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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前11世紀-前6世紀）的詩歌305篇（除此之外還有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六篇[1]，題目分別是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和由儀）[2]。原本叫《詩》，又稱《詩三百》《三百篇》。[3]從漢朝起儒家將其奉為經典，遂也稱之謂《詩經》，而正式使用《詩經》一名，應該起於南宋初年[4]。漢之後人們蒐集整理《詩》。[5]其中最為著名也是流傳至今的，是漢景帝第三子河間王劉德、毛萇版本《詩經》，因此該版本又稱為《毛詩》。目前安徽大學藏戰國早期楚國版本的《詩經》是最早的《詩經》原始版本。《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詩經》是陸續編輯成的，最古的是周頌，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頌、魯頌和國風。[6]
《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於西周初期，根據《尚書》上所說，《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7][8]最晚的作品成於春秋時期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500年。
古人關於《詩經》的收集和編選，共有「王官采詩」和「孔子刪詩」、「獻詩說」三種說法：
西漢初年，傳授《詩經》的主要有齊、魯、韓三家，分別出自齊人轅固、魯人申培和燕人韓嬰，《詩》經過三家注釋、傳授後，成為固定的帶有注釋性文字的版本，分別被稱為「齊詩」、「魯詩」和「韓詩」。[17]齊、魯、韓三家所傳詩，依據的是秦以後成書的今文經（當時的「今文」指漢隸）。最初以魯詩最為盛行，齊詩次之，韓詩又次之。後來魯人毛亨、毛萇（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自稱按子夏所傳「古文經」另闢蹊徑進行注釋（當時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書同文」以前六國各自的字體），自成一家，被稱為「毛詩」。在西漢不具學術權威性，而《漢書》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傳」，到了魏晉時代才成為顯學。[18]
三家詩認為《詩經》中涉及情愛的詩不雅，常加以各種附會解釋，將其解為歌頌或諷刺政治之作；毛詩則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據史書《左傳》中的歷史事件來解釋《詩經》的篇章。[19]然而，學者王先謙在整理對比四家詩說時，發現毛詩的牽強附會現象也非常嚴重。且毛詩對詩經篇目進行了修改，如將邶鄘衛風分為邶風、鄘風和衛風，然而這三個地區是殷商畿內，殷亡後設立三監，實為同一地區。[18]現今，三家詩皆散逸，僅《毛詩》一家流傳於世。其中《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北宋[20]，另有《韓詩》流派的衍生著作《韓詩外傳》10卷倖存。
現存的《毛詩》每篇都有一個題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現在一般都認為解說文字除少數幾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詩序》對後人的影響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釋。《毛詩序》最大的缺點在於同樣具有穿鑿附會的痕跡，因而在後世儒家研究《詩經》的著作中被反覆推翻、論證[21]。
現存的魯詩、齊詩和韓詩由王先謙集合前人從文獻中挑出的三家詩說的殘片，着重參考陳喬樅編集的魯齊韓三家詩，編成《詩三家義集疏》。[18]
20世紀以來考古發掘出許多載有《詩經》文字的竹簡、木牘、帛書。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發掘出的漢代竹簡本《詩經》是現存的年代較早的詩經古本。2015年，安徽大學收購入藏的戰國竹簡安大簡記錄的《詩經》是目前發現的抄寫時代最早、存詩數最多的古本，竹簡年代約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間，屬戰國早中期，存《國風》詩58篇，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22]。2021年荊州市的王家咀戰國楚墓出土竹簡包括《詩經》，其內容可與今本《詩經》十五國風的絕大部分詩篇相對讀[23]。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關雎〉是國風的開始，〈鹿鳴〉是小雅的開始，〈文王〉是大雅的開始，〈清廟〉是三頌的開始。「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
《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按地區劃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檜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豳[24]風」、「陳風」和「曹風」，共160篇，又被稱為「十五國風」。《國風》被普遍視為《詩經》中的文學精華部分，後人將其與屈原的《離騷》並稱為「風騷」。從風格上講，《國風》帶有濃烈的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講，《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少數是個別貴族外，大多是民間人士。
對於《雅》的認識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把這種音樂看作「正聲」，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樂的區別。也有人說「雅」與「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稱呼。還有觀點認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樂。《雅》共105篇，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為宴請賓客之音樂。《大雅》則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陳述勸戒的音樂。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內容幾乎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有讚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情詩。「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
《頌》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讚美統治者功德的樂曲，在演奏時要配以舞蹈，也可以專指宗廟祭祀用詩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合稱《三頌》。其中《周頌》31篇，一般認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時的作品、多作於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魯頌》4篇，認為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於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是指「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比」是指「託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可惡的老鼠來譬喻統治者的貪婪。「興」是指「託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聯想到新娘出嫁時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
比：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與此物能分離為二。[25]
興：則為將客觀之事物（彼物）與主觀之情意（此物）融為一體。
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體喻形體（象樹一樣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紅），光澤喻光澤（如玉潤），聲音喻聲音（似鳥叫），氣味喻氣味（同尿臊），動作喻動作（如兔快），感覺喻感覺（似狼殘），景況喻景況（時尚如潮水）。
《邶風·簡兮》：「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以形態比形態；
《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以某種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風·黍離》：「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感覺喻感覺；
興：朱熹：「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文心雕龍》：「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
《詩品》：「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 章次 | 章名 | 注釋 | 所含目次 |
|---|---|---|---|
| 01 | 周南 | 周公統治下的南方地區內受到「南音」影響的民歌，大致在今洛陽以南，南陽一帶[26]。部份學者認為，周南和召南出自南方楚國。[27] | 001-011 |
| 02 | 召南 | 召國及其南部（召公統治下的南方地區）之民歌，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南》考證，原有一種樂器名「南」，這種樂器的使用，可能是南國音樂的特色。《周南》《召南》就是南國地區的民歌，配合南國樂器所奏出的樂調。[28] | 012-025 |
| 03 | 邶風 | 衛國民歌 | 026-044 |
| 04 | 鄘風 | 衛國民歌 | 045-054 |
| 05 | 衛風 | 衛國民歌 | 055-064 |
| 06 | 王風 | 王是「王畿」的簡稱，即東周王朝的直接統治區。王風所含即東周王畿當地的固有詩歌。 | 065-074 |
| 07 | 鄭風 | 鄭國民歌 | 075-095 |
| 08 | 齊風 | 齊國民歌 | 096-106 |
| 09 | 魏風 | 魏國民歌 | 107-113 |
| 10 | 唐風 | 晉國民歌 | 114-125 |
| 11 | 秦風 | 秦國民歌 | 126-135 |
| 12 | 陳風 | 陳國民歌 | 136-145 |
| 13 | 檜風 | 檜國民歌 | 146-149 |
| 14 | 曹風 | 曹國民歌 | 150-153 |
| 15 | 豳風 | 豳國民歌，傳統的經注說《豳風》是西周初年的詩，產生於成王時代。後人又認為可能是西周後期的詩。[29] | 154-160 |
| 章次 | 章名 | 注釋 | 所含目次 |
|---|---|---|---|
| 01 | 鹿鳴之什 | 161-169 | |
| 02 | 白華之什 | 170-174 | |
| 03 | 彤弓之什 | 175-184 | |
| 04 | 祈父之什 | 185-194 | |
| 05 | 小旻之什 | 195-204 | |
| 06 | 北山之什 | 205-214 | |
| 07 | 桑扈之什 | 215-224 | |
| 08 | 都人士之什 | 225-234 |
| 章次 | 章名 | 題解 | 所含目次 |
|---|---|---|---|
| 01 | 文王之什 | 235-244 | |
| 02 | 生民之什 | 245-254 | |
| 03 | 蕩之什 | 255-265 |
| 章次 | 章名 | 題解 | 所含目次 |
|---|---|---|---|
| 01 | 周頌 | 西周王朝的頌歌。據考證，為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時代近一百年間（約前1046—約前977年）的作品。 | 266-296 |
| 01a | 清廟之什 | 266-275 | |
| 01b | 臣工之什 | 276-285 | |
| 01c | 閔予小子之什 | 286-296 | |
| 02 | 魯頌 | 《魯頌》是春秋時代作品，產生於春秋魯國國都山東曲阜一帶地區，是魯國的宮廷音樂。 | 297-300 |
| 03 | 商頌 | 傳說為商朝的禮樂。前三篇的創作時期較早，為祭祀禮樂。後兩篇歌頌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伐楚勝利，皆分章，產生的時間較晚。據魏源、皮錫瑞、王先謙、王國維等考證，本章實際上即《宋頌》，是春秋時代的作品，產生於宋國首都河南商丘地帶。陸侃如、馮沅君所著《詩史》說《商頌》「一仿《周頌》，一仿《二雅》」。 | 301-305 |
古代關於《詩經》的研究著作多為「註疏」類作品，重在從儒學角度解釋說明「詩三百」的微言大義。註疏是一種研究、註釋儒家經典的重要體例，其中「注」主要補充說明字義、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闡發義理；「疏」則是對經文和舊注的進一步說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規則，在注的框架之內進行闡釋說明。《詩經》古代最重要的註疏是《毛詩正義》70卷，定版於唐朝，沿用西漢毛公所傳《毛詩》的傳，東漢鄭玄在《毛詩》基礎上所作的箋，由唐孔穎達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經典權威性釋義叢書《五經正義》中的一部，並在明朝官方修訂版的《十三經註疏》也被收作《詩經》的權威解釋。
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詩集傳》。南宋朱熹和鄭樵往往打破《毛詩》的附會，另作新解。
清朝考據學盛行，治學日趨保守，力主恢復毛、鄭（毛亨、鄭玄）乃至西漢初年的三家詩之學。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說詩》，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詩集傳》。段玉裁寫《毛詩故訓傳》，孫燾寫《毛詩說》，用意則在否定鄭玄之說。再者，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進一步否定毛詩之說，要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義。
清代姚際恆《詩經通論》、牛運震《詩志》、崔述《讀風偶識》和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作，改採「評點」的形式從文學批評角度鑑賞《詩經》。其中又以姚際恆、方玉潤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膽推翻前人陳腐之說，見識較為高明；而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訓詁《詩經》，方法周密，亦見解深刻[30]。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路人。胡適將《詩經》視為文學作品，批判傳統經學把《詩經》用於教化的「附會」曲解之說，以返回文本自身意義的價值探索為目標[31]。
現代對《詩經》的研究更多從現代人文學科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側重於考察古今音韻不同，或者專注於搜集可印證上古時期歷史的資料。上博簡出土竹書〈孔子詩論〉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大段論《詩》文字，據信出於孔子後學之手[32][33]。
古代認為《詩經》是群眾的心聲，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陳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際的場合，可以「賦詩言志」，借詩句來表示想講的意思。朝廷音樂機構中的樂官，可以諷詠詩句，暗示民心對施政的反應。[34]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
《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黃河流域文學的代表，平民文學的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35]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胡適認為《詩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36]。胡適強調訓詁，「如戴震、胡承珙、陳奐、馬瑞辰等等，凡他們關於《詩經》的訓詁著作，我們都應該看的。」例如：「黃鳥于飛」之句，「于」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兒飛」。胡適還認為《嘒彼小星》一詩是描寫妓女送鋪蓋上店陪客人的情形。
李敖認為《詩經》中《蹇裳》一文中最後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且」則是指男性生殖器，為戲謔的粗話，白話為「你這小子神氣個什麼鳥啊！」[37]還有認為《詩經》中的〈山有扶蘇〉一文中：「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 乃見狡童。」也是為戲謔的粗話，白話為「沒看見漂亮的小表哥，卻看見一個傻屌。」，而且還特別強調文中的「且」字一定要譯為「雞巴」、「屌」字，才不失原意。[37][38]
王得臣《麈史》稱：「《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爻辭》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領。以余觀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蔥、蒜、苔，木之楓、楠等，《詩》皆未之見。至《易》所不載者，如須、唇、肩、乳、臍等，亦未可悉數。又《爾雅·釋鳥》不及鶴，《釋蟲》不及蝶。物類至繁，偶有遺焉，無足異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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