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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1992年6月21日），乳名全伢，號克念[1]:1，湖北黃安人，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繼劉少奇後第三位中國國家主席，木匠出身[2]。192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指揮領導工作，參與長征，之後率領西路軍西征失敗。抗日戰爭期間，擔任新四軍第五師師長等職位。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與劉伯承、鄧小平晉冀魯豫部隊進入中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出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軍區領導職位。之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主持經濟方面工作，並於「文化大革命」後期參與懷仁堂事變。80年代後，其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全國政協主席等職務，還是第八至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被認為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3]，政治立場保守、反對大幅度改革開放，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4][5][6][7]。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4]。
清宣統元年（1909年）農曆5月6日，李先念出生於湖北黃安李家大屋，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1]:1。其父李承元，其母王氏[1]:4。李先念10歲讀私塾，12歲起先後在家鄉和漢口學木工[1]:8-13。1926年10月參加農民運動，任鄉農民協會執行委員，並加入中國共青團[1]:16。
1927年11月，李先念參加黃麻起義，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黃麻起義失敗後，率領游擊隊堅持鬥爭。1928年秋，李先念率游擊隊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師第五大隊，任副班長，參加了反三次會剿的戰鬥。1929年底，李先念任中共高橋區委書記、蘇維埃政府主席，陂安南縣委書記、蘇維埃政府主席，組織群眾運動。
1931年10月，李先念加入紅軍，任紅四方面軍第十一師三十三團政治委員，率部參加黃安戰役、商潢戰役、蘇家埠戰役、潢光戰役，立下卓著戰功，方面軍總部授予三十三團「共產國際團」稱號。1932年7月，李先念任第十一師政治委員，指揮部隊參與豫鄂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在馮壽二、七里坪、胡山寨等地戰鬥中，重創國軍。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由鄂豫皖邊區向西進行戰略轉移。李先念指揮所部在棗陽新集和土橋鋪地區衝破國軍的圍攻堵擊，為全軍打開通路，並在危急時刻保證了紅四方面軍總部的安全。子午鎮戰鬥中，李先念身負重傷，仍堅持指揮戰鬥。同年12月底，全軍越過大巴山，進抵四川通江，創建川陝根據地[8]。李先念此時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3年5月，空山壩戰鬥中，李先念率部迂迴敵後，切斷國軍退路，為戰鬥勝利做出突出貢獻。7月，李先念任紅三十軍政治委員。10月，在宣達戰役中，李先念率部攻占達縣，繳獲大批軍用物資。11月，國軍對川陝蘇區發動六路圍攻，李先念與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負責指揮西線部隊抗擊四路國軍。後紅軍發起反攻，李先念率部在黃貓埡地區圍殲國軍14000餘人。1934年1月，李先念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9]。
1935年3月，李先念指揮所部參加嘉陵江戰役，並率一部兵力先後攻克青川、平武，搶占戰略要地摩天嶺。5月，率方面軍一部由岷江地區西進，策應紅一方面軍的行動、迎接中共中央。6月，先頭部隊在懋功同紅一方面軍會師。李先念向毛澤東等匯報川西北形勢和紅四方面軍的情況。8月，李先念與代軍長程世才指揮包座戰鬥，殲滅胡宗南部第49師。在沙窩會議上，李先念被增補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候補委員。9月，由於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李隨紅四方面軍再次過草地，南下川康邊，參與綏崇丹懋戰役[10]、百丈關戰役[11][12]，後又與紅二方面軍北上，到達甘肅會寧。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中央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李先念指揮紅三十軍在靖遠縣虎豹口突破黃河[13]:65，與其他部隊協同占領一條山、五佛寺等地。11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渡河部隊組成西路軍，執行建立河西根據地、打通遠方的任務。李先念被任命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13]:99，指揮紅三十軍先後在涼州和永昌之間同國軍馬步芳部激戰，殲滅國軍4000餘人，後又在倪家營子與國軍激戰40天。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後，李先念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負責統一軍事指揮，率餘部翻越祁連山分水嶺，穿過戈壁灘，於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處星星峽，在陳雲、滕代遠的接應下，轉至迪化[13]:261-275。
1937年12月14日，李先念乘飛機從迪化出發到達蘭州，再乘汽車於26日返回延安[13]:313。李先念到達延安後，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1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邊區省委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部長。1938年底，李率新四軍竹溝留守處一百餘人南下湖北，會合和聚集中共領導的零散武裝力量，開展游擊戰爭。1939年6月中旬，中共鄂中區黨委在京山縣養馬畈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李先念指揮新街戰鬥等多次戰鬥，部隊迅速發展到9000餘人。
1939年11月，中共豫鄂邊區黨委在四望山會議，確定將鄂中、鄂東、豫南等地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李先念任司令員。李先念率領部隊多次擊退日軍掃蕩，並擊敗國軍程汝懷部。1940年5月，李先念指揮部隊進軍白兆山，占領平壩，繼而渡過襄河，開闢襄西根據地。
皖南事變後，豫鄂挺進縱隊改稱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1941年12月，李先念發起侏儒山戰役，殲滅日偽軍5200餘人，控制漢川、漢陽、沔陽地區[14]。1942年，李先念指揮部隊堅持鄂豫皖地區抗戰，並在鄂南地區建立游擊根據地。5月，新四軍第五師改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12月，日軍掃蕩大悟山地區，李先念率師部跳到外線作戰，粉碎日軍的「鐵壁合圍」。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邊區委員會書記。
1944年，李先念指揮部隊進行攻勢作戰，組成豫南遊擊兵團，向河南發展。稍後，又開闢了淮北新根據地。10月，李先念又任鄂豫皖湘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5年1月，新四軍第5師在大悟山區與王震的八路軍南下支隊會師，隨後以南下支隊為基礎成立了湘鄂贛軍區。至1945年8月，李先念麾下有主力部隊4.7萬餘人，民兵30餘萬人[15]。
1945年10月，李先念部與王樹聲河南軍區、王震南下支隊組建中原軍區，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書記、中原軍區司令員。在中原軍區組建前後，李先念發動桐柏戰役，殲滅國軍7000餘人。
1946年1月，李先念部以宣化店為中心集結。李先念先赴漢口，後在宣化店協助周恩來等就中原問題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由於國軍壓迫，中原軍區部隊於1946年6月26日發起中原突圍[16]。李先念在率部跳出國軍包圍圈後，創建豫鄂陝邊根據地。在根據地工作全面展開之後，於9月29日返回延安，之後在延安遙控中原戰事。參與中原突圍的部隊，除皮定鈞部進入蘇皖解放區、王震率359旅進入陝甘寧邊區外，大都在游擊戰中損失[17]。1947年3月國軍胡宗南部進攻共產黨軍隊總部延安時，中原部隊在外線各地進行游擊作戰的有1萬人左右，這些部隊牽制了國民政府軍的作戰。
1947年5月，李先念任中原局第二副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7月，率領由中原突圍部隊一部組成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二縱隊從晉城出發南下，先後攻占河南通許、扶溝等地，11月抵達河南光山，同劉伯承、鄧小平部會師。隨後，李先念協助劉鄧在中原地區進行軍事和政治工作的領導，開闢大別山根據地。
1948年，李先念任重建的中原軍區第二副司令員，與鄧子恢在開封參與領導淮海戰役的後勤保障工作。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主持湖北黨、政、軍全面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先念出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並於1950年當選首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即省長），主持建立各級人民政府、剿匪反霸、穩定物價、統一財政經濟管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以及團結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取得顯著成績。1952年2月，李先念兼任武漢市委書記和市長。3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為主任委員的荊江分洪委員會[18]，至1953年4月，荊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195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9月，李先念任國務院副總理。10月，兼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任，負責綜合管理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中國人民銀行和指導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工作。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李先念提出建議，在工農業產品貨源已為國營經濟掌握的情況下，城市要允許私營零售商繼續經營，農村要發揮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的作用，恢復農村集市貿易，允許農民出售完成統購任務後的多餘農產品，以活躍城鄉市場，方便人民生活。李先念還建議改善財務管理，調整國家和企業、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改變中央管得過多、過細的作法和過分集中的體制，適當擴大地方財政管理權限，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1956年，李先念支持周恩來、陳雲反對冒進的意見，堅持1957年的經濟計劃應實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
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1958年批判反冒進，李先念受到批評。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李先念指出經濟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虛假現象和浮誇風，提出了六條具體調整措施，因此被指責為「思想右傾」。
三年困難時期，李先念負責統一指揮糧油棉的突擊調運，採取各種措施加強糧食管理，提出增加糧食進口和減少徵購；還就抑制物價上漲、減少財政赤字等問題，提出6條措施，還主持起草了控制貨幣發行和控制財政管理的兩個決定。1962年4月，李先念任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 有共產黨內部高官指出李先念是提前徵收口糧導致信陽事件的始作俑者。
在「文革」中，他成為周恩來在主持經濟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期間中國經濟徘徊不前。1967年2月，李先念被指為「二月逆流」成員受到批判，江青稱其為「附和錯誤路線」。1968年，李先念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廠勞動。1969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繼續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九一三事件後，李先念繼續擔任國務院的領導工作，並任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李先念籌劃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霍林河煤礦、焦枝鐵路的建設和武鋼一米七軋機的引進，支持從外國進口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以及建設遠洋船隊。
1973年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繼續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革後期，李先念繼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李先念被迫「休息」。1976年的懷仁堂事變，李先念是主要決策人之一。
文革結束後，李先念在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黨內排名第四，僅次於華國鋒、葉劍英和鄧小平。1979年3月，李先念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李先念卸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81年春到1988年，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工作。1982年，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排名第五，在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之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決定重新設立文革期間被毛澤東提議廢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副主席職務。1983年6月，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李先念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他當選時為74歲，成為繼毛澤東、劉少奇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任國家主席。1984年里根訪華期間，他曾與里根討論台灣問題[20]。1985年7月22日至31日，李先念訪問美國。這是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到訪美國。1985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後，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退休，李先念在黨內的排名由第五上升為第四，僅次於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兼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
李先念長期在計劃經濟年代主持經濟工作，具有計劃經濟保守思想，反對大幅度的改革開放，是保守式的人物。因不便公開反對鄧小平，其主要反對目標指向1980年代期間主要經濟改革派人物趙紫陽[21]。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中回憶李先念對他的反對，不僅是觀點上的分歧，而且表現出的是一種仇恨[21][註 1]。1987年11月，為推動幹部新老交替，李先念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後不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8年4月，李先念任期屆滿，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其職務由另一位元老楊尚昆接替，但同時他又被安排出任第七屆全國政協主席。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病逝於全國政協主席任上，享年83歲。他被官方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共有四個子女，三女一男。長女李勁是和前妻尚小平所生。1949年，李先念同早已相識的林佳楣（中國女醫師協會名譽會長[26]）結婚，又生育了三個孩子，分別是二女兒李紫陽（中國女醫師協會副會長）、兒子李平（北京軍區副參謀長，少將軍銜）和小女兒李小林（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前常務副會長，丈夫劉亞洲上將是國防大學政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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