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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政治口號於1980年代初由鄧小平等人提出，而作為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最早起始於1986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並於1987年初正式展開[1][2][3]。
1986年底「八六學潮」的爆發，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於1987年初被迫辭職，中共左派保守人士鄧力群、胡喬木等人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於1987年初順勢推廣展開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3][4][5][6][7]。但該運動此後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等人的反對，趙紫陽認為鄧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運動來反對和否定改革開放，並以此說服了鄧小平，該運動隨後於1987年中期逐漸結束[3][5][6][7]。
按照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說法，「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最早是鄧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指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提道「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8][9]。
1983年，中國共產黨內保守派人士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活動[10][11]。同年10月，鄧小平再次提到，「對於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評和糾正。但是，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着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8][12] 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台灣陳鼓應教授時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13][14]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種種問題，而經濟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15][16][17][18][19]。1986年上半年起，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7][15][20][16][21]。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他強調「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21][22][23][24]
與此同時，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鄧小平認為[25][26]：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
1986年12月，中國大陸各地爆發了八六學潮，對學校管理和有關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提出意見，並高呼「要民主」等一類口號[4][27]。12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學潮情況，提出以疏導為主的方針。12月27日，胡耀邦出席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並講話，重申以疏導為主的方針，得到中央書記處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大多數人的贊同[27]。1986年12月27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發動者胡喬木、王震、鄧力群、薄一波等人到鄧小平家反映學潮的嚴重性，一致認為這是胡耀邦姑息和領導無力的結果，認為胡耀邦應對當前的局勢負責[4][27]。12月30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到他家談話，指出[1]：
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我們對學生鬧事，前一段主要採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導，也包括運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 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 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之後又被批評為「資產階級自由化」[1][2][3][4][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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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逐漸展開[3][4]。 1987年1月，鄧小平認為：「如果說過去我們對『左』的干擾注意的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麼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8][29] 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核心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30]
在這場運動中，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被開除黨籍，巴金等人受到公開批判，當時資歷較淺但作品前衛的劇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31][32][33][34]。郭羅基認為，「新啟蒙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將命題轉換為『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化』」[35]。
反自由化運動期間，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主要精力「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3]。趙紫陽擔心鄧力群等人發動的這場運動會衝擊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也會衝擊教育、科技、文化、農村等各個領域，故組織力量與鄧力群等人進行了博弈和鬥爭[3][5]。
1987年4月28日，趙紫陽向鄧小平作出匯報，提到有一些人以「左」反對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情況[6][7]。他強調這種氣氛與1987年下半年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着重宣傳改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召開作好輿論準備，並建議重新發表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8.18講話」[6][7]。鄧小平贊同趙紫陽的意見，並要求他對這個問題作一次講話[6][7]。
1987年5月13日，「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以上系統在京各單位，中央、國家機關部委部以上領導幹部共1000多人參加了會議。[3][5][6]在此次會議中，趙紫陽作了「5.13講話」，對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的主張進行了嚴肅的批評[3][5][6]；7月1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鄧小平的「8.18講話」[6]。這兩個講話發表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告一段落，改革開放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主流[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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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標誌着鄧小平、趙紫陽等人1980年代在中國大陸推動的後期政治體制改革失敗，趙紫陽等中共改革派高層被撤職[36][37]。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諾貝爾獎得主、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時指出：「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他們沒有執行。」[38]
隨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導致一系列共產主義政權的倒台，反和平演變取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1990年代中國政治生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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