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1915年11月27日—2015年2月10日），原名鄧聲喈，湖南省桂東縣人，中國共產黨保守派理論家之一。鄧力群早年參與一二九運動，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延安時期曾擔任延安馬列學院教務處處長、黨總支副書記、中共中央研究局材料室主任。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歷任中共吉北地委宣傳部部長、中共榆樹中心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東北局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1949年到新疆任中共中央在新疆三區的聯絡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組長、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文化大革命時遭迫害，撥亂反正後主張修復破壞掉的計劃經濟體制，此後擔任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及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生平
1929年至1931年，鄧力群就讀於長沙兌澤中學。1935年，到北平就讀於匯文中學，在一二九運動中任北平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同年1月加入中國共青團、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北平學生聯合會執委會委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組織部部長、中共北平東城區委幹事等職。
1937年4月，赴延安，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和工作，任中央黨校教務處秘書、教員。1938年5月，被選派到延安馬列學院，先後擔任學院教務處處長、院黨總支副書記。1941年9月，調任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組組長，其間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1944年7月，任中共中央研究局材料室主任。抗日戰爭結束後，率領十幾名幹部，1945年10月24日從延安出發赴東北，1946年2月抵達舒蘭縣。任中共吉北地委宣傳部部長，1946年4月調任中共榆樹中心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1948年8月，東北局組織部長兼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張聞天提議，調鄧力群任東北局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協助張聞天搞接管城市、恢復發展經濟的研究工作，協助張聞天起草了一些東北農村經濟組織的文件。
1949年6月初，被中共中央調至北京。7月隨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不久，任中共中央在新疆三區的聯絡員，促成新疆政權（新疆政府主席包爾漢與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將軍）的和平過渡[1]。隨後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書長、宣傳部部長、青委書記，新疆日報社社長，新疆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等職。
當時王震擔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王震和鄧力群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鎮反中非常積極。他們對農牧主大搞清算，對當地宗教首領大搞鎮反的瘋狂行為在新疆地區搞得怨聲載道，中共中央西北局發現問題後，政治委員習仲勛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停止牧區「鎮反」。以王震和鄧力群為首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卻認為牧區「鎮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實際情況。雙方矛盾激化後，毛澤東安排習仲勛親自前往新疆指導工作，隨即也撤換了王震和鄧力群在新疆的職務[2]。
1952年10月至1958年4月，他返回中央，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一辦、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組長。1958年6月，調任紅旗雜誌社常務編委、秘書長，1959年6月至1966年5月，任紅旗副總編輯兼秘書長，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1955年，參與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起草。之後協助劉少奇，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等重要文件。1964年10月被陳伯達安排帶領紅旗雜誌社40多人到京東通縣宋莊公社翟里大隊搞「四清」，當時通縣「四清」工作隊總共2萬多人，來自北京市直與中央機關。1965年1月中央「二十三條」下達後，通縣四清草草收場，鄧力群無工作可做，到東北考察城市「四清」，又調任廣西桂林地委副書記去搞農村四清。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揪回《紅旗》雜誌社隔離審查，陳伯達把鄧打為「劉鄧司令部」在《紅旗》的代理人，是劉少奇安插到《紅旗》的，「幫助劉少奇篡黨奪權」，與另外2位副總編輯范若愚、胡繩都被打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9年夏天隨紅旗雜誌社大部分編校人員下放石家莊滹沱河畔的北高基村附近的五七幹校勞動，種水稻、養豬。鄧力群自己總結在五七幹校的「兩大收穫」：一是干體力勞動，身體變好，幾種慢性基礎疾病不治而愈，為後來百歲高壽奠定基礎；二是五年半堅持不懈每天讀書3小時，讀完了從北京帶去的《馬恩全集》《列寧全集》《魯迅全集》《二十四史》等320餘種，並寫作了《學習<論持久戰>哲學筆記》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4月復出。1975年7月初調往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與《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論總綱」）等文件起草，而四人幫隨後稱之為「三株大毒草」、「右傾翻案風」綱領，鄧力群再次被批鬥。對四人幫批鬥「大毒草」《論總綱》，鄧力群說這篇文章的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他個人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負任何責任。鄧小平後來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嶠，一個鄧力群[3]。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於1977年再次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其主要顧問為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其中，鄧力群思想保守，與同為社科院副院長，但主張加大改革力度的于光遠時有意見衝突。
鄧力群於1977年6月擔任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1977年11月，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胡喬木邀請鄧力群兼任常務副院長主持日常工作。1979年1月至1982年4月，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主任。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中辦研究室改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繼續擔任主任，同時任中辦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與胡喬木等組織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1982年4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中國共產黨宣傳思想文化工作。1983年10月至1987年夏，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參與整黨工作。1985年7月，不再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87年中共十三大後，鄧力群不再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退出一線工作。
1987年，胡耀邦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但以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人為首的保守派屬意鄧力群，王震四處活動支持鄧力群，甚至當面勸趙紫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原本沒有當總書記的意願[5]，更願意在總理職位上繼續經濟改革，但保守派的活動引起趙紫陽警覺。同時鄧力群私下串聯想當總書記的事被李銳知道後，遭到李銳極力反對。李銳立即給鮑彤寫了一封信，表示鄧力群抵制改革開放的方針，思想上堅持左傾教條主義，空談共產主義理想；此外李銳提到鄧力群在延安時和自己前妻范元甄有不正當關係。鮑彤將這封信送到趙紫陽手中，趙紫陽再將信轉交給鄧小平。趙紫陽還告訴鄧小平，鄧力群曾經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最終鄧小平決定讓趙紫陽代理總書記[6][5]。而由於他在胡耀邦下台中扮演了羅列罪狀的角色，以及他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積極堅持反改革開放主張，致使黨內對他評價極差。在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落選，緊接着，又在中顧委常委選舉中落選，僅當選中顧委委員，最終被迫退居二線。對於連續敗選結果，鄧力群在回憶錄中說對他有刺激[7]。
1990年以後，鄧力群任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組建當代中國研究所，主持編撰《當代中國》叢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1990年「姓社姓資」爭論爆發。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鄧力群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重祭階級鬥爭立場，此後他接連撰寫文章批評改革開放，率領《高校理論戰線》、《求是》、《光明日報》等報刊，與改革派領導的《解放日報》「皇甫平」（由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領導）相互攻擊。最終在1992年1月鄧小平出面南巡，並發布「南方談話」，促使改革開放重新步入正常軌道，朱鎔基也在同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而當時僅擔任中顧委委員的鄧力群則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撤銷中顧委後徹底退出政壇；2001年鄧力群又公開批評江澤民允許企業家入黨[8][7]。
晚年幫助《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內部出版，有《鄧力群國史講談錄》內部出版。支持《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文藝理論與批評》。
2015年2月10日16時56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滿99周歲）。2月17日上午，習近平率全體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領導人參加了他的告別儀式，時評人高新回憶，習仲勛與鄧力群曾角力多年，此事說明習近平的思維與他的父親很不相同。[9]
家庭
兄長為鄧飛黃，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
夫人為羅立韻（原名羅真理），曾任文化部直屬機關紀委書記。
評價
鄧力群逝世後，官方訃告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2][13]。
鄧力群長期在「宣傳思想戰線」工作多年，主張堅守文革前十七年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改革派的「走資」路線，堅持對少數民族政策上有所限制，外界稱他為中國大陸政壇「左王」。[14]
被認為是間接導致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的另一股影響勢力（胡的下台涉及1987年1月10至15日在北京的「民主生活會」對胡抨擊的言論），但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人逝世的告別式，他亦到場致祭[15]。鄧力群自視為「胡耀邦反對派」[16]，並積極參與了威逼胡耀邦下台的行動[17]。1988年11月，鄧力群在長沙要求見胡耀邦，雖然在此前一年黨內生活會上，他羅列大量「罪狀」，系統地批判胡，但胡還是歡迎了他，並同他談了兩個多鐘頭。事後鄧力群十分感慨地說：「我沒有想到他並不介意以前的摩擦。」並說他們的談話「感情是真誠的，氣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鄧力群又稱胡在民族政策上闖了亂子，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認識不夠，造成西藏和新疆的局勢不穩[17]。
章立凡評論：「鄧力群的謝幕結束了一個時代，僵化的官方理論界已失去創造力，再也無法產生像他這樣的重量級理論大腕了。」[18]
高瑜認為鄧力群在退休後撰寫的《十二個春秋》空前絕後美化自己、醜化胡耀邦和趙紫陽，把自己寫成中國前十年改革開放起決策作用的人[19]。並說他有「左王」、「老慶」之稱，「老慶」取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左傳·閔公元年》）[20]
其他
- 據李南央回憶，1943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搞搶救運動時，其父李銳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其母范元甄也在被搶救之列。當時已婚的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審查、搶救范元甄的，結果兩人睡到一起，並且被鄧的妻子當場發現。1944年6月，被從保安處放出的李銳得知後與范離婚，事情傳開後造成不良影響，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范元甄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其同居了一個星期[21]。後李、范二人復婚，楊尚昆代表組織作結論時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22]。
- 高爾泰稱，1980年代初，時任社科院副院長鄧力群做大會報告，稱「首長們為革命做了那麼多的貢獻，難道不應當照顧一下嗎？」[23]
- 胡平稱，鄧力群在中宣部部長任上封禁了許多作品，以清理精神文明污染為藉口打壓了很多所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他退休後寫的一部自傳《十二個春秋》卻也被共產黨封禁，最後轉到在他一直批判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才得以出版。[24]
- 鄧力群回憶三年困難時期這段歷史說：（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怎麼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嚴重的浮誇，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裡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誇，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着。這裡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25]
著作
- 《訪日歸來的思索》，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吳家駿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
- 《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ISBN 9787800927720；2016年再版，ISBN 9787515406589。
- 文集
- 《延安整風以後》1944-1952年的文集，1998年4月當代中國出版社
- 《鄧力群文集》共三卷，1975-1982年的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
- 第一卷（1975-1982）ISBN 978-7-80092-708-9、
- 第二卷（1982-1985）ISBN 978-7-80092-753-9、
- 第三卷（1985-1992）ISBN 978-7-80092-754-6
- 回憶錄
-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2005年4月以當代中國研究所名義在中國大陸少量內部印行，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3月初版，ISBN 978-988-98078-5-6
- 《鄧力群自述（1915-1974）》（六十個春秋），2015年人民出版社，ISBN 9787010151489
紀念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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