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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趙修業，河南滑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他先後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等職務[3]。趙紫陽主持了1980年代後期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4][5]、平息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6]，被視為黨內改革派主要領袖之一，為中國民主運動作出過貢獻[7][8]。中國官方宣稱他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犯了嚴重錯誤，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後被撤銷黨內一切領導職務並遭受軟禁[3][9][10][11]。
| 趙紫陽 | |
|---|---|
.jpg) 1985年的趙紫陽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選舉：1982、1987[1]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 | |
| 任期 1987年1月16日—1989年6月24日 | |
| 中央政治局常委 | |
| 前任 | 胡耀邦 |
| 繼任 | 江澤民 |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3任國務院總理 | |
| 任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自第三次會議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
| 任期 1980年9月10日—1987年11月24日 | |
| 副總理 | |
| 前任 | 華國鋒 |
| 繼任 | 李鵬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 |
| 任期 1987年11月1日—1989年6月23日 | |
| 主席 | 鄧小平 |
| 前任 | 葉劍英 |
| 繼任 | 楊尚昆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1980年2月23日—1989年6月23日 | |
| 主席 | 華國鋒 → 胡耀邦 → 職務廢除 |
| 總書記 | 胡耀邦 → 自己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81年6月29日—1982年9月12日 | |
| 主席 | 胡耀邦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 |
| 主席 | 鄧小平 |
.svg){kind=small}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 |
| 任期 1980年4月16日—1980年9月10日 | |
| 總理 | 華國鋒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組長 | |
| 任期 1983年1月28日—1987年11月24日 | |
| 總理 | 自己 |
| 繼任 | 李鵬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趙修業 1919年10月17日  中國河南省滑縣桑村鄉趙莊村 |
| 逝世 | 2005年1月17日（85歲） 中國北京市東城區北京醫院 |
| 墓地 | 中國北京市昌平區天壽園公墓[2]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1938年2月－2005年1月）[註 1] |
| 配偶 | 梁伯琪 （1944年結婚—2005年結束） |
| 兒女 | 長子趙大軍 次子趙二軍 女兒趙亮 四子趙四軍 幼子趙五軍 |
| 著作 | 《改革歷程》 |
| 宗教信仰 | 無神論 |
| 簽名 |  |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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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 |
| 漢語名稱 | |
| 簡化字 | 赵紫阳 |
| 繁體字 | 趙紫陽 |
| 漢語拼音 | Zhào Zǐyáng |
| 威妥瑪拼音 | Chao Tzu-yang |
趙紫陽於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滑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中共豫北地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中共冀魯豫邊區地委書記，冀魯豫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桐柏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南陽地委第一任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時期遭迫害，此後擔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2]，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經流傳「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說法[13][14]。
趙紫陽於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先後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之一[15]。在任期間，他參與啟動和領導的改革運動為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全球性的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16]。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外，他還積極提出並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17]。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中國大陸官方宣稱其「犯了嚴重錯誤」[3]，而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僅保留黨籍[18][19]，但他拒絕承認錯誤，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16年[11]。他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後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2005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他的遺體於2005年1月29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3][20][21]。最終其骨灰於2019年10月18日下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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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有數十畝田地，是當地的一位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取名趙修業。1927年，趙紫陽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23]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裡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24]後由於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24]趙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對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了他的父親。[25]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26]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了開封高中學生發動的臥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27]1936年，趙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紫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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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狀態。時年18歲，正在武漢讀書的趙紫陽因戰爭輟學，返回家鄉組成抗日團體，1938年2月趙紫陽再次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繫，之後被中共派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同年5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28]；9月，學成回到滑縣，年僅20歲的他被中共委任為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29]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30]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膽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30]。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年6月，任中共晉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僱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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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第四地委書記兼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同年春天，中央局書記鄧小平在山東冠縣舉行的土地改革問題的座談會上特別肯定趙紫陽在滑縣的土改經驗，並將趙紫陽的經驗推廣到中央局的所有轄區，趙紫陽也因此在當時被稱爲「土地問題專家」。[32]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鄧小平對身邊的人說「將來我們解放了，像小趙這樣的同志都是黨的寶貝。」[33]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對地主，根據罪惡的輕重施行文鬥、武鬥、反省三種形式輕重有別的懲罰。[34]趙紫陽的父親趙廷賓在這次土改期間，因財產流失導致情緒受刺激，肺心病發作去世。[35]
1947年秋，趙紫陽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政治委員劉志堅，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桐柏區黨委副書記[12][36]，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37]1948年7月他在平氏會議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復查調查工作。[38]1949年3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39]，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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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50年，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42]1965年，趙紫陽任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同時增補的中南局書記還有李一清和金明），雖然趙紫陽從未當過中南局第一書記，但1965年46歲的他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1966年接替陶鑄為中南局第一書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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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後不久，即開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委第一書記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並頒布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44]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45]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後，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阻撓。[44]陶、趙於是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於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46]
1952年，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47]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而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44][47]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48]在當時極左的氛圍中，根據中央意見，陶鑄開展了整頓幹部隊伍和「反地方主義」的運動，造成一系列冤假錯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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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布廣東全省的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的階段。[50]當時的趙紫陽剛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的局面，保護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較顯著。[51]不過同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的政策，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52]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53]趙紫陽對此反復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54]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的路線，提出不少冒進的設想。[55]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1956年秋宣布勝利。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56]
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與劃右派的工作。[57]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58]趙紫陽還親自製定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59]
從1953年開始，廣東省積極發展農業生產，開展農業增產運動，大力興修水利，開展農業技術改革，促進糧食增產。[60]1955年秋收，潮安縣縣委稱潮安縣成為全國第一個水稻千斤豐產縣。[61]在1958年中央糧食徵購指標提高的背景下，陶鑄堅信1958年糧食大豐收，懷疑農村幹部隱瞞產量，陶鑄於1959年1月中旬到東莞調研後得出的結論為，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與此同時，趙紫陽到雷南縣考察後認為雷南有瞞產問題，必須開展反瞞產運動。2月，趙上書毛澤東報告「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當即批示向全國推行，「反瞞產私分」事實上誤導了中央。在趙紫陽進一步了解真相後，如實向中央報告，建議政府停止「反瞞產」。但是，「反瞞產私分」造成的影響已經難以挽回。中央肯定了趙的報告，轉發各省，號召全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62]趙紫陽開始批判「共產風」、「浮誇風」，提出「按勞取酬」、「愛惜民力」、「不要愚公移山」的要求，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63][64]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65]
1960年3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隻飯勺裏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後，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麼？」[66]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65]為了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趙紫陽經常下基層調研，了解基層情況，他不但與地、縣、市的領導座談，也到公社、大隊座談，聽取幹部和農民的意見、呼聲和要求，幫助解決困難，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聽到哪個地方有增產的消息，他必實地察看，以總結經驗。由於趙紫陽鼓勵幹部暢所欲言，當時佛山書記杜瑞芝、專員楊德元、張勳甫，順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瀝公社陳賢芳，中山縣委謝明仁，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汕頭書記劉俊傑，惠陽書記原魯、李富林等等，都樂意與趙紫陽談心，講真話。[67]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稱要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68]。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於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準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69]，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70]。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71]，他在農業上大膽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72]。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繫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的生產得以恢復[73]，並推行農民可保「自留地」和養小量家禽等「土地政策」，至1963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74]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的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年2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75]。在1962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饑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則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76]。趙紫陽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43]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歲的趙紫陽也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65]。上任不久，趙紫陽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77]，但這些政策被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亂。[43]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接替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並隨同陶鑄進京。趙紫陽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78]陶鑄上調中央後，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了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在陶鑄失寵之後，趙也被打倒。[79]
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涌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80]，但是由於陶鑄晉升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81]，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盡力將風起雲涌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的領導之下。[82][83]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84]，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激發[78]，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85]。1967年1月4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正式宣布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85]
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使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年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即紅旗派）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86]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徵性的，趙紫陽等人被帶到中山大學主樓，和他們談判後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87]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又來臨，激進的紅旗派掌控的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偏於保守的東風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1967年2月28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臺[88]。1967年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88]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了「八大罪狀」並遭監護審查[89]：
1970年6月30日，趙紫陽和夫人梁伯琪以及兩個十六七歲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漣源縣湘中機械廠勞動，1971年5月在周恩來的保護下，趙紫陽被分配到內蒙古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革委會副主任。[12][90]1972年，再度調任廣東，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91]
1975年初，鄧小平回家鄉四川考察，受文革負面效應影響，當時四川的狀況令鄧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飽受飢餓之苦，經濟上瀕於崩潰，為改變四川面貌，鄧小平任命趙紫陽主政四川，10月趙紫陽成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1月由四人幫掀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開展，到1976年，鄧小平被打倒，趙紫陽也因此受到牽連，1976年2月14日，「四人幫」點名批評趙紫陽大搞復辟倒退，10月四人幫垮台，鄧小平東山再起，這為趙紫陽在四川順利開展工作奠定基礎。[92]
在四川任職期間，趙紫陽全力投入恢復經濟，發展工農業生產。在農業問題上放寬政策，提倡發展多種經營，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政策取得顯著成果，1977年相較於1976年，四川全省糧食總產量增長10%，1978年下半年，農村政策進一步放寬，將農民的自留地面積擴大至總耕地面積的15%左右，並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隨着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廣，趙紫陽又率先在四川進行了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為在全國範圍內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經驗，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遙相呼應，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並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92]
趙紫陽在四川進行農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探索工業改革，他在工業上實施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方針和相配套的14項政策使試點企業真正成為主體，釋放了企業的活力，為促進工業發展，又出台了對新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徵所得稅，對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實行定額補貼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積極促進了四川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服務的恢復和發展。試點企業的總產值、實現利潤、上繳利潤增長幅度均有顯著提高。[92]
華國鋒於1977年提拔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年其成為正式委員。趙紫陽於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3月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後，出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黨內排名也從第七上升為第四。胡耀邦下台之後，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於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代總書記，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91]
在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軍事上掌握大權的鄧小平、政治上主導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經濟上推行改革的趙紫陽，這三駕馬車順應歷史潮流，使百廢待興的中國總體上出現向好的發展勢頭。[93]趙紫陽在價值觀上早已拋棄蘇聯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模式，在改革實踐中為市場化與私有化奠定基礎。[94]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趙紫陽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促使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大膽引進並推動設立股票市場和期貨交易，他還親自主導加入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的總體設計，一步步引領中國從計劃經濟的困境邁向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坦途。[95]西方觀察家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是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時期，許多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鬆，允許知識分子自由表達。[96]當時政治上雖然沒有完全實現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滿了民主氛圍[93]。
趙紫陽在1980年3月1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開始主導中國的經濟政策，擔任總理後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職期間的經濟政策推向全國。他的經濟改革以簡政、放權和鬆綁為主導，在農村下放土地使用權和鄉鎮企業經營自主權[94]。1980年，趙紫陽對各省施行財政包幹制度，使地方財政利益與市場化方向保持一致，從而形成抵制計劃經濟的力量，使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政治勢力難以逆轉中國的經濟改革路徑。這一改革，多年來一直遭到兩股勢力的攻擊，一是主張恢復計劃經濟的政治勢力，另一股勢力是主張集權改革的知識分子。[97]為引進外資、創造出口，他積極支持習仲勛、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經濟特區[97]。同時在城市進行企業改革，如1982年減稅讓利、1984年利改稅、1986年企業承包製和1988年股份制試驗。[98]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提升，農業產量、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外貿進出口總額等指數不斷增長。[99]
1984年是中國進入全面改革的階段，從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趙紫陽提出軟着陸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經濟既獲得降溫，又沒有出現衰退。1985年初推出的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濟向價格市場化過渡的開始，趙紫陽指出價格不在市場中形成的話，企業就不會有競爭力。然而大部分國企還隻習慣聽從指令，對市場價格反映不靈，所以價格改革採取放調結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時放不了的先調，直至完全放開。[98]隨着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中國政府希望恢復中華民國時期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的席位，1986年1月10日，趙紫陽向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秘書長阿瑟·鄧克爾第一次公開表達了這一意向，趙紫陽說如果中國在關貿總協定的地位得以恢復，中國同關貿總協定成員國間的貿易往來將進一步擴大。[100]1988年9月，在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安排下，趙紫陽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北京會面。當年中國經濟再度過熱，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臨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雙重問題。5月經鄧小平首肯，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提出用五年時間每年以一定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實現理順價格、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實現價格闖關。自改革以來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7月中國物價上漲幅度以19.3%創下新高，8月價格闖關的消息正式發布後，全國出現了大範圍搶購併伴隨通貨膨脹。[101] 上述惡性通脹是後期發生社會動盪的經濟和時代背景。價格闖關的負面效應成為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保守派勢力」攻擊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貨膨脹受挫，倡導經濟緊縮、治理整頓的保守勢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對改革開放的前景充滿疑慮。[102]
1980年代，儘管趙紫陽被一些人視為修正主義者，但他主張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國家政策的制定要聽取民意的方針卻受到國民的廣泛歡迎。[103]趙紫陽對社會主義的定義跟中共黨內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是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104]進入1980年代後期，趙紫陽和胡耀邦共同推進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選舉，政府更加透明化，國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員對自己的錯誤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等。[96]趙和胡還進行大規模的肅貪行動，允許對中共高幹子女，特別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蔭下發展起來的子女（即太子黨）實施調查[105]，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策也招致中共黨內許多掌權人士的不滿，1986年發生學潮後，胡耀邦受到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責，一批黨內元老迫使胡耀邦辭職。[106]趙紫陽後來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趙紫陽在被任命為總書記一個月前，接受一場美國的電視採訪時，表示自己不適合當總書記，更適合管理中國的經濟事務。[105]當時中外已經公認趙是鄧選定的接班人。基於中國需要進行多樣化的經濟改革來刺激生產的前提，趙紫陽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詳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並指出這一階段要持續上百年。[107]
1986年上半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5][108][109][110][111]。1986年10月， 趙紫陽提議的中央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簡稱「中央政改辦」），具體由鮑彤、嚴家其、賀光輝、周杰等人負責，並於次年向中央提交報告《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獲鄧小平認可[112][113]。以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論為後盾，趙紫陽等人從目標、模式和進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戰略，提出在中國的改革目標中要實現政治體制現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題是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使中國的政治運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規範化和制度化的軌道[114]。在鄧小平的主導下，趙紫陽等人設計了一套破除舊體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針對舊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人治色彩濃重、政治運作和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黨政事務應該分開，在此之前這種言論是一種禁忌；其次，進一步下放權力，適於地方政府決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員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敗，為建設高效穩定的公務員隊伍提供制度保證；最後，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提高政府活動的開放度，重大情況知會人民，需經人民討論，以逐步實現趙所倡導的政治開放[115]。1987年10月，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落實政治體制改革，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112]。
在為民間創造活動空間上，趙紫陽為知識界與工人做了許多事情。趙紫陽對民主學說持開放姿態、擅於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年他與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破壞減低到最小限度。趙紫陽在策略性地儘快結束「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後，就迅速擴大新聞自由，使中國在經過19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運動後，還能出現一段寬鬆的輿論環境，使得中國的「新啟蒙」得以繼續。[116]但政治改革的啟動並不順利，至1988年中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1989年突發「六四事件」後，趙紫陽視危機為契機，主張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以便推進政治改革，但學生運動最後武力鎮壓收場，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嘗試宣告失敗，並被後來的上位者束之高閣[114]。
1981年10月，趙紫陽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國際首腦會議上闡述了中國關於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立場[117]。趙紫陽提倡開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以使其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104]趙紫陽指出中國不依附於任何超級大國，中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堅持獨立自主，對一切國際問題都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態度和對策。中國判斷是非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世界經濟繁榮。[118]
1980年代初，中蘇開始討論關係正常化，蘇聯主動提出舉行中蘇邊界談判。中國從安全立場出發，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以及削減在中國邊境駐軍。1982年9月27日，趙紫陽表示與蘇聯建立關係是有困難的，需要時間，蘇聯必須採取措施停止威脅中國安全，中國並不希望打蘇聯牌反對美國，打美國牌反對蘇聯，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1984年末中蘇兩國關係逐漸改善，12月21日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伊萬·阿爾希波夫與趙紫陽會晤，並簽訂貿易合作協定。但中蘇之間潛在的地緣政治上的敵對和互相猜疑並未消失。[119]
1984年1月，趙紫陽以中國總理身份對美國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期間，美國時任總統里根對趙紫陽解放思想、堅持改革、勇於創新的作為表示讚賞，里根表示，趙紫陽所說的「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經濟形式和常規決裂」的話是具有遠見的，被美國人民理解和讚賞。在趙紫陽到達美國之前，里根於1984年1月9日簽署了一份當時被定為機密的文件。文件顯示美國有意放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並將中國視為不結盟、但友好的國家。美國鼓勵中國繼續留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外，鼓勵中國放開極權政體，在經濟上逐步走向市場機制，繼續拓寬中國和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紐帶，如果上述兩個目標能夠實現的話，美國會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對中國宏大的現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國認為一個強大、穩定的中國將逐漸有助於促進亞洲以及世界範圍內的和平。在軍事方面，美國希望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共同面對來自蘇聯的威脅，幫助中國提升軍事防禦能力，適當程度上提供民用和軍事技術的轉讓。[120]訪問結束後，中國外交部發文指出趙總理對美國的訪問在對外政策上進一步顯示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報道與好評。通過發表講話、電視採訪、回答問題，向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的內外政策，擴大了影響。另一方面，美國人民對中國還不很了解。趙總理有針對性的講話和回答問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1]
1984年12月19日，趙紫陽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在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上，中國不再進行意識形態的擴張，對激進政體的支持亦逐漸下降，對外援助總額也不斷縮減。與經濟發展相比，雖然非洲等地區不再被視為與蘇聯外交爭奪戰的地域，但非洲仍然是中國對第三世界開展外交政策的重點地區，在外援總額下降的同時，仍然增加對非洲的援助。1982年底至1983年初，趙紫陽訪問非洲，提出中國同非洲國家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趙紫陽認為中非經濟合作應擴展到雙方相互來往，而不是中國單方面援助。[122]1984年6月11日，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恩里科·貝林格去世，正在挪威訪問的趙紫陽縮短行程，前往意大利出席其葬禮[123]。多國政要也出席了此次葬禮，其中包括蘇聯高官戈爾巴喬夫。
在華國鋒下台、鄧小平重新掌權後，他與陳雲、李先念等在權力分配和治國理念上均存在分歧[124]。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但是以陳雲、李先念等人為首的保守集團中意鄧力群，王震四處活動支持鄧力群，甚至當面勸趙紫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原本沒有當總書記的意願[125]，更加願意在總理職位上繼續經濟改革，但是保守派的活動引起趙紫陽警覺，若由鄧力群接任總書記，反自由化形勢會更加嚴峻。雖然最終鄧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占據上風，趙紫陽成功代理總書記，但是陳雲勢力仍有巨大影響力。[125]這批勢力因經濟改革出現一些問題開始質疑改革開放，認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計劃經濟。
從1987年開始，趙紫陽與中共內部反改革的教條主義勢力關係緊張，矛盾激化。[126]保守派颳起「倒趙風」和「反改革開放風」的同時，關於趙的兒子是官倒的謠傳開始集中爆發。[126][127]對此，趙紫陽主動提出調查自己家屬，而李鵬聲稱他無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128]趙下台後，中央對其子女進行調查，但沒有查出問題。[126]而李鵬聲稱尉健行和呂培儉查明趙的長子倒彩電、次子倒汽車牟利數千萬元。[129]作家胡平稱這是「倒趙派」的誣陷。1990年6月，王任重將調查趙的三十條材料交給趙，材料中沒有其子的官倒問題。胡平說若趙的兒子真存在官倒問題，李鵬僅在1989年6月的日記中提一句，之後卻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這與李鵬的人品和作風不符。[127]
趙紫陽無法完全認同反自由化運動，若這場運動持續進行的話，十三大就無法為深化改革開放定調。趙紫陽為此發文對反自由化作出嚴格規定，劃定界限，明確自由化的概念為「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潮」，這樣就不會重複中共過去搞運動式的混亂。在反自由化的氛圍中，保守派勢力企圖把反自由化擴大，延伸至經濟領域，黨校出現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反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聲音。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長遠看主要是來自「左」的干擾。鄧小平贊同趙紫陽的看法。1987年夏，在得知鄧小平同意反左後，中宣部出現牴觸情緒，趙紫陽對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和副部長王維澄提出批評，但是趙紫陽深知中宣部的幕後是鄧力群等人。早在1987年3月，趙紫陽就曾向鄧小平提議讓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工作，這樣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見反映上來，中央的意見也能更好貫徹下去。鄧小平對此同意，但保守派元老陳雲反對。[125]
1987年，隨着中共十三大臨近，趙紫陽正式向鄧小平建議鄧力群可以進中央政治局，給他一個發表見解的地方，但是不能進中央書記處，不再負責宣傳方面的工作。這事正醞釀時，黨內老同志李銳給趙紫陽寫信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鄧力群品質不好又保守僵化，不應負責意識形態方面工作。趙紫陽把信轉給鄧小平，鄧小平批示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傳工作。後來，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125]但鄧力群最終因為差額選舉在中共十三大上落選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常委，僅當選中顧委委員。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同時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在十三大上定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個基本點主要是反左。這更加引起保守派的不滿，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公開攻擊趙紫陽，稱趙紫陽學習西方國家的東西太多。
1988年5月13日，趙紫陽向思想理論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運動開展以來，形勢已發生變化，反自由化應該告一段落，之後主要進行日常教育。[126]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是鄧力群控制的保守派思想筆桿子大本營，聚集了一大批反對改革開放的寫手，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就打算撤銷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但是被陳雲擋下。[125]胡耀邦沒有做成的事情，趙紫陽接着做，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將保守派的大本營書記處研究室以及《紅旗》雜誌撤銷。[126]
1988年9月，趙紫陽及其「智囊團」鮑彤、嚴家其等人開始利用香港媒體造勢，開展「倒鄧保趙」行動，時任《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在香港《信報》發表文章《大家長該退休了》宣傳「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計劃讓趙紫陽取代鄧小平成為真正的最高領導人[130]。
1989年4月因胡耀邦逝世引發學潮運動，胡耀邦的追悼會結束之後，趙紫陽對學潮運動提出的對策包括勸導學生復課，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力求緩和矛盾，不可擴大矛盾，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搶等違法行為，要依法處理。[131]鄧小平也同意了趙紫陽這一溫和的處理對策。[132]但在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國內當局將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刺激學生發動「四二七大遊行」。[131]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有些學校已經複課。[131] 5月4日，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時強調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決問題，並認為應當通過協商和對話，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新華社發表了趙紫陽的講話。[133]但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何東昌等人散佈「趙紫陽的講話與四二六社論精神不一致」，引發學生絕食，絕食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131]
5月13日，趙紫陽在鄧小平家談到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來訪問題，鄧小平表示趙與戈爾巴喬夫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在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會晤後，5月16日晚趙紫陽一開始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戈與鄧的會見是戈這次來訪的高潮，接着就講到鄧在黨內地位以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134]趙紫陽的原話為[135][136]：
| “ | 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這一次北京之行的高潮。鄧小平同志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我們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布，但是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還需要他掌舵。這個消息我們沒有向外公布過，今天是第一次向戈爾巴喬夫同志透露。[137] | ” |
陳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作出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指責趙紫陽「利用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機會，有意識地把鬥爭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138]。趙紫陽後來得知鄧小平的家人及鄧本人對講話非常惱怒。究竟鄧為何認為趙紫陽有意把他拋出來，要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從中挑撥，趙始終不清楚。[134]趙紫陽對講話使鄧產生誤解表示遺憾，除了5月13日鄧小平對趙紫陽表示自己與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趙紫陽才自然而然向戈提到鄧在黨內的地位外，從中共十三大開始，在會見外賓時，他將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通報給國外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領導人已經成了慣例，而這種通報完全是為了維護鄧的地位。[139]趙紫陽在晚年與姚監復的談話中再次解釋，他的講話並不是要拋出鄧小平，當時說重大問題要請示鄧是黨中央的決定，意在表明不是鄧小平獨斷或戀權，本想通過公開解釋來消解民間對鄧小平垂簾聽政的誤解。趙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申辯中也說這種決定在組織上是合法的[140]。趙同時強調在此之前，鄧是信任他的，4月23日趙紫陽訪問朝鮮之前，鄧有意將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讓給他。[141]
趙紫陽還準備開宣傳會議以及登報解釋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趙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內容已經準備登報，內容主要講鄧在黨內的貢獻，從而肯定鄧的地位，而之前給質疑鄧的工人代表解釋鄧在黨內地位問題時，工人代表們表示理解。然而5月17日發生的事情卻迫使趙紫陽提出辭職，宣傳會議及為鄧小平貼金文章的登報計劃因此中斷。鮑彤指出在4月26日社論發出後，李鵬在各種場合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傳達的精神是鄧小平的精神。李鵬已經把鄧小平拋出去了，根本不用趙紫陽把鄧小平第二次拋出去，趙紫陽將鄧小平拋出去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142]
| 外部影片連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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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講話 |
5月17日，鄧小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任政治局常委的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員兼國家主席楊尚昆列席，鄧的秘書王瑞林擔任記錄。會上針對學生運動問題李鵬和趙紫陽激烈交鋒。姚依林支持李鵬，胡啟立支持趙紫陽。鄧小平最終表態反對「自由化」，要求黨內保持一致。在此次會議上，鄧小平還提出宣布「戒嚴」，打算使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在2005年透露，當時同趙紫陽一樣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的將軍包括張愛萍、蕭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和宋時輪，他們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準中國人民。[143]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國家教育委員會要求全國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5月19日，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趙紫陽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談話[144]：
| “ | 我給同學們講幾句話。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你們不管怎麼樣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也不是請你們來原諒我們的，不是的。只是說，現在同學們的身體，到了現在，已經是非常地虛弱了。你們都是絕食到第六天……第七天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的話，這對身體會造成將來難以補償的損傷。這個對生命有危險，大家都知道。
我說我覺得我們現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趕快結束這個絕食。趕快結束絕食。同學們，我也知道，你們這個絕食，是要達到你們……政府、黨對你們所提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但是我覺得，要滿意的答覆，我們這個對話的渠道還是暢通的。有一些問題，它還是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有一些譬如你們所提的性質、責任的問題，我覺得，終究可以解決，終究我們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什麼事情你們也知道，情況都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夠在已經絕食六天到七天，現在還是要堅持這一條「一定達到滿意了才停止絕食」，但是那個時候就晚了。沒法補償了。你們還年輕啊，同學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都已經老了，無所謂。國家和你們的父母把你們培養撫育上大學不容易啊，現在十九歲、十八歲、二十幾歲，就這樣子……就這樣子把生命犧牲掉啊？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啊！我今天不是來跟你們對話的，今天就是說，同學們能不能理智一些，想一想現在已經到了一個什麼嚴重的情況。你們都知道，現在黨和國家非常着急，整個社會可以說憂心如焚，整個北京都在議論你們這個事情！另外你們也知道，北京的情況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麼大的城市，又是首都，各方面的嚴重的情況一天一天在增加。同志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個事情發展下去啊，不能夠控制。造成各方面影響，你看，交通、運輸、工作、看病等等。 總之就是這麼一個心意。你們停止絕食，中國政府決不會就這樣子，就把對話的門關起來了。決不會。你們所提的一些問題，我們黨會繼續討論。事實上不管怎麼樣，這樣慢是慢了一些，事實上現在一些問題還在逐步地解決嘛。還在逐步地解決嘛。我今天就說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志們，另外說一說我的心情。希望同志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冷靜地想一想。還有組織這個絕食的同志們，你們也冷靜地想一想。這件事情可不是……在不理智的情況下，很難想清楚這個事。大家都這麼一股勁的，年輕人啊，我們都從年輕人過來過，我們也游過行，我們也臥過軌，我也知道當時那種情況。沒有想後果怎麼樣。但事後一想啊……首先你們要冷靜地想想今後的事。現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過八天、九天、十天嗎？我說，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決的。你們就是為了要等這一天，等……回答令你們滿意這一天，你們也該早結束。謝謝同學們，就是看望大家。 |
” |
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19日晚李鵬宣布了可以實施武力清場的戒嚴令，而已失去了政治權力的趙紫陽仍在做最後的努力。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事件移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解決，為此趙紫陽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立即電傳在美國訪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回國；而溫家寶並未執行命令，將電報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否決，從而延緩了萬里回國，使這一計劃未能實現。[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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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清場以後，由中共元老主導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開，會議以批判趙紫陽為主，李鵬在報告中指責趙「分裂黨」和「支持動亂」，李先念甚至人身攻擊趙。[139]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146]因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147]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僅保留中國共產黨黨籍，支持趙紫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也被免職；同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江澤民成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148]四中全會最主要的議程是聽取審議通過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針對報告，趙紫陽做出了富有針對性的申辯。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趙紫陽申辯摘要[140]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對，哪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復課。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核，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一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
我覺得，這次會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必須跟上。……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曾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的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種想法，影響着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裡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幫助！
五、我五月四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會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匯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五月十六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我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五月四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並做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所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害怕因為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請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二天後，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學生已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九時，宣布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布的。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摘我有保留意見。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繼續紛紛複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志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請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做出鑑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着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美國之音引述何清漣的博客文章稱，趙紫陽被撤職後，鄧小平試圖將趙與美國索羅斯基金會掛鉤，決定將趙包裝成「美國中情局特務」，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時任副主任王任重領導一個專門小組，對趙紫陽及其子女的商業活動進行調查，只因索羅斯從《華盛頓郵報》上得知消息後，給鄧寫信指出他的基金會的中方負責人是時任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凌雲。鄧意識到，若執意捏造所謂「趙紫陽間諜案」，必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只好作罷。[149][需要較佳來源]中共內部對趙的審查，直到1992年中共十三屆九中全會才結束。[150]
趙紫陽下臺後，其大部分親信或者同情其遭遇的改革派精英以降職、撤職或判刑的方式遭遇清洗，[151]秘書鮑彤被開除黨籍，判刑七年；胡啟立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嚴家其、陳一諮遭通緝流亡美國；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被判刑；胡績偉、閻明復、芮杏文被撤消一切職務；杜導正被免去新聞出版署署長職務。但在1991年，胡啟立、閻明復、芮杏文等人相繼復出。
江澤民成功接替趙紫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江澤民在保守派勢力的支持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聯合執行「治理整頓」政策，使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無奈之下，鄧小平於1992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開放一百年動搖不得」的口號，江澤民體察上意、心生警覺，立即轉變態度、幡然易幟，執行改革開放政策。[152]鄧小平在南巡中曾提起趙紫陽主管經濟時期的功勞，他要求時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記下自己的意見並轉告北京當局，他說：「以前的兩任總書記抓改革開放還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經濟發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礎。」[153]據傳，南巡迴去後，楊尚昆和萬里曾提議讓趙紫陽復出，於是鄧小平讓楊尚昆告訴趙紫陽，要求趙紫陽承認在六四中所犯錯誤，但趙紫陽拒不認錯；[154]1991年，鄧小平就曾派人向趙紫陽帶話，稱趙紫陽復出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前提是趙紫陽要認錯，[155]之後鄧小平多次派人與趙紫陽聯絡，趙紫陽堅持認為自己沒錯，並要求中央重新評價六四，因此放棄復出。[154]但這些傳聞並未見諸趙紫陽本人的回憶錄中。
由於趙紫陽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進行的主張在其下臺後成為泡影，他所擔心的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進行的扭曲型的市場經濟所容易產生的以權謀私、侵吞國家財產、行賄受賄等腐敗問題加重的現象逐步在中國變為現實，還出現種種社會弊端滋生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的現象。[95]武力鎮壓學潮給遇害者及其家屬帶來了難以癒合的傷痛，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除此之外，趙紫陽還擔心武力鎮壓會產生很多後遺症，[140]他的這種擔心也成為了現實，香港原本傾向中國共產黨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開始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埋下香港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不信任的種子。中國同美國的「蜜月期」結束，曾一度遭受大規模的國際制裁，被西方民主國家孤立，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在台海關係、香港與內地關係和中國對外關係上存在，歐盟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政策至今都沒有解除。[156]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傷痛以及海內外每年舉行的紀念活動成為中共極力迴避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157]與趙紫陽當政時期的1980年代的「主義紛呈」相比，趙紫陽下台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發生了變化，致使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開始向現代犬儒主義方向發展，[158]一部分知識分子要麼滿足於教育產業化帶來的實惠埋頭創收，要麼奮力爭奪「公共知識分子」的排名，吸引公眾和媒體的眼球。[159]
被撤職後的趙紫陽一直是中國國內官方報道中忌諱的話題，趙紫陽下台後一直被軟禁在其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富強胡同6號的家[160]，他的住宅一直有人俯視在小巷牆上，門前有公安站崗，趙被軟禁的四合院所在的富強胡同入口直到趙去世一直有公安的監控攝像頭監視趙家門前的舉動。中共中央辦公廳對趙紫陽的限制有四條[139][161]：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記者和外國人。
二、外出活動要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
三、考慮到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都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都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
二、外出活動要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
三、考慮到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都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都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
1990年10月亞運會召開之前，趙紫陽在昌平高爾夫球場打高爾夫球。球場的日方人員便把消息告訴了日本駐華大使館。香港電視台還在播發消息的同時放了趙紫陽以前打球的錄像。[162]
趙紫陽也曾多次寫信給江澤民要求解除軟禁，但均遭到江澤民的拒絕[139]。1997年，江澤民在訪問美國之前，為了給美國有個交代，江澤民要求中南海保健處負責趙紫陽醫療的醫生向趙紫陽提議打高爾夫球（在這之前是被禁止的），趙紫陽識破江澤民的用意，於是拒絕[139]。中共十五大前，應「天安門母親」的請求[163]，趙紫陽於1997年9月12日發出「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國共產黨重新評價六四，趙紫陽在信中說六四問題遲早要解決，不論拖多久人們都不會淡忘，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麻煩時解決好。這封信給趙紫陽帶來了更嚴厲的軟禁[164][165]。趙紫陽又於同年10月13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發出公開信，信中指控對他的軟禁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趙紫陽在信中說[139]：
| “ | ……自從信（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信）發出之後，我就被禁止會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了。……我作為一個黨員，就某一問題向黨的代表大會提出建議，是正常行使黨員的權利，這是黨章明文規定了的。……我不知道我究竟觸犯了什麼法律，……這樣不明不白的隨意就可以對一個人實行軟禁，可剝奪一個人的公民權利，難道不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麼？……而在我們黨早已深刻總結了過去左的沉痛教訓以後，十多年來一直強調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總書記剛剛在黨的十五大向國內外鄭重宣布了我黨要堅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候，在中央身邊竟然發生了如此粗暴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自從1989年6月以來，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希望能夠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度過餘年…… | ” |
這封信沒有帶來任何回應，完全軟禁狀態從1997年10月持續到1999年12月，之後又轉入半軟禁狀態。[139]
趙紫陽晚年幾乎每年都有媒體傳出他去世的消息，2003年4月，日本共同社誤傳趙紫陽逝世消息，2005年1月6日的病發住院被香港《東方日報》和《太陽報》以大篇幅報道逝世，這些消息都被中國官方否認。[166]
2005年1月16日，趙紫陽全天昏迷，病情持續惡化，1月17日凌晨4時，腎臟功能和微循環衰竭。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前去看望趙紫陽並表示慰問。[167][168]趙紫陽的五個子女依次單獨走到床前向父親做最後的傾吐。趙五軍說：「爸爸，你不僅生下了我們，也教育了我們怎麼做人，你放心，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善良、正直，我們的所作所為決不會沾污你的名字」，很少在孩子們面前掉淚的趙紫陽眼角處流出了淚花，接著淚水流淌不止。17日早上7時1分，趙紫陽的心臟停止跳動。[169]同日，新華社新聞稿稱：「趙紫陽同志因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向駐北京傳媒發短訊稱：趙紫陽安詳離世，當時家人都在身旁，並為他祈禱，又形容其父終獲自由。趙逝世後，他的子女與中共中央進行了多天溝通，因意見分歧，其子女於1月2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四點意見，意見的大概內容為，糾正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對趙紫陽所下定的錯誤結論；要求中共中央對趙紫陽長達16年的軟禁給予明確的說法；中共中央在趙紫陽逝世後，不發表趙紫陽的生平簡歷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這對家屬和關心趙紫陽的人是不公正的；基於父親趙紫陽生前囑咐希望儘快安息的感情，同意在一個合適的時間辦理火化和送別儀式。[170]
趙紫陽兒女們給趙紫陽的輓聯是：
| “ | 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耀； 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 倡民主堅守良知兒女為你驕傲； 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171]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六四事件」的緣故，趙紫陽去世後其喪葬處理問題受到關注，因為這將直接反映中國政府對趙紫陽的評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將在與家屬討論後安排舉行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但是就以已經改革領導人喪葬流程為由表示將不會舉行官方正式的追悼會。告別式於2005年1月29日上午9時在八寶山舉行，賈慶林、賀國強、王剛、華建敏參加追悼會，在新華社新聞稿中沒有說明這些人的職銜，強調是代表中央，[172]從而提高追悼會規格。中共已故政要葉劍英、楊尚昆、陶鑄、陳毅、胡耀邦、陸定一和芮杏文等人的後人或家屬以及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廣州前市長黎子流等人紛紛前往拜祭或致送花圈。[173]另外，習仲勛的遺孀齊心以其個人和「率子女」的名義向趙紫陽送上花籃。[170]趙遺體被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家屬表示，趙紫陽的骨灰將置家中，而不會葬在八寶山公墓第一陳列室。同時，中國當局嚴格控制趙紫陽逝世產生的影響，限制消息的傳播與討論，打壓民間的悼念活動。[174][175]除新華社外沒有任何其它的報道，有限的紙媒進行轉發，中央電視台在當日對趙的逝世新聞隻字未提，只在出殯當日才作了簡短的報道。[176]
香港：1月18日上午11時，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為首的100人在中聯辦門口路祭趙紫陽。下午1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近50人亦到達中聯辦。同日，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提議在立法會為趙紫陽默哀，但遭到立場親北京[177]的主席范徐麗泰否決。民主派議員對范徐麗泰的否決表示遺憾，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有54%的民眾支持為趙紫陽默哀。[178]翌日立法會開會時，由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李卓人提出「全體議員為趙紫陽先生默哀1分鐘」，24名泛民主派議員不理會前日裁決，站立默哀1分鐘。范指李行為不檢點宣佈暫停會議。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聯盟、自由黨、泛聯盟和非民主派的獨立議員共27名集體杯葛會議，結果立法會首次因有議員集體「蓄意缺席」而「流會」。其後記者會中，自由黨的田北俊和民建聯的曾鈺成皆否認杯葛是政治考慮或與「默哀」有關，而是因為有議員連番違反議事規則及主席裁決，令立法會會議經常中斷。民主派則指堅持默哀是「良心呼喚」，並願為良心和行為負責。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碼頭，邀請市民簽署悼念冊。同晚，香港支聯會舉辦在中國國土上唯一的一場合法民間追悼會。主辦方稱有一萬五千人參加，而香港警方稱有一萬人參加，《明報》報道參加者坐滿三個維多利亞公園硬地足球場。另外，除了部分立場親中央當局的媒體外，香港各大報章均在頭版大篇幅報道趙紫陽逝世的消息，有十多份報章最少以三大整版報道趙紫陽逝世的消息，並且在社論中悼念趙紫陽，[179]如《蘋果日報》稱中共欠趙紫陽一個公道，《南華早報》則稱趙紫陽是一位具有明顯人文色彩的共產黨領導人，《明報》呼籲中共當局站在歷史的高度，順應民意，對趙的一生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180]
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主委吳釗燮在得知趙紫陽去世的消息後表示，將密切關注中國大陸內部是否會出現動盪，並發布新聞稿稱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表現出對學生民主行動的寬容與體諒，國際間給予相當肯定。陸委會呼籲胡溫政府在推動經濟深化改革的同時，應同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符合國際社會對大陸的一致期待。[181]行政院發言人陳其邁呼籲中國政府藉此平反歷史，誠實面對六四天安門事件。陳其邁還表示，中國經濟改革得到國際的肯定，但是民主自由法制方面並沒有出現同步進展，因此他呼籲中國政府學習趙紫陽先生的寬容胸襟，同步推動民主和政治改革。當時發行量最大的晚報之一《聯合晚報》以頭條頭版報導了趙紫陽的沉浮和天安門事件後被軟禁十五年的生活。[182]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對趙紫陽的離世表示哀悼，他表示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幾乎都是以趙紫陽的政策為基礎的，趙紫陽的榮譽並沒有在六四事件中中共元老間政治鬥爭被迫辭職後變得黯淡，相反，在將來必定會得到恢復。[183]因為參拜靖國神社而令中日關係緊張的日本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得知趙紫陽逝世後，讚揚趙紫陽努力促進中日關係，小泉促請中國政府推動民主改革，同時還保證日本會致力加強中日關係。[181]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細田博之讚揚趙紫陽為發展日中關係做出貢獻，表示日本政府準備向其家人發唁電致哀。[183]包括《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和《每日新聞》等在內的日本各主要媒體也迅速報導了趙紫陽逝世的消息並紛紛發表評論，稱趙紫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旗手。[184]還表示中共如果在趙紫陽未竟事業上貼封條，將使中國重蹈六四覆轍。[185]
南韓：韓國媒體播出了有關趙紫陽的一部特輯。韓國的媒體界詳細報道了趙紫陽去世的消息，稱趙紫陽是「中國民主化身」、「悲劇命運的領導者」。《韓國日報》報道稱：「當今的中國社會，因日益嚴重的腐敗和貧富差距，人權保障的聲音日益高漲，迴避政治改革的行為會越來越變得困難和不現實」。與中國保持密切外交關係的韓國政府沒有公開表明哀悼聲明。[186]
美國：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於1月18日讚揚趙紫陽在困難時期捍衛個人信念，作出犧牲，具道德勇氣。麥克萊倫又稱趙紫陽是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締造人，協助中國經濟轉型，並經由貿易及投資，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聯繫。[187]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時任主席亨利·海德特向趙紫陽夫人梁伯琪的致函中說：「雖然趙紫陽先生被軟禁了16年，但他對中國政治改革以及重新評價天安門血案立場從來沒有動搖。他的理念傳遍了世界。趙紫陽先生為中國人民鞠躬盡瘁。人們永遠都會記住，他是天安門廣場真正的英雄之一。」[185]另外，美國各主要媒體都以頭條篇幅報道趙紫陽逝世的消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1970-80年代，趙紫陽為推動中國近代政治和經濟改革不遺餘力。《基督科學箴言報》針對中國政府掩蓋趙紫陽歷史的手法以及在趙逝世後的態度和表現，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剪裁自己的歷史」的文章，文章稱中國政府在指責日本不能誠實面對二戰歷史的時候，為何自己卻不能正確面對趙紫陽對中國做出的歷史貢獻。[188]美國《時代周刊》官網報道，趙紫陽曾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最大希望之所在，從而成為最受人民歡迎的領導人，但他不像毛澤東被稱為「偉大導師」、鄧小平被封為「改革總設計師」，他不是靠這種宣傳而變得偉大，他獲得的尊敬來自人民。[181]
加拿大：加拿大政府透過外交官皮埃爾·佩蒂格魯發表聲明稱：「我代表加拿大人民對趙紫陽逝世表達哀悼，趙紫陽是第一個訪問加拿大的中共高級官員，並以改革先鋒著稱。我們的思想與他的家人在一起。」另外，加拿大國會議員賈森·康尼訪華期間前往趙紫陽家中弔唁，成為趙紫陽被軟禁至逝世以來首位被允許到他家拜訪的西方政要。[189][190]
英國：《英國廣播公司》稱趙紫陽當政時推動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但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挫敗，卻更為後世所傳頌，他是中國政治改革挫敗的象徵，亦是領導階層中反對武力鎮壓天安門學運的良心。[181]《泰晤士報》在1月1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趙紫陽還活在人民的心中的文章，稱趙紫陽是一個改革了中國，改變了世界的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幾乎沒有哪個政治家發揮了比趙紫陽更大的正面作用，文章指出政治家和學者如果想看懂中國崛起的話，他們需要學習趙紫陽思想，並呼籲大家記住趙紫陽。[191]
法國：總部位於巴黎的無國界記者譴責中國當局阻止國外記者採訪趙紫陽的葬禮以及封鎖有關趙紫陽去世消息的行為，並呼籲「國際社會應向中國交涉，使之結束對報道中國改革之父的新聞檢查。」[185]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在一篇題為「趙紫陽在死亡後才獲得自由」的評論文章中稱趙紫陽的命運和六四事件密切相關，評價趙紫陽的一生功過繞不開六四的話題，趙紫陽曾經的下屬溫家寶當上總理後也不願觸及六四一事，因為中共懼怕六四的亡魂。《明鏡周刊》則稱趙紫陽的命運再次證明中國當權者是如何不遵從自己定下的法律，趙紫陽當年是被非法罷黜了總書記的職務，同樣，對趙紫陽實施軟禁也是黨單方決定，沒有任何法官或律師參與其中。[192]
葡萄牙：當時正在澳門訪問的葡萄牙總統桑帕約對趙紫陽病逝表示悲痛，並對趙紫陽進行高度評價，他形容趙紫陽是一位非常負責任的中國領袖，並以仁慈、溫和以及理性著稱，更廣為人知是他的人文關懷及人性化表現。他又表示，趙紫陽對中國的現代化貢獻非常大。按國際外交慣例，外國政府高官為避免觸怒中共高層進而遭到報復，很少會如此高度評價一個被軟禁直到逝世的中國領導人。[183]
俄羅斯：蘇聯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說在1989年5月訪華時，趙紫陽給他留下了最良好的印象。他對趙紫陽的逝世發表聲明表示悼念，戈爾巴喬夫在發表的聲明中說：「我記得我們的會面是在天安門抗議示威的背景下舉行的。趙紫陽以非常關注和關切的心情對待這些抗議示威。我認為，在當時的中共領導層中，趙紫陽是最為同情示威者的，也是最為接受民主的。但是與此同時，趙紫陽反覆重申，他同鄧小平是同盟關係。」[193]同時，俄羅斯的電視媒體以罕見的篇幅報道趙紫陽逝世的消息。[194]
胡績偉對趙紫陽的逝世發表簡短意見稱其在被軟禁長達十六年後含冤逝世，這是舉世震驚、全國悲痛、萬民哀悼的國殤。胡績偉要求黨中央為趙舉行公開追悼大會，並且為他平反昭雪。[195]鮑彤撰文哀悼自己的老上司，文中痛批中共在六四事件後一直軟禁趙紫陽，是虛弱和無恥的表現，他指責繼任者不但非法軟禁趙紫陽，而且試圖系統性地抹煞趙紫陽在歷史上的功績，稱對他的軟禁是對一個曾為中國經濟改革破土奠基十多年的國家領導人的迫害。[196]許家屯在美國獲悉趙紫陽去世的消息後，傷心痛哭，不能接受訪問，惟有親筆撰寫悼詞，他在悼詞中說：紫陽不幸逝世，哀悼英名！紫陽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創始者之一，他對中國人民的貢獻，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歷史不會忘記他。[197]陳一諮表示趙紫陽是一個為國為民、難得的開明領袖，就這樣離開中華民族，令人難受。還稱趙紫陽是自己的長輩和老師，也是一個慈祥長者。[198]
一些六四事件的當事人也都對趙紫陽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學生領袖王丹讚揚趙紫陽是一名有良心的共產黨員，王丹表示，趙紫陽一生為了他所信仰的共產主義，以及他所效忠的共產黨奉獻心力，但是最後卻被共產黨視為囚犯軟禁十五年，實在是一出諷刺的歷史悲劇。[199]他對趙逝世表示沉痛，並對趙紫陽去世前長達15年遭軟禁表示同情，對趙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表示肯定，稱沒有趙紫陽，就沒有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200]而吾爾開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時也指出，雖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時趙紫陽也是被攻擊的目標，但在他出現在廣場後就贏得尊重，雖然他並未能為六四事件做任何實質事情，歷史該予他以正面評價。吾爾開希並表示趙紫陽是含冤而死的。[182]丁子霖、張先玲等六四難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發表千字悼文，[197]文章稱趙紫陽先生是二十世紀的一位偉人，他是懷着對民眾的深深眷戀離開這個世界的；他是懷着對未竟事業的無盡遺憾和深深無奈離開了這個世界的；他是帶着沉重的精神鐐銬離開這個世界的。[201]
中國國內的部分民眾對趙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評價趙紫陽並自發進行悼念。在逝世當天網絡上曾形成悼念趙的高峰，但高潮被當局成功限制，網絡上有關趙紫陽的內容被嚴格監控，各大網站與論壇過濾刪除任何相關消息，新浪網的新聞評論功能當天被取消，人民網強國論壇下午更是首次改為全審核狀態，中國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對關鍵字趙紫陽的搜索，不顯示任何結果，但是民間仍有不少人自發撰文進行懷念外聚集不少高舉趙相片或輓聯的悼念人士和上訪民眾。[202]
趙紫陽逝世週年期間，北京公安開始「如常」監視並拘捕悼念紫陽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動人士，如胡佳和齊志勇等人。家屬表示只在家中舉行私人紀念活動，但是「家門永遠對公眾開放」，將接待前來悼念的人士。[203]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眾前往趙紫陽家中祭奠。[204][205]2011年10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一批民眾，自發在錦江區三聖鄉舉行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他們人數不多，但是高舉的標語上寫的是當年讚美趙紫陽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關注民生的民謠﹕「要吃糧，找紫陽」。[206]2012年清明節前後，中國互聯網出現大量悼念趙紫陽的網站和網頁，甚至出現「趙紫陽網上紀念館」，而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刪除這些網頁，而默許了它們的存在。這被認為是中共作出改變的一步。[207]另外，大約有200名訪民到趙紫陽家悼念，[208]還有一些人哭祭。
但在中國左翼和極左群體的觀點裡，趙紫陽常被批判，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典型，在中國左派的網站烏有之鄉中，搜索「趙紫陽」的結果，基本為對其人的負面評價。[209][210]
2019年10月18日，在趙紫陽在逝世14年後，趙家後人將趙紫陽的骨灰與其夫人梁伯琪的骨灰合葬於北京昌平區民間公墓天壽園。[211][212]
雖然趙紫陽的支持者在他因「六四事件」被軟禁後就不斷地推動平反，但是後任者還是成功地將他的名字和材料從大多數公開記錄中移除或銷毀，[96]中國官方試圖把趙紫陽從公眾的記憶中抹除的努力包括從教科書中將他的名字刪除，以及禁止媒體以任何方式報道趙紫陽。[213]但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媒體在講述部分歷史事件（如中英談判）時，會偶爾提及趙紫陽的名字，但也有媒體採用「時任總理」或「時任總書記」來代替，以避免出現其名。[來源請求]2021年6月28日，在《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大事記（1921年7月－2021年6月）》中，趙紫陽同胡耀邦一起，他們的名字都出現了三次。[214]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有192人聯名致函16大，要求恢復趙紫陽的政治權利並解除對他的軟禁，趙常青和歐陽懿等人還因此被逮捕起訴。[215]2005年，包括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喬石，和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內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員，常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高級幹部聯署去函中共中央，要求為趙紫陽恢復名譽，並對趙紫陽及其對中國作出的重大歷史貢獻公開緬懷和紀念，還要求中共中央以國家領導人的規格為趙紫陽舉行公開而隆重的國葬。中國政府同意舉行儀式進行紀念，但規模遠遠不能滿足黨內外民眾的訴求。[216]在中國大陸，在未經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只有《炎黃春秋》雜誌有時敢於刊登和趙紫陽相關的文章。[217]維基解密爆料稱因為《炎黃春秋》發表關於趙紫陽的文章觸動了江澤民，江澤民曾施壓當時分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要求《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下台，但在胡錦濤的干預下，杜導正沒受影響。[218]
政治方面，趙紫陽以國情民意和多年的從政經驗為基礎，主張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從而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具體的做法就是在穩定的前提下「先人權後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無民主」的模式，他認為自由比民主更為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評港督。同時，司法獨立，不受政府控制，並允許結社，這樣可以啟發民智，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因此，他不贊成一次性的施行多黨制和普選，而主張先做好兩項改革：首先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其次，加強法治建設，實現司法獨立。同時，執政黨黨內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決策的公開化，要培養公民的權利意識；[160]
在談及三年大饑荒和中共責任時，趙紫陽曾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219]
國際和兩岸關係方面，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過思想解放和觀念啟蒙，消解中國傳統的獨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營造出自由、寬容、多元的社會氣氛。主張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兩岸統一；經濟上主張法治下的市場化、私有化，充分發揮民間的經濟創造力，讓國企在市場競爭中完成產權改革和優勝劣汰。[160]
時任國務院代總理的李鵬1988年3月25日在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國務院在趙紫陽總理主持下，認真執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在各項工作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奮力開拓，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國家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20]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為，趙紫陽同志代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報告堅持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論證了我國社會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正確的論斷，對於防止和糾正「左」的和右的干擾，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歷史意義。[221]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10]
新華社在2005年1月29日發表關於趙紫陽遺體火化的消息時，評價說：「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172]嚴重錯誤是指「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縱容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削弱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222]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方網頁中的歷任總理頁面上，唯獨缺少趙紫陽的照片及簡歷；[223]不過後來中國網發布的全總理名單裡，出現了趙紫陽的肖像。[224]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官方網頁也放出了趙紫陽的肖像及不完整簡歷。[225]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在2008年11月24日刊登一篇名為《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堅持》是文章，文章認為：「我國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卻公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例如，趙紫陽曾認為，搞市場經濟就不能再搞無產階級專政。」「趙紫陽一伙人還講什麼改革就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義，其實這也是欺人之談，他們所講的新民主主義，完全是搞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該篇文章目前已經無法訪問，疑似被刪除。[226]
已故的原中顧委主任陳雲生前曾評價趙紫陽：「一貫追求西方的所謂自由經濟，其實根本不懂，為人疏闊，愛聽信左右，不夠實事求是，關鍵時刻走到中央的對立面了。」[227]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表示，趙紫陽的「不鎮壓」原則，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228]鮑彤之子鮑朴說趙紫陽是一位能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解決實際問題的新型政治家，他不迴避問題，其中包括民主政治。他說，毛澤東時代大辦人民公社，趙紫陽在探索糧食增產；在公有制不能被否定的時侯，趙紫陽在思考商品經濟；成為總理後，他告訴大家商品經濟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229]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嚴家其和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指出，從1978年開始到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眾多方案主要由趙紫陽等人主導制定，是中國經濟改革主要的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230]中共黨史研究者高文謙說，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堅決不向學生開槍，為了這一決定他付出了16年的代價，一直被軟禁到死，他在歷史上的定位會很高。[229]前中國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說趙紫陽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中國那種傳統的英雄，在中國這種世俗社會，追求名利權位的情況下，應該學習趙紫陽的道德風格。[155]
中國青年網在2015年7月16日，發表一篇名為《要吃米找萬里 要吃糧找紫陽》的文章。文章宣稱：「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萬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遙相呼應，帶頭打破「左」的禁錮，勇敢探索農村改革之路，大膽支持農民的改革之舉，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讓農民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糧食增產，很快吃飽了肚子。 」「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趙）紫陽第二，周惠第三。'」「那時，在中國大地上甚至廣為流傳'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佳話。當然這不是對幾個人的頌揚，而是人民對中共中央正確決策的高聲歌唱！ 」「80年代，萬里是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他與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傑出貢獻。許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並頒布實施的。」「我[註 2]在第一任副總理期間，深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支持，特別是得到常務副總理萬里的具體幫助。 」[231]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刊登一篇名為《國務院大院的記憶》文章。評價說：「趙紫陽一貫倡導節儉，反對鋪張浪費，講排場。為了制止公費請客，曾明確規定，公費請客只限『四菜一湯』。雖然執行中有阻力，未能堅持下去，但對當時不良風氣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嚴格要求幹部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自己首先身體力行，在位期間，從未對自己的住宅、辦公室大興土木購置貴重高檔用品，一切從儉，不浪費國家一分錢。」[232]
由於趙紫陽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生產力」，艾思奇前秘書黨校教授吳秉元指責他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退回到資本主義私有制，並公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226]對社會上類似的批評，趙紫陽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鄧小平說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就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有人說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有什麼？這是規律。」[233]
趙紫陽逝世十周年時，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指出中央對他已經做出「在關鍵時刻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定性評價，同時肯定了他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面做過的「有益工作」，中央的那次報告繼續稱呼「趙紫陽同志」，這一評價格局大體延續了下來。談到民間和國外對他的評價時，社評稱「不同價值觀的人對他的看法是分裂的」「25年前中國社會邁過了那場危機，但中國內外一直都有人希望那樣的危機能夠重來，並且為此不遺餘力地尋找機會做意識形態鋪墊。」「 25年來中國按照趙和他智囊們在重大關頭所反對的政治路線和哲學，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最敏感的問題，中國奉行『不爭論』政策，中國把行動和不斷取得的成就作為了對那些問題的回答。」該評論還稱未來修改這一評價的空間，很可能遠遠小於因時過境遷事情被淡化、人們更多記住一位老同志曾經所做好事的空間。[234]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稱讚趙紫陽沒有一絲一毫大官的影子。他到鄉鎮考察不是做出一幅視察的樣子，而是真有問題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驗證。趙講問題總是從實際出發，分析中肯，沒有「因為權位高，所以我正確」的官腔。最有啟發的地方是，趙的經濟思維，重點永遠是怎樣解決關鍵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爭論是非曲直。[235]他更像一個走經驗科學路線的教授，他心中真正有興趣的事情不是權位，而是「事實和包含在事實中的邏輯」。趙紫陽平生傾心的事務，恰恰與十幾億中國人探索在新體制下擴大經濟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這件事密切相關。[236]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說，趙紫陽、胡耀邦都是中華民族的偉人。如果當年能夠讓他們放開手，讓中國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話，中國的今天就不是天怒人怨的情況，社會矛盾也不至於尖銳到如此地步，我們的親人也不至於慘遭殺害，中國的今天應該是美好的。趙紫陽開創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奇蹟，他不說違心話，就是死都不認錯的前總書記。他給中國共產黨人，給中國人樹立了一個楷模和榜樣。[237]中國企業家李國慶說：「我們這一代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我尊敬趙紫陽，沒有他，我們不會有今天，但我已不再談政治。」[238]
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稱趙紫陽很有水準、很務實、很能幹，領導和主持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趙紫陽是清醒的改革家。他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經濟改革，他主持起草的報告被鄧小平稱讚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共十三大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和理論，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歷史過程。這些理論奠定了中國相當長時期內前進的基本框架。李普稱趙紫陽要付諸實施的部分設想隨著他被非法撤職而停止，甚至已經改革的部分內容也走了回頭路。趙紫陽是一個負責任的偉大的政治家，更表現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上。他堅持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解決矛盾。他選擇寧願不當總書記，也不贊同武力鎮壓，他和六四這個冤案，總有一天要平反、要昭雪。[239]
香港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為趙紫陽的逝世數度落淚，在談到對趙紫陽的評價，他說趙紫陽應該功大於過，他的過是可能大都在共產黨內部，金庸說作為黨外人他本人不了解這個政治鬥爭，但他覺得趙紫陽對人民、對國家是有貢獻的。[240]香港反共作家古德明於其專欄批評趙紫陽的失勢乃權力鬥爭的結局，乃其「投共」的結果。認為其和中共當權者無分別，例如在1984年就曾香港回歸反詰香港人懼怕中國共產黨的言論，問香港人「你們怕什麼？」，反對香港市民及國內人士悼念趙紫陽及為其譜寫頌歌。[241]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華說，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上堅持立場，不屈服，不認錯，他表現出強大的道德勇氣和以民為本的政治良知，可謂風骨錚錚，亮節昭昭。這是他一生中最悲痛的一頁，也是最光輝的一頁。[242]
中國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說，在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抉擇中，只要趙紫陽放棄道義立場，他就可以保住總書記的高位，但紫陽先生寧願放棄黨魁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堅守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131]趙紫陽在20世紀80年代對中國改革的巨大貢獻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的道義堅守，也將作為獨裁政治中的異數而名垂史冊，他留下的政治遺產和人格遺產對一些高官構成了巨大的道義壓力，有別於鄧小平的趙紫陽模式，也已經標示出中國未來改革的方向。[243]
中國近代史學者章立凡說趙紫陽有關中國改革的思想和舉措（執政黨要在憲法的框架中行使權力）在今天看來仍然意義重大。如果當時沿着十三大的路線繼續走下去的話，中國不會出現現在的尖銳社會矛盾和兩極分化，而且中國的法治建設和憲政肯定比現在的水平要高。趙紫陽的失勢對歷史和現實來講，都是非常大的遺憾。[244]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四人幫」主犯之一張春橋：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下去了，換上了掛狗頭賣狗肉的。時間沒多久，狗咬狗的事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看電視《動物世界》，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誰該由誰吃，吃剩下的，比如獅子吃剩下的，由狗吃；狗剩下的，由鷹吃，而且吃得乾乾淨淨。趙紫陽販賣了一通「優勝劣汰論」[註 3]，就是把動物世界裡的事搬到人類社會來了。[245]
中華民國前總統陳水扁對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拒絕武力鎮壓學生的行為給予肯定，並且批評了鄧小平對學生的血腥鎮壓。[246]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稱趙紫陽是一位有遠見的領導人，是一位在中國處於變革的時代倡導改革的領導人。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趙紫陽對國家的熱愛和他獨特的領導風格為他贏得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趙紫陽是中國80年代經濟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的設計師，也是通過貿易和投資把美中兩國人民聯繫到一起的領導人。趙紫陽在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時候，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人們在中美建設性的關係上，也不應該忘記趙紫陽的功績。他是一個有道德勇氣的人，在苦難時期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而做出了巨大個人犧牲。他是中美關係強大的推動者。[247][248]
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249]
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稱趙紫陽是一位泰然自若、文雅、堅定和重實效的人。[250]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說，趙紫陽在六四運動中堅持了人道主義的底線，在人性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與文明的一邊，並為此失去了自己的最高權位和自由。如果中共把這一點評為是錯誤而不能改的話，中共是在逆人類基本文明的標準而動。[250]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1988年受趙紫陽接見，他稱趙紫陽是一位思想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的國家領導人，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251]
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說趙紫陽是最早策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人之一，但現在的中國是不允許趙紫陽存在的，等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他們為國效力，功勳卓著，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敗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252]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戴維·蘭普頓說，趙紫陽的領導作風十分民主，思想活躍，總是尋找解決問題的不同方式。他是中國第一位新一代領導人，他在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非常自如和聰慧，而不是教條主義的。[250]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教授吳國光說，古人云：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但趙紫陽三者皆立，1989年以身殉道，是立德；擔任總理期間改革計劃經濟是立功，當然這有未竟之功，即政治改革；他關於政治制度變革的持續思考與論述，對於人們理解中國政治制度及其轉型具有深刻的智慧啟迪，是立言。[143]
旅居美國的作家和經濟學家何清漣撰文稱，在歷任中共總書記中，趙是一位真正懂經濟的領導人，在做封疆大吏時，他就以解決民生、舒解民困見長。趙紫陽1980年代參與的改革是各階層普遍受益的階段。趙下台後，繼任者把中國帶往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使中國成為權貴們肆意掠奪公共財產的天堂，由此引發的嚴重貧富分化和深度社會矛盾後，中國人才會想起中國在數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只有胡耀邦和趙紫陽時期的改革才是追求廉政、均富、和平自由的理想主義改革，也只有那一時期，民眾才真有改革的參與感。趙紫陽被迫下台不僅標誌着他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還標誌着理想主義改革在中國的終結。何清漣表示趙紫陽六四事件中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之建議所承載的政治智慧與道德勇氣歷久彌新。回憶起趙紫陽當年的作為，紀念趙的意義遠遠超出紀念其人物本身。因為在這位老人身上，不僅有他個人的歷史滄桑，還體現出中國政治在一個半世紀的現代化道路上所經歷的艱難曲折與踣跌起伏。趙紫陽和胡耀邦兩人是中共歷史上少有的富於人性、擁有健康人格和陽光形象的高層人物。[116]
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其著作《鄧小平時代》中提到，他的批評者認為，他在「六四事件」中面對抗議學生時不夠果斷，過於關心自己「開明領導人」的形象，從而助推了事件的發生[253]。而在該書附錄中，也有關於趙紫陽的人物評述，文中提到趙「對國際經濟問題有着出色把握」、「是傑出而又堅定的改革家」、「是天生的領袖人物」。同時將其與胡耀邦做比較，提到他雖然不像胡一樣熱情洋溢，但由於不拘一格、平易近人也能受到部下喜愛。文中稱，趙不是政壇上的快拳手，但是有報效國家的崇高意識。但文章同時也指，儘管趙紫陽為人和藹可親，但是亦有同事認為其不合群，喜歡為自己着想[254]。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處理涉及趙紫陽同志的圖書的通知
- 《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1981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 《關於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82年11月30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 《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1985年3月27日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
- 《關於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86年3月25日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 《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1987年10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趙紫陽總書記答中外記者問》，1987年11月2日在中共十三大新聞會上答中外記者。
-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宗鳳鳴記述，2007香港開放出版社。從1991年7月至2004年1月，老友宗鳳鳴探望趙紫陽上百次，完成的歷史回憶和時事評論的對話記錄。
- 2009年5月13日，趙紫陽的回憶錄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譯是「國家的囚犯：趙紫陽總理的秘密日記」）出版。其內容由他在軟禁期間，偷偷送出的一系列錄音帶上的口述內容整理而成。
- 中文版《改革歷程》2009年5月29日香港新世紀出版社，（ISBN 978-988-17202-7-6）[255]。
- 台灣版書名為《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ISBN 978-957-13-5052-3）。
- 《趙紫陽文集》（共四卷）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文集由趙紫陽生前舊部根據原始文獻整理編纂，結構上模仿其他中共領導人著作集的體例，收錄了趙紫陽1980年至1989年期間的文章、報告、講話、談話、信函、批語等，共498篇。
- 第一卷為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1980年9月起任總理）
- 第二卷為1983年1月至1984年12月，
- 第三卷為1985年1月至1986年12月，
- 第四卷為1987年1月至1989年5月。（任總書記以後）
- 《趙紫陽文集（四川卷）》2019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趙紫陽1975年至1980年在四川工作期間的文章、報告、講話、談話、信函、批語等，共75篇。
里爾榮譽市民（1984年6月3日）[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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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在中國內地屬忌諱話題。2012年2月20日，百度百科對「趙紫陽」詞條解除屏蔽，詞條簡述了趙的生平和任職、撤職經過，一日內就有兩百多萬人次瀏覽，但該詞條在引起網絡廣泛熱議後再次被刪除。[263]2013年「六四事件」紀念日前夕，百度百科上重新出現了「趙紫陽」這一詞條。
2013年3月，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播放的電視劇《趙氏孤兒案》中的部分台詞如第38集第4分鐘「這19年來，每年的某一個日子，總能見到百姓祭奠趙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是指屠岸賈）下令處死的嬰兒，大人（是指屠岸賈），你抓也抓了，殺也殺了，可就是禁絕不了；關於趙氏的傳言，在市井中口耳相傳，傳承不斷」，引起一些觀眾無限聯想，他們認為這些台詞有借古喻今的意味，暗喻在「六四事件」中被武力殺害的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的趙紫陽。[264][265]
2014年9月9日晚，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播出第39集，在第23分鐘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時，劇中出現一個沒有標明姓名、職務的人物。但是根據眼鏡、面型、髮型等特徵判斷，相信此人正是趙紫陽，趙紫陽的此次「不點名現身」成為內地影視作品首次公開出現趙紫陽的鏡頭。[266]此後這個人物在第44集和46集還各出現了一次，排名緊跟胡耀邦之後。
2015年1月趙紫陽逝世十周年之際，有來自中國多地的民眾自發前往趙紫陽的故居。很多趙紫陽的老部下，老幹部等也來參加了紀念活動，包括中國國務院前副總理田紀雲。[267]
2015年1月17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題為《對一些人和事，官方沉默也是態度》的社評，文章開頭明確提及趙紫陽逝世十周年的敏感時間背景。並在首段提及趙的秘書鮑彤多年來為其「積極發聲」。文章稱「不同價值觀的人對他（指趙紫陽）的看法是分裂的」。文章也直指中國官方在趙逝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避免談論趙紫陽，但同時又解釋稱此種沉默也被認為是「一種態度」。文章亦將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趙作比較，指官方預定在2015年胡誕辰百年之際舉行隆重紀念活動，但對趙紫陽逝世10周年卻沒有發聲。文章又轉而分析官方冷處理趙紫陽的動因稱，其一在於官方對其的評價穩定，沒有調整口徑的需要。二是官方擔憂對趙紫陽的定調發生變化會引發現實的政治波動。文章稱，中國按照趙紫陽曾經反對的政治路徑取得了重大的建設成就，以「不爭論」政策作為對敏感歷史議題的回答。文章同時稱，中國官方及社會對待六四事件有了更多成熟和理性，中共官方對趙紫陽的定調也逐漸被社會更廣泛地接受。[268]此篇評論也是在趙紫陽逝世10周年之際，官方做出的罕見發聲。但總體上並未改變對趙紫陽的態度，只是強調社會的看法更為寬容。該文章被部分門戶新聞網站轉載，且開放網民評論。網民評論以挺趙、讚頌趙的功績為主，稱頌其為「偉人」、「有良心、有風骨、有道義」、「值得尊重」等等[269]。目前該文章頁面已被刪除，評論區仍可訪問，但評論已經被悉數刪除。
2015年11月，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的紀錄片《胡耀邦》中，將當年《人民日報》頭版中趙紫陽的頭像抹去，替代為趙紫陽的政敵李先念的頭像。同時在《胡耀邦》第五集中，涉及趙紫陽的鏡頭同樣被抹去。[270][271][272]德國之聲刊文稱，篡改過去的一張報紙，從方案提出到精心裁剪、重新製作再到拍攝播放，並非一個人心血來潮的即興之作，而是一個系統性的造假。在資訊發達的時代，這種造假比過去顯得更加天真、愚蠢和虛偽，但它有效地傳遞了信息，即當局正在對趙紫陽實行「抹除記憶」的刑罰，這種刑罰可以追述到古代埃及和羅馬的專制權術。[273]
2019年10月18日，趙紫陽的骨灰被正式安放在北京昌平區民間公墓天壽園，與夫人梁伯琪合葬。據悉，為了順利合葬，趙紫陽的子女向官方承諾僅安排直系後裔出席，並以家禮形式進行，而多位希望前去參加葬禮的趙紫陽支持者被限制行動，未能成行[274]。
2023年10月21日，萬科創始人及董事會名譽主席王石在微博發布視頻，慶賀趙紫陽之孫趙致遠結婚，王石表示「值此喜慶之時，念起帶領我們走出改革之路的紫陽前輩以及他留給我們無盡懷念的八十年代。感喟之情，無以言表。謹向紫陽前輩致以最誠摯的敬意。他的高瞻遠矚，不僅啟發了一個時代的國運，更是涵養了歷史長河的境界。他的寬厚善良，不僅救助了無數要吃糧的百姓，更把福報留給了自己的裔孫。」[258]該視頻後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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