杭州市 | 杭州市 | 7,090,000 | 11 | 湖州市 | 湖州市 | 483,100 |  溫州市  台州市 |
| 2 | 寧波市 | 寧波市 | 2,247,200 | 12 | 慈谿市 | 寧波市 | 457,400 | ||
| 3 | 溫州市 | 溫州市 | 1,599,000 | 13 | 諸暨市 | 紹興市 | 428,500 | ||
| 4 | 台州市 | 台州市 | 1,160,100 | 14 | 餘姚市 | 寧波市 | 405,500 | ||
| 5 | 紹興市 | 紹興市 | 1,095,500 | 15 | 樂清市 | 溫州市 | 365,000 | ||
| 6 | 瑞安市 | 溫州市 | 751,300 | 16 | 東陽市 | 金華市 | 329,000 | ||
| 7 | 金華市 | 金華市 | 601,900 | 17 | 臨海市 | 台州市 | 305,000 | ||
| 8 | 義烏市 | 金華市 | 551,500 | 18 | 衢州市 | 衢州市 | 303,400 | ||
| 9 | 嘉興市 | 嘉興市 | 549,700 | 19 | 溫嶺市 | 台州市 | 275,300 | ||
| 10 | 舟山市 | 舟山市 | 495,600 | 20 | 桐鄉市 | 嘉興市 | 270,500 | ||
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浙江省漢族人口53,212,194，占常住人口的97.7%，少數民族常住人口1,214,697，占常住人口2.3%，漢族占浙江人口絕對多數。漢族以吳越民系為主[197]。漢人進入浙江早在先秦就有范蠡為代表的漢族士人，越王句踐對「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大力招攬中原人才。秦代「徙天下有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大規模強制漢人遷徙入浙，此後經過衣冠南渡等多次大規模遷徙及征撫，土著民族百越逐漸與漢人融合，漢族最終成為了浙江的主體民族。[188]
省內具有中國全部55個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常住人口在10,000人以上的有苗族、土家族、畲族、布依族、侗族、壯族、彝族、回族、仡佬族、水族、白族、滿族、瑤族等13個民族，苗族人口最多，數量達30萬。世居少數民族主要為畲族、回族和滿族，戶籍人口約25萬多人，其他少數民族多是由於教育、經濟、婚姻等原因遷入省內的第一代移民，屬於外來少數民族人口。[198]
畲族是浙江最主要的世居少數民族，最早從唐代永泰二年（766年）開始自福建、廣東、江西等地陸續遷入浙江，目前集中在麗水和溫州，常住人口為16.6萬人，戶籍人口為19.7萬。省內的景寧畲族自治縣也是華東地區唯一的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暨全國畲族唯一的自治地方；省內還有18個畲族鄉（鎮），少數民族人口占30％以上行政村有437個，其中8個為回族村。溫州回族則主要為明清自福建遷入，回族目前主要分布在城市和溫州蒼南、瑞安、平陽、洞頭農村。滿族以及蒙古族是因清代八旗駐防遷入，主要居住於城鎮。[198][199]
全省少數民族以流動人口為主，占少數民族常住人口79.1%，主要來自中國西南，集中在城市。依照2013年統計，少數民族流動人口209.5萬，溫州和寧波市分別達到44萬和41萬，金華和台州市26萬，杭州市21萬，紹興市19.5萬，嘉興14.7萬，湖州市8.6萬，麗水市4.8萬，舟山市2萬，衢州市0.8萬，增長較快。[198]
省內各地區、各少數民族皆通行漢語族語言；其中漢族主要屬於江浙民系，通行吳語各方言，吳語人口占浙江總人口95%以上 [200][201][202]，浙北平原地區通行吳語太湖片；西北部邊界一帶等地為官話區，但吳語方言仍占當地多數；淳安、建德大部地區屬於徽語區；南部蒼南等地通行閩語，主要講閩東話和閩南話[203]。
浙江省是吳語分布面積最大、使用人口最多的省份，占吳語區面積的80%以上，省內使用吳語人口約有4181萬人[204]。浙北平原的杭州市、嘉興市、湖州市、寧波市、紹興市及群島市舟山絕大多數地區都通行吳語太湖片，學術上通常分為蘇滬嘉小片、湖州小片、杭州小片、臨紹小片、甬江小片，各小片大致可以互通。此外，浙江省南部台州市大部通行吳語台州片，溫州市大部通行甌江片，金華市等地通行婺州片，麗水市及衢州市大部通行處衢片。徽語分化於吳語，受到官話和贛語影響，內部差異極大[205]，建德市、淳安縣皆通行徽語。[203]
閩語區是省內第二大方言區，閩語人口160萬。閩南話通行於浙江省南部蒼南縣大部及臨近的文成縣，省內海島例如洞頭區也有分布，大多是明清自閩南遷徙而來，人口達到110萬。蠻話和蠻講的使用人口有50萬，一般被認為是閩東話，但由於蠻話和吳語接觸較多、比較相似，也有人認為屬於吳語，主要來自於唐宋時期閩東移民。官話區位於浙江省西北部長興縣、安吉縣、臨安區省界附近，內部方言不統一，使用湖北話、河南話、安慶話等官話方言，區域內吳語人口和官話人口相當，官話人口主要是來源於太平天國之後省外人口填補戰後人口空虛所產生的移民。[203]
少數民族中滿族、蒙古族與漢族一致，回族在使用漢族方言同時保留部分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詞彙；畲族通行漢語方言及與客家話類似的畲話，省內畲話可以細分為蒼南片、景寧片、麗水片、龍游片和桐廬片，使用漢字記述本族語言[199]。
佛教是在東漢末年由安息人安世高等人遷播，吳越兩宋時期浙江曾是全國佛教的中心，對外交往頻繁，佛教遺存眾多，現有各類寺廟數百所，全國重點開放寺院13處，流派以本土的浙江禪宗和天台宗為主；依據1995年統計，有居士5.3萬餘，僧眾8000多人；根據2006年統計，每百萬人平均佛教寺院數在全國高居第二，僅次於福建[206]。道教在歷史上由晉始興，自明清漸微，現存場所僅數十處。[207]
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通常指新教）等傳統五大宗教以及東正教、民間信仰等信仰的主管機構[208]。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同時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也倡導無神論，1966年-1976年中文化大革命中浙江省內各宗教都遭到過破壞，自1979年以來宗教環境改善，宗教發展較為迅速[209]。2015年開始，浙江省政府開始以規範管理民間信仰[210]，省內畲族擁有着祖先崇拜、師爺崇拜等獨特信仰[199]。佛教、道教在浙江有1800多年的歷史，伊斯蘭教自唐代進入浙江已有1400年歷史，天主教有400多年歷史，新教則有150餘年歷史，統計有各教信徒140餘萬，教職人員1.5萬餘，宗教場所八千多餘處，官方宗教團體260多個，培訓中心32處，省內宗教院校有浙江神學院和普陀山神學院等[211]。知名宗教場所有漢傳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天台宗祖庭國清寺、日本曹洞宗祖庭天童寺、以及清真古寺鳳凰寺等。[212]
伊斯蘭教最早的宗教場所是始建於唐代的杭州鳳凰寺，信徒主要為回族。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省內回族人口為38,192人，全省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群眾達到48,769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西部乃至海外的穆斯林因為經濟進入浙江，現有常住穆斯林人口4.9萬，暫住半年以上的國內穆斯林人數7.7萬，國外穆斯林人數2.5萬；國內穆斯林主要分布在杭州、嘉興、寧波等地，從事拉麵、貿易等工作；國外則集中在義烏、柯橋等地，從事外貿工作。[214]
浙江基督宗教至遲到元代，杭州即有景教寺院[215]；1949年後，不論天主教、新教都必須參加官方組織的三自愛國教會。1979年後各教信徒都有所增長，1999年全省信徒數量占人口的2.8%，是同一時期全國比例最高的省區，信徒主要集中在溫州地區[216][217]，2014年統計有教徒106.3萬人[218]。2013年以來，浙江省進行「三拆一改」整治違章建築，部分教堂十字架被拆除引起爭議，美國國會指責這一行為針對基督教[219]，而據統計拆除建築中有2.3%是教堂，絕大多數屬於民間廟宇[220]:36。天主教自元代傳入浙江溫州，杭州府是明朝「天主教三柱石」中李之藻、楊廷筠的故鄉，也是當時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中心；1949年後天主教與教廷失去聯繫，部分人選擇加入地下教會而不是參加政府組織的三自愛國教會，自1978年以來教會工作逐漸步入正軌，迎來新一輪傳教高潮，1995年浙江省全省統計有天主教徒13萬人，溫州地區1990年統計有天主教徒共計75,867人，2014年統計有16.3萬信徒[218]。新教在鴉片戰爭後獲得了在寧波通商口岸傳教的權利，在1949年以前主要有來自美國、英國等的16個差會、25個教派，例如中國內地會、中華聖公會等；1949年所有新教教派強制合一後，許多人轉到家庭教會，1979年後教徒人口快速增長，1990年僅溫州就有登記信徒38萬餘及大量未受洗信徒，1995年官方統計人數全省有119萬餘信徒，2014年統計有90萬[218]信徒。[221][207]
除去官方承認的宗教，浙江較好保存傳統民間信仰，民俗信仰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越人「重神信巫」，浙江紹興自先秦以來一直是大禹信仰、祭祀的中心[222]，各種民間信仰許多以民俗的形式展現，佛教、道教對民間信仰影響很大。省內既有城隍、土地、玉皇大帝、觀音、天地水三官、關公、龍王等全國性信仰，亦有媽祖、白鶴大帝、岳王、濟公、錢王、潮神、胡公大帝、黃大仙、楊府爺、陳靖姑等地區性質的民間信仰，在蒼南江南垟等地區祖先崇拜也是重要的民間信仰[223]。嘉興網船會、麗水吳三公朝聖、蒼南媽祖文化節等與民間信仰有關的民俗活動都被視為優秀傳統文化[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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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
大專以上教育共507.78萬人（9.92%）
高中教育共738.12萬人（14.42%）
初中教育共1996.41萬人（39.02%）
小學教育共1568.54萬人（30.65%）
文盲共306.10萬人（5.98%）
自1989年普及小學教育、1997年基本普及9年義務教育、2006年全省學前班到高中十五年教育普及率達95.1%，擁有杭州高級中學、鎮海中學等知名高中，高中段教育共有學校924所[224]；共有普通高等學校109所，其中大學18所、學院20所、獨立學院21所、高等專科學校2所、高等職業學校48所。省內提倡素質教育，社會資本積極參與教育，民辦教育發展迅速，2018年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來首所私立研究型大學西湖大學在浙江杭州成立[225]，浙江也是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試改革先行試點之一[226][227]。
2019年浙江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省內義務教育入學率達到99.99%，學前三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普及率為99.14%，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61.3%，義務教育中小學隨遷子女在校生153.5萬人[224]。根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省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專以上程度的人口為507.78萬人；具有高中程度的人口為738.12萬人；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為1996.41萬人；具有小學程度的人口為1568.54萬人。全省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歲及以上不識字的人）為306.10萬人[190]。
浙江省約在1995年開始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收學費。2006年秋季開始，又免除雜費，25個經濟欠發達縣城鄉義務教育免收學雜費的經費由省財政全額轉移支付[228]。2008年春季開始，浙江省人性化地免除符合入學條件的持非浙江省戶籍人口的子女的義務教育借讀費，非浙江省戶籍學生在浙江讀書和本地學生完全一樣[229]。在此基礎上，浙江省還是較早推行高中免費教育（寧波市鄞州區試點[230]）的省份之一，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殘障兒童以及城鄉貧困人口都能在浙江接受義務教育[231][232]。
1999年，省委省政府作出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重大決策，全力支持浙江大學發展建設985高校，在省內杭州下沙、濱江、小和山、浙大紫金港和寧波、溫州部署36所高等院校建成六大高教園區，2010年高等院校在校總人數達到93.29萬人，師資設施不斷改善[231]。截至2020年，浙江3歲及以上人口中初中和小學程度人口占比達60.59%；每十萬人有大專及以上人口數指標居中國大陸第10位。[233]2017年，高新技術產值達到了28992.62億元，同比增長17.3%[234]。2016年，浙江省全年R&D（研究與試驗發展）投入占全國7.2%，位居全國第5位，資本轉化率全國最高[235]。2018年全社會R&D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的2.52%，全年專利申請量45.6萬件，授權量28.5萬件，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23.6件列全國省區第二，是全國唯一一個設區市全部進入國家知識產權試點示範城市序列的省份，突出企業有新華三集團、海康威視、杭州網易等[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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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為浙江省最高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與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並稱省級「四大班子」，其負責人都是省部級正職幹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是浙江省最高權力機關，中國共產黨是唯一執政黨。根據「黨的領導」和「黨管幹部」原則，所有政府重要部門都存在平行的黨政機構來進行重大事件的討論、決策，黨委書記權力一般大於同級行政首長，而同級人大一般被視為缺乏決策權力的機關，其後職權排位頗為複雜[237][238]。
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在浙江省的最高組織，其負責人稱為書記。1956年7月至1983年3月期間，中共浙江省委的最高職務稱第一書記。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是浙江省地方權力機關。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有代表636名，其中婦女代表169名，少數民族代表19名。[239]浙江省人民政府是浙江省最高地方行政機關，目前下設辦公廳等24個組成部門，1個省政府直屬特設機構，16個省政府直屬機構，2個議事協調機構的常設辦事機構。[240]。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長張德江，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中共中央書記處原書記、中央紀委原副書記趙洪祝等曾先後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李強、蔡奇、黃坤明、陳敏爾、袁家軍等人也曾在浙江省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浙江省現轄11個地級市，其中杭州、寧波兩市擁有副省級市地位。下設90個縣級行政區，包括37個市轄區、20個縣級市、32個縣、1個自治縣[241]；1364個鄉級行政單位，包括618鎮，244鄉，14民族鄉，488街道。[242]
| 浙江省行政區劃圖 | |||||||||
|---|---|---|---|---|---|---|---|---|---|
| 區劃代碼[243] | 區劃名稱 | 漢語拼音 | 面積[註 17] （平方公里） |
常住人口[註 18][244] （2023年普查） |
政府駐地 | 縣級行政區劃[245] | |||
| 市轄區 | 縣級市 | 縣 | 自治縣 | ||||||
| 330000 | 浙江省 | Zhèjiāng Shěng | 105,505.77 | 6627萬 | 杭州市 | 37 | 20 | 32 | 1 |
| — 副省級市 — | |||||||||
| 330100 | 杭州市 | Hángzhōu Shì | 16,850.03 | 1252.5萬 | 上城區 | 10 | 1 | 2 | |
| 330200 | 寧波市 | Níngbō Shì | 9,714.65 | 969.7萬 | 鄞州區 | 6 | 2 | 2 | |
| — 地級市 — | |||||||||
| 330300 | 溫州市 | Wēnzhōu Shì | 12,064.77 | 976.1萬 | 鹿城區 | 4 | 3 | 5 | |
| 330400 | 嘉興市 | Jiāxīng Shì | 4,222.87 | 558.4萬 | 南湖區 | 2 | 3 | 2 | |
| 330500 | 湖州市 | Húzhōu Shì | 5,820.26 | 343.9萬 | 吳興區 | 2 | 3 | ||
| 330600 | 紹興市 | Shàoxīng Shì | 8,279.08 | 539.4萬 | 越城區 | 3 | 2 | 1 | |
| 330700 | 金華市 | Jīnhuá Shì | 10,941.75 | 716.3 | 婺城區 | 2 | 4 | 3 | |
| 330800 | 衢州市 | Qúzhōu Shì | 8,844.55 | 229.7萬 | 柯城區 | 2 | 1 | 3 | |
| 330900 | 舟山市 | Zhōushān Shì | 1,454.70 | 117.3萬 | 定海區 | 2 | 2 | ||
| 331000 | 台州市 | Tāizhōu Shì | 10,037.91 | 671.2萬 | 椒江區 | 3 | 3 | 3 | |
| 331100 | 麗水市 | Líshuǐ Shì | 17,275.20 | 252.8萬 | 蓮都區 | 1 | 1 | 6 | 1 |
浙江省呈現出地方分權特點，通過「強縣擴權」「強鎮擴權」等改革省、市乃至縣不斷下放權力給下級行政單位以促進經濟發展，縣和鄉鎮政府更加自主、活躍[246]。縣及縣級市財政權直接由省政府直接管理而不經由地級市，部分縣、鎮經濟可以比肩地級市的經濟規模但發展受到行政級別的限制，由此省內多次擴大縣、鎮權力，部分縣權力堪比地級市，客觀上弱化地級市權力，部分縣存在「縣強於市」「縣不服市」的現象，部分鎮也存在「鎮強於縣」的現象，因此部分政府間存在行政利益博弈現象[247][248][249][250]。在分權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在精簡權力，浙江由此成為中國行政效率最高的省份之一[251]。自1999年起經過數次改革省級部門權力僅保留4236項，行政審批事項減少了50.6%，實行「權力清單制度」公示機構權責、提高行政效率[252][253]。
浙江早在1953年就實行「省直管縣」的行政管理體制，雖然行政上縣轄於市，但縣財政依舊由省直接管理，因此縣級自主性更大。1992年起浙江省政府率先着手擴大部分經濟強縣的權力，隨着浙江經濟崛起，部分學者也將浙江省內縣域經濟的繁榮歸功於「省直管縣」，「省直管縣」模式也被稱為「浙江經驗」[254]，並被推廣到其它省區[255]。隨着浙江歷次擴大縣權，義烏市成為唯一的「計劃單列縣」，被媒體稱作「中國權力最大縣」，具有幾乎等同其上級金華市的權力[256]。但對於浙江發展是否與「浙江經驗」有關、以及「浙江經驗」是否值得推廣學術界仍存在極大爭議[257]，這一模式也客觀上造成了浙江省「強縣弱市」、資本外流等問題。[258][259]
在強縣擴權的基礎上，浙江省也在為縣以下的強鎮擴權，省內各縣級政府向轄境內36個「小城市」試點過半行政審批權力，其中蒼南縣的龍港鎮也在2019年最終從蒼南縣獨立為縣級市，創下了全國第一個「鎮改市」成功樣本[260][261][262]；2017年以來，浙江省為了做大中心城市，逐漸將部分縣轉化為由市全面管理的市轄區，杭州、寧波、溫州、紹興等地市紛紛加速撤縣市設區，事實上逐漸傾向「市直管縣」的集權[259]。
1999年起，溫嶺市的部分鄉鎮街道政府開始舉辦民主懇談會。「民主懇談會」原為當地政府為推行農村基層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種手段，但隨後逐漸演變成一種類似基層議會的形式並被推行至台州地級市全域[263][264]。一些學者認為其是「威權主義政治體制下的中國的一次審議式民主嘗試」[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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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對外交流及僑務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主管，同時省外事辦掛省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牌子負責港澳事務，與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合署辦公[266]；浙江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負責涉台事務[267]。1949年-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行親蘇外交政策，浙江省因而實行了管制、徵用美英兩國企業，鎮壓天主教「聖母軍」，清理教會財產及外國背景的學校、機構，並驅逐部分外國人出境等措施；50年代，浙江接待了來自外賓18200多名，主要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拉國家，同時也與日本保持非正式外交往來；60、70年代，毛澤東在內的國家領導人經常陪同外賓來浙江參觀訪問，1972年尼克松秘密訪華期間，毛澤東就曾和尼克松在杭州商談，敲定了中美聯合公報的最後文本[268]；發生於1994年的千島湖事件也是影響兩岸關係的重要事件[269]。
1979年以來，浙江成為了對外經濟重地，官方和民間的對外交流都日益頻繁。自1979年浙江杭州市與日本岐阜市締結友好城市關係以來，截止到2015年浙江先後與82個國家的省、市建立392對友好城市關係，其中省級友城71對；同時，浙江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民間組織還與世界上100多個友好組織建立友好合作關係，溫州大學和肯恩大學等學校達成教育合作[270]。廣大浙商、浙僑在浙江對外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150萬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遍布世界129個國家和地區，省內有歸僑僑眷100多萬，形成各色官民社團，義利並舉促進浙江、中國對外交往，例如2012年8月北京溫州商會就承辦首屆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論壇在商貿和外交方面都取得成就[271][272]。
浙江省地處海防前哨，經濟發達，部分地勢險要，適合兵役年齡人口數量及質量高，軍事工業潛力大，戰爭潛力較為雄厚。與贛、閩、皖、蘇邊界多有險要隘口，主要隘口有浙閩邊界的分水關和楓嶺關 、浙蘇邊界的父子嶺、浙贛邊界的仙霞關和草萍隘、以及浙皖邊界的昱嶺關和千秋關。1990年，估計符合應徵年齡的青年約410萬人，2019年全省應徵報名人數已達到24萬餘人，其中大學生徵集比例位列全國各省區第一，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體質條件[273]，兵源潛力大。自1962年建立軍事工業以來，具有批量生產輕武器、小型火炮及輕型船艇能力，同時發達的民用工業體系可以戰時轉入軍工生產。[274]
浙江自清代以來就是中國海防要地，海岸線曲折，港灣眾多，適合海軍行動，同時也是中國海軍的主要軍事基地——舟山基地的所在地。浙江距離台海、釣魚島、東海油氣田等熱點區域較近；1949年以來兩岸在浙江進行海戰、空戰22場[275]，直到1955年國軍才在台州列島戰敗並撤退[276]，近年來東海艦隊常在浙江海域舉行海上軍事演習[277][278]，並在南麂島等離島設立有軍事設施[279][280]。
1949年-1952年，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七軍團進駐浙江，改制為浙江軍區，隸屬華東軍區。1960年，改稱浙江省軍區，為正軍級軍區，轄6軍分區、若干師團及60縣人民武裝部。1986年，人民武裝部歸各地方政府建制，受到軍隊和地方雙重領導，次年成立隸屬省軍區的浙江預備役師。[274]2013年軍事改革以來，原有軍區撤銷，成立東部戰區，現東部戰區陸軍第七十二集團軍駐湖州，東部戰區海軍（東海艦隊）司令部駐寧波，部隊駐舟山基地。[281][282]
由於建國後實行計劃經濟，浙江省處於海防要地，重要經濟項目難以落地，加之地形多山、資源匱乏，經濟發展較為遲緩。改革開放以來，得益於良好的文化氛圍和營商環境，浙江國民生產總值一躍從1978年的全國省區第12名發展為穩居全國第4名，同時也是中國直轄市以外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民營經濟發達、縣域經濟最活躍、城鄉差距最小的省份。省內民營企業發達，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占1/4強，連續19年居全國第一，上市公司總數、網絡零售額在全國僅次於廣東。[142]
2018年，全省生產總值為56,197億元，穩居全國第4位，年增長7.1%，高於同期全國增長率0.5%；人均生產總值達98,643元（合14,907美元），比上年增長5.7%；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調整為3.5∶41.8∶54.7，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第三產業貢獻率最高、達56.2%。 經濟逐漸轉向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信息、環保、健康、旅遊、時尚、金融、高端裝備製造業和文化產業八大產業[283]。
| 地級市 | GDP (億人民幣) |
第一產業 (億人民幣) |
第二產業 (億人民幣) |
第三產業 (億人民幣) |
規模以上
工業產出 (億元) |
人均生產總值 (人民幣) |
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 (億元) |
出口總額
(億美元) |
財政總收入
(億人民幣) |
城鎮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
農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
|---|---|---|---|---|---|---|---|---|---|---|---|
| 全省總計 | 56197.15 | 1967.01 | 23505.88 | 30724.26 | 69775.4 | 98643 | 25007.90 | 3211.55 | 11705.82 | 55574 | 27302 |
| 杭州市 | 13509.15 | 305.51 | 4571.93 | 8631.71 | 14016.41 | 140180 | 5715.33 | 477.66 | 3457.46 | 61172 | 33193 |
| 寧波市 | 10745.46 | 305.96 | 5507.53 | 4931.97 | 17015.26 | 132603 | 4154.93 | 841.68 | 2655.28 | 60134 | 33633 |
| 溫州市 | 6006.16 | 141.75 | 2379.53 | 3484.88 | 4721.72 | 65055 | 3337.11 | 197.24 | 895.26 | 56097 | 27478 |
| 紹興市 | 5416.90 | 196.12 | 2611.80 | 2608.98 | 6789.33 | 107853 | 2007.61 | 310.52 | 811.85 | 59049 | 33097 |
| 嘉興市 | 4871.98 | 115.03 | 2624.49 | 2132.46 | 9785.54 | 103858 | 1938.59 | 305.85 | 895.29 | 57437 | 34279 |
| 台州市 | 4874.67 | 264.28 | 2182.60 | 2427.79 | 4959.09 | 79541 | 2366.88 | 232.93 | 745.19 | 55705 | 27631 |
| 金華市 | 4100.23 | 135.86 | 1745.47 | 2218.90 | 3769.78 | 73428 | 2253.00 | 554.97 | 661.74 | 54883 | 26218 |
| （義烏市） | 1248.11 | 21.05 | 409.53 | 817.53 | 554.26 | 95795 | 668.77 | 382.78 | 153.45 | 71207 | 36389 |
| 湖州市 | 2719.07 | 127.69 | 1273.63 | 1317.75 | 4,313.86 | 90304 | 1297.24 | 116.83 | 490.71 | 54393 | 31767 |
| 衢州市 | 1470.58 | 80.93 | 661.68 | 727.97 | 1704.87 | 66936 | 717.46 | 35.04 | 206.90 | 43126 | 22255 |
| 麗水市 | 1394.67 | 94.16 | 577.79 | 722.72 | 1267.11 | 63611 | 682.91 | 34.02 | 211.18 | 42557 | 19922 |
| 舟山市 | 1316.70 | 142.63 | 428.37 | 745.70 | 731.88 | 112490 | 536.85 | 64.18 | 218.35 | 56622 | 33812 |
| 備註：金華市數據包括其下轄義烏市數據，義烏市作為省計劃單列縣原文單獨列出
備註2：生產總值為初步核算數，人均生產總值按常住人口計算 | |||||||||||
浙江是中國各省區內部經濟發展最為均衡的省份之一，這得益於面積較小、文教傳統、發展模式等因素：作為中國最小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內各地能夠較多的受到中心城市的輻射；而在文化方面，永嘉學派重經世致用，強調個性，冒險開放，更容易大膽「走出去」，成就了浙商和民營經濟，同時人口文化素質也居全國前列；在沒有政策支持的背景下，省內各地發展都是自主、平等，任何一地發展都可以對周邊有極大促進作用，就如義烏的成功也帶動了周邊金華、衢州的發展。2002年以來，浙江實施「山海協作」等發展支持工程，以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為契機發展中西部山區，促進了欠發達地區及鄉鎮發展。[285]
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浙江以38529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居全國第3位，僅次於京滬；2016年浙江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22866元，收入連續32年位居全國各省區首位，僅次於上海市；城鄉收入比僅為2.07，為全國省區最小；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分別達到65.8%和51.2%，高於全國均值。全國戶籍制度改革中，德清縣更是取消城鄉戶口區別，糾正了城鄉居民待遇不平等的現狀[286]。胡潤報告稱，人口僅占中國5%的浙江，卻有着中國15%的頂尖富人階層[287]。
浙江省縣域經濟特別發達，人均水平高，百強縣數比例大。2003-2008年中，浙江百強縣總數位居全國第一，其後仍保持領先[288]。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2018）》中，全國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100強排名中浙江占21席排第二，投資潛力百強27席居首；全國26縣（市）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超50000元，浙江獨占20席，其中義烏市和玉環市超60000元；餘姚市GDP總量超過千億元；各區域縣（市）城鄉收入差距繼續趨於縮小[289]。
浙江自唐宋以來商品經濟發達，南宋永嘉學派就肯定逐利行為，也是1949年以來最早開放市場經濟的地區之一，改革開放後民營經濟發展迅速[290]。早在1979年溫州市就率先頒布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到了1997年底省內個體工商戶153.23萬戶、256.41萬人，私營企業9.18萬戶、135.52萬人，2017年私營企業更是貢獻了浙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生產總值、70%以上的外貿出口、80%以上的就業崗位、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平均每10個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闆，每29個浙江人中就擁有一家企業。[291]
省內杭嘉湖平原自然經濟條件較為優越，主要實行蘇南模式，主要特色是政府推動的鄉鎮企業；而廣大浙東地區由於缺乏良好發展的鄉鎮經濟組織，則更多採用溫州模式，以專業化市場為出口導向，完全依賴私人資本和家庭工業，所以一開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難以被接受，隨着浙江的快速發展，許多學者也把「溫州模式」稱作「浙江模式」[292]。浙江模式的發展與區域內專業市場的發展和專業化產業區的發展息息相關，往往以市場為中心形成專業化產業區，就如柯橋的紡織產業、柳市的五金產業，這也是政策限制下的演變[293]，寬鬆的政策下，浙江政商關係也穩步發展，省內金華、溫州、杭州、嘉興、台州5市入選2017年城市政商關係排行榜，政商關係健康指數在各省中排名第一[294]。2015年，浙江各地有實體市場4243家，成交總額2.05萬億元；185家網上市場，185家網上市場；消費品市場和專業市場、線下市場和線上市場構成強大的銷售網絡，浙江省中部的義烏更是世界知名的商品採購中心[295][296]。
浙江民營經濟不僅作用在省內，500萬省外浙商通過5000多個浙商市場在全國各地創造的銷售額超過6000億元，在外浙江人創造產值相當於全省生產總值的20%左右，浙商也由此成為了當代中國第一大商幫[297][298]。多年以來浙江都是中國沿海地區唯一淨資本輸出的省份，2008年浙商在省外國內投資總額超過3萬億元，大量資本輸出同時也導致了浙江本土投資率下降、經濟增長率回落的問題，隨着市場、企業不斷擴張，浙江企業也面臨轉型壓力[299]。
2017年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稱「大力發展信息、環保、健康、旅遊、時尚、金融、高端裝備製造業和文化產業，積極推進信息經濟與各產業融合發展，促進業態創新，加快形成以八大萬億產業為支柱的產業體系」，信息行業成為浙江省未來最大的支柱產業。[300][301]2017年，全省數字經濟總量達20,658億元，占GDP的比重達39.9%，杭州市不僅是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總部所在地，還匯集了全國超過1/3的電商平台和全國提供了70%以上的雲計算能力，信息經濟已經是省內經濟的主要增長動力[302]。製造業是浙江的傳統優勢產業，2014年裝備製造業產業規模位居全國第四，裝備製造業規上企業總產值22183億元，而高端製造業是以高新技術為引領、處於價值鏈高端和產業鏈核心環節、決定整個產業鏈綜合競爭力的新興產業，也是浙江製造業近年來亟需突破的難題[303]。
浙江的銀行金融系統完善，起步較早，產業增加值超過GDP總量的7%[304]。互助會等傳統的民間金融形式在浙江，尤其是台州、溫州、紹興、義烏、青田為主的地區一直保持着生命力，並是浙江個體和私有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浙江溫州等地民間金融活躍，一度引發信貸危機，2012年國務院在溫州設立金融改革綜合區，試水民間金融[305][306][307]。
旅遊業是浙江省支柱產業之一，截至2017年旅遊業占全省生產總值的7.5%，累計投資達11988億元[308]。2018年浙江省旅遊業基本情況顯示，全省共接待遊客6.9億人次，比上年增長8.7%，實現旅遊總收入10005.8億元，比上年增長11.9%，接待國內旅遊人數達6.8億人次，國內旅遊收入9834億元，國際旅遊收入26億美元，主要國際旅遊客源國依次為韓國、美國、日本，知名景點有西湖、天台山、普陀山、雁蕩山等[309]。
文化產業和健康產業也是浙江的支柱產業之一。2013年全省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1880.40億元，首次超過全省GDP的5%[310]。2017年，全省健康產業實現增加值2597億元，比2016年增長14.8%，高於同期全省GDP增速7個百分點，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達到5%[311]。
浙江省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對外經貿往來密切，外貿依存度高達67%，貿易增長速度遠遠高於經濟增長速度，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是外貿參與的主力[312]。2018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8,519億元，服務進出口總額3815億元，中歐班列開行320列，歐盟、美國和東南亞國際聯盟是浙江省貿易夥伴前三位，其中歐盟是浙江省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大出口市場，東南亞是進口的最主要來源地，浙江也是中國擁有境外企業數量最多的省份[313][314]。2017年實際使用外資達179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居全國第三位，國外經濟合作營業額72.84億元，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401億元，並且擁有者舟山自貿區、21個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56個省級開發區、4個浙台經貿合作區、19個國際產業合作區。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中國杭州西湖博覽會等涉外展會在推動國內市場同時也起到促進對外經貿的作用[315]。
省內公路成網水平屬全國前列[316]，2011年近90%的縣市通達高速公路[317]，至2020年實現陸域縣縣通高速[318]。截至2017年底，省內公路總里程為120101公里，其中國道7355公里，省道4655公里，縣道29080公里，鄉道19677公里，專用道623公里，村道58713公里，高速公路4154公里，全省公路密度為117.98公里/百平方公里[319]。
寧波舟山港是世界貨物吞吐量第一大港，集裝箱吞吐量則列全國第四[320][321]。沿海港口萬噸級以上泊位209個，貨物吞吐量10.8億噸、集裝箱吞吐量2136萬標箱，其中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8.7億噸，連續六年位居世界第一；內河航道總里程9748公里，其中500噸級及以上高等級航道1398公里；內河港口貨物吞吐量3.1億噸，居全國第二位。[322]
浙江鐵路業起源於1906年的浙江全省鐵路公司，早在1907年就修築了第一條鐵路[323]。截至2011年全省鐵路營業里程1774.6公里，省內各地級市都開通了高鐵[324]；人均鐵路網密度0.33公里/萬人，為全國人均水準一半[325]。2011年發生於溫州雙嶼的甬台溫鐵路追尾脫軌事故產生巨大影響[326]。
浙江航空業起步於1950年代中期，省內重要機場有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寧波櫟社國際機場、溫州龍灣國際機場等，開通國內外航線207條，其中國內318條，國際及地區70條。2014年全省民航旅客吞吐量達4131萬人次、貨郵吞吐量為55.9萬噸，綜合排名全國第五。[327]
隨着交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城市時空距離不斷縮小，省會杭州到最南端地級市溫州的最短旅行時間也從1996年的8小時縮短到2016年的3小時，2016年省內大多數城市相互旅行時間都在2-4小時之間[328][329]。預計到2022年，省內將實現省域1小時交通圈、市域1小時交通圈和城區1小時交通圈[330]。
省內最早的水利工程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遺址的水井和稻田[331]；而5000多年前的良渚遺址的11條堤壩不僅是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工程[332]。上古，以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中心流傳大禹治水傳說[38]；東漢的會稽郡鑑湖（今處紹興市區）、錢塘江海塘，隋唐修治的大運河、錢塘湖等水利工程，至今仍發揮作用；自宋代以來，人口快速增長導致大量廢湖為田、山林墾殖，再加上建國以後大煉鋼鐵破壞森林，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水土流失越發嚴重，江河淤積逐年增加，水災內澇也越發頻繁，影響深遠[150][331]。
建國以後，一批水電、蓄水、防洪、圍墾工程落地，增強了水能利用及對抗洪旱能力，緩解了長久以來的苕溪水患、錢塘江決堤、耕地不足等問題[331]，同時新安江水庫等部分工程也在移民、文物保護等方面有深遠的社會影響和諸多遺留問題[333]。
浙江省能源消耗量大，能源自給率低，能源利用率效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334]。2015年全省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占52.4%，石油占22.4%，天然氣占4.9%，水、核、風電占10.9%，其他能源品種占9.4%。全省電力總裝機容量8158萬千瓦；其中供熱機組裝機容量943萬千瓦，年發電量214億千瓦時，年集中供熱量3.6億吉焦；加工原油2847萬噸，生產各類成品油及石油製品3181萬噸。[335]
浙江電力事業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民國時期杭州閘口發電廠曾與上海楊樹浦發電廠、南京下關發電廠同為東南三大電廠。1949年以後，興建中國第一個自主設計、自造設備的水電站新安江水電站及許多小型水電站，但供電不足的局面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才開始改變；1979年改革開放後浙江開始大力發展火電，火電取代了水電成為了目前發電的主力。[336]
2016年，浙江省全社會用電量3873億千瓦時，占全國6.5%，列全國第四位；全省人均用電量6929千瓦時，高於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方發達國家；同時清潔能源占總體能源比重正在逐步提高[337]。
浙江的儒學傳統可以追溯到東漢王充，在南宋則有永嘉、永康學派事功學說，及明陽明學盛行全國，清代則有黃宗羲等人開創的浙東學派，其要旨可以用「求實、批判、兼容、創新」概括。南宋理學家朱熹首先提出「浙學」的概念，指責浙東婺學、永嘉及永康之學太過功利、重史，將其湖湘理學、江西心學對立，明代中後期陽明心學也被列入「浙學」範疇，歷代浙江學者提出了許多至今為人所熟知的主張，譬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黃宗羲的「經世致用」等。[338]
浙江的書畫藝術流派紛呈，孕育了大量在書畫界享有聲譽的大師，有筆墨江南之稱，在中國書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初唐四家中的虞世南和褚遂良兩位來自浙江省。12世紀起，杭州一向以來都是中國書畫藝術的中心之一，有南宋四家（李唐、劉松年、馬遠、夏圭）、元代有黃公望，明代有浙派之戴進、藍瑛等，清代有西泠八家。此外遷居浙江的王羲之，王獻之，謝靈運等人的主要成就都是在浙江取得的[339]。
趙孟頫是元代初期最有影響的書法家。黃公望、王蒙、吳鎮是元季山水畫四大家，黃公望更是四家之首。明代山陰徐渭寫意花鳥畫開啟了明清以來水墨寫意法的新途徑，對後世的影響數百年來勢頭未衰。藍瑛是對明清畫風影響很大的武林派代表人物。陳洪綬是中國最早有名望的插圖畫家，對後來中國的版畫藝術有很大的影響[340]。
自19世紀以來，浙江書畫更是獨放異彩，對中國畫壇產生重大影響，出現了眾多如趙之謙、任伯年、豐子愷、吳昌碩、厲良玉、黃賓虹、潘天壽、馬一浮、張宗祥、陸維釗、沙孟海、諸樂三等知名書畫家。任伯年的畫風於清末江南一帶，甚有影響，為海派之首。潘天壽師從吳昌碩，在國畫上造詣頗深，奠定了中國國畫教育的基礎。著名篆刻家和書畫家吳昌碩是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此後連續三屆社長馬衡、張宗祥、沙孟海皆為浙籍大家。著名的漫畫家張樂平塑造了漫畫人物三毛的形象。近代書畫家尚有沈尹默、葉淺予等[341]。
成立於1928年的中國美術學院，是中國最早的美術高等教育學校，位於杭州西湖，曾在此執教的代表人物包括林風眠、吳大羽、潘天壽、方幹民、顏文樑等名家，並培養出趙無極、朱德群、吳冠中、羅工柳、蘇天賜等傑出的藝術家。紹興蘭亭因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曾在此作《蘭亭集序》而成為中國的「書法聖地」，吸引着眾多的國內外書法家、書法愛好者前來參觀。1999年成立的浙江藝術職業學院是目前浙江省唯一的一所國辦全日制綜合性高等藝術院校，培養戲曲、音樂、舞蹈等藝術人才[342]。
浙菜是中國八大菜系之一，內部又分為杭州菜，紹興菜，溫州菜三個大分類，自宋代以來飲食著作多為江浙文士所著，其代表菜也多與文化名人、風景名勝有關。浙菜以其濃郁的文化特色享譽海內外。浙菜憑藉浙江豐富的物產食材選擇及其廣泛，菜品豐富，菜式精緻，口感鮮美脆軟、口味清爽滑嫩，菜式注重保留食材口感。因烹調方式不重用油煙，浙菜得以較好地保持食材的營養物質[343]。2020年代隨着新榮記的成功經營，台州菜逐漸流行，並進入高端中餐市場[344][345]。
典型的浙菜菜譜有「西湖醋魚」、「宋嫂魚羹」、「東坡肉」、「龍井蝦仁」、「奉化芋頭」、「蜜汁火方」、「蘭花春筍」、「寧式鱔絲」、「三絲敲魚」、「蝦子麵筋」、「雙味蝤蠓」、「新風鰻鯗」、「叫化童雞」、「安吉竹林雞」等。此外湖州的百魚宴，溫州、台州和舟山的海鮮，以及溫州的山珍也很有特色。浙江特色小吃有片兒川、吳山酥油餅、寧波湯圓、金華乾菜酥餅、馬蹄酥、縉雲酥餅、遂昌蕃薯干、浦江米篩、永康麥餅、縉雲燒餅、紹興臭豆腐、咸哼豆、湖州手剝筍、定勝糕等。浙江小吃名店有杭州的樓外樓、知味觀、奎元館，寧波的缸鴨狗，溫州的天一角，湖州的丁蓮芳和諸老大，嘉興的五芳齋等[346]。
古代浙江地區的文學家有賀知章、王守仁、劉基、虞世南、陸游、沈約、駱賓王等。浙西詞派是清代前期中國的一個詞創作流派，產生、發展主要在浙西，即今杭嘉湖一帶。創始人是朱彝尊，朱與曹溶同為浙西詞派的最早倡導者。浙西詞派是清代前期最大的詞派，影響深遠。浙西詞派代表人物有朱彝尊、曹溶、汪森、李良年、厲鶚、王昶、吳錫麒等。近現代浙江地區的文學家有魯迅、茅盾、郁達夫、徐志摩、余華、鄭振鐸、安妮寶貝、南派三叔、紫金陳等。浙江地區流傳着豐富的民間傳說，如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西施、蘇小小等的愛情美談。濟公、楊乃武與小白菜、干將莫邪、西湖傳說、劉伯溫傳說、黃初平（黃大仙）、觀音、徐文長等民間故事[347]。
浙江的傳統工藝美術相當發達。成立於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中國最早的研究金石篆刻的一個百年學術團體和專業金石書畫出版機構，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稱。在民間雕刻藝術中，有青田石雕、寧波朱金漆木雕、樂清黃楊木雕、東陽木雕、黃岩翻簧竹雕、臨安雞血石雕、永康錫雕。仙居花燈和硤石燈彩是中國傳統燈彩的重要代表。嵊州竹編、東陽竹編是中國竹編中的奇葩。樂清細紋刻紙、浦江剪紙、樂清龍檔、浦江麥稈剪貼、溫州的甌繡和甌塑、溫州和仙居彩石鑲嵌、寧波骨木鑲嵌亦是中國傳統工藝中的瑰寶。浙江是中國瓷器、寶劍、黃酒、文房四寶、絲綢、雨傘、檀香扇、漆器等的重要傳統生產地之一，所以積累了豐富的傳統生產技藝。浙江也是中國瓷器的重要產地，中國青瓷的發源地（德清窯），浙江的越窯、哥窯、龍泉窯、南宋官窯等具有重要地位[348]。
西湖龍井是中國最著名的茶葉之一。陸羽在產生中國最早皇家茶園（長興紫筍茶為中國第一種貢茶）的湖州完成了茶葉巨作《茶經》，浙江的茶道也傳播到了國際。紹興黃酒是中國酒類最古老的始祖，起源於紹興，現紹興黃酒已經有古越龍山、女兒紅、會稽山等多個中國名牌。湖州湖筆為文房四寶之首[349]。
浙江的傳統音樂豐富多彩，兼有剛柔。浙派古琴、江南絲竹和平湖派琵琶代表江南柔美的特色。自明代中葉流行至今的浙東鑼鼓則歡快愉悅，以一個樂隊中運用十多件打擊樂器著稱，主要的代表是嵊州吹打和舟山鑼鼓。在民歌方面，嘉善田歌是浙江民歌及吳歌的重要形式，舟山漁民號子是舟山各島漁民、船工世代相傳的海洋民間口頭音樂。畲族民歌則是南部畲族居民的傳統民歌[347]。
浙江民間舞蹈和遊藝項目也是形式多樣，極具觀賞性。浦江板凳龍、長興百葉龍、奉化布龍、蘭溪斷頭龍是中國傳統龍舞的代表。臨海黃沙獅子是浙江最有名的獅舞。餘杭滾燈和海鹽滾燈是中國傳統滾燈的代表之作，餘杭滾燈還是浙江省唯一入選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表演的節目。其它聞名遐邇的傳統舞蹈還包括溫嶺大奏鼓、青田魚燈舞、永康十八蝴蝶等。在傳統遊藝與雜技項目中，永康和仙居的九獅圖、杭州和東陽一帶的翻九樓、紹興的調吊被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具有濃郁浙江特色的傳統藝術[350]。
浙江的戲劇藝術底蘊豐厚，是中國最早成熟的文藝戲劇南戲的誕生地，南戲與古希臘戲劇和古印度戲劇並列為世界三大古代戲劇體系。浙人李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戲曲家，現存他的戲曲論著《閒情偶寄》詞曲部，對中國古代戲曲理論有較大的豐富和發展。以《長生殿》蜚聲文壇的洪升是清代一位偉大的劇作家。成立於1955年浙江崑劇團是當時全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崑劇表演團體。次年改編演出的傳統劇《十五貫》轟動全國，被時任總理周恩來譽為「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351]。發源於嵊縣（今嵊州市）的越劇是中國第二大戲曲劇種。多個越劇流派的創立人系浙江藝人，如戚派的戚雅仙，尹派的尹桂芳等。其中尹派越劇被立為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目前著名的專業越劇團體有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等。在越劇以外，紹劇藝術大師六齡童被譽為「中國南猴王」，其子六小齡童也是著名戲劇家。此外，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其他傳統地方劇種還有西安高腔（衢州市）、松陽高腔、新昌調腔、寧海平調、台州亂彈、浦江亂彈、甌劇、甬劇 、姚劇、紹劇和婺劇等以及海寧皮影戲、泰順藥發木偶戲、平陽木偶戲和單檔布袋戲（平陽縣、蒼南縣）[350]。京劇在浙江並不流行，但浙江出現了著名海派京劇大師，「麒派」創立人周信芳[352]。
在曲藝方面，溫州鼓詞（瑞安市）、紹興平湖調、蘭溪攤簧、杭州攤簧、紹興攤簧、紹興蓮花落、杭州小熱昏、杭州評詞、杭州評話、紹興詞調、臨海詞調、四明南詞、平湖鈸子書、寧波走書（鄞州區、奉化區）、杭州獨腳戲、金華道情（金華市、義烏市）、杭州武林調、紹興宣卷和溫州蓮花（溫州市、永嘉縣）均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收錄[350]。相聲在浙江流行程度並沒有滑稽戲高，不過浙人倪敏然對相聲在台灣的推廣貢獻較大[353]。
船拳是浙江特有的武術，屬南拳。浙江省運動會始於1951年，目前四年一屆，已經舉辦了15屆，其中前10屆都在杭州舉辦。
1930年4月，第四屆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在杭州舉行。浙江是中國1984年參加奧運會之後，每屆奧運會都獲得金牌的兩個省份之一[註 19]。皮划艇、射擊、游泳等是浙江選手的強項。
2013年浙江省進行第六次體育場地普查，普查顯示浙江人均體育場地1.48平方米，比2003年第五次普查時增長51%，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數為22.7個[354]。主要的體育場館有杭州黃龍體育中心、杭州奧體中心、寧波市體育中心、台州體育中心、嘉興體育中心、金華市體育中心、紹興市體育中心和義烏體育會展中心[355]。千島湖為中國水上運動訓練中心[356]。
錢江晚報是世界報業500強。在2007年發布的第四期中國報業競爭力監測報告中，錢江晚報和都市快報兩家報紙入選全國晚報都市類報紙競爭力20強，其中都市快報列全國晚報都市類報紙競爭力20強第二名[357]。
浙江電視台是省級電視台。2001年12月26日成立浙江廣播電視集團[358]。省內主要電視台有：杭州電視台、寧波電視台、溫州電視台、台州電視台、湖州電視台、嘉興電視台、紹興電視台、金華電視台、衢州電視台、舟山電視台、麗水電視台。
浙江是中國電視劇大省，1978年拍攝省內第一部電視劇《約會》，後又拍攝浙江、也是中國第一部旅遊電視劇《蜜月從現在開始》、第一部傳記連續劇《魯迅》和第一部為活人作傳的《華羅庚》。其中4集電視劇《魯迅》曾獲得1983年飛天獎特別獎。1990年代杭州電視台拍攝的8集連續劇《老房子新房子》，則開了「本塘劇」和「方言劇」的先河，有普通話和杭州話兩個版本，其中杭州話版本當時曾引起不小的爭論。1997年由浙江華新影視拍攝的《紹興師爺》是第一部民營電視劇。不過浙江的電視劇出現贏利還是在2002年拍攝《天下糧倉》後。[359]位於東陽市橫店影視城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為中國重要的影視拍攝和製作基地[360]。浙江的民營影視文化企業實力較為雄厚，每年有大量作品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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